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现象篇1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经济学农民工
一、“农民工”的概念及“农民工”社会群体的形成
（一）“农民工”的概念
“农民工”一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根据定义，“农民工”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具有农村户口且在城市或乡镇的单位工作；第二，工作地点不稳定且劳动力流动性较大。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二）“农民工”社会群体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农民可以向城市迁移，但是长时间的频繁出入对于农民来讲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堆积。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是农村改革后的主要表现之一。客观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从此有了在城市务工的机会，主观上，大量农民受到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的驱使具有强烈的迁移城市的动机。城市劳动力供求市场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而农民向城市的涌入恰恰满足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需求。由在农村耕地的农民转变为在城市务工的工人，这一群体保留着农村户籍却在城市生存的群特逐渐庞大，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
二、“民工荒”现象的原因
民工荒现象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形成巨大的供给缺口，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一）“民工荒”微观层面原因
1.农名工市场主体发生变化
一方面，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的保护意识提高。农名工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更新换代，老一代的农民工只注重工薪，在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等做作单位“软”条件并没有强烈的诉求，而新一代农民工在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平上普遍较高，他们更加注重在精神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工作待遇，所以对工作单位对工人劳动权益的维护的重视程度更加关心。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属于城市的边缘群体，工作单位拖欠、苛扣工人工资的现象普遍。另外，用人单位压榨农民工劳动力，用工不规范。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用工时间、忽视工作安全防范设施、签订不规范或者不签订劳动合同。总体来讲，用工单位对于农名工劳动权益的重视程度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农民工对于工作待遇的要求，导致农民工不愿接受一些地区的工作单位。
2.从农民工个人劳动供给决策角度分析“民工荒”原因
第一，农民收入增加，外出务工者减少。近年来，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其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推出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为农民增收谋门路；第二，农名的思想观念有所转变，从先前的自给自足到现在的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种植业。城乡统筹使得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部分农名工不再外出务工导致农名工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减少。
第二，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属于城市的边缘群体，政府及企业对于他们的重视程度低，长期以来农名工的工资的涨幅程度微乎甚微。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逐年提高，出租屋租金、粮食价格、子女教育成本从2004年至2014年涨幅均超过20%。所以农名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导致农名工在城市的生活水平下降，农名工劳动力供给减少。
（二）“民工荒”宏观层面原因的分析
第一，结构性矛盾导致农名工有效劳动力减少。本质上，农名工劳动力的缺口不是绝对数量的缺口，而是有效劳动的匮乏。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处于一个产业结构转型的阶段。之前农名工所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更新换代，更多需要的技术型工人，对于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对农名工的技术水平要求提高。另一方面，农名工的受教育程度低，，有经验、懂技术的农名工很少。即使有很多企业以高薪吸引工人，大多数农名工也因为自身技术水平低无法上岗，企业与农名工之间的供需素质落差导致农民工的有效劳动力不足。
第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不对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缺乏信息沟通的桥梁，致使信息传递滞后。没有有效的劳动力供需信息平台，一方面，使得农名工无法获得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信息，另一方面，工方也无法迅速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对劳动力资源的质量与价格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劳务中介和劳务网站是目前最重要的劳动力供需平台，但由于市场不成熟，加之一些劳务网站和劳务中介的非法运行，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对其谨慎用之。当劳动力供求市场双方发生变动时，由于信息无法及时传递，用人单位当然也无法及时招工。
三、解决“农民工”现象的建议
（一）扩大农民工劳动力供给
第一，提高农名工的工资待遇。从上述分析的原因可知，农名工工资水平低是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最直接原因。因此，企业应该，提高农名工工资水平，使得农民工酬的年增长水平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根据企业的盈利状况，提高员工福利。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2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和条件，从而现实地超越了“现代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重建。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劳动归结为财富的唯一本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内容。其实，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自然基础，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基础，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力，抽象劳动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增殖通过抽象劳动来完成，资本价值的转移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二重性的统一。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的量，具体劳动总是被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总是被归结为社会劳动，即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总是只表现抽象劳动的物化，并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即“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这里的劳动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排斥和否定具体劳动，从而不仅使具体劳动对资本价值实现顺利转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义被消解。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论直观，虽然揭露了事实，但没有洞穿事实的真相，从而犯了把处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抽象劳动与一般人类劳动相混淆的错误。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3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地位和意义；创新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010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并不简单的等于政治加经济，而是一门有别于一般经济学的特殊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都研究公平与效率问题。两者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经济学把私有制作为研究前提，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假设条件。它寻求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侧重于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解决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首先质询体制的合理性。它通过对劳动、商品和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观察，侧重于揭示和分析问题。两者分歧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和焦点剩余价值理论（theoryofSurplusValue），都与劳动二重性原理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1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简述
马克思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推断出了商品中包含着劳动的二重性。对于具体劳动，他认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进而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社会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对于抽象劳动，马克思分析道，“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就作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指出，“就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世界的演化律一样，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演化律”。《资本论》的核心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而剩余价值的逻辑基础则是劳动价值论，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剩余转化为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理论，阐明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从而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劳动二重性原理是《资本论》的逻辑硬核，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鉴于劳动二重性原理的重要地位，《资本论》出版以来，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西方、国内外学者围绕劳动二重性的内涵和外延展开激辩。恩格斯、布哈林、多布、米克、德赛、谢尔盖耶维奇、希法亭、J米克、曼德尔、斯威齐、伊藤诚等人是坚定的支持者。谢尔盖耶维奇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或许只有它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质结构本质的原子核结构的秘密相媲美。马克思对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为阐明商品生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经济过程和现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钥匙”。而庞巴维克、阿基尔・洛里亚、伯恩斯坦、洛里亚、桑巴特、施米特、考茨基、希法亭、米尔达尔、琼・罗宾逊、帕累托、伯恩斯坦、林赛、克・罗齐、兰格、施勒辛格、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人总体上否定劳动二重性原理。马歇尔认为它缺乏科学依据，极端者如罗宾逊夫人甚至认为是“黑格尔的废话和胡说”。霍吉森、配克、斯蒂德曼、斯威齐等人则主张以西方经济理论对传统的劳动二重性原理进行改造。国内学者郑志国、李松龄等也围绕劳动要素的区别和二重劳动的动态对立统一进行过论证与分析。
2劳动二重性原理的起源和发展
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最好是置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对劳动二重性原理否定也罢，继承与发展也罢，始终绕不开原理本身。厘清劳动二重性原理的理论根源，对于加深对二重性原理本身的理解，提炼其科学合理的内涵用于指导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实际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在《赋税论》中指出，商品的自然价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基本思想。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交换价值是用劳动来衡量的。大卫・李嘉图后来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观点，这已经与劳动二重性原理核心观点很接近了。至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LHeilbroner）将马克思形容为愤怒天才。确实，马克思阅尽了当时所有经济学名著，着手以擅长的批判性思维和严谨推理，对经典理论进行扬弃。他赞赏配第在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贡献，但不同意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他肯定斯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科学成分，却不客气地指出斯密的价值二重性模糊不定。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形成贡献非常大，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点”。他基本上继承了李嘉图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核心思想，同时也批评了李嘉图在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问题上的混乱。
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基本观点，但是他们对劳动的定位很模糊，对劳动性质并没有进行准确的划分。他们都将视野集中于纯经济领域和具体现象。马克思写道：“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其实，马克思真正的高明之处，是将黑格尔哲学引入了经济学研究。
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划分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能从哲学的角度观察一般和特殊，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启蒙者正是黑格尔。黑格尔对马克思一生影响巨大，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他对抽象劳动的概括及对劳动的一般和特殊的区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他劳动价值观的精髓。
在《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中，黑格尔第一次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劳动的意义。他首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以劳动为基础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以及他们的复杂性来阐明的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第一次将劳动进行了抽象，他认为，“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细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精致化，并产生了分工。”
黑格尔毕竟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对劳动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哲学和精神层面，只注意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忽视了具体劳动的存在和具体劳动背后的经济学意义。马克思吸收了他辩证法的精华，以哲学的观点分析研究问题，并创造性的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相结合，最终完成了从经济学到哲学，从哲学又回到经济学的飞跃。
3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地位
由马克思首先批判地予以证明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引入了辩证法的二重性划分，同时突破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制约，使劳动二重性原理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为一身，具备了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的三个维度的含义。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是《资本论》“最好的地方”，是《资本论》中的一个“崭新的因素”，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对社会史的秩序与意义的探寻正是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的终极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价值本质来源及衡量尺度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正是核心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具有核心和枢纽作用，在人类经济学说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
4劳动二重性原理的意义
41一般意义
传统的理论研究将劳动二重性原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411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劳动价值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他们看到的只是现象，即一般意义上的具体劳动。受经验主义的限制，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价值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须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和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马克思在合理吸收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的基础上，从个性上升到共性，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他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形成价值的劳动类型，为什么和怎样形成的问题，破解了“斯密教条”，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
412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劳动力成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剩余转化为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
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劳动的二重性使劳动力也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创造了物质的使用价值，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商品中去；同时，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作为抽象劳动，也成了商品的新价值。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用于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劳动力的出卖者通过具体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抽象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出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马克思又根据资本的不同部分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提出剩余价值率这个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科学范畴。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分析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具体劳动在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的同时，转移了旧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形成新价值，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
413劳动二重性学说解决了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基本来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尤其是第一卷中的重要理论。简单梳理一下它们与劳动二重性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背后一系列严密论证的逻辑链条与矛盾运动。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过程转化为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过程转变为可变资本导致价值增值创造剩余价值。价值规律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重因素的矛盾运动。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些重要矛盾的总根源是劳动二重性矛盾。如果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清楚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正是在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资本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相结合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建立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得以创立，而且还是分析资本主义一系列重要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理论前提。
42特殊意义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理论界的主流认识，从各类教科书、研究文章甚至百度中可以获取大部分内容。如果从更多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笔者以为劳动二重性原理在政治经济学上还有以下特殊意义和现实意义。
421马克思对劳动的二分法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马克思对劳动的二分法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也为《资本论》后续一系列概念、定义提供了范式、逻辑路径和演绎方式，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从劳动二重性开始，《资本论》第一卷有大量的二元性分析，涉及了劳动、价值、货币的运动过程。生产的二元划分，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新价值；劳动力的二元划分，成为商品的劳动力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劳动力价值的二元划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的二元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二元划分，即通过延长总工作时间产生的剩余价值称为绝对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的剩余价值称为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李嘉图，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发端于劳动二重性的二元分析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赋予了哲学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422劳动二重性原理是劳动价值论创新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在资本论原著中章节很少，只有短短几页，且诞生在一百多年前。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功能是揭示价值本质，并且提供价值本质与价值决定、价值来源、价值尺度等问题的内在联系。因此，展开劳动二重性理论研究是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不可超越的关键环节。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对简单劳动确实有点过度抽象，对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没有细致地区分。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定义有失偏颇，他仅把抽象劳动视为生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耗费，而忽略了知识力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对于具体劳动涉及的社会分工体系和社会产业结构状况，抽象劳动涉及的社会分工中的劳动比例和社会劳动的总规模等问题，劳动二重性原理也没有论述。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某些方面被边际效用论所取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对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在要素上进行突破，劳动价值观就无法进行理论超越和制度创新。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既为杨格、贝克尔、墨菲和罗默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的进一步拓展。国内学者孙冶方、顾准、于光远、卓炯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提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具有超历史性的观点。钱伯海等也主张扩展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的内涵，提出物化劳动和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这些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也使政治经济学本身更趋于科学合理。
423劳动二重性原理的重要现实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显著标志是它的阶级性，但他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许多研究成果却是超越阶级性的。劳动二重性原理不仅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要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例如从具体劳动角度应该注意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抽象劳动的角度应该考虑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耗费，实现效益的优化。特别是活劳动中知识与创新的因素对价值的贡献，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理论基础。通过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更快地积累社会财富，实现国强民富。从而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也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5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局限和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分析毕竟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蒸汽动力时代，不可能穷尽已经进入工业40的全球知识和信息化时代。劳动二重性原理自问世以来纷争不断，影响力持续至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劳动二重性理论捧为经典，不允许更改只言片语。非马克思主义者则漠视甚至厌恶劳动二重性理论。对于马克思，海尔布纳隆对此有着十分中肯的评价：“马克思肯定不像把他当偶像崇拜的人所说的那样绝对无误，最好把他当成一位不可回避的伟大探险者。其足迹已不可磨灭地他所发现的社会思想大陆上。所有希望对此进一步探索的人，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发现，都必须尊重这位人类的先驱。”生搬硬套马克思的结论太机械，言必称凯恩斯、熊彼特、曼昆未必就是时髦。借用二元化分析，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角度或许才能拓展视野对二重性原理的研究，避免理论的僵化和现实的脱节，尽管这已经不是一种学术时尚。
真理的生命从来都在于思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是将辩证法引入经济研究。劳动的二元划分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曼德尔对此深有体会：“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长远趋势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变化。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不考虑根本理论性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科学内容，师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体系的抽象分析和逻辑论证，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经验论哲学，又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使对劳动的哲学分析成为推动经济学产生重大变革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他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观点，超越了制度与阶级性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这是真理的绝对部分。
任何真理又都是相对的。它在广度和深度上会受到人类实践水平、范围以及认识能力的限制，只能是对无限物质世界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正确认识。仅仅将劳动二重性理解为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不够的，更应当将其作为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突破口。
与基于资源稀缺性和资源有效配置为前提的边际效应、价格均衡等实证分析不同，马克思纯逻辑的论证方式确实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是供求关系决定了价值量和价格，而马克思的观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价值量和价格。而前者似乎更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抛开理论的纷争，马克思仅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价值确实过于简单化，比如说科技创新因素就很难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度量。还有具体劳动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的界定，科技、信息、知识等要素在劳动中的核心作用等问题在劳动二重性原理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具科学性和指导性。
对经典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否定现实，还有一些人用变化了的现实抛弃经典，这都是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活的灵魂，即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精髓，汲取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的丰富养分，结合当今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经济的新情况、新需要，不断拓展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内涵和外延，丰富和发展劳动中的创新劳动、管理劳动、复杂劳动对劳动价值形成的研究，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实际，以变化的实际修正理论，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曾令先，卞彬，金永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3]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熊彼特从马克思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3（12）
[10]钱伯海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认识的几点思考[J].理论前沿，2001（11）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科学性价值劳动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3-0245-01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支点，而“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范畴。按照列宁所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我们就必须抓住马克思理论中的“劳动”这一范畴的变化，来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的理论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承。”列宁的这番近乎真理的表述，为我们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角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吸引了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当时的古典经济学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将其视为无需批判的前提加以肯定，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固定化。可以说这一将劳动看作“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的“一般劳动”的概括和描述，正是马克思在后来形成劳动价值论核心概念的前提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对于之前的重商主义等经济流派认识中的“劳动”概念，马克思认为，他们所说的劳动，并未摆脱劳动的具体形态，如商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等，由于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任何产品都可以通过交换来实现相应的价值关系，因此，一般劳动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并成为了后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通过对于旧有的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否定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批判和继承，终于在19世纪中下叶形成了其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学说。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劳动已经被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是经济学家们没有对劳动的本质做出科学的论断，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集大成者黑格尔第一次从人类的自由方面对劳动做出了科学的认识，认为劳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虽然它还存在着异化等否定性的因素存在。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作为财富源泉、黑格尔关于一般劳动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从劳动立场针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成果等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其论述主要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商品本身具有的双重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商品的这种双重属性是由劳动的双重属性决定的。第二，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富有洞察力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概念，并由此入手科学地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明确提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过程，由此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拼命工作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而资本家的资本却在不停地增大，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第三，马克思所分析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是简均劳动，是生产性的简均劳动。第四，马克思所分析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第五，马克思认为凡属总体劳动构成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须扩大。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
根据以上论述，马克思在积极吸收前人理论经验的前提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既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把金钥匙，也为我们提供了详尽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生产关系的一种利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的应用，在21世纪的今天，结合学界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至少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国建国以来四次关于马克思价值论论争的焦点问题，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值得完善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挑战就是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尤其是非生产性劳动究竟能不能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本身的一个缺失。第三个挑战就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社会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马克思没有涉及到，而是马克思在语言表述上存在着某种歧义或者说是漏洞。
尽管在新的生产形式不断出现的当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但是，毋庸讳言，这一理论仍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和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类财富增长模式和路径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财富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和理论帮助。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6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超越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背景下，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出发，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的。正如张一兵先生所指认的那样，《手稿》中《导言》“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开启了一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②正是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维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被重新设定和重新阐释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而是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概念为例，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用“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来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由此考察相应的政治状况。这种基于对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引出了政治哲学理解中的正义、平等以及革命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思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正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超越，是奠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即资本关系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化、超历史化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样是强调政治经济批判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又是异质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的（非历史的）、单纯从一个视角（非辩证的）出发理解生产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造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社会历史、批判社会不合理现状、构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总是从作为主观价值的应该出发，把理性的、抽象的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社会批判路径。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式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拒斥这种美学的想象，而从“社会个人”出发，把其政治哲学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指出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观察社会正义问题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只有从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确定个人的本质，也才能获得相应的伦理观念。而《伦敦笔记》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马克思的这种政治哲学出发点思想在《手稿》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导言》开篇就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③
而马克思一说到生产，也“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④在张一兵先生看来，“社会的个人”是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从表面上看，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的个人”发展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物质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介，它所承载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内容。”⑤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谓的个人是指历史性的、社会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理解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我们唯有站在同马克思相同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从“社会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不正义性。
二、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正义的关注不在于建构一种正义的理想状态，而是致力于揭示出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之正义目标的现实路径。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尤其关注人在现实制度下的自由与平等。其正义思想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批判过程中，对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价值关系的经济学剖析中形成的。《手稿》的主体是《货币章》和《资本章》两部分。马克思从货币的讨论开始，接着解决货币向资本过渡的问题。在《资本章》的开端，马克思就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来理解货币是特别困难的”⑥，因而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企图回避这个难题，他们的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而忘记另一种规定，即不是把它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而纯粹从形式上阐述货币的关系。这样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货币关系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⑦
马克思接着说，实际上，只要把商品和劳动还看作是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是这些交换价值之间彼此的交换，看作是他们之间的等同，只要考察的是形式的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而“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⑨而所谓自由，是指如果一个人需要其他人的商品，那么他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占有这个商品，相反，他是承认对方作为所有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自愿地转让财产。马克思承认，同封建主义相比，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平等、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把自由和平等作为个人的权利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面对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性，人也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而，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⑩
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没能够超出时代限制，这种在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自由与平等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表面的自由与平等，揭露其交换的非正义。他说：“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人们能看得见的经济运动中，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资本家拿出的是货币形态的工资，工人付出的是劳动“商品”。在这一交换过程的表面，双方自愿并且平等。可是，交换双方实际上的付出和在交换结束之后的所得，实质上是很不一样的，表面的平等交换下掩盖着实质上不平等。因为在这种表面看起来公平的交换中，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双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
正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超出等价交换的一个余额，即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交换的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者“一无所有”，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去与资产阶级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旦离开交换领域，双方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工人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平等仅仅是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人道、自由，“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创立的剥削理论，使有产阶级的公道、正义、平等、自由和利益普遍协调一类的虚伪话语顿时失去了根据。
三、“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和实质上的不正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批判
在马克思那里，剥削问题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和道德问题，它涉及到人的劳动异化、自由与平等、社会正义等诸多领域问题，它表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那种既对抗又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剥削下过定义，他关于剥削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价值。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在《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因而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它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资本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在笔者看来，《手稿》中呈现出来的剥削内涵更多的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交换过程中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质上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对抗性”表现在此消彼长的价值分割过程中，即资本家对劳动主体（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考察，是按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他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价值着手，进而分析了货币，然后研究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而接触到资产阶级制度的“核心”即剩余价值，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本身分裂了，既是创造物质形式（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在这两者中，马克思更加关注后者。他指出：“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
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使得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巧的性质，也就成为越来越纯粹、抽象的活动。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劳动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劳动怎样形成价值的难题，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还区分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排除了物化劳动的作用，使得活劳动成为解释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说：“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资本正是通过占有他人的这种活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劳动”和“劳动能力”两个范畴明确地区分开来，阐明成为商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在他看来，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表现或技能。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证劳动力商品的二因素问题，并阐明劳动力商品的特珠性之所在：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质，并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断言剥削发生的基础就是这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工资）存在的差额，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就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而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必然会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以上，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必然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即“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因此，工人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时间必然包括两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付出的劳动（必要劳动）只是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于是据此清晰地展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这种商品，该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能创造出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进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工资），而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剥夺了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面纱，并第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提出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的理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颠倒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呈现出来。
四、马克思“批判正义”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总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将政治哲学批判寓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马克思没有正面阐述过正义理论，但是其一生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批判。他的正义观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正义”观，他的正义理论是我们研究其政治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由前文论述可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正义的批判依据的方法论工具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马克思的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政治哲学方法论即使拿到当代社会历史理论的语境中，仍然具有极强的学术穿透力。但遗憾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论范式实际上是未被重视的。人们一谈到方法论，头脑中立刻呈现出来的是辩证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等。当代政治哲学中诸如阶级斗争、全球化、文化认同等焦点问题则往往用的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学、符号政治学等解释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不在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的缺失，仅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来移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不仅带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有效性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陷于一种“无根性”的境遇之中，这会使“我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喧嚣中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放弃了生产方式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演绎出来的政治哲学，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价值与人学的形而上学悬设，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极力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以及历史性，对于我们今天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回应形形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颠覆”与重构，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指出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永恒正义”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狭隘性，形式上的正义而实质上的不正义性。这些理念不仅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坚信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另外也是我们今天批判新自由主义所依据的核心的理论武器。当代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延续，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批判，所持的观点与方法论在当代并没有过时，总体上仍适用于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及其正义理论的批判。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7
关键词：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完成了劳动价值论体系，不仅把劳动当作价值尺度，用它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而且把劳动当作构成价值的实体，认为价值就是凝结或物化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劳动价值论强调的是价值由劳动决定，其核心是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创造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认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完成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也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只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论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
（一）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对价值的分析是以交换价值为起点的，交换价值是一种比例关系。因为商品能够以一定比例进行交换，则商品中必然存在一种共同的东西，交换价值只能是表现其内容的表现形式，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用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的量来计量，使得价值具有了可比性。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包含两个方面，劳动量和劳动生产力。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商品具有二重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包含二重成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
（1）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它阐明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从根本上论证价值的本质，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剩余价值论奠定基础。马克思利用劳动二重性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并揭示剩余r值的真正来源，从而创立科学的剩余价值论。最后劳动二重性学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科学依据。
（2）具体劳动及特点
生产使用价值的是具体有用劳动，它是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其特点如下：各种具体有用劳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而生产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各种性质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表现了社会分工；各种具体有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与社会形式或社会制度无关；具体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两个要素之一。
将劳动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和交换要求有社会分工和独立产权制度。各种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分门别类，形成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只有劳动者享有独立产权，他的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才可能进行交换。
（3）抽象劳动及其特点
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它是劳动具体形式，抽象掉了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数倍，各种劳动化为当作他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其特点如下：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具有同一性；抽象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抽象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
商品价值可比，是因为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可比，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以抽象劳动的耗费时间为计量单位。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商品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的对立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使用价值量会有增长，商品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同一劳动里进行生产，在同样的时间里提供的使用价值量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4）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
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对于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考察总是从质的方面进行的，对于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考察总是从量的方面。劳动的二重性是商品两重性的根源。
二、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
（一）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1）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理论指导的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必须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生产要素按贡献程度大小加入分配。
（2）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导作用
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矛盾，并且是生产力提高的动力。因为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呈正比，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个生产者能得到比同行业平均水平更多的收益，因此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企业内部可以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工艺，促进技术科技专利入股等手段，提高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D].2015.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8
【关键词】劳动考评机制；雇佣；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3-0096-05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创业决策研究”（批准号：10YJC790324）
【作者简介】孙敏，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广东广州510640）
企业为实现一定生产经营目标，需要通过劳动考评机制对雇员劳动进行管理以提高雇员劳动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益。主流经济学忽视个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而过度迷恋于片面的“经济人”假设，其劳动考评机制理论过度强调量化考评，忽略雇员心理对劳动绩效的影响。而行为经济学以实验和调查等经验研究为基础，其基本理论观点包含个体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计算能力等，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对个体行为更有解释力。本文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尝试构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旨在为雇主和雇员在一定劳动考评机制下的行为选择提供简单而又符合经验现实的理论解释。
一、主流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理论评述
企业劳动考评机制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下重点评述传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劳动考评机制的主要思想和理论。
（一）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
传统经济学以对经济主体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方法为基础，提倡选择能实现劳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最优化劳动方法和产量为理想考核标准，对雇员劳动进行相应的量化考核和经济奖惩，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及其科学管理实践，适用于生产技术和劳动雇佣关系相对简单的企业。但对生产技术和劳动雇佣关系相对复杂的企业，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及其实践，由于忽视个体的一些重要属性和行为特点而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理想化雇佣双方的理性判断决策能力，其主张的最优化决策标准往往不符合经验现实。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以具有完全理性并能快速无成本地作出最优决策的理性“经济人”为理论预设，对雇佣双方面临的个人资源能力的生物性约束缺乏考虑。雇佣双方的个人资源和能力存在极限，其判断决策面临信息成本，往往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复杂判断计算，更难在复杂信息条件下作出精确的最优化决策。因此，雇佣双方并非完全理性人，而是有限理性人，他们往往采取满意化而非最优化决策标准。可见，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思想过于理想化而不贴近现实情况，对企业的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及实践的指导价值是有限的。
2.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忽略雇佣双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等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提倡雇主根据最优化指标对雇员劳动表现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其劳动报酬严格挂钩。雇佣双方在劳动考评过程中进行最优决策需要有完全、对称的信息，但现实中存在的雇佣双方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往往造成考评指标设置不全面和考核信息搜集不充分，从而影响劳动考评的有效性。而设置全面的考评指标和搜集充分的考核信息往往又因信息成本高昂而在现实上往往不可行。因此，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基于精确测量和计算的最优劳动考评机制难以实现，由此引发的雇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劳动考评机制的有效性。
3.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强调雇员劳动的数量特征而忽略质量特征，仅仅注重雇员的个人劳动业绩而忽视其集体贡献。企业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性和内部生产管理的复杂性，使雇佣双方以及雇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支持与和谐关系对企业生存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于强调对雇员劳动进行精确的量化考核和奖励，忽略诸如敬业态度和合作精神等难以量化考核但对企业经营很重要的其他雇员劳动特征，因而不利于指导企业激励雇员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同时，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仅仅注重考核雇员的个人劳动业绩，而不强调考核雇员对集体业绩的贡献，在实践中往往导致雇员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不利于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和相互支持合作的企业文化，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的外部竞争力。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市场对有些劳动的考评机制相对外部市场定价更节省交易成本。因此，选择从内部劳动市场的角度对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进行研究。在劳动考评机制上，企业内部劳动市场具有不同于外部劳动市场定价的显著特征：内部劳动市场通过内部晋升等隐性契约方式对劳动进行考核定价，内部劳动考评由各种内部规则和程序决定；而这些内部规则和程序构成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往往受相关惯例和规范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以隐性契约为基础的内部市场劳动考评机制的存在原因做了较多研究。米尔格罗姆从长期雇佣的角度分析归纳为企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长期关系中效率工资的激励有效性以及有利于对雇员长期贡献的评价准确性等几方面原因。由科斯开创并由威廉姆森完善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对于一些特殊劳动交易，企业内部劳动考评机制因节约交易费用比外部劳动市场更有效而存在。
新制度经济学重点探讨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一般性特点，以及内部市场劳动考评机制的存在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理论思想，对雇员劳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使雇主有必要建立劳动考评机制，对雇员劳动进行监督评价，以防止雇员作出损害雇主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无论雇主怎样设计考评体系，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问题都使其不可能完全实时掌握雇员的边际产出价值，并据此支付雇员劳动报酬。因此，雇主对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执行难以达到最优化。可见，劳动考评的现实必要性和完全信息的难以获取性，对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没有忽视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等现实问题，重视雇佣双方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比传统经济学更符合经验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依然遵循传统经济学的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等基本假设和方法，以交易费用解释企业内部考评机制存在的原因，仍侧重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劳动考评机制和雇佣双方行为，依然具有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理论存在的坚持最优化决策标准和过度强调雇员个人劳动业绩及其劳动的数量特征等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基于其对个体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定量研究方法，在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研究对雇佣双方行为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入的认识，对个体行为的心理特征及规律缺乏科学的经验研究基础，因此，对现实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解释力和指导价值仍有待提高。对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与不足，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其不足之处。以下简要介绍行为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再借鉴其理论分析企业劳动考评机制。
二、行为经济学简介
行为经济学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具有一些重要差异。
（一）基本研究方法和发现
行为经济学旨在通过加强经济现象分析的心理基础来改善经济学理论，主要聚焦于对个体的判断和决策等行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个体行为采取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定量研究方法，行为经济学主要借鉴心理学的实验、调查和计算机模拟等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并基于经验事实归纳个体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主要行为特征，再利用这些研究发现解释预测个体的相关经济行为。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个体的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等基本假设，行为经济学基于经验研究发现个体的偏好往往不稳定，而其判断决策等认知过程也并非总是遵循理性原则。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过程可分为直觉和推理两类：直觉认知自动、快速、自然且不需个体刻意花费精力，常常受情感驱动并受习惯很大影响，因而难以刻意控制调整；推理认知需个体刻意花费精力深思熟虑，速度更慢且呈线性过程，受个体的有意识控制调整并遵循一定逻辑规则。行为经济学还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判断决策行为都是直觉式的，基于主观印象自然作出而往往不经过有意识的思考评价，而且个体的推理式判断决策一般也是以直觉式判断决策为基础，往往是对其直觉的有意识推理论证。
（二）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对个体的直觉式判断与决策行为提供了基于广泛实验研究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该理论提出个体的判断决策行为往往不遵循主流经济学有关个体偏好的稳定性、独立性和一致性假设以及最优化决策标准，而具有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等重要特征。
参照依赖指个体进行判断决策需要选择一定参照对象并确定具体参照点以评估个别对象的特征与相关决策的潜在损益。个体对参照对象和参照点的不同选择使其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决策，进而导致不同行动后果。个体的参照对象选择往往受认知代表性和可得性等启发性规则影响。代表性指个体倾向于选择相关类别的典型特征作为参照标准而对个别对象进行对比判断。可得性指个体在进行直觉式判断时倾向于选择熟悉易得而非最适合的参照对象。参照对象的认知代表性和可得性受个体经历经验及其所处环境的开放程度和文化习俗很大影响，这导致来自于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个体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往往持不同判断决策。
大量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时往往将维持现状和禀赋作为决策参照点，具有损失规避的倾向。损失规避指个体对潜在损失与收益往往持不同风险态度。当相对于参照点面临潜在收益时，个体往往会对相关事件持风险规避型态度，不倾向于改变现状而偏向于选择潜在收益更小但风险更低的决策。而当个体感到相对于参照点面临潜在损失时，他们往往会对相关事件持风险追求型态度，更倾向于积极改变现状而偏向选择可能规避损失但风险更高的决策。
三、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
鉴于传统经济学企业劳动考评思想的“经济人”假设不符合经验现实，而新制度经济学难以解决企业劳动考评两难问题，以下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分析企业劳动考评机制，尝试从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两方面构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
（一）劳动考评机制的雇主行为选择模型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认知规则，雇主在劳动考评机制设计上往往会参考同类企业的通行做法。这种参考行业通行机制的设计策略有较大现实可行性，并且设立成本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同类企业的通行做法容易被雇主知晓了解，即有高认知可得性，而且这种行业通行机制对雇主和雇员都具有高认知代表性，因而具有高认知合法性，容易被双方认可接受。行为经济学研究还发现个体的日常判断决策往往依据直觉习惯，因此除非出现行业性经营困难，一个正常发展行业中的同类企业一般不宜轻易改变现行劳动考评机制，原因主要在于：创立新机制往往会扰乱雇员对其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已有直觉习惯而引起他们的紧张焦虑，从而导致一些雇员为规避现状改变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而离职，这将使雇主面临人才流失问题。因此，在现实中，同类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上往往倾向于遵从已有行业通行机制和规范，在岗位设置、考评指标体系以及薪酬结构设计上往往相似。
然而，雇主在劳动考评机制设计上往往不是盲目模仿同类企业，而会在模仿同行和自主创新之间进行比较以作出相关决策。借鉴前景理论，雇主的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可以通过如图1所示的行为选择模型得到解释。在该模型中，参照对象和参照点选择以及损失规避是影响雇主劳动考评机制设计的主要因素。雇主为作出是模仿其他企业的劳动考评机制还是进行自主创新的决策，往往会选择同类企业作为参照对象，并以同类企业通行劳动考评机制的效率禀赋水平（n1）作为决策参照点。当进行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低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的通行劳动考评机制对雇主意味着潜在收益，雇主为获得收益倾向于规避风险而模仿同类企业通行做法。当进行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等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的通行劳动考评机制对雇主虽没有直接收益，但有助于避免创新风险并获得认知合法性。因此，雇主为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仍倾向于模仿同类企业通行做法。而当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高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机制对雇主意味着潜在损失，雇主为规避损失倾向于追求风险而进行自主创新。
（二）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雇员行为选择模型
与雇主选择同类企业作为参照对象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决策类似，雇员的行为选择决策也往往通过比较一定参照对象而作出。根据行为经济学的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规则，雇员往往会选择其所熟悉的在同类企业（包括其自身企业）工作的同类劳动者作为参照对象，并以这些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作为参照点进行相关判断决策。借鉴前景理论，雇员在特定劳动考评机制下的相关判断决策可以通过如图2所示的行为选择模型得到解释。
在该模型中，当雇员感到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的个人收益评估值（e2）不低于同类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n2）时，他们往往会将此感知为雇主对其劳动的尊重认可和对其自身的公平对待，并认为留在已有机制中对其有潜在收益，故往往会规避风险通过努力劳动等积极支持配合已有机制的行为回报雇主对其的满意劳动报酬，从而与雇主保持互惠公平的良性雇佣关系并继续获得不低于同类劳动者的劳动收益。相关组织行为学研究也发现，雇员往往会将雇主在薪酬待遇和管理举措上对其的良好待遇感知为雇主对其的关心和认可，因此，会对雇主产生感激信任之情，并觉得有必要通过关心企业和努力工作来回报雇主的友善对待。
当雇员感到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的个人收益评估值（e2）低于同类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时（n2），雇员往往将此感知为雇主对其劳动缺乏尊重认可和对其自身的不公平待遇，留在已有机制中对其有潜在损失，故往往追求风险通过非建设性的工作行为抵制这种劳动考评机制。
四、讨论与展望
上文分析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思想的不足之处，并重点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提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模型。以下讨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一）理论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理想化雇佣双方的理性判断决策能力，其主张的最优化决策标准往往不符合经验现实。而本研究提出的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模型以行为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发现为基础，指出雇主和雇员往往不是根据最优化决策标准，而是通过选择熟悉有代表性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决策，符合雇主和雇员的有限理特征，更贴近经验现实。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概念，分析指出雇主进行劳动考评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执行难以实现最优化。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劳动考评两难问题，本研究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提出雇主在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时往往不必掌握与雇员劳动相关的充分信息，而可以选择其所熟悉的同类企业通行劳动考评机制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以决定是接受行业通行机制或进行自主创新。与主流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理论相比，本研究提出的劳动考评机制雇主行为选择模型更符合经验现实且简单易行，可以更好地解释雇主劳动考评机制的决策行为。
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以完备信息假设为基础因而不考虑风险。而新制度经济学考虑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因而承认劳动考评对雇佣双方都存在风险，但没有把风险作为内生变量解释其产生机制，及其对雇佣双方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提出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借鉴前景理论把风险作为内生变量分析其心理作用机制及行为影响，指出当雇佣双方根据一定参照对象判断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自身有潜在收益，他们倾向于规避风险而遵守已有制度规范。而当雇佣双方判断自身有潜在损失，他们往往会追求风险而不遵守已有制度规范。可见，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分析劳动考评机制，有助于对雇佣双方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形成更全面的认识解释，有助于指导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设计。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分析发现，雇佣双方在针对劳动评估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往往依赖一定参照对象和参照点并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且不同的参照对象和参照点选择往往使雇佣双方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和决策，进而导致不同的行为后果。鉴于此，企业在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时，应注重对参照对象和参照点的选择，一般应选择行业通行机制作为参照对象，以保证所采取的劳动考评机制不劣于通行机制，从而具有基本的外部竞争力和认知合法性。在遵守行业通行机制的基础上，企业还可以选择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作为标杆，参照其采取的劳动考评机制，以进一步提高本企业的劳动考评效率。
同时，针对雇员的参照依赖行为特点，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和执行上应重视雇员对劳动收益的公平性感知，确保企业内部同类雇员在劳动收益分配上具有公平性且不低于其他企业同类雇员的劳动收益水平。针对雇员的损失规避行为特点，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和执行上应使雇员感觉在相关机制下有潜在收益从而倾向于维护该机制，同时应避免使雇员面临潜在损失而作出抵制机制的行为。针对雇员根据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规则选择参照对象的行为特征，企业可以通过塑造嘉奖优秀雇员来为其他雇员树立参照对象，引导雇员以优秀雇员为榜样作出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决策和行为表现，从而简化平衡考评机制，使敬业态度和合作精神等重要但难以量化考核的行为特征受到重视和鼓励，有助于建设企业文化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不足与展望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9
【关键词】有限理性劳动力流动幸福效用最大化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尤其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研究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发现现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劳动力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效解决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并结合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指导方针提出相关建议，为大中小企业、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分析
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研究。但是，在我国存在着一些与合理流动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动，他们与理论中所阐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异象”。“劳动力流动的异象”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大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预期净收益现值会小于零，所以劳动力会选择不流动，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但是，部分农民在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时，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对迁移是否有利的判断错误，做出不愿意迁移的决策。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是相悖的。
第二，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小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净收益现值会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也就是“盲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选择以流浪乞讨为生。劳动力流动在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决策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因此现有理论暗含的含义是实际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动”这一现象。
第三，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动，在发现自身决策出现失误以后，选择及时纠正失误，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说的“在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媒体报道，一年以后，“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目前相关学者的理论都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当劳动者预期经济地位能够改善就会选择流动，并且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流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大学毕业生短时间内的“逃离”又“返回”与实际存在矛盾。
我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与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同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如何尽量正确的规避不合理流动，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解决当前理论与实际相悖理的现象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模型的修正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劳动者在判定净收益现值时存在“预期幻觉”。由于“预期幻觉”的存在，劳动者在决策是否流动时出现差错是难免的。在相关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虑，我们可以把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关于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更改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预期分为合理预期和非合理预期。当预期合理时，如果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者选择流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此时的劳动力流动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劳动力选择不流动，即“异象一”。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这种流动是“不合理流动”，即“异象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盲流”情况。由于“盲目性流动”劳动者的预期与实际不符，劳动者选择是否回归。对于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再次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过大，选择不回归。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岗位工作效用更大，选择回归，他们在短时间内“流走”又“返回”，也就是“异象三”。决定劳动力流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素是预期是否合理，而预期是否合理主要与人的有限理性有关。因此，规避劳动力的非合理流动，主要从影响预期合理的因素出发。
三、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改善劳动者本人的经济地位，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主要从避免不合理劳动力流动和促进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两个方面出发，本模型隐含的政策建议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第二，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5-14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出版，1964:43-52.
[3]HarrisJR，todarom.migration，UnemploymentandDevelopment:atwo-Sectoranalysi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0，60(01):126-142.
[4]熊军红.劳动力流动模型的演化[J].天中学刊，2008(08):38-41.
劳动经济学现象篇10
【关键词】马克思工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采用科学抽象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的表象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以边际理论和供给均衡价格论为主，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价格均衡的角度对工资的决定和分配进行了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工资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常常有各种假象阻碍人们去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其中最迷惑人的就是工资形态所产生的假象。从表面上来看，工人像是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工资则是“劳动的价格”。但是，这完全是一种假象。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根本不能当作商品来出卖的;其次，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是在工人完成了他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行为、进入生产过程后才实施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
（二）工资的决定因素与工资变动规律
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劳动力价值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维持劳动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其次，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和发展费用;最后，劳动力的自然差别也是决定工资水平。正如马克思认为“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的自然差别”。
因此，工资的决定因素包含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和劳动力的自然差别。与此同时，市场的供求关系也能影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价格将围绕劳动力的价值上下波动。
（三）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马克思的工资国民差异理论中，马克思研究了工资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异，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工人的教育费，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含量的尺度。”
由此，马克思对国民工资差异总结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比，名义工资前者比后者高;其次，发达国家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比不发达国家高。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理论主要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市场机制决定理论。
（一）边际生产力理论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克拉克把经济分为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他认为分配理论属于静态经济。该理论在分析工资时，从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递减规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一单位工人所增加的产量是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如果继续增加工人人数，每增加一个工人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是递减的。这种劳动边际生产力不仅决定边际劳动的工资，而且还能够决定其他所有与其技术熟练程度相似的工人工资。边际生产力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工资理论的先驱，同时该理论适用于短期工资水平的确定。但是，无法解释就业市场的波动。
（二）供求均衡工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供求均衡工资论。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就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是由对劳动的需求与劳动的供给决定的。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劳动的供给方面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即劳动力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成本所决定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闲暇效用。马歇尔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会使得劳动力市场出清，均衡工资就得以实现。供求均衡工资理论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工资的决定和分配，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工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一）工资本质上的不同
马克思工资理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该理论强调了生产的重要性和首位性，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去理解和分析工资运动，因此具有很强的历史色彩。工资在表象上虽然体现为劳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但本质上却是劳动力价值的歪曲的实现形式。与其有着鲜明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理论中边际生产力理论与均衡价格理论尽管在论述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以分析市场交易双方的需求与供给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劳动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分析工资的。新古典工资学说企图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的分配“受着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工人和资本家都得到了自己所创造的产品，公正合理，不存在任何剥削。这与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工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主张。
（二）现象上的不同
马克思工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工资学说在分析工资的现象上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工资学说把工资的决定和分析放到了交易活动中去，工资的决定过程仅仅在于市场中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的均衡和市场机制，工资就是在这样抽象的劳动市场中决定的。但是，这样的分析局限在现象层面，就忽略了决定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此不同，马克思工资理论是市场交易表象上的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获得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使得工资表象上为全部报酬，而真正掩盖了工资背后隐藏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三）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将工资理论建立在唯物观的基础上，以充分的现象材料为依据，运用了一系列辨证方法和抽象法研究工资问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经济问题。深刻的揭露了工资的本质。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理论主要以局部分析方法把工资的决定问题放到了简化的市场均衡中去分析。忽略了劳动市场的特征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并且从静态的分析方法中来进行研究，忽略了长期的工资运动趋势。
（四）得到的启示
通过对马克思工资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工资学说进行比较，为我国工资制度的建设得到几点启示：首先，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工资是需要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工资本质差异很大。我们需要科学的界定我国的工资本质，社会主义工资是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以货币形式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价值。社会主义的工资是按劳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体现着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其次，通过马克思工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工资学说比较后发现，工资除了受到供给、需求、市场等很多因素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制定工资制度时需考虑影响工资的诸多因素，同时考虑工资的非经济属性及工资的长期运动趋势，以便建立更加合理、公平、有预见性的工资制度;最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制度需要从动态的角度与我国当前就业市场的波动情况和失业现状相结合，有效的利用政府宏观调控来制定适应国情的工资决定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康士勇.工资理论与工资管理[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