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1
突发事件后往往很容易受到媒体聚焦和网民关注，特别是与民利益相关的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关注度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暴增，此时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舆论聚光灯下，迅速成为公共热点。此时，如果政府事件处置不当，就会再生舆情，推波助澜，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而舆情应对失误，则会平添质疑，助长谣言，干扰事件处置，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那么，当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该如何应对化解舆情危机呢？总结过去众多实例我们不难发现，要做好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工作，需要遵循“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科学适度”四个方面原则。
一、及时准确，争夺舆情引导先机。
有研究表明，突发事件舆情处置讲求黄金4小时原则，事件发生4小时内可能被大量转发，24小时内就能成为舆论焦点。如果此时政府部门不及时权威信息，争夺舆情引导先机，正确有效引导舆情，那各种谣言、虚假就会在公众质疑声中不断被放大传播，误导社会公众，导致事态扩大，把舆情危机推向高潮。
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了解事件情况，第一时间跟踪研判舆情，设置传播议程，组织权威评论，坦诚对待公众，回应社会关切和质疑，与公众展开平等对话互动，及时展开调查，进行问责处理。只有在事件处理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都做到了快速反应，及时行动，坦诚处置，才能稳定公众不满情绪，避免谣言虚假信息流传，控制事件处置的话语权，赢得舆情引导主动权。
二、公开透明，用事实回应舆论质疑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往往非常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涉及哪些责任等等消息，并基于社会监督的热情容易对事件进展发出质疑，这时如果政府部门不及时公开相关情况，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就有了生存的土壤，谣言和虚假信息就会充斥网络，给突发事件处置和政府声誉、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
事实上，一些害怕家丑外扬的地方官员，却总是喜欢千方百计压制媒体报道突发事件，删除网友言论，甚至采取威胁、恐吓、殴打拘捕等暴力手段阻止公众和媒体显示监督职能。而其结果则往往是，越大压，就会吸引越多的媒体和公众参与监督曝光，事件关注度越高，而暴力应对手段则招来更多的批评，舆情危机出现二次爆发。因此，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做的不是打压，而是主动、全面、高频次、多渠道把事件信息出去，才能满足媒体报道需求和公众知情欲望，赢得舆情引导主动权。
三、规范有序，避免负面舆情再生
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一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事，树立自身良好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有序引导的原则，以客观理性的处置方式，回应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出现的虚假、不实信息和传闻，引导舆情朝着正面、理性、平和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心理认知，依据社会常识常理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置。一旦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冲突，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情绪化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不损害法律权威的情况下，灵活安抚舆论情绪，避免随意定性引发舆情危机再生。
四、科学适度，维护政府公信力
在突发事件舆情引导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注意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科学适度的引导原则。首先，回应舆论话不要说的太绝。突发事件后，在面对媒体表态时说话要留余地，以免授人以柄，陷入舆论被动。其次，面对民意要求，不应过度承诺。有些情况下，为了安抚公众情绪，一些官员在与公众互动中容易对媒体做出过度承诺，而一旦承诺无法兑现，结果使自己陷入被动，承受更大舆论压力，付出更大代价。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2
一高校突发事件的所指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的，以高校学生为主体，不以高校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的，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影响学校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扰乱高校安全稳定局面，必须采取措施及时处置的危险、紧急事件。[1]
高校突发事件可分为：安全事故（火灾、公用设施故障、建筑物倒塌、师生集体活动中发生的挤踩压伤、交通事故等）、公共卫生事件（食物中毒、传染性疾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闹事、非组织政治活动等）、影响重大的治安案件、师生非正常死亡、自然灾害事故（洪水、台风、山体滑坡、破坏性地震等）。
二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特点
1舆情传播速度加快
教育事业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大众密切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会引来普通民众以及媒体的快速关注。同时，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使用在大学生中的逐渐普及，在校大学生通过分享、转载和评论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的主要生成力量、推动发展力量，从而快速引发舆情传播的“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2012年，南京某高校一学生不慎坠楼摔伤，这一事件不仅当晚迅速在校园传播，而且迅速引发学生为情自杀、因无法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而自杀等诸多负面传闻。
2舆情传播表达泛化
高校突发事件的诱发因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只要是高校师生广泛关注、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或热点问题，都有可能成为高校突发事件的诱因，这也直接导致后期舆情传播表达过程中的泛化现象。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的泛化主要表现为随着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的演化，舆情议题、舆情指向、舆情表达等在内容、范畴、深度上的扩散[2]。在2010年3月发生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书记车轧女记者事件中，武汉人被部分网友称为“地痞流氓”，这就是典型的舆情指向泛化现象。
3舆情传播后果严重
高校突发事件本身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对事件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影响，严重的将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危害，对学校带来财产损失和声誉上的不良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而若处理不好，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大突发事件的后果危害性。2010年，“河北大学李刚门”事件不仅对涉事相关人员，更对河北大学，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伤害。
4舆情传播影响长久
高校突发事件的爆发，以及舆情的广泛传播不仅给事件当事人带来身心影响，对周边的同学、朋友和家人也将产生思想和心理上的深刻影响，这些突发事件也将影响到学校在公众面前的社会形象和未来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类似事件的发生而被重新提起或者大幅发酵。2013年，因复旦大学研究生室友投毒案，“清华大学女生铊中毒案18年未破”长期占据了舆论的热点位置。
三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存在的问题
高校突发事件诱因的不断丰富、新媒体在校园的快速发展，这些都对高校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带来不断的挑战，虽然高校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应对策略和方法，但时至今日，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缺乏先进的舆情应对观念
目前，大部分高校对突发事件的处理重心普遍集中在事件本身的处理和应对阶段，而对于舆论的应对采取不管不问或者很少过问的态度，这极易对突发事件本身的处理带来更大难度。而对于网络上面出现的负面信息或者反面言论，很少能够做到及时正面回应，这反而容易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高校校园媒体过度重视其宣传功能，忽视了育人功能。主要着重于会议报道、领导活动、动态信息的传递，仅仅停留在舆论育人的表面，不利于强化大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新闻分析判断能力，进而影响到正向校园舆论的形成[3]。
2缺乏完善的舆情应对方案
通过对南京10所院校的问卷调研与走访来看，目前，各高校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控制都比较重视，基本都成立了相关组织，制定了突发事件处理方案以及“火灾应急”“卫生防疫”“”等分预案，但是只有3所院校制定了相关舆情应对方案，其他高校则只是在方案中捎带提及。
3缺乏完备的舆情应对队伍
通过调研发现，因此，目前各高校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基本上靠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单打独斗”。即使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学校会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完善舆情的应对，但是在事件处置之后，也就随之解散了。另一方面，目前，舆情应对工作人员的水平与能力也参差不齐，通过调研发现，只有30%的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专门培训，但即使这样，却基本没有演练的机会，更缺乏专业的指导。
四完善的高校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机制的构建
1舆情汇集机制
舆情汇集机制是整个舆情应对工作的基础，其运行的顺利与否直接决定整个回应机制的效果，也决定着能否成功消解网络舆情[4]。
舆情汇集的主要工作就是关注和搜集各类媒体上的信息和评论。事发高校内部师生员工对于事件本身的态度和意见也是信息汇集的重要部分。在舆情汇集过程中，除了关注从传统媒体中汇集舆情，更要高度重视新媒体的重要窗口作用，关注校园论坛、百度贴吧、新闻跟帖、师生个人微博等涉及的有关重要、敏感和热点信息，将其汇集整理，从而及时、完整、准确地了解舆情，把握民意。
2舆情评估机制
舆情的评估以舆情汇集所搜集到的信息为依据。对搜集到的信息要进行分类、提取关键词、形成数据，对舆情危机进行评估，既可采用定性方法，也可采用定量方法。常用的定性方法，如头脑风暴法及德尔菲法;常用的定量方法，如美国学者史蒂文・芬克在1986年提出的危机晴雨表[5]。对已有的主要议题和热点评论进行分析，总结出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找到解决方法以消解网络舆情的关键症结所在。
3信息机制
根据里杰斯特的危机“3t”处理法，在突发事件后的黄金时间内，相关单位若快速反应，通过官方信息渠道与媒体、公众进行沟通，则能快速拥有舆论主动权。因此，高校在舆情汇集与评估的基础上，应及时正确信息以引导舆情。
信息的一方面可以借助地方政府以及官方媒体的力量，以达到信息的权威性;同时，也可以充分调动学校内部的积极力量尤其是学生群体参与到实施中来。高校学生的爱校热情在事件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活跃于各大网络论坛的学生群体能够及时发现事件信息并及时进行回应，他们的自组织回应能够使信息具有可信性和易接受性。学生群体的参与甚至能够直接消解正在形成中的网络舆情。
4事件反馈机制
对于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效果的反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媒体等对突发事件以及高校的看法或评论。对于效果的考察主要依据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量和网络论坛帖子的数量以及网民对于相关新闻的评论数目是否有所增加。当三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时则说明舆情应对效果较好。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平复突发事件对高校师生的价值认同和高校归属感造成的损伤。因此，在这一阶段，学校可通过与友好媒体合作策划公关活动来提高学校的社会影响力，也可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赵治.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应对策略[J].北京教育，2010（10）：30-31.
[2]陈强.等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泛化现象研究[J].情报杂志，2011（5）：6-9.
[3]旷晓霞.基于校园媒体平台下高校舆情工作探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1（3）：99-102.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3
［关键词］网络舆情；管理；思维模型；oaG循环
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和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复杂，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并且，网络言论情绪化、网络谣言与虚假报道、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及舆论攻击等，让本就复杂的网络舆情更加难以控制。这些都要求政府部门有个清晰的思路和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网络舆情管理。针对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oaG循环的网络舆情管理模型。
基于oaG循环的网络舆情管理模型是一个思维模型，它能够对网络舆情管理中的阶段任务进行有效梳理，克服过往基层工作中面对网络舆情无从下手的窘境。“oaG”分别是observe(观测)、analyze(分析)、Guide(导向)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笔者认为，这三个动作的循环交替串起了整个网络舆情管理的结构。
1大oaG循环
大oaG循环是对网络舆情管理的总体过程描述，其结构如图1所示：
1.1o(观测)
观测事件，辨别其是否处于网络舆情高发区域，发现网络舆情的苗头事件。这里说的网络舆情高发区域是指那些容易产生网络舆情危机的议题事件。具体来说包括：
(1)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件。中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与国家民族利益紧密相关，一直是网上的热点。中国台湾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始终是网络舆论关注的热点。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影响和全球性意义，是我国网民兴趣浓厚的持久话题。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日本长期以来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与立场，使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2)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由于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采取了更为“公开、透明”的政策，媒体在灾难报道方面更为开放，对于突发事件的评论也成为网络舆论的一个热点。网民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也在反思背后的原因。此外，群体性事件和某些司法个案，也容易成为网上热点。
(3)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出台。政策法规涉及的社会阶层越广泛、与人们的利益关系越密切，成为网上舆情热点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政策的出台，如果与群众改革预期存在落差，或者缺乏必要铺垫和广泛宣传，更容易导致舆情波动。
(4)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事件。一些负面的社会事件，反映了社会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会成为诱发网上热点的重要原因。在这些事件问题上，互联网有时不免成为人们情绪宣泄的出口。
(5)与困难群体相关的事件。关心与困难群体有关的话题，表明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情弱者，是中国网民常见的一种思维定式。与困难群体相关的事件容易成为网上热点，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基础。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炒作这类事件，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6)反映社会道德困惑的事件。我国处于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也在经历激烈的震荡，许多人面临着道德的困惑。由此，与之相关的新闻事件容易引发激烈的网络讨论，它们往往成为全社会进行道德问题思考与讨论的契机。
1.2a(分析)
对苗头事件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确定其网络舆情类型，制订舆情导向方案。这里笔者参考人民网舆情频道的分类，将网络舆情分成了八大类型，分别是：经济生活、公共管理、司法事件、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社会思潮、教科文卫和港澳台国际。
1.3G(导向)
根据明确的舆情导向方案，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的引导疏通，防止事件扩大化，并形成经验教训文档，作为处理下一相似网络舆情的依据。进行舆情导向时，须遵从以下基本原则：
(1)责任原则。勇于承担责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公众相信政府本身是真诚的，一些非理性的言论可以明显减少，让事件迅速降温，减少压力。
(2)信息公开原则。负面舆情出现之时，政府唯一的选择只有真诚公布信息，满足并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以防止网络以讹传讹现象的扩展。
(3)真诚对话原则。面对一边倒的负面舆情压力，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重构政府与公众、媒体对话的新机制，通过真诚的对话以获取共识，重建媒体与公众的理解与认同。
(4)积极争夺话语权，重新设置舆论议题原则。政府应通过公开信息重建对话的结构，把事情原原本本公之于众，将公众对事情的泄愤转变为对事件的本质及其解决之道的理性思考。
在一个大oaG循环结束后，应该持续观测舆情是否已经解决，若还有遗留则需重复大oaG循环，修正舆情导向方案，直到舆情消退；若已解决，则可以进入下一事件的大oaG循环，处理新的事件。
2小oaG循环
小oaG循环是对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各阶段行动的具体指引。
2.1观测—oaG循环
“观测”是网络舆情管理中的第一步，在大oaG循环中的功能是“发现苗头”。因此我们在“观测—oaG循环”阶段，首先要做的是观测(o)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事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对比分析(a)其是否处于网络舆情高发区域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将其导向(G)到“分析—oaG循环”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观测下一事件，开始新一轮的“观测—oaG循环”。如图2所示。
2.2分析—oaG循环
“分析”是网络舆情管理中的第二步，在大oaG循环中的功能是“归类定性”。因此我们在“分析—oaG循环”阶段，首先要调查了解、深入观测(o)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事件主客体的矛盾所在。接着要分析研判(a)事件所属的网络舆情类型，明确应答舆情的机构部门，定下初步的舆情导向基调(反省纠正、澄清事实、协调解决)。然后将此事件与网络舆情经验库中的相似案例做关联指向(G)，确定此类网络舆情的基本应对方案，并将其导向(G)到“导向—oaG循环”中。如图3所示。
因为，网络舆情分析需要不断地深入调查才能不断明晰主客体的是非对错，才能完善舆情导向的基调，因此“分析—oaG循环”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而不断地往复循环，直到事件有个明确的答案。
2.3导向—oaG循环
“导向”是网络舆情管理中的最后一步，在大oaG循环中的功能是“疏导归档”。因此我们在“导向—oaG循环”阶段，首先要根据“分析—oaG循环”中确定的应对方案进行网络舆情导向，牢牢把握话语权，积极重设议题，观测(o)舆情的发展走向。接着我们要根据舆情的发展走向分析(a)上一阶段确定的应对方案是否有效。若效果明显，朝着预期的走向发展，则继续坚持此方案；若效果差强人意，则需将事件重新导入(G)上一阶段进行分析研判，确定新的舆情导向方案。如图4所示。
完成网络舆情导向之后，需要将此事件的经验教训作个总结，归档到网络舆情经验库中，作为下次类似事件处理的参考依据。
3结论
observe(观测)、analyze(分析)、Guide(导向)三个动作的循环交替串起了整个网络舆情管理的结构。基于oaG循环的网络舆情管理模型能够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对网络舆情做到及时发现、科学分析、合理调控，使得整个的网络舆情管理过程有序进行，对基层政府的网络舆情管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4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元化，社会利益矛盾突出的社会转型期，公共卫生事件、安全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同时也具有相当的敏感性。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信息传播和舆论生成的渠道之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舆情态势日趋严峻。
“不日新者必日退。”新形势下的舆情应对关乎社会稳定和党和政府形象，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提高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能力和水平，应当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当前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紧急事件。具有突然爆发、情势紧迫、变化难料、危害严重、关乎公众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
根据性质和机理不同，突发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当事方在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发展以及处理。
当前，在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中，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对舆情应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危机意识淡薄。一些地方预警和应急机制不完善，一些干部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欠缺，丧失了掌握信息、引导舆论的主动权。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对突发事件瞒报、漏报、迟报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本可在初始阶段就能化解的矛盾，由于应对不力导致事件扩大化，造成严重后果。
对舆情的研判不够及时准确。正确、快速的分析研判，是成功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要前提。遇到突发事件，有的地方没有立即组织涉事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和业务骨干进行研判，或没有坚持多层面分析、多角度思考、全方位评估，从而出现误判错判的情况。
部门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许多危机处理不力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结：没有迅速统一口径，导致前期信息出口过多，造成被动。危机的解决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但原有的行政归属、权限以及“各自为政”的观念成为障碍，导致出现无法迅速形成合力、无法迅速链接、无法迅速协调等问题，不但一再延误时机，甚至导致危机。
善待善用新闻媒体理念有待强化。在当前舆论监督大行其道并大显身手的网络时代，有的突发事件处置者还在用传统的思维和管理方式来对待媒体，没有认识到媒体的地位和作用，更没有摆正自身与媒体的关系；又或不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不坦诚对待记者，无法争取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应对原则
根据突发事件的特性，其舆情应对应该遵循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科学适度的原则进行。
及时准确。公众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媒体视突发事件为争夺受众的重大题材，都希望在第一时间获知突发事件的准确信息。随着网络的普及，突发事件能瞬间扩散和广泛覆盖，成为舆论热点。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党政部门如果不及时权威信息，正确有效引导舆论，网上的不实信息和言论就会误导公众，导致事态扩大。事实证明，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党委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第一时间了解事件情况、第一时间落实责任主体、第一时间制定对外口径、第一时间准确信息、第一时间跟踪研判舆情、第一时间组织权威评论、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第一时间进行问责处理，从而抢占第一落点，形成“首声效应”，引领舆论导向。
公开透明。渴望真相是人的天性，尤其是自媒体的网络时代，真假难分、刺激眼球的“内幕揭秘”充斥网络。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不及时公开真实情况，一些捕风捉影的的小道消息甚至谣言就会迅速传播，给事件处理和政府声誉带来负面影响。早在1906年，“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就指出：“坦率而公开的向报界和公众提供迅速而准确的消息是处理公共危机的关键。”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是否公开透明，能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对于化解危机至关重要。正因如此，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有关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瞒报、谎报、迟报、漏报而延误处置时机或造成重大影响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规范有序。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突发事件新闻和舆情引导工作，相继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和新闻报道做出明确规定。在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中，政府一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树立自身的良好公信力；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有序引导的原则，以客观理性的处置方式，回应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出现的虚假、失实传闻，使舆情朝着理性、平和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科学适度。在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中，党委政府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戒堵宣疏、科学适度的引导原则，管理但不压制，沟通而不放任，以疏为主，因势利导。一要迅速开放传播通道，迅速持续地公布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态和处置情况。二要有效控制信息导向，牢牢把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事件信息的对外，并事先评估信息可能引发的各种反应。三要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消除谣言，降低负面影响。四要把握说话分寸和把准发言表态的尺度。
构建科学合理的舆情处置机制
舆情处置机制是指舆情应对各个环节所需的运行方式，目的是确保应对工作有序规范，增强科学决策、高效处置的胜算。
媒体应急机制。未动先谋，有备无患。当前，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制定媒体应急预案，做好舆情应对准备，有利于超前反馈、及时反映、防患于未然，增强信息主动性，掌握处置工作主动权。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否按照事先制定的媒体应急预案，及时披露信息、引导报道方向，往往决定舆情应对的成败。
网络监管机制。我国现有6亿多网民，在突发事件发生、发展、处置过程中，政府应加强网络信息管理，按照“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法律保障，规范传播秩序，净化网络空间，防止因虚假信息、谣言猜测、恶意操作误导舆论。
舆情研判机制。舆情研判就是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各类舆情信息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力求通过表象认清本质，把握舆情走向，提出对策建议，辅助决策参考。突发事件发生后，要立即组织涉事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和业务骨干进行研判，坚持多层面分析、多角度思考、全方位评估，快速精准研判，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可防可控的应急措施。
新闻机制。新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部门密切配合。突发事件发生后，除了召开新闻会，还应重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作用，并通过在主流媒体上新闻通稿、网络在线访谈等形式，让记者和公众及时了解事件情况和处置进展。
媒体服务机制。服务媒体是善待媒体的题中之义，党委政府要增强媒体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一是做好信息服务，为各级各类媒体主动提供更便捷、更丰富、更专业的服务。二是要做好协调服务，在媒体和采访对象之间发挥好桥梁纽带和沟通协调的作用。三是做好后勤服务，可建立“一对一”媒体对口联系服务制度，有关部门应积极帮助媒体解决采访报道遇到的困难。四是做好培训服务，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现行政策法规、经济社会形势、新闻采编业务等专题培训。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5
一、工作原则
1．准确把握、快速反应。舆论事件发生后，首先与区委宣传部取得联系，力争在第一时间准确、权威信息，稳定公众情绪，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公众猜测的不准确报道，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2．加强引导、注重效果。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使突发事件的舆论有利于全区和财政工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
3．讲究方法、提高效能。坚持舆论突发事件处置与宣传同步启动、同时落实，积极引导和应用好媒体，处置舆论突发事件的各部门密切配合舆论工作，确保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新消息，正确引导舆论。
4．严格制度、明确职责。完善我局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健全制度，明确责任，严明纪律，严格奖惩。
二、组织机构
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应对、早处置日常工作中发生的舆论，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后，预成立达州市通川区财政局舆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由党组书记、局长黄本松同志担任，副组长由党组副书记李京同志担任，局内设股室预算股、国库股、债金股、党建办、行财股、监督局、社保股、投资股等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舆论的评估、预警、分析和报告工作，主要工作职责为：
1．根据舆论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启动应急预案，决定各相关股室介入突发事件的处置。
2．对舆论突发事件与信息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报告，提出解决方案及处置措施，确定相关股室进行处置。
3．落实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应急程序
舆论应急，应坚持以正面导向为主，把握主动权，增强事件处理透明度，以疏代堵，具体程序为：
1．各股室（中心）要密切注意舆论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向局主要领导报告，由各科室负责人对事件进行初步分析，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召开局舆论应急处置工作会议。
2．舆论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人参室接到报告后，召开应急会议，有针对性地布置处置工作，形成新闻通稿并组织宣传报道。
3．工作领导小组将舆论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上报区委宣传部，及时上报事件有关信息，并与新闻媒体及时保持信，息沟通。
4．做好突发公众舆论事件的24小时全程处置工作的文字、声像记录工作。
四、健全制度
1．建立信息反馈常态机制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切实加强工作调度，认真做好信息反馈，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
2．建立健全舆论监控体系
一是做好新媒体管理工作。局网络管员为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进涛，网评员为席峯、陈玮，加强新浪微博等网评工作，积极应对媒体舆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的舆论信息正能量。二是由网络管理员加大监测监控力度，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应对、早处置。
3．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要全力做好信息公开透明，尤其是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要做到及时、客观、透明，把握舆论的主动权，最大程度消除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促进事态向良险方面发展。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6
1.1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在县内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正确引导舆论，管理协调媒体，掌握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舆论报道的主动权，及时、准确地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使广大群众及时、准确地了解事件真相，为构建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2编制目的
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各地、各部门应急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及时、准确有关信息，澄清事实，解疑释惑，主动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程度避免、缩小和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
1.3制定依据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的通知》(**办函〔2007〕95号)和《**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和法律、法规制订本预案。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在县内发生的Ⅳ级及以上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和对外报道工作。
1.5工作原则
1.5.1及时主动，准确把握。事件发生后，力争在第一时间准确、权威的信息，稳定公众情绪，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公众的疑虑猜测和境内外媒体、互联网站(页)不准确的报道，积极掌握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主动权。
1.5.2加强引导，注重效果。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使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有利于全县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
1.5.3严格制度，明确职责。进一步完善新闻制度，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严格执行新闻发言人工作规程。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工作由县委、县政府及县直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工作由负责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归口管理。对违反工作纪律、蓄意封锁或随意散布消息，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新闻领导小组
2.1.1新闻领导小组是全县应急指挥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县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相关工作小组，由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派员组成。
(1)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或指定。
(2)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负责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事发地乡镇负责人以及县级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担任。
(3)领导小组成员：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类别和处置情况的需要确定相应具体成员。
2.1.2新闻领导小组职责
(1)接受县应急指挥机构的授权，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等情况启动各工作小组，迅速集中办公。必要时设立新闻中心。
(2)审定新闻方案，决定新闻内容，负责新闻组织。
(3)组织和管理采访事件的县内外记者。
(4)收集、跟踪境内外舆情，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县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并向县直相关部门或事发地乡镇通报情况；通过相关媒体以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舆论。
(5)落实办理县应急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2.1.3相关成员单位职责
(1)负责事件处置或具有应急管理职能的县直相关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事项的工作；主动配合县新闻领导小组和有关新闻单位的工作，及时提供与事件有关的信息；拟定新闻初稿，负责审核向新闻单位提供的新闻通稿；参与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视情况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2)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负责提出对内对外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意见，组织指导新闻和宣传报道工作，协调解决新闻、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收集、跟踪境内外舆情，及时组织舆论引导和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工作。负责互联网站(页)的监控、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3)县委宣传部负责受理港澳记者、县外事侨务办公室负责受理外国记者、县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受理台湾记者的采访申请并分别负责在事件现场记者的采访管理工作，必要时向各自对口的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情况。
2.2各工作小组职责
2.2.1新闻小组：由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新闻主管部门和有关新闻单位组成，负责制订新闻方案，拟定新闻内容，组织新闻工作，回答记者提问。
2.2.2信息监控小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公安局、县通信等部门组成，负责对境内外媒体、互联网站(页)有关事件报道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并及时上报重要信息；组织对网上的舆论引导和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2.2.3综合协调小组：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县台湾事务办公室和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相关部门、事发地乡镇负责人组成，负责新闻领导小组的及时、规范运转，情报信息的上报及通报，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和管理工作。
2.2.4新闻中心：必要时临时设立。由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县台湾事务办公室、县公安局、县通信部门和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县直有关部门或事发地乡镇负责人组成，负责组织新闻会、为现场采访事件的中外记者提供相关服务。
3新闻应急响应分级
3.1Ⅰ级(特别重大)：由国务院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国务院主管部门处置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3.2Ⅱ级(重大)：由省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省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理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局部影响较大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
3.3Ⅲ级(较大)：由市人民政府负责指挥处置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局部影响较大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
3.4Ⅳ级(一般)：由县人民政府负责指挥处置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
4应急响应
4.1启动
发生Ⅰ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省政府配合做好相关新闻和新闻报道工作，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Ⅱ级突发公共事件后，省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省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Ⅲ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市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市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县政府成立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授权县政府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处置，同时启动本预案。
4.1.1新闻领导小组组长向小组成员传达中央或省委、省政府或市委、市政府或县委、县政府有关精神，分析形势及境内外舆情，明确工作要求，落实各工作小组和工作人员职责。
4.1.2启动新闻方案审批机制
发生Ⅲ级突发公共事件后，迅速拟定新闻方案、内容，报市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审定。在组织新闻工作中，如遇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市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请示，并遵照指示迅速组织落实；
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迅速拟定新闻方案、内容，报县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审定。在组织新闻工作中，如遇难以把握的重大、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县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请示，并遵照指示迅速组织落实。
4.1.3启动新闻机制
(1)按照批准的新闻方案，有关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及时、有序的新闻。
(2)Ⅱ级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发言人由省政府相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Ⅲ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言人由市政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Ⅳ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言人由县人民政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负责人或指定专人担任。
(3)新闻的地点、时间及场次安排等，可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影响程度和发展情况而定。
(4)新闻可采取新闻会、吹风会、发送新闻稿、应约接受记者采访、口头或书面答记者提问等多种形式进行。
(5)新闻应优先安排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参加。
4.1.4启动中外记者采访管理机制
在获得批准或授权的前提下，有关工作小组应及时受理中外记者的采访申请，向记者提供事件的有关信息。必要时迅速设立新闻中心，并尽可能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同时加强对记者采访的组织、现场管理及引导工作。
4.1.5启动境内外舆情跟踪和通报机制
有关工作小组负责收集和整理境内外舆情，汇编舆情简报及时报县委、县政府和县应急指挥机构并通报县直有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
4.1.6启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
迅速开展有效的互联网站(页)舆论管理和引导工作，及时封堵和删除网上有害信息。
4.1.7发生Ⅳ级突发公共事件后，由县应急指挥机构授权或指定**专刊、**电台、**电视台、中国·**网及相关新闻媒体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现场文字、图片、音像和影视资料的采写、拍摄工作。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县直部门及事发地乡镇应积极配合和支持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
中、省、市和县级主要新闻媒体可按要求及时采写突发公共事件内参信息向县委、县政府报送；同时经县应急指挥机构授权，采取适当形式在第一时间对外报道事件有关新闻内容，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4.2新闻工作要求
4.2.1及时准确。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和对外报道快速反应机制，新闻既要注重时效，又要确保信息准确。情况较为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事态尚未清楚、但可能引起公众猜测和恐慌时，应在第一时间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作后续详细。
4.2.2把握适度。新闻既要使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又要讲究策略，认真策划，循序渐进，确保事件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要适时、适度，要有助于公众对事件的正确了解，争取更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与事件的处置，消除和化解公众的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
4.2.3突出重点。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争取先入为主，打好主动仗。除及时事件造成的伤亡、损失和影响等信息外，应着重组织报道各级党委、政府妥善处置事件的情况，有关部门已采取的防灾、防病和减少损失等应急措施；报道社会公众以健康平和的心态面对考验、战胜危机的信心，宣传事件涉及的有关知识。
4.2.4分类处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危及公共安全并造成广泛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及时组织新闻。涉及重大政治性、，危害国家安全、损害我国际形象的事件以及其他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一般不作公开报道，可通过内参反映。确需公开报道的，应按《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4.3记者采访管理工作
4.3.1要为记者采访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服务和方便，确保记者正当的采访权益。
4.3.2对经批准采访突发公共事件的境外记者，既要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又要加强组织和管理。
4.3.3必要时，由有关工作小组在现场设立临时新闻中心，及时向到事件现场采访的中外记者提供信息，组织新闻。
4.3.4在确保事件处置和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安排记者到事件现场(或靠近事件现场)采访。经县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到事件现场采访的记者必须服从现场指挥部门的管理和安排，不得干扰或影响事件的处置工作。
4.4主动引导境外舆论
对境外媒体针对我突发公共事件的有关歪曲性报道和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对我的造谣攻击、诽谤煽动，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要及时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做好辟谣和驳斥澄清工作，以正视听。
5后期处置
5.1善后工作
应急处置结束后，新闻领导小组可根据需要保留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善后工作中的有关新闻事项。
5.2总结评估
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完毕后，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事件发生、应急处置等过程中境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估并报县应急指挥机构。同时，县委宣传部、县新闻管理中心应针对事件处置过程中新闻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及发现的问题，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并向县政府提出修改和完善本预案及相关法规的意见和建议。
5.3奖励处罚
对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和新闻报道等工作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工作不力、，甚至违反纪律，导致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不利并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并追究领导者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应急保障
6.1通讯与信息保障
县直有关部门应建立通信网络系统，确保应急期间新闻领导小组与应急指挥机构之间、新闻领导小组内部各成员之间以及新闻领导小组与媒体之间的信息畅通。明确参与应急工作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中、省、市、县级新闻媒体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人员的通讯方式并指定联络人。
6.2经费与人员保障
县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工作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负有处置工作职责的县直相关部门负责突发公共事件有关新闻和对外报道事项的机构和人员应相对固定。负责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县直相关部门和事发地乡镇应在新闻场地、交通食宿等方面为新闻和新闻报道提供方便。
7宣传与培训
7.1公众信息交流
公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有关内容、接报电话和部门(单位)；做好相关应急法律法规以及预防、避险、避灾、防病、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
7.2从业人员培训
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相关部门(单位)要根据实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并利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的具体案例对有关领导干部、新闻管理和新闻媒体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要将此项工作作为新上岗人员的必修课程进行专门训练。
8附则
8.1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预案，结合工作职责制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7
关键词：满意度；舆情；司法公正；审判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35-06
审判质量管理关注“社会公众关注案件”，各省法院纷纷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司法为民”理念下，司法案件的公众满意度体现着司法的社会效果。但这本身存在着“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冲突，这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河北保定王朝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期和背景下。公众对案件的了解和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被媒体和其他因素所主导，“公众满意度”包含着受众群体的许多非理性反应。如何正视“公众满意度”？首先应当回归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本质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审判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较量
审判管理强调对“社会公众关注事件”的重视。2009年2月《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要求：“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研究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完善社会舆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加大对社会公众关注案件的评查力度。
“公众满意度”是作为审判管理中案件质量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审判效果10项指标，包括了公众满意度，以此反映案件审判是否取得良好法律与社会效果，并列举了评估公众满意度的方法。如同一场运动，各省法院的审判质量管理纷纷围绕“公众满意度”展开。审判管理中，法院将“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案件”纳入管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二、“满意”与“司法公正”的原理性冲突
在“司法为民”的理念下，“民众满意度”成为案件审判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原理上考量，“满意”与“司法公正”并不是全然一致的。何能笼统地以当事人“满意度”来衡量刑事司法案件的质量？
（一）当事人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一致与背离
实践中确实存在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判断失当，或对法律条文理解不确切而造成司法不公正的可能，这是影响公众对案件满意度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评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往往是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的裁决结果是否符合其权益请求，特别是当双方的利益激烈冲突时，判决结果很容易使一方甚至是双方陷入“不公正”的主观认定中。
民事案件中，法院本着“公平”原则，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均衡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当法律缺乏规定时，法官应根据公平原则作出合理的判决。这种意义上讲，民事案件可能找到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的最佳平衡点，让双方满意。
行政法律关系中，在“合理行政”原则的指引下，遵循比例原则使得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影响最小；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使相同相似情况下相对人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利益时，某种意义上来讲，行政案件的质量和结果也可以以相对人的满意度来衡量。
刑法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也包个人利益。定罪量刑、惩罚犯罪本不是以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为目的。即使现行刑事审判存在“诉辩交易”的模式和尝试，但仅限于个别轻微刑事案件，不影响作为整体的刑法的原则。被告人对定罪量刑不满意、不服，可以提起上诉。但上诉的启动和判决也不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平衡或是满意度为法定事由。
综上所述，在这三类案件中，从原理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刑事
域更容易引发当事人（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对案件审判结果的“不满意”，刑事案件审判结果的“不满意”与“公正”的冲突最为明显。
河北保定王朝案正是触碰到了刑事案件这一敏感地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二）“群体极化”——当事人“满意度”转向社会公众
刑事案件引发的社会舆情冲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自被告人的立场与来自被害人的立场的舆情冲突。以药家鑫案件为例，如此尖锐的、冲突的社会舆论主要来自两种声音：一种言论是关怀药家鑫，如李玫瑾教授“钢琴强迫杀人法”言论、“师妹”李颖发帖力挺药家鑫、律师出示的“十三张奖状”；另一种言论则是主张惩罚犯罪，同情被害人张妙。
另一类是来自司法立场与来自被告人的立场的舆情冲突。以王朝案为例，社会舆论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王朝及王朝母亲质疑案件的疑点，疾呼判决的种种不公正，希望重审改判；一种是来自官方的对案件的重新审视，根据司法程序重审最后维持了判决，但其间新闻的重点在于发现当前警察职业化中的问题。①
每一种言论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于其唤起了受众者与之相同的内心感受，使得每一种观点都拥有支持者。刑事案件当事人原本已存在的冲突、对立的主观倾向，通过群体作用得到强化，从而变得更加激进，使一种论点或态度在社会舆情中达到支配性水平，最终使不同的意见和态度走向两极，支持一方的倾向更加强化，而反对一方的情绪也更加强化。②王朝案中，加速群体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倾向——因先前“我爸是李刚”产生的连环效应。“李刚效应”直接导致社会群体对“王朝案”中公安机关的司法行为产生了怀疑，加速了群体极化，强化了公众舆论朝着不满和质疑司法机关的方向发展。
媒体报道、评论刑事案件最终的趋势就是站在一方角度——受害者、被告人或是司法机关的角度——对新闻进行采写。传播学的研究支持了以下结论：传媒通过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现有倾向或大众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从而能够有效地影响舆论。[1](p208)媒体的评论更加助推了社会舆情的极化。“群体极化”是网络舆情中非理性的因素。司法案件中，舆情的“群体极化”倾向最初由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立场冲突引起，很大程度上由媒体推动，从而带动了整个网络的、社会的舆情冲突。
（三）媒体正义与司法公正的一致与冲突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涉及两种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在设想的理想状态中，公众、媒体、司法系统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公众有着自身的价值观、主张和对事物的理解，公众不是等待媒体宣传来填充内容的空物；记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了某种出自本能的默契——记者认同于受众，从受众角度来体验生活；媒体参与报道司法活动时，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维护的“公正”价值，是“媒体从业者已经被整合到社会的共识中，他们不自觉地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1](p170)。
但媒体正义与司法公正的要求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提出媒体报道不能违背的最低限度的公正：commonfairness，即“一般的公正”（也被译作“共同的公正”），即在报道新的事实、新的争议时，报刊所能保持的形式上的公正。[2](p137-140)媒体恪守“一般的公正”，主要就是客观报道原则，媒体的话语立场在于道德性，基于社会正义感对事件进行报道、评论。这种抽象的“一般的公正”是司法正义中的最高标准还是最低准则？笔者认为，可能最接近于司法中“实体正义”的范畴，是一种最高标准。但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司法正义注重通过程序正义来保证实体正义。司法活动中程序正义使得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从事实认定、程序经过、法律适用、裁判、判决理由的说明到证据的合法性、回避制度等都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都难以通过媒体报道或是案件全然展示出来的。上，司法与媒体的活动规则是冲突的。司法的特征是被动的、判断的、程序性、中立性、终极性，而相反，媒体具有主动性、进攻性、求新求异性。[3](p298)司法在于解决纠纷，而媒体追求轰动性，关注的重点在于案件中离奇的、新奇的细节花絮。因此，从媒体的关注点来表述案件，并不能展现司法审查的全部内容。同样的纠纷事实，通过媒体和通过法官会产生截然不同表述和效果。因此，需要思考媒体监督司法权过程中的限度问题。③
三、
是谁在主导舆情——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背离
市场竞争的体制内，媒体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公众的“代言人”，回应了公众的愿望、需求和观点，却又同时主导着公众对案件认识和情感倾向。反映在司法案件中，媒体既沟通了法院与公众，同时又主导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
2011年3月28日《新京报》和《东方早报》分别对王朝案进行报道。《新京报》刊登的新闻题为《抢劫案因存疑点被发回重审，疑犯自称遭李刚逼供》，列出了案件的多项疑点；《东方早报》刊登的新闻题为《河北青年坚称李刚栽赃，陷害致其获罪入狱》。两则新闻都是以王朝受陷害为角度进行采写的，“李刚”、“刑讯逼供”、“官商勾结”、“阴谋陷害”等极具煽动性的词汇抓住了人们的眼球，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案件本身的质疑，当日舆情爆发。2011年4月3日，《保定日报》发出不同的声音《河北保定回应疑犯自称遭李刚逼供案》，以河北省保定市司法部门为角度，表示将按照法律程序重新审理。直至2011年9月王朝案开庭重审，9月10日《法制日报》以《河北王朝涉嫌抢劫一案庭审详情披露》为题，首次以司法部门的官方报道形式出现的、对案件审理情况的新闻。9月12日，人民网整理《王朝案凸显警察职业化之失》。12月16日终审判决，新浪网转载《新京报》的文章《河北保定王朝抢劫案终审后其母提起申诉》，主要公布终审判决的结果。
王朝案舆情的发展如下（见表1）④：
公众被媒体主导，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来自官方的信息量和来自媒体的信息量的对比。纵览王朝案的网络舆情导向，司法部门的回应和案件信息被淹没在媒体的质疑声和群众对案件的口诛笔伐中。媒体对案件进行审前报道和自由评论，使得舆情聚集、发展到某种程度，甚至可能会引发政治的介入，这完全可能对司法的独立性造成干扰。
宏观地说，新闻监督司法活动的限度，应限制在不与司法独立相抗衡：媒体报道应以不影响司法结果为标准，不能造成“媒体审判”。但事实上，仅仅宏观地、抽象地规定“媒体不能影响司法独立”是远远不够的。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不是应当适时地报道案件信息以应对舆情？这为司法部门的传媒应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引导公众舆论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网络水军”。传播大众化的时代，言论进入网络、传播扩散变得容易、迅速，网络水军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作为舆情的助推器，使得网络舆情真假难辨，到底有多少代表的是真正的公众的舆论？当“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网络舆情”被这些推手所利用，社会舆情、公众满意度可能会变成与司法抗衡的工具。
四、“传播法制化”视域下“公众满意度”的归路
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两种同等重要的价值。媒体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舆论监督，已被视为理所当然。舆论监督的正当性源于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则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4]舆论监督是一种及时的、迅速的监督，但我国当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来规范新闻传播和新闻监督。因此，要走向传播的法制化，尚有一段路程。
但我们可以怀着“传播法制化”的愿景，从现有的立法状况出发，切实处理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使“公众满意度”回归到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本质。
（一）弱化“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
在“审判管理”的背景中，以“公众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更加关注的是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但“公众满意”不是法律效果的应有之义，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不是全然一致的。
我们不能把传播的受众行为等同于新闻自由，或是把这种受众行为全然等同于司法的社会舆论监督。如前文所论述，“公众满意度”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受众行为，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满意度”反映着社会舆情，但舆情往往被很多因素主导，最终形成的群体极化的主观认同，这种认同和倾向不全然是理性的。而排除舆情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需要技术化手段与实证的分析，消耗巨大的司法成本。以当今的司法水平和技术水平，如果用“满意度”评估案件质量，很难排除非理性因素在舆情中的作用。
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能，有必要弱化“满意度”对案件质量的评估作用，以保障司法独立，维护
法正义。面对舆情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我们要认识到：民意倾向不能被视为已经发展到成熟了的完全确定的正义标准或固定的道德信念。在对公平正当的基本观念同社会取向进行权衡时，应当赋予司法机关以某种自由。[5](p491-492)
（二）“公众满意度”转向“公众知情权”——法院信息与舆情应对
新闻真实性是一个发展的认识过程。只有当事件完全终结时，报道真实性才得以完全的展示。司法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案件可能经过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最终形成终局性的司法判决。法制新闻中有案件“连续性报道”的要求。我们不禁要思考，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时间，仅仅以“事件终结”作为真实性的标准是否足够？一次审判的终结还是终审审判终结？王朝案在五年内经历了六次审理，在不断上诉、不断重审的期间，媒体推动舆情并不是在案件终结的时候，却是在案件审理的上诉期内。
199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法官独立中心”机构主办的马德里会议中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提到：“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媒体有职责和权利将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向公众报道，并可同时对司法活动进行评论”。[6](p299)这个国际原则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司法现状。媒体在什么时候可以以什么方式进入司法案件，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律师、社会公众对此认识不一。⑤
另一方面，法院有必要适时对案件审理情况进行，满足公众对司法案件的知情权。例如，部分省市实施法院判决公开上网。法院案件的信息，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应对社会舆情。王朝案中，官方回应明显无力。突发事件中，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积极主动公开信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政府有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引导。但面对司法案件的舆情，法院不能以社会公共利益克减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应多以常态的、被动的方式应对。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体现了新闻媒体监督法治化的趋势。第2条列举了法院案件信息的职责和的方式：“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相关信息。”但第4条规定：“正在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部门协调决定由有关人员接受采访”。这有利于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但对于审理中的案件，法院的舆情应对往往丧失了主动权。义上讲，在“审判管理”视域下思考将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分离，将法官的职责与法院的职责分开，是有意义的。法院需要行政公关部门来应对舆情，如《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6条：“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协调工作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三）“传播的社会控制”——以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⑥为背景
1975年以来，媒体社会学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传统对立起来。自由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重点在于，媒体获得了自由，有助于人们获得更多的权利。市场体系内的竞争使媒体对公众的愿望、需求和观点作出回应，媒体表达了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同时又让具有不同观点和取向的人发声，这恰恰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的特征。与之相对立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媒体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管理的体系中。社会责任应当限制媒体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应运用政策、法律来调整媒体过度集中化。[1](p208)
上文已论述到，影响“公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媒体的引导。宏观地看，在整个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中，规范媒体进入司法活动，不仅仅可以引导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长效的、常态的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律规范可将传播行为、新闻监督行为控制在正当、合理的限度内，这是法制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1.沿着自由主义的路径：司法系统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媒体应当反映现实社会，并且为之服务。但新闻客观性可能受到记者主观偏向的影响，可能受到受众群体的主观偏好的影响。那么，我们设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
、自由的、民主的、充分的新闻市场中，媒体、公众对司法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以同等的关照、对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以同等的关照,使得大众获得各种信息，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民主化媒体系统的运作模式如图1所示：
在司法与传媒关系中，这种媒体运作模式追求的就是司法系统与媒体的良性互动。以重庆市打黑除恶系列案件的审判报道为例：从2009年6月开始，人民网法治频道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专题，法制网以“2010打黑线路图”为专题，跟进打黑系列案件的审判，最新审判结果。其他网站也同时跟进相关报道，如凤凰网资讯频道的“重庆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新浪网新闻中心的“重庆打黑系列案”、环球网的“重庆打黑”，腾讯网新闻中心的“重庆黑帮大审判”、tom的“重庆打黑风暴”。
2.沿着激进主义的路径：传播的法律控制
王朝案中，第一次舆情爆发与失控为再审造成重大压力。再审之后，社会中再次掀起对庭审情况的质疑、对维持原判的质疑，再次舆情失控。“媒体审判”已先入为主地使公众形成了对案件的成见、质疑和不满。
我们不能否认传媒舆论对司法监督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应将传媒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实现对新闻的社会控制。新闻的社会控制，实际上就是对新闻事业中所传播的内容的限制和防范，以免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这种控制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对某条具体新闻的制裁。[7](p85)新闻控制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宏观控制；其次是对新闻传播体的控制；再次是对新闻传播者新闻活动的控制。[8](p447)具体而言，司法案件的新闻活动可以通过政策控制、行政控制、法律控制来实现。行政主管机关可以对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形式依法检查、监督；本文主要关注法律控制。
新闻传播是积极的行为，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人的外在行为，而不应是内在的思想方式。追究人思想倾向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9](p6)
在媒体行业自律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必要限制。当媒体对司法新闻来源的真实性缺乏应有的、有效的审核以及存在恶意报道的事实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新闻自由应当限制在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的范围内。1999年新闻出版署制定的《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规定:“报刊、期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报道，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答辩”。此时，明确了更正与答辩是失实报道应履行的法定责任。《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2款列举了违反法律规定、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形，包括了：“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第6条在于消除报道不良影响：“对于新闻媒体报道人民法院的工作失实时，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负责及时澄清事实，进行回应”。最高法院这一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系统的职责，但又有媒体责任的内容。司法部门是否有出版管理的权力和职能？法院是否应该成为司法管理新闻界的制定者、审判者和执行者？它的效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五、结语
“公众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个冲突一方面是媒体与司法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下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是传播受众行为的非理性的反映。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司法来排除群体受众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但可以通过行为规范和制度构建来理性地审视和应对司法与舆情的冲突。
在“审判质量管理”的背景中，“公众满意度”反映着社会舆情，偏重司法案件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满意度”不应当作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并且应当逐渐弱化以“满意度”来评估案件质量，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本质。
注释：
①参考人民网：“河北王朝案，”http://yuqing.people.com.cn/gb/212523/15654703.html，2011年10月26日。
②“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参见【美】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新闻自由维护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维护良
好社会秩序的价值；二是传媒监督司法权的过程中应遵循必要的限制；三是司法如何切实地保护新闻自由。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④法制网2011年10月9日的舆情监测——“河北王朝抢劫案舆情分析”，http://www.legaldaily.com.cn/the_analysis_of_public_opinion/content/2011/10/09/content_
3031966_3.htm，2011年10月26日。
⑤徐迅：《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评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徐迅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记者们普遍认为“在任何诉讼阶段都应允许评论”，这个观点的认同指数高达58.17%；但法官们却普遍就传媒发表对案件的评论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有近1/4的法官（23.16%）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传媒对案件“只能报道而不应发表评论”），另有60%以上的法官认为可以允许在一审（21.15%）或终审（43%）宣判后发表评论。
⑥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梳理了六种对立的媒体史叙事，包括：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自由意志论的、人类学的、激进主义的。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中外法学，2000，（1）.
［5］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8
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在我国的发生,考验着各级政府部门的舆论引导力,尤其是2008和2009这两年,是对我国危机管理从制度到机制全方位的集中评估期。而今年6月5日发生的成都公交车燃烧事故(下文简称“6・5”事件),则又是对政府舆论引导力的一次重大检验。因此,考察此事件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情况和反思其中的不足,发掘其在新形势下的新意义,对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有重要意义。
网络舆论与政府舆论引导的发展态势
6月5日8时许,成都一辆公交车在川陕立交下桥处起火燃烧,造成当场25人遇难的重大事故。8时46分48秒,四川在线较早地发出题为《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自燃,现场哭声一片》的快讯,随后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同时,其他相关信息也陆续涌现在互联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讨论中心”,①并迅速形成舆论焦点。本次事件的网络舆论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舆论爆发期:各抒己见,公众舆论表达的碎片化
在舆论爆发期,民间舆论场占据主要地位,由于缺乏官方的舆论引导,公众的舆论表达呈现碎片化。他们利用博客、QQ空间、网络论坛等各种渠道,纷纷撰文发帖、上传照片及视频,其舆论表达带有较浓的个人主观色彩,言论倾向性呈多元化。以天涯论坛《成都9路公交车发生自燃》的帖子为例,从帖子发表(9时38分)到当天上午11时,短短的80分钟内就共有191条回复和一张恶搞图片,相当于每分钟有2条回复,足见民间舆论场强大的意见凝聚力。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事故本身,二是事故问责。
2.舆论高涨期:临危不乱,政府舆论引导初见成效
政府对危机传播主动权的掌握,是从成都市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新闻会开始,并通过后续的一系列新闻会,实现对公众舆论的引导。
当天上午10时40分,成都市政府第一次新闻会在事故现场附近召开,新闻发言人称,初步核实20余人遇难。20分钟后,央视新闻频道11时的整点新闻据此会对“6・5”事件进行了报道,随后,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央视的新闻画面。这一简短的新闻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信息及时回应了公众舆论对人员伤亡情况迫切知情的诉求,达到了“减轻恐惧心理,缩小谣言生衍的空间,确立权威信源形象”②的效果。
当天下午2时50分,成都市政府召开第二次新闻会,着重强调驾驶员曾“号召附近群众参与救援”,初步回应了公众舆论对驾驶员是否逃离现场的质疑。而在当天晚上11时20分成都市政府召开第三次新闻会,认为“车内燃烧的汽油并非来自公交车”,并表示将依法对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及时回应公众舆论对起火原因的质疑,稳定了舆情。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成都市政府召开第四次新闻会,详细通报燃烧公交车和驾驶员的相关信息,并强调“成都警方在现场发现3枚安全锤遗骸”和“驾驶员曾是成都公交北星公司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回应了公众对“为何安全锤没有发挥作用”以及驾驶员背景等重要疑问。随后,公众舆论开始转向关注到底是谁带汽油上车以及如何点燃等。
对于最受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的公交车起火原因、驾驶员如何作为以及责任如何认定等问题,成都市政府在6月7日晚上11时召开第五次新闻会,公布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回应了以上质疑,认定事故为“有人携带汽油上车”,但“不排除过失或故意引燃导致事故发生,但可以排除爆炸引发燃烧”。而且表示“目前有证据证明,在起火以后驾驶员曾用手操作开门开关”,进一步回应了驾驶员如何作为的质疑。成都市交委负责人亦再次向公众道歉,并向社会公布了六条整改措施,第二天,成都公交集团总经理李树光正式引咎辞职。随后,赔偿方也与死难者家属初步达成赔偿协定。至此,成都市政府全面回应了公众舆论的重大质疑并初步完成责任认定,会之后,高涨的舆论质疑声音渐弱,这表明政府舆论引导初见成效。
3.舆论消退期:转危为安,网络舆论在波动中趋于平稳
第五次新闻会结束后,网络舆论在波动中趋于平稳,总体上进入了消退期。较大的舆论波动之一是自称目击者的“李利群说谎事件”。这导致事故调查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后经调查证实其造谣属实后,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公众舆论也对媒体当时不经核实而草率报道的行为表示不满,甚至要求追究报道的媒体和记者的责任。同时,此事件也引起了公众对公交车起火原因的再次大讨论,“人为纵火说”、“自燃说”、“静电引燃说”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另一方面,此阶段的舆论也更多地转向对成都公交改造的建言上,成都市政府在6月11日正式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交营运安全管理加快公交事业发展的通知》,就是吸收民智、体现民意的政府决策行为。
较大的舆论波动之二是警方对案件的“定性事件”。7月2日,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件已告破,认定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结果公布后,网络舆论主要是围绕结果的可信度展开。以新华网“发展论坛”题为《如何唤醒安全意识?成都公交燃烧案系故意纵火,嫌犯死亡》的帖子为例,在7月3日至4日这两天共180条的回复中,对结果持怀疑态度的有49条,约占27%。网络舆论主要是质疑结果公布缺少细节,缺乏更详尽的事实和细节支撑,从而让公众产生新的疑惑,例如疑犯作案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遗书里面还有什么重要内容没有透露等。因而在后续的报道中,媒体大都围绕疑犯的人生轨迹展开报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纵火凶手”个人背景的迫切知情。但从时间先后的角度考察,持怀疑态度的舆论大多集中在开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官方的舆论随之增多,这表明公众开始逐步认同官方对案件的定性。
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措施的总体评估与问题分析
这次“6・5”事件,一方面由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有关方面特别是四川省、成都市已经形成整套应急机制,并对相关重要信息的明确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为有效进行舆论引导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例如四川省委省政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省委书记刘奇葆、省长蒋巨峰迅速做出相应指示,国家安监总局也在当天中午就派人赶赴成都进行事故调查。此外,成都市政府在3天内共召开5场新闻会,及时公布最新消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主流网络媒体密切跟进和配合政府的行动,纷纷以开设评论专栏或专题的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使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不断得到加强,而民间舆论场纷纷转载官方言论,使得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渐趋理性,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因此,该事件在政府、媒体、公众三方都基本到位的前提下,其舆论引导效果是显著的,为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树立了舆论引导的成功范例。
当然,在这次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与深思,以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1.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有待探索
“6・5”事件发生后,四川在线于8时46分48秒就已发出第一条快讯,而传统媒体较晚,在12时10分才有第一条新闻。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时间差过大,这反映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还没有建立起相互作用的报道机制,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基本框架尚待构建。在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背景下,“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③如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作用机制缺失或者缺位的话,必然会大大削减二者的合力,影响政府舆论引导效果的最大化。
2.对公众舆论的刻板印象注意不够
刻板印象通常表现为情感性的好恶评判,这在突发事件的公众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6・5”事件中就有舆论指责政府对公交投入的不足,甚至将事故的发生归结为“人祸”,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公众所关注的某些社会矛盾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公众的某些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而产生不满情绪。考察这次事件的舆论引导,我们较少地发现有针对公众刻板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这应值得我们深思。
3.政府对恶搞行为欠缺重视和研究
恶搞具有易传播、易理解、易记忆的特性,它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传播及其功能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恶搞对宣泄情绪、释放民愤起到一定作用,体现了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④因此,一方面,相关部门应以开明、自信的姿态看待恶搞,只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及时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并及时向公众解疑释惑,那么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恶搞将会很快平息。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注意区分和研究不同性质的恶搞,进而制定相应策略,以切实提高政府舆论引导力。
“6・5”事件舆论引导在新形势下的意义
舆论引导力建设是党与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舆论引导力更是加强党与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6・5”事件的舆论引导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对舆论引导实践层面的意义。在“6・5”事件中,政府以新闻会作为舆论引导的行动窗口,及时与公众进行互动沟通,创新了公众舆论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并取得良好效果,这表明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最紧迫要求,也是“6・5”事件对今后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最主要的借鉴之处。
二是对舆论引导理论层面的意义。美国危机管理著名学者诺曼・R・奥古斯丁认为:“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⑤这次“6・5”事件的舆论引导,虽然仍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但总体上说它是一次成功的政府舆论引导,它为学界研究政府舆论引导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研究案例和对比研究的参照对象,也必将大大推动政府新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②李希光、孙静惟:《掌握危机传播的主动权――突发事件与危机(五)》,《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4期。
③:《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④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8页。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9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舆情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应对和快速化解舆论危机，支持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占领各种信息传播载体，形成学校防控疫情期间舆情预警防范和监测引导机制，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对学校社会声誉、教学秩序、事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信息，或对学校师生生活、工作、学习产生较大影响的相关信息等突发舆论情况。
二、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原则。将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纳入全校应急工作统筹安排，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
2.预防为主原则。学校所有教师应做好舆情突发的预防工作。
3.协同一致原则。班主任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同一致，处置好舆情突发事件。
三、组织机构和保障
为更好地做好防控疫情期间舆情的应急工作，成立学校舆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1.网络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张大勇
成 员：肖秋萍、沈云香、杨风云、方强、任伟铭、胡彩宏、各班班主任
2.事件承办人：胡彩宏
四、处置程序及办法
（一）研判预警。
学校办公室对本校防控疫情期间可能引发舆情的突发事件、热点敏感问题，要及时搜集掌握有关真实信息，做好应对处置准备，增强工作前瞻性和时效性。
（二）快速反应。
学校办公室发现舆情后，要按照快速、畅通原则和逐级报告、双重报告等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告学校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建专门工作组，召开碰头会，制定并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快速及时将事情原由、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等组织成汇报材料，并做到30分钟内口头汇报和90分钟内书面汇报。如有必要，需将材料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三）分类处置。
面对不同的突发舆情，按照信息内容的不同，在严格执行保密法律法规、新闻宣传纪律等规定的基础上，需按以下不同办法分类处置：
1.属询问、置疑、诉求类的，安排学校相关人依法依规进行办理、提出答复意见，经学校主要领导和学校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统一回复；能当即回复的要当即回复，需要一段时间办理后才能回复的，要在当日回复处理意见并告知回复处理结果具体时日。
2.属对学校某一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敏感问题恶意传播或炒作类的，要依法告知事实真相或事件处置情况；对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严重损失及告知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后仍继续恶意传播或炒作的，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3.属捏造、歪曲或夸大事实，恶意攻击、诽谤，煽动闹事或涉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类的，要依法澄清事实真相，如属于学校内部人员，以说服教育为主，情节恶劣者按学校相关校规校纪给予处罚，如属于校外人员商请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4.属对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重要积极意义类的，要积极采纳建议并按要求予以回复。
（四）动态跟踪。
学校要落实专人对防控疫情期间突发舆情及处置后的事态实行动态跟踪，适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坚决防止舆情危机发生。
（五）总结评估。
在舆情被消除或趋于平稳后，学校应急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梳理、反思，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应对舆情的能力。
五、后续工作
（一）善后处置
学校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影响。
（二）总结分析
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方案篇10
“公正历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美德和崇尚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优良品格。”在我国，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追求，而实现这一最高追求，离不开新闻舆论监督这一行之有效的一种监督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终极目标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司法作为国家评判是非曲直的工具，是国家所制良法的直接适用。而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非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站在公众立场上对国家司法活动作出自发性的评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司法过程所展现的丰富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的刺激陸，对于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往往成为新闻媒介追逐的热点，”也正基于此。两种由于不同立场而作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而相较于国家的司法活动，新闻舆论监督所凭借的新闻媒介因其与生俱来的时效性、公众性、广泛性等特点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大。难免给国家的司法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应当看到，尽管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同一的。但因于二者性质、特点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具体体现
新闻舆论的非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的内在较量。在概念学上。非理性与理性是完全相对应的。如果说，理性是指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那么非理性则是指不受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无意识、直觉、情感和意志等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如果说。理性具有自觉性、抽象陸和逻辑性等特征的话。那么非理陸则具有不自觉性、非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等特征。新闻舆论是人们对社会事务各种态度、意见及意识的统一体，通过作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而广泛传播，在本質上类属于社会评价范畴，内含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它迎合了社会大众的需求。是社会公众意识的集中反映。在为人们提供平台自由发表言论的同时。也为许多非理智因素的生长滋生了天然的土壤。他们根据自身的喜好、对社会事件肆意发表评论。并与其他意见不合的观点互相攻击。相较于此，司法活动是一项理性的、严谨的法律推理过程。首先，它的活动主体是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法官。其次。它需要法官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如证据调查、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充分地发表辩论意见等，结合证据及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最后的判决。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属性，法定程序是必备要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是基本要求。整个过程不以自己的喜恶来决定。在实践中。新闻舆论的非理性与司法活动的理性之间屡屡进行着内在较量。如2010年“李刚案”、2011年的“药家鑫案”等。药家鑫案本身并不复杂，被告人驾驶车辆撞倒被害人后，不但不进行救助。反而对其边连捅数刀最后致被害人死亡。完全可以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定罪量刑。但随着新闻媒体的介入。舆论开始发酵，不仅就这一恶劣情节进行过分解读，甚至引申出“农村人难缠”的观念，使得城市与农村在地域上进一步对立。腾讯网还自发组织药家鑫案大讨论，甚至引出“药家鑫不死，法律必死，两者中得死一个”之论。这样如洪水猛兽般的舆论倾向，给法官在死刑和死缓的量刑上带来了很大压力。给法官公正审判设置了很大的心理障碍。使法官的专业判断无法正常发挥。
新闻舆论的自由性与司法独立之间的激烈碰撞。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社会矛盾大、贫富差距突出仍然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综观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新闻舆论大反响的司法案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非所有的司法案件一律能引发新闻舆论的漩涡。但案件一旦被贴上“管二代”、“富二代”、“权钱交易”等标签，就很容易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经过系列连环报道及炒作，成为时下的舆论热点。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新闻媒体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正当其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也越来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得舆论的自由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基于新闻媒介报道的自由性、及时性和典型性等原则，必然对于司法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带来天然的侵犯。同时。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媒体如何监督司法仍然缺乏必要的监管，相当部分甚至仍处于空白地带、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案件的必要限度仍未明确等。使得新闻媒体在实践中往往因过多地强调言论自由而超越了对司法案件报道的应有界限。由此产生的后果即是导致“媒体审判”凌驾于司法审判之上，对司法独立造成最终的侵害。
新闻舆论的道德性与司法专业性之间的天然鸿沟。如前文所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终极目标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但二者在追求并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评价标准上不同的。前者更倾向于将公序良俗作为评判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体现为新闻舆论的道德性，反映的是公民最原始道德层面上的公正。这种舆论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尤其对于各类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更容易产生同情和支持的心态。湖北的邓玉姣案尤其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征。当然。对这一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已经很难去评判。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该案的最终作出是在新闻舆论的影响下。在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二者博弈后的产物。而贴上国家工作人员标签的张金柱案则恰恰相反，无论专业律师为其所作的辩护多么精彩，在全国新闻舆论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笔者无意为张金柱翻案。只想说明在该案中。新闻舆论对案件的强势干预及毫无原则性的倾向性评论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实际上对于司法公正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司法审判活动不同于新闻舆论以道德和情感为标准，而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偏不倚地作出公正的判决。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们必须严守法定的程序，保持专业的素养，以理性地态度脱掉有色眼镜去看待整个案件本身。但作为社会中的人，难免要与其他世界万物发生联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新闻舆论的影响，从而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与法律规则之间形成一定的偏差。同时，基于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国情。新闻舆情也是权力部门关注的焦点。当它们感受到舆情的压力时。权力部门也往往会向司法部门施压，进而影响司法活动的进行。也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道德性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导致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平衡路径
健全新闻舆论监督体制
第一。应当加强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建设。在我国，新闻立法经历了上世纪8。年代初的动议、活跃、隐没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新闻法》初稿，到《新闻出版法》初稿，其中包含了许多法律人的智慧和汗水。但由于同时期台湾地区《出版法》经历了从制定到修改，到废止的漫长过程，本着谨慎的原则，我国的新闻立法暂时搁浅。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进步，应当重新开启新闻立法的筹备工作，结合现实国情，尽快出台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合法有效地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在实施新闻立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闻自由作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合法延伸。应当充分保障新闻舆论的存在空间，保护其权力的自由行使；其二，依法划定新闻媒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新闻媒体对于司法监督的方式及行使时间。强化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其三，新闻立法不能仅局限于一部新闻法，应当着眼于建立一整套系统的、涵盖多方面内容的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体系。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范围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大化。
第二、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组织的自律建设。如前所述，媒体监督具有自由性、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及道德性等特性，行业自律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由于人物、时间和空间的虚拟性。使得对于参与其中的人员难于管理，也由于缺乏强制力而作出的惩罚力度很小，最多也只能作出除名处理。因此，各新闻媒体行业组织在成立之时就应当建章立制，并对行业内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加强与政府的联动。对成员违反章程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的行业规范建设，明确成员的行为规范，引导各成员省已自律。共建新闻舆论阵地文明之风。有效发挥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加强司法制度建设
贺卫方先生曾经指出。“在社会利益重组过程中，是否有廉洁、公正、中立的司法体系和高素质的司法阶层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命运的大问题。…同时社会又必须变化，在稳健过程中求得良好的变化。此时核心还是司法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讲，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目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屡屡存在冲突，司法制度本身也有着极大的问题，亟需改革完善。总体而言，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及司法队伍庞杂素质不一。就如何进行司法改革，学界学者已经进行过充分的思考，并有相当多成熟的见解。学者们认为，第一，应当将现代司法理念武装到全体司法从事工作人员中的意识中去，充分贯彻司法独立原则，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实现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司法独立要求法律的适用者只将法律认作唯一的上司。只对法律的社会属性和人民意志负责。与国家其他行政机关和团体完全独立开来。要实现所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宏伟目标。司法独立必须努力实现，通过保障与行政机关的对等关系。避免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施压直接千预司法。引导司法者在法律规则和事实的指引下实现对法律的适用，同时，改革法院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财政，拨体制，使人事脱离地方行政部门，财政专门纳入人大财政预算，单独开支。也只有在人事、财政等多方面实现独立，司法独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第三，去除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运作。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表现为，司法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审判管理职能相混淆，审判管理甚至被包含于行政管理之内，案件合议的最终决定结果也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这种典型化的行政化运作模式。实质上完全架空了司法者独立从事司法活动的权利，违背了司法独立性的本质要求。当前正在各级人民法院开展的法官员额制改革。虽是对司法去行政化所作的努力。但实施效果并不佳。尽管实现了裁判文书的自审自批，对案件终身负责制，但人事行政并未与地方完全脱离关系，院长、庭长等领导亦几近百分之百入额，行政事务并未与审判业务实际相分离。在合议庭组成人员中亦享有案件的最终决定话语权。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实行法官终身制。除因法官自身原因、构成犯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等原因不适合再担此职位。法官不受其他任何原因停止法官职务。同时，从事审判业务的一律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实现行政事务与审判事务的真正分离。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构建合理的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关系
首先，作为司法机关，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新闻舆论介入创造条件。司法程序与一股程序不同，许多人又不甚了解，如果一味地强韦性地不许新闻舆论的介入，反而能激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整个司法审判活动置于阳光之下。接受人们的监督。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于的知情权以、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起先后出台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规定》等文件，为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审判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随着新兴媒介的兴起。上述文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降低新兴媒介报道司法审判活动的准入门槛。从而真正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