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1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2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2005年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欧洲货币联盟欧债危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深入思考。从政策层面上看，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隐患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而欧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来补救。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爆发危机到实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热议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项目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文就将从欧债危机的视角来探析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一、欧债危机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是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来规定的。
（一）货币政策
欧洲货币机构对货币政策策略的定义是“中央银行决定如何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价格稳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两点：货币政策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的；价格稳定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地位是既定的。[2]
欧洲货币联盟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货币联盟，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建成了一个统一的、超国家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地发行区内统一的货币——欧元，并在全区内自由流通和使用。
尽管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很多个，但《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在不妨碍稳定价格目标的前提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支持在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以期对实现第2条所制定的共同体目标做出贡献”。[3]
针对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欧盟公约还规定了“不救助条款”：1.禁止欧盟机构或其他成员国为任何一个成员的财政承诺承担责任；2.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直接为成员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提供融资。[4]
（二）财政政策
欧洲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约束。
《马约》对成员国进入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时规定了四项“入盟条件”，体现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数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灵活性：第一，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有超过则应保证该比例持续地、令人满意地向参考值靠拢，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偶然的；第二，累积债务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除非超过的债务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减少，向参考值靠拢[5]。可以看到，诸如“令人满意地”、“暂时的、偶然的”等措辞都极为含糊。
正是由于《马约》的规定在理解和解释上比较模糊，灵活性强，约束力不够，才有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出台。《稳定与增长公约》主要是对不履行《马约》的成员国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凡公共赤字超过规定标准的国家，如不按期纠正，需加纳无息储备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达标的，储备金将被作为罚款予以没收。《稳定与增长公约》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于处罚的特殊情况，然而德国总理在当时的《金融时报》上宣称不会让“布鲁塞尔”来支配其财政政策，公然违背《稳定与增长公约》，随后，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欧洲经济大国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约》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二、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的隐患
欧洲货币联盟成立时，各国便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也是在多方争执中妥协的产物，故而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的隐患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将是诱发危机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政府过度赤字化倾向
欧洲货币联盟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集中管理；但是财政政策却不统一，各成员国保持财政自。“在设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机制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自主性、约束性与协调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组合。”“财政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员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两项政策工具的丧失，欧洲经货联盟事实上对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来针对国别冲击而实现短期稳定和中期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这样看来，当个别成员国遭受不利冲击时，由于货币政策不能自主决定，该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缓解不利冲击的影响。《马约》虽然规定了3%和60%具体的“入盟条件”，但处罚措施较轻且多流于形式，虽然欧盟内部有大部分国家达不到这两个硬性指标，但也仍未见有任何处罚。大国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让人们觉得“小”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大”国家则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规定难以实行[7]。在如此宽松的财政约束政策之下，道德风险随之增加，各国很可能选择过度赤字来转嫁税务负担。到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达12.7%，公共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3%，远超过3%和60%的上限。与此同时，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过8%，而意大利的累积债务比重更是高达115%。
（二）过度赤字的财政政策产生的“外部不经济”
成员国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还会在联盟内部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不经济。一旦个别成员国负债过高，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其货币政策时就会面临压力，从而很难坚定地贯彻其既定的货币政策。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无视个别成员国的财政状况而坚定地执行其既定的货币政策，个别成员国的“资不抵债”就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事务”，因为个别成员国财政与金融状况的恶化会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
霍尔伍德与麦克唐纳[8]也指出，一旦区域内某国由于经济萧条而采取扩展性财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债务形式融资，不仅会带动该国国内的总需求，也会带动整个区域内的需求量，引发区域内的通货膨胀。而这种财政赤字还会使市场利率上升，紧随其后的“溢出效应”就是区域内的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针对欧债危机暴露的政策弊端，欧盟积极推进顺应形势的改革
2009年，希腊宣布国债高达3000亿欧元之后，欧洲债务危机便以希腊为导火索逐渐拉开了序幕。整个欧元区深陷泥潭，欧元前景堪忧。由于欧元区之前明文规定了“不救助条款”，导致了危机救助方案的延缓出台，引发了危机传染效应。为了有效化解危机，欧盟各国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的新机制，主要通过eFSF、eSm、imF这三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危机救助体系，保障欧洲金融稳定。
（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是欧元区17个成员国于2010年5月9日创立的由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拥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职责是以欧元区成员国的信用作为抵押发行债券融资并向申请援助并得到批准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2010年5月欧盟出台了危机救助应急方案，共有750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eFSF承担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亿欧元的贷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为到期日。[9]
（二）欧洲稳定机制（eSm）
为了解决eFSF存在到期日的问题，欧盟决定于2012年3月14日创立一个永久性的危机救助机制，即欧洲稳定机制（eSm）。eSm将在2013年取代eFSF成为欧元区常设救援基金，来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当其成员国市场融资的正常途径受阻，或面临受阻的风险时，eSm将为其成员国提供金融稳定的支持。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表示，eSm将和imF类似享受优先债权人地位，但若两者同时介入，imF将享有高于eSm的债权人地位。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联合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它与世界银行（wBG）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主要负责监督汇率波动情况和各国的贸易情况、必要时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这次欧债危机爆发后，许多救助方案都是imF与欧盟联合出台的，imF在这次危机救助中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应对危机的金融安全网的初步形成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和imF联合出台了两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腊政府提供1100亿欧元的贷款，800亿欧元由欧元区其他国家分摊；300亿欧元由imF提供。二是筹集一个规模高达7500亿欧元的安全资金：2500亿欧元由imF提供；4400亿欧元由eFSF提供；600亿欧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机救助方案。但始终是eFSF、eSm、imF发挥主要作用，这三个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金融安全网，暂且不目前其作用发挥的成效如何，至少欧元区的危机管理框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是一种进步。毕竟都是一些事后补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欧洲货币联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四、对中国-东盟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启示
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暴露问题到解决问题，经历的这一系列过程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呼吁深化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之下。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建立货币合作区域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一）财政政策需要与货币政策相一致
这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即一体化管理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财政政策相冲突。中国-东盟的区域货币合作就必须避免这一点，尽量做到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要想保持这种一致性的最大障碍是各国必须放弃各自的政治，但这在中国-东盟地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犹如财政联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早在1977年的欧洲委员会上，macDouganReport就提及“一个可行的财政联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国Gnp的5%作为公共预算”[10]。中国-东盟可以借鉴上述观点，各自出缴GDp的5%作为公共预算，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央财政体系的制度安排。平时，各国可以保持较高的财政自，只有当区域内某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才动用这个中央财政体系，利用其公共预算部分，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来配合统一的货币政策，用于对抗区域内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但是这种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实现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完全协调。
（二）需要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所以必须建立起区域危机救助与资金融通机制，能够在成员国发生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对此，可以在成员国之间成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一个健全的区域性债券市场可以为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道，既能避免区内闲置资金外流，又能在危机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不至于产生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只有融资渠道的健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机。
中国及东盟各国的外汇储备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另外，表一显示各国居民储蓄率也相对较高，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居民储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债券市场，那么“中国-东盟债券市场”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健全，才有了较高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这些资金的投资需求更需要一个安全的债券市场来进行投资和融资。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国-东盟债券市场”不仅具备现实的资源，而且还顺应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鉴欧洲货币联盟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努力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个保障金融稳定的危机救助体系，相信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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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玮、杨伟国.论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J].欧洲，2002，（1）：44-51.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4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主要由政府有计划安排进行，这决定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必然要相互配合来完成经济调节的使命。那么，当我国经济步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有其必要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会帮助调节微观经济的平衡，让微观层面的经济朝着最佳状态发展。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宏观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失灵。这是，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诸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使用时必然选择。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的是不同的职能，两者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结构，从而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发展速度以及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其主要是中央银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从而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周期短，时效性好，它主要是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机会不具有对结构进行调节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其不同的职能与特点，两者缺一不可，为达到完美的调节作用，两者必须相互协调。
第三，从经验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学派观点众多，但大部分学派都承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不少西方国家的重要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银行的经济行为较少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大部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行为都没有与政府财政政策一刀两断，相反与财政政策是相互搭配的关系。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众多，也有其局限性，但他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搭配还是承认与支持的。因此，不仅是从经验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和必然要求。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途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正确结合也是有其方法的，要深层次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确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时空界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要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精确的计算。在两政策的运用中要合理地掌握空间以及时间的界限，这样两政策才能相互补充将效用发挥到最大。在时间界限方面，为判断两政策是否做到真正协调，应该要设立一系列指标来进行判断。一是通货膨胀率，最好以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以年通货膨胀率来判断很可能无法得到反映市场动态的及时信息。观察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的数值，与预期通胀值进行比较，判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二是工业生产增长率。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空间界限方面，我国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都是中央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后适用到全国。但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经济的地区性失衡特别严重，直接造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在有些地方效果明显，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见任何效果。因此，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做到差别对待，这样才能让两政策的协调发挥最大的效用。
(二)摒弃财政赤字政策，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赤字与市场经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为保证稳定的通货膨胀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财政收支要力争平衡。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部门要改变传统心态，在制定财政预算时要摒弃财政赤字预算的做法，采取平衡财政预算；二是从理论上摆脱赤字有用论的影响，彻底远离赤字；三是首先从政府部门下手，控制支出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了,可以减少实施紧财政政策的水分,减少财政对赤字的依赖,有利于财政银行关系的改善及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
(三)改革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搭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回升向好阶段。如何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避免通货膨胀，这就决定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面对不同的经济形势，存在不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问题。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般作用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从总量调节出发，可以把货币政策分为3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是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对投资和短期内发展有利，但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第二种类型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对控制物价有利，但对投资和短期内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第三种类型是中性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状况不产生影响。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财政政策也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投资。减税使企业和公众持有的货币增加，增加支出规模则直接扩大需求。但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税减支。增税使企业和公众可支配的利润和收入减少，减支则直接减少政府需求，但对投资不利。第三种类型是中性财政政策，财政收支保持平衡，对社会总需求是中性影响。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运用的必要性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由于它们本身固有的特点，二者都有一定局限性。无论是货币政策调节还是财政政策调节，仅靠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没有两者的配合，单个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大大减弱，这就有必要使二者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其综合优势。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在于：（1）财政与银行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银行和财政在资金往来与对再生产过程的资金供应以及财政证券的发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的变动必然影响另一方的变动，客观地决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作为统一的整体运作才能发挥比较理想的效果。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具有互补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大政策必须协调运用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3不同类型政策搭配的利弊分析
3.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扩大政策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来扩大信贷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这种组合的政策效应是财政和银行都向社会注入货币，使社会的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扩展，对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这种组合只有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社会经济中存在大量未利用的资源时采用。如果没有足够的闲置资源，这种组合将导致通货膨胀。
3.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税、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抑制消费与投资，从而控制社会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来压缩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这时，货币当局加强回收货币，紧缩银根，压缩社会总需求；财政部门压缩财政支出，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社会货币量。这种双重压缩使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明显减少，社会总需求得以迅速收缩，从而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3.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样，就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如果货币政策过松就难以控制通货膨胀。
3.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社会总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4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4.1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而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说来，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4.2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有多高，更重要的是指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4.3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在我国，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调节对象、调节目标、调节过程均有所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二者既需要互相支持，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加强调节效果。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调节对象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总量，调节过程长；而财政政策的调节主要在分配领域，调节对象主要是纳税人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调节过程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二者虽有差别但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因此要注意到相互间的影响，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4.4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采用哪一种组合方式，取决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透彻分析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科学地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进行有效宏观调节的客观要求。在这里，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国情是十分重要的。
2009年，我国面对出口的严重萎缩，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有效地使国民经济回升向好，达到了“保八”的目标。
5结语
同煤集团作为国有特大煤矿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要坚定“三新”发展思路，打造低碳绿色新型能源基地。立足市场，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充分利用国家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趋利避害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的道路；树立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理念；建设产业多元，低碳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同煤，实现集团公司“做强同煤，造福员工”的战略目标是变化的，随r的增加而按一定规律减小，即n1是r的函数。
在轴线处，折射指数最大，即n1（0）=nmax；而在纤芯与包层的交界处，折射指数最小，即n1（a）=n2。这样，可根据n1（）r的不同，将纤芯分成若干层，如图5所示。
图5非均匀光纤的导光原理
设有一条射线以入射角φ射向端面a点，进入纤芯后，由于纤芯中的折射指数是从nmaxn2(由大变小)，因此光射线相当于是从光密介质射向光疏介质，此时射线应离开法线而折射，而纤芯中各层的法线都是垂直于界面的，因此光射线应有如图5所示的轨迹。当到达rm后，射线几乎与轴线平行，而后又由光疏介质射向光密介质，光射线又将变为靠近法线而折射，这样即形成一条按周期变化的曲线。
由此可得出结论：在非均匀光纤中，是靠光的折射原理将光射线集中在纤芯中，光射线的轨迹不再是直线，而是一条由折射形成的曲线，不同轨迹的折射曲线又和轴相交，向前传输。
3光纤的传输损耗
光波在光纤中传输，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光功率逐渐下降，这就是光纤的传输损耗。光纤每单位长度的损耗直接关系到光纤通信系统传输距离的长短。
形成光纤损耗的原因很多，有来自光纤本身的损耗，也有光纤与光源的耦合损耗以及光纤之间的连接损耗。
光纤本身损耗的原因主要有吸收损耗和散射损耗2类。
①吸收损耗是光波通过光纤的材料时有一部分光能变成热能，从而造成光功率的损失。造成吸收损耗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光纤材料有关。对于超高纯度的石英光纤来说，在1.55μm附近有损耗的最低点。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
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二）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
财政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结构的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侧重点总是不尽相同的。
（1）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重塑财政要适时转换职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总需求应由银行负责供给。换言之，财政调控重点是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社会总求求调控，合理分工，协调动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可以放松总量调控，银行应该退出结构调整。
（三）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以扭转目前“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首先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适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的振兴：
（1）提高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集中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财政力和能力从根本上讲，两个比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但目前最紧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
（2）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有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可将清理整顿的财政信用资金、机关团体的央行存款、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存款筹划归政策性银行，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适度发行长期债券；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的评估，实现应有经济社会目标。
（四）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1）国债管理政策
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国债不仅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舒缓财政困难，还能用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还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条件。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以臻完善：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
（2）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为投融资主体的金融活动，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显的金融性，客观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又一结合部：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次，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来重，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7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
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二）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
财政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结构的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侧重点总是不尽相同的。
（1）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重塑财政要适时转换职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总需求应由银行负责供给。换言之，财政调控重点是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社会总求求调控，合理分工，协调动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可以放松总量调控，银行应该退出结构调整。
（三）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以扭转目前“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首先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适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的振兴：
（1）提高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集中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财政力和能力从根本上讲，两个比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但目前最紧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
（2）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有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可将清理整顿的财政信用资金、机关团体的央行存款、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存款筹划归政策性银行，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适度发行长期债券；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的评估，实现应有经济社会目标。
（四）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1）国债管理政策
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国债不仅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舒缓财政困难，还能用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还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条件。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以臻完善：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
（2）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为投融资主体的金融活动，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显的金融性，客观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又一结合部：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次，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来重，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新常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回到一位数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至今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中国从1949—1978年年均增长为9.9%，这样比较能够发现年均增长速度约降低2%—3%。
1.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低到高所占比重逐渐增多，第三产业增加值一年比一年高，已经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结构趋向优化，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也在加强，收入分配合理性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趋势，结构合理优化，发展科学稳定。
2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越界
首先，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之前我国没有严格的划分两大政策，两大政策没有很好地界定区分,致使宏观经济的不能按秩序运行,宏观调控不能发挥效用。其次，两大政策相互“越位”。最后,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完善。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十分不合理,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迅速扩大与资金结构扭曲并存,资金供需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混乱并存。
2.2财政、资金政策配合空间不足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因为被压缩而减少。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的特点，我国采取政策性金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主要帮助国民经济的弱点处，如偏远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农业等弱小行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离不开支持。但是，当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精力放在市场份额和市场目标上，追求“短平快”的利益。充足财政性资金反而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而且，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这种矛盾现象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到限制，且不利于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发挥作用。
3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两大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提出以下对策：
3.1找准定位，优势互补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服务全局的意识和定位，帮助国民经济稳定高质的提高。两大政策在结构调控与总量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有选择的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往往会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把当前的总量扩张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策应，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做到兼顾其他，运用财税政策向三农社保、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做倾斜支持。
3.2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
第一要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比重，改变以往由货币政策“占大头”的局面。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增加，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对政府分配方式要严格规范，对财政进行统一。当前，我国财政权利分散情况明显，各级政府都能够利用职权行驶财权。第二要明确两大政策各自的重点所在。两大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提倡效率原则，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财政政策偏重公平原则，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要根据两大政策不同的侧重点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作用。第三要做好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需求过高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能轻易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所以要找准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
3.3协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配合工作
中央负责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但执行的细节和具体处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使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做到更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应该建立一个由两部门联合打造的机构，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选出的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两大政策矛盾的症结所在，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减少或者化解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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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9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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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