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1
一、对《修正案（八）》中食品安全犯罪规定的梳理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概念。一般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食品安全犯罪包括经《修正案（八）》修正的《刑法》143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罪，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22条的虚假广告罪，225条的非法经营及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另外还包括《修正案（八）》第49条新增的食品安全监管罪和食品安全监管罪。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仅指《修正案（八）》修正的《刑法》143条、144条所规定的犯罪。本文以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为研究对象，因此，根据我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是指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严重危害社会、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一）《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
《修正案（八）》第24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修正案（八）》第25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二）《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正内容
1.罪状上的修正
（1）《修正案（八）》第24条对《刑法》143条罪状的修正。首先是将“食品卫生标准”修正为“食品安全标准”；其次是将“食源性疾患”修正为“食源性疾病”；第三是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增加了选处的“其他严重情节”。
（2）《修正案（八）》第25条对《刑法》144条罪状的修正。首先是删除了对“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规定；其次是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增加了选处的“其他严重情节”；第三是将“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修正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2.法定刑上的修正
（1）《修正案（八）》第24条对《刑法》143条法定刑的修正。主要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正。首先是在罚金刑的设定方式上，将“并处或者单处”一律修正为“并处罚金”；其次是修正了罚金的数额，由“限额制与比例制”相结合修正为“无限额制”，即将原来的“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一律修正为“并处罚金”。
（2）《修正案（八）》第25条对《刑法》144条法定刑的修正。首先，是删除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行为犯的拘役刑，即删除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其次，在对罚金刑的修正上与《修正案（八）》第24条的规定是相同的。以上修正内容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是罪状的修改更能彰显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食品安全犯罪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人们饮食的安全健康，积极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而食品卫生标准难以包括食品的营养标准，不符合营养标准同样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安徽阜阳奶粉案就是典型。所以，将143条的“食品卫生标准”修正为“食品安全标准”更加科学、合理、严谨。
其次，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使得立法更加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修正案（八）》删除《刑法》144条中的拘役刑、取消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上限等，都表明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力度的增强，这与食品安全犯罪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是相适应的。例如，已然发生的苏丹红案、三聚氰案、皮革奶案等都凸显了食品安全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二、《修正案（八）》在食品安全犯罪规制上的缺憾
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刑法修正案，《修正案（八）》无疑包含了众多牵动全球视野的热点和亮点，例如，13种死刑罪名的取消问题、审判时已满75周岁老年人犯罪免死问题、调整生刑问题、社区矫正纳入刑法问题、危险驾驶行为和恶意欠薪行为入罪问题等等，但是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正却显得不够充分。因此，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现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一）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阐述不够周全
1.犯罪主体单一
《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限定为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然而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环节却是纷繁复杂的，从农田到餐桌，包含了从种植、养殖、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等众多的环节，同时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环境污染、药物残留等等。因此仅追究生产者和销售者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显然是有疏漏的。
2.犯罪客观方面要素的规定未能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
首先，在行为方式上，《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1项规定“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表明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行为方式除“生产”外，还包括销售、流通等经营行为；第3条也采用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此外，司法实践中，也有运输、仓储等行为致食品不安全而放任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进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因此，仅用生产、销售这两种行为方式涵盖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是不现实的。其次，在规制对象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的规定，除食品外，还包括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而食品安全犯罪所规制的仅为食品。
（二）法定刑的规定不尽完善
1.主刑规定未能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这是我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在“97刑法典”之前，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行为是以《刑法》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处罚的，这就表明食品安全犯罪在性质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但是，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却明显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15条又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修正案（八）》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最低刑为拘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低刑则为6个月的有期徒刑，除此之外的其他刑档也基本上低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但从侵害客体、危害结果来看，食品安全犯罪的主刑规定都未能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2.罚金刑的规定不尽合理
由于不同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且有时其危害表现难以以财产数额计量，加之罚金刑不具有人身专属的性质，每个犯罪人之间财产状况差异迥然，罚金刑在设置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修正案（八）》在罚金刑的设定方式上使用“并处罚金”，在数额的设定上也采取了“无限额制”，这一方面是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就是在尽量避免罚金刑适用上的上述限制。但是，这种设定方式的缺陷依然凸显。主要表现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这使得犯罪人可能被判处的罚金数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也使得实践中司法人员对罚金数额无从把握，极有可能带来同罪、同犯罪情节，但罚金刑不同数额的情形，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
3.资格刑缺失
资格刑是与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相对而称的刑法种类，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2]。在我国由于驱逐出境只适用于外国人，剥夺军衔只适用于犯罪的军人，《修正案（八）》所增补规定的“禁止犯罪分子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也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均具有单一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唯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定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但是，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面对日益猖獗的经济犯罪，资格刑适用还囿于其政治化色彩中“，在现代社会，对一个人的否定如果还侧重停留在政治否定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3]。因此，如果食品安全犯罪的资格刑只局限于剥夺政治权利，就会导致刑罚与罪行不相匹配，缺乏针对性,从而极大地限制其作用的发挥。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略显粗疏
自1997年新的《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又陆续出台了八部刑法修正案。当然“，法律应该要稳定，但却不可僵硬地站在原地不动”[4]，这一经典的法律格言，很好地诠释了法律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的原因。但是，近乎一年一部刑法修正案的频率绝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所驱动的，立法只注重对现时危害行为进行规范的“今天只管今天”之指导思想[5]也难辞其咎。《修正案（八）》在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修正时也未能跳出这一怪圈，该入罪的行为并没有入罪，该规制的对象也没有规制。例如，对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相关产品的行为如何制裁？其危害性并不亚于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而且是不安全食品的诱因，如果仅依赖行政制裁手段显然不能够平衡各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够有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三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完善的建议“任何一部法律，自公布施行之日起，即必须面临被修正，甚至于被废止之命运。”[6]尽管《修正案（八）》也刚刚颁布施行，但是，由于受立法观念、立法条件等因素限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完善
“所谓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的构成特征的描述。”[7]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完善首先是要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体。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27条的规定，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销售人员，据此，应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扩大为生产者、经营者。其次，是要补充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一是用“经营”行为涵盖除“生产”行为之外的一切与危害食品安全有关的加工、包装、运输等行为；二是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食品相关产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这样，才能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更好地衔接起来，进一步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二）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设置的完善
“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8]这在食品安全犯罪中也有明显体现：《修正案（八）》第24条修正的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其主刑最低刑为拘役，而25条修正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此外，食品安全犯罪的无限额罚金刑也有不合理之处，因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仍然需要完善。
首先要重置食品安全犯罪的主刑。第一，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生刑。如前所述，食品安全犯罪在性质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所以生刑的设置也应当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即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的三个刑档分别调整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废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刑罚趋轻是世界刑罚发展的大趋势，而我国目前则处于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的重刑主义时代，废除死刑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一个方向。现今我国有关死刑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在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毕竟对食品安全犯罪适用死刑既不符合刑罚发展趋势，也不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更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况且“，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型，而是刑罚的延续性”[9]。
其次，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罚金刑是通过给犯罪人以财产性痛苦，以镇压其犯罪性，并使其下次不能犯罪为目的的刑罚。”[10]也就是说，罚金刑是通过给犯罪人以财产性的惩罚来强化犯罪人的规范意识，起到抑制犯罪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修正案（八）》以“并处罚金”的方式提高了罚金刑的适用率。但是，笔者认为，应在此基础上，设置罚金刑的最低限额。因为，《食品安全法》对违法者的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以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为基准处“二千元至五万元、五倍以上十倍以下”不等的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所以，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刑在处罚额度上应当高于行政罚款的额度，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应规定为“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50%以上的罚金”。
最后，要增设资格刑。资格刑是通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做出某些行为的权利来惩罚犯罪人和预防再次犯罪，具有惩罚、预防的双重功能。我国普遍适用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但是“人可以利用的资格是广泛的。除政治方面的资格之外，还有生产经营权，财物管理权，行医权，从事教育权，驾驶机动车（船）权，居留权等”[11]。由此可见，我国资格刑适用范围过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更是缺乏运用资格刑的法律依据，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限制经营活动”等资格刑。“禁止从事一定职业”是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个人适用的，可以根据具体犯罪情节的不同，予以一定时期或永久性的执业禁止。“限制经营活动”主要是针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即对单位犯食品安全犯罪的，可以禁止其一定时期内从事某方面的营业活动。所谓某方面的营业是指之前的犯罪行为所涉及的方面。这种处罚尽管不会导致该单位完全停产歇业，但却会使该单位的经营基础丧失殆尽。惩治具有针对性，预防犯罪的效果也就很显著。
（三）对食品安全犯罪罪名的增补
1.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
《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从事“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也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因为这些相关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会直接对食品本身的安全带来影响，可能导致食品的不安全，从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造成与食品安全犯罪同等的危害后果。笔者认为，可以在《刑法》第143条后增加一款，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在本罪的设置上，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客观方面则表现为，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2.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罪”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5月2日制定，3日公布，4日实施，可谓紧锣密鼓。根据这个司法解释，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蛋白粉、工业明胶、毒胶囊、死猪肉制品、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的饲料等等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最高可处以死刑。提供各种帮助的将以共犯论处，推波助澜做虚假广告也将严查；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同时将从重追究渎职犯罪行为。这个司法解释对长期遭受劣毒食品伤害的民众无疑是大好消息。
据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介绍，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攀升，重大恶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法院对这类犯罪也进行了严厉打击，2011年、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1533件；对2088人进行了判决。一些不法犯罪分子顶风作案，相继出现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食品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特别严重的是犯罪分子的黑手不仅伸向普通的消费者，还伸向婴幼儿童，谋财害命，丧尽天良，令人发指，如不严惩无法向人民交代。
按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什么情形“足以造成严重事故”？实践中难以确认，因此往往是死了人才来追究罪责，但严重的危害后果已无法逆转了。现在，司法解释以列举的方式对入罪门槛进行了明确。比如：食品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健康的物质的；其他情形如，病死、死因不明或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制品；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只要具有这些情形之一，即可认定为存在足以造成刑法规定的危害。针对日益猖獗的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司法解释首次明确，凡是在食品中添加禁用物质的行为均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依据刑法，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最高可判死刑。司法解释还明确，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仍提供资金、许可证件、经营场所、运输、贮存、网络销售渠道、生产技术等各种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以共犯论处。对大肆泛滥的虚假广告要进行更严厉的查处。最高法院发言人说，“即便广告经营者、者不知道广告中的食品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的食品，依法不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但明知广告内容虚假而作虚假宣传的，也应当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针对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的部门的责任这一问题，最高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说，检察机关将重点围绕涉及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监管环节，严肃查办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犯罪。对辖区内存在的食品行业“潜规则”不闻不问或者长期坐视不管，在监管活动中“走过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不履行追究职责的，都要从严追究渎职犯罪的法律责任。
专家进一步解说《解释》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多年来有毒有害食品已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严惩态度，正是基于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
法律专家还对《解释》作了下列进一步的解说。
第一，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的理解和认定规定的更为结果化和分类化。凡是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体轻伤、轻度残疾或是器官达到一般功能障碍的就构成触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另外，《解释》明确规定了如果造成达到十人以上出现食品中毒的现象的无论有无造成伤残等要承担刑事责任。“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品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就要承担可以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从事教育、工厂、餐饮行业的人来说如同给他们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第二，将食品生产链从仅仅规定为“生产、销售”环节扩大到“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和“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的全覆盖。同时明确规定“食品”除加工食品之外，还包括食用农产品。《解释》明确规定，在食品流通过程中，禁止不法商贩在种植、养殖、运输、贮存过程乱添加有毒有害原料、饲料等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常见的在种植、养殖环节乱用有毒有害添加剂的行为，如毒豆芽事件、瘦肉精事件等。
第三，《解释》第十条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四，《解释》第十一条从源头上杜绝非食品原料，禁止性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禁止性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商贩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正是因为有不法商贩生产出大量的违禁添加剂并将其流入市场，才会让危害食品安全生产、销售的添加行为成为可能。为此，在源头上杜绝非食品原料和禁止性的农药、兽药的生产、销售，才为以后的生产、销售合格、安全的产品创造良好的一个基础环境。同时，《解释》第十二条对私设猪屠宰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也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如果发生法律竞合的，将择其重罪
处罚。
第五，明确界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解释》第十三条确立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一般应适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两个基本罪名定罪处罚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广告宣传的以共犯论处。第十五条明确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七，《解释》第十六条明确从严惩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中，一些监管人员、包庇纵容、不作为的行为，不再以较轻的罪或者罪处理，而是依其较重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罪、动植物检疫罪、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罪处理，依照处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对于生产、销售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将以严格经济处罚力度和严格执行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来确保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效果，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罪能力和
条件。
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典型案例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5月3日召开新闻会，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以及销售“地沟油”等广受关注的案件。
其一为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在这一案件中，被告人王长兵等人生产、销售的假白酒致使当地众多居民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该案件经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王长兵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处罚金99万元。
其二为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在这一案件中，被告人陈开梅到莆田收购病死猪，雇佣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多万元，违法所得12万元。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余万元，违法所得20万元。该案经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其他被告人亦受到相应判处。
其三为范光非法经营案（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2009年以来，被告人范光为牟取暴利，从安徽省淮南市倪陆昀（另案处理）等人处多次购买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原粉，并在山东省梁山县等地将“瘦肉精”原粉与一定比例的石粉混合加工成袋装肉用动物饲料添加剂并销售。经层层转手，上述物品销售给牛羊养殖户，导致大量使用“瘦肉精”喂养的肉用牛羊流入各地市场。至2011年9月，被告人范光共购买“瘦肉精”原粉25千克勾兑后销售，销售金额200余万元。该案经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审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范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3
第一条为保证辐照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以下简称《放射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对食品辐照加工实行许可制度。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从事辐照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食品辐照加工单位和人员的管理
第四条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和放射工作许可证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五条申请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辐照室有良好的通风设施，辐照室内臭氧和氮氧化合物的浓度低于国家《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的限值；
（二）辐照室有多重安全联锁装置和剂量监测装置，对r辐照装置还应备有迫降装置，并保证各种装置安全有效可靠；
（三）有专业剂量测试人员、操作人员和防护人员以及卫生检验实验室和常规剂量计；
（四）有辐照食品生产管理细则，工艺操作规程、安全守则，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
（五）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食品辐照加工单位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向放射工作人员提供合格的卫生防护用品，指导其正确使用，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按要求配戴个人剂量计和报警仪。
第七条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就业（上岗）前健康体检，就业（上岗）后的定期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医疗机构负责。
第八条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放射防护知识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放射工作人员证》。未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者不得上岗从事放射工作。
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工作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负责。
第九条辐照设施的建造必须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其竣工后，必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验收，验收合格的，发给《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认可书》。未取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认可书》的，不得投入运行。
第十条辐照装置必须能准确调整运行速度，以满足不同剂量范围的要求。对辐照的食品应按良好的辐照工艺进行辐照。
第十一条对辐照设施卫生防护的监督检查，卫生行政部门依照《r辐照加工装置卫生防护管理规定》进行。
第三章辐照食品管理
第十二条辐照新研制的辐照食品品种，由辐照加工单位或个人向卫生部提出申请，经卫生部审核批准后发给辐照食品品种批准文号，批准文号为“卫食辐字（）第号”。
第十三条研制10kGy以下的辐照食品新品种，研制单位应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初审，初审合格后由研制单位报卫生部审批。研制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下列卫生安全性评价资料：感官性状，营养及微生物等指标。
第十四条研制10kGy以上的辐照食品新品种，研制单位应向卫生部直接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卫生安全性评价资料：感官性状、营养、毒理及辐解产物、微生物等指标。
第十五条卫生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辐照食品卫生安全评价专家组，负责新研制的辐照食品的卫生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十六条食品（包括食品原料）的辐照加工必须按照规定的生产工艺进行，并按照辐照食品卫生标准实施检验，凡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辐照食品，不得出厂或者销售。
严禁用辐照加工手段处理劣质不合格的食品。
第十七条食品不得进行重复照射，但对下列食品可进行重复照射，其总的累积吸收剂量不得大于10kGy：
（一）为控制病虫害而进行辐照的含水份低的食品，如谷类、豆类、脱水食品及类似产品；
（二）用低剂量（小干1kGy）辐照过的原料制成的食品；
（三）为达到预期效果，可将所需的全部吸收剂量分多次进行照射的食品；
（四）含5％以下辐照配料的食品。
第十八条待辐照加工的食品与已辐照加工的食品应当分别放置，防止交叉污染。
第十九条辐照食品在包装上必须贴有卫生部统一制定的辐照食品标识（见附录）。
第二十条定型包装的辐照食品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进口可能有霉变、生虫或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侵染的食物、食品原料等，鼓励在口岸地进行辐照检疫处理，以保障人体健康及防止食物的损失。
第二十二条卫生部设立的辐照食品检测中心是全国辐照食品检测的最高技术仲裁机构，是全国辐照食品技术指导中心。
第二十三条辐照食品的监督检查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抽检结果千同年十月报卫生部，并由卫生部统一公布。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四条未取得放射工作许可证而擅自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放射防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规定处罚。既未取得放射工作许可证，也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前两款规定合并处罚。
第二十五条对未经过健康体检或未经过放射防护知识培训的人员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六条或《放射防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辐照食品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按照《食品卫生法》和《放射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决定。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4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2-0169-03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对其保护既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刑法规制和强力干预，既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又有消除人们恐慌的心理需要。
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建设状况
为加快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及执法监督体系，我国大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建设。出台的法律主要有：《农业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种子法》、《渔业法》、《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出台的法规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程序》等；出台的规章主要有：《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同时，农业部参与和组织制定农业国家标准479 项、行业标准1 681 项、地方标准17 000 余项，并组织制定和了294 项无公害食品行业标准、72 项绿色食品行业标准； 清理了农业国家标准482 项、行业标准1 242 项。这些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的颁布和实施，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基本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为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尝试通过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强化对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并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吃的用的放心，可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案件案件数量增长明显。据统计，2008 年，全国发生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84 起，涉及 101 人；2009年，共发生148件，违法犯罪人数208人；2010年，发生119 件，涉及人数 162 人。除此之外，还有有更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事实证明，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社会的行为，民事法、行政法已不足以应对，只有动用严厉的刑罚手段才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效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秩序。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终手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已不可或缺、不可替代，通过刑事立法构建完整的规制体系，既是宪法相关条款的具体化要求，也是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保护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保护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是关于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构成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总体性规定。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已经形成《刑法》、《刑法修正案（ 八） 》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共同构成的保护体系，其中，《刑法》是最基础和重要的规制依据，涉及的犯罪主要有：罪、罪；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符合刑法其他条款规定的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和修订前刑法相比，《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主要变化有：将“食品卫生”改为“食品安全”，将营养安全纳入其中，丰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内涵；在《刑法》第 143、144 条实害犯的罪状基础上都相应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的规定，降低了犯罪门槛，有利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从严打击；把《刑法》第 143、144 条中的罚金改为并科制，删去了上下限，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更加灵活地从根本上制裁罪犯。另外，“两高”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司法解释主要涉及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核心概念界定不清
刑事立法中确定农产品的范围非常重要，直接涉及到如何与《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划分管辖范围，可以避免重复管辖或者漏管。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该定义将农产品界定为“初级产品”，但对何为“初级产品”并未详细释明。由于许多农产品在实际收割、分拣、包装等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初级加工，而工业加工和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加工不易区分，对于经过加工的农产品是否属于农产品、怎么样加工后就不再属于农产品等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导致在执法中出现外延争议，如冷鲜肉的分割、蔬菜的清洗包装、奶液的消毒等哪些属于、是否属于农产品的问题。
（二）罪状规定存有不合理性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和五十三条的规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首先，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问题。从现行刑法第 143 条规定可以看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危险犯，只有在生产销售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形下才能构成犯罪，但无论是理论上界定该罪中的“具体危险“还是司法中实践认定都是一个难题，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八）》继续采用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此模式存在个立案标准过高问题，导致很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难以入罪，严重消弱了刑法应有的惩罚力度。其次，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问题。现行刑法第 144 条和《刑法修正案（八）》第 25 条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都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根据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该罪的犯罪对象“食品”限定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笔者认为，有毒、有害的食品，就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管掺入的是食品原料还是非食品原料都一样，显然当前的立法逻辑不通，甚至可能影响刑法规定的科学性、正确性、合理性。
（三）刑罚存在缺陷
首先，《刑法正案（八）》第 25 条删除了“拘役”的规定值得商榷。与现行刑法相比，《刑法正案（八）》第 25 条加重了该罪的法定刑，删除了原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笔者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有重有轻，对不同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规定不同的刑种能确保刑罚的梯度性，做到罪责刑的统一，有些犯罪有罪必罚远比单纯的重罚更为有效。其次，罚金刑规定不明确、不合理。我国现行刑法农产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方面，采取的是倍额罚金，即“处销售金额 50 %以上 2 倍以下罚金”，“以销售金额作为适用罚金刑的基准，这就导致了对没有销售金额或销售金额小的食品犯罪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或得不到有力的罚金刑处罚，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罚金刑功能的发挥。”同时，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数额并且没有按照行为的危害程度递增，更没有区别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幅度，甚至出现刑法规定的罚金刑幅度明显低于的行政处罚的罚款幅度，罚金刑的作用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再次，我国农产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中大多数都将单位列为了犯罪主体，但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仅限于罚金刑。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规定有待完善
我国农产食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普遍规定为故意，导致刑法规制范围缩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专业要求也越来越高，义务注意事项也越来越多，现实中生产经营者难免会因业务过失引发农产食品安全事故。如2003 年 12 月发生在辽宁省海城市的“豆奶中毒”案，行为人对事故的发生主观上是一种过失而非故意，但该事件危害性和不良影响很大，最终辽宁省高院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行为人有期徒刑 3 年。从法律规定可以清楚看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是故意犯罪，但法院却把明显的过失行为采用故意犯罪罪名定罪处罚，破坏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将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限定为故意显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
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思路
（一）明确界定农产品的范围
“农产品”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首要概念和逻辑起点，也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以及划分各法律调整范围的基础。从国际立法来看，对农产品的定义不尽相同。如《加拿大农产品法》规定涉及的范围较广，而德国在《产品责任法》中用排除适用的方式实质上界定了农产品的概念。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显然，将初级加工的农产品纳入到《产品质量法》规范，会失去国家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法制状况，笔者认为，应将对农产品的初级加工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规定的“初级农产品应包括初级加工的农产品，至于“初级加工”如何界定，应由《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完成。另外，可采用列举的方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农产品”的内容加以明确：首先，列举大类农产品的种类，如粮食、瓜果、蔬菜、油料、畜禽、食用菌、禽蛋、水产品等；其次，列举具体的农业生产方式来源，如种植、采集、养殖、捕猎、捕捞等；再次，列举初级加工的方式，如屠宰、包装、分割、冷冻等。同时，及时修改和完善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条款，保证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农产品”内涵和外延一致。
（二）完善不合理的罪状规定
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我国刑法143条和《刑法修正案（八）》第 24条有明确的规定，结合前面的论述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规定，笔者建议：（1）在进行刑事司法鉴定时，选择由司法机关委托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以准确认定是否达到法定的危险程度；（2）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降低立案标准，避免放纵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生产经营一般不合格食品但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同时降低“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的门槛，防止放纵犯罪。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我国刑法144条和《刑法修正案（八）》第 25条有明确的规定。立法者考虑到该罪的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更加严重，故将其设置为抽象危险犯并且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对于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只有犯罪构成十分准确、清晰，而才能客观反映出是比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更为严重的犯罪，才能达到罪刑相适应。”但条文表述中“非食品原料”概念模糊，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笔者建议将“非食品原料”修改为“非食用物质”，使本罪的犯罪构成容易判断，既可为食品添加剂的性质解套，又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三）完善刑罚手段
首先，提高附加刑的法定刑。考虑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对基本犯的罚金刑判处方式是相同而且限额幅度较低，不能体现罚金的剥夺性痛苦。“罚金刑是通过剥夺某人的物，来攻击其人，在有罪者的财产上打击有罪者的人格，因此，罚金刑是人格性的刑罚。即使不像自由刑那样明显，但在一定限度内仍能收到教育效果。”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保证罚金幅度不能低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的数额幅度，对于具体数额标准应由立法者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制定。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提高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幅度，使单位罚金刑高于自然人犯罪罚金刑几个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单位犯罪应有的惩治效果。其次，为更有效的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确保我国刑法的“严而不厉”结构，建议保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基本犯的拘役刑。再次，纵观世界各国关于资格刑的立法趋势并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特点，笔者建议应通过资格刑剥夺单位犯罪主体的再犯能力，如判处限制生产经营范围、限制在一定年度内从事特定食品生产经营等。
（四）增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
前文已经论述，现行法律中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仅限于“故意”的缺陷性。笔者建议，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在已有的农产品犯罪相关罪名中增设过失条款，以行为人对他人人体造成严重危害作为入罪标准，比照故意犯罪设立较轻的刑罚。在具体设定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定时，应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属于业务过失犯罪，是不同于普通过失犯罪并且处刑时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的一种过失犯罪类型，之所以要加重处罚，一方面为了激起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因具备相关的从业资格从而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因此，无论是从非难的刑罚评价还是预防犯罪来看，在政策上给予过失犯加重处罚是必要的。其二，过失犯罪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1月24日《关于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稿.
[2]梅传强，杜伟.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杨秀英，李晓君.论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完善[J].行政与法，2007，（9）.
[4]杜国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立法研究[J].河北法学，2008，（9）.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修正案（八）》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修正案关于此罪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修改为“食品安全标准”，以此来衔接已经于2009年正式颁布并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以免出现《刑法》在罪名设置上的滞后性。由于食品安全不同于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既包括了食品的营养安全还包括食用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的安全，而这些都是无法被食品卫生所涵盖的。以前的“食品卫生”一般只着重于指食品的洁净，不含有超标的菌类、杂质或污染物质，对食品标准的要求过低，而且也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对食品造成污染的危险物，不能适应社会高速发展下产生的新型食源性危害。而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安全”的定义可知，该定义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含对可能造成食品污染的危险物，而且将营养标准也囊括其中。
第二，在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中增加了一个适用条件，即除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外，“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将处以相关刑罚。也就是说，即使犯罪行为对人体没有造成严重危害，但从非法获利的金额、销售数量等角度能够证明其严重危害的，仍然可依法给予刑罚。这样就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调查举证的难度，从而降低了司法成本，更有利于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拓宽了刑法的打击范围。
第三，取消了单处罚金刑的规定，取消了原刑法中罚金数额即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限制性规定，罚金数额无上限的规定，加大了罚金刑的刑罚威慑力。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修正案八虽然没有修改该条的罪状，但改变了本罪的法定刑，原因在于之前该罪名将罚金刑限定在“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一下”，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一些大的食品犯罪集团在财产上无法起到惩罚和预防作用，不免显得有些僵硬，妨碍了刑法功能的有效发挥。经修改后，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增加了刑罚适用的灵活性，有利突破原来的限制加大对该罪的惩治力度。作为破坏市场秩序的贪利性犯罪，要有效的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卷土重来，采用财产刑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利益，使其没有足够的资金再次实行犯罪行为，也让犯罪分子认识到实施犯罪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不敢重来，可以让刑法同时发挥震慑与教育功能。在该罪的结果加重情节中也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包括了“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的情形，拓展了该罪加重处罚情节的外延，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程度相近的其他危害情节，例如严重破坏食品的交易秩序的行为也有了加重处罚的刑法依据，进一步贯彻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作为第四百零八条之一：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要是发生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和这两种行为。食品监管渎职罪是指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1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之前，根据《刑法》规定，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身份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如商检罪、动植物检疫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予以定罪处罚，这就可能造成责任人间的相互推诿，而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可以缓解这种局面：无论食品监管者处于何种部门，只要其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便可统一以该罪定罪处罚，加快了对食品监管者犯罪行为的打击效率，使我国的食品监管制度可以落实到实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独立设罪的根本动因是“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刑法有关规定应及时作出相应调整，还应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并进一步明确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人员渎职行为的刑事责任。”2
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必须同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紧密结合起来，重点打击食品安全监管各环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导致重大食品安全监管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恢复广大消费者对国内食品安全的信心。
注释：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088-01
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食品安全犯罪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节中,主要规定在第一百四十三条和一百四十四条，因此本文着重围绕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展开论述。综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不合理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经济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一般都是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所以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设置罚金刑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有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规定，使法官在判处罚金时能够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自由裁量，加大了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处罚力度，但其缺陷也很明显：
（一）罚金刑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不利于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对基本犯罚金刑的判处统一采取“并处”的方式。笔者认为“并处罚金”的罚金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罚金刑剥夺犯罪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物质基础的作用，但不利于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刑法第143条和144条对于罚金数额的规定都是以“销售金额”作为基点的，以销售金额作为规定确实不利于罚金刑功能的发挥，在实践中的操作性不强。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将“销售金额”直接删除的做法，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司法解释未能同步的情况下，将会使法官在量刑时无所适从，不以“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数额的基点，那到底依据什么对犯罪人判处罚金？这种立法模式会使得量刑幅度过于宽泛，罚金数额既无上限也无下限，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司法不公，使有些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犯罪分子罚不当罪甚至逃脱法网，而使其他罪行较轻的犯罪行为遭受过重的刑罚，影响刑法的公正性。
（二）未设置资格刑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经济犯罪，而犯罪人再次犯罪的途径就是其从事特定行业或者职业的资格。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这两种资格刑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并不能起到剥夺其一定时期内从事食品行业的资格或者永远禁止其从事食品行业的作用。《食品安全法》中虽然规定了对于违法的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吊销许可证，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定时期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但其毕竟是行政处罚，不等同于刑罚意义上的资格刑。一方面，刑罚同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刑罚严厉的强制性和制裁性，以及代表国家对于犯罪分子否定性的政治评价的功能是行政处罚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行政处罚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全面，例如，《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这种规定过于笼统，一律处罚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具有灵活性，而资格刑的规定则可以根据犯罪的情节，性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处以不同的刑罚。
二、犯罪主体单一，犯罪对象单一，与食品安全法不协调
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的规定与我国《食品安全法》不协调，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在犯罪主体上只涉及食品的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不利于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我国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规定比较单一，只涉及食品的生产、销售人员和监管人员
而《食品安全法》的违法主体包括生产（包括种植和养殖）、销售、加工、包装、运输、储藏、消费等各环节人员，《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都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非食品生产、销售人员违背了法定义务需承担刑事责任时，就只能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外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规定一方面会破坏食品安全法律保护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会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危害，使法院的判决无所适从，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同时也违背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二）我国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规定很单一，只涉及食品
一方面，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只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毒有害食品才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都有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如果行为人违反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说有毒、有害的食品添加剂，或者食品相关产品，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就难以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杨德明.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现状、问题及解决[D].吉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7
以染色馒头事件为例，违规商家从超市“召回”下架过期的馒头，如若弃之对商家就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而如果将其送去进一步回锅加工，添加上防腐剂，又统统变成新馒头，原本负的利润就变成了正的。由于食品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没有能力分辨馒头有没有被染色，而违规染色的商家平均成本比较低，价格相对便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选择购买相对便宜的违规馒头。长此以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那些拒绝投“毒”的商家将会在竞争中被逐步淘汰，而违规商家却能够越做越大，也就产生了经济学上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推动着市场一步步变“坏“至此呢？
推手一：食品生产经营商道德缺失
转型时期，在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部分从业者社会责任感缺乏，缺乏企业信仰的强烈约束，最终导致食品市场安全问题的产生。
一些违规企业自知其商品的危害，却依然大批量生产，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部分违规企业不明确其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盲目跟风，出现事故就以行业群体行为为借口进行责任推脱。可以说，这些违规添加、制假投毒的行为都与企业经营商的道德滑坡密不可分，道德的缺失在市场监管不足的情况下被放大，进一步引发了种种食品安全问题。
推手二：投“毒”成本过低，惩罚力度不足
然而，道德缺失只是食品市场变“坏”的表面原因，究其根本，导致市场道德缺失的主因还是惩罚力度不足。
一般来说，企业监管其产品安全的成本高于其所面临惩罚风险的时候，企业就可能选择放松监管而获得更高的利益。当行业内有某一种投“毒”行为发生，其他商家观察到这种违规行为利润大，又不会受到相应其获利的惩罚时，就很容易将其视之为行业内部的纵容，在利益的驱使下就易倾向于去选择不顾消费者的健康，而对违规行为进行模仿。当某一行业违规成风，又缺乏明确的惩罚机制，加之惩罚多以打击重点曝光对象为主的情况时，行业内商家就易倾向于认为这种违规行为产生的风险分摊到每个商家的头上也是极小的，进而导致更多违规行为的产生。
法律必须要起到震慑作用，否则就会助长涉案之徒的侥幸之心。近期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双汇瘦肉精事件，免职其济源子公司的四位高管和相应政府官员；上海联华超市染色馒头事件，超市管理人员受到停职及经济处罚，政府相关责任人记过、撤职。以上案件企业中均无人受到刑事处罚。这些处罚对于企业都没有触及其经营根本，更无法起到震慑同行业者的作用。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尽管伤害到数十万个儿童健康，夺去六人生命，但仍有许多卷入其中的不良企业逃过了法律的制裁，针对相关案犯的刑罚的打击面也不宽，案中某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问题奶粉的主犯也不过判到有期徒刑三年并缓刑三年。从轻的处罚会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造成这么大问题的事件的处理也只是如此，而其他违法者的处罚只会更轻。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造假行为，就必须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让造假的成本远远大于造假的收益，进而使造假者望而却步。
推手三：监管体制不完善，企业逃避监管心理作祟
对监管者的问责不到位也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之一。问责制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制度，包括问责标准的确立、问责程序及问责方法的构建、问责制度的完善等一系列内容。
我国食品监管体制的现状是，食品从种植到进入市场整体链条过长，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按整个食品生产流通链条实行分段管理：卫生部主管综合监督控制，农业部主管农业生产源头，商务部、工商局主管流通与市场，质检局主管加工。这样政出多门的监管模式面临较大的问题，诸如协调组织难、沟通难、合作难，易出现遇好事都想管，遇问题都推诿的现象。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发生点奶源站，就是一个各部门管理范围的模糊地带，到底是需要农业部门还是质检部门管，二者各执一词，结果就成了缺乏监管的边缘地带。多条监管体制导致监管的低效率，使得违规商家有机会钻体制的空子。此外，监管部门生产与安全责任不分家。以地方农业部门为例，其本身职责是发展农业产业，但同时又需要对其自身发展中的安全问题进行监管，当二者出现矛盾，就会出现“不管是错，管也是错”的情况。
从国际经验来讲，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部门发展趋势即是大力减少相关监管部门，从多部门管理向单一部门管理发展。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正在发生大的重组与整合,合并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是主要趋势之一，发达国家近年来为确保食品安全,在行政管理上越来越走垂直、兼并、高效的精兵简政之道。例如，丹麦与英国都把食品安全监管移到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管，美国的食品安全也主要是由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和其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与检验局两大部门来管。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重塑我国目前分散多段的监管方式，使安全与生产监管责任分家，让食品安全责任从目前的多部门分散管理过渡到一个部门来负责。
推手四：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反馈机制不成熟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我国消费者自我消费保护意识不强，整个社会对作假企业都过于宽容，消费者反馈意识薄弱，致使商家诚信感缺失。
不少消费者抱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态度来看待食品的安全问题，只有真正出现严重安全事件之后，才给予重视。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巨大的需求导致价格低廉却无质量安全保障的商品总是有广大的消费市场。中央电视台曝出的中小学校园周边三无食品事件，这些三无零食的生产商中有许多是地方加工坊，他们正是利用了学生缺乏对食品安全的判断力，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这点，才选择了违规生产换取利润。在我国，单是生产环节就有两亿多小农户、数百万小作坊、小摊饭馆，大型企业尚且难以监管其食品质量，若想对这些成本低廉的小型企业形成有力监管就更为复杂。这就意味着，消费者们在应对食品安全的危机时，有必要对自己的社会责任予以明确，发挥群众力量，对不法行为及时举报。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应对消费者反馈给予重视与宣传，提高透明度，形成成熟机制，强化行政监控。
总而言之，监管体制的不成熟、惩罚力度的不足使得违规添加成本过低，进而造成企业道德缺失被放大，加之消费者维权反馈机制的薄弱，如此种种，造成了食品市场的恶性循环。若要跳出这一困局，首当其冲，还是要从加大惩罚力度、改善监管体制做起，对监管机构明确监管责任，以重其责；对违规企业按章严罚，明确民事刑事责任。此外，辅助加强宣传等工作，提高消费者的生命责任感和企业的社会使命感，使投“毒”企业人人得以举报之，人人得以唾之，形成舆论压力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预防。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想解决层出不穷的食品市场安全问题，就必须要从重责开始，不仅对犯罪企业问责，同时还要对监管者问责，只有建立这种双问责体制，才能使我国食品安全市场走入良性循环。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8
查处与思考
【来源】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引言】作为基层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时能遇到比较棘手的案件，看似较为简单的事实，但在违法事实定性时，办案人员拿捏还不够准确，当事人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存在异议，个别案件当事人还会提起行政复议。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件，是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16月9月飞行检查中发现并查处的一起案件，执法人员对某乡镇辖区内的一家大型度假村检查时，发现操作间橱柜内有10种食品原料已超过保质期，1种食品原料外包装上无标签标示。经过调查取证后，执法人员将案件定性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案，按程序及法律法规规定做出了没收超过保质期及无标签标示的食品原料,并处以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11月3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听证告知书》。当事人要求对该案件进行听证，我局于2016年12月2日依法依程序举行了听证，并于当日下达了《听证意见书》,驳回了当事人听证中提出的相关理由。之后案件承办单位依法依程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酒泉市肃州区某餐饮有限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认为“装饰饼干”与“果味膏”属于餐盘内的装饰材料，并没有顾客将其作为食品食用，因此不是食品，于2016年12月16日向酒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酒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2月9日做出了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
在本案中，“装饰饼干”与“果味膏”作为餐盘装饰物，是否属于食品范畴一直是案件争论的焦点。执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争执不下，看似简单的案件却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审理程序，故作为本次讨论的典型案例予以提出。
【案例】1.案件基本情况：2016年9月28日11时30分，肃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第三季度飞行检查时对位于酒泉市肃州区的某大型餐饮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在该店操作间橱柜内发现：（1）上海江崎格力高南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慕斯百奇巧克力味装饰饼干”1盒，盒体标称净含量48克，生产日期：2015年5月20日，保质期：12个月；（2）“慕斯百奇牛奶芒果味装饰饼干”1盒，盒体标称净含量48克，生产日期：2015年3月3日，保质期：12个月；（3）“百奇巧克力味装饰饼干”1盒，盒体标称净含量60克，生产日期：2015年5月7日，保质期：12个月；（4）“粒粒百奇牛奶香蕉味装饰饼干”1盒，盒体标称净含量45克，生产日期：2015年3月5日，保质期：12个月；（5）“粒粒百奇牛奶香蕉味装饰饼干”1盒，盒体标称净含量45克，生产日期：2015年5月9日，保质期：12个月；（6）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香糟肉”1瓶，瓶体标称净含量630ml，生产日期：2014年12月13日，保质期：18个月。检查人员在该店裱花专间发现正在使用的：（7）广州富乐尔科技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生产的“富乐美牌哈密瓜味果味膏”1桶，标称净含量3kg，生产日期：2014年4月3日，保质期：12个月；（8）“富乐美牌巧克力味果味膏”1桶，标称净含量3kg，生产日期：2014年3月1日，保质期：12个月；（9）“富乐美牌草莓味果味膏”1桶，标称净含量3kg，生产日期：2014年9月25日，保质期：12个月；（10）“富乐美牌草莓味果味膏”1桶，标称净含量3kg，生产日期：2014年5月11日，保质期：12个月；（11）无标签“华謦”牌香料3瓶。上述涉案食品从外包装标签标示上看，均为食品生产许可和执行标准。当事人涉嫌有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行为，并立案展开调查。
当事人酒泉市肃州区某大型餐饮有限公司购进并使用的“慕斯百奇巧克力味装饰饼干”、“慕斯百奇牛奶芒果味装饰饼干”、“百奇巧克力味装饰饼干”、“粒粒百奇牛奶香蕉味装饰饼干”、“粒粒百奇牛奶香蕉味装饰饼干”，购进价格是每盒5元。“香糟肉”购进价格为每瓶15元。“富乐美牌哈密瓜味果味膏”、“富乐美牌巧克力味果味膏”、“富乐美牌草莓味果味膏”、“富乐美牌草莓味果味膏”，购进价格为每桶70元，超过保质期食品货值金额共计是320元。因该公司提供不出购货凭证，且提供不出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记录，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无标签“华謦”牌老母鸡香料是为防止同行看到了用的什么料制作菜肴，所以购进后就把瓶子上的标签撕掉了，生产日期为2016年5月30日。每瓶购进价格为60元。“无标签华謦牌老母鸡香料”货值金额是180元。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预期效果；完善
新《食品安全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实际上是近年食品安全形势变化而导致的法律规定的必然变化。先是毒大米、毒面粉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二英似乎还在昨天，三聚氰胺就马上甚嚣尘上；对接着又遭遇多美滋、蒙牛omp特仑苏牛奶困惑的民众来说，很难不发出“我们还能吃些什么”的疑问。这些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是社会快速向前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新《食品安全法》正是在支付了这些无比沉重的生命安全与社会成本代价之后，在急迫的社会压力下出炉。这个背景下，有关“十倍赔偿”规定的初衷也就不言而喻。
一、“十倍赔偿”规定的必要性
关注“十倍赔偿”本身，它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条款。惩罚性条款，一般认为是引自英美法系国家，他们认为只要存在欺诈、恶意、压制或者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此，这些国家在食品安全案件中常常会判处高额的罚款金额，如因为咖啡太烫，麦当劳赔了数十万美元；因为香烟有害健康，万宝路赔了数千万美元等。因而，国外食品制造、销售企业的违法成本是很高的甚至是巨额的：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这也是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关键原因。如此看来，出现“十倍赔偿”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无疑对食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来说都是一道紧箍咒，这就在无形中迫使企业生产和销售质量更好更稳定的食品。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倍赔偿”规定的预期效果
不少专家学者的一个疑问在于，“十倍赔偿”究竟能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十倍”究竟够不够。我们认为，公众关心的不只是个案中赔偿多少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正义，即法律能否真正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而真正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防范于未然，总是比事后一个一个进行弥补显得成本更低，也更令人信服。“十倍赔偿”究竟对生产者的震慑效果有多大?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就指出，食品和普通商品还不一样，如果一袋奶粉只有10块，“损一罚十”也只有100块，但消费者实际的损失远不止这些。换个更通俗的例子来讲，假如你吃了一碗4元钱的有毒凉皮，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而卖毒凉皮的只被罚款40元，或只被吊销许可证，除非闹出人命来，除非“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他才会被判刑。违法的成本如此之低，法律就没了震慑力。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一位人大代表表示，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对利益驱动下的违法行为，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处以最高多达货值金额lo倍的罚款并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偏轻。在食品中添加有害化学物质，应该视为投毒，而刑法规定，犯投毒罪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观点经不少媒体报道，已受到相当部分的民众的支持。
三、有关“十倍赔偿”规定的完善
在我看来，新《食品安全渤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无疑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不可将其神话，过多地寄希望于这一条文，换句话说，它最重要是在于宣誓意义，表明当局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坚定决心和对于违法食品生产的坚决的否定性评价，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实际执行中的绝对强制性规范，相关的规定仍待法律进一步完善。对于一般的食品安全事件，采用“十倍赔偿”的做法是可取的，也会起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甚至事故，或者说，厂家明知会造成极大损害、却仍然生产的食品安全事件，显然适用刑法规范，按照投毒处理更为合适。《食品安全法》中“十倍赔偿”的规定与刑法的配合适用有待于法律进一步加以规定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赵颖彦.陈颖婷.《食品安全法》10倍惩罚性赔偿标准还是太低[n].址海法治报》.2008-12-22
过期食品安全法处罚条例篇10
纵观近几年来我国食品领域频频出现的安全事件，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大头娃娃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等等，每一起事件都让人不寒而栗，翻陈出新的方式、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不断挑战着广大消费者的信心底线。面对这丰富多彩的世界，面对各种美味的诱惑，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与迷惘。
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稳定，为了应对这一形势，我国于2009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这一法律把食品从“卫生”上升到了“安全”的高度，完善了我国食品各方面的规定，同时明确了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对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态势来看，单纯的行政监管和民事救济措施显然无法遏制越来越猖狂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借助于最为严厉的刑法。“刑法被称为万法之盾，指其他任何法律的有效实施都依赖于刑法的最终保障。”只有依靠刑法才能有效打击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才能发挥强大的威慑与教育作用，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现状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关于刑事责任统一在这一条中规定(即本条的规定)，而且规定不涉及具体的罪名内容，这主要是考虑到与刑法相衔接，凡是违反本法的行为，只要依刑法构成犯罪的，即依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一是条文比较简捷，二是内容完整，避免因为专门规定几类犯罪行为而漏掉其他犯罪行为，这种处理模式也是当前立法中的通常做法。
为了更好的衔接《食品安全法》，更有利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其中既有对现有条文的修改，也有新罪名的增加。
首先，对《刑法》第143条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扩大了犯罪构成，将虽然符合卫生标准但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纳入打击范围，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为严格。在量刑方面，对于一般情节，取消了单处罚金的刑罚，加强了威慑力。对并处的罚金刑全面取消了销售金额的限制。一般的食品安全犯罪都是出于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对其惩罚的最好手段当然是罚金。这样的修改使法官在作出自由裁量时能够摆脱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者对销售额的隐瞒而造成的罚金金额难以确定的尴尬局面，同时能够更好的限制犯罪分子再次犯罪。
其次，对《刑法》第144条进行了修改，这点主要体现在量刑上。对于一般情节，取消了拘役刑和单处罚金刑，使这一犯罪的最低刑达到了有期徒刑，对于并处罚金金额取消了销售金额的限制;取消了原先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规定，仅规定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明显降低了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标准，加大了打击力度，同样对于罚金刑的规定也取消了销售金额的限制。
最后，《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40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四百零八条之一：“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这样的规定将刑法打击范围扩大到相应的政府部门，对强化其职权意识，完善监管机制，发挥其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应有的作用，重塑政府公信力具有巨大意义。
除了这三项与食品安全最为直接的犯罪外，还有其他一些与食品安全有一定关系的犯罪。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等等，这里就不在一一介绍。
二、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协调了与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与实际形势来说还存在较多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在犯罪构成过窄、缺乏相应的资格刑、量刑规定不明确等方面。
(一)犯罪构成过窄，打击力度不够
不论修改前的刑法还是刑法修正案均将两类基本的食品安全犯罪限定在生产、销售领域，未将食品的其他流通领域如包装、加工、储藏、运输等领域纳入到专门的刑法打击范围，虽然有些情况可以将这些情形归为生产、销售犯罪的共犯来处理，但是打击效果远远不够。这一规定的合理性着眼于生产、销售的危害性远大于其他环节，这在过去经济水平相对不发达的时期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分工形成，各个领域都得到长足发展，其他领域在食品流通过程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依照目前的形势还将食品安全犯罪限制在生产、销售领域大大缩小了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范围、延误了最佳打击时间，不利于有效合理的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
(二)缺乏相应的资格刑
我国刑法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罚限定在自由刑与罚金刑两个方面，并没有资格刑发面的规定。无论个人还是单位实施食品安全犯罪的目的就是追求不正当的利益，在巨大不法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分子虽然受到一时的惩罚，但是一有机会他们还会铤而走险继续从事非法事业。
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2条规定：“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许可证的的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食品生产经营者聘用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仅处罚范围过小，仅限于被吊销许可证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对那些未达到吊销许可证程度的、积极参与的、以及未获得许可证的个人都无法受本条的制约。同时处罚程度也远远不够，仅仅是处罚作出之日起五年，远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这不是出自于最严厉的《刑法》的规定，其威慑效果与教育效果自然逊色很多。
(三)量刑情节与量刑不明确
从量刑的角度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普遍加重了，不仅取消了单处罚金，而且有的最低刑从拘役提高到有期徒刑，但是对于新增加量刑情节的规定还是不明确。如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修改后的法条在加重情节中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面又加了一种情况——其他严重情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规定可以参照最高法、最高检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他严重情节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相并列，具有相当性，其具体内容还需要相关司法解释来明确。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严重情节，也同样加入了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也需要相应司法解释进行限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罪量刑修改的另一亮点是取消了罚金刑参照销售额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有其积极意义，上文中也有介绍，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规定大大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容易滋生司法腐败，而且由于没有统一指导很容易造成个案不公，导致案件当事人及人民群众的不信服，损害法律权威及公信力。
三、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刑法立法的完善措施
食品安全问题不可谓不是重大问题，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不可谓不严峻，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不仅要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修改的积极方面，更要看到目前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积极行动，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创造一个全新的局面。针对目前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构成
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在主要是由生产、销售方面引起的，随着生产社会化，其他环节诸如储存、运输等环节在这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只有符合特定社会状况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充分发挥其规范与调整社会的功效。
考察当前情况，我们有必要将目前的食品安全犯罪扩到生产、销售以外的领域，对于不安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储存均应受到同样的惩罚。因此可以将原来的两类基本食品安全罪改为生产、包装、加工、运输、储存、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包装、加工、运输、储存、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各个环节全部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全方位的打击一切参与食品安全犯罪的情况，保证食品从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各个环节均受刑法的保护，增强刑法威慑力，保证犯罪分子不漏不遗。
(二)建立相应资格刑制度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仅仅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是不够的，还应建立相应资格刑。对此设想如下：
首先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后果极其严重的首要犯罪分子应当剥夺其管理与经营食品行业资格终身。其次对于那些较为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剥夺其管理与经营食品行业资格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最后对于最一般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可以剥夺其管理与经营食品行业资格十年以下。
(三)明确相应的量刑情节与量刑的规定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量刑情节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相应的司法指导案例，使法官在判刑时有明确的依据指导，做到犯罪与刑罚相适应，使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罚金刑是处理这方面犯罪的最佳选择之一，由于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在做出罚金刑时既要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防止其再次犯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分子以后的生活状况，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对此可以根据犯罪时间、犯罪规模、食品货值得出相应的处罚金额，决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