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1
——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选题缘由
第二节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1.1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结论
第一节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2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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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列宁在探索小农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济思想，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重要思想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处于上升趋势时，无产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后，第一要务是必须争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权，并实现其较长时期的发展，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该理论历经了从萌芽、发展到不断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正确认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借鉴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国家统领世界的格局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失败告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而成立。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在进行革命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国内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加上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在夹缝中艰难地进行着。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苏维埃俄国为了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颁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战争横行和经济破坏时代下的最佳选择，其主要内容为：将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制定余粮收集制；实行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取得了捍卫新生政权的最终胜利，战胜了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环境中提出的，许多措施与农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且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政策中存在的弊端逐渐显现，导致俄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下滑。经济衰退使得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更加缺失，致使大部分农民和工人对政策的继续执行存在很大的不满，从而引发了政治危机。列宁逐渐意识到，经济落后的俄国没有能力直接向纯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过渡，如果俄国依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不改变，那么俄国就存在着灭亡的可能。因此，列宁在充分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之后，最终得出当时的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缺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而必须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这一结论。也正是基于这一结论，列宁明确提出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适应当时俄国的发展状况。
新经济政策，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列宁在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时作出的最佳选择。俄国在十月革命前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国际经济中受到世界强国的压榨与剥削。而在革命胜利后，俄国又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攻击的对象，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和军事上，都遭到了列强的攻击。与此同时，俄国内部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反抗，又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国内战争。列强的干涉与战争的破坏使得俄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缓解国内危机、促进发展提出的。
新经济政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它弥补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俄国国情认识不足的缺陷，并对俄国在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实践进行了解答，因此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此外，新经济政策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和工人的权益问题，巩固了工农联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新突破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重点是要建立起对全部社会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确立一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管理组织体制。而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并最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扬弃”了自己的思想。
内涵上的突破。在列宁眼中，国家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是从集中、计算和监督的角度来把握国家资本主义的；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国家资本主义的；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国家资本主义质的规定性的。这一时期列宁赋予了国家资本主义以广义的含义，指的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国家利用、限制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特殊政策、特殊方法、特殊手段，以及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道路上的某种特殊环节、特殊阶段、特殊途径。
政策上的突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制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与十月革命前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三方面不同：第一，允许贸易自由，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与之前主要强调行政手段不同，主张采用经济手段，注意个人利益、物质刺激，强调经济核算；第三，着眼于发展生产，不像原先那样一味地强调国家垄断，而是强调活跃经济。
功能上的突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时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第一，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组织和影响私营经济的可行方式；第二，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下，即使是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也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形式，例如，租让制、租借制或合作制；第三，列宁不仅在具体的意义上，而且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上述可见，在新经济时期，列宁是从所有制的层次上来认识国家资本主义，进而把它作为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中间环节和必要形式的。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经济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对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指引中国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来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大力实施改革开放，充分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成果来重构和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正确理解和把握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坚持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统一。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是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所有制思想发展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内容。我国自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经济理论与实践主要是围绕公有制来进行的。但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表明，由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比重的较大变化，以及公有经济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引发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理论上的有效突破。
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的内在机理。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依据，也是必须首要解决的基本认识问题。仅就推动生产力发展来说，公有制优于私有制，在前苏联的崛起以及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其内在机理就在于公有制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便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劳动者能够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保证国家经济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从而避免发生阶级分化。这种经济基础是使工人阶级不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真正成为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国家主人、真正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根本保证。
再次，正确认识和维护公有制经济在当代的真正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公有制占据支配地位，起着主导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为此，应该关注关键部门的国有经济比重，继续促进发展其他行业。只有妥善处理好这种关系，公有制的真正主体地位才不会受到威胁。就利用外资而言，我们既要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又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通过制定与时俱进的政策和措施，防止外资冲击和破坏国有经济行为的产生。
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正是在科学把握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他认为：“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这一正确的探索，不仅对当时俄国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今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必须牢固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理想社会。这一崇高的理想既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这一崇高理想，也是共产党人紧密团结和不懈奋斗的共同目标、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共产主义，正是在矢志不渝追求远大理想的基础上，有机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其次，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必须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基本国情。立足国情，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整体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国现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的交汇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既不急于赶超资本主义，也不削弱对共产主义终将在全世界胜利的信心，从而一方面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一方面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前进方向。
再次，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必须有效实现生产关系自觉退却。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的一个更高阶段，因此需要从社会主义高级形态的生产关系“退却”到社会主义初级形态的生产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也已证明，中国正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生产关系的“退却”中，赢得了生产力的大踏步跨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
坚持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这说明马克思是主张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而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则是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有机统一的典范。
首先，坚持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必须重视借鉴研究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基本制度，善于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又要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分运用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和成果来发展自己；既要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来发展自己，又要负起对世界应有的责任，让世界受益于中国的发展；既要选择自身合理的政治发展模式，又要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既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要充分借鉴和学习优秀的外来文化。
其次，坚持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必须注重消解控制资本主义不利因素。在实践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或者漠视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说资本主义对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及社会秩序产生的冲击。同时，我们必须要正视在国有企业改革与转换过程中，存在着党员受到排挤、限制，甚至打击的现象，存在着工青妇组织处于涣散状态、不少领导干部受到腐蚀和走向腐败的现象；我们必须在鼓励、发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经营的同时，强化对它们的规制、引导、监督，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再次，坚持历史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必须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有比较强劲的增长点，在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缓解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缺乏和就业的压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财政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能会不断向公有制转化，具体过渡形式将由不断探索与完善的经济建设实践去解决。然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在充分发展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如何加强国家管理职能，如何保持社会公正等等，应该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
结语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通过对俄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应该说，新经济政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继承和发展。它将俄国的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美结合，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限制，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不可或缺的思想体系，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导。这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实例，是党和国家在分析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故而两者在理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学习和研究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推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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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了武装干涉。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沙皇军官也掀起了叛乱。为了战胜敌人，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加强红军的建设，一方面实行了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是实行余粮收集制，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对中小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取消自由贸易，由国家集中分配一切生活必需品和食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让苏俄渡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一措施由于无偿占有人民的产品，也引起了劳动者的普遍不满。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经济。在列宁的领导下，1921年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新经济政策，农民在向国家交了粮食税以后，余粮归自己支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除大型企业仍然由国家管理外，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一些中小企业；废除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恢复自由贸易。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到1927年，国家经济恢复到一战前1913年的水平。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从苏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并为苏俄人民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
二、罗斯福实施新政
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1929年，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然后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而垄断资本家毫无怜悯之心，他们为保持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宁愿大量销毁商品，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更为可怕的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各国资产阶级纷纷寻找出路。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为应对经济危机，他一上任，就宣布实行新政。实行新政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以消除经济危机。为此，他采取了几项主要措施：首先从整顿金融业开始，恢复银行的信用，使私人现款又存入银行，重新流通。其次是在农业方面，政府让农民缩减耕地面积和屠宰大批牲畜，由政府付款补贴。第三是新政的中心措施：对工业的调整。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目的在于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这项措施后来被资本主义国家广为借鉴。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还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如筑路、架桥和植树。国家用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代替直接赈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失业再就业的途径和经验。
新政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得到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增强。新政在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
“”结束后，党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国内开始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1.对内改革：（1）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先实行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第一年秋，农业获得大丰收。这种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在中央指导下，农村逐步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了。随着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为农村致富和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2）从1985年起，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把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逐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实行经营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方式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就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了步伐，在大中型企业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对小型企业采取改组、联合等多种形式，加快企业的改革步伐。
2.对外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也开始起步。（1）1980年，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它们以国家给予优惠的经济政策，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深圳目前成为我国经济特区的代表，对外开放的“窗口”。（2）后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区逐渐扩大：开放了广州、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增设了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浦东开发区已发展为国际化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3）现在，对外开放区已从沿海地区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规律性认识】
1.三次改革的历史背景：都是在国家经受了重大打击和挫折之后、面临经济困难、政治需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2.三次改革的性质：都是在不改变国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3.三次改革各具有自己的特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是把社会主义同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直接联系起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三次改革各自出现的结果：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7年，国家经济恢复到一战前1913年的水平。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了繁荣局面，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
5.三次改革的最后结局：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后来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取代。美国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得到加强。中国改革不断深入，开放不断扩大，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6.三次改革的相同之处：改革前经济上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环境；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都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改革都涉及农业、工业、金融业等各行业；都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都巩固了政权，使政局稳定。
7.新经济政策与罗斯福新政的不同点：（1）背景：前者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新的社会危机；后者是因为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前提条件：前者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的改革；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3）根本目的：前者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后者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4）方式：前者以市场调节为主，利用市场与商品关系扩大生产；后者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5）侧重点：前者以对农业的调整为主；后者以对工业的调整为主。
8.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间关系的认识：（1）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发展经济需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2）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3）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发展经济。
9.从三次改革成功中得到的启示：（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和我国的改革开放都是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使其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2）经济建设一定要从国情出发。（3）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等。
【能力提升】
一、选择题
1.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根本上说是（）
a.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致
B.“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过时
C.由苏联的政权性质决定的
D.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
2.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历史原因包括（）
①国内外敌人进攻被击退②苏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④列宁具备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a.①③④B.③④c.①②D.①②③④
3.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a.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B.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消灭地主阶级
C.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D.推行计划经济，重点发展重工业
4.“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市突然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迅速蔓延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感冒了。”美国医治“感冒”的有效药方是（）
a.实施新经济政策B.推行罗斯福新政
c.推行杜鲁门主义D.建立法西斯
5.下图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名利场》杂志的漫画，其中挽救窘境中“山姆大叔”（代指美国或美国政府）的医生是（）
a.华盛顿B.林肯c.罗斯福D.杜鲁门
6.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的真正天赋在于，它懂得改变”，这个改变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是指（）
a.实行法西斯主义
B.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c.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D.开创政府对经济干预和指导的先河
7.1933年，罗斯福新政期间，迪士尼动画片《三只小猪》上映，主题曲“我不怕大灰狼”鼓舞了美国人民战胜危机的士气。罗斯福新政中最主要的反危机措施是（）
a.缩减农业生产B.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
c.恢复银行信用D.发展对外贸易
8.在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过程中，美国政府给遵守法规的企业颁发“蓝鹰”标志（如右图），无“蓝鹰”标志的产品会遭到民众的抵制。实行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a.增加就业机会B.实现经济复兴
C.加强政府权力D.恢复银行信用
9.美国罗斯福新政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a.使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B.国家采取放任自流政策，让企业自主摆脱危机
c.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变，进入新经济时代
D.开创了利用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先河
10.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为哪一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a.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B.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c.中共十三大D.中共十四大
11.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描述道：田福堂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做梦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都散伙了。小说描述的“拢合在一起”和“都散伙了”分别是指（）
a.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B.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化运动
c.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2.对联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以下对联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是（）
a.摒弃前嫌共对敌，陪都谈判展大义
B.万里河山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c.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D.自打通富裕路，责任制架起幸福桥
13.1985年，我国部分国有企业试行工资改革，办法是企业上缴利润增长1%，职工工资总额可相应增长0.3%～0.7%。材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工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a.实行国有企业政企分开B.要求企业提高职工福利
c.鼓励企业提高经济效益D.实行国有企业资产重组
14.在一座城市的市政府门前，有一座标志性的雕像（见右图），名为拓荒牛，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中被誉为“一夜崛起之城”。这座城市是（）
a.上海B.珠海
C.深圳D.厦门
二、非选择题
15.改革与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以下三位历史人物是20世纪以来杰出的改革家。
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为了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苏俄经济，90多年前列宁采取的一项伟大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它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2）为克服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罗斯福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其特点是什么？
（3）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罗斯福的新政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共同成效是什么？
（4）为了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20世纪70年代末，我党作出的伟大决策是什么？
（5）联系所学知识，我们能够得到怎样的启示？
16.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有三次成功的改革调整：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俄，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次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下图为俄国（1917年后为苏俄）粮食产量变化曲线：
（1）从上图可以看出，1921年后苏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21年前后苏俄经济政策有何变化。
材料二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
（2）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列宁的思路好在何处？
材料三我们拒绝了任何彻底的革命计划，为了永远地纠正我们经济制度中的严重缺点，我们依靠的是旧民主秩序的新运用。
――罗斯福
（3）如何正确理解材料中的“拒绝了任何彻底的革命计划”“是旧民主秩序的新运用”？
材料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
（4）与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的科学论断相对应，中共十四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怎样的重大决策？
（5）从上述国家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中，你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答案：
一、1.a2.D3.C4.B5.C6.D7.B8.B9.D10.a11.D12.D13.C14.C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6
一、专题复习关注单元主题的必要性
一是从高中历史复习课教学的要求看。历史专题复习是在课时复习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课文专题内容的整合和单元基本思想的提炼。专题复习课应在单元主题的指导下，通过联系、对比、综合、分析等思维活动使学生理解历史知识间的关系，构建专题知识体系，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升华对专题知识的理性认识。并通过专题训练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提高学生思维水平，进而实现专题复习目标。所以，抓住单元主题是提高专题复习质量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思路来看。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把课时内容和单元内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个学习专题，使同一专题内容集中于一个单元，便于体现历史的演变过程和反映专题知识的内在联系。每个单元的内容都反映了特定的主题，即本单元的核心思想。这一编排方式要求我们在专题复习中把握单元主题，并利用单元主题整合专题知识，挖掘专题内容的思想内涵，实现对课时内容复习的深化。所以，围绕单元主题复习是符合教材编写特点的。
三是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的特点来看。近年来，各地高考历史试题的“主题”特征非常明显，试题的特点是以某个主题为中心，将主要考点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重组和建构，并围绕主题组织材料和确定设问，解题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好试题的主题。如2014年全国文综Ⅰ卷第41题以“抗日战争为全民族的抗战”为主题，要求学生围绕主题对6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录提出修改意见和理由，让学生用正确的史观去认识七十年前这段抗战史；又如2015年高考天津卷第12题以“人类不同文明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为主题，将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对比，要求学生运用全球史观的理念和方法去探究问题。从“主题创设”的特点来看，开展主题教学是适应高考发展趋势的。
二、单元主题确定的主要依据
单元主题的确定，既要体现本单元学科内容的学术性，符合学科特点，更要遵循新课程标准，体现课程教育的价值。“主题的确定是一个从历史材料到历史认识的归纳、提炼过程，也是在旧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的过程，它包含对教师教育思想、历史认识、史料积累、思维论证等多方面能力的考验。”[1]那么，如何确定单元主题？如何围绕单元主题开展专题复习？下面以人教版必修二第六单元《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例进行说明。
（一）基于模块主题挖掘单元主题
新课标历史教材分成若干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主题是各模块的“灵魂”。在模块教学下，每一单元主题的确定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实现模块学习目标的需要，并上升到模块主题的高度。必修二教材主要反映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断创新。所以，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人类经济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艰难与智慧，也由此而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从经济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场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基于课程标准要求提炼单元主题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学习要求反映课程内容的教育价值和应实现的教育目标。我们可从课标的要求出发，分析提炼专题内容的学习主题。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把课标的总体学习要求理解为：明确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应适时进行调整，从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点理解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历史性贡献。
（三）基于课文内容剖析单元主题
“教学主题是否突出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解读和对教学文本的合理再造。”[2]我们应立足本专题的核心思想，审视该教学内容中所渗透出来的独特价值和内涵特征。从教材单元导言和主旨内容中可认识到本单元的内容核心是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本质是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深刻改造；内涵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其意义在于不仅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继续发展的新起点，而且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范例。
（四）基于现实生活发现单元主题
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社会是历史教育价值之所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题定位，同样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角度。作为经济现代化探索中的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在这一新体制下，不再使经济放任自流，不再让社会缺乏保障，而是让国家充分担负起调节经济、安定社会的责任。探讨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和变化，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以促发展、惠民生具有借鉴意义。
据上分析，本单元的主题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罗斯福通过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促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新政的实施是人类经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罗斯福新政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
三、单元主题在专题复习课上的运用
“单元主题的确定仅仅是进行专题复习的基础和前提，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才是实现主题教学的主干和关键。”[3]通过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加深学生对专题内容的感悟，以期专题复习目标的实现。
（一）围绕单元主题确定复习目标
历史专题复习就是要围绕单元主题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中获得独特的历史感悟，提升对单元内容内涵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结合单元主题，提出富有学科价值的核心目标。依据本单元的主题我们确定了如下复习目标：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制度与政策原因；通过对罗斯福新政措施的分析理解罗斯福调节生产与市场关系的改革机理，认识罗斯福新政对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贡献；梳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演变趋势；认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
（二）围绕单元主题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目标确定后，就要围绕目标选择主要内容来支撑、演绎单元主题，所选择的内容要明确而集中地体现并服务于单元主题。在选择内容时，要深入理解主题立意的核心观点，选择能有效阐释和佐证主题立意的主干知识，以突出单元主题；要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的重难点，对教材内容有取有舍、有详有略；要适当拓展教材内容，深挖教学内容的内在特征；注重专题内各课内容之间和专题内容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教学内容的综合化。总之，要站在用主题构建整体课堂的高度，围绕特定主题组织、整合相关教学内容，使“历史教学内容都能够串联起来，成为有迁移力量的知识群，形成宏观、思辨和开放的大历史”[4]。
就本专题而言，我们要紧扣课文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个核心要素进行知识整合，将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包括金融、贸易体系的建立整合到专题知识体系中。围绕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梳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拓展对罗斯福新政影响的认识，并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等纳入到知识体系中来。在专题复习的基础上再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跨时代的纵向整合，梳理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通过跨地域的横向整合，对比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说明人类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特征，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三）围绕单元主题进行问题探究
对单元主题的正确认识是学生通过对问题的主动思考和分析而形成的。为了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我们应围绕单元主题选取恰当的史料，并立足这些史料，设置可探究的又能体现单元主题的问题，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让有效的史料演绎单元主题，用可探究的问题彰显单元主题。如围绕罗斯福新政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主题，设置如下一组材料供学生阅读和思考。
材料一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的高速发展和改革，资本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列宁指出的垂死的、腐朽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相对稳定。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的但是重要的质变，标志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材料二其意义是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列为政府职责和社会的目标，帮助“不幸者”是全社会的责任。例如传统的观念是，只有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时才雇用工人，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规定了最低工资福利，不仅是从法律观念出发，而且是一种公认的正义的观念[6]。
材料三尽管罗斯福新政距今已经近70年了，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我国现在进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不能由市场机制自我生成的，而需要由政府来调节，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措施仍有存在的必要[7]。
各种版本的高中历史教材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分析都局限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的作用上，我们如何拓展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认识呢？上述材料是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罗斯福新政所做的种种评价。材料一从制度革新的角度，突出罗斯福新政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史上的地位；材料二从民主政治的视角来评判新政，肯定了罗斯福新政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材料三则点明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新政的积极效应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还有其政治意义；不仅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所以，通过提供材料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不仅训练了学生灵活而开放的思维能力，而且开拓了学生的认识视野，提升了学生对罗斯福新政价值的认知水平，使学生认识到新政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深化了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永友.浅谈主题教学与高考备考[J].中学历史教学，2012（9）：50.
[2]朱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应如何提升教学立意[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3（11）：23.
[3]王继平.论历史科“主题化”课堂教学[J].历史教学问题，201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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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启懋.罗斯福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J].美国研究，2006（2）：142.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7
什么是“产业政策”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给产业政策下一个定义，以免落入许多无谓的争论。产业政策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可否认，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此次辩论所定义的产业政策也有所不同。
张维迎定义的产业政策是狭义的、更微观层面的，优点在于非常明确。其在思辨会发言伊始就明确指出：“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林毅夫的定义则更为广义宽泛：“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他也指出“这些政策的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林毅夫为了强调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区别，与张维迎基本界定一致。然而他在后续与张维迎教授的辩论中，为给自己提供支持，有意无意地宽泛了范围，将政府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政府支持基础科研等也纳入其在一开始并没有涵盖的产业政策组合中。这种随意的做法混淆了通常所说的产业政策范畴，从而使辩论失去焦点。
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定义的差异也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本文认为过于宽泛的定义不利于理解与聚焦。从这个层面上，张维迎教授提到的两个关键词“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更有助于我们直观、准确地理解产业政策。因此，本文更赞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
剖析产业政策之争
此次产业政策思辨会无疑是中国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促使人们去理性思考政府的职能和定位，以及市场经济的真谛。回顾这场犹如华山论剑的旷世辩论，针锋相对过后仍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张维迎、林毅夫之争是两种主要的经济理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新经济、新路径背景下的正面交锋。纵观整场辩论，两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过度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并完全否定了产业政策，认为市场不会失灵。后者则过度夸大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要建立“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就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能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而应遵从法治规则。关于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未来方向，张维迎具有明确的方向感，即发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然而张维迎见解中有很多极端化的看法有失偏颇。产业政策有时可起到类似于罗盘的导向作用，这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甚至欧美智库中都有肯定，不可视而不见。此外，他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推崇备至，从而将企业家的作用绝对化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绝不能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对立起来，认为企业家在生产竞争性产品上更聪明。美国有企业家比尔・盖茨，但同时还有政客林肯。中国有无数杰出企业家，但中国政府同样也有很多好官员。这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
林毅夫的立场也非常坚定，认为追赶发达国家必须采用产业政策，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制定的产业结构最优，同时非常强调“有为政府”的作用。他说：“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产业与世界产业的差距，给政府产业政策制定上面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帮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也特别指出“政府不是帮企业做决定”，而是“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些说法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政策的好处。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无论他是否出于本意，他提出的关于“有为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系列观点，很容易为干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政府加强干预背书，而不是向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方向发展。这就引发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在内的很多人的担忧。此外，我们不可忽视，中国许多行业的发展，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华为所引领的行业都不是靠产业政策而出现的。最近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曾对总理直言不讳：“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正确看待产业政策
张维迎推崇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主张由市场发挥作用，出清库存，否则价格必遭扭曲，资源出现错配。林毅夫推崇凯恩斯，一如既往地大力推广政府的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必不可缺。
仔细推敲会发现，虽然两位教授表面上刀剑相向，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
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法治，社会公平和正义环境”，而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被林毅夫教授从宏观上纳入了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也反对政府对企业的错误指导。如此看来，产业政策问题终究还是政府和市场的问题，话题又回归到如何正确处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上来了。有关于此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都不可缺少。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未达到甚至还远未接近“有限政府”的目标，现实中每个国家都会适当地采取一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业政策，但绝不应该过度使用。我们之所以强调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是要尽量减少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站在司马迁的肩膀上思考，借其名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说开去。政府应在“有限政府”所界定的基本职能范畴内有为、补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不应该无为或者缺位。在政府职能之外的地方、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方面，特别是竞争行业，不应该有为，更不应该乱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组织执行政策创新
一项政策制定之后，政策过程中最容易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结束，剩下来的是必须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这就是政策循环中的政策实施阶段，它被定义为执行计划或政策执行；表示从计划到实践的转化。对于具体政策而言，尤其如此。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首个从国家层面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是国家支持贵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总纲，解决了贵州难以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问题。然而，把计划转为实践并非易事。由于问题的特性、周围的环境、或者主管任务的行政组织等方面相关的诸多原因，计划可能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得到执行。这就是执行的现状，这与预先提出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程序截然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政策之窗打开，它敞开的时间不长。”①如何把握机会推进计划到实践的转化，强化组织的作用和有效执行，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责和任务。
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组织的概念。从现代意义看，广义的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狭义上说，组织就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组织是一个相互协作的体系，在从计划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中，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广义、狭义还是作为相互协作的体系的组织，即便因某一因素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比另一因素更为重要，对于政策实施都不可或缺。
查尔斯·琼斯认为将一项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所谓组织就是设立政策执行机构，拟订使政策内容生效的措施，以期实现政策”②，并进而认为在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过程中，组织、解释和应用是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三种。所谓解释就是把政策内容转化为一般人能接受和可执行的计划、指令；所谓应用就是为执行提供日常服务的设备，支付各项经费，从而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如果组织不能有效运转，那么即使政策设计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的构想，不能取得期望的政策效果。“把公共组织视为政策过程的一部分为公共组织理论开辟了新的道路”③，有助于更好地防止政策实施的努力与政府预想中的政策轨道发生偏离。
组织是政策的载体。大多数政策并不能够自动实施，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首先，从政策角度看，政策的制定与政策实施是在公共组织体系中进行的，从这一视角看，我国政策过程中组织的作用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观点不同，二分法忽略了组织的系统性和相互联系，忽略了行政决策的重要性，特别是忽略了基层组织的决策者在确定有效的政府政策中的重要性。其次，其他有关公共组织理论，特别是理性行政模式一致的观念，其基础都是事实与价值观分离和对组织中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进行事实分析。但是，如果把公共组织当作政策过程的核心，这些观念就显得过于狭隘了。④
公共政策实施成功的先决条件。政策出台之后，如果政策的实施是介于政策确立和它对公民产生影响的阶段，那么政策实施成功的先决条件或者障碍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四个因素：交流、资源、实施者的倾向或态度和组织体制。这些因素所使用的也就是一种开明的行政管理方式。诸如类似命令必须清晰准确，资源必须充分，权力必须与责任相对应；交流是指执行机构之间、执行机构与有关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执行人员之间、执行人员与目标群体之间为实现政策目标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如果交流能够完整地把信息从一个层级传递给另一个层级，就会减少政策执行偏差。其次是资源，政策实施所需的资源条件，主要涉及经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次，实施者的倾向或态度直接影响政策实施和执行。最后，组织的分散会限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应将权力和责任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行政权力中心并采用控制时效很短的指令链。正如克里斯多佛·胡德指出的，“完美”地管理公共项目的五个特征：管理应当是一元的，如同一个庞大的军队在同一鼓声中前进；整个组织的管理标准和规则应当是统一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组织内部有充分完善的信息与沟通；有足够的时间来执行这一任务。毫无疑问，试图执行项目的组织往往不具备全部条件，甚至根本不存在这些条件。然而，政府既然依靠组织来执行政策，那么就必然也不应缺少管理与执行的措施。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但必须理解和预测这些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执行的困难？
影响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
在政策意义上，执行一直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即可假设其会得到执行。但是随着政策执行失灵问题的日益普遍，上述观点开始得到改变。事实上，理解政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将政策执行得切实有效。然而，阻碍预期行为的种种原因比使结果具体化的方法更难以预测，执行中的这种消极特征表明了管理和执行公共项目的困难性。一般而言，政策不会自行失败，但有许多因素会限制政策实施的能力，而且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失败或非最佳的政策执行。因此，为了使政策执行行之有效，必须厘清这些因素。
政策问题。首先，政策决策在其实施中存在不同的技术性困难，其中一些问题比另外一些更难以处理。其次，着手要解决的问题可能由于多样性而使实施变得困难。再次，可供利用的新技术也会导致政策的改变。比如，针对污染控制的政策和节能减排指标，可能会影响对产业承接转移的选择。然而这些潜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坚持老一套，永远按老办法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至少要改进这一问题。当我们掌握有关某一政策领域足够的信息以及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时，有效执行政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政策领域的信息不充分，也不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那么，有效执行政策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时间问题。在政策执行中与信息管理相关的是时间问题，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阻碍了公共组织对其政策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一是历时性时间问题，即执行组织的反应通常比需要的“反应慢半拍”。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那些固守观念或其反应是基于以前经验而不是当前状况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贵州就是因此失去很多机会，虽然现在贵州正赶上发展的机遇期，但是应该看到当我们应该发展的时候，政策环境也在发生改变。因此，要避免类似现象发生。
社会、经济以及技术环境也在影响着政策的执行。首先，社会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对问题的解读，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或跨越某些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对政策的不同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执行方式，有必要在执行时引入更多的判断。其次，“尤其是纵向层级政府间关系由‘动员型体制’转变为‘压力型体制’后”⑤，为了实现后发赶超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各级政府不得不将各种任务和指标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政府，并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奖惩。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一哄而上、急于求成等现象。为避免带来新的问题，要遵循科学发展的原则，不能脱离本地区实际，不能违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组织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组织内部的动力常常决定或限制其成员对政策改革作出反应或执行新的和被改变的项目的能力。首先，组织的不一致与沟通不畅会阻碍政策执行。决策可能是由顶层设计，但决定必须由基层执行，基层的价值观与目标不一定与政策设计一致。这种不一致会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政策设计的价值观和项目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基层的一线人员却仍然坚守着旧的政策。尽管有来自上面的政策改革的压力，而基层却依然故我，因此，政策改变和有悖基层执行组织成员价值观的政策常常变得难以执行，成为政策有效执行的障碍。有效执行的另一个障碍是组织内部不恰当的信息流动。其次，消极行为成为执行的障碍。这些问题产生了政策执行的障碍，限制组织将政策付诸实施的能力，影响基层执行力的提高。
政策执行研究的三种进路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组织对实现计划到实践的转化的重要性。政策过程不仅与组织有关，而且政策的研究植根于对组织运作方式的认识之中，以及对组织运作与组织应该如何运作之间的鸿沟认识当中。
第一代政策执行研究路径被称为“向前推进策略”，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得出的分析和对策把执行理解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涉及怎样使行政官员更有效地工作的问题。这种研究路径被另一些持“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人所反对，该方法从那些被政策执行所影响和牵涉的人的视角出发，强调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互动，认为政策制定者的核心任务不是设定政策执行的框架，而是提供一个充分自主的空间，给予基层组织或地方行政机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建立起一个适应政策执行环境的政策执行过程。该路径又被称为“向后推进策略”或“草根路径”。
随后出现了第三种研究进路，即试图建立能够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整合性概念框架。成功的政策执行一方面在于“向前推进策略”的运用，期望由政策制定者缜密规划政策工具与其他资源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必须采用“向后推进策略”，广泛掌握目标群体的诱因结构，其目的是界定和解释政策执行为何会随着时空、政策、执行机关之不同而有所差异，因而可预测未来出现的政策执行类型。它并不是只从行政的角度研究如何将计划付诸实施，而是把执行的过程看作是一种把政府工具应用到政策设计中的具体案例的过程。这种研究路径分析如下因素：政策所处理问题的难易程度、上级政府用以促使政策执行的劝导措施和下级政府执行的能力—包括它们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因素。理解这些分析仍涉及组织的许多管理问题，因此如何分析它们与执行问题的关系仍是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之一。
以责任创新政策因素
实现政策从计划到实践的转化要进行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还要进行政策创新。政策创新通常指引入新的东西。一个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创新可以通过采纳许多别的部门或别的地方政府很多年以前所创新的一个项目。通过廓清创新的定义，我们就不会把政策创新仅仅锁定在构建原创的政策理念过程上，而是以政策为导向进行学习和创新政策因素并行之技术和方法。
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包含了由经验所引发的思想和行为取向方面相对持久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与个人和集体的信念体系的形成以及责任意识有关。对于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先把政策所涉及的内容逐项做起来。不能只看项目，要用好政策，用活政策。有的项目对老百姓有利，但对政府可能没有利益，应优先考虑群众利益，要以民生为重，把政策落到实处。改变有利就执行，无利就变形，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的懒散作风。一个倡议联盟中信念分布情况的变化通常是从个人学习或个人的转变开始的，与团体的演变相伴随，然后在整个集体中传播。
寻求更好的方法创新政策。目前说明一个地方政府采纳新项目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内部决定模型和传播模型。内部决定假设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创新的因素反映政府内部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特征，是地方政府内生而不受其他行为影响的因素。因而，在纯粹意义上，内部决定模型排除了一个地方政府受其他部门或政府影响的传播效果。事实上在省际内实施某项政策，另一个市/县的地方政府完全不可能在实施该政策时，不受先行者的影响。即便如此，在采纳一项对省际内来说相同政策时，媒体及政府官员制度化的沟通途径也会使政策知识传播到别的地区。由于政府创新稀缺，因此，一旦一个地区注意到一项政策，当它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采纳这项政策因素时，便是其内部特征使然，而不是由其他地区的政策采纳行动或者说先行者的压力使然。相反，传播模型本质上是政府间的，它把一个地方政府采纳的某项政策视为效法其他地区先前采纳的政策。这个传播模型是通过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相互学习这样一个假定来证明地区之间进行政策效仿的合理性。首先采纳者都采纳所有尚未采纳的潜在政策；但在任何一时间段影响潜在采纳概率的惟一因素是先于这个阶段采纳者累积数目。许多因素限制了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因此，要以责任寻求更好的方法创新政策。
政策运用。关于政策运用深度的某些变化，原因可能是由格利克和海斯所称的政策再造引起的。与上述两个模型相比，这个模型更具有复杂性，因为它假定某个地方政府运用关于其他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的信息，不仅帮助自己决定是否采纳某项政策，而且还通过借鉴其经验来帮助自己改进政策。反之，较早的政策采纳者能够改革他们的政策，是因为较晚的政策采纳者已经经历了对最初政策的修正，使他们得以从较晚的政策采纳者的经验中获益。政策运用变化的另一种状况是政策采纳之后不同地区政策效果不一样。运用同样的政策在一些地区能够收到很好的政策效果有时甚至可以作为经验推而广之，而在另一些地区取得的政策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根本没有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这种现象在我国实践层面常常表现在政策调整或政策终止时，先行者享受到了政策优惠，而行动迟缓者则失去政策机会。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常常在刚起步的时候就被“终止”，尤其是一些好政策，为此，欠发达地区官员经常扼腕痛惜。究其原因，固然与经济社会不发达，观念、信息滞后有关，但与政策采纳滞后和政策学习不够也有联系。
（作者为贵州省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注释
①［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②宁骚主编：《公共政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
③［美］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项龙、刘俊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9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何意义篇10
【正文】
［中图分类号］a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1-0001-05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领导俄共（布）和苏俄工农群众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1924年列宁逝世，有7年的时间。总结这一时期列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从苏俄的实际出发，谨慎地、渐进地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小农占全体劳动者的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注意这些情况，采取特殊的办法和措施。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三大”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1]他还说，爱尔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将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完成过渡任务，后者则需要经过一个比较困难、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过渡问题时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具备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才能保证实现过渡的任务，“而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只占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2]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俄国无产阶级需要同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这样就有必要在经济生活中实行自由贸易。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3]以上的材料说明，列宁对于俄国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和措施建设社会主义，认识是深刻的。
列宁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与上述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团体或苏维埃国家的某些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帐目进行计算，从而达到制约资本家的活动和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目的。1918年4月，列宁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指不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苏维埃国家政权对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干预、指导和引导。上述这些措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消灭资本主义）。由此可以认定，它是谨慎地、缓慢地、渐进地推动社会主义进程的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更是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市场和商业的作用，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更能说明他主张谨慎地、缓慢地、渐进地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
第二，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无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自己和全人类都获得解放，主要依赖于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并在新政权得以巩固时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经验。1918年4月，列宁曾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4]。还说：“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5]这里所说的，就是转变工作重心，即把工作重心由对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到管理经济、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在这一时期，他不仅提出了转变工作重心的要求，而且提出了管理经济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加强国家干预经济和引导经济的力量；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启用旧社会过来的技术专家和生产管理人员，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服务。1921年春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深层次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一转变使苏俄走上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为苏俄发展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可是，1921年春苏俄出现了社会不稳定和政局不稳定的问题。一是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毁坏农业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不稳定，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里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示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即苏维埃俄国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这场叛乱的发生，意味着苏俄的政局不稳定已经深刻化和明朗化，或者说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上述不稳定问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特别是余粮收集制，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二是多年战争造成的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三是敌对势力从事破坏活动。
列宁领导党和国家政权采取了稳定政局的措施。其根本的措施是改变经济政策以促进政局稳定。改变经济政策，主要是改变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即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改变了禁止买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改变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发展，并且实行租让制，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等等。从列宁当时的思想和实践看，改变经济政策是为了促进政局稳定。
为了促进政局稳定，列宁还提出了必须采取的其他各种措施。如他要求党组织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同政治动摇现象作斗争。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苏俄政局的不稳定，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即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发生了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了反对这种动摇，实现国家政局的稳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讲团结，守纪律，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统一，齐心协力地投入工作和斗争。他说：政治动摇的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6]列宁提出，为了达到稳定的目的，党必须接近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反对政治动摇现象。当时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提出：“我们将采取一切办法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7]。在他看来，同群众建立联系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群众的情绪，对群众作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如向群众解释苏俄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什么必须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什么只有工人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意味着什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接近群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选拔他们作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列宁认为，为了达到政局稳定的目的，还必须同敌对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端正党的形象，促进政局稳定。
第四，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推进自己的事业，无论是推进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全体党员和工农群众自觉地献身于求解放的斗争。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同国内外敌人作军事上的政治斗争，以英勇无畏的精神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时列宁主张对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教育。1919年春，高尔察克白匪军在西北利亚地区叛乱，东线局势趋于紧张。列宁起草了《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加强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工会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参与做宣传鼓动工作，东线局势稳定后不久，南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党把军事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南线。列宁再次提出，要加强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说：“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戌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8]列宁还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和全体政治工作干部认真地做好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列宁看来，在红军中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使士兵懂得为谁打仗，应怎样去战斗，从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苏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采取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采取新经济政策是一场“政治变革”，“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9]意思是说，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群众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方法和步骤，献身于这项事业之中。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三大任务：一是教育一部分党员克服自满和自大情绪，踏踏实实地学习做经济工作；二是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三是反对贪污受贿。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党的方针政策迅速地转变，无产阶级队伍中一部分人缺少思想准备，感到灰心丧气，甚至于在行动中有抵触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10]意思是说，党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端正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版权所有
第五，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时期，面临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第二国际及其各国党的领导人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不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不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俄国以至全欧洲的革命则不能顺利向前发展。1918年5月，列宁曾提出：“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和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11]即认为如果不同错误观点作斗争，不维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则不能使广大群众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也就不可能有各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如何认识“战略退却”的问题上，列宁主张批判“社会主义失败论”，维护和捍卫苏俄人民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是对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理论的正确的、灵活的运用。可是当时，资产阶级分子对苏俄的“战略退却”极力作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由俄国前立宪人组成的流亡在西方的人认为，苏俄“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针对这种论调，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战略退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建立了同农民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12]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俄无产阶级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前所述，1918年春，苏俄巩固政权和镇压敌人反抗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列宁提出必须把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来，并且提出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即认为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他在有关文章中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13]当时党内有的人反对在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列宁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14]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这里说，任何一个“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肯定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这些论断具有极深刻的含义。因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到过，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仅仅从书本知识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则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不可能为苏俄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看来，上述列宁论断的含义包括：反对以书本知识塞满头脑，提倡从书本中摆脱出来，大胆地进行探索，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党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找出路。”[15]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并且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就怎样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革命的必然性，怎样认识苏俄革命的前途，怎样发展生产力和怎样进行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六，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加强党的建设。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以后，领导工农群众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巩固政权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1920年，列宁在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16]可是，党内有些受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并且把政党与领袖、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针对此列宁说，在现代文明国家内，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因而把政党与领袖、群众与领袖对立起来是十分错误的。他还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跳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17]意思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消灭了阶级，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才会消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里，由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存在，必须发挥它的作用。
列宁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提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中，他领导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以及党的政治路线上不断地加强了党的建设。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强调党组织的统一，反对组织的活动。新经济政策初期，党内出现了几个各自有其纲领、反对党中央正确决策的派别集团。据此，列宁在党的十大有关文件中指出：“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18]他指出了派别活动的危害性，要求消除派别活动。如他在大会有关文件中提出，代表大会毫无例外地宣布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