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财政政策篇1
一、经济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新型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新常态的内涵就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思路。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种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对经济的新常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影响，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一种新的压力。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一个探讨经济领域复苏的论坛中，用来总结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复苏的过程。在2014年，在河南进行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又在apeC的开幕上阐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思维、新举措以及新动力等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管理理念、背景以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会出现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的积累造成的，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经济还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趋势
在2013年，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二万亿，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在2014年，根据以往公共财政收入的工作报告，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十三亿。可是2012年以前，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一直是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自2012年以后，从以上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走下行通道，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银行的财政收入是稳定在最低的增长速度上面，有的甚至都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标准。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渐变慢的过程中，2014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新常态，由原来高速的增长速度变为低速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看到财政积极的一面，不可以失去信心。国家需要制定适合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的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的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政策是一个从短期的需求管理下，推进经济结构体系发展的改革，我国财政政策的新趋势，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思想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思想，重新对财政政策进行定位。
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合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以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小我国财政收入的财政赤字，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姿态，调动更多的可用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还要树立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向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拓展和改革，采用新型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改革，也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财政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先导。为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要做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意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协调的运用无疑在这一成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在实施中注意二者的共性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
从根本上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使供给与需求在变动中保持在一个最优的结构进而使社会经济维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从实施手段上来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二者通过政策来达到调控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使效果达到最好，任意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凭一己之力使问题得到完美解决，而是需要相互弥补分别利用双方的优势来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以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危机初期，为了扩大需求，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的中后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心就由扩大需求转移到需求平衡方向上，力图使供给需求的结构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相互配合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二者在协调中起到了制约还为经济发展设置了阻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契合度，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焦点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配合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存在限制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操作空间有限，货币政策不仅要使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还要使外币币值稳定，这就让货币政策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治理通货紧缩同时又要防止经济过度膨胀，然而对于这个选择，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比如，央行通过操作外汇市场来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不断地购进美元却减少人民币的发行，使外币成为货币增加的重要来源，又比如说，央行通常发行短期国债来进行市场操纵而财政部却倾向于发行中长期债券，这就使央行在市场操作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财存款的日益增长趋势，导致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阻碍，从最近几年的数据上来看，各级政府在央行的比例逐渐增长，而且在一年内的不同季度中呈现不同的波动。在一个年度内，往往前11个月内央行财政存款余额会上升，这是由于发行国债和税收入库导致的，从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相应的递减，而在第12个月，由于财政支出加大，央行的财政存款就会减少，同时商业银行的存款会相应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抵触，使货币政策更难进行。
（二）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难以在实施中发挥最大效力
首先，两大政策存在内部的不协调因素。通过财政政策能够使财政支出增加，可是同时却忽视了税收在相等时间内的减少，而货币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解决物价和就业二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很难再短期内满足物价稳定的同时又使就业量也随之提高，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而又会演变成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国内经济无法持续平稳的上升。
另外，由于财政部与银行缺乏沟通机制导致在拟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无法充分的相互协调还相互抵触，这可以体现在1.当通货紧缩时，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积极地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而货币政策则采用通货紧缩政策加重了财政风险。2.财政部与金融部的步调不一致，这一方面体现在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利率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升下调步调不一致。例如，当国债发行未结束时，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却下调，致使财政部压力增大，造成短时间内债券市场的混乱。
（三）两大政策的市场定位不准确并且财政投资与融资体系不健全
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说，财政政策在市场中的功能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调节，而货币政策则更注重于经济总量的调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财政投资与融资体系的不健全，致使两大政策在调节过程中应把握的重点、调控实施的方法以及各自的功能定位不准确最终导致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对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缓慢，核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率的解决（核心问题主要是指近年来我国的社会资金总量持续增长导致社会资金结构失衡，大量的资金盲目的流失现象）。
再说第二个方面，如前述，财政投融资体系不健全是导致两大政策定位不准确的一个重大因素，那么，它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在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财政投资与政策融资应该将大部分额度投向于农业领域，基础性产业领域以及经济领域。可是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讲财政投融资大量运用于大型的商业和金融领域，这就使货币政策实施起来倍加艰难，同时也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设置了障碍。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一）在两大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各自在调控过程中的功能
第一，要在财政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加强货币政策在稳定市场需求方面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重新为货币政策制定新的目标，使之更加科学化并合理运用与货币有关的各种金融工具来作为辅助手段，我们可以相对的降缓货币在供应量方面的增长幅度，控制货币投放的总量，完善货币的信贷结构，我们还可以重视汇率变动在社会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对汇率变动的区间适当的放宽，提高人民币的升值空间，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操作难度。
第二，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功能。首先要改变对货币政策的“过度有用性”观点，放弃企图完全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变现存问题的看法，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稳定总需求来为市场经济创造货币环境，而财政政策则是在优质的货币环境中通过对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达到对总量的调节，所以既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施行又要加强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至关作用。
（二）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的市场结构
首先，在国债管理方面要做到三点。第一，应该发行多种国债，增加国债发行的类型和涉及的领域，还要扩大国债的发行量。第二，应该逐步降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门槛，解除商业银行进入国债市场的限制。因为，只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第三，对国债利率进行调整，一直以来国债利率都普遍高于银行存储利率及其他金融产品利率，这不利于形成市场化利率。
其次，完善国债市场结构。1.要改变国债的投资方向，减少政府性投资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环境建设领域2.在发行长期国债的同时适当增加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量，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工具之一就是短期国债，只有在现有基础上增加短期国债才能更加利于央行对宏观经济的把控使两大政策在操纵起来更加的容易。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在各个时期，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必须适应那个时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实现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调控的目标，因此在不同的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在经济膨胀时期，财政政策通常是利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来降低社会需求，货币政策利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并且这一时期是以货币为主导，财政政策为辅的理念，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政策通过对资金投放量的控制来调整产业结构，财政政策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特别注意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既要相互区别又要相互拟合。
四、结语
本文先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的意义开始，强调在新时期加强二者协调配合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接着提出二者在配合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存在限制，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难以在实施中发挥最大效力以及两大政策的市场定位不准确等，最后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首先要在两大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各自在调控过程中的功能加强国债管理，然后完善国债的市场结构，最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在新时期注重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实施中把握协同性，才能使经济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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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财政政策篇3
一、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有30个地方政府公开试点财产申报制度。其中，地级行政区有6个，包括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黔江区、重庆江北区、宁夏银川市、江苏淮安市和广州市南沙新区；县级行政区有24个：浙江慈溪市、象山县、桐庐县、磐安县，湖南浏阳市、湘乡市，安徽庐江县、青阳县。四川高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辽宁锦州古塔区，湖北荆门掇刀区，江苏宿迁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无锡北塘区、徐州贾汪区、镇江丹徒区、南京江宁区，云南晋宁县，广东佛山顺德区、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在这些探索实践中，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正在进行中或规划中。
从申报主体来看，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现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把财产申报作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要求现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个人或家庭财产申报，但对于不申报者并没有实质性的严惩机制。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要求行政企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有职权的普通干部以及享有独立办案资格的党员干部，及某些特殊机关如工商、税务、财政、交通和城建等部门中具有执法资格的科级干部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浙江省慈溪市要求市管现职副局（镇）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实行廉政公示，内容包括干部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廉洁自律情况和廉洁从政情况等3个方面24项内容。这种类型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现实的社会情绪和申报主体本身，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受到不当干扰。鉴于此，浙江省慈溪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采取向全社会公示的方式，而是限于单位内部。
二是新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要求新任干部在任职后的规定期限内进行财产申报。比如江西省黎川县要求新任科级领导千部必须在任职后的一个月内按照规定进行财产申报。申报范围包括本人、配偶及子女名下的收入、房产和私家车拥有情况，以及出国（境）求学（定居）、经商办企业、入股投资和婚丧操办等12项内容。新任科级领导干部首次申报前，如有违法违纪所得，均可以实名上交至县纪委、县监察局廉政账户。申报主体工作调动到外地时，申报材料将移送至新调任单位。宁夏银川市要求新提拔任命的正副处级领导必须申报财产收入，申报与任职公示同时进行。申报内容包括本人、配偶、已婚子女住房和参加集资建房情况，购买和建造营业房情况；个人购买私车、家庭存款情况等。
三是拟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要求那些已经组织考核、即将上岗的领导干部申报财产信息，否则取消其拟任资格。比如，江苏省淮安市要求市委拟提拔担任正、副县（处）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拟提拔担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千部，各县（区）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工业园区党工委拟提拔担任正、副乡（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进行财产申报。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或存在瞒报行为的，则不予提拔。安徽省青阳县结合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对拟提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建立后备干部廉政档案，要求后备干部填写个人及家庭财产申报书和财产来源情况表，不是后备干部的拟提拔干部，在列入考查范围后，即时进行申报。新确定为后备干部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申报个人及家庭财产。
到底选择哪一种实践类型，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决策层的实践初衷和政治风险考量。从实践情况来看，现任申报所遇到的阻力最大，而新任申报和拟任申报则相对比较容易些。财产申报的决策主体是现任官员，他们不太愿意制定那些约束自己的财产申报制度。为规避政治风险，在选择现任干部类型时，有些地方政府把党政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排除在申报主体范围之外。拟任申报和新任申报是当前地方政府实践探索的主要选择策略，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申报时间点不同，拟任申报要求在任新职前申报，而新任申报要求在任新职后进行申报。政治风险是地方政府开展财产申报实践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决策层认为，选择新任和拟任干部作为申报主体是政治风险最低的创新路径，有利于减少社会舆论压力和干部心理压力，避免制度摩擦和工作阻力，并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最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微观层面上的边缘性创新
地方政府财产申报试点探索属于廉政制度创新范畴，其行动主体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呢？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分析这些廉政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
从实践情况来看，财产申报制度的行动主体仍是地方政府决策层，即是否开展廉政制度创新、如何开展试点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决策层本身的态度，而社会公众和一般干部包括申报主体被排斥在决策范围之外。这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决策层对财产申报制度创新具有主导权，能够决定财产申报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说明，财产申报试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仍属于比较敏感的决策内容，决策层不愿意过多地宣传和透露相关决策信息。地方政府作为行动主体所带来的问题是，财产申报制度实践限于政府内部，使制度实践无法开展外部廉政评价。并且，财产申报制度实践要靠主要领导的强力推行才能得到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绩效。
从财产申报信息公开程度来看，当前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完全公开型，全部财产信息上网公开，或公开全部申报信息；二是限制公开型，只限于单位内部进行公示，或只向社会公开部分申报信息；三是不公开型，所有申报信息只限于纪检监察部门或组织部门内部核查和备案。曾被媒体称为“首次破冰”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也是实行限制公开，采取两套公开方式，并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全部申报信息。更多的地方政府则是在单位内部通过公示栏或结合干部公示公开申报信息。
是什么力量推动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呢？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角度来看，一是社会压力。随着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对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借助公共媒体呼吁政府官员公开共个人和家庭财产，对地方政府决策层形成了制度创新压力。并且，一些廉政理论专家和学者借助官方廉政论坛、政策咨询和专题报告等渠道向地方政府决策层建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并积极参与相关试点工作。虽然社会公众和廉政专家对财产申报制度创新具有强烈的需求，也乐于参与创新，但他们并不具备创新的权威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无疑是财产申报制度创新的唯一合法主体。二是现实工作需要。在具体的反腐倡廉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决策层越来越感到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本身的艰巨性，一些腐败案件之所以高发频发并造成巨大损失，与纪检监察部门不能事前掌握腐败官员相关财产信息是有关的。可以说，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已经到了不掌握官员财产信息，就难以找准工作着力点的境地。三是创新冲动。地方政府决策层具有制度创新的冲动，创新成果一方面可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制度绩效，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地方政府决策层本身积累起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从实践情况来看，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更多的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现行财产申报制度设计的局限性。比如财产申报主体以基层干部特别是科级干部为主，而没有把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纳入其中，申报主体范围有限；对申报材料缺乏系统化的审查过程和制度规范，对申报信息不实者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处机制；制度实践缺乏顶层设计，尚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工作指导意见，对于一些制度性根源和体制问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财产申报制度实践的公信力，其结果往往是试点工作在媒体上被宣传得轰轰烈烈，但在实际开展中却归于沉寂。
从总体上看，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边缘性创新，这种创新是以不触动现行廉政体制为前提的，故创新重点在于操作层面的技术改进，即试图在现行廉政体制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内，向下试探社会民意反应，向上探索突破体制框架的改革之路。微观层面的制度实践有其合理性，但若宏观廉政体制不能提供可靠的政策支持，那么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将难以保持其创新的可持续性。
三、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实践困境的根源
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但最终止步于立法构想。之后，国家陆续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系列政策法规，要求官员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家庭财产。可以说，虽然我国在这些政策法规行文中没有正式使用“财产申报”、“财产公示”等字眼，但其精神实质仍是财产申报。在实践中，国家对地方政府财产申报试点是持默许态度的，但为什么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仍陷入困境呢？
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决策官员认为财产申报是对个人隐私的暴露，不愿意以身示范财产申报，并且对区域内的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持观望态度，宁迟勿早。以静制动。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出现“人走茶凉”的状况，这似乎已成为廉政制度创新结果的一个常态。
制度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领导重视”或“组织保障”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申报主体的支持。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实践基本上属于政府内部决策。在正式申报制度出台之前，决策层往往采取内部讨论形式征求修改意见，重视制度文本的制定和执行，而对申报主体的利益考虑则偏少。如此，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实践无法获得申报主体的配合和支持，甚至还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这无疑会影响财产申报制度实践的实效性。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4
【关键词】发展;和谐;财政;创新
一、当前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体系的价值取向偏曲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投向定位
我国政府经过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由“革命型”转向“经济建设型”,第二次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而反映政府在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财政平衡、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等各种宏观调控能力的财政政策体系却落后于经济发展与时代要求,财政政策重心和财政职能时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的财政政策体系还未能科学、合理、规范地培植起来。
(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缺乏长期效应和科学发展观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经济转型与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社会发展与经济运行中各项指标特别是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财政政策运行缺乏稳定性,年度预算收支失衡,预算年度制与政府任期制不一,以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及资源约束等之间的矛盾。从长远发展来看,目前的财政政策目标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和应对突出事件的短期效应层面,忽视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的关注度与高度,财政政策目标层次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三)财政政策选择层面偏窄,不适应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
当前的财政政策选择层面随机性、依赖性、单调性较强,内容创新和方法机制创新与实践创新等方面,存在保守滞后现象,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习惯性地多次运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投资扩张来刺激尚未培固的市场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经济运行特别是近年来股市与楼市的大起大落,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存在较大危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四)财政政策工具运用单元、低效,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严重滞后
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包括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付、国债、预算等。目前的财政政策工具运用机制存在僵滞、运转不灵、单元、低效,尤其是在综合运用、及时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缺乏灵活有效性和整体效应性;财政支出结构缺乏有效优化。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地方支出平均38%(西部地区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5603.64亿元,占15.42%,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5955.5亿元,占16.39%,而其中科教支出占7.6%,医疗卫生占2.3%,环境保护占2.9%,农林木占5%。这些数据表明:不规范转移支付比重过高,财政政策安排支出与科教兴国战略要求相差甚远,民生支出、环保支出、“三农”支出等这些国计民生性支出比重偏小。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同时,财政支出绩效评估严重滞后,资源配置及资金使用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财政风险控制与预警未能及时得到披露与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财政风险与信用危机。
(五)财政体制改革缓慢
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较多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是一种利益妥协制度。国库集中支付、财政预算管理、政府采购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改革仍存在体制;财政资源浪费严重、配置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未能完全导向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的优先领域;政府层级之间苦乐不均,县乡财政困难;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界定含糊不清,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缴比例、权限与审批、资金与项目、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方面存在利益博弈等。这些因财政体制改革缓慢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与矛盾,阻碍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效率。
二、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财政政策体系的创新路径选择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财政政策体系出现的阻碍我们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深层次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调整与完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的财政政策体系,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一)财政政策体系的设计创新
财政政策体系创新应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可能性,财政支出总量的适度性和财政调控经济结构的均衡性。公众财政基本理念就是举公众之财办公众之事,向公众透明。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建立和培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型财政、民主财政、公共服务财政和民生财政,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财政政策体系,必须从制度层面与实务层面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作为财政政策体系的设计定位。
(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均提出加速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这表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作,已成为我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城乡、区域和贫富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加速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科学合理有效地综合运用财政政策。
1.综合权衡财政政策工具,各有侧重,协调运用,灵活取舍,不断提升地方政府财力和经济发展动力
通过厘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实现事权与财力匹配;提高中央收入比重和支出责任,适度运用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整合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项目,提高一般性支付规模和比例,构建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消除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负面影响。
2.运用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速度
加快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降低企业税负,扩大增值税覆盖范围;改革完善资源税和物业税,促进节能减排效应;推动出口退税机制的结构性调整,推动进出口结构调整和内外结构均衡;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方式,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大力促进产业群聚集园区、高新技术生产线、环保节能高效项目、劳动密集型企业、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R&D的投入,实行税前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减免城建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转让土地优先使用权和参与开发利用权等直接或间接优惠措施以及风险投资鼓励、政府采购等其他财税政策,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强化财政投资政策,统筹区域经济全面和谐发展
强化财政投资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优化财政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交通、能源、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关键环节,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人与环境和谐。
4.合理配置财政资源,优化财政支出,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财政资源与财政支出应重点向“三农”、教育、科技、就业、社保、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公共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倾斜,以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和谐建设;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和谐。
(三)发挥财政拉动内需的政策功能,积极为消费、投资、出口起支撑作用
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存在较大顺差,这表明:国内储备与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投资与国内总需求,出现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资产市场出现泡沫迹象,内需不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2%,而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8%,是投资的4倍,可见,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和贡献程度。目前,必须继续把扩大内需作为首要的政策重点,建立健全财政调节内需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平台,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吸收流动性、扩大内需、平衡供求、抑制通胀、调整经济结构等作用。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分配、调控、稳定等职能作用,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正税清费”和“分类规范”两个原则,不断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加快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围绕国家战略与宏观政策,以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为主线,着力突破完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体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促进“三农”体系、就业促进体系、公共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科学调整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在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五)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体系
围绕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个主题,财政预算绩效评估体系应着眼于绩效评价的主导理念,即:变短期为长期、变静态为动态、变经济效益为社会效益等方面的业绩评价,绩效评价内涵包括定性与定量,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来架构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从世界范围看,对于绩效评价,越来越重视财务、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福利(公平)等各方面的综合协调评估,绩效评价内容为5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环保environmentalprotection)。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的经济性指建立高效低耗的公共财政支出机制,使其达到确保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条件下耗费资源的最小化,也即:效益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效率性是指投入财政资源和产出的服务或其他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即:成本既定条件下的效益最大化;效果性是指基本公共均等化目标实现的程度和实际取得的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即:成本(财政资源投入)一定条件下的效益有无或者大小情况,也即:是否实现了基本公共均等化的既定目标,财政预算效果性评价除制度性定量指标外,还包括人民群众的心理性收益、安全感收益、居民满意度、社会秩序改善等这些社会绩效定性指标;公平性原则指的是效果(如服务的数量和货币化的收益)和努力(如货币成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不同分配,作为一个衡量性指标,关心的是“接受服务团体或个人是否都受到公平的待遇”;环保性主要是指经济发展规划是否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环保评估质量标准。5e相辅相成,系统、全面、综合地评价财政预算绩效状况。
【参考文献】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高新技术产业以其资源利用率高、产品附加值高、企业收益高等产业特点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体系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也成为各国政府全力支持发展，以图转型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产业选择。因为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因而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应该说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就我国而言，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是对于引导我国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应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在此期间进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
由于我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逐步重视，先后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不仅包含技术创新的技术支持，也包含财税优惠政策。财税政策的不断完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壮大，同时，在促进技术创新层面，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我国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水平上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技术创新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效应分析
技术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生产，产生效益。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只有技术创新的不断实现，才能确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技术支撑的稳固性，进而提升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其增长效应显而易见。
技术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国家及政府不断支持技术创新与改革的今天，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质量，也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成为生产力提升的主要依托点，技术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增长效应提供了保障。
技术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扩大化生产提供了保障。技术的创新，实现了产品科技含量的高度密集，使得产品的商业价值不断提升，为企业带来效益提升的同时，刺激了社会的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亟需扩大再生产，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实现，使得企业扩大化生产成为现实。
二、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实施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在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方面，其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就在于财政科技投入、政府采购政策和税收支出政策。
（一）财政科技投入
1.财政科技投入降低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成本
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关制度，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不仅包含资金投入，还包含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建立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国家支持系统，提升企业创新成果奖励的宣传效果，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2.财政科技投入帮助高新技术产业规避技术创新风险
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其风险不仅体现在成果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资金吸纳、生产过程之中。在资金方面，财政科技投入除资金投入外，对于风险投资者制定优惠政策，提升风险投资者的利润空间，解决了科技创新资金问题;在生产中，鼓励企业之间形成联盟，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确保生产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渠道畅通，激发了创新成果的转化速率，规避了创新成果转化困难的风险。
（二）政府采购
1.政府采购政策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指明了方向
政府采购是一项重要的商品需求指标，不仅体现社会对于商品的需求指向[1]，也代表着政府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政府采购政策中，政府对于市场产品的需求预期，明确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和产品生产方向，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目标明确，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
2.政府采购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更为重视利润回报，政府采购政策对于创新产品的倾向，不仅提供了商品销售渠道，同时为新产品提供更大利润空间，企业创新成果转化获得的利润较原产品将可能翻倍甚至好几倍，在利润驱动下，企业就有可能将生产重点放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上。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的采购政策也促进了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
（三）税收支出
税式支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67年，是由当时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萨里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传统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来的，此理论在西方国家引起较大反响，并迅速成为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所谓的税式支出是指在现行税制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国家对于某些纳税人或其特定经济行为，实行照顾或激励性的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而形成的支出或放弃的收入。这一概念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并迅速成为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国家甚至将税式支出纳入到法律范畴之内。
税收支出政策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中对于企业及风险投资者最为优惠的策略。税式支出的存在，其目的是刺激纳税人，尤其是从事企业活动的纳税人从事政府支持的行业，这种刺激主要体现在优惠待遇层面，即通过给予从事政府支持行业的纳税人或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一定的优惠待遇，激发起参与及深入发展的欲望，从本质上讲，税式支出激励创新的机理就在于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式，达到影响市场机制的目的。在在税收支出政策实施下，不仅高新技术产业自身对于技术创新重视，而且也使得风险投资者更乐意于投入到技术创新的活动之中，确保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同时，降低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
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我国采取的这几项政策整体上讲，均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即实现了政策的初衷。但是在政策效果上讲，在研发投入阶段，财政科技拨款与税收优惠影响较大，而拨款效果优于税收政策;在产出阶段，政府采购效果好于财政科技投入，这可能与采购直接为创新产出创造市场需求有关。
虽然财税政策发挥着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问题，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政策实施的法律制度保证等都使得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要在借鉴创新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完善我国的财税政策，因而相关财税政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地推进与拓展。
鉴于财税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要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发展，可以从政府创新投入、政府采购和税收优惠三个方面进行财税政策的优化。
（一）细化财政创新投入，凸显财政的激励作用
对于财政创新投入政策的优化，需要细化技术创新不同阶段的需求，并提出针对性方案，方能凸显财政激励作用。
在创新准备阶段，重视将资金投入转化为相关设施建设。伴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资金投入的作用有限，相关配套设施及技术创新成果信息系统发展反而成为最为关键的要素，因此，财政创新投入有必要转移重点，解决企业创新准备活动的需要。
在技术创新实施阶段，重视相关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从资金投入转为关注创新技术人才和创新技术实施中相关条件的落实，将重点放在构建产、政、学、研的结合上，为创新实施提供必要支撑。
在创新产出阶段，构建创新成果管理体系，促进成果转化。逐步建立完善的创新成果管理体系，为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便利，如提供指导专家，提供相应技术等等，这些才是企业最为需要的，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亟需的。
（二）优化政府采购法规，强化制度落实
在政府采购方面，可以从制度完善、强化预算和采购体系监督三个角度进行优化。
首先，不断完善政府采购政策。鉴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定不够细化的现状，在未来发展中，政府采购应该根据区域差异及实际，尽快出台相应的解决策略，通过采购政策的完善，确保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并促进技术创新的不断实施。
其次，强化预算管理体系建设。确保地方政府在制定政府采购预算时有据可依，同时预算体系的构建，也便于政府在采购预算管理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实现采购预算中“两张皮”的现状，确保政府采购实施与预算管理的同步。
最后，完善采购的监督体系。通过体系的完善，监督政府采购行为的落实，以达到政府采购行为对于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作用，实现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三）重视税收优惠差异化，促进创新成果产出
首先，重视间接优惠在税式支出中的应用。随着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技术创新要获得新的突破，困难程度有所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实施税收间接优惠策略，使技术创新有所成就的高新技术产业获得更多的优惠，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技术创新动力。
其次，重视税收优惠的因地制宜。技术创新优惠标准的不够细化，使得税收优惠在技术创新深入的过程中难以体现其价值。鉴于此，在未来税收支出优惠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因地制宜，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实际，技术创新领域实际，制定差异化税收优惠策略，以确保税式支出的直接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戴晨，刘怡.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R&D影响的比较分析[J].经济科学，2008，3.
[2]马伟红.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17.
[3]许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国际经验及启示[J].国际税收，2014，7.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6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7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我理解，至少有如下三点：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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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财政政策篇9
美国：刺激始终“唱”主角
近来，“退出”一词已悄然退出美国经济热议话题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刺激”和“定量宽松”等字眼。
由于经济复苏力度不够，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财长盖特纳说，当前最大的经济挑战仍在于加快经济增速。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创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环境。
迄今，奥巴马政府2009年2月推出的首批金额达787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大部分已经支出，其刺激经济效果已在衰减，但经济复苏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尤其体现在就业方面。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9月美国失业率仍维持在9.6%的高位。
美国政府从今年年初以来就在考虑新的刺激经济计划，一些计划近期已得到国会批准，包括设立300亿美元政府基金、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题以及为小企业减税。此外，奥巴马政府9月初还提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尽管美国政府有意避免使用“刺激计划”一词，但有专家统计，今年以来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的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欧盟：减赤决心不动摇
对于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来说，削减赤字、巩固财政是当务之急。面对紧缩财政可能危及经济复苏的担忧和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欧盟国家仍咬定减赤不动摇。
为应对债务危机，今年以来，欧盟成员国已掀起了一波财政紧缩浪潮，纷纷出台以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福利、提高税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紧缩计划，现在则开始提前退出。按照欧盟成员国财长6月初达成的退出时间表，财政状况较好的成员国最晚应于2011年开始巩固财政，而财政形势严峻的成员国则必须今年就行动起来。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表示，欧盟将坚决维护财政可持续性。只要有必要，所有成员国将采取措施加快巩固财政的步伐。
而从欧盟最近的表态来看，其以整顿财政为第一要务的决心仍未动摇。9月29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出台立法建议，拟通过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强化欧盟财政纪律。这是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但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在紧缩财政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前不久，一场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席卷欧洲，近10万人聚集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抗议各自政府推出的财政紧缩计划。
一边是来势汹汹的债务危机，一边是民怨沸腾的抗议浪潮，欧盟在继续刺激经济还是大力紧缩财政问题上目前仍难求两全。
日本：财政政策主积极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新兴市场需求拉动和日本政府经济对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曾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并在2009财年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好景不长，2010财年开始后，随着经济刺激效果减弱、欧美国家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加大，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为此，从8月底到10月初，日本政府和央行不得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一系列措施阻止经济下滑。从9月10日至10月8日，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出台经济刺激对策，总额接近6万亿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还从9月15日开始，在日本国内外主要外汇市场投入巨资干预汇市，抑制日元升值势头。
日本央行在8月30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将新型公开市场操作的注资规模从20万亿日元增加到30万亿日元。10月5日，又宣布实施零利率政策，并创立资金规模为35万亿日元的共同担保基金，以买进国债、公司债等金融资产，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配合政府阻止日元升值、摆脱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但从目前情况看，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措施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政府债台高筑，除增发国债外已经没有余力再出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此外，在国内人口下降、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观。再者，日元依旧承受升值压力。
可见，如果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欧美经济没有大的改善的话，日元升值可能长期化，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不得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实现财政正常化的目标将因此变得更加渺茫。
英国：开支紧缩最严厉
今年6月，英国新政府公布了以大规模紧缩财政开支为主的紧急财政预算，希望借此恢复财政健康，进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根据新预算，到本届政府结束的2015年，每年削减政府开支320亿英镑，其中一般政府部门的开支削减幅度将高达40%。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战后和平时期推行的最严厉的紧缩开支政策。
目前，英国经济复苏仍缓慢而乏力。而英国新政府的削减开支政策无疑将给英国经济前景增加更多变数。一是从明年年初将消费税税率从17.5%提高至20%的举措将打击消费热情，使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家庭消费开支下降。二是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导致数以十万计的公职人员失业，失业率居高难下也将影响家庭开支。三是英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受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刺激。在当前经济复苏仍相当脆弱的时期，新政府不但退出刺激措施，还大幅削减正常开支，这将给经济复苏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新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还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工会领导人已表示，由于政府实行这种政策，英国将面临“几十年未遇的反抗活动”。实际上，英国一些公职部门的罢工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9月初，伦敦地铁工人举行了24小时大罢工，使伦敦地铁交通陷于停顿，有分析认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7000万英镑。10月初，伦敦地铁工人再次举行24小时罢工，又一次使地下交通陷于瘫痪。
希腊：拟以改革胜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重灾区”希腊自去年年底危机爆发以来，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该国政府表示有信心在3年左右时间内带领希腊走出危机，重返经济增长之路。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希腊已走出违约危险，但该国政府仍面临严峻挑战，必须立即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在3年内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到欧盟规定的3%上限以内。
最新的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演变；跨部门协调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8-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创新模式的变革，即如何实现由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到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包含两个重要特点即创新主体多样性和创新领域跨度性，而创新政策协同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
创新政策是国家或地区为实现创新发展而推出的相关政策组合，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营造国家创新环境，激发创新者的创新能力，保护创新成果和创新市场，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学界关于创新政策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创新政策以推动技术创新为核心，是与创新相关的各类政策的组合。创新政策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探索，以及与国家、企业等主体竞争力的获得密切相关。简言之，创新政策是一国或地区为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活动而推出的一种政策体系。政策体系的运行必然涉及多部门、多机构之间的协同。
我国创新政策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型特点，呈现出“等级―线性”的部门间协调模式。创新政策包括财政、科技、教育、税收、金融、产业等与创新相关的所有政策，其“碎片化”程度是其他政策不可比拟的。显然，仅从宏观层面研究创新政策是不够的，应深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观其全貌。因此，本文对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价值。一般来讲，创新政策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主体和执行的参与主体，而我国创新政策主体规模庞大，尚未形成标准的统计规范。本文将创新政策主体限定为我国制定及颁布创新政策的中央部级及其以上的国家部门，即创新政策的制定主体。
创新政策。在选取政策样本的过程中，依据政策是否具备创新点划分创新政策范围。例如，《科技部关于认定第十批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通知》是科技部为贯彻落实《生产力促进中心“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加强部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就被认定为属于创新政策范畴。同时，多部门联合发文创新政策依旧按照创新点判断进行收集。
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称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以下称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称人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称工信部）、外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称住建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以下称交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银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保监会）等20个重要的国家发文机构进行统计。根据上述部门在2006年到2014年10月间的创新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细则、规定、办法、决定、意见、通知、公告，按照2006―2008年、2009―2011年、2012―2014年三阶段进行统计，分为单部门发文统计和多部门联合发文统计，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二、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演变的特点和问题
部门联合制定、颁布创新政策文本正是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创新的体现，因此，文中对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情况的分析以部门联合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为依据。
1.政策制定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
表1是对我国2006―2014年以部门联合形式颁布的所有的创新政策涉及的协同部门情况所做的阶段统计。可以看出，我国政策主体协同制定及颁布创新政策的数量随时间整体呈增加的变化趋势，而且涉及的部门数量不断增加：两部门联合发文数由2006―2008年的166条增加到2012―2014年的194条，另外三部门、四部门、五部门、六部门、八部门联合发文数目的阶段性变化也较明显；2012―2014年有5条创新政策的颁布涉及10个中央政府部门，4条创新政策的颁布涉及11个中央政府部门，多部门联合发文较之以前明显增加。
2.创新政策发文主体过于集中
从两部门联合发文中部门合作次数统计看两部门组合，在三个阶段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组合的次数最多（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只公布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分别位于三阶段列表之首。分阶段来分析，2006―2008年中，除了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制定和创新政策的数量最多外，财政部和教育部组合联合发文次数也较多，为16条；2009―2011年中，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组合外，其他按合作次数从多到少进行部门组合排列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发改委和住建部、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次数统计分别为22次、22次、13次和10次；2012―2014年，除了财政部与税务总局组合外，其他组合较多的分别是财政部和农业部、财政部和科技部、财政部和教育部、国务院和发改委、发改委和财政部，统计的合作次数分别为14次、11次、11次、10次和10次。
对每阶段两部门联合发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部门进行频率统计。因为两部门合作发文总次数占部门合作发文总次数的57%，其他数目的部门联合发文次数所占比重很小，所以用两部门联合发文中部门的发文频率为代表分析所有联合发文中部门出现频率的情况是合理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6―2014年，联合发文的部门高频集中为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教育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和农业部，其中财政部的频率最高，达到258次，远远高出其他部门的发文次数，财政支持体现在社会创新各方面。这一方面体现了财政部强大的控制力和后盾作用，也间接凸显了创新发展对社会资金利用不足。排在第二位的是发改委，为107次。而其他部门所占比重较小，尤其是国务院直属事业部门与其他部门合作很少。例如，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参与的为社会创新主体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政策较少，政策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有效体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所监督控制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资金流巨大，创新发展缺少这些部门的有效支持对我国创新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另外，创新型科技研究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存在风险，保险业可以大大降低创新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而我国诸多行业的创新发展缺乏风险资本的保障，对保险的利用不足，导致效率损失。
3.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度差异大
创新政策主体的协同度分析包括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两个方面。协同广度值指某一部门联合其他部门颁布的创新政策的领域[主要包括科技类、财政类、税收类、金融类、政府采购类、知识产权（标准）类、人才类、教育类、宏观经济类、贸易类、投资类、产业类、竞争（反垄断）类、中小企业类、就业类等]平均次数，平均次数的高低反映了部门联合其他部门能力的大小；协同强度值是某一部门联合其他部门的次数与协同广度的比值，反映了部门间合作性的强弱。
总体来看，部门间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差异较大。2006―2014年，财政部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同时达到最大，且呈现出强度值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协同广度值的增长尤为明显。除财政部外，其他部门中，三个时间段的高协同强度值主要集中于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农业部、科技部和教育部，而涉及金融领域的重要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部门――知识产权局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都很低。
进一步按照2006―2008年、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三阶段划分，从时间维度来分析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的变化趋势。
第一阶段（2006―2008年）。政策主体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差别较大。从协调广度值来看，财政部、国务院直属机构、发改委以及教育部同其他政策创新主体的合作比较多，尤其是财政部所协同创新的部门最多，其协同广度达到12.5，明显超过其他部门。从协调强度值来看，财政部、国务院直属机构、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强度值都在10以上，说明这四大部门的创新协同对象较为集中。无论从协调广度还是协调强度，财政部都表现出同其他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的特点，即财政部协同的部门最多，而且同其他部门协作的深度明显高于其他政策创新主体。
第二阶段（2009―2011年）。除了财政部、发改委、国务院直属机构、商务部，其他各点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分布特点，部门的协同能力差距变小。而这一阶段，从离散程度来看，发改委的协同广度和协同强度比上一阶段有所增强，协同强度值增加了两个单位；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协同广度值和协同强度值都出现了增长变化；工信部和农业部在这一阶段的协同强度和广度出现了明显增长；住建部和其他部门的协作强度略有下降，但在协作广度方面增加明显；教育部同其他部门的创新协作深度有所下降，人社部和外交部在部门协调广度上收缩明显。
第三阶段（2012―2014年）。这一阶段国务院的创新政策的部门协同广度有所增加，财政部保持继续上升的变化趋势。除了商务部在协同强度方面下降了3个单位外，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交通部、工信部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在同其他部门合作的强度和深度大大加强，尤其是交通部协同强度值比上一阶段增加了7个单位。另外，发改委在部门间的协作广度也明显增加。
三、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的原因分析
1.部门的职能特点直接导致创新政策主体发文密集程度分布不均
2006年到2014年，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和商务部同其他创新政策主体联合创新政策的数量最多，另外，科技部、教育部和农业部的联合发文量也较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政策主体的职能特点直接导致了创新政策发文频率过于集中的现象。
就财政部来说，国家各领域创新发展的投入和执行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部门资金供给可以为创新项目和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和激励，因此财政部不只与国务院各直属部门合作密切，与地方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也非常之多，因此财政部协同其他部门出台创新政策的数目必然很多。
而对于税务总局来说，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几乎与财政政策同步进行，其与财政部联合的创新政策文本数量占财政部与国务院直属机构联合发文政策数量的绝大多数。商务部是负责国内外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和牵头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主要部门，国务院各直属机构与其有大量的工作协同，因此商务部职责的履行中必然与这些机构产生大量的政策协作。其他部门，如科技部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部门之一，教育部是我国人才培养的主导机构，农业部研究的农业问题连续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等，这些部门的职能特点使之成为出台创新政策的主要部门。
2.部门的功能挤出效应与职能缺位加剧了创新政策主体功能发挥的不均衡
与发文密集的部门相对应，其他中央部门的职能缺位或部门功能被挤出，导致其政策作用发挥不充分、不完全。作为与创新成果保护直接相关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06―2014年的创新政策文本只有8条，远远发挥不了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创新的鼓励和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产权保护性的大小政策多以国务院政策条款的形式制定和颁布，国务院对知识产权的细化性保护引起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功能有效发挥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接上层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节性政策的制定严重欠缺，其部门的政策性职能未能得以有效实现。
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来说，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所公布的2006―2014年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颁布的所有政策文本来看，三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发挥几乎完全限定在自己所监管部门的传统常规的运营活动之中，其职能发挥的创新之处极少。而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直接相关的金融活动的引导、规范性政策多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制定与颁布为主，“一行”与“三会”之间的职能发挥存在错位、缺位现象。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的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程度不断加强，同时亦存在协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协同的部门存在过于集中的现象，其他部门的政策功能及部门间相互协作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学界普遍认为跨部门协同是解决政府职能分工“碎片化”，提高政府效率和协同治理能力的关键性手段。面对新的创新发展要求，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1.推动跨部门协调观念变革
从观念上摒弃“部门主义”“官本位”的意识，树立起跨部门协调的合作理念。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需求，单个部门已难以满足创新需求，更多的是需要公共部门间跨部门合作协调才能完成某一项创新活动。为实现部门间协调的无缝化链接，在观念上必须形成整体政府理念，同时应采取以下措施：打破职能分割，构建互助协调机制，使部门间的合作协调实现常态化；健全法制，从法律上明确部门职责及跨部门合作的规则和要求，以便依法行事，依法追责；加强干部和行政人员的跨部门合作教育，使跨部门协调理念根植于意识之中，减少跨部门协调阻力。
2.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
一是在结构安排上设置第三方权力约束机制。第三方权力约束机制的权限范围就在于协调和约束决策机构的决策权力，保证决策合理性；协调和约束政策执行机构有效执行，实现政策目标。二是在程序设计上构建平衡有效的决策程序。我国政策决策的程序通常为“上―下―上”或“下―上―下”的模式，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左―右”这一重要环节，在跨部门协调中，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是造成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不协调的关键原因。因此，在政策决策中，可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负责部门与部门间政策的协调，及时沟通，以达成政策平衡和部门间利益平衡，提高部门之间的决策和执行协调度。三是推行大部制，完善机构设计。跨部门协调困境多由决策“碎片化”引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门职责界限不清，导致同一领域政策“政出多门”。推行大部制改革在于将相同领域职责归于同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减少因职能划分不清等造成的跨部门协调困难。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于行政部门、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的直属部门，作为行政部门的补充机构，协调行政部门制定、执行创新政策。
3.构建有效的跨部门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畅通是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跨部门协调的重要因素，很多不协调情况的发生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是信息共享机制缺乏，信息不畅通造成的。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应从制度上予以规定，在硬件设备上予以改造升级，同时，应建立部门间跨部门协调的信息共享平台，保障各部门政策行动，实现部门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
4.改革协调方式，构建多元的跨部门协调方式体系
为保障创新政策制定部门协调的全覆盖，应建立独立的、直接归属于国务院管理的专门的常设协调机构，实现政策制定部门协调的常态化，促进政策制定和执行协调的及时化和有效化。在常设方式的体系之外，应构建灵活多元的跨部门具体协调方式，以作为常设方式的补充，处理突发或不可预期的协调困难。
5.构建创新参与者有效参与的联合创新体系
新时期创新是一个动员全社会力量协同共进的过程，因此创新政策的制定要具备更宽更高的视角，能够引导与规范社会多领域协同创新的主动性。其核心在于完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参与创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机制，构建创新参与者有效参与的联合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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