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1
摘要：采用施加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短期，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低通胀而紧缩货币后，财政赤字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对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抵消作用。
关键词：SVaR；符号约束；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黄晶（1981-），女，河南洛阳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15YD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已确立“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框架。央行不久前宣布双降、多次逆回购+SLo操作、地方债务限额管理落地及置换扩容等措施，更是财政货币政策同发力的表现。在增长“新常态”与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也多次表示“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及时进行预调微调，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精准”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经济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李扬，2013）。这不仅要求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求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分配（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常常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一些学者提出，这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发挥效力不足、搭配模式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空间（周任，2011），也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类承曜和谢觐，2007）。由于财政政策冲击会引致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亦然。因此，创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及其配合，首先要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配合效果。
财政与货币政策互动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央行具有独立性，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不受财政当局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财政主义学派则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一个统一的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不可能完全独立。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由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Sargent&wallace，1981）。其后，Leeper（1991）、woodford（1994）、Dupor（2000）、Cochrane（2001）和Daniel（2001）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认为财政当局通过名义债券、税收等财政政策变量来决定价格时，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woodford（1994）将这种财政规则称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政府通过锁定当期和未来剩余现值将政府收入及支出外生化，政府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赤字越大，负债随之上升，价格水平越容易上升并导致通货膨胀。现代财政主义者还强调：政府如果采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己任的中央银行就不能无视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我国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排除非李嘉图规则的可能性（郭庆旺等，2003），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
关于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及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多，而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宏观效果分析仍相对薄弱。目前，该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研究发现我国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黄金竹（2005）、王文甫（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晏露蓉等（2008）通过分析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提出财政收支活动客观上构成货币投放与回笼的主体，国债政策会加大货币创造效应，加剧资金流动性过剩；袁卓群等（2014）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并且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受限于数据，晏露蓉等（2008）采用统计描述方法，仅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一种渠道；黄金竹（2005）仅分析了m1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在当前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的角度进行扩展；袁卓群等（2014）仅采用财政预算收支和m2指标建立VaR模型，作为两大调控政策目标――产出和价格――并未引入实证模型，因而对政策及其搭配的宏观效果分析不足。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都隐含地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对等的。诚如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指出：“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权力的分离要求不断提高，转向分析目标分离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财政斟酌裁量权是否是对货币政策承诺责任的一种威胁显得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相互影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同时也对经济周期冲击做出调整。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主动做出反应，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的联系相互做出反应。为此，真正意义上研究政策互动还需要区分政策变量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反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然而，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前述文献均未对这两种反应途径进行分离。此外，对SVaR模型的经济解释会受到内生变量排序的影响，例如采用Cholesy分解方法识别冲击时，通常将政府支出排在SVaR方程组的第一位，即假设其他内生冲击不影响当期的政府支出决策，这显然未能体现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无法分离主动熨平经济的财政措施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功能。
图12显示，当政府增加m2供给时，对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大约经历10个月的调整，产出才会从向下偏离稳态逐渐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对比图5，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m2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实施到起效所需时间更长。原因可能在于，m2增长率上升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与m2政策是替代的，赤字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当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的变化在短期与m2政策是互补的，会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五、冲击拟合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在前述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分别对两类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情形中的三种冲击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首先，两种价格决定区制下的冲击识别结果较为接近，价格决定机制对冲击识别结果的影响不大⑥；计算冲击的标准差（表3），用m2增长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比用利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性更大，验证了脉冲响应分析中发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结论。
其次，将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代表相应冲击的变量进行对比⑦。分别采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财政赤字的一阶差分、m2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表示现实中的经济周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从冲击发生的时点和冲击方向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图13至图16）。
最后，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混合货币政策定义货币冲击。本文也分析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混合情形下变量的脉冲响应。建立VaR模型包含6个内生变量：产出、利率、m2增长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根据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做出如下符号约束假设：
假设323（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
假设433（财政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
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变量对三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的反应方式基本相同，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是没有互动的，只要政策的“松-紧”方向相同，不影响前文的主要结论。此外，王文甫等（2015）在VaR模型中还引入了消费和投资变量。本文验证发现，是否引入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对产出、通胀和工资对冲击的反应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六、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及其搭配对产出、通胀和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特点。财政政策在短期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其影响传导快但持效短，最终受经济下滑的拖累财政支出会趋于紧缩；并且当搭配利率工具使用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消失更快。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使用货币工具组合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从政策互动情况来看，在短期政府可能会采取利率渠道也可能会采取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来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独立时，政府考虑到财政赤字配合增发货币会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操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反向操作提供了可能；而当货币政策非独立时，增发货币可能正是为了满足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即使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由于在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为维持低通胀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紧缩后财政政策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
最后，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存在财政赤字融资需求时，积极财政政策与利率的组合搭配比与m2的组合搭配刺激经济的持久性更强、缓解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效果更好。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持续向上偏离稳态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及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积极性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表明在我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仍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出“松-松”、“紧-紧”的搭配模式存在缺陷，但就其对均衡工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不会造成均衡工资长期偏离稳态，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货币供给紧缩后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带来的抵消作用。
注释：
①国内失业率数据在样本期内基本没有波动，大致稳定在4%上下。为此，借鉴mountford&Uhlig（2009）和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工资数据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②月度数据不仅可以合理的规避掉简化式残差中的“系统性的相机抉择反应”（systematicdiscretionaryresponse），还能够很好地回避perotti（2005）提出的5个异议。
③该冲击等同于模型中的经济周期冲击。
④由于人口数据没有季度值，因此在计算人均数据时，同一年份内的季度数据均用当年的人口数进行调整。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不施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周期冲击符号约束的脉冲响应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后文中仅给出了部分冲击识别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文中只给出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情形下的冲击拟合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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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2
【关键词】货币；财政经济；结构；总量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之间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也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笔者通过国内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中如何使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进行探究。
一、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时单独使用，有时配合使用。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一般有四种组合紧货币、松财政；紧财政、松货币；财政、货币“双松”；财政、货币“双紧”。在这几种组合中，政府究竟采用哪一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说来，“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双紧”主要解决总量问题。
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紧”财政，使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直接减少；“松”货币，使公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金，并使因增值税导致的收入减少得到补偿，其结果是调整了政府与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相反，“松”财政，直接扩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紧”货币，使企业和公众的借贷数额减少借贷成本增加；其结果是企业投资和一般性投资减少。
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进行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因此，当经济运行因特殊情况出现临时失衡时，用货币政策来解决；而当国家欲作长期调整时，采用财政政策来实现。
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双松”或“双紧”。在经济萧条后期，设备大量闲置，工厂开工不足，而失业率又很高，为刺激生产和投资，启动闲置生产能力，一般实行“双松”政策。在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经济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双紧”政策。在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
二、我国货币与财政的政策关系应考虑的问题
由于商品经济的共性，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从四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其次，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增长有多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三，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而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在分配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的目标主要是货币的供给量和贷款总规模，2009年大幅增加贷款量，成功拉动基础建设，使国民经济GDp仍能保持8%的增长，有效地避免经济大幅衰退。而财政政策的调节的对象主要是纳税入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货币政策由于要经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才能影响到市场和经济单位的行为，为此，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有一个较长的调节过程；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征税还是拨款，都直接影响经济单位的购买力，直接影响其投资或消费行为，故调节过程较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存在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个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因此两大政策要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最后，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在确定或调整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时，首先需要判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若总供求失衡，是求大于供还是供大于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应该以控制需求为主还是以增加供给为主，或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并重？若需求膨胀，是发生在投资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若二者同时膨胀，是否需要双管齐下，同时紧缩？如此等等。只有在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决定究竟采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若需二者并用，采取哪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更为有效。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对策和调节手段，需要不同的调节深度和广度，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所以对当时实际国情的客观分析和正确判断，是确定如何进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依据。
三、小结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目前全球正推行低碳经济、减排等对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都必须运用好这两大政策配合，才能产生效果。
【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
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比较
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与是一致的，币值稳定定则包含国内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两个方面，而汇率稳定又与收支平衡关联，因此，四个货币政策最终目的在于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也不同。
1、欧盟
欧盟各成员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在不违背物价稳定目标的同时，还应该支持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为实现欧盟的目标做出贡献。欧盟的目标是确保高就业，实现经济在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可持续增长，增强欧洲经济实力。
2、美国
美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和信贷长期增长同经济增长相一致，以此实现就业的最大化，稳定的物价和适中的长期利率。
3、中国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往往测重于币值的对内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多重的演变和修正，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才得以形成；其紧紧服务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体现了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协调。
二、货币传导机制的比较
1、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
战后美国60余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可归纳为：（1）货币政策中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决定的（2）金融市场条件制约了美联储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90年代以来，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特点：（1）利用利率调整来影响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和国内的宏观经济，但利率对新经济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2）投资和消费依靠资产价格、财富效应来调节。（3）银行信贷的作用越来越弱。（4）美元汇率传导机制作用越来越强。（5）预期因素传导作用日益明显。
2、英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变化
1993年英国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手段，以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建立框架。此后，这样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通过官方短期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资产价格及长期利率、预期和信心，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汇率的影响也日益强大。
3、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利率渠道传导机制、资产组合效应渠道传导机制、信用供应渠道传导机制、股票市场渠道传导机制、财富效应渠道传导机制、还有汇率渠道传导机制。
总之，为了提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市场建设；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转变和回归其合理定位；加大金融机构改革力度，调整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1、配合方式
从特点上来看，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更加有效，财政政策在税收、税率、支出等方面，对调控经济机构有着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不可替代的功能。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模式有四种：“双紧”政策、“双松”政策、“紧财政与松货币”政策及“紧货币送财政”政策。不同的组合方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的方向不同，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也是不同的。
2、方式演变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一般都能够较为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力度是相似的。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适当的经济活力，或者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又要防御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方式，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方式，一般都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实现预期的目标。
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中的问题与选择
针对以上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关系比利率水平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更间接，而货币政策意图产生作用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渠道，从而导致时滞更长，效率更低。
第二、货币供应量难以准确的计算，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采用利率为中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货币供应量易受到其他一些指标的干扰，例如货币化比率的变化，因而，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货币功能的变化，可以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以此导致在经济体中的货币的供应量难以准确计算。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主要措施有：
1、为实现以利率水平为中介目标创造条件。
（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的利率体系，使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快；（2）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以此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相关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利率的功能；（3）改革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定，一步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4）加强外汇管理机制及汇率机制的相关改革。
2、通货膨胀目标值的催生
3、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郭田勇：《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4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5
关键词：银行理财产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71-02
theeffectandtheCountermeasureofBankFinancialproductonChina'smonetarypolicy
wutaowangXia
(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4,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rapiddevelopmentoffinancialproductshaveinfluencedonmonetarypolicy.thispaperstudiestheeffectoffinancialproductsonthecurrencysupply,demand,toolsofmonetarypolicyandintermediaryagenttargetofmonetarypolicy,andthenproposescountermeasurestoconsummateourcountry'smonetarypolicy.
Keywords:bankfinancialproduct；monetarypolicy；intermediaryagenttarget
一、银行理财产品及其结构特征
银行理财产品是商业银行通过对潜在目标客户群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设计并销售的资金投资和管理计划。它包括债券类理财产品、结构性理财产品、信托类理财产品以及QDii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这种投资方式中，银行只是接受客户的授权管理资金，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
根据数据观测，从2005年至今，银行理财产品的结构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逐步替代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期限趋于短期化；主流理财产品收益率明显提升，中等收益产品为主导；基础资产结构明显转变，投向债券、利率和票据类产品占比显著增加，而投向股票和信贷资产的产品占比下降；人民币产品处于主导地位。[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保本型产品过渡为非保本型产品，这两者处理的会计方式是不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因保本而需要商业银行承担风险故作为存款留存在银行体系内，相对而言，非保本理财产品则记录在表外。
二、银行理财产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银行理财产品对货币供求的影响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来看，银行理财产品对其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降低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银行理财产品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银行总收入比重上升，而使得传统的息差收入占比下降，银行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减弱。因此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需求的手段所起到的作用减弱。第二，改变了货币的流动性。货币的流动性对于货币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而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导致m2下降。具体过程如下，居民用自己在银行的存款购买理财产品，存款不仅变成了另外一种流动性资产而且还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到了表外。而目前大多数投资于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融资票据的银行理财产品还造成了居民存款向政府存款、同业存款和企业存款（活期存款）的转化。其中，政府存款和同业存款不属于非银行私人部门持有的流动性，理应不计入m2，企业存款的增加计入m2甚至m1。然而，居民所持有的理财产品本身也是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应该属于广义流动性的一部分，导致m2广义流动性被低估。
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对货币供给定义与计量的难度加大。根据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期限大多在1年左右，其中很多产品还能提前赎回。这些理财产品在流动性方面与定期存款相当，但是并没有记入货币范畴，也不在存贷款统计报表上反映；“银证转账”开办后，部分项目下的个人存款、企业存款、同业存款相互混淆，货币层次划分难度明显加大；信托类理财产品使储蓄存款转化为企业存款，不仅存在融资行为，而且还创造派生存款，但这一变化在人民银行的货币定义和各类报表上也并不体现[2]。第二，对货币乘数的放大。货币乘数m反映了基础货币转化为货币供给的倍数。当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确定的时候，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乘数m可以表示为[3]：
m=l+c/r+e+c
其中c——储户决定的现金比率
r——中央银行决定的法定准备金率
e——银行决定的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理财产品使现金比率下降。现金比率是储户手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率，它与货币乘数之间是反函数。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在这个通货膨胀的宏观背景下，使得储户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加大，从而使得现金的持有量减少。
银行理财产品使法定准备金实际提交率下降。法定准备金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在货币乘数的公式中属于外生变量。但是理财产品的发行缩小了法定准备金提交的范围。由wind咨询统计可知，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高于当期定期存款的收益，所以大量的存款转化为理财产品。而我国的人民银行现在只将理财产品中的结构性存款计入一般性存款统计，法定准备金制度并不约束其他类型的理财资金[4]。又由于我国的存款准备金是按照每个旬末当天的存款余额作为依据计提的，大量发行的理财产品使得商业存款数据波动幅度加大，计算商业银行应缴的存款准备金难度提高。
银行理财产品使银行超额准备金下降。超额准备金的作用与法定准备金相似，与货币乘数反向变化。由于储户持有的现金机会成本加大，储户对现金的偏好降低，使银行不需要准备过多的超额库存现金。
（二）银行理财产品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央银行必须应用一定的策略和政策来调节和控制金融体系，这种策略和政策便是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俗称三大法宝，即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理财产品对当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影响最大。理财产品改变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重下降，出现了大量的表外资产，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减少，从而法定准备金计提的范围缩小。另一方面，理财产品还使得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弹性增大。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相比，理财产品对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较小[5]。
（三）银行理财产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首先影响到的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来达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些变量被称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常评价中介目标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测性，中央银行能对作为中介目标的变量精确的统计；二是可控性，中央银行能很好的控制这些中介目标；三是相关性，这些中介目标能与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有较高的关联性[6]。但是银行理财产品的大量增加影响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
增加了中介目标测量和监管难度。目前，我国规定m1=现金+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其他存款。理财产品的发行减少了m2同时增加了m1监测的难度。
增加了中介目标控制的难度。伴随着理财产品的规模越来越大，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内生性也越来越大。理财产品一方面改变了货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货币乘数，使得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联系越发不稳定。
降低了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由于货币乘数的不稳定，即使控制住了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也不能控制住货币的总量；理财产品的发行使得实际投资回报和实际利率升高，使得中央银行对名义利率的控制减少了对最终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三、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银行理财产品统计信息制度
银行理财市场不断发展，其推出的理财产品在产品类型和投资方向上也日新月异。但是我国缺少一个健全的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统计制度。例如，我国中央银行规定结构性存款应该计入商业银行的表内，但是缺乏对结构性存款的明确定义，中资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在统计上出现了偏差[7]。中央银行应该尽快出台关于理财产品的统计规定，统一统计口径，明确分类标准。将理财产品纳入金融统计检测体系不仅能为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信息，也能为理财市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
（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
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目前我国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存款准备金制度，它对于商业银行运行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趋于短期化发展的银行理财产品加大了银行存款的波动，也使计提存款准备金变得困难。所以应该完善存款准备金收缴制度，调整准备金计提的基础，将过去按照旬末数据计提改成按日均数据计提，消减商业银行存款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设置市场利率上限，再贴现率与Shibor挂钩。银行理财产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率上下限的管理，理财产品的出现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是要一步就放开对利率的管制显然也不合适，所以建议可以将再贴现率与Shibor挂钩。在当前情况加点浮动应该是一个区间，而不是固定的基点数，这样能使中央银行具有更灵活的操控性。目前，市场利率的上限是再贴现率，而Shibor的底线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作为利率市场化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能较好的使利率水映资金的供求关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8]。
积极采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相比，它们受到理财产品的影响较小且手段明确，并带有行政性与强制性。
（三）改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供应量自1996年开始便成为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是，当今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财产品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形式使得货币的定义和计量日益困难，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加大，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所以建议改变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虽然利率是一个较好的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尚未开放，所以还不具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依照国外经验，可以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的中介目标。这样可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有利于缓解银行理财产品对货币供求及流通速度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沈维.揭开银行理财产品的面纱[J].资本市场，2011，(8)：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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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紫珺.金融创新效应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D].天津财经大学，2008.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6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2005年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Lambertini和Rieeeardo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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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年月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