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权纠纷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17:20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1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第三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享有权利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民事责任。

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或者以其他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信息网络中，使公众可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提供行为。

第四条原告能够举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外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实施了提供行为，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为被诉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了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点对点技术等服务的除外。

第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供搜索服务，按照一定的技术安排生成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网页快照、缩略图等并向公众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

前款规定行为未影响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正常使用，亦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合法权益，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构成合理使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点对点技术等网络服务，但有证据证明其与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提供者，通过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实施提供行为，符合共同侵权行为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点对点技术等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其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第八条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或者应知其提供服务的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

(二)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直接获利情况；

(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采取了同行业普遍采取的、预防侵权的技术措施、对侵权通知是否做出合理的反应；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作品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其他相关情形。

第九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进行主动审查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将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过错的考量因素。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采取相关技术措施，防止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发生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将其作为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有过错的考量因素。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一般不认定其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十条人民法院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过错，一般应当以其是否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为标准。

网络用户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明显，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不采取合理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应知。

第十一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仅通过搜索引擎根据网络用户指令自动提供搜索结果链接的，人民法院一般不认定其应知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其构成应知侵权：

(一)通过对热播影视作品、流行度较高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设置榜单、目录、索引并提供深层链接服务的；

(二)通过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对链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进行推荐的；

(三)为主要从事侵权活动的第三方网站提供定向链接的；

(四)可以认定应知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提供的被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

(一)将标有明确的权利人、著作权保护权限等信息的内容完整的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感知位置的；

(二)对本条第(一)项热播影视作品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的；

(三)其他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性质，仍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形。

第十三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下列改变情形，人民法院一般不认定其具有过错：

(一)仅改变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存储格式；

(二)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加注数字水印等网站标识；

(三)其他不足以认定构成过错的改变行为。

第十四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从其网络用户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对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具有过错。

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按照时间、流量等向其服务对象收取标准费用的，不属于前款规定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形。

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而收取的广告费，一般不认定为直接获取的经济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特定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投放广告所获取的收益，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与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存在特定联系的获利，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为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

第十五条相关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告请求为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器托管、支付服务等技术服务的相关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以预定的时间表在线播放他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人民法院参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其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二种意见：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在线播放他人作品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规定及相关规定进行裁判。)

第十七条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的删除或断开链接的通知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特别规定。权利人提交的通知未告知被诉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网络地址，但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该通知的内容已足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位的，可以视为该通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认定是否能够足以准确定位，应当考虑所涉网络服务的类型、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文件类型以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具有特定性等因素。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通知，未在合理期限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知或者应知通知所定位的侵权行为。

第十八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合理期限，应当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网络服务的性质、所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及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除有正当理由外，涉及热播影视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在收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通知一个工作日内采取必要措施；涉及其他作品的，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五个工作日。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2

关键词：网络侵权知识产权　专利制度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知识产权。知识经济必然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许多发生在技术发展迅速的网络应用上。因为以计锋机网络为基础的互联网具备丰富的信息含量、快捷的传输速度、广泛的传播范围，是现℃社会人们获取知识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传统的传播媒介所无法替代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的同时，使传统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产生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Ju剧了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冲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

一、网络发展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影晌和冲击

网络是汁算机信息资源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与特定的在线汁算机服务不同，网络是一个无中心的信息媒体。“它所组成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可以将全世界的人及机构、组织、政府联系在一起，使用户可以远程登录，共享数字化文件”。

知识产权的一大特点是“专有性”。而网络上的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知的，很难为权利人所控制。

知识产权的本意即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持有者在传播他们作品时的权利，在于阻止作品的自由流动，以创造一种机制来强化作品所有权，并对受侵害或处于受侵害危险中的知识攸提供一种救济的形式。而网络从诞生起，就致力于方便和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并力图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显然，这一目标直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相对立。

知识产权的另一大特点足“地域性”。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二者无疑又构成了一对矛盾。

网络的日益壮大发展，引出了知产权保护中最新的程序法问题：即在国际网络知识产权纠纷中，管辖权与准据法的确定问题。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诉讼地，并适用诉讼地(法院所在地)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砹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的侵权内容的汁算机终端等波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但是，在实践中，侵权复制品只要一上了网，全世界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发生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网络的无国界性决定的。如果被侵权人不能直观地找出侵权行为地，必定要借助其他力量，这样就提高了被侵权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让行为人以其登陆的服务器位于某地的一个网站而受制于某地法院管辖难免有些牵强。所以，这一规定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曾有人提议通过采取技术措施来限制网络传输的无国界性，以解决这些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极大，同时也有碍网络的正常发展。于是更多的国家、学者，正通过JJu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刳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些矛盾。网络上没有国界，从来没有一种传播方式像网络这样迫切地要求各国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

二、网络上的著作权保护

由于网上复制作品的方便快捷，使网络无限的复制性、全球的传播性和变幻莫测的交互性，给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是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网络在允许研究者、教育者、艺术家、作者和出版者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他们的市场的同时，也能让任何匿名或者无形的著作权盗印行为将网络上展示的任何东西进行复制和传播。”

我国《著作权法》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但对喇络传播侵权行为没有作详细的规定。为了解决复杂纷纭的网络侵权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补充性规定，在加强保护作者对其作品依法享有专有权利的同时，特别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知晓或有理由知晓用户利用网络进行侵权活动而不加以制止时，才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这与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比较一致，但对具体侵权责任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尤其是对“过错责任”的限制规定非常欠缺。因为，过错责任毕竟只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如何确定其为“知晓”或“有理由知晓”难以直接为外人所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汁算机司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虽然为著作权人推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用户有侵杈行为是很困难的，需要著作权人证明白己拥有有效的著作权，并且提供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具有侵权行为的证据并向其发出警告，也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承认其知晓侵权行为的外在表现。同时，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能够发现侵权行为，也可能采取“鸵鸟政策”战意忽视明显存在的侵权行为。所以，这条规定不但会增JJu著作权人维护权利的成本，也可能助长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注意义务的倾向。

三、网络上的商标侵权纠纷

随着数字技术臼新月异的发展，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商标侵权纠纷愈演愈烈，在商标权保护领域掀起层层巨浪。其中，尤以“链上的商标侵权之争及网上搜索引擎引起的“隐形商标侵权纠纷为最。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3

论文关键词：网络侵权知识产权　专利制度

一、网络发展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影晌和冲击

知识产权的一大特点是“专有性”。而网络上的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知的，很难为权利人所控制。

知识产权的另一大特点足“地域性”。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二者无疑又构成了一对矛盾。

二、网络上的著作权保护

三、网络上的商标侵权纠纷

在网络上，处于不同服务器的文件可以通过超文本语言进行链接(HypertextLil1ks)。只要在网页上某个标示着链接的字符或图形——“锚”——上轻轻一点，另一个网页或网页的另一部分就呈现在用户的汁算机屏幕上。这是因为锚上嵌着被链文件的网上地址。然而，为了网页的缤纷美丽，网主很少直接采用被链文件的网址作为锚，而是采用文字、标题或标志等作为锚的外表。当它涉及到对它方商标的使用时，就很可能卷入了一场网络商标侵权纠纷。在一个网站上，可能有许多网页，其中的主页就像杂志的封面一样，包含网站的各主要信息。作为许多网站重要收入来源的广告，也多出现在网站的主页上。换言之，主页对网主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然而，链接中纵深链(DeepLink)的设置，则可使用户通过点击甲网站上以乙方商标所作为的锚，绕过乙方主页，直接看到乙方网站其他页上的内容。

在美国的ticketmasterCooperation一案中，被告微软公司所创建的“西雅图人行道”网站未经同意，采用ticketmasterCooperation的商标作为链接的“锚”，而且没置纵深链绕过其主页，使用户在微软的网页上通过点击“锚”直接访问到ticketmasterCooperation的订票系统和其它信息。ticketmasterCooperation在起诉中指控微软的这种行为构成“电子形式的剽窃”，是对其商标的盗用和滥用，淡化了其商标的价值，损害了其商业信誉。虽然该案最终以双方和解而告终，但是关于链接的侵权之争远远没有结束。

继超文本键接之后，网上商标侵权纠纷的另一热点是由网上搜索引擎(Searchengines)引发的“隐形商标侵权纠纷”。某个网主：他人的商标埋置在自己网页的源代码中。这样虽然用户不会在该网页上直接看到他人的商标，但当用户使用网上搜索引擎查找他人商标时，该网页就会位居搜索结果的前列。“正如所有商标侵权纠纷一样，隐形商标侵权纠纷的关键也足是否会造成公众的误认，即公众是否会以为其要查询的商标所在网页与实际访问的网页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证明误认的可能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隐形使用他人商标时一股并不需要提示被查询的商标与网页经营的产品或服务有任何关系。但是，隐形使用他人商标，靠他人的商业信誉把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页，其淡化、乃至冒用他人知名商标之嫌总是在责难逃。

四、网络对专利制度的挑战

在专利法中一股都规定可以授以专利的发明创造必须具有新颖性。传统专利制度对新颖性的地域性标准作了如下几种规定：“绝对新颖性标准、相对新颖性标准和混合新颖性标准。之所以有以上不同的地域性标准，关键是各国山于不同的利益而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标准。然而，网络上是没有国界限制的，对任何一项技术而言，只要有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节点上将其输入了网络，只要我ffJ能从国内的节点上访问到该内容，那么就可以推定国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访问到陔技术的内容。依专利法的规定，这样的技术无疑是已经丧失其新颖性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把网络作为一个武器，尤其是发达国家，要阻碍那些采取相对新颖性或混合新颖性标准的国家的发明人在其国内就某项技术取得专利权就非常之简单。只要是将有关技术在网络上，无沦是采取何种标准，最终都肯定会认为该技术已经丧失新颖性。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外非出版公开的技术信息，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国公众所知，如果把现有技术中的非出版公开限制在国内已经没有意义了。因而，我国新修订的《专利法》将新颖性的地域性标准由“混合新颖性标准”修改为“绝对新颖性标准。”新的标准扩大了现有技术的范围，提高了专利授权的标准，这样有利于现有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是，剥于来自国外公开出版的技术信息的证据收集、证据举证方面而言，国外企业可能会运用更强有力的科技力量和丰富的专利经验收集域外专利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请求宣告我国企业的专利无效。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没有高质量的专利检索技术，收集域外技术信息比较困难，对于域外专利证据很难以进行鉴别、举证。这样可能导致我国企业难以获取国外已经公开使片J却能在我国获得专利授权的发明刨造。因此，面列网络这一现代化信息交流手段对专利制度产生的冲击，我们必须调好各国的利益，就网络上的专利保护及新颖性的认定达成国际性的共识。

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展望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4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了不少涉及计算机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其中以著作权纠纷案件居多，且审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些问题不但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引发讨论，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立法较早，实难适应对近几年涉及飞速发展的网络业著作权保护的实际要求，一些网络传输权等重大法律问题缺乏规范与定位，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规定。这种状况对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社会和界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积极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相关法律的不足，以应适用法律的急需，并为全国人大网络立法积累经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交流中，如何因应网络技术发展，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提供切实有力的司法保护，也成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和共同的研究课题。这些情况，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自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重点调查北京等地法院审判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情况，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总结地方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参考借鉴国外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实际作法，广泛听取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行政执法、立法机关以及地方法院法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了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稿。后又经多次研究推敲，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讨论通过。本司法解释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依据，对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中需要解决又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以解决审判实践的急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的内容，涉及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后的著作权归属、侵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等。现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正确审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谈几个问题，也算是对该司法解释的一些主要内容作一说明。一、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通过计算机设备的特点，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是确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难点，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网络服务与对网络的使用具有无国界性等特点，使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侵权行为地的界定非常复杂。不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已经多次遇到了这一问题。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过程中，被告以北京市海淀区并非侵权行为地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二审法院以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必须接触原告所在地的服务器为由，认定北京市海淀区是侵权行为地，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对此信息产业界和知识产权界意见纷纷。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结合网络的特点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规定。首先，此类案件的管辖，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这是确定管辖的一般原则，任何类型的案件都不宜突破；其次，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依靠计算机硬件的特点，对侵权行为地作出规定，即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此外，鉴于网络本身的特点，在网络上经常会遇到难以找到侵权行为人，或行为人的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均在国外等情况，如仅规定上述两点，对保护著作权不利，因此进一步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二、关于作品的数字化及著作权归属问题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和固定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理解为包括数字代码形式。虽然现行法律并未把数字化作品排除在著作权客体之外，但由于数字化问题是网络应用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律又未作出明文、具体的规定，可能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一致，因而本司法解释第二条对此予以明确。此外，该条还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作出解释。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网络传输行为的定性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被使用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网络传播方式。为此，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增加了向公众传播权（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的规定，即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这两个国际条约的规定，基本代表了国际上对解决该问题的主导意见和办法。国内各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争论，目前也已基本趋向于认同网络传播理解为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王蒙等六作家状告世纪五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就是适用上述条款认定被告构成侵犯六作家著作权的。本司法解释对这些司法实践予以了肯定。三、关于网络环境下的转载、摘编问题著作权法第32条第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能否扩大适用于网络环境下，是知识产权法学界曾讨论的热点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将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不失为目前情况下一种可行的应急措施，但在适用时，应当明确两点：一是网络上允许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不得超过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的作品范围（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应当注明作品的出处。理由主要是：首先，目前报刊、网站上的作品被相互转载、摘编的情况普遍存在，著作权人的使用权和获酬权均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应当分阶段地逐步规范网上使用作品的行为，如果简单地绝对禁止，不但社会各界、当事人一时不好适应，面对急剧增加的侵权案件数量，法院也难以承受，实际上并不能有效保障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其次，网络的特点就在于广泛传播信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在网络上转载、摘编他人作品前确实存在着难以找到著作权人以取得许可的现实情况。第三，还应当考虑促进网络产业发展和平衡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利益等因素。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采纳此种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32条是针对报刊转载、摘编所作的规定，不宜将其简单地扩大于网络环境下。理由主要有四点：首先，上述条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本身就与伯尔尼公约、tRipS等国际公约、条约相悖。其次，报刊与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媒体是有区别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对发行权所作的新规定，发行必须具备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移这一要件，在网络上这一要件无法实现，故在发行问题上，报刊和网络是不同。再次，著作权法第32条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并不好，例如许多报社以报刊转载之名义分期刊登小说作品，扰乱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正常传播秩序，所以该条款几乎成为报社、杂志社等规避法律的武器。第四，不能因为著作权人取得授权存在困难而忽略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实际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办法解决。版权行政部门的同志等持该种观点。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的现状以及平衡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本司法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一种意见。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如对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进行转载，应当认定为侵权。这是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对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现状和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一种选择。将来著作权法如果对此有新的规定应当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执行。应当指出，所谓已在报刊登载、网络上传播的作品，是指报刊、网络合法使用的作品，原来就是抄袭剽窃、违法使用的作品，当然不在被准许的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内。四、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该司法解释第4条至第8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主导思想是：尽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侵权的过错责任，不使其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其行为作出约束，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第一，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此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应由行为人本人承担。由于上述观点在国内外均无争议，故在本司法解释中未再作规定。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通过网络参与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属于共同侵权，应当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对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编辑控制能力，因此在明知侵权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上述义务的，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与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人网络注册资料的情况下，负有提供该注册资料的协助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了上述义务，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五，著作权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索要注册资料请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必须提供三类资料：一是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二是著作权权属证明，包括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三是侵权情况证明，包括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只要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就应当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或索要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则视为未提出警告或索要请求。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方便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陷入过多的侵权诉讼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提出上述资料后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从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第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著作权人的要求采取移除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是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不应为此向被控侵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著作权人指控的侵权不成立，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给被控侵权人造成损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必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应由提出不当警告的著作权人承担。五、关于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的法律责任问题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法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结合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形态，该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侵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邻接权以及对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行为，都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对上述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该司法解释也作出了规定：首先，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侵权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1）至（6）项关于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有关规定，其中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中的“等方式”，应当理解为涵盖了网络传播这种使用作品方式；其次，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邻接权侵权纠纷案件以及在认定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其他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8）项的规定；认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适用著作权法第46条第（1）项的规定。六、民事赔偿责任形式如何适用问题使用网络作品所应当支付的报酬和侵权赔偿数额标准的确定，都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由于现行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保证执法统一，防止滥用诉权的过高赔偿额，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第十条专门对此作出了规定。同其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一样，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和计算方法，同样也应当允许权利人作出选择，一般权利人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一是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实际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预期应得利益的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三是定额赔偿。在前两种情况下，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如果权利人选择了前者，则其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如果选择了后者，由于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的实际侵权获利确实存在着困难，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有关规定，权利人在证明了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可，对证明侵权人的成本或必要费用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侵权人。因此本司法解释规定：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对于定额赔偿的幅度，考虑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实际情况，本司法解释对《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写明的5000元至30万元的幅度作了适当调整。首先，鉴于许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所涉作品篇幅较小，故将下限调整为500元；其次，一般情况下，上限仍控制在30万元，但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侵权后果，故上限可达50万元。总之，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逾期应得利益计算；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对于被侵权人损失额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定额赔偿方法。定额赔偿的幅度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故可以超过30万元赔偿，但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将对人民法院在审判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如何更准确地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提供依据。这无疑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的执法统一，为著作权人提供更全面充分的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5

在此之前，大陆法院已审理了一大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依据大陆民法、当时的著作权法的原则和原理，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对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提出了意见和解决方案。虽然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的基本问题作了充分明确的规定，法院所提出的意见和方案似乎已无足轻重，但是，回顾和总结以往法院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深入研究其裁判的法律适用和法律依据，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和教诲，对于我们以后正确审理好新技术条件下的知识产权案件将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大陆法院对网络环境下一些著作权问题的确认

网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大陆出现，但发展相当迅速。1999年始，一批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便涌到了北京市及其他各地法院。在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面前，大陆著作权法则显得相对滞后。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制定于1990年的著作权法基本上没有对数字和网络技术作出任何反应，因而基本上没有有关网络环境下调整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任何规定。大陆法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理和审结了不少网络网络环境下的版权纠纷案件，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确认；大陆最高法院也适时作出了司法解释。

（一）判决的确认

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大陆法院对数字技术所引发的一些著作权法问题作了法理性的确认。

第一，确认以数字编码形式表现的作品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数字编码形式作品的出现。数字编码形式是否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是处理网络环境下发生的著作权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三条以列举的形式列举了应受保护的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八类作品，同时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也受保护。该法对应保护的作品采取了非详尽列举的方式。首先只有法律明确列举的作品才能受法律保护，其次对未明确列举的作品的保护要求必须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因此，根据大陆著作权法，如果存在或者出现了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的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作品，这类作品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给予保护后，才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1.

以数字编码形式出现的“作品”不在上述列举的作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法院通过判决认定数字编码形式作品仍然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2.

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其依据是当时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该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根据这一规定，作为作品，只要具备“独创性”、“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这两个条件即可，不要求作品必须以某种有形形式固定下来，也不以具有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为条件。一部作品，尽管没有固定形式，但只要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就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

第二，确认将传统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属于复制

所谓传统作品数字化，指依靠数字技术，将传统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转换成用二进制数字编码表达的形式。

对于将传统作品数字化的行为性质，在大陆曾存在争议，即作品数字化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还是类似翻译的演绎行为。法院基本上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在已审结的不少案件中，法院认定，将传统作品数字化是一种复制行为3.

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技术角度分析，作品的数字化过程，是将文字等表现形式的作品转换成机器能够识别的二进制编码形式，是由机器完成的，不是智力成果，本身没有创造性。实际上，在著作权发展历史中，出现过摄影、录音、影印等新技术，利用这些技术表现作品，不产生新的作品。将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同这些技术手段处理作品的过程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不具备产生新作品的基础。其次，根据传统的著作权原则，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人的创作性劳动，只有自然人才具备这种创作能力，而机器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最后，把数字化行为认定为复制也不违背修改前的大陆著作权法关于复制的规定。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虽然，该概念没有涉及数字化问题，但从概念本身看，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复制形式，并没有排除其他的复制行为，因此可以把数字化包括在内。

第三，确认数字化作品在因特网上传输是一种独立的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在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之内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和作品使用方式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著作权法所述的作品使用方式中没有网络传输的情况，所提及的权利中更没有有关网络传输权利的内容。因此，一种意见认为，在著作权法没有修改或者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对此加以明确和规范之前，将传统作品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延伸、扩展到网上传输，是对法律做扩大化解释，是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扩张过分支持4.

但是，法院仍然通过判决认定，在因特网上传输数字化作品是一种使用作品的行为，应属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范围5.

之前，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曾力图以现有著作权法上的概念来解释因特网上传输数字化作品的行为性质。大部分意见把该行为当做“发行”或者“播放”。但是，法院没有接受这种意见，而是认定是一种独立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因为数字化作品在因特网上传输与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和“播放”不完全相同。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五）对“发行”的解释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根据这一解释，发行是针对把作品固定在有形载体上从而构成的作品复制件而言的；而通过网络传输的作品，是脱离于载体的。因此，如果认为这种传输行为属于对作品的发行，不符合著作权法对发行所下的定义。作品在因特网上的传输也不同于播放。播放面向社会，是由点到面；而传输则是点对点，而且这种传输是在用户选定的时间向用户选定的地点进行的。因此，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法院作出这样认定的主要理由是，著作权法在具体列明作品使用行为时没有把在因特网上传输作品列入其内，但法条所列举的各种使用方式仅仅是例子，并没有穷尽所有作品的使用行为；而且作品在因特网上传输，本质上是为实现作品向公众的传播、使用，是为使观众或者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因此，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使用权延及所有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只要属于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就都在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符合法律的性质和属性。任何法律都具有时间和空间效力，法律不仅适用于“物质”世界，也适用于“虚拟”世界，只要其中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可以说，任何法律都是因特网的法律，著作权法当然应该可以、也能够调整在“虚拟世界”使用作品的行为。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能为著作权法所调整时，只要能认定这种行为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作品行为、这种行为影响到了著作权人的权益，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违反法律，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都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第四，确认直接提供信息的网络内容服务商对其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负有注意义务

网络服务商是指为个人计算机提供上网中介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根据提供服务内容的不同，又可以将其分为不同的服务商，如提供主机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直接组织并向公众传输有关信息的服务提供者，等。

由于不同性质的服务商在信息提供和传播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们对在网络上传输的信息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也不同。法院在判决中确认，直接组织并向公众传输信息的服务商，对其在网站上向公众提供的信息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负有注意义务，他们提供的信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6.

第五，确认仅提供主机服务、提供信息搜索工具的服务商在知道网络用户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后仍不采取相应措施的构成侵权

提供主机服务是指，向用户提供服务器空间，供用户上载各种信息。链接则是在互联网上实现快捷的传递和获取各种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网站的经营者经常利用这个技术，将网站甚至是各网站的信息连接在一起，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在大陆，对于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时，主机服务、信息搜索工具服务的提供者是否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外国的司法实践也不尽相同。

在此情况下，法院判例认定，作为仅提供网络技术和设施服务的网络服务商，除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传播的信息必须过滤外，对网络用户所传播的其他信息无法定义务主动筛选和控制，但当权利人对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提出侵权指控时，提供设备的网络服务商有责任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制止侵权内容的继续存在和传播7.关于链接，法院认为，链接服务本身不是将有关信息直接上载的复制行为，也不是传播。由于在互连网上网站之间具有互联性、开放性，网上信息庞杂、数量巨大，要求链接服务提供者对所链接信息是否存在权利瑕疵作出判断和筛选是不客观的，提供链接的行为本身不侵害他人的著作权。但是由于链接服务提供者完全有技术能力控制其网站与其他网站的链接，因此，在其知道所链接的信息为侵权信息后，有责任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停止链接，制止侵权。不及时采取措施，使侵权信息继续传播的，则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8.

（二）司法解释的确认

2000年11月，大陆最高法院在总结经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完善和发展了大陆著作权法。该司法解释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对司法实践已取得的成果予以认可。

比如，对数字化作品，《解释》第二条指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对不能归入著作权法已列举的作品范围但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的智力创作成果，也应当予以保护。从而明确了对数字化作品应给予保护。

关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在网络上的权利，《解释》明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各项著作权同样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人所有，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

第二，对一些复杂的实践中仍有争议的问题根据民法、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原理作出解释。

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各国的司法实践也极不一致，对此，《解释》对侵权行为地作了具体的解释，指出：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统一了执法。

关于网络服务商的侵权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有意见就提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关于第八条的议定声明指出：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因此，可以根据网络服务商是否属于仅仅为促成或者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备来确定其是否构成侵权，如是，不构成侵权，是，则构成侵权。但《解释》不是简单地看待这一问题，而是根据网络服务商在侵权中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情况，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为基础，具体分清其是否构成侵权，应否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解释》规定，对那些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权的，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侵权的网络服务商，可以按照共同侵权的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三，根据著作权保护的需要，充分考虑到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趋势，为著作权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救济。

毫无疑问，修改前的著作权法为权利人提供的法律救济力度不强，人们对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解释》在这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

它向著作权人提供了类似tRipS协议所规定的“信息权”，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其他侵权人的注册资料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法院可以追究其侵权责任，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和义务；它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法定赔偿”，法院可以依被侵权人的请求，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尝试解决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的问题。

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司法实务的启示

众所周知，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著作权制度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而出现的，因为没有印刷术，就没有著作权保护的必要，这时占绝对优势的作品主要是文字作品。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广播电视和静电复制技术出现和发展，由此引起作品类型不断增加，作品的传播方式多样化，著作权制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与前两次相比，数字技术给作品的创作、传播、保护和管理所带来的变化要深刻得多，对著作权制度所带来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甚至有人预言，数字技术动摇了著作权制度的基础。在迅猛发展的技术面前，大陆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则显得相对滞后。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修改前的的著作权法是以印刷术、广播电视和静电复制技术为基础的，基本上没有对数字技术作出任何反应，因而基本上没有有关数字技术条件下调整著作权关系的任何规定。大陆法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审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之前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实际上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指导。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法律和条约本身所提供的毕竟只是简单的、明确的条文，无法完全替代纷繁复杂的司法实务，如何将简单、明确的法律规定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往往会涉及复杂的法律原理、原则和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仍在迅猛发展，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新的技术，又会对著作权制度带来哪些影响。

面对这样的形势，法官应如何执法？或者说如何应付新技术发展对著作权审判提出的要求呢？这对于大陆法官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在主要属于大陆法系的大陆，法官的职责是执法，法官审判案件必须有法律依据，不得违背法律的明确规定。

应该说，大陆法院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尤其是其中的法律运用，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值得借鉴。表现在：

1、充分了解数字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为审判这类案件作好理论准备。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陆知识产权理论界就开展了关于数字技术对著作权制度影响的研究，法官们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积极的探讨，国内外知识产权界得出结论：数字技术发展至今，只不过使各类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并未动摇著作权制度的基础，不会也不应导致著作权制度的消灭或者基本理论框架的重构，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结构体系可以继续有效的适用。由于法官们参与了这个研究过程，充分了解数字技术与著作权制度的关系，因此在审判这类案件之前即做好了思想准备，打下了理论基础。

2、坚持以民法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调整著作权关系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职和特征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参加民事关系的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准则，而且也是民事立法、民事司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著作权法所调整的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关系，基本反映民法规范，著作权法应归入民法体系，但它又有自己的独特性质。著作权法一方面体现出民法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自己的特有原则，著作权法的特有原则也是实施著作权权制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准则，是在现有法律缺乏具体规定情况下的依据。数字技术的数字化、压缩、加工和存储功能，给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带来新的深刻变化；互联网的出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但不论是利用数字技术或者是在网络环境下传播信息，均会涉及到对“作品”的“使用”，因而必然涉及到使用者与版权人之间就“作品”产生的权利义务这一基本的民事关系。因此，虽然现行法律缺乏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具体的法律规定，但民法通则中的“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著作权法中的“以维护作者权益为核心原则”和“著作权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协调一致原则”依然是法院审理新技术条件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

3、牢固树立著作权作为绝对权的权利性质，正确认定著作权的权利范围。

虽然人们均承认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却常常忽视其绝对权的权利性质。不管其是属于准物权还是无形财产权，法官们把握住一点，即著作权是一种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权利，具有排他性及支配性。因此，著作权人可以排除其他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利的干涉，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均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负有不可侵害或者妨害的义务。虽然，著作权的权利范围为著作权法所明确规定，而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数字技术作出反应，但是对作品的数字化和网络传输，实际上是复制行为或者类似发行、广播的行为，依然是对作品的著作权使用方式，当然也应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

4、注意运用民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定，透过技术正确适用法律。

著作权法是一门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法律，著作权纠纷往往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涉及计算机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更是如此。如何防止过于陷入有关技术的原理和行业的特殊性中，或者只囿于著作权法原理和规定，而忽视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定，是法官们时刻注意的问题。因此，在处理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时，判断行为人是否侵权，法官们一直坚持民法通则关于侵权构成和责任承担的规定，不因案件所涉及专业的特殊性就忽视这一判断标准。透过数字技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正确适用民法通则的原理和规定是法官处理案件的基本思路。

4、把握好利益平衡原则，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

利益平衡原则是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准则，这一原则要求，著作权法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注意维护公共利益。在数字时代，这个原则如何把握，是正确审理好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前提。从法院已审结的案件以及最高法院的解释中可以看到，里边都贯穿了一条主线，即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不保护其利益，不鼓励创作，就不利于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公众也就不可能得到好处。当然，由于数字技术在我国刚刚发展起来，网络的运用还处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信息有强烈的需求，对于这种状况，法院也应给予注意。

注释：

1 胡康生主编，《著作权法释义》1990年11月版；刘波林、许超、孙建红：《实用著作权知识问答》，1992年版，第39页。

2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海知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海知初字第53、54、56、57、58、70号民事判决书。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6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保护措施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迅速发展，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纠纷逐渐增多，由于网络在技术上、管理上的特点，使传统法律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受到了制约，新技术革命对传统法律提出了挑战。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案件属于新类型案件，没有先例可参考，又多涉及社会知名作家和跨国大公司，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仅将在司法上确立网上保护著作权的基本原则，也将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前带来较大影响。在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多为因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传播他人作品导致的侵权纠纷，以著作权人状告网络公司侵权居多。网络著作权案件中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通常有如下认定：网络服务商通过网络直接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服务商通过网络帮助、教唆用户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作为著作权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将作品上载到互联网上的行为是著作法规定的使用方式，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行为构成侵权。因此，在互联网上使用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笔者认为，参照国内现有的法律、法规，通过现行的司法程序采用诉讼手段追究网络商的侵权责任是完全可行的。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诉讼主体范围呈多元化趋势

在互联网运行之初，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主张权利的主体只有著作权人与网站，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主张权利的主体范围呈多元化趋势。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主体：1、著作权人作为原告起诉网站。主要是指对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公民个人或组织对网络“上载”其合法作品所提出的侵权诉讼。2、传统媒体作为原告起诉网站。即报刊、电台等传统媒体就网站未经许可使用其作品而形成的著作权侵权案。3、网站作为原告起诉其他网站。网站之间因栏目抄袭、文章转载等发生的纠纷不断出现。4、网站作为原告起诉传统媒体。即传统媒体将网站上的文章、图片等信息下载而引发的纠纷。5、邻接权人作为原告诉网站侵权。主要指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未经作者等对其制作、表演的作品被网站上载、播放所引发的纠纷。其中1、2类案件出现的比重较高，第三类案件也呈上升趋势，而4、5类案件出现的较少。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与我国网络著作权立法相对比较滞后以及对网络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在法律上无法准确认定等原因有一定的关联。

（二）侵权方式呈多样化的趋势

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案件在侵权的方式以及行为所侵犯的对象等方面已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目前在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类案件：1、以抄袭为侵权行为特征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既有以文字、图片、照片等为抄袭对象的比较常见的侵权表现形式，也有与网络特征相适应的涉及特定抄袭对象的案件，如抄袭对象为网员的标志、栏目设计、频道名称及页面风格、布局、色彩等方面内容特征。2、因侵权软件著作权而引起的纠纷案。3、涉及数据库侵权纠纷案。4、因链接而产生的网络著作权侵权案。5、与mp3有关的侵权纠纷案。mp3被业内人士称为“传统”唱片业杀手的网络音乐格式一经应用，就引发各种争议和纠纷。

二、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的证据问题

（一）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的证据特点

证据的提交（举证）和认证依照其特点不同而各有所异，只有准确掌握证据特点，才能准确地举证、认证。网络案件中的证据多为计算机数据，属于数据电文一类，与传统的证据相比较，具有精密性、脆弱性、抽象性、多媒体性。

1、精密性。因计算机数据以技术为依托，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准确，能够避免出现误传、误记等弊端。

2、脆弱性。由于计算机信息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而数字信号是非连续性的，如果有人故意或者过失对计算机数据进行截收、截听、窃听、删节、剪接，从技术上较难查清。操作员差错或者供电系统、通讯网络故障等因素都会使计算机数据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网络案件中的证据大多数是以光电信号的形式储存，使得变更、毁灭证据较为便利。这种脆弱性使得网络证据的内容真实性和来源合法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3、抽象性。它是无纸型的，一切文件和信息都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于磁性介质中，与传统的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非直观性。这种抽象性使得网络案件的证据与特定主体之间的关联性按常规手段难以确定。

4、多媒体性。计算机数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更使计算机证据综合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

（二）取得网络证据的应对办法

民诉法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或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但计算机数据实际上很难提供原件的，因为复制件和原件由同样的数字表达，没有任何差别，且数字化的证据还可以随时被修改。网络作品的下载通过点击鼠标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也不受作品数量的限制，更不会给权利人留下任何记录。在这种情形下，权利人要想证明被告侵权成立，就必须也只能依靠网络服务商或公证机关来取得相关证据。

1、公证取证。民诉法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故公证书是当事人证明自己主张的最为有效的证据。从收集证据的方式上看，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取证主要在网上进行，需要对大量的具有证明作用的网上信息进行固定和保存。当事人采取公证取证的方式是要在诉讼前或诉讼中由公证机关对涉及网络上相关信息逐一打印并将取得证据的过程予以详细记录，形成一份客观完整的公证书。公证取证时，如果遇到图形、图像等声像文件，还需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加以固定，以保证证据的完整性、客观性。

2、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关证据。公证取证方式并非万能，随着互联网向更深层次和更广泛发展，当事人自行取证和公证取证会碰到更多不可预料的阻碍。为此，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调查取证义务。网络服务商为其用户上网后的信息流通提供技术支持，因此用户在网上传播的信息总会经过网络服务商的计算机系统，并留下记录。这应当是网络著作权案件中最主要、最可靠的证据来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当著作权人确有证据证明被侵权，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请求时，网络服务者有义务向权利人提供侵权行为人在网络上的注册资料。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但笔者对此规定认为不妥当，该司法解释有行使行政权之嫌，在现实中难以执行。因为司法解释不属于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强制性行政规定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著作权案件不进入诉讼程序，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向著作权人提供证据的行为，法院也是爱能莫助。另外服务商也没有向非法定机构提供证据的义务。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该类证据取得应当是在诉讼中，经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或法院根据案件自行决定由法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提供证据，网络服务商有协助法官调查取证的义务，如果不协助或不能提供则人民法院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

（三）网络著作权案件的举证和认证程序

原告主张权利的证据，主要涉及证明原告是网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或者合法著作权人，作品的完成时间或首次表时间等问题。实践中作者在网上大多是署笔名或不署名，因此原告在提起侵权诉讼中，首先就要举证证明自己是该文章的作者。为此，原告可以提交其文章搭载的网络的服务者或管理者的有关证明，以证明原告是文章的合法作者。法院只有在确认原告是该文章合法著作权主体后，才能对被告的侵权行为进行审查。

原告对被告侵权事实的证明多采用公正取证的方式，及时将被告的侵权行为及其状态进行客观的实时收集，法院在认定上是较为容易。但由于网络证据的脆弱性，无论是网站还是网民，都有可能更改下载信息，就会出现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内容互相矛盾的情形，此时就需要法院组织网络专家对证据进行技术鉴定。

三、侵权引发的主要法律问题

面对日益发展的网络经济和日趋复杂的网络著作侵权纠纷，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明显滞后于实践中出现的网络著作权纠纷。目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一）因网上链接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的法律责任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网民在网上“冲浪”带来极大便利的网上链接服务被广泛地应用，极大地加快了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功能，但也给现行的法律带来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网站的链接是否构成对被链作品的复制、传播？设置链接的网站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就网络的具体而言，对他人作品的使用主要是通过将作品复制上载并在网上进行传播的方式实现。所以，决定网站是否构成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前提条件应当是网站有擅自复制他人作品并在自己的网上进行传播的事实存在。而在链接的过程中，由于涉及设链、被链网站、用户等多个主体，事实的确定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在设链、被链网站、网民三方面的关系中，谁复制了被链接的材料信息？被链接以后，网民看到的信息内容的传播者是谁？链接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传播权的侵犯？这些都是在解决因网上链接而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时必然遇到的，并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界定的问题。

1、由于设链网站并没有形成对作品的复制，所以不构成对被链作品复制权的侵权。从网络技术上讲，网站对作品的复制，是通过将他人的作品内容复制在网主自己的服务器上，并在服务器内存中形成副本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在实践中衡量网站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应以网站是否在自己的服务器中复制了他的作品为主要的判断依据。链接的技术过程主要是：在设立链接网站的服务器上存有大量的链接对象网站的指令用户点击链接标志以后，用户的游览器就可以在链接的指引下，开始访问被链接的网站，这时用户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看到被链接网站的信息内容。在链接的整个过程中，设链网站的服务器并没有复制被链的信息材料，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为用户的浏览器提供被链对象的网址，而不是被链网页的信息内容。在链接的指引下，用户实际访问的是被链网站的网页。其计算机内存中形成被读材料的暂时复制件的实际来源是被链网站的服务器而不是设链网站的服务器。所以，设链网站在链接中并不存在复制被链材料信息的事实，自然不会构成对被链作品复制权的侵权。

2、设链网站的链接行为没有构成对作品的传播，不构成对链作品复制权的侵权。《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这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链接的功能在于指引用户的浏览器访问被链材料所在的网站，设链者并没有把被链材料“拉进”自己的网站，因此虽然被链材料确实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公众也因此获得了被链材料，但是传播被链材料的并不是设链者，而是被链材料所在的网站的拥有者自己，因此无论是内链、外链，链接都不会侵犯被链材料版权人的网络传播权。

（二）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问题

由于数据库不同于传统的版权作品，所以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认定数据库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一直是各国立法以及国际组织关注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方式。

1、将其作为一种编辑产品，归入版权的保护领域。

2、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数据库的创作者予以保护。

3、在法律上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版权的特殊权利予以单独立法保护。

三种方式各有特点。但比较而言，版权保护的方式对数据库的制作人不太有利，因为要获得版权的保护，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该数据库符合版权保护的条件，即具有原创性，可复制性等特点。而针对以选择、编排为主要特点的数据库来讲，其作品的原创性很难认定。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数据库制作人的利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旦适用成功，可以使数据库著作者在经营、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有效地制止他人对数据库的窃取和使用。但适用这种保护方式的前提是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与原告形成了不正当竞争，这一条对大多数数据库制作者来讲很难举证，所以在实践中也难以普遍适用。笔者认为，第三种保护方式是比较科学、可行的，它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法律规定的不足，对维护数据库制作者的合法权益十分有利。

（三）因mp3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随着mp3技术的广泛使用，唱片公司与网站之间因mp3所引起的著作权纠纷在我国也开始出现。网络用户未经授权大量下载mp3音乐是属于合理使用还是构成侵权，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网络用户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是判断下载mp3音乐的前提，如果网络用户只是纯粹为了个人的学习、欣赏使用，应该属于个人合理使用范畴。网络用户为了牟利而下载mp3音乐就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并支付著作权人的合理费用。

四、司法审判中的保护措施

（一）刑事救济

我国刑法虽已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但在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更多的是“以罚代刑”，即对犯罪行为只追究行政罚款等行政责任，而极少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加大网络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力度，给予罪犯足够威慑力的监禁或罚金，是今后著作权刑事审判的方向，也是最强有力的司法保护措施。

（二）诉前禁令

诉前禁令指提起诉讼前责令侵权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法院有权依照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以防止迟误可能给权利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者证据被销毁的危险。著作权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后果，著作权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侵权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但申请错误或法院采取的措施不当，将会造成被申请人较大的损失，故应在执行诉前禁令时要注意：1、诉前禁令的适用具有严格的条件，只有在其它救济手段不足以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情况才能考虑适用。2、必须要求申请人提供足够的担保，更要防止恶意利用禁令排挤、打击他人的正常商业竞争行为。3、严格审查制度。

（三）诉前证据保全

由于计算机软件极易复制、转移，删除和销毁，如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很有可能会造成证据灭失，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对审理网络著作权案件意义重大。为了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可以在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法院接受申请后，经审查，应当及时裁定是否准予采取保全措施。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后著作权人应当在15日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应当立即解除保全措施。采取诉前证据保全应当注意：1、主要适用于涉嫌侵权证据基本被对方控制，申请人举证客观上存在困难。2、保护市场主体正常的工作秩序，并不得损害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如涉及他人秘密信息的，出示的对象应当仅限于法官。3、有义务披露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证据的，视为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的证据和主张，法院应根据申请人的证据作出对被申请人不利的事实认定。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7

本期案例将从武汉中院审结的一起有关“云视频”的知识产权纠纷谈起。

2010年3月，42集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在央视一套首播，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激动网络）购得该电视剧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2011年12月，上海激动网络向武汉中院提讼，称武汉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网络电视）实际经营的“黄鹤tV”网站未经许可，擅自提供该剧的在线播映服务，严重冲击了该剧在互联网领域的收视，以及原告对该剧网络版权的分销业务，要求武汉网络电视及其行业主管部门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并赔偿侵权损失及律师费共计55000元。

原告上海激动网络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包括版权文件、连续剧《老大的幸福》正版DVD光盘等证明其享有权利的证据，以及证明被告网站侵权的《公证书》等相关证据。该案是一起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案件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武汉网络电视在线播放涉案作品的行为是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违法行为。

案例分析：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一项财产性权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地兴起和不断发展，有关作品的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并授权国务院另行制定具体保护办法。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权利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2006年5月，国务院通过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根据该司法解释，“所谓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上述规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武汉中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武汉网络电视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播放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系由北京新浪公司委托其合作伙伴北京若博佰思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若博佰思）提供的互联网云视频视听服务。北京若博佰思向武汉网络电视提供“云视频”代码及其放置方法，并将播放器代码嵌入武汉网络电视的网站终端页，形成播放器模块，当用户点击武汉网络电视网站终端页时，页面统一跳转到北京新浪公司的网页播放页上。若北京新浪公司贮存作品的网络服务器出现故障或停止新浪云视频的在线访问与播放输出，武汉网络电视经营的网站将无法继续获取并播放作品。

因此，武汉网络电视在其经营的被控侵权网站播放涉案作品，是运用“新浪云视频”技术与北京新浪公司经营网站形成的一种新型链接关系，该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在服务器中贮存涉案作品或向互联网上传涉案作品的直接侵权行为，只能认定为是对于北京新浪公司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帮助行为，而要认定该帮助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则要判定北京新浪公司对涉案作品的网上传播是否合法。

本案中，根据北京新浪公司与上海激动网络签订的授权合同，北京新浪公司已合法取得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权将该作品上传至互联网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也就是说，北京新浪公司对涉案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网上传播是合法的。由于片源合法，现被告武汉网络电视经营的网站利用“新浪云视频”技术与北京新浪公司建立链接，在线播放已被北京新浪公司合法上传至互联网的涉案作品也应具有合法性，并未侵犯原告上海激动网络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基于上述认定，武汉中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上海激动网络的诉讼请求，上海激动网络不服提出上诉，后在二审期间又撤回了上诉。武汉中院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律师坐堂：

根据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相关被控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传播过程中，如果其向网络用户提供的仅是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且主观上并无过错的，则不构成侵权。至于是否存在过错，则要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害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行为是否履行了合理、必要的注意审查义务，是否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8

涉互联网民商事案件

年均增长49.06%

据了解，2014-2017年，广州两级法院共受理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互联网借款合同纠纷，涉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等案件45705件。其中2014年5535件，2015年7941件，2016年15032件，2017年17197件，受理的涉互联网民商事案件年均增长49.06%，快速增长趋势明显。

广州中院副院长张春和介绍，广州法院立足于庞大的涉互联网案件样本、日益增多的涉互联网案件类型，不断提升涉互联网案件的审判能力，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为互联网产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2017年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占比60.15%

从通报的受理案件类型来看，受理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案件27887件，涉互联网知识产权合同及侵权纠纷案件16593件，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案件656件，互联网借款合同纠纷案件569件。在2017年广州两级法院受理的涉互联网案件中，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达10344件，占60.15%，其次涉互联网知识产权合同及侵权纠纷案件共6498件，占37.79%，两类案件构成了广州两级法院涉互联网案件的主体。

下一步，广州法院将以广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为契机，在探索涉互联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广州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9

1、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2、侵害白先勇小说《谪仙记》著作权纠纷案

3、“parrot”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4、侵害网络小说《永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5、古籍点校成果侵权纠纷案

6、梁军起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纠纷案

7、拍拍贷商标侵权纠纷案

8、网络游戏整体模仿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9、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侵犯著作权罪案

10、侵犯iSo、ieC国际标准文件著作权罪案

在2015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到来之际，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召开媒体见面会，所的2014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中，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雅创电子零件有限公司等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赫然在列。

紧随其后，4月22日，上海高院举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新闻会。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通报全市知识产权法院司法保护工作的相关情况，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淑兰介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情况、上海高院民三庭庭长芮文彪公布“201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会上还了201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

“在第1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前夕通报相关情况，旨在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以此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盛勇强表示。

十大案件：精品化“动静”大

记者了解到，201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中，包括“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侵害白先勇小说《谪仙记》著作权纠纷”、“网络游戏整体模仿不正当竞争纠纷”等8起侵权纠纷案，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侵犯著作权罪”、“侵犯iSo、ieC国际标准文件著作权罪”2起刑事案。其中，涉及网络的新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共有3起。

据介绍，2014年上海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4个显著特点。将这4个特点，再浓缩一下，就是精品化“动静大”。因精品化、因标的大、因社会影响大等，“动静”比较大。一是精品化趋势，在最高人民法院近期的“2014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十大创新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件”中，上海法院共有4起案件入选。其中，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最高院的相关材料将其概述为：本案是一起十分典型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纠纷。本案被告主张，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判断标准应有相似度的概念，一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在没有自身独创设计的前提下，完全抄袭他人布图设计或与他人布图设计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才构成对他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二审法院认为，根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复制权利人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均构成侵权。该侵权判断标准强化了对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新的激励。同时，本案对于侵权判断中“实质性相似”采用严格的认定标准。本案判决意在平衡权利人与竞争者之间的利益，促进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业健康发展。

二是标的额大，据统计，2014年上海知产民事案件中，诉讼标的额在人民币500万至1000万的有32件，1000万元以上的有26件，其中，高院受理的上海高通半导体有限公司诉美国高通公司等侵害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及上海易饰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苹果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涉案标的额均超过1亿元。

三是社会影响大，去年上海法院受理、审结了一批涉及知名跨国公司、作家和电视台等的案件，如iBm中国公司诉董司林侵害商业秘密案、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诉上海电影集团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上海益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湖南广播电视台侵害电视剧《仙剑奇侠传》放映权纠纷案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四是新类型案件增多，随着知识产权维权意识的提高，涌现出大批疑难复杂的新类型案件，如童华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涉及移动通信公司有关经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海环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涉及微生物菌种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取证与鉴定。

全面与力度“呵护”创新

“为公正高效严格司法，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上海法院在民事审判方面依法采取诉前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及时固定证据、提供保护”，盛勇强说。

不仅如此，上海法院还坚持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判决侵权人足额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成本，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力度。在行政审判方面，加大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审查力度，依法监督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大力支持行政机关知识产权的正当执法行为。在刑事审判方面，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据统计，2014年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判决生效348件562人，其中，被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9人，单处罚金34人，并处罚金524人。

“在案件执行方面，努力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2014年全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执结614件，执结标的总额3776万余元，其中强制执行196件。依法及时执行诉前证据保全、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对1名被执行人采取了司法拘留的制裁措施。”盛勇强强调。

“事善”因“器利”

上海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与上海法院加强队伍和机构建设分不开。

去年12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顺利成立。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组建的过程中，上海高院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需要，科学规划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业务庭、室的设置，落实司法改革的具体要求，研究制定了法官选任工作方案，充分体现了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的特点，从全市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人员中，公开选任了一批包括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以及具有多年审判经验和管理经验的院长、庭长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官，组建了一支优秀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顺利设立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据悉，知识产权法院组建时共从全市择优选任了首批10名知识产权法官，目前在编人员共25名。知产法院法官平均年龄43.6岁，从事知产审判工作平均年限8.4年，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士3名、硕士10名，有2名法官系全国级审判业务专家。

“2名法官近期被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聘任为首批研究员，体现了上海知识产权法官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的特点。”盛勇强颇为自豪地宣称。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10

“中国博客第一案”的由来

2005年9月,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堂发偶然搜索自己的名字,发现自己被指名道姓地在私人博客上辱骂,遂与总部设在杭州的中国博客网联系,要求对方立即删除帖子,对方却以该帖不违反发帖原则为由拒绝其请求。因交涉未果,陈堂发于2005年11月2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其精神抚慰金并承担直接经济损失。由于对方不具备法人资格,12月7日,陈堂发又转而将杭州博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2006年8月2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认定,被告监管不力,应在其下属的“中国博客网”首页向被侵犯了权利的南京大学教师陈堂发刊登致歉声明并保留10日,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元。

谁应为侵权买单?

“中国博客第一案”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宣判,对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互联网受害者和维权者来说,提供了一个好的借鉴;对广大的博客和博客网站而言,则是敲响了一记警钟。{1}

“中国博客第一案”以被告败诉告终,原告对此结果基本满意。该案件中涉及到被侵权人(原告)、博客写作者(博客主人“K007”)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被告杭州博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三方当事人。原告的授课是否存在问题,副教授是否应该与学生建立起顺畅的沟通途径我们暂且不论。我想结合该案件,来探讨这起博客侵权案中被告的确定及网站的义务:

1.博客网站责任不可推卸。对于网上言论到底应该由谁承担责任,谁发表的言论谁负责,当然仍是基本的准则,言论的者需要为其言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联合国已经将互联网称为第四媒体,我国也将其视为大众传播媒介,但互联网是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在很多人看来,它不过是提供一种服务,提供了一个场所或通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行无阻地把自己的言论上网传播,从而服务提供者对网上言论的责任也应当同大众传媒有所区别。从我国已发生的网上言论侵害名誉权的个案,受害人一般是沿袭了谁的言论找谁负责的习惯。

在本案中,博客主人“K007”在《烂人烂教材》的心情日记里,以直接指名道姓的方式称陈为“烂人”、“果然是猥琐人”、“简直就是流氓”……这些文字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质。在本案中,侵权纠纷显然是因博客的日记而起。博客日记不同于纸本上的日记,只写给自己看的纸上日记怎么写都不要紧,而博客是要被大家看到的,是要产生社会影响的,言论人就要为自己言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博客主人“K007”制造了侮辱言论,并亲自将其上传到网页上,无论是出于宣泄心情还是其它目的,都构成了对原告名誉的损害。所以博客作者要为侵权买单是毫无疑义的。只不过本案中,陈堂发认为,根据帖子的内容判断,博客的主人是他的一个学生。他对学生发牢骚,表示可以理解,最终选择对博客不予。但这并不表明,博客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的损害。民事诉讼中,原告有自由选择被告的权利;法院是贯彻当事人主义,根据原告的确定被告的,而不会主动去追加被告的(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确定被告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任何一个博客写作者在自由表达思想、分享信息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博客是虚拟空间,但并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地带。

2.网站负有法定的监管义务。虽然“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按照我国现行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作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网站有义务防范违法有害内容。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外,还有其他许多关于互联网的法规和规章,都有禁止在互联网上制作、复制、、传播违法和有害内容的规定,“侮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在禁载内容之列。如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互联网服务内容提供者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媒体的出版者、播放者,但是作为中间人,也不是完全与传播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互联网上的有害内容,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对于博客自行上网的内容,如博客日记等,虽然网站不能完全控制,即不可能在上网前进行审检,但是可以在被明确告知内容违法或有害后采取适当措施处理。

在这个案件中,被告在已经知道存在有害信息后,没有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删除,而是放任损害的延续和扩大,违反了我国法律对“明显属于违法有害内容”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规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理所当然的。

博客侵权原因何在?

不可否认,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和讨论的论坛。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个人行使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于网络侵权纠纷的发生,主要原因如下:

1.“把关人”缺失或者不明确。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中,“把关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网络传播中,传统的把关显然受到了挑战。到底有没有“把关人”,谁扮演着该角色,都是值得探讨的。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非现实性,它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现实载体,因此网络上的内容似乎不可控制,对于网络信息的访问更是无法管理。{2}一般网站会采取诸如在注册时要求用户作出承诺,保证遵纪守法,否则后果自负;网站采用技术措施把一些敏感词汇设置为“过滤词”等等,这种弱把关对人们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人们认识上的偏差。由于发言人能够绝对地隐匿身份,用户通常是提供虚假身份进入网站,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逃避责任。也有人认为,对于博客纠纷,我国还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现有法律无法规制网络纠纷。其实这是没有依据和极端错误的。网络纠纷与现实世界的纠纷相比,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行为的实质并没有变。互联网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现实社会制度以及受这个制度保护的基本社会关系。虚拟世界里的关系无非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延伸,仍然要受到现实世界中现行法律的规范和调整。

法律与自律: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博客这样的新事物,我国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乏对法律的正确的认识、理解,缺乏对现有法律的创新性运用。我们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互联网中出现的问题,当然包括博客纠纷。

法律惩戒固然重要,自律也不可或缺。前段时间,《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出台了,包括“自觉遵纪守法,倡导社会公德,促进绿色网络建设”等8条内容。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应该大力提倡。虽然自律规范只是道德层面的、最底线的要求,不具有强制力,主要靠社会舆论的督促和人们的自觉遵守,如果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认真地遵守,自律公约将形同虚设。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订立自律公约是成本最小、最可行的解决方式。只有通过自律,才能为网络的发展营造更广阔的、自由的空间,网络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网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相应的道德义务。

注释:

{1}袁磊:《中国博客第一案引发思考空间虚拟不等于责任虚置》,深圳商报,2006年8月7日。

网络传播权纠纷十篇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1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2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3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4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5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6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7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8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9

网络传播权纠纷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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