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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22:41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1

关键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110—03

党的十七大以来,尤其是中央16号文件颁布以来,笔者所在的四川文理学院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形势政策宣传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四川文理学院对大学生的形势宣传教育取得了明显的实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高校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的本质和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因此,搞好对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仅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正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维护稳定大局,而且还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具有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的高素质人才。《通知》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明确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二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的教育;三是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四是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五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大局。

二、精心编写形势政策教育参考资料,建立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

《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想理论课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其他各门课程教育部或省教育厅都统一编写了教材,而每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部只了国际国内形势的讲授要点,无统编教材,这在实际讲授过程中造成了困难。我校根据中央和省委“定期编写形势政策宣讲提纲,建立形势政策资源库”的要求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每学期组织校内专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的讲授要点和学校实际,编写《形势与政策》教学参考资料,着手建立四川文理学院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

2004年—2005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五讲:一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及重大意义;二是正确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三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四是国际形势与展望:2005年的世界;五是我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现状及对策。前两讲主要给学生讲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2005年—2006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学习新《规定》,践行新《规定》。主要给学生讲解教育部新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二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主要讲授当时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背景、内容及大学生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讲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努力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状况以及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五是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主要讲授认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中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政策和措施。六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七是2005年—2006年国际形势综述。

2005年—2006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主要讲授“十一五”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面临的形势、“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等。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讲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及特点。三是当前我国的教育形势。主要分析“十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十一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2006年的重点工作。四是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主要讲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驳斥西方国家“中国”。五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六是为了这片热土的呼唤——与时俱进的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要讲授我校近30年的创业历程和学校在“扩校升本”过程中的政策措施。

2006年—2007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先进性常在,生命力永存。主要讲授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讲话精神。二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讲授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三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讲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介绍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依据、意义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四是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主要讲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主要内容,使学生了解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形势及中长期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五是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和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六是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2006年—2007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把四川文理学院尽快建成合格本科院校的思考。主要给学生介绍我校升本后如何把学校建成合格本科院校的政策与思路。二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主要讲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三是当前的国际形势问题。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五是关于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六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现状与展望。

2008年—2009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四川省、达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析;二是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三是弘扬奥运精神、增强爱国热情;四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五是正确判断当前的物价上涨和宏观经济形势;六是坚持科学发展,推动文明创建;七是国际形势及我国。

2008年—2009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与政策及川东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困境与出路;二是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若干重大问题;三是我国三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回顾;四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当前经济形势展望;五是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六是当前的国际形势。

2009年—2010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七讲:一是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二是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三是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四是深刻认识“门徒会”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五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六是我院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综述;七是国际形势与我国。

2009年—2010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我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二是办好世博会,展示新形象;三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纲领性文献;四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五是国际形势问题;六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2010年—2011年下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伟大的历程,光辉的成就;二是当前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与任务;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四是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五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及特征;六是当前国际形势问题。

2011年—2012年上学期,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六讲:一是“三大事件”彪炳史册,“三大成就”继往开来;二是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和“四个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三是解读达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四是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五是科学重建,伟大壮举;六是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2011年—2012年下学期,我院《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九讲:一是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二是大学生涉入非法传销的危害、原因及防范对策:三是吹响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四是新时期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五是探寻伟大的李林森精神;六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七是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八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九是其他地区问题。

从综上内容可以看出,我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包含了三大部分;一是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涉及国内经济形势与政策、政治形势与政策、教育形势与政策、就业形势与政策、社会形势与政策以及地区问题。二是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涉及中国与各大国、各地区联盟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世界热点问题概述以及我国对外交往政策。三是爱校教育。主要涉及学校艰辛创业历程、扩校升本和创建合格本科院校的政策措施以及加强学生管理的一些政策措施。从目前我校建立的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中,可以清晰看出最近几年国际、国内和我校发展的脉络,为我们讲好《形势与政策》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整合学校形势政策教育资源。为讲好《形势与政策》提供时间、地点、师资保证

在以往组织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我们深感形势政策教学组织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一是学习时间长。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大学三年或四年,学生每学期都要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是其他任何课程所没有的;二是涉及学生广。所有专业的所有学生都要上《形势与政策》课,全校性与全员性是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可以说,在同一时间,只有《形势与政策》课才具有如此的广泛性,涉及全校各年级的每一个同学。上述这两个特点,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实施造成了一定困难,使《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难度大。一是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的要求。现在的高校几乎都是万人以上大学,如果采取听报告的方式。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几场报告,固然可以解决师资问题,但每场报告学生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这种报告方式效果不理想。如果采取分班教学,则需要上百个形势与政策教师,师资无法保证;二是上课地点和时间不好安排。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学习时间长和涉及学生广,无论采取固定时间、地点和临时时间、地点,都有一定的困难。

针对《形势与政策》的上述特点与困难,我校整合学校教育资源,采取领导形势报告与教师课堂讲授相结合的办法。领导形势报告就是请市委领导和学校领导针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每期给新、老校区学生在学术报告厅作一场形势报告,由党委宣传部贴海报,分配各系名额由各系组织学生参加;考虑到《形势与政策》在教师、时间、地点安排上的难度,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中加一节作为《形势与政策》上课时间,这就解决了教师、时间、地点问题,当然,讲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都是专职教师。对于没有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四,由于毕业班课程本身就少,就安排兼职教师兼任。

四、认真备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形势政策教育的实效性

1.坚持“大范围”与“小范围”相结合的集体备课制度。所谓“大范围”,就是每学期开学前,由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学校全体《形势与政策》课专、兼职教师进行集体备课,对本学期形势政策教育内容进行安排并提出具体要求;所谓“小范围”,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部和各系为单位,针对教学中的某一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组织教师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使教师在上课前对每一专题都有深入的了解,这样讲起课来就得心应手。

2.教学要与大学生实际利益与发展紧密联系,促进其对课程兴趣的增长。《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一般都是影响和关系世界及国家发展的所谓“大事”,似乎与个人利益没多大关系。但是,每个人都具“趋利避害”的心理倾向,因此对大学生而言,与自身利益和发展有某种关联的事情常常会非常关心也很感兴趣,而对与自身利益及发展无关的事情不会十分关心。因此,如果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对这些“大事”的讲解脱离大学生实际,而不与其利益及发展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则他们会认为这些“大事”距离自己太遥远,对于课程的兴趣就会减弱。就达不到应有的教学目的。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要求在教学中真正讲清楚国际国内大事对国家、对社会意义何在,对个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从而使学生真正认清形势、把握政策。

3.在教学中重视对分析问题方法的传授,重视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了之后感到有用。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当成一般“新闻”,将课堂教学变成“传播新闻”,无疑会使大学生丧失对课程的兴趣。因此,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除了尽可能地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深入浅出地作出分析外,还应重视对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如对某一热点问题的讲授,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资料,了解问题的一些常识,在此基础上,教师重点分析这一热点产生的背景、来龙去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为什么坚持这一态度等。这样,就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逻辑思维能力,使其感到这一课程对他有用。

4.在教学中重视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在教学中,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传媒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优势,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国际、国内大事;我们每年都要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形势》影视资料,定期在学校录像厅给学生放映,增进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了解。

五、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我们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且对学历和职称都有明确要求。我们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必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背景。在目前的教师队伍中,80%以上的教师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和硕士以上学历。

总之,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会议精神,把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这一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努力推动我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宁骚.公共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王学杰.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3

“未来,应将地区经济形势研判更紧密地纳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框架。”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表示,要推动形成国内外联动、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协调的发展新格局,地区经济工作思路正从注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的新思维。而这也成为地区经济司“推进机关定位转型”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定位转型符合中央要求、地方期盼

“地区经济司承担着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职责,工作职能宽泛,任务十分繁重。”刘苏社介绍说,具体工作包括:研判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组织拟订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协调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统筹指导全国区域合作和组织协调国际区域合作,协调国土开发整治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扶持老少边穷和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统筹推进全国对口支援工作等。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特别是推动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新形势下,如何更加深入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协调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加快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如何更好地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各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为当前稳增长、调结构作出更大贡献;如何更好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入思考事关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和重点工作,进一步发挥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工作主动性,增强工作执行力,这些是地区司在深入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结合中央要求、地方期盼、部门转型对比情况及我委自身需要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提升发展改革工作水平的必然选择。”刘苏社说。

加强形势研判,做好政策储备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统一安排,结合地区经济工作实际需要,日前,地区司有关负责人陪同委领导赴江苏、江西调研经济形势,组织有关部门赴藏区调研中央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赴安徽调研长三角城市协调发展情况,赴云南调研地震应急落实情况等等。

据了解,调研过程中,地区司有关同志除了深入工矿园区、项目建设点实地以外,还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需要重点支持的政策措施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定位转型等问题,听取了地方和企业的意见与建议。

刘苏社介绍,各项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如何落到实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如何上下联动,项目和资金安排如何体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导向,这3个方面的问题受到地方普遍关注。

“新常态下,区域间的分化比较明显,如何把握地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针对新常态、新要求创造性地做工作,特别是加强各地形势研判,做好政策预研储备,至关重要。”刘苏社认为,当前,在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时,既要有行业分析,也要有区域分析。例如,面对区域走势分化,地区经济工作应该怎么做;又如,“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之间有什么关系,地区司应该做哪些工作,这些都需要创新。

为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深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今年3月份,地区司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15年度研究课题。课题研究方向大致分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新变化,培育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和主要思路,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部地区增长潜力和发展趋势,“十三五”时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等6个方面。特别是,要研究在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前提下如何加强区域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投资、消费、产业、土地、价格等政策工具的相互衔接、配合,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组合。

多做原创性工作,多提创新性建议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敢于和善于自我革新,自觉破除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和路径依赖,多做原创性工作,多提创新性建议。”刘苏社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要主动调适工作状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统领地区经济工作。

“继续把推动区域战略和规划实施作为突破口,加强区域规划后评估工作,查找规划实施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动规划真正落地、取得实效。”刘苏社介绍说,地区司不断完善创新发展思路、政策工具和推进机制,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重大国家战略摆在工作中心位置。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东部地区率先转型升级,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做好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相关工作。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引领带动“三北”地区发展,辐射东北亚发展。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落实好相关重大区域规划,统筹好国内区域合作和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长江经济带重大战略衔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推动统筹实施“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处理好编制跨区域、次区域规划与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的关系。

刘苏社表示,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抓好潜力地区和薄弱地区,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一方面,大力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继续发展壮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依托城市群发展培育长江中游、珠江-西江经济带等一批对全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积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推动构建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陆路交通干线的一批重要经济增长带。统筹推动部级新区、临空(空港)经济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等特殊功能区建设,加快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4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式认识思考当前分析

一、前言

充分的认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对于改善我国经济市场环境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态良好,逐渐从经济低谷中走出来,在拉动我国内需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环境的好转,我国的出口贸易也呈现出了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依然面临着通货膨胀、贷款难等问题。发挥出经济金融的发展优势,解决经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是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当前经济金融形式分析

自2008年下半年我国实行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增站速度的逐渐回升。很多人提出了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而也有的人则认为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股票市场走势下降的问题,悲观的认为我国的经济展现出来明显的后劲不足的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虽无前者的过热,但也无后者的过渡低迷。我国的经济金融处于一种较为积极的复苏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上半年度,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Cpi同比增长为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18.3%,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为45%。从以上数据信息中能够发现,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良好[1]。

首先,我国最高决策层对于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具有良好的把握以及判断,能够正视经济金融负面发展的问题。并且在经济金融管理中积极的实行财政政策,并且湿度放宽货币政策。

其次,开展刺激性消费,推出新能源、新材料的进农村活动,积极鼓励民间投资,将农业投资的范围扩大,并且注重民间资本的整理。

最后,在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大的背景下,经济市场潜力增大,积极的推进城镇化经济发展,以城镇化为基础释放出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劳动力充裕的大环境下,保障劳动力充分就业[2]。

三、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良好,但是随着国际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社会发展形式逐渐推陈出新,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也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将会严重的阻碍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因此,为了推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竞争力,就需要分析当前经济金融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

(一)贸易顺差的影响

贸易顺差在人民币汇率升值作用下,将在2016下半年度中延续了上半年度的扩大趋势。国内很多经济出现了流动过剩、通货膨胀指数上升的对冲压力,最终导致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升高。在经济金融市场上利率提升的背景下,将会加剧美利差的扩大和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3]。

(二)居民经济受到影响

从对于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能够发现,居民对于经济金融、就业判断的指数期望下降,并且与经济增长出现反向意象。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受到了经济预期的影响,导致居民消费降低,并且相比于上一年度的物价满意度逐渐降低。

(三)国际上的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国际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导致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经济发展目标是采取何种方式来共同的面对经济发展危机,并防止经济下滑。很多国家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基于扩展性的财政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财政政策不适于国内财政经济发展,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复杂化。如欧洲因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发展复杂化,并且引发了欧元危机。

四、经济危机后的经济金融改革建议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新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克服很多问题。

(一)建立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提升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需要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市场中形成完善的汇率机制。该种汇率机制的实现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短期的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是由国际收支状况决定。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人民币出现贬值。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的情况下,将会促使人民币升值。如果在汇率制度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国际收支情况不会影响到汇率,在人民币高估时,未来人民币将会面临着贬值的风险,出现严重的资源外逃情况。相反,在人民币低估时,未来导致时资本流入,人民币会升值。为了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实现经济金融发展市场,制定科学合理的汇率机制,在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方面意义重大[4]。

(二)基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创新是时展的基础,在经济金融发展中,也需要创新技术、创新理念以及创新环境的推动。在国家时经济金融发展环节中,金融创新是改善经济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商业银行在利率信息掌握上比较超前,但依然不能够判断出利率的走势,同理,商业银行的大客户也不能够对利率走势进行判断。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的创新。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实现以市场利率化促进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中现金融创,能够借市场利率化之东风,发挥出商业银行的潜在优势,革新其财务管理模式。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推出多样化的保值金融产品,根据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推出风险防范金融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产品,逐渐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中得以应用[5]。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对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式进行介绍,分析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提出新时期经济金融发展的建议。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良好,但是随着国际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社会发展形式逐渐推陈出新,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也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将会严重的阻碍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出了建立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基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陆宗轩.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和思考[a].《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2.

[2]黄思逸.谈谈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与思考[J].文理导航(中旬),2015,11:87.

[3]徐诺金.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与思考[J].南方金融,2010,08:34-39+64.

[4]安杰山.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思考[J].学术探索,2012,11:77-80.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5

maXianghua

(Xi'anphysicaleducationUniversity,Xi'an710068,China)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化、网络化、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多数人民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物质世界的高速发展,也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带来了冲击,“爱国主义”思想意识淡薄。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突出大学形势政策课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

abstract:inthe21century,theinformatization,networkingandeconomicglobalizationmakeourcountry'seconomydevelopsofast.moreandmorepeoplelivehappily.Butthefastdevelopmentofmaterialworldimpactsthepeople'sidealandbelief.thepeople'spatriotismfaithbecomesdim.thecollegestudentsarethefutureandthehopeofourcounty,andtheyallthesuccessorsandthebuildersofthesocialist.Sowetakethepatriotismeducationofthesituationandpoliticstoanimportantposition.itissoactiveandimportantthatpromoteournationalspiritincollegestudentsandhelpstudentssettherightworld,lifeandvalues.

关键词:爱国主义形势与政策大学生民族精神

Keywords:patriotism;situationandpolitic;collegestudents;nationalspirit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1-0173-02

1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教育

信息化、网络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发展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形成了各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消极负面影响。由于西方社会与我们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他们通过强势经济下的强势文化,将各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谓的民主思想的等通过网络、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迷惑了很多当代的大学生。部分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模糊,爱国主义意识淡化,奉献精神缺失,势必影响到投身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爱国主义是人们以热爱和忠诚祖国为内容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团结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它集中地表现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爱国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中华亿万儿女的精神支柱,是一面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内忧外患,甚至濒临绝境,但是始终维系不坠,保持着祖国的统一和团结,究其原因就是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与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承担起对祖国的义务和责任,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和尊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将肩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在这时期,高校更应该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要方法,将以基本国情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于形势政策教育各项内容中去,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而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2形势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常性内容

形势政策是党和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高校形势政策课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大学生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价值取向教育,同时,做好形势政策教育,还要经常性的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引导学生从国际环境、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社会发展大进程看形势,它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

二十一世纪,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深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国内,我国正由传统型社会向现当代型社会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使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对学生思想观念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

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高校学生仅仅依靠个人努力,做到科学、正确的分析形势、判断是非绝非易事。形势与政策教育能够在帮助学生认清形势、增强民族自强、自尊、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增进历史使命感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具体实施策略

3.1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从组织方面,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是形势政策的主体。学校党政、共青团干部负责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组织、协调、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另外,教师队伍专、兼职教师要科学搭配,定期对形势政策教师进行培训,提升教师知识储备。其次,从理论方面,担任高校形势政策课教育的主体,应积极加强自身理论水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成果武装并指导,认真研读时事报告,同时教育主体应密切联系学生,将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点问题积极认真的思考,用科学的理论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加以思想的引导。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面对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不能简单地讲评国内外重大事件,而需要通过教育主体的合理引导,使学生对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的趋向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分析,从而使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此外,通过定期举办集体备课,研讨沙龙等形式,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共同提高理论水平。再次,从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教育主体要从当代学生的实际出发,继承创新适用于新一代大学生的教育方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日益强化,其思想呈现多样化趋势,传统的灌输式教育难以被学生的接受。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方法过于僵化,因此任课教师要努力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突出爱国主义教育,采用各种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和教学规律、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演讲辩论、角色参与、多媒体网络技术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热情,改变传统的被动灌输式,让学生参与实践,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以加深学生对形势政策的掌握和理解,从而达到提高思维能力和提高思想觉悟的教育目的。

3.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首先,校园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重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核心,由校园中所有成员长期教学过程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学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学校园文化是形势政策课的重要载体,是不断增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保证。其次,校园文化应突出中国历史伟大成就教育。教师应紧密结合教材,认真研读形势,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主体应从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教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多个角度讲述。我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领先世界诸多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一件件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万里长城、大运河、四大发明、故宫博物院等每一件都使世界人民感知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教育主体应积极利用这些材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强心、自信心,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再次,加强校风建设。学生在集体中,思想行为容易受到集体风气的制约和同化,因此学校要重视校风建设。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重要作用,将“爱国主义”渗透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组织载体中,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娱乐活动中去,要指导和鼓励结合传统节日,重大事件,升国旗等,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逐步树立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

3.3积极发挥网络载体“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网络的发展为形势政策课提供了新的载体。网络的快速发展,为解放学生思想观念、拓宽视野、了解世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网络快捷性、海量性、交互性、隐匿性特点,又给传统形势政策教育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教育主体地权威性受到挑战,传统教育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交流和互动,给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首先要提高教育主体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知识,当代教育主体必须转变观念,熟练地运用网络多媒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探索网络环境下形势政策课教育的规律和方法,有效的在网络上与学生进行交流,使网络成为大学生自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

3.4突出“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是形势与政策教育主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它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渗透其中,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教育。文体活动不是依靠教育者的直接说教,而是运用无意识教育的方法,使受教育者由被动转为主动参与教育活动。教育主体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长短期规划。在制定规划时要结合学校的中心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要把各项活动有始有终地开展下去。活动一旦开始,就要投人全部精力把它做好,让学生在活动中真正感受到乐趣并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4结语

总之,使“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于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中,是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命线,在这条生命线里,教育主体应积极配合,形成合力,使高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旗高高飘扬,使励志图强的大学生朝着美好的明天而奋进。

参考文献:

[1]苑申成.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科学化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1,2上.

[2]苏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实施策略[J].教育探索,2010,(3).

[3]刘丽,牛玉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与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6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都受到了相应的影响,既会对一国的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会危及一国的政治、经济安全,产生双面的影响。政治安全指的是一国的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调适功能,能在社会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过程中,保持原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结构不变,并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解除外在的不安定因素,防止出现政治动乱等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行为,能够抵御外在势力对一国安全的破坏和颠覆,保持一国政治秩序的稳定。

 

确保一国的政治安全,有助于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也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建设,有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幸福。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由于各国发展历史不同、经济制度差异以及文化差异较大等,使得各国在政治安全维护方面的侧重点和策略各有不同,这也增加了一国应对国际势力破坏的风险,只有及时认清国际国外的形势变化,把握好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追求,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好我国的国家安全,把握好我国在国家社会的发展命运。

 

一、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

 

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的相互交织,对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都产生了许多影响。国际社会经济的风云变幻、政治变革的层出不穷以及文化建设的千姿百态,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破坏政治安全的稳定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日益展现出大国强国的风范。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威胁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利益。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型,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势必会激烈的抢占我国市场,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作为国家政治稳定保障的经济,一旦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强烈冲击,势必会对政治制度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近些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活动猖獗,我国国内的台独势力、藏独分裂势力以及“东突”恐怖组织,都在谋划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破坏行为,对我国政治稳定都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

 

(二)改变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所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意识形态是支配一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政治发展轨迹的直接体现。国际社会的一些势力,也在不断地利用经济直接投资、文化传播等形式,企图向我国国民输送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制度以及政治模式等,趁机改变人们的基本观念和社会认知,产生社会制度的信仰危机,激起民愤。这种企图扰乱我国结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方式,推销他们的社会制度的行为,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影响国人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破坏我国政治形态的稳定。

 

(三)削弱政府的管理能力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一国的政府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要能立足全球视野,着眼国内国外情势,综合判断和做出相应的决策。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渗透力日益增强,我国在应对国际社会挑战时,也是困难重重。例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商品开始涌入我国市场,对我国的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势必要进行产业机构的升级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这就要求政府要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调整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节和控制,以扭转竞争处于劣势的局面,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与迅速发展。

 

二、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现实举措

 

(一)大力发展经济,维护政治稳定

 

经济是一国政治制度稳定的保障,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政治制度的稳定奠定基础。一方面,应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病,促进市场经济的积极发展。这需要政府及时关注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情变化,有针对性的修订相关的政策、法律,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保障。

 

其次,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既要为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便利,有效利用境外的资金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要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出口的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高高科技如高铁、核工业的出口比重,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二)制定符合国情的政治安全观

 

一方面,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政治安全观。政府要把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相结合,综合加以考虑,树立“多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因为各种安全观直接都会相互影响,只有统筹考虑,才能更好的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

 

另一方面,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治安全措施。在确立了相关的政治安全观之后,政府结合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变化,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并有针对性的利用一切优势条件,及时防范国际社会出现的不良动向,集中一切国内的力量,给予国际邪恶势力最致命的打击,给国内外相互勾结的势力予以重创。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合作与冲突不断,只有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才能在风云突变的国际社会中独善其身,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一方面,我国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可依靠的力量,积极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双方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在国际社会建立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国际组织在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驱动力,不断加深与国际组织的深入合作,有助于我国更好的与其它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更好的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7

【关键词】1998年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积极财政政策

一、引言

1998年经济危机是一场局部性的亚洲范围的危机,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则是一场整体性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两次外部经济危机虽然波及范围不同,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互制约,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面对该情况,我国政府迅速反应,主动出击实施反周期的、主动干预和调节的相机选择型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对比两次危机下应对的财政政策,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相机财政政策,积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有效经验。

二、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经济危机主要通过社会有效需求对经济产生影响,两次危机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增加困难,出口需求锐减,进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一)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失业率高、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预防储蓄需求增加,人们希望增加储蓄来预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

(二)投资需求增长困难

处于市场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欲望不强,投资预期收益下降。

(三)出口需求锐减

货币贬值,以加工导向的初级产品竞争优势相对小,外需水平下降。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2008年的外贸出口额为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2007年25.7%的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

三、我国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

(一)相同点

两次财政政策的实施都是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强大冲击,政府基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主动进行宏观调控,从稳健财政政策过渡到积极财政政策。基本的思路是“增支”和“减收”,主要运用了增加政府投资和扩大国债发行的政策手段,依赖于政府支出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机构的调整。此外,两次财政政策的重点投向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税收政策,通过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关税来增加价格优势,缓解出口压力。

(二)不同点

1.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速度快、力度强、涉及面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2008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政府拥有丰富的财政资金来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反应灵敏,政府能够根据国鹊木济形势及时地做出反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与开发、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有全面细致的考虑。总体看,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方式和内容上都显得比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强劲。

2.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汲取政策为主,而2008年的财政政策以汲取政策为主、补偿政策为辅。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制改革上有较大突破,明确实施了结构性减税,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时税制基本保持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8年国家财政有限的汲取能力限制,进行大规模地减税对财政负担较大。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方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举措,主动实行了“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统筹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

3.2008积极财政政策则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工具上基本是以政府投资和国债为主,其它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或者作用相对有限。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在工具的丰富性上有了很大变化,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工具,特别是“增支”和“减税”来使用,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被进一步放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4.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比1998年更加注重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再单一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放在重要的中心地位,体现了我国财政更具有公共性质。而在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只是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在财政收入方面“结构性减税”更加重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优化结构发展。

5.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属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给经济注入资金活力,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不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淘汰落后产业机制,顺利完成产业改造与升级。1998年的财政政策属于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起效慢,对经济的冲击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

四、两次经济危机的效果评价分析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短期性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短期为主,力度适中,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小,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弹性,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刺激。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步入了适度增长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个寄望于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权宜之举。短期内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从现在来看却牺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导致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短期来看,四万亿投资计划,顺利实现“保八”经济增长目标,在拉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投资的确对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逐步企稳回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刺激第二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弱了财政政策的弹性;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更加严重,错过了危机下市场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升级的黄金时期;资金在不断向市场投放的时候,物价水平因此而上涨,通货预期压力渐渐增大。

五、经济危机背景下有效财政政策建议

(1)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应迅速反应,及时主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相机决策要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搭配使用,综合利用国债、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政策手段来拉动社会有效需求。

(2)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立足于消费、投资及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转移支付和税制改革等手段,加大χ行∑笠档闹С至Χ龋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与教育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发挥好财政政策作用,切实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摆脱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摩擦不断的窘境,最终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4)财政政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发挥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优势,把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结构性矛盾统一起来,把解决当前问题和解决长远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作用,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5)财政政策的实施要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地控制积极财政政策的尺度,注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结合。切实将发债数量控制在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通过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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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8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弱势群体成为国际通行的一个词汇,是在近几十年。[1](p21)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称法,如: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了各自的界定。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弱者作为社会工作的对象,认为“弱势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的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遭受挫折的群体”。[2](p17)有的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看做是贫困群体或者是贫困群体的一部分,认为“脆弱群体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口群体: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原因,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脆弱群体一部分已经是贫困者,另一部分是潜在的贫困者。”[3](p93)有的学者则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界定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并且认为法治社会应该从法治的公正性出发,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4](p23)

一般地说,弱势群体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困难人群。在社会学的视域中,这些社会困难人群的出现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调的表现。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或由于一部分社会成员自身的某种原因(竞争失败、失业、年老体弱、残疾等)而造成对于现实社会的不适应,并且出现了生活障碍和生活困难的人群共同体。在社会学看来,弱势群体所存在的问题也必然就是社会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有利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调适,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弱势群体包括生活弱势群体(如贫困者群体)、就业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失业者)、生理弱势群体(残疾人群体)、年龄弱势群体(退休者群体、老年人群体)等类型。

从群体的基本特征上来看,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首先,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社会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下岗失业,身体残疾,年老退休,等等,都会造成经济上的低收入。经济上的低收入也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生活脆弱性,一旦遭遇疾病或遭遇到其他灾害,他们很难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是社会弱者的根本属性,决定着社会弱者在生活质量和承受力上的共同特征。”[5](p66)

其次,生活上的贫困性。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数量低下,也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在其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中使用廉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果。[6](p130)生活上的贫困性也是弱势群体的典型特征。

第三,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政治生活的产品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authoritativeallocationofvalues)[7](p129)。显然,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游说活动,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弱势群体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制定更加公正的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各个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四,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的职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前途悲观,心理压力巨大。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低影响力,也使其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这些都造成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而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8](p68)。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综上所述,由于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同时,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了政府在支持社会弱势群体过程中的责任问题。

二、政府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的责任

政府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逐步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进而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一)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行政责任。

在解决弱势群体的过程中,政府是无疑是主导性的力量,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理应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时所说的:“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9](p677)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生活的贫困化,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和普遍现象。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首先依靠政府的力量,依靠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和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因而必然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责任在于给强者以‘发展权’,给弱者以‘生存权’,以有效地防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纯生物式的市场竞争。”[10](p100)

(二)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法治社会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法律作为一种强社会控制形式,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弱势群体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武器,法律也要求政府必须担当起保障人权、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使命。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同时,法治的普遍性要求对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因此,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人权必须要依法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政府依法“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强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4](p23)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私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三)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德治的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若没有理性的道德加以规范、引导,就会变质,以强凌弱、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坑蒙拐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现象和非理性行为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贫富差距就会日益扩大,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以德治国”,提倡平等互助、扶弱济贫,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坚持“以德治国”,就要通过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正确调节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弱势群体是“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11](p26)

(四)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贯彻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公共政策是由政党、政府等社会组织所组成的公共决策系统为实现社会目标、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或者选择的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它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法令、策略、条例、措施等。公共政策制定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系统的经常性活动。公共政策制定实质上就是政府决策系统对已经出现的政策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公共政策研究认为,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服务于一定的利益追求。在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帮助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里所谓的利益集团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强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则很少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坚持社会公正原则,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公平的价值取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提供支持和保护,防止出现“马太效应”,避免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集聚于那些强势群体的手中。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首先就表现在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忽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就不可能公平、公正。毛泽东在谈到党的政策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时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2](p1128)邓小平在谈到“先富”政策与“共富”政策的关系时也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3](p166)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五)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也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由于弱势群体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又由于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于是,在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于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贫困就会激起祸乱。[14](p308)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也容易使人倾向于暴力。[15](p15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并且发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6](p395)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少数人闹事”属于社会聚合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是发生聚合行为的根本原因。现阶段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强势群体集体上访、堵交通、围政府等事件就是一种社会聚合行为。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改革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了。因为,弱势群体是我们社会中的基本劳动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撑,是“载舟之水”,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基础。弱势群体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政府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具体对策

尽管由于国家现有财力的限制,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仅仅依靠政府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国家通过社会政策进行扶持和保护的同时,还必须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会互助网络。但是,本文认为,政府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过程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应该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首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政府要配合国家立法进行相关的行政立法,以法律法规形式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

任何社会都会有天灾人祸,都会一部分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而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劳动能力,都会有生、老、病、残、伤、死者,都会有鳏、寡、孤、独、贫困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政府就有责任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都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但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构成状况的异常复杂性,而且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政府及其行政机关要加大力度,积极配合国家立法进行相关的行政立法,以法律法规形式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政府的弱势群体保护行动(affirmativeaction,简称aa)就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价值的法律设计,公共机构通过对弱势群体保护行动的计划、政策和法律服从,承担起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责任。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反对就业雇佣歧视,而且要求雇主、工会和就业咨询服务机构采取积极的行动步骤,通过准备和实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计划,来减低社会中存在的弱势集团成员不能充分被代表或雇佣的状况。[17](p158-159)

(二)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或选择,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政策支持。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没有明确目标的公共政策是毫无意义的。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说的,“我们所关心的是有目的或者目标取向的行动,而不是随意行为或偶然事件。现代政治系统中的公共政策基本上不是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们是有意识地要产生一定结果的(尽管说这些结果并非总能实现)。”[18](p4)政府正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协调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也正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一个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公共政策,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干预社会生活,直接关系到该社会中种种矛盾、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也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政府向弱势群体直接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的公共政策是制定并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19](p12)政府还通过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政策倾斜和公平就业机会等,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同时,由于弱势群体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的公共政策也必然呈现层次性、多样性和针对性。“社会福利政策以一般状况或者以保障最低生活为基准,但它面临的矛盾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逐渐呈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单一的救助基准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它又会带来新的、复杂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要对现金、实物、服务等各不相同的功能进行区分,同时还要更具体地掌握需求者、对象者的情况。在包括家庭和社区社会具体状况的分析中,制定具有层次性、针对性的政策。”[20](p115)

(三)政府还要通过其公共服务职能,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保护。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主张建立企业化政府,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克服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21](p35)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还强调顾客至上或顾客导向,它通过把公民变成消费者(顾客),以市场取代政府,提供回应性服务,满足公民(顾客)的不同需求。它还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然后通过调查,倾听公民(顾客)对公共服务的意见,测量其满意程度,并根据绩效指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22](p22)“新公共管理”还强调要通过建立执行机构或半自治性的分散机构,让它们负责公共项目的执行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缩小官僚机构的规模和集中化程度;通过“一步式商店”(“一站式服务”)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23](p76)但是,政府的企业化是有限度的,如果政府完全以企业型政府自居,就有失去政府应有角色和责任的危险。所以,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应着重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但是不宜将顾客导向的行政方式无限扩大至所有的政策领域。政府有责任把公共服务工作的触角伸向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办急事、难事和好事,体现政府对老百姓的亲和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总之,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使得他们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明确并且切实履行自己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治风险,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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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590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的两大基本政策,对实现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两大政策应紧密配合,避免政策作用对冲抵消,以实现优势叠加和整体效用最大化。

1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共通性,这为二者配合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共通性表现在:(1)实施主体上,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经管部门,在政府确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经济政策指导下,可从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工作,协助政府调控管理;(2)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分别通过国家财政收支规模和银行信贷规模,而两种规模的制定和实施均以货币为载体,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又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由这两大政策进行调控,二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3)作用机制上,均通过政策工具变量传导,最终调整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改变居民和企业经济行为来实现调控目标;(4)终极目标一致,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二者配合运用的必要性。二者的特点体现在:(1)作用领域上,财政通过税收、国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货币政策则通过信贷规模伸缩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动来调节货币流通。(2)透明度上,采取何种财政政策是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并及时了解政府预算收支表情况而定,透明度较好;而货币供应量指标只能从永久平衡的人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易掩盖经济矛盾,透明度较差。(3)调节的弹性上,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国有资产收益、公债等)调节经济较直接,弹性差;货币政策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则具有伸缩性、灵活性特征,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间接,弹性好。(4)政策时滞上,财政政策调整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内部时滞较长,但可控性强,外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一般由央行据经济运行实际态势自行调整,内部时滞较短,但其政策工具操作施加的影响向市场主体传递经过的中间环节多,外部时滞较长。(5)调节重点上,财政政策重在结构,货币政策重在总量。国民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总量和结构双失调,因此,两种政策必须配合运用。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经济政策配合运用的回顾与经验启示

2.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1)“双松”政策(1979-1984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央行体制刚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总体上说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

(2)“双紧”政策(1985-1997年)。1985年后,新的央行体制建立,确立了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货币政策也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其特定内涵和作用。该时期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物价涨幅较高,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主要任务。于是我国从1986年起实行紧缩开支和收紧银根的“双紧”政策,银行系统通过收回旧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收缩,稳定了物价总水平;财政部门通过增加税负,削减开支,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压缩了社会总需求。

(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年)。该时期中国经济出现物质产品相对过剩和明显通缩现象,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治理通货紧缩为主。此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4)“双稳健”政策(2004-2006年)。连续七年实行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通缩阴影,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之后不久,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苗头和结构失衡问题,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粗放式增长。200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

(5)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2008年上半年)。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物价明显攀升,平均涨幅为4.8%,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为应对该局势,从该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最终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这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形势,Cpi同比涨幅也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6)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至今)。2008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债危机加剧并于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欧等国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外需迅速收缩。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于2008年11月5日也迅速转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计划四年内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银行贷款预计2009年投放10万亿来保增长、扩内需,目前已收到经济率先复苏的效果。

2.2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运用的回顾中发现规律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和变化。以上每一阶段实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都是在对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及物价水平做出现实判断基础上选择实施的,因此把握社会总供求关系状况,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对于我们选择合理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十分重要。

(2)“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效果具有局限性。只有前两个阶段采用了“双松”和“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以后各阶段都是中性(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这也与“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效果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①政策上的短视性。总体上我国在采取“双松”政策前,提出的目标和指标往往都是一年一定的短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将经济放在循环视野中考虑,之后出台的“双紧”实际上是以另一偏激手段对“双松”政策扩张后果进行的校正,易在“经济降温”时引发下一个“经济过热”。②政策目标上的单一性。“双松”政策的目标为加速经济建设,实现较高经济指标,刺激经济增长,后果往往是欲速不达,投资过度、财政赤字、货币失控、信用膨胀和通胀并存;“双紧”政策则主要通过压缩财政支出和控制信贷投放,较短时间内迅速纠偏,较大程度缓解通胀压力。但会严重损害经营效益较好企业的发展,造成人为损失。③剧烈的政策效应。“双松”后实行“双紧”政策,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回落,导致经济大起大跌。

(3)中性(稳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方式,将会是更常见的、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长期良性效应的政策组合方式。随着以后经济形势发展,以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的“双松-双紧”政策因会造成较长期经济振荡,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不符合政策调控初衷,将会较少使用。而中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这种较温和的搭配方式,能避免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度影响,同时还放眼长远,注重有利于社会公平、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效机制的培育,将会成为更适用的搭配模式。

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趋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可概括为:(1)政策丰富多样、措施扎实推进。(2)出现积极变化,结果好于预期。(3)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做出此判断的原因为:一是当前经济回暖可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出现的短期反弹。二是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持续大规模增加,为政府增加投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缓解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困难、为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提供相对宽松融资环境的同时,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也存在一定风险。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外需扩大仍需时日。四是我国经济本身正处在下行周期中,内外经济周期重叠和国内各种矛盾积累,可能会使这次经济下行的时间延长。因此,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践及规律,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简单预测:短期内,外需收缩的趋势不会好转,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调控的重点,除全力促增长外,“保稳定”也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为此,今明两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趋向将会继续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缓和抵御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影响,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加大对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保护和生活补贴,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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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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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政策篇10

[关键词]政府投资环境区域经济竞争力

政府投资环境是政府为各种投资主体的投资回报提供的条件和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政府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就政府投资环境与其他投资环境相比较而言,任何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即政府投资环境具有同质性。然而,就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相比较的角度而言,政府投资环境又存在着区别,有的甚至是巨大的区别,即政府投资环境又具有差异性。在了解政府投资环境同质性的同时,更清晰地认识其差异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是寻求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有效路径的关键点。

一、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从哲学上讲,政府投资环境的同质性,就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本质或一般特性;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则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特殊性。从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差异性的认识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差异和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最重要的认识平台。从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不同行政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务,进而形成特点各异的政府投资环境。

地理位置不同,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地理位置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的影响上。这种影响虽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却不可能完全消逝。不同的地理位置,因其气候条件和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同,往往会历史地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因地理位置的影响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促成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政策上的差异性和政府其他方面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如沿海和内地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就无法提供临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又如处于交通要道的行政区域,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需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这种具体政策环境的差异性,往往是难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改变的。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是形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又一个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通过对资源的加工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产品的过程。因此,自然资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加工自然物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的分布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全覆盖的特点。但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却永远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核心要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由此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往往会使拥有资源和拥有不同的资源的区域,形成资源性经济区域,在具体的政策环境的形成上,往往会出现排斥其他产业的屏障。这种屏障实际上就是资源型经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的重要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有些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呈现日趋缩小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某一区域相对过剩的资本总要找到新的增值空间。资本的流动性会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客观上对政府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政府投资环境在质和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

2.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观选择而使不同的行政区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这种差异性来自于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理念、观念创新能力以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多个方面。这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最重要而又经常发生作用的要素。

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根基。不同的行政区域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别,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性虽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旧的差异性消除的同时,还往往会产生新的差异性,反映到政府投资环境上,就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即使存在雷同的情况,但也不会是对其他行政区域的翻版和克隆。由于历史文化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域会产生集体的历史记忆和观念取舍,由此使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在政策的设计与选择上形成不同的特点,营造了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如江浙等地,历史上就有商业文化的基因,一旦有适宜的气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并由此构成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

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性,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上讲,人们一般都对计划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差异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但就形成区域间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的理念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是大量的经常的体现在政府和民间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好恶上。从理论上说,理念也是历史文化的现实表现。具体到政府投资环境来说,理念又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的主观因素。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和民间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尽而形成了对市场主体产生不同影响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使同一投资者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发生着不同的投资成本和获取不同的投资收益。

观念创新能力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实际发生作用的观念创新,并不表现在认识水平和能力高的个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行政区域集体的观念创新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少数人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快速演化为本行政区域的集体认同上。观念创新与一个行政区域的国民教育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国民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地区,对创新观念认同与接受的就相对较快,观念更新的周期也相对较短。观念创新是政府投资环境创新的基础和认识来源。观念创新能力的差异,也就构成了政府投资环境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现实要素。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不同的定位和选择,由此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差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正确,政府投资环境就往往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反之则呈现恶性循环。这方面的实例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都不鲜见。如东南沿海的某个市,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摇摆不定,且几任政府几经结构性的政策调整,使其不仅没有抓住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的优惠政策,形成先发优势,而且还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时机,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3.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资环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累积性差异是客观差异性和主观差异性综合作用的体现,是政府投资环境存在差异性的历史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生成和改变,尽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但并不由人的意志任意去改变。从实践上来看,改变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既不像变形金刚那样来得随便,也不像换一身衣服那样容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良好的政府投资环境,还是不如人意的政府投资环境,其形成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由于历史积累形成的差异性,往往又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同样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讲,由于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上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是和人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利益结构的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客观上的差异性还足以支撑既有利益结构的条件下,这种调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比如对于资源型行政区域,在资源远未接近枯竭期前,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往往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历史积累,往往是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从主观上讲,主观差异性的历史积累,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特别是其历史惯性影响最大。政府投资环境从外在上体现为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方面,但从内在上看则是一种具体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的体现。一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从根本上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结构,更多的并不来自于客观上的差异性,而是来自于主观上的差异性。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区域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观念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会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进而形成维持既有政府投资环境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又往往是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期,因而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上,常常又会处于相对的劣势。这就使特定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进而形成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二、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不同行政区域政府间投资环境质量的对比。这种对比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们不是各种经济要素及其构成相同的行政区域的对比,而是所有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对比。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竞争。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差异性。相反,正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为缩小以至于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上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与可能。

1.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特点

认识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一般地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市场主体的竞争有相同之处,但又与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不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相同对手”的竞争。一个行政区域无论占有怎样的竞争优势,都不可能将另一个行政区域挤出竞争的行列,也不可能彻底排除另一个行政区域与其存在的竞争关系,除非中央和上一级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对手”之间永远存在的竞争,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从理论上讲,不能定义一个行政区域永远保持对于另一个行政区域的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出现此强彼弱的不断转换,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综合性竞争。普遍来说,市场主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产业中的竞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则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并不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在所有的领域和产业,都要对其他行政区域形成比较优势,而是依托某一两个或几个优势产业,有效地吸引相关市场主体和集聚更多的资本,形成相比较的优势,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效益和社会发展上形成优势。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一种合作和互补性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如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为全球市场以至于本国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一样,任何一个行政区域也不可能为自身,以及国内外市场提供所有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作为“相同对手”,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既存在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占有或赶超对方的竞争关系,更存在着因自然和历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会因不同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本总量、资源占有情况等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丰富,但从整体上来说都集中体现在相互提供市场和服务上。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既是在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是在合作中不断培育和生长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区域间的有效的竞争。

2.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

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就其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更多地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主体,政府投资环境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是因其具体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一个资源匮乏或没有海上交通条件的行政区域,不可能去制定特定资源开发和保护或临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也谈不上这方面的政策环境问题,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在提品和服务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加强政策环境建设,以及其他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政府投资环境每一个基本要素的具体构成,只要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就不存在质量上的问题。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行政区域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互补的空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等。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在上述资源的占有上,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资源占有的情况不同,决定了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构成也不同。如同任何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也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应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差异性,形成本行政区域的优势产业,增强与其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升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三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提升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建设,不能简单地复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等,而是必须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这就决定了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在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上,必须突出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加强自身的投资环境建设。如在政策环境的建设上,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就不能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跳舞,而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相对降低门槛;在服务环境建设上,也不能一味效仿,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产业结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投资环境如同一人的穿着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的身份和体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时、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异性为基础。

3.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本途径

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一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其发源与起步来看,都是来自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有的是因交通便利而繁荣的;有的是因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发展的;有的是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拥有丰富的科技和人力资源而发达的等等。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政府在培育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其他方面环境时,只能是依托本行政区域的资源条件,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培育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获得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有效吸引市场主体的基本途径。人们习惯上都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上,也是如此。不同的行政区域,往往集聚了不同的市场主体。所集聚的市场主体中,资本量最多的又往往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相关。从政府投资环境对于市场主体的关系而言,除了极少数特殊的资源性产业以外,对于不占有垄断性资源的行政区域而言,优势产业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政府只有基于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通过突出差异性,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吸引更多的与本行政区域优势产业相关的市场主体,壮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三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主要取决于其优势产业和相关的产业链条的平均成本。政府投资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最大的合理利润空间。当然,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首先是降低其优势产业特别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的平均成本,以此来吸引市场主体和集聚民间资本,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加强投资环境建设的过程中,要把降低优势产业的投资成本作为首选政策目标,以此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宋贤卓:中国经济发展软环境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2]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