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1
东方所于1979年提出“软件制造仪器”，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09年——云智慧仪器测试分析与制造的大时代。东方所名誉所长应怀樵认为，如今中国遇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步大潮，而能源互联网就是云智慧时代的一部分，云智慧中心，或者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中国兴起。
云智慧技术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云智慧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发动机。里夫金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蒸汽机和煤炭的利用，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处于20世纪，是电力、内燃机、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石油、核能与计算机等技术的结合与交汇；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走来，是新能源与互联网之间的结合，即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应怀樵认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新能源+互联网+软件制造+云计算”的云智慧时代。
云智慧技术和“云智慧时代”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部分：1979年11月，中国CoinV创始人在杭州全国防护工程核试验总结会上提出“软件制造仪器”的概念，如汇集各种软件的手机：2009年11月，在全国第三次虚拟仪器大会上提出“云智慧仪器和云智慧测试分析时代”的概念；2012年5月，东方所提出“云智慧技术对软件制造加互联网和云计算的紧密结合，云智慧技术加新能源等于云智慧时代，等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软件制造仪器”到“软件制造一切”
软件制造取代硬件制造
首先，应怀樵提出“软件制造取代硬件制造，软件可以制造一切”。在过去，软件算法并未得到很多人的理解，而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工作中的一部分。如在各类智能移动终端中，除了少量硬件外，有大量的技术软件：又如胶片照相机已经普遍为数码相机取代。应怀樵说；“从前提出的软件制造一切，是用算法替代方法来测试：未来，软件制造将取代大量硬件制造，软件几乎可以制造一切，把仪器改成一切。”软件制造取代硬件制造有大量的实：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汽车、火车，以及无人操作各种设备和各种机器人等。“凡是信息量高度密集，需要更多智慧核心控制的关键场合，都可以用软件和微电子芯片制造，简称软件制造。至此，人们的生产，生活，机器制造，社会活动都将进入云时代。”应怀樵这样说。
软件逐渐制造了文化、艺术、通信的大部分内容
软件制造取代硬件制造的例子不止于此，数字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信息与物质载体之间的关系。如经过化学处理的物化影像变为了数码图像；原来印在墨水上的纸张订本现在变成电子书；曾经的唱片变成了mp3、电影变成了mp4甚至更多格式：胶片变为了数码照片……照片、书本、地图、电影、电视、电话、电报、传真、唱片等承载的信息都数字化了，即转化成数列和数组，经过各种算法处理，又失去了原有的物质性，转变成了一种软件。
软件可以集聚人类智慧
软件的特点就是可以集聚人类的智慧。人们大脑中的思想不能直接继承遗传，但是把思想和智慧变成软件，人类就可以将其集聚起来并继承。软件是人类智慧的载体，是信息的集中汇集处，以前人类的智慧大多储存大脑中，现在可以储存在电脑上，运用可以集聚人类的智慧。例如，对于“比光速还快的中微子”，物理学家自己发现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所有数据，并表示“希望全世界都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弄不明白它”，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做一场全球化的行动。
互联网和物联网促进全球合作化
应怀樵认为，互联网与物联网的促进了合作的全球化。物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二者之间的结合实现高速通信取代了电报、电话、传真、电视以及各种书写、印刷、图书馆的形式，并且改变了各种知识和信息的存储地，使整个出版行业受到震撼。另外，医疗方面也可以发生惊人变化：大规模合作将成为一场头脑革命。
当然，应怀樵认为，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的安全性、知识产权、服务形式和费用、网速和ipV6等的问题另外，由于真实和虚拟信息都在膨胀。信息的权威认可尚未解决。我们愿意相信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得到逐步解决。云智慧仪器（Cloud Smart instrument，CSi）时代
云智慧仪器具有几大重要的里程碑节点：1946年2月，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69年互联网在美国研发成功；1979年中国CoinV创始人提出软件制造仪器；2008年，美国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中国CoinV提出云智慧仪器的概念，2012年2月，美国里夫金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书在法国出版。在这样的理念下云计算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展望、云智慧能源中心、能源互联网、云智慧科学仪器实验室、云智慧故障诊断中心、云智慧安全中心、云智慧机器人，以及云智慧科研中心等。在未来科研机构都可以漫步云端，一种神话式“云智慧”时代即将到来，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
其中，2009年，应怀樵所在的东方所提出云智慧仪器时代可续模式，认为从Vi虚拟仪器（Virtual instrument，Vi）发展为云智慧仪器，将是下一代科学仪器的未来，必然对全人类科学试验和科学仪器带来重大变革，从而使服务变成科学仪器生产制造和使用的关键形式。至此，人类将进入神话式的云智慧仪器时代。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3G网络实现云应用。2011年12月，实现了云智慧仪器初次实验成功。应怀樵说：“多功用、高精度、更疾速的计算方式和计算软件的不时发作和结合为云智慧仪器的降生奠定了坚实的根底。目前，基于‘云计算和嵌入式零碎的结合’、”物联网（传感网）和互联网的紧密结合“的云智慧仪器不仅可实现跨windows、Linux、Unix等平台义务，而且还能兼容ie、Firefox、opera、Safari、Chrome等阅读器。”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2
传统媒体的传播是单向的，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是双向的，而智慧媒体能主动寻找目标受众。从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到新兴的社交媒体、数字媒体，再到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汇聚、演化、创新后的智慧媒体，无不体现了新旧媒介形态的逐步演进。
智慧媒体的缘起与特征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已经经历了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传播革命，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三次的传播革命不断推陈出新，将“新媒体”转化为“传统媒体”，至今形成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为主导的传统媒体的格局。智慧媒体是四次传播革命演化和增殖的新的媒介形态。
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会因为可感知的需要、竞争、技术革新的相互作用引起，所以智慧媒体的形态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演化、增殖产生的新形态。通过智慧媒体的情景感知，受众可以有效地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内容，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将信息进行选择与重装，为人们提供有效、即时和个性化的服务，通过精准的发送消息，将受众信息转化为价值。在大数据逐步由概念变为现实的当下，智慧媒体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更是传播革命带来的新兴的、实用的、蓄势待发的媒介形态。
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和智慧媒体演进。传统媒体的报纸消亡论争执不休，广播电视业开始进行媒介融合，借力新媒体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典型的有门户网站、自媒体、iptV等等，媒体的革新带来丰富海量的数据，当大量的信息出现时，信息的过滤与选择又显得捉襟见肘。而在大数据的奠基下，智慧媒体的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依托不同的智能终端，并结合云计算、云存储这些新技术，让用户快速地判断、分析他们想要的内容。
智慧媒体的特征是具备思考、感知、识别等多维度智能，能主动寻求目标受众并融入受众的社会关系网，出现核裂变式的传播，如根据用户的情绪感知为其提供高清、娱乐的内容，根据受众所在的地方、时间和消费习惯，智慧媒体能主动提供家庭娱乐、亲子和家庭购物等信息。我们不妨可以借用《大数据为智慧媒体时代奠基》（2013）一文中的观点，智慧媒体具有三大重要的特征：一是要多终端全天候的覆盖。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获取信息，用户时间极具碎片化，所以在用户接触移动终端的同时，媒体要多终端的覆盖并不间断的提供相应服务；二是从资讯媒体发展到智慧服务，智慧媒体不仅要资讯信息，而且要根据分析读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工作、生活、社交等，特别是本地化的服务更能贴近用户的需求；三是从大众营销转化为精准营销，根据网络文本分析来匹配相对应的广告，并通过分析读者的偏好来提供个性化的营销策略。
智慧媒体借力大数据
大数据为智慧媒体这一媒介新形态提供基础。通过分析读者的需求来预测用户的行为和偏好，媒体的订阅用户、微博粉丝、微信的关注账号，这些客户数据都可以用来进行分析。无论用户行为分析还是内容的抽取和挖掘，都是基于庞大的数据展开。分散化的网络用户以及多元化的网络媒体使整体网络的用户覆盖和页面的浏览量被众多媒体瓜分和稀释，网络数据被极大地控制和浪费；广告主面对浩瀚的互联网无所适从，网络广告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与此同时互联网广告预算却在增加。做好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内容、广告和信息服务才能够将数据转化为价值，形成智慧媒体。所以，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是构建智慧媒体的基础。
在大数据的奠基下，首先，媒体多终端、全天候的覆盖用户，各种主流终端要有自己对应的产品和服务。第二，通过用户的网络行为搜集用户的信息，识别和分析客户，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根据媒体现有的客户信息建立分析模型，并通过专业的客户特征模型来分析各类客户的数量、业务状况，做好用户关系的管理。第三是内容的挖掘和重组，为用户资源打好标签和属性。第四，就是根据客户分析的结果，推送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其中涉及到两大平台和一个服务。两大平台是客户分析平台和内容服务平台，一个服务是情景感知计算服务。客户分析平台是整合各种渠道的客户，通过客户进行数据挖掘，通过数据筛选、数据抓取等得到不同视角的数据。内容服务平台是利用分类特征提取、分类聚类、话题检测、实体识别等方面的技术，对内容进行聚合、重组和优化。为不同的用户匹配对应的内容服务是情景感知计算服务，比如位置服务、网络感知、状态感知方面的技术。借助于这些技术，媒体可以在统一用户数据和内容数据管理的基础上，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整合各种内容资源，共同构建智慧媒体。从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成的多介质、多渠道、多媒体形式的全媒体到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实现将正确的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的智慧媒体，这一媒介形态的演进更是产生巨大的行业技术的变革。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3
【关键词】音乐教育整体观念一体观念
音乐，人们对它并不陌生，它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人类思想感情，通过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完美的组合，感染欣赏者。人们常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这当然和音乐的特性以及人们对音乐的心理感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音乐的感知、理解与欣赏是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来完成的，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得以发挥。因此，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会发生深刻的反思与转化。因此，对因乐接受与音乐陶冶的教育批判就是当前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
1．“音乐——智育”观念：“五育”观认为数学、语文、自然等学科是智育，思想品德课、团队活动是德育，音乐美术课是美育，体育课是体育，劳动课是劳动教育。智育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影响和推动；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导致智育内容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心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深化与变革导致智力观和智育观的变革。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把智育等同于知识的传授与灌输，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之容器的传统智育观。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智力绝不仅是大脑的思维活动，而是个体全身心都参与的把握世界的活动方式。智力起源于外部动作，头脑中的智力活动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外部实践活动（包括直接和间接经验）在思维中的内化、抽象、再现或预演。人的智力活动不仅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加工和存储（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更主要的是在规律和主体需要的统一中选择和确立实践目的、寻找手段、方法、设计实践程序并预测出实践的结果(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这正是人的智力活动所具有的超前性和能动性。
因此，音乐艺术领域对直觉、想象、灵感等创造性思维特殊形式认识中的一系列新突破，由此使人类正在超越逻辑思维和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智力观，开拓全方位、多层次智力研究的新天地。在这种崭新智力观的指引下，音乐智育观正面临一系列跨世纪的历史性变革。这必将引起智育王国价值尺度的变革。音乐教育内容非常广泛，如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中国传统文化将音乐与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这与古人的雅俗音乐观念十分相似。
2．“音乐——德育”机制：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有高科技和高情感的挑战，而且有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各种对策中，最有效又最紧迫的对策文化价值观念，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哲孜孜于探求人如何乐仁乐智、成贤成圣的道理。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历史经验，品德不仅指向至善，同时也应兼含责任和权利。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中，品德必须转化并提升责任、功利和权利，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而按照中国哲学智慧的启示，责任、功利和权利，必须以德性为归。当代西方伦理学由于过分强调权利的利用而忽视其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结果反而丧失了权利，因而萌发了回归品德伦理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而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建设，也亟待从德性的立场接纳责任、功利和权利，进行哲学性的整合，并能施之于用，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成中英《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
德育范畴的澄清与德育模式的现代化德育在个体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性欲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在许多情况下，感性与理性、利益与道德往往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怎样才能保证用道德战胜利益和欲望，取得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权呢？这一方面需要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则需要坚强的意志力。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是个体调节自身行为的个性心理品质，而培养和发展这种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正是道德教育的实质所在。
现代化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富足起来。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却在解决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时激化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矛盾冲突，当年席勒深刻批判与揭露了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便显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冲突与人格分裂，把美育视为治疗的一剂良药，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高度理解技术，从而将各派救世主眼中需要超渡的芸芸众生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引导他们驾起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一体化的命运之舟，开始了向真善美统一之“彼岸”趋近的现实航程。一百多年的文明进程充分肯定了席勒的天才和马克思的明智。如今，情感世界和美育王国的探秘对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被移植到人以外的生命学科。哺乳动物的“音乐胎教”和绿色植物的“音乐欣赏”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和谐的音乐不仅是人类的特殊需要，而且是一切生命的共同节奏！
3．“音乐——社会”文化和谐：现代社会中人类需求发展最复杂、最丰富的层次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内化与升华，又是衡量个体与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培养个体情感的手段和途径正是广义的美育。当代美育早已超出艺术教育的狭窄范围，以情感教育所特有的魅力，成为科学教育之入口和开发科技创造力的重要教育途径，音乐成为现实生活之艺术化形态和孕育美好道德行为的必由之路。从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丰富的艺术细胞中，人们认识到美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深刻影响；从文明个体道德自律的美妙乐曲中，人们体验到美育对个体品德行为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巨大陶冶作用。现代美育不仅广泛渗透在智育、德育之中，成为沟通真与善的情感桥梁，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与时代使命。
有人认为：“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与美育有关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必将导致美育和教育价值尺度中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用新世纪要求的新美育观指导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将会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这显然有助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克服个体自我中心化与民族自我中心化，并从外来文化中清除有害的毒素，吸崐取宝贵的营养，有效地防止各种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现代病”，实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统一。“（桑新民《跨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思考》）
4。“音乐——学校”素质教育：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一个从儿童时期到成为社会的人，对音乐感情的体验会随着社会实践、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而得到提高，同时也将会从中丰富自己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那么他未来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心理素质是趋于完善的。所以，对音乐的欣赏不仅能直接体验音乐音响，还可以起到唤起人们的想象联想。提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结论：音乐与智育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课题。一方面，它折射出教育观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它不仅涉及到音乐本质属性的科学合理诠释，而且也关系着音乐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正确定位。因此，从古至今这一命题始终为世人所关注。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困扰，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评价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教学成绩的主要办法。学校教育决策者们突出抓学生的德育和智育成为理所当然。如果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对其还算有用的话也仅仅是音乐教育的德育、智育功能。于是造成了中小学音乐课形同虚设、内容单一、方法陈旧的教育现状。
我们呼吁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否认其具有德育、智育的功能，但德与智决不能涵盖、包容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不是德育与智育的“殖民地”，音乐艺术应以其独特的形式美（节奏、节拍、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配器、曲式等）、丰富的内容美、深刻的理性美去塑造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气质修养等非智力因素。教育者还必须遵循音乐艺术规律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而又不把获取某些知识、解释某种概念或宣传某种思想视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
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指出：“当艺术被看作艺术，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说，不是一桩买卖，不是为了任何非艺术的目的时，那么它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特征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虽然艺术也为非艺术的目的服务，但审美教育首先关心的应当是艺术的审美作用。”（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第56页）。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呼唤新的教育思想，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树立素质教育的育人观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具有愉悦性、审美性、易接受性而决定了其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把学生引导进一个至美、至善的艺术世界中去！
因此，我们提出的结论是，教育与文化文明构成了内涵一体的体系建设，教育以及一切文化文明形态在教育上必须强调整体的教育，音乐知识在这个整体中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以及社会形式。这个结论是否过于武断，还有必要听取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批判。
参考文献
1．邹淑霞，王军，张丽霞，浅谈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王乐英，浅谈音乐教育中的德育教育，大庆社会科学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4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中国制造；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绿色智造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着力，尤其是依托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统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形态创新取得了主要成就，并且向着中国汹涌逼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随着全球工业产业的智能化创新日渐凸显，中国将如何发展制造业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针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一个比较性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绿色智造的科学性。
一、借助信息网络强调能源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正是适应发达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工业化”战略，2012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vRifkin）提出了未来学叙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
里夫金首先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而能源体系则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传统信息技术，而是通过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能源体系也主要指向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现代生产所依赖的石化能源。信息技术能够转变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把注重物质实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注重信息共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对资源环境产生重要的生态效益。
里夫金强调了以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体系。能源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使用能源的方式能体现出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水平。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体系能够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污染，是适应低碳发展的绿色能源。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需要以信息化为中介的新技术，这就需要创立以信息化传播技术为中介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他认为：“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只要能够合理储存、智能化使用可再生能源，人们就能够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性展开的发展动力，也作为现代产业形态的升级改造的能源动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观是一个系统的产业发展观。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更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五大支柱，分别是从传统的石化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原有建筑物上安装发电设备、广泛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概括起来，这五大支柱就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为核心和动力的产业发展新形态，是生产方式的信息化、绿色化革命。新产业形态是当前全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蕴含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现代人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具有分散式、合作型的新本质。里夫金认为：“新型模式在社会和市场结构上都追求扁平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这一崭新的时代体现出企业家更加民主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将成为能源的自主生产者，同时也需要合作的途径实现能源在本地、地区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享。”自然资源的民主化自主性，突出了资源使用者的生态责任，也突出了这种生态责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质上是基于生产方式转变基础上的个体化、多样化、新社会化的变革。里夫金把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核仅仅看成一种直接的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原则，所以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看成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看成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新东西，这似乎有着明显的超历史性的虚妄特点。尽管如此，他关于新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能源使用方式的革命、能源的世界性共享等观点还是值得关注。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这带来了民主化的新实践。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社群化、扁平化、网络化等。个人之间的利益分化、身份认同差异、政治诉求都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社会参与的民主实践，民主的表现形式显现为群体性的参与式民主。里夫金提到：“在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所谓全社会实践指的是社会的民主参与，以产业发展为内容，以政治组织为核心。在这里，里夫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规范和民主实践的进步，并且力图把这种社群主义的变化带人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中来，这是适应时代特点的理论判断。但是，里夫金并不涉及民主的实质，而只是从表象化的形式方面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形态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里夫金提出，正是由于产业形态、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将由垂直型向分散型转变。一方面，“能源服务参与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所谓的垂直型资本主义指的是政治结构的层级管理呈现为上下联系，而随着社会各界的民主化参与，社会管理呈现为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这种合作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资本主义的扁平化可以把个体对自然的生态责任直接地表现出来，也为社会组织表达个体生态诉求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基于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变化，会形成分散式的世界观。世界观不仅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前见，也是在具体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括。里夫金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民主化和个人自主化发展形态。他提出：“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欢迎来到分散式生产的世界！”在分散式的社会结构中，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实践主体的个体化、自主化趋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就是意味着生产实践的个体化和自主化。在这里，自主的产业主体能够从事符合其价值选择和市场需要的产业实践，整个社会产业的个体化标志着分散式生产日益成为产业形态的主导形式。在此基础上，世界分化为个体之间的松散联盟，这表达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民主化趋势，但也带有明显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松散性质。在松散结构中，生态治理越来越变成个体自觉以及依赖于个体生态自觉的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作用被贬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也需要转变社会观念。里夫金不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力图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变成世界性的产业模式、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建立以破除已有的国家政治和内部治理为前提，需要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革。这不仅适应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度交往和相互依赖，也能够为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积极的认识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是一种政治乌托邦，不管全球化进程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利益的政治区隔难以真正突破。同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对于生态资源的分配主导权、国家发展的生态利益之间的分化、后发国家的生态权利也往往会被忽视。
总体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人们走向后碳发展的新时代，这是适应世界各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里夫金提出：“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利用公共资本、市场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来完成将世界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时代和后碳时代的使命。这种大规模的转变要求我们提高生物圈保护意识。”可以说，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最根本的是转变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里夫金从碳排放、大气污染等角度把这种发展方式理解为“后碳发展”，以此来统合各种生态环境资源，有其显著的生态自觉，但有明显的片面之处。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污染防治。
里夫金强调了绿色化的后碳发展与网络化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但是，他对智能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德国“工业4.0”的智能化理念则更进一步。
二、在凸显智能化中蕴含资源革命的工业4.0
工业4.0是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新业态。人们认为，工业革命1.0是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结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经济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型到了以工业以及机械制造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工业革命2.0是从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领域大变革，这次工业革命形成了生产线生产的阶段，通过零部件生产与产品装配的成功分离，开创了产品批量生产的新模式；工业革命3.o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从此，机械能够逐步替代人类作业；工业革命4.0是强调未来10年即将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网络技术实现实时管理。
工业4.0（industrie4.0）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迅速的认同。“工业4.0”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为部级战略。2011年4月，“工业4.0”理念首次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2012年10月，以德国科技研究院（acatech）赫宁・卡葛曼教授（HenningKagermann）等为首的“工业4.0工作小组”受联邦科教部委托，开始拟定《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书》。2013年初，德国已有47%企业开始探讨工业4.0，其中18%已展开相关研究，12%启用相关技术。2013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尽管工业4.0的提出者没有明确地描述新的智能制造具有什么样的生态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达中看出，这种智能化制造业的勃兴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主要关注工业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及其中的主导因素、相关影响等。森德勒（UlrichSendler）认为，新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变革的核心在于工业、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全面交叉渗透。这种渗透借助软件，通过在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上实现产品及服务的网络化而实现。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伴随着这一变化而产生，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类与产品、技术和工艺之间的关系。这也要求工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以便高质量地部署新工艺，并使其转化为具有经济上的益处。”工业4.0是一个以个性化、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化为根本特征的新型网络化产业形态，个性化体现了灵活性，大数据和互联网体现了分散性，智能化体现了创新性，绿色化体现了生态性。工业形态的升级突出地表现为智能化，其效益却包含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能源革命的话，那么，工业4.0强调了资源革命。工业4.0主要是推行智能化制造业，其核心就是要将大数据、工厂特定软件和制造技术的“硬件”创造性结合在一起。鲁思沃（SiegfriedRusswurm）认为，工业4.0的理念是“通过充分利用嵌入式控制系统，实现创新交互式生产技术的联网，相互通信，即物理信息融合系统，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网络、计算机、信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交织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在制造领域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一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CpS）”。这样，产品的使用状态、产品的需求状态等信息就可以通过CpS得以精确化获悉，企业生产出来的每个产品都可以为人们所使用，避免了大量生产，节约了资源。CpS不仅可以降低实际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碳排放，在保护环境上发挥重大作用。
工业4.0特别依赖于数字化信息技术，信息化技术把数据作为基本的要素，提高了生产的集约性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效率。鲁思沃认为：“‘工业4.0’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门子公司也正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积极而有的放矢地改进现有机制。在通用研发环境中，通过‘数字化企业平台’将虚拟和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实现从车间到公司管理层的双向信息流和数据协同优化，是通往实现‘工业4.0’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化企业平台’中，不通的生产阶段间无缝衔接，数据可以自由‘流通’。全面集成是实现‘工业4.0’的必要条件。”强调数据的流通和集成，能够提高生产管理的科技含量和内涵质量，跃出产品的资源要求和物质实体性，也能够更为高效地实现产品管理，减少生产的中间环节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数据代替物质实体还实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移，人们对数据的加工和消费部分地替代了人们对物质实体的生产和消费，形成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减少了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4.0主要体现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两大方面。“智能工厂”将不会再制造统一、毫无差别的产品，而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千万种定制化的产品。“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强调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依赖于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森德勒认为：“软件不再仅仅是为了控制仪器或者执行某步具体的工作程序而编写，也不再仅仅被嵌入产品和生产系统里。产品和服务借助于互联网和其他网络服务，通过软件、电子及环境的结合，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产品功能无需操作人员介入，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自主的。传统产品被具备至今尚不明了的特性的技术系统所替代。”此外，鲁思沃也认为：“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和自动化软件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一个新产品的上市时间可以因此减少50%。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资源与能源成本可以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这种以生产管理软件为基础的生产组织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人们用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手段重新组织生产过程，把生产的智能化和清洁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物质资源的生产性消耗。
工业4.0时代，网络化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鲁思沃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生产规划与实际生产的结合，生产数据一体化和生产服务的联系都成了决定未来工业是否成功的必要因素。”新的工业形态能不能成功，不仅要有智能化的要素，还取决于网络化的合作。鲁思沃提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已经不再像数字化信息技术那么简单，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联系中。网络化合作把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智能化制造联成一体，实现了不同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使得生产按照科学规划的要求进行，避免了重复生产、物质资源的重复浪费等。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生产环节及其组织形式的智能化转变包含了资源利用方式的智能化转变。通过智能化方式更高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当前清洁生产、低碳发展的最基本产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物质要素――资源和能源，都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合理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工业4.0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更广泛而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德国实践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4.0带来的生态效益，他们对工业4.0如何推进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控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过于关注工业4.0的经济效益，而没有及时关注工业4.0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作为实践性的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2014年lo月，总理和德国默克尔总理联合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领》，重点提及希望在工业4.0方面和德国加强合作。这反映了中国充分认识到工业4.0为代表的产业新形态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转型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汹涌来袭的产业新形态，中国只能主动适应，解放思想，加强创新，才能发展出“中国智造”，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到全球智能化制造业的发展潮流和大力推进制造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虽然德国的“工业4.0”突出了智能化的趋势和重大作用，但生态意识却凸显得不够充分；而能够把绿色化和智能化有机结合起来的，则是绿色智造。
三、应对两大挑战的中国“绿色智造"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其中，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智能化智造的潮流是其必须重点考量的两大挑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基本要素。然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根本变革。如果停留在传统的资源化生产方式中，生态文明建设就难以切实深化。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究竟如何转变？这给现存的制造业提出了重大的生态文明挑战。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制造业的新变化，中国制造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从产业形态来说，一方面是新兴制造业快速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从国际竞争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把智能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展现出制造业竞争力；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我国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制造业的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推动中国不断融合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来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就是推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智能化创新，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从污染中国变成美丽中国。在挑战与机遇面前，智能化生产既带来了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也孕育着新形态的产业成长。
近年来，中国提出和深化了应对制造业新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2013年初，中国工程院、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专门组成“制造中国”课题小组，重点研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2013年9月，中国工信部出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重点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以改变中国制造业现状，使其在2025年跻身现代工业强国之列。2015年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必须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就是要坚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所确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突出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引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实施中国制造2025，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建立在网络化、数字化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上，其中，智能化尤显突出。这已经不是20世纪末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那种科学技术基础，而是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和更为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必将是“中国智造”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是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基础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苗圩部长用“一二三四五五十”高度概括了《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内容。尽管要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但是，中国制造业不能因循守旧、局限在原有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的基础上，而是要以大力发展智能化制造业为主体，以“中国智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标志。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极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适应全球化的制造业竞争；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由量增为主的制造大国转变为由质新为主的制造强国。
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从而避免发展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避免破坏生态。但是，传统制造业的物质基础仍然难以改变，因此，升级改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需要。十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人中国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当然也包含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智能化竞争的“中国智造”只能是“绿色智造”，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的工业制造2025规划中，把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基本方针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国制造2025》，在全部产业发展中推行全面的绿色制造体系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不仅加快了制造业的绿色升级改造，还通过不断增强绿色精益制造和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来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最重要的是，不断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就是把生态控制和智能控制相结合，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体系。
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需要与智能化相结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就是要“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相较于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和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绿色制造体系主要表现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绿色监管和绿色评价组成的一整套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产品和生产管理环节。当前，绿色制造体系肯定不能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而是必须和智能化制造相结合，把信息化、绿色化和工业化紧密融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能不能建成绿色制造体系，是中国制造业能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绿色制造体系能不能智能化则关乎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优劣存亡。
从发展趋势来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越来越依靠“中国绿色智造”。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制造业。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绿色智造体系和完善绿色智造体制机制，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加大传统制造业的两化改造。我们所讲的“绿色智造”是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实际的，这就要大力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按照市场决定原则，在政府指导下，淘汰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和生产方式，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要求，切实推进“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深化产业机制改革。绿色智造作为智能化制造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保障。在当前中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面深化产业制度改革，激活制造业主题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全面深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一切有利于绿色智造的要素充分发挥活力。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大力推进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创新。智能化创新是当前产业创新的新形态，借助“互联网+”的网络化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创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创新需要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资源使用量，加大产品的智能含量。绿色智造以绿色为根本原则，以智能化制造为根本载体，如果没有智能化制造的承载，也就谈不上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绿色智造中，绿色就是生态原则。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原则是基本原则，这不仅是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的底线原则，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原则。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就是在设计、规划、生产、合作过程中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使用作为基本要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以绿色化为基本准则，合理规划；按照生态文明要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建立完善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建设绿色智造工程，协调增加绿色工程的分布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内涵式发展，建设绿色产业链；大力开发智能化的高新科技，加大引进和原创力度；对现代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分级管理，逐步向新兴业态转变；大力开发新能源，如潮汐能和风能等，引领后碳时代的新发展。强化绿色智造的推广和应用，调整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管理和产业决策的观念更新；不断优化绿色智造产品的实用性，提高绿色智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5
全球化
零和一 信息与智能社会
超级产业的国际竞争
虚拟经济
哲学革命
温特尔模式
物质能量与信息
相对论
文章简介：本文探讨新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分别对新经济和全球化进行了定义。对于信息产业的本质，是从物质，能量，信息的差别谈的。信息的本质是以二进位（0和1的组合）来表示客观存在，可以与电的开关相一致，所以可以达到光速，因此超越了物质特性，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文章归纳了信息社会的12个内容，指出它不是工业革命的继续，而是未来信息与智能社会的开端。中国历史上的“易”就是二进位的组合，中国人具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潜力。在新经济和全球化基础是的国际竞争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包括两极分化，宏观经济不稳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不可盲目和天真。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
1。 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定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
的经济高速融合”（imF）。“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狭义的“新经济”有三重含义：第一，指90年代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美国经济的特殊繁荣；第二，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网络，“新经济”就获得以下含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广义新经济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在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指美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这样定义新经济，就与流行的所谓“新经济＝＝信息产业（it），加上全球化”说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经济”是90年代在美国首先产生，并影响全世界的。以美国的新经济为出发点，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加强调“国际领导者”（目前是美国），包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不仅仅把全球化看成客观过程。美国是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有意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这就使全球化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国，它的利益和战略的产物。这对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质，新经济的性质，及其双重后果，对于我国的应对战略，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三，新经济是一个历史概念。广义的“新经济”，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经济，农业社会而言，可以理解为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百年内，经过3次大的科技革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过程。
2。
4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形态
我们把“新经济”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当长的酝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发的形式形成现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酝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现第4次。
每一次“新经济”的大飞跃，都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生产力方面，我们强调它的科技革命基础：4次大飞跃是以4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17世纪产生于英国，在18世纪成为现实生产力，19世纪在美国形成最大规模的超级产业。第二次科技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和电子，形成了电力，航空，钢铁，汽车等超级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从二战以后开始，形成新的超级产业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正在酝酿第4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开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续？因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产业群，仍旧属于工业革命范围，形成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而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生态技术，基因技术为开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
人类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资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把物质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业社会，能量被转化为动力；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会中，人类将面临“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过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放大，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准确地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信息和智能社会”。要实现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脑。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将是生命科学。90年代开始开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类基因的图谱。未来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智能生产力。信息产业，可以看成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第二，每一次新经济的飞跃，都有生产工具创新，并发现新的能源动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珍妮纺织机和镗床，由镗床加工出蒸汽机，才使得蒸汽成为大工业的动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机床，动力是电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用于国防和学术研究；第二代计算机是个人计算机，用于信息的获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交互式网络，用于信息的传输和交流，这是第三代计算机。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智能机器人，达到人机共同思考。
第三，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机是以热力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从分子层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炼，是以化学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原子层次，物质的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结构的改变；电力的产生，是人类改变了电子的运动方向。而原子能，则是人类打破原子核的结果，质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类所利用，以产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利用日益广阔，体现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顿的机械时空观为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航海技术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为可能，而美国铁路网的建立，才真正为大工业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换的。人类正在进入海洋和外层空间，扩大自己绝对活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自觉地改变自己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即通过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克服空间对自己活动的限制。电子，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和铁路，缩短了人类环绕地球的时间。3颗同步运行的卫星，即可以实现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使得气象观测，股票市场，都能够通过光速，全天候24小时运行。运行速度越快，时间越短，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说：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就是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手段。新的通讯交通工具可以“压缩时空”，使整个地球变小，人类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马?椋惶炜梢耘?00里；汽轮船，高速列车，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使人类摆脱时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电子通讯技术。1964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1965年出现了商用卫星。60年代末期互联网始于美国，80年代应用于军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应用于商业。2000年有1 亿台电脑入网，用户有5 亿人。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达到3。5－5万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16年，全球有2 亿人在家里上班。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关系，可以说，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而全球化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世纪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产方式。
第五，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有尖端技术和先导技术，并产生完全新型的系列产业。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机，纺织机，电动机，发电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在20世纪40年端，在70年代成熟，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成熟的标志是全球技术创新，并使之转化为产业，至今方兴未艾。
所谓完全新型的产业，首先是因为其全新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如20世纪的基本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核物理，电子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数理逻辑学科。未来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包括多媒体，芯片，机器人和软件等），激光技术，生物工程。理论基础则是现代遗传学等。未来新技术产业对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转变为对知识和技术的高度依赖。
第六，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产生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总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这个领导者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发源地，具有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最强大的超级产业，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工业生产和财富，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影响和外交支配能力，成为国际霸主。同时也总有国际挑战者，与领导者进行对抗。17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荷兰，挑战者是英国；18－19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英国，挑战者是德国和法国；20世纪国际领导者由英国向美国转换，国际挑战者先是德国，二战后是苏联和日本。经过数十年的较量，特别是美国新科技革命的成功，取得了更加强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第七，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促进生产关系的革命，产生新的经济体制，新的政府和法律政治制度，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总的方向，是向着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
前3次科技革命，都属于工业革命范畴，而目前开始的第4次科技革命，则属于信息革命范畴，所创造的将是21世纪的信息和智能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二。信息产业与全球化
1。信息的特殊性。
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第三种客观实体。信息是具有客观内容的，这个客观内容是可以转化二进位数字的，于是就可以电子作为载体，以光速运动。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其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缩短50％，完全达到光速时，长度为零，而其质量趋于无穷大。长度是物体所占空间的概念，表示物体的存在，人类不能够想象有一种没有长度，不占据空间的物质，而且质量无穷大的物质，或者说物质不可能以光速运动。以二进位制将信息数字化，化为“0和1”两个数码，称为“比特（BitS）”，与电路的“开和停”正好一致，因此比特可以和电子运动相一致。电子的运动就是信息的传输。以光速运动的数字化信息（BitS），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而是独立分为一类，它就是以光速运动的某种“内容”，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并产生超越时空限制的产业－－－－信息产业，在本质上必然是全球化产业，可以超越国界限制，语言限制，速度限制。
信息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经济”。1997年intei前总裁GRoVe提出了“争夺眼球”的概念：“一个用户就是一份资产，拥有的访问人数或者眼球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的潜在利益渠道越广”。美国迈克尔说“注意力经济”是一种远期资产。在信息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经济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长，信息已经是一种充实的经济资源。稀缺的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即期内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或者心灵占有率miDSHaRe，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注意力经济，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户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未来的无形资本。注意力是企业在网络经济中把潜在购买力变现的前提和关键，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
2．信息产业。
狭义的“新经济”主要指信息产业。“新经济”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科研试制费用，先期投资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如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为20亿美圆，基本上是一旦失败就无法回收的“沉没成本”，而其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非常之低，在复制软件方面几乎为零，必要时，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大幅度降价，保持庞大的销售市场，排挤竞争对手。因此，市场的规模和占有率是第一位的，生产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信息产品的技术标准最为重要，生产者可以通过技术标准的推广，通过技术和设备的专用性，把用户长期锁定于自己的产品系列中。技术标准必须是国际通行的。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是国际性的。
信息产业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无线电，发展于50－60年代的半导体。日本在70－－－80年代成功地把美国创造的电子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在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方面，对美欧占据了优势。80年代初期，日本总体科技水平已超过了欧洲，接近了美国。1983年日本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有39项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有38项水平相当，只有16项落后。日本小汽车成本，在1980年是3000美圆左右，美国为4700美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中期，占据了50％的国际市场；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建筑机械，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比欧美产品低25－－－30％。60年代日本的主流产品是钢铁，船舶；70年代是家用电器，80年代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皆领先于世界潮流。然而在90年代的主流产品个人电脑，通信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增殖方面，却明显缺乏日本的参与。在80年代末期，日本信息产业战略有误，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大型电脑，而美国却大力发展起个人电脑。
由于在领先产品方面的错误选择，日本就难以参与新经济的国际化分工。美国直接选取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为合作对象，以台湾和新加坡生产一般电脑部件，韩国生产半导体的记忆部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生产低档的周边产品，本土的英特尔控制核心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微软控制软件，利用英特尔和微软控制的技术平台周期性提升电脑性能和硬件需求，进而与英特网等最新的信息技术结合，左右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温特尔平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结合，微软占领了90％以上的软件市场，英特尔占领了80％的芯片市场。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6
大德育；格局；优势
王小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极大关注。在国际教育学术界，对中国大德育进行解读的呼声与尝试，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在此项工作中，中国或西方的德育理论工作者最苦恼的，莫过于对中国“大德育”这一词汇的翻译。由于中外学者不同德育理念的客观差异或分歧，最终对此达成的初步默契是以汉语拼音的“DeYU”替而代之。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语言学问题，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特色大德育观的初步理解，更反映了对中国教育发展崛起及其价值观特色优势的部分认同。中国特色的德育内容体系是“大德育”格局的特点之一
一、“大德育”格局是中国智慧与
文化传统的教育注解
毋庸置疑，中国智慧所提供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向来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中国古代的学说之所以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也主要是源于他们与自然、生活之间的这种亲密融通关系，儒家和较早的道家及佛家，也较好地继承和融合了这一传统，并均以此作为各自“育人”之本。虽然我们还无法就此确定这或许就是中国大德育之“大”的准确根源，但至少是酝酿中国大德育格局产生的文化影响与环境。
随着对生活的认识逐渐摆脱蒙昧，古代中国逐步从神化阶段进入羿、鲧、禹、黄帝等英雄时代。古典教化中的神灵慢慢地被英雄所替代，开始“传达当时伦理生活的基本方面”，同时也传递教育者对当时生活的价值思考，这种思考还没有界限之分或学科之分。“正如耶格尔（Jaeger）所言，在古代没有‘纯文学’、‘纯伦理哲学’等等的细密分工，一切智慧皆混沌不分”。[1]教育即大德育承载了当时的社会意识教化的基本使命，实现了全部生活、社会实践的价值传递。
中国古典德育内容传递的主要媒介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性文本。文本记载的是时代对神或英雄的价值崇拜的历史过程，也适时总结了社会人伦关系的规则、准则，成为了当时德育的主要内容。文本在内容处理的方式或结构上，明显表现出德育的目的与方式。比如主要德育典籍“四书五经”对内容的处理路径是：先对生活或自然中存在的现象进行本真地叙述或描摹，后引申到德育的对象或目标上去。例如，《诗经》中的叙事方式“赋、比、兴”，在当代更多地是被看做文学角度的，但实际上从大德育角度看，应该是一种效果不错的教育方式：《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2]。
早期中国德育内容的处理方式虽然是诗意化、文学化的，但寓叙事于自然或生活的真实叙述或描写中，自然而真切且富有教化力，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以血亲伦理去想象和处理“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朴素的德育观，这种观念或者也是所谓“天人合一”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影响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国古典德育的内容，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鲜明生动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德育。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多”与“广”，不可能不谓之“大”，但“大”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和“枯燥乏味”。
二、“大德育”格局的形成是中国政治与革命实践紧密关联的真实体现
“大德育”准确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教育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学校德育，主要由以《政治》《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等课程为主构成的德育体系呈现，这一传统源于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思想政治课的主要起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经验总结和筛选，这种德育在前期主要集中于政治教育，而后期则逐渐转向以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及心理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或广义的大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相应地，从小学一直开设到大学阶段的大德育课程体系也逐步建立，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课程开设的形式有所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与实践中，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战争需要，确立了以思想政治为主的德育形式，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德育内容主要由“故事、问答、对比、歌谣、韵文、顺口溜等构成，教材文字通俗易懂，有的能贴近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有的还配上插图，形象生动。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渗透到其他学科，尤其是实践活动中，如“生产劳动、儿童团活动（站岗放哨、小先生教成人识字、拥军优属）等”。[3]这种德育，一方面顺应了现实的需求，一方面使用了以受教育者为本的德育方法，受到当时工农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
诚然，这些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化’‘对儿童要求过高’‘反映儿童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少’等弊端，且在战争环境下内容上也有对礼仪等文明行为习惯即所谓私德不够重视”[3]等缺陷，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将德育与政治教育结合的做法，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求和时代特征，不仅成功地宣传了政治主张，吸引和巩固了革命所需要的统一战线，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成功。这种教育形式和内容基本奠定了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基础和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区别于旧时代的新的科学德育的诞生，以及以生产、生活实践为主要理论基础和方向的、崭新的“大德育”内容的逐步形成。
三、“大德育”格局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的教育表现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转型，这一变化也具体地表现在了教育领域，德育学科的内容演变更为剧烈和明显，但其大德育的特征却始终很明确。从所确立的教学目标来看，我国小学围绕思想品德课初步建构了大德育课程内容，而到中学阶段，以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课中心的内容开始大大超出狭义的道德教育范畴，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广义“德育课”。中国当代大德育内容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政治学科阶段。以政治思想、理论与体制教育为主的大德育准学科化阶段，表现了新中国建立时期巩固政权的现实需求，是目前大德育格局的奠基时期。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德育内容的主体。除了早期特殊阶段的需要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德育的政治观及其教化观的影响。主要内容从教材上看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过重新概括、编辑和整理的专门的、学科化的思想政治学科内容，如：《政治》《做革命接班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政治》（早期）或时事政治等；另一种是直接选取经典理论家的原著（选读）作为文本，如《著作选读》《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人民民主》及《共产党宣言》《共青团的任务》《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这种典籍化的政治内容，大都是在学校教育体制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比较突出的德育内容。
第二个时期：思想政治学科阶段。大德育内容的初步形成或学科化阶段，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步入正轨，并走入新的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社会的主要任务已非政治，这种社会现实的多样化要求反映在德育领域，增加了德育的内容成分。在初中至高中阶段，这一内容增加的变化最为明显：社会教育、公民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经济教育、文化教育等逐渐融入德育；教材文本中不断出现《社会发展简史》《法律》《心理健康》《公民》《经济常识》及基本国情学习等新面目。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该学科的考试评价中仍将其统称为“政治”，但其内容已明显广于狭义的“政治学”。不过，该阶段德育学科形态仍然是相对独立设置或各自割裂的，内容之“大”仅体现在数量方面。因而我们说，这一阶段的“大德育”格局的内容体系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第三个时期：“大德育”格局的内容体系正式建立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德育要尽快适应并体现这种价值多元的现实与诉求，就必须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新的德育内容体系。实际上，专门的或狭义的道德或价值观教育内容及其教材体系，早在1960年代前后就已短暂出现或使用过，如全国范围使用的《道德品质教育》，上海市在1980年代初期的道德课（实验）等。由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这种狭义的德育逐渐整合了上述两类内容体系中的一些构成，构建起了以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为核心，有机整合社会、经济、公民、心理、法制、国情等部分内容的新的综合的、广义的德育内容体系。这一综合的、广义的德育内容体系在当前教材中的处理方式是，在低年级阶段，以小学阶段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为主，偏重“道德的或心理健康教育”，从初中及中高年级开始，逐渐转向法律及政治、经济等国情方面的教育。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及新的《课程标准》的修订完善，无论是从外在形态上看，还是从内容实质上，德育课程及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容安排做到了有机整合，强调按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或可称为心理学或科学的逻辑）来编排，贴近学生、注重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结构体例有了较大变化，出现栏目式、板块式、开放式设置，而非各自独立成册，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等有机统一于文本之中（综合基础之上的学生“生活逻辑”的逐渐突出）。内容之“大”部分都较好地体现在了质量方面，也标志着既是专门的或狭义的、又是综合的或广义的新的“大德育”格局内容体系的建立。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很多国家中，如果没有专门的德育设置，则必然存在大德育内容设置或其他形式的综合体系，像宗教的、公民的、社会的或文学、艺术等其他学科共同支撑着的内容构成。如果有专门的德育课程设置，则又必须面对以其他形式将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诉求整合进专门的课程内容体系中。国外的大德育内容构建以英国的pSHe（个人、社会和健康及公民教育）最为典型，另外美国的品格教育、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并行的格局、德国的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多学科组合状况、法国与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由于人的异化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而提出的理想目标以及对未来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设定。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多种阐述，包含了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这种协调发展本身就强调了相互渗透、兼容并包的大德育格局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0-31.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7
这是传统家电向智能化转型的时代。从智慧的星星之火点亮单一的产品，到大有产业燎原、万物互联之势，然而，在智能的外衣下，大多仅是一场关于遥控器的变革，在人机交互的天平上，人依然主导了一切。
智能家电的革命，不只是产品本身创新式的技术革新，更核心地展现在对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的全新建构。海尔馨厨冰箱，便是重构用户与厨房的关系，打造互联网时代快乐厨房的一场革命。
厨房里的“场景思维”
场景思维是家电企业的“二次创业”。在家电企业转战互联网的过程中，很多智能家电的研发并没有脱离技术和产品的限制，导致很多产品“形神分离”，名义上是智能家电、互联网家电，但实际上并没有从用户的体验和生活场景的角度出发，没有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家电智能化能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
作为家庭里的“劳动空间”，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做饭、洗碗，厨房里都是“苦力活”，打造一个快乐厨房，让传统的厨房变成与用户进行“情感链接”的娱乐场所，便是海尔馨厨冰箱所带来的快乐厨房的核心。
我们大都碰到过这样的生活场景。在自己辛苦忙碌着做饭的时候，正好电视播放着自己热追的电视剧，心不在焉地炒几铲子，跑到客厅看几眼又急急忙忙跑回厨房，实在想看的就把手机打开放在台面上，手忙脚乱又看得不惬意；又或者当我们打开冰箱，发现牛奶要喝完了，寻思着明天去趟超市，结果第二天就给忘了。而这一切通过馨厨冰箱都可以轻松解决，用户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产品，实现不出家门就能逛超市的梦想。同时还可以听着民谣、追着美剧，看着推送的美食菜谱，熬着一锅营养十足的汤，厨房里做饭现在也可以如此惬意和舒心。
这便是海尔推出的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冰箱――馨厨，它不仅搭载了人体感应模块，还将tFt屏、音箱等用户交互模块融合到设计中，通过接入影音娱乐、网络交互、食材管理、生活资讯等网络娱乐生活资源，将冰箱从储存食物的硬件产品变成了包含软硬件和多种服务资源的生态圈，为用户打造出智慧生活新体验。
百万用户交互出的真痛点
体验是智能家电的灵魂，用户是产品的核心。
无交互，不海尔。馨厨冰箱的诞生，经过与137万用户进行深度交互，挖掘出用户对厨房体验上的痛点，并联整合一流的资源共同提出产品解决方案。经过与用户不断交互，针对反馈的“厨房做饭过程枯燥”、“厨房做饭太累”等痛点，创新研发馨厨冰箱，而这背后是海尔组织架构转型所激发和显现的创新能力。
张瑞敏首席说过，“在未来的海尔，无用户全流程体验的产品都不应该生产，无价值交互平台的交易都不应该存在。”海尔始终以创造用户最佳体验为导向，致力打造“虚实融合的用户价值交互平台”。要让用户参与到设计和生产链条当中来。通过构建多个用户圈，来实现企业与用户的零距离交互，以此最大化地获取用户信息、需求与反馈，推进自身产品的迭代升级。
海尔馨厨冰箱，便是在海尔的互联网思维下，集中了百万用户痛点的产品。同时拉近了用户和产品的距离，构建起了整个健康美食生态圈。
开放资源，构建健康美食生态圈
从互联网化的组织形态到互联网化的个性化制造模式，海尔正在将一个全新的互联企业新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健康美食生态圈，是海尔的企业平台化战略下，对外搭建的U+智慧生活平台的成果，完成了从提品硬件到解决方案的转型，这是海尔转型战略中的重要布局。
在硬件层面上，这款海尔互联网冰箱以风冷无霜技术为基础，突破传统冰箱功能的中门设计，让冰箱有长期记忆的功能，后期还能定制食品最佳口感的冷加工过程，提升食材口感。并且搭载包括人体感应模块、tFt屏模块等行业创新硬件设施，组建了最人性化的智慧生活服务平台。
这个生态圈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海尔馨厨冰箱所提供的智能生活服务平台。经过海尔冰箱研发人员不断的开发和创新，这款互联网冰箱不但可以实现智能保鲜、智能除菌等功能，更是通过接入网络娱乐平台，将厨房变成可以一边烹饪美食，一边听歌、追剧、网购、分享的娱乐空间，包括爱奇艺、豆果美食、苏宁易购、蜻蜓Fm等众多网络资源，把电冰箱变成网器，而这些合作方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豆果美食是国内首家发现、分享、交流美食的互动平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华人的美食互动社区网络。它将美食菜谱、社区互动、美食画报、云计算数据存储整合为一体，囊括超过80万道食谱。海尔馨厨通过整合豆果美食的食谱资源，让单纯的冰箱链接食谱成为生活的好帮手，让不会做饭的用户也可以秒变美食达人。
除此之外，苏宁易购、本来生活网、也买酒为用户的冰箱提供最新鲜、最实惠的生鲜、酒等生活必备品，让你在冰箱旁边第一时间便捷下单；爱奇艺打造涵盖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在内的十余种类型的正版视频内容库，爱好看大片、追剧的用户，可以一边烹制美食，一边观看爱奇艺上的海量影片，做饭、追剧两不误。蜻蜓Fm是聚集全球3000家中文电台的音乐平台，通过馨厨冰箱把音乐带进厨房，改变厨房枯燥、无聊的环境，让厨房也“声动”起来。
海尔冰箱接入互联网思维的方法，就是打造一个由智能硬件、智能软件和第三方服务平台共同组建的智能生态圈模式，最终落地在海尔冰箱创新的智慧生活服务平台上，这种互联网思维已经在包括海尔馨厨冰箱在内的多款智能产品上得到了体现。
o2o销售模式，打造体验经济
好产品就要靠体验赢得用户。“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美国作家约瑟夫・佩恩的《体验经济》揭示了互联网时代用户体验的重要性。
海尔馨厨冰箱，并不通过线下渠道销售，而是通过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的o2o模式，优化用户体验的同时，也能实现产品零库存。
传统工业时代，企业以产品为中心，一切以“线性”方式串联起来，将用户隔绝在生产之外，而随着物联网的扩展，用户与制造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以前通过一体化构建的企业边界，不再是保护企业的城墙，反而成为限制企业与用户交流的牢笼。而海尔认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智能制造模式，本质就是互联工厂。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需打通整个产业链，让用户和一流资源都参与进来。基于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要和工厂、资源方、用户等实现全体系连接。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8
论文摘要：本文在学习多方观点与意见的基础上，从技术进步、产业分工与社会使命的层面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就当前智能电网的历史演变、现实背景、核心技术归类、主导机制、国家战略以及电网企业、监管机构的不同使命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思考。
1智能电网是电网智能化历程的特定阶段
1．1电网智能化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电网由数以万计的设备组成而且连接范围越来越广，电能通过电网以接近光速输送从而使电网各环节、各元件之间的相互影响深远而快速，这样的技术经济特性在客观上必然具有统一调度、自动控制、信息监测等智能化需求。因此，电网智能化是电网发展的一种必由之路，而且随着相关技术、市场、政策的发展，电网智能化始终在不断升级变化，只有更智能而没有最智能、也不存在绝对的智能化标准。
1．2发展特高压更加需要电网智能化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与市场的空间距离比较远，客观上存在对于远距离大规模输送能源的需要，在超导材料大面积使用之前通过特高压线路送电存在必然性。但电网的坚强与智能，在于各层各区各元件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应对异常与故障的灵活性，网架稀疏的特高压线路本身正是对电网坚强与智能的新挑战，而且依然没有脱离“范围经济”的技术经济特性。特高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电网发展方向之一，但其本身不等于智能电网，更不等于坚强电网，恰恰相反，在推广特高压的同时更加需要提高电网的智能化水平以应对特高压带来的新风险。
现代电网发展特别是特高压在客观上都需要电网智能化，但最近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智能电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电网智能化，而是新能源技术革命背景下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电网智能化。
2智能电网是新能源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公共载体
2．1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逐渐破题
近年来，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瓶径，一是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强化，化石能源的相对成本不断提高，不仅新兴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快速增长，发达国家承担的环境义务同样在增加，人类需要更多更便宜(清洁高效)的能源；二是随着现代金融的国际化杠杆化加剧，远距离大宗交易的化石能源价格波动剧烈、市场操纵显著，对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秩序与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客观上呼唤能源产品的多元化与本土化。提高化石能源燃烧效率具有巨大的潜在效益，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更可直接减少排放，而消费侧调整用电模式不仅具有比较大的效益空间，而且可以通过优化电网方式减少发电、输电环节的损耗，这些都是节能降耗空问最大的领域。能源，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但提高能效、改善环境的潜力同样巨大。因此继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之后，推进新能源技术革命在世界各国企业、科技、政府、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逐渐走向共识。
2．2智能电网是完成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必要条件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不仅环境成本低而且具有本土化、多元化的特点，但这些新能源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需要电网有能力接受多种能源不同的并网特性；提高化石能源燃烧效率的途径不仅在于提高发电机组转化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分散燃烧转变为集中燃烧、集中治污，以汽车电动化为例，它不仅可以提高能效，而且直接节约了大量运输成本(电是速度最快的运输方式)，这些也需要电网有能力适应这些新的需求；“节能”是最清洁的能源，调整用电方式是最本土化的节能途径，同样需要电网能够接受终端消费者的各种信息互动与能量反馈。相对发电、用电环节而言，输配电环节是相对能效较高排放较少的环节，单纯提高电网环节本身的效率并不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最主要途径，但提高电网的智能化水平却是完成新能源技术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
铁路网建设曾经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曾经为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大舞台，与此类似，推动近一阶段智能电网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内在需求，所谓智能电网其实就是将电网智能化水平提高到可以适应新能源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与需求的电网，智能电网本身并不是新能源技术革命的核心引擎，但它是新能源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公共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
3智能电网的核心是能源问题而非问题
3．1智能电网不是it技术的简单延伸
电网对于it技术具有天然的需求，但最近以来引入关注的智能电网是新能源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电网智能化；智能电网是完成新能源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载体，但抛开新能源技术革命的it技术推广必然缺乏生命力，智能电网不可能脱离新能源技术革命而单独抽象地存在。目前，从光伏到电动车，可以真正大规模商业化推广的新能源技术其实并不多，而连接it技术与电网的电力电子技术在材料、制造、应用适应性、经济与环境效益等方面同样不成熟。目前，站在推广智能电网最前台的多是iBm、GooGLe等it企业，国内电力二次设备绝大多数也是合资生产、进口技术，因此，欧美发达国家最有直接经济利益的还是通过信息革命形成的it技术优势，它们在现阶段以推广智能电网的名义向发展中国家倾销it技术的倾向不可忽视。
3．2智能电网不能再以信息技术革命的模式进行
信息服务通常属于可中断的需求，因此it产业虽然技术革新速度很快，但往往并不重视技术稳定性，而电网对于安全、稳定、可靠、整体协调性具有极高的要求，电能与信息一实一虚差异巨大；it产品通常属于快速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的代价就是目前地球上数以亿计的电子垃圾，而电网属于投资庞大的基础产业，不应放弃对于设备使用使命、技术寿命的要求(目前电网中使用的二次设备技术寿命已经明显低于一次设备)；it产业是追求技术垄断的行业，大到域名、芯片、操作系统，小到手机电池等各个环节各种形式的技术垄断层出不穷，而电网是覆盖全社会的公用事业需要坚持互通互联透明公开的原则。20世纪末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功进行了信息技术革命，但it产业的发展模式不能直接套用到智能电网的发展，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揭示了缺乏监管的垄断以及过度消费主义的危害，新能源技术革命应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it技术是实现智能电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必须从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层面看待智能电网问题才可能跳出现有的利益格局，真正让技术创新照亮人类进步的阶梯。
4推动智能电网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
4．1智能电网的终极推进者应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
智能电网是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基本载体，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部分，2008年初我国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期间电网受损的严重后果令人记忆犹新；而智能电网的建设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最终都需要全社会买单，需要从社会总福利角度进行公共决策。因此推动智能电网发展不能停留在it企业营销行为或者电网企业投资计划的层面，而应作为一项重大公共决策由政府来主导。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领导与协调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实现跨学科的技术进步、跨行业的资源优化以及跨越式的发展战略；二是尽量避免行业、企业的利益干扰，将能源安全、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利益放在决策目标的首位；三是注意甄别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抓住新能源技术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真正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抢占战略制高点。
4．2推进智能电网建设的前提是深化改革落实电网的公共属性
电网是公用事业，在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输配电环节都采取了非营利或者非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不允许输配电环节与竞争性的发电环节同场竞争，进而通过建设招标等手段抑制其盲目扩张规模提高成本。我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行独立输配电价，改变电网企业营利模式，加强成本监管，推广建设招标，明确并落实电网的公共属性，抑制盲目扩张驱动，防止智能电网成为电力垄断与it垄断的结合、自然垄断与技术垄断的结合。
新能源技术革命是大势所趋，但技术的成熟、产业的形成、制度的完善、观念的改变特别是原有体系的新陈代谢都需要一个缓慢的实现过程，因此面对有关智能电网的各种声音，首先需要冷静淡定，正本清源。
5我国应制订积极的新能源技术革命(含智能电网)国家战略
5．1引导智能电网成为推动新能源相关技术进步的公共平台
当今世界并不缺乏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而是缺乏对于技术创新成果的价值评价，新能源技术革命将成为一个新的评价体系，超导材料等一些需要大量投入进行实用化的技术，电动汽车等一些长期无法进入大规模产业化的技术，大规模风电、太阳能电站等一些存在争议的技术，智能电表等一些需要公众高度支持广泛参与的技术，都可能在新能源技术革命的体系下获得试验(试错)以及滚动发展的机会。而电网既不能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制约瓶径，更不能利用垄断优势地位索求利益。政府应承担起对于推进新能源相关技术进步的责任，提高电网的开放性与公益性，促进新能源技术与电网的结合，引导智能电网成为技术推广与技术升级的公共平台。一是在技术不成熟阶段将扶持重点放在研发环节，在明确产业发展战略方向基础上给予风险投资；二是在新能源项目招投标中应以技术招标为核心，不能仅仅利用商务招标压价，要为真正具有技术先进性的企业提供原始积累滚动发展的机会；三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将新能源技术升级的成本传导到销售价格，保证输配电环节正当利益，激励需求侧节约能源改进消费方式；四是引进项目不能满足于产业低端的生产制造，应将重点放在对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消化吸收乃至借鉴创新。
5．2我国智能电网发展必须争取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观察近年来的很多战争实例，电网都成为主要的被攻击目标。随着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通过电网系统输送的能源量与信息服务量都将大幅度增加，除了直接的攻击与破坏，对于电网的制约与控制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类似北斗GpS系统以及手机3G系统，我国从技术的消费者与标准的接受者，争当技术的竞争者与标准的提供者，是大势所趋。我国智能电网也应努力争取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一是在参考各国技术发展规律与方向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国情与现实，确定中国自己的新能源技术革命总体内涵、路线和发展规划；二是整合科技资源，促进跨学科跨产业的联合，制订抢占技术革命高端的国家战略并全力实施；三是发挥制度优势进行核心技术攻关，改变科研机构依从于企业利益的现状，重新组建新能源研发的“国家队”；四是在对外交往中，将新能源发展战略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积极参与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标准研制，密切跟进国际新能源技术进步的进程。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新能源技术高度重视，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更是高调倡导包括智能电网在内的新能源技术革命，但应看到目前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技术差距还没有完全拉开，我国应发挥“举国优势”，努力在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中争取到比较主动的地位。
6电网企业应努力适应智能电网发展的要求
6.1不断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在it技术应用中争取主导地位
电网企业是it技术最大的买家之一，但“重一次，轻二次”是电力行业的墒疾之一，通信、自动化、计量等专业在电力行业传统上属于受重视程度比较低的附属专业，相关人员的技术素质往往低于电力行业以外(例如it行业)的同专业人员。虽然我国电网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在继电保护、安全调度等方面远比绝大多数国家经验丰富、要求严格，但在it技术应用中往往并不是最受尊重的消费者。智能电网不是it技术的简单延伸，不能再由it企业主导。我国电网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消化创新，加紧培养自己的it技术人才，争取真正主导相关技术标准建设，提高相关技术的稳定性并延长设备技术寿命，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可靠以及整体协调性。
6．2适应新能源技术革命是电嘲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新领域
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是大势所趋，更是我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取向。智能电网在本轮技术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完成新能源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公共平台。随着新能源技术革命的逐步深入，适应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与需求会成为电网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主动参与改革尽早回归非营利性非竞争性的公用事业本色，才是符合电网企业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
电网企业是建设智能电网、推进新能源技术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这是光荣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对一些传统做法与惯性思维的挑战，因此电网企业首先要对自身进行革命，通过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迎合与利用舆论的机巧，才可能真正成为推动新的能源输送与控制技术革命的中流砥柱。
7监管机构应积极关注并同步参与智能电网发展
7．1智能电网对电网安全监管提出新挑战
随着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电网安全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大幅提高，电网的规模不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元件类型都将大幅增加，调度自动化、保护配置等二次管理的复杂性增加；又如随着电源类型多元化、储能规模提高、消费端反送能源行为普及，调度机构对于潮流的预测与控制能力下降，对于容量裕度的需求不会大幅降低但承担者转换；随着it技术与电网的深层次结合，威胁电网安全的风险来源急剧增加，还会出现不直接损害电网本身但借助电网实施的新型恶意行为，电网安全的内涵被迫扩展。相应地，电网安全监管势必向智能电网安全标准、涉网技术设备准入、信息系统安全、方式与二次系统安排、能源与服务交易机制设置等层面延伸。
7．2推进智能电网需要同步开展反垄断监管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9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10―0031―05
新科技革命浪潮正在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面对大数据的时代变革影响，实事求是地看待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就必须深刻了解和把握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新特征，研究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将会面临的新挑战，超前性地提出应对策略，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充分发挥革命传统教育在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中的特殊效能，已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要课题。
一、基于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新特征
大数据时代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获取、计算、挖掘、分析、处理，并应用于人们社会生活服务的时代。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变革性的意义，而且对传统的社会治理和运作方式，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具有了变革性的意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其产生的这些时代性意义的变革，感受愈加明显。基于此，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把现代称之为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即大数据时代）是有充分依据的。①“我们已经从信息时代走到了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如果数据被赋予背景，它就成了信息；如果数据能够提炼出规律，它就是知识；如果数据能够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工具在分析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决策，它就是资源”。②这充分表明，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思维方式已经产生了新变化：从抽取随机样本数据到使用整体数据；从追求精确性到接受混杂性；从关注因果关系到关注相关关系。
随着数据时代的发展，教育领域也迈出新的步伐，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新兴事物逐渐应用到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体系创新之中。基于大数据时代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就是指将革命传统教育置于大数据时代变迁视阈，实事求是地看待青年学生认识及思维变化新特点，借鉴不同国家在国民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理念更新、内容选择和方式方法的运用，把以“爱国”为重要内涵的革命传统教育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采用包括大数据手段在内的先进教育手段，对青年学生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协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的教育实践活动。
首先，基于大数据时代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在教育媒介环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教育中介因素等方面，亦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来看呈现出了一些新特性：
（一）教育媒介生态环境的变革。以人为中心的“社交型”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实践发展的在线化、数据化趋势加速，产生了历史性与共时性、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的统一。
（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变革。无线网络革命使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工具性界定和本质性界定的转换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亡，平等性、互动性与互相转化性更为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参与方式日益呈现为符号在场的虚拟实践体验方式。①
（三）教育中介因素的变革。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网络使得当前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从平面化变为立体化，从静态化变为动态化，从现实时空变为超时空。教育内容变得丰富而全面，且更具客观性和选择性，其政治性本质往往隐含在历史文化知识和现代科技信息之中，亦然，负面信息也相应增多，安全、开放成为大数据时代青年革命传统教育实践的最主要挑战。
其次，基于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在其实践过程中亦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过程来看也呈现出相应的新特征：
1.教育信息来源的数据化。由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知识、信息都是以数据为载体，所以，对主客体间交互数据进行充分挖掘、分析和处理，是当前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要任务。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主体数据，是指青年学生面对革命传统教育时所产生的系列反应信息；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客体数据，是指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载体信息。充分挖掘、分析和处理主客体间交互所产生的这一系列信息，使其数据化、量化，从而能够真实、实时、全面地掌握青年学生面对革命传统教育时思想和行为的各项数据与整体情况，如此，不仅能够精准定位青年学生面对革命传统教育时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规律，而且能够发现以往未被发现的新规律，实现“一切皆可量化”，从而获取更多的数据信息，用以计算为主的定量方法处理和解决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问题，实现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数据化、精准化。
2.教育决策依据的科学化。基于青年学生日常活动种种“印迹”的海量数据分析，不但可以实现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状况的信息捕捉，而且还可以对青年学生行为的一些规律性趋向和事件作出科学预判，从而实现教育信息的“未卜先知”，甚至是教育实效的增值。由于大数据来源于过程性、随机性的整体记录，与传统数据来源于选择性、阶段性的局部记录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它能够精确地反映事实真相，实现“用数据说话”，使教育的决策更加“有理有据”，教育的过程更加透明、开放，从而做出更好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策略决策。
3.教育方式选择的智能化。由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和各种数据传感器留下青年学生的地理位置、行为习惯、偏好等各种维度的信息，所以，能使教育者通过建立云计算虚拟支撑平台和各种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对青年学生的“在线印迹”进行分析，从而实现数据“发声”，将青年学生行为的“实然”状况尽在掌握，从而实施有效的革命传统教育干预，使教育活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是说，大数据时代视域下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时时、处处、事事皆可实施，从而达到教育方式的智能化。当今时代，青年学生的活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他们的个性化需求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基于此，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革命传统教育，能够有效区别不同对象并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式方法。
4.教育结果的数据化。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早在2013年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副未来世界数据信息无处不在的美景：“一旦世界被数据化，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信息做不到的事情了”，“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不会再将世界看作是一连串我们认为或是自然或是社会现象的事件，我们会意识到本质上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②（p125）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将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所说的知识，而是通过大量的在线数据信息展现给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在数据信息中受到全面性和广泛性的渗透影响，以致认识、思维逐渐发生变化，数据信息已然成为青年学生认识事物、判断事物和选择事物的标准，最终形成具有“数据化”思维的人格特征。
二、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既为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创新提供了发展机遇，也为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
（一）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大数据时代的概念，尽管只是从科技角度进行的代际划分，但是由于它将深刻地改变着社会治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人的认识与思维方式，因此必然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由大数据使用所引发的、带有时代性质的观念的改变，将发生在哪些领域？有何具体表象？产生了哪些影响？体现出什么规律？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都是当前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研究的短板。虽然当前理论界对于大数据时代与革命传统教育关系的研究有所涉猎，但是基本上是聚焦于大数据工具性价值研究层面，而对于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认识、思维以及交往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变化对于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及其规律的研究涉及很少。理论研究的滞后和学理支撑的乏力，将可能形成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新挑战。尤其是关于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研究，循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何”与“如何”的基本理念，急需探寻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发展的应然和实然等相关问题。
（二）教育数据意识的欠缺。无论是大数据的研究或是应用都是正在进行时，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数据意识落后、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客观存在。传统教育模式注重课堂面授的理论灌输、书本知识的阅读吸收、课外社会实践的活动陶冶，这与现代社会的数据化教育区别十分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社交网、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数据信息快速、实时传播，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终端及相关app成为青年学生数据信息交互的主渠道。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必须要适应时代潮流，应在数据研究和运用中强调全面、系统和及时推进。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还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阶段。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获取数据和技术的有限性、教育者数据意识的欠缺性，必将导致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出现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疑惑、不满，甚至排斥打压的思想和行为，都将成为阻碍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高效实施。曾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的不是可供收集的数据，也不是收集数据的手段，而是搜集数据的意识”①（p317）。为此，必须要以大数据的挖掘为契机，密切关注大数据研究前沿，增强当前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数据意识，积极开展收据收集、量化分析、协同运用，从而打破固守阵地、画地为牢的现状，积极推动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创新。尽管，这一过程是复杂多变甚至反复的，但我们要坚信，新生事物终究将会取代旧事物。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价值逐渐被认识，它通过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②
（三）教育方法技术化的困境。大数据具有数据容量大、种类繁多、传播和更新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性，但是受客观因素影响，面对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仍存在一些技术方法上的困境。一是数据获取的困境。大数据研究的首要条件是获取数据，而目前大量数据还处于封闭阶段，尤其是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主客体间的数据更是如此。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治道变革和服务变革仅仅表现为政务微博、公共微信等浅层次，教育者掌握的社会信息量太少，数据的知悉性受阻，影响数据信息教育的进程。二是教育技术的困境。以“爱国”为内涵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计划、制定方案和教育实施。在大数据时代下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过程中，如何从大量数据中筛选有效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主客体间数据信息，提取并分析相关青年学生对革命传统教育认识、思维变化及其教育过程需要的信息，这都需要现代数据技术，而目前数据挖掘和数据技术还不完善，需要逐步推进完善。三是教育方法的困境。在大数据时代下，新方法在数据技术中应运而生，传统教育方法与现代创新教育方法并存。如何运用数据信息掌握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精准预判青年学生将要发生的行为，预先选择较为正确的教育方法，以有利的措施引导教育成为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一大困境。
（四）教育师资队伍的制约。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开放性、共享性，使青年学生开始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致使大数据时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工作者的制约性因素得以最大程度的显现。一是教育师资队伍的业务素质偏低。大数据时代，教育者已经不再占有丰富的教育信息优势，尤其是在数据信息处理的技术方面不占优势，而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特点使得青年学生在信息繁多的时代更加如鱼得水。现有的思想理论教育尤其是革命传统教育面对具有信息优势的青年学生，显得更加被动，从事革命传统教育的教育者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较低，急迫需要提高教育者掌握和熟练运用互联网传播工具的技巧和数据信息运用的技能。二是高端知识技术人才欠缺。当前需要一批高端技术人才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创新数据技术以帮助教育技术的不断推进。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人才的知识储备不足和技术的相对落后，导致对教育者的培养欠缺，缺乏潜心进行数据信息储存、挖掘、分析、管理的教育队伍，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三是人才培养的数量欠缺。青年学生价值观教育尤其是以“爱国”为主要内涵的革命传统教育属于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虽然已经有了一批理论教育工作者队伍，各个高校也已经致力于数字化教育教学，但是现有的技术人才数量还远远不够，不能达到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所需求的人才队伍建设目标。
（四）坚持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化革新，创建安全开放式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环境
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发展，虚拟时空的拓展，教育的开放性逐渐增加，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数据隐患。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可以“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对于大数据时代视域下的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要不断改善大数据带来的不良影响，优化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的环境。一是要整合大数据资源，畅通教育的信息渠道。数据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可获取的数据也与日剧增，但同时面临着条块分割、数据封闭、联系沟通不畅、整合利用不足等严峻的现实，严重阻碍了青年学生思想信息的广泛获取。各政府部门应扩大数据开放，建立基础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政府部门、企业与高校数据资源的互联共享，为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提供通畅的信息化资源学习服务平台。二是要加强网络监管，增强防护措施。要严格规范数据监管，加强安全防范，促进数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应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监督管理，阻止不良数据信息的传播。采用各类监控软件、防病毒软件等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为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可靠的制度环境。三是要规范数据管理，增强安全教育意识。为防止网络信息泄露，应启动“云安全”网络计划，建设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防护系统，保证基础设施设备和信息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夯实信息化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完善云数据中心、软件设计、电子邮件等数据信息服务建设。校园管理者应统一管理，加强对校园网络的监管，教育者应掌握微信、微博、公众号、QQ等新的移动智能终端传媒工具，弘扬和传播正面信息，同时对青年学生进行必要的数据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增强安全技能，为开展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影响深远，要紧紧抓住大数据时代契机，把握大数据时代认识、思维乃至价值观变化规律，运用大数据技术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学生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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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意轩，于洋.大数据时代的大媒体〔n〕.人民日报，2013-01-17.〔责任编辑：张港〕
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篇10
论文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街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和观点带有时代的络印(局限)，但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提出的“人的解放”、“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光辉思想，对于实现和推进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途径等基本内容。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州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它以其独创性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地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前提条件: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包括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只有解放和发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所有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真正平等，才能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的机会。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思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极探索。
(一)政治解放: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只有先获得政治解放，才会有最终走向人类解放的现实起点。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首先获得政治解放，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政权的思想，领导人民取得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权利、应有的人格尊严和基本的生存权利，使“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旧的政治的枷锁砸碎了，旧的思想的牢笼冲破了，人民解放了，创造的伟力焕发出来了，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政治环境。
(二)经济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减轻人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才使人有可能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毛泽东相应做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首先是在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局面，满足人民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增强我国国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日益丰富和完善的物质条件。
(三)思想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体现和最高目标。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在感兴趣有特长的方面获得突出的发展，并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贯彻这一思想，毛泽东提出了“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的思想，1964年毛泽东对《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作出批示“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石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德、智、体方面的均衡发展，更是注重个性、因材施教、百花齐放式地发展，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思想解放，推动思维能力的发展。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核心内容:德、智、体全面发展
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毛泽东对全面发展的人的总体要求。1957年，他首先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力、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科学论断，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科学把握。
“德”是人全面发展的灵魂。毛泽东突出德育的重要性，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1939年6月，他要求青年“应该把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求培养的人应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负责任并作出贡献”。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又红又专”，1958年毛泽东在撰写《工作方法(草案)》中又提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提倡“红”就是要培养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场和观点;主张“专”就是要求广大青年具备扎实的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坚持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走“又红又专”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特定人群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种特殊表达，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智”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既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又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既强调“知’，又强调“智”，以期达到二者的统一。文化知识是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和理论的工具和基础，“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他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毛泽东重视智力的培养，要求青年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满足于书本知识的简单记忆，要多思，并且要自学，以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智育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渠道
“体”是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十分重视体育，强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身体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进修勇而收效远”，随后，先后提出了“健康第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希望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一系列指示，力求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毛泽东正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实质，结合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实际，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德育是方向和灵魂，智育是主体和中心.体育是德育、智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三者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关于德、智、体三者辩证统一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途径:教劳结合
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看作“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充分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条根本途径。毛泽东继承、丰富了这一理论成果，并使之闪烁了独特的思想光芒。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途径问题，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创造性地使之变成实践的活动。毛泽东认为，必须打破旧式分工的束缚，适应新社会工作的需要量，培养以实践、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多面手”。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建国后他更加重视这个问题。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又强调应“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具体地说，毛泽东突出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的主要内容包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实践活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所创立的独特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形式，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