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1
关键词：犯罪客体；法益；内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238-02
关于犯罪客体内涵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权利说、法律规范说、法益说、社会关系说、社会关系与生产力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社会利益说、权益说和犯罪对象说等学说，社会关系说是目前通说。而犯罪客体的内容应该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比较妥当，而不宜为社会关系或者其他范畴。
1法益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内容是法益，那么什么是法益呢？对于法益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应该先设定若干原则，而后再在这些原则的限度内对法益进行界定，这样对概念的界定才更具有周延性和准确性。
第一，法益必须与利益相关联。法益不可能离开利益，关于法益的内容一直存在着利益说和状态说之争论。虽然二者并非绝对冲突，但把利益作为法益的内容更为精当。利益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当某种状态所反映的是人们需求的一种秩序时，它便是利益。从这种层面上说，某些状态本身也是利益。然而我们很难说，任何利益都是一种状态，例如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就不宜称为状态。可见，利益可以包含属于法益的状态，而状态不能完全包含属于法益的利益，认为法益的内容是利益的观点是合理的。
第二，应该纯粹以刑法的观点来界定法益，即法益概念只能限定在刑法范围内，而不能基于民法的、行政法的观点来界定法益概念。因为这里谈的法益概念具有特定的话语环境，其是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实质性内在标准，而不是其他部门法用以认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
第三，法益必须具有可侵犯性。法益作为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利益，必须具有可侵害性。从受保护的角度而言，法益被称为保护法益，即法所保护的利益；从受侵害的角度讲，法益被称为被害法益即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如果是不可能遭受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也就没了保护的必要。
根据上述界定法益的三个原则，可以将法益界定为：受到侵害或者现实威胁的而为刑法保护的利益。
既然已经界定清楚了法益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将法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内涵而不是社会关系等范畴呢？
2社会关系等学说自身的理论缺陷
2.1社会关系说的理论缺陷
首先，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始于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是它的主要矛盾，因此，苏维埃学者a．皮昂特科夫斯基首次将犯罪客体表述为“某个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在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犯罪客体界定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可以正确揭露刑法的阶级性。可见，皮昂特科夫斯基所倡导的“社会关系说”，适应了前苏联无产阶级初期的需要，并在当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社会关系说”具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社会条件、社会结构变了，犯罪客体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否则理论就会脱离实际。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的国情以及国际环境，接受了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曾经适应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坚持“社会关系说”则与时代主题不合。
其次，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不具有全面性。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犯罪所侵犯的对象，也是刑法所保护的目标，因而用来表述犯罪客体的范畴必须能够涵盖刑法所保护的所有的客体。然而社会关系则不能完全涵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不能把生产力排除在外；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还应包括自然环境。这不是仅用社会关系就能全部涵盖的，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也不完全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例如，保障自然资源的合法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等，都不能仅仅理解为保护社会关系。刑法第二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显然也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
可见，社会关系说因为其本身的缺陷，不具有说服力。社会关系不适合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
2.2其他学说的理论缺陷
权利说旨在保护市民自由权利，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权利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则不具有全面性。在我国刑法条文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中，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财产权利等这些可以用权利来表述无异议，但是国家安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等则用权利来表述则未免过于牵强。同样的，在刑法分论规定的某些具体罪名中，用权利来表述犯罪客体确实也是很牵强的，比如伪证罪等。
法律规范说从深层次上看到了犯罪的客体不仅仅是刑事法律条文本身而且是条文背后的文化规范或者法秩序的精神，然而其并未能解决刑事犯和行政犯的问题。此说代表人物迈耶认为，刑事犯是违反法规范与文化规范的行为，而行政犯虽然违反法规范却不违反文化规范。这似乎否认了行政犯具有违法的实质内容。为此，迈耶进一步说，行政犯只是因为法律规定而违法，但是其实质是行政利益。行政利益和文化规范是不同的概念，那么同样作为犯罪的实质，二者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此问题的答案恰恰能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明犯罪的本质与犯罪客体。
社会利益说、权益说虽然看到了在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大部分规定能找到利益或者权益的内容，但是由于其范围过于宽泛，体现不出刑法的领域性，犯罪客体作为一个刑法的专业术语，应该体现出其学科的特殊性，应该用刑法的观点来界定犯罪客体的内容，因而其也不适于作为犯罪客体的内容。
犯罪对象说主要是看到了哲学上客体的含义以及其他学科中关于客体的内容，哲学上的客体是指主体认识和活动的对象，民法中的客体主要是人、物、行为和智力成果等。为了保持这种概念上的一致性，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概念理所当然的指犯罪对象。但是这种学说存在缺陷，首先并不说所有的犯罪都有犯罪对象，这样用犯罪对象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就缺乏了犯罪客体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刑法中的犯罪客体具有其学科的特殊性，其要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体现刑法的任务――保护法益。仅考虑犯罪行为的对象不足以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性质，必须透过行为所直接影响的人或物寻求出背后的实质即法益，才能完成犯罪客体的前述使命。
社会关系与生产力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这两种学说虽然也看到了社会关系说的缺陷，带有一定的补充性和修正性，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种修补论也摆脱不了社会关系说、权益说等本身的理论缺陷。进一步说，社会关系与权益说具有社会关系说和权益说二者身上的某些缺陷。
综上所述，无论是权利说、权益说、社会利益说、犯罪对象说，还是社会关系说等诸种学说本身都具有其缺陷，其相对应的内容并不适合作为犯罪客体的内涵来阐述。
3法益说本身的理论优势
法益说本身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优势，使得用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3.1全面性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二条的规定，犯罪所侵犯的和刑法所保护的是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从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来看，大量出现的也是权利、秩序等，这说明，犯罪所侵犯的或者刑法所保护的内容包括、安全、制度、权利、秩序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法益来概括的。可见，用法益来概括刑法的这些保护内容具有全面性，而这正是“任何犯罪都有保护客体”所要求的。
3.2体现犯罪客体的刑法领域性
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用法益来表述犯罪客体则可以体现出刑法学科的特殊性。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犯罪是犯罪人与国家的对抗，刑事责任解决的犯罪人对国家应该负担的责任，犯罪人的行为破坏了国家的刑事法治秩序，其社会危害性已经到了动用民事、行政法律难以预防和治疗的程度，因此才需要动用刑法。刑法作为一部与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资格及财产等权利联系最紧密的一部法律，其犯罪客体有学科的特殊性，只有用“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来界定其内涵才能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
3.3与刑法的目的相吻合
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来保护法益。事实上，刑法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认识和确认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认识和协调各种利益，并保护被确认为合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的正确认识和协调是刑法的创制与实施的核心内容。将犯罪客体界定为法益，有利于刑法目的的正确贯彻。
3.4恰当地揭示犯罪的本质
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实质的违法性是指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日本学者前田雅英说，刑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统治社会全体的手段，故国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是违法性的原点。因此，首先将违法行为定义为导致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一定程度以上的可能性）的行为。法益是指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在这里提到的违法性的实质和犯罪的本质是统一的。从我国刑法理论的现状来说，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就是对法益的侵犯或者威胁，社会危害性和德日等刑法理论上的实质违法性是统一的。因此，用法益来表述犯罪客体可以较好地揭示出犯罪的本质。
4对一个问题的澄清
有学者在反对用社会关系来表述犯罪客体的内容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必造成犯罪客体内容的精神化，即造成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所反对的法益概念的精神化。这里所提到的“犯罪客体的精神化”实质是在说把犯罪客体的内容定性为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德日等国在二战后呈现出反对法益概念精神化的趋势，其重要理由是法益概念的精神化既可能导致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机能，有可能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用法益来定义犯罪客体并不能避免犯罪客体内容的精神化，同时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追求犯罪客体内容的物质化。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价值，简而言之就是法益。首先利益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其必须要能涵盖刑法条文中所有的保护对象即秩序、、权利、安全、制度等这些范畴，然而要想包含这些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则就必须找出这些概念的共同本质所在，这必然需要对之进行抽象，甚至需要高度的抽象。另外，犯罪客体本身是被犯罪事实要素所说明和反映的对象。因而犯罪客体的内容是抽象概括的结果，用法益来界定犯罪客体没有也没有必要去回避犯罪客体的精神化。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2
一、保护理论基本概念的学理阐释
按照现代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大到学科,小到概念都应当有着严密的学理释义与系统阐述。而学理的释义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那么首先面对的就是“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深层阐发。
(一)关于“民间音乐”。本书认为“民间音乐”概念的关键在于“民间”的界定,这里作者引入了人类学与伦理学的概念,将“民间”解释为“小型社会”①,指出“民间”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实”,“民间音乐是(相对封闭的)小型的前现代社会中具有仪式性和对外影响力的、多种类口头或器乐即兴表演的时间艺术(因此属于非物质或无形遗产)。”“承担着小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和民间信念的表达功能。因此它的创作(作者)才可以说是集体的(匿名的)。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民间艺术)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在它的表演背后有一套民俗制度的支撑,它的意义需要在这套制度中确定”,具有“依附性”。民间音乐的表演与创作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而集体性的在场(观看)既是接受也是批准,是规范也是释放(宣泄或忏悔),是一种具有民主性的程序”。②由此,“传统社会中的民间音乐表演并不完全是演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所负载的生命过程还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它就是共同体完整民风习俗本身。”③
书中围绕“民间”与“民间音乐”概念的阐释,是从本质上明晰了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④,这一点应当是建立保护理论与政策的首要前提。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作者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认为“文物或其它有形文化遗产已经是单纯的文化符号,即人类创造的物化结果,与人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相对分离。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则是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而民间音乐之所以属于这个“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就因为“它是由现实生命的表演所负载的,和这些生命过程不可分,也是和每时每刻的创作、再创作不可分离的”,它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绽放着的持续过程”。⑤
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原则、制定与实施。有形文化遗产与现实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相对分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一定要由现实的人来负载,而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发展,这使得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其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带来一系列特殊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有形遗产的保护理论与政策难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保护上,同样用哲学语境来表达的话:这是一个价值观升迁与价值表达系统不断互动、生成的问题,是价值表达式在解释和意义充实过程中如何保持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对应已建立的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创建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政策实属必然和重要。
(三)关于“遗产”。当我们用大量的例子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重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遗产”本身,以及非物质文化作为“遗产”概念出现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遗产即是因其所有人、拥有人已经死亡(died)而成为过去生活见证的遗留物;非物质遗产则是垂死的(dying),即其尚存于前一个社会形态中的传承人、所有者(口述与表演者)留下的动态影像。然而文明就是依靠遗产不断进行的生产和积累。遗产不是一般的、任意的遗物,而是遗物中的精华,通常也被称作财富。这时,这种遗产就会变成并被称作资源、资本,成为具体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前提。这时,遗产是以我们的尺度(需求、好恶)评价和取舍的。我们是主体,遗产是对象。⑥
对于“民间音乐”与“遗产”的关系,书中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以遗产的名义保护民间艺术是一种复杂的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从遗产的角度估价艺术;另一方面也要从艺术的角度评价遗产。……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在后现代的今天被作为遗产看待,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有历史距离的因而是外在的事物看待的,它被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资产、原料看待;同时它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异己”、“差异”、“他者”引入到当代社会中来,以改善当代文明的多样性状态。⑦
这里将民间艺术归为资源显得有些绝对化,但从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具有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遗产是前人的遗留,那就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称作遗产时,其实已经暗含着一种对其“垂死”状态的默认和“差异”化心理。同时,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不同遗留方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件有着五百年历史的青花瓷瓶时会小心翼翼,而面对一首同样流传了五百年的民歌时就敢随意篡改它”⑧,因为前者是有形的遗留财产,而后者常常被我们认作是“垂死的”一般遗留物。
本书中类似的概念界定很多,此处不做赘述。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作者的叙述有着严密的逻辑,且极具启发意义。
二、“文化保护”的哲学阐释与保护原则的伦理学定位
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从田野方法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方面得到收益的话,那么,按照“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逻辑,哲学视角的切入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认清事物的本质。由于有哲学学者的参与,本书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产生”进行了哲学式解析,并由此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三原则”。这是本书的理论创新之一。
作者从人本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将人类对遗产所做的一切行为归结于“道德责任”的层面;将人类对遗产的保护行为诠释为:促成历史整体与每个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这种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本质的哲学阐释,避免了对非物质文化保护认知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通过这种哲学思辨,结合民间音乐遗产的存在方式,作者自然而然地将保护遗产引向伦理学,将保护工作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以伦理学进行阐述,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三原则,即幸福、审慎、补偿。笔者理解为尊重、协助、负责:第一,幸福原则。就是指对待民间音乐遗产我们应当本着尊重的态度,尊重民间音乐的一切,包括其对自身的改革和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善意去为民间音乐设计前途。让“民间音乐”自己走自己的路。第二,审慎原则。即应当以协助的态度对待民间音乐遗产。保护不是做救世主,不是善意的施舍,而是“两种有差异的文明间的对话”。不要以“预言家”自居,干预民间音乐自身的发展,更不能命令或强制,而是应当给与民间音乐更多的思考空间。“保护”意味着为民间音乐适应社会发展“找到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第三,补偿原则。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民间音乐及相应民风民俗的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引起的。因而现代化的一方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所以在制定保护政策时,成本效益不应当成为推脱的借口和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民间音乐“负责”才是第一位的。⑨
“伦理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定位在伦理学的“道德”层面上,定位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社会观念之上,定位在一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上,将“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人文主义关怀的层面。伦理三原则的提出更使得保护的态度明确起来,而态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物的成败,因而它对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强调以经济指标为参照的田野调查方法
从调查方法来看,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田野工作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数据的调查,将其与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进行共时性比照,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正负相关。对经济指标的大量收集与整理,使本书在叙述中不仅有传统的文本描述,还有经济学数据分析,从而展现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音乐类调查报告不同的景象,使得山西各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及发展趋势更为清晰。并且,经济指标的加入也成为作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持。
四、保护目标模式的设立及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提出
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参照以往有关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研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习俗上的可持续、运营机制转型的可持续、解释学的三个保护目标模式。
笔者认为:所谓目标模式,就是指保护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不是笼统的一句“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是将其定为一种近似量化的可以有相对判定的标准;“模式”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希望“保护”最终能够形成一种良性运转的社会机制,也即以上三种“可持续性”。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使得保护政策实施的检验有了一定参照系,而从这三个所谓的“可持续性”来看,与前文论述的伦理原则是一致并相互呼应的,充满着对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的充分尊重。
根据这一目标模式,作者在书中进一步从以传承人为中心的保护对象、以表演活动和运营机制为扶持重点、公共政策扶持的主要方向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细致的政策建议,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作者认为:所谓“小型社会”不仅是指种族人口较少,制度文化不发达,而且是指其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这里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自然条件、相对自足的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和适当的交换体系)、相对充分的婚配制度体系。这就是说,在不排除历史迁徙和有限外部交往可能的情况下,民间艺术总是流行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域之内的艺术。地方生活的独特性是其艺术表现地方性的条件。(本书第33页)
②本书第32―36页。
③本书第99页。
④本书第100页。
⑤本书第99页。
⑥本书第48页。
⑦本书第50页。
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第13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决赛中针对“原生态唱法组”的总结点评。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3
【关键词】姑息护理；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8517(2009)12-0139-01
1姑息护理相关概念
1.1姑息护理姑息护理是对患病后无法治愈者的一种积极的、功能整体性的护理,主要是控制疼痛和其他症状,处理心理、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问题,最大可能提高病人及其家属生活质量。
1.2姑息护理的内涵①肯定生命,同时认为死亡是一个正常过程;②既不加速,也不缓解死亡;③减轻或解除疼痛和其他不适症状;④治疗和护理应包括心理和精神等方面;⑤提供支持系统,帮助患者尽可能积极地生活,一直到死亡;⑥在患者生病或家属丧失亲人期间,提供支持系统帮助家属。
1.3姑息护理目标①实现患者及其家属的最佳生活质量;②有效的控制症状;③帮助患者及其家属调整、应对进展性、终末疾病的悲哀和失落感;④帮助和指导患者实现未完成的理想;⑤遵照患者的意愿选择死亡的地点,并尽量减少不适和痛苦,让患者有尊严地死亡;⑥预防丧失病人的悲哀反应。
1.4姑息护理的范围①患病后无法治愈的病人,包括患有相对可预料的凶险疾病,预后不祥的慢性疾病,介于这两类病人中间的病理上进展迅速、伤害难以预料的病人;②针对家属的丧亲护理也是姑息护理护士的责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姑息护理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7年加拿大Balfourmount医生首次提出“姑息护理”这个专业术语,1989年RCn护理专家组正式采用了“姑息护理”这一术语。1990年wHo正式给姑息护理下了定义,同年还明确阐述了姑息护理的内涵,并提出了姑息护理的主要内容。以加拿大、英国、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姑息护理的概念、原则、内涵、主要内容、多学科小组人员组成和职责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姑息护理服务体系,并设立了姑息护理的教育课程,同时开展了姑息护理相关的系列研究,如疼痛和其他症状的控制、沟通技巧、死亡教育、伦理和道德问题、家属和丧亲者需求等。姑息护理服务对象逐步扩大,已由成人扩大到儿童;研究的疾病由肿瘤延伸到心脏、呼吸、消化、神经血管等其他严重慢性病。
2.2国内研究现状1990年,我国在广州与wHo共同举办了晚期癌症镇痛专题会和培训班;1998年wHo西太区和卫生部在北京举办了癌痛姑息治疗高级讲习班;1999～2002年期间在成都和昆明,wHo牛津国际姑息医学召集中心、美国国际姑息医学合作中心(amS)和wHo华西国际姑息医学合作中心联合举办了“国际姑息医学学术研讨会暨培训班”,为促进我国姑息护理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98年林菊英主编的《社区护理》首次引进了“姑息护理”的概念。同年,天津医学院护理学院和渥太华护理学院合作应用pCQn调查国内45名医护人员的姑息护理认知情况,结果显示,国内外医护人员在姑息护理知识掌握程度上有明显差异。近几年,国内有少量的有关姑息护理的综述、译文或个案护理文章,介绍了姑息护理有关的理论、发达国家姑息护理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个别案例开展姑息护理的体会。由于我国的姑息护理刚刚起步,国内很多的专业人员对它的概念、原则及内容认识不足,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有必要借鉴国外较权威的评估工具,了解和评估当前我国护理人员姑息护理专业知识、态度的现状、存在问题,由此提出教育培训的干预对策,为进一步推动姑息护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3我国姑息护理发展的建议
3.1加强姑息护理的教育和培训
我国应重视姑息护理的专业教育现状与开展,将其专业教育列入教学培养计划内,把姑息护理内容融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课程。尽量为学生们提供机会接触姑息护理的临床实践。从事姑息护理护士的素质要求包括心理素质、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等方面。在课程的开设中应注意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
3.2相关政策的支持目前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对姑息护理的呼吁和需求急剧增加,但相关政策方面的支持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姑息护理不仅仅是一门医学学科,它更多的牵涉到人权和人文背景,这就需要得到社会乃至法律等多方面的肯定和支持,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支持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得以发展。
2.3.1脚嘌刀韵蟆G1〗针对现有状况的姑息护理教育对象可以分为三级:①初级:家庭、医生和护士、医学院校的学生、社区诊所和家庭护理中的社会工作者及其他人员-患者、家属、家庭护理员和志愿者等;②二级:肿瘤科、麻醉科、外科的医生和护士;③三级:已接受过姑息医疗的高级培训、以镇痛和姑息护理为职业的医生。
参考文献
[1]李金祥,twycrossRG,Davismp,等.姑息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4
关键词:大理白族传统音乐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着《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着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5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着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着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着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6
关键词：思想；表现；创意；保护
1.引言
当前各行业为保持竞争力，在发明、生产、销售环节上都费尽心思，积极创新，有的甚至斥巨资在创意上，以求体现自己产品的独特和优越性。因此关于"创意"的纠纷也是大量产生，亟待解决！在我国，创意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创意"并不受《著作权法》的直接保护。一个具体的方案创意一般是运用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创意著作权"能否被保护，关键在于认识清楚思想表现两分原理，划清思想与表达，即内容和形式的界限。
2009年2月，武汉市民郭某认为武汉园林雕塑院设计方案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双人雕像"的创意是其首创提出的，以中山公园管理处、武汉园林雕塑院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为由将二单位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的"双人雕塑创意"，总体上属于创意、构思或理念的范畴，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范围，郭要求对其"创意"给予保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法院没有明确援引著作权保护理论，却把"创意"排斥在作品的范围以外，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创意著作权不受我国现行法律保护。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是创意著作权的障碍吗？恰恰相反，思想表现理论是创意著作权保护的重要理论依据。
2."创意"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直接将创意纳入著作权的范围内，上述案件的判决便是体现。创意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呢？我国《著作权法》目前对思想观念、创意方面是不直接保护的，他保护的是思想观念、创意的表述，如文字、录音、录像等载体，而不是观念本身。案件中混淆了"思想观念"和"思想观念的表达"两个概念。原告要求保护的创意属于思想观念，并不属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创意是一种思想观念，属于主观范畴，是无形的。其他人有权将同样的思想观念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表现和利用。通常认为"著作权保护的是你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的表述，只有以某种有形的载体来体现这种智力成果，即把思想观念转化为思想观念的表达，才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然而在国外判例中，现代著作权已经将创意纳入保护范围了，如metro-Goldwyn-mayer．inc诉americanHondamotorCo．inc案。案件中原告指控被告广告中的场景侵犯了原告的电影享有的著作权。广告里的人物形象以及情节元素早在原告的电影表演中已经就存在了。法院判决被告构成对原告的电影里人物形情节等元素的模仿，构成侵权。该判决无疑是对创意著作权的保护的支持。所以，对创意著作权加以保护的关键，在于两分原理的思想和表现的概念界定，我们不应该让思想两分原理成为保护创意著作权的障碍。
3.思想表现两分原理不构成创意保护的障碍
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使"创意"得到有效的保护呢？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思想表现两分原理生硬地看成只是"思想"和"表现"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应该顺应时展的需要，将其概念发展。
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是指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现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美国1976年著作权法第102条（b）款规定："著作权在任何情况下保护创作的原创作品都不延伸到任何思想、程序、过程、制度、操作方法、概念、原理、或发现，不管在这样的作品中它被描述、解释、说明或具体化的形式。"tRipS协议第9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保护应延及表现，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但是该原理仅提供了现代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框架，由于思想、表现本身就是抽象和极具伸缩性的，因此原理的提出及立法规定也仅仅是理论发展与实践的起点，而非终点。思想、表现具体内涵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把握。
思想表现理论不应该限制创意著作权，否则会影响创意者的创新积极性，甚至文化产业的发展。思想表现两分原理"表现"应该放宽解释范围。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作品的物理载体形式是不合理的。"文学产权的任何保护当然都是基本的，无论是在制定法下还是在普通法下，这种权利都不应被限制在文本的字面上，否则剽窃者将通过非实质的变更而逃脱。"Hand法官说。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大大扩张了，日益增多地提供了更宽泛的权利。著作权不再限制在逐字或接近逐字的复制上"。在美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的情节的思想创意被广告商复制，法官判决构成侵权，实际上是支持了原告的创意应受保护，尽管电影和广告剧本之间的相同情节的发展尽管没有字面复制。
由于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本身的特性和对著作权保护的价值需求使得其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扩张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品中能够受到保护的要素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字面复制到非字面的角色、整体的概念和风格等。思想表现两分原理的发展从起初的单一的复制行为到现在不断的扩大，其理论概念也应当遵循社会需求将其表现范围拓宽。
4.创意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创意作为一种能够被充分描述并且被人们所感知的思想，应当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艺术理论，创意也是艺术作品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艺术创作构思中创意是可以通过制作、表演等让人们感知的。电影情节中往往会表现创意者的情感信息，而这种创意的传递并不局限于文字。多元素的结合也更让我们从整体上感知，并达到对产品感知的价值效果。所以说，创意这一智力劳动成果的重要性必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将其加以保护。
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创意著作权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笔者在上文中为创意著作权提供的两分理论"表现"的范围放宽解释为进一步用著作权法保护创意提供了理论基础。最终，创意者的权利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还是需要依赖于著作权法的权利义务的规定。由于"思想和表现的措辞仍然是奇怪的没有定义，没有内容的词语，没有酒的酒瓶。"所以，思想和表现之间的模糊的线没有固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不受保护的思想要素扩大到现在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美国的etro-Goldwyn-mayer．inc诉americanHondamotorCo．inc案，在本质上保护了创意著作权。因为创意的保护与著作权立法的目的是相一致的，所以保护创意著作权，将进一步保护文化科学的进步。
参考文献:
[1]JonathanS．Katz，Copyright(c)trusteesofBostonUniversity1997．expandnotionofCopyrightprotectionideaprotectionwithintheCopyrightact．
[2]w.R.Cornish,intellectualproperty:patent,Copyright,trademarksandalliedRight,Landon:Sweet&maxwell,1981,atp319.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7
“环保概论与环保法”作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对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环境观有重大意义。针对“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从教学方法方面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将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网络教学、参与式教学、科研式教学法贯穿整个教学环节当中。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了“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并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
环保概论与环保法；教学改革；非环境专业
目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高等院校关于环境教育的普及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大学生学到环境知识，增强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之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责任，并带动周围的人共同保护环境［1］，是“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主要让学生学习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现状及其产生和引发的环境问题，以及人类活动影响下水、大气、土壤、固体废弃物、噪声等的污染及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管理等问题［2］。这门课程能使学生获得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法律的基本知识，同时能引导学生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观点和态度。“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学习既是国策教育，又是国情教育，更是高尚文明的素质教育。该课程与环境工程专业中“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和“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法”等专业课程紧密相连，但对于非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而言，因其内容较为抽象、复杂，导致课程体系枯燥无味。因此，对面向非环境工程专业的“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非环境工程专业“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的现状
（一）课程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
“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材的内容较多，涉及的知识面广，近年来出版的相关教材内容抽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仍以纯理论知识为主，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湘潭大学化工学院设置这门课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具有环保宣传意识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和国家公民，而并非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是由多学科相互融合形成的一个跨度很大的综合性课程，因此传统教学方式中以教材为根本的教学难以跟上环境保护知识的发展［3］，不能与时俱进、满足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需求。
（二）非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出勤率较低
由于“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不重视该门课程，认为它是一门概念性的理论课程，对自己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将来的就业工作没有帮助的兴趣。另外，教学大纲的要求注重于逻辑思维和理论知识的全面培养，并且“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基本没有安排实验课，导致学生参与动手的机会少，难以与现今的实际环境问题和生活中遇到的环境法律纠纷相联系，使学生感觉学习该门课程枯燥无味，因此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致使学生上课的出勤率较低。
（三）以教为主，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作为一门湘潭大学化工学院全院通识课程，“环保概论与环保法”由于受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的限制，该门课程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熟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技术。在该门课程授课过程中，教师一般多采用多媒体的方式进行讲授，没有将重点放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技术上，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全部是接收教师灌输的知识，完全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更缺乏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二、非环境工程专业“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启发式教学法
在“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需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并结合学科前沿知识和生活中实际案例进行讲授，多讲解学生感兴趣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引导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和与环境相关的法律纠纷。同时，对当前正在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目前发生的环境污染特大事故和学校附近的污染事件，如合肥大湖名城创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巢湖治理与滨湖新区建设等事件，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进行汇报。在讲授清洁生产部分内容时，教师要结合清洁生产理论，分析社会实践中各大企业存在的清洁生产问题，增加学生对清洁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对清洁生产报告的编制工作进行审核，引导学生完成清洁生产报告的撰写工作，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4］。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现今大学教育中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之一，其优势在于密切联系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因此，在“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课堂教学中，如何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考虑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和针对性，表1列举了在“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堂上每一章节教师所列举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关于人类目前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和近期发生的各种重大污染事件。
（三）网络教学法
传统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按照逻辑体系和学科划分编写教科书的，且学科体系相对封闭、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因此网络资源成为教学内容必要的补充。它能动态反映当前现实世界中的信息，而教师运用这些网络信息和技术，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具有实效性。笔者在“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中采用网络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使用仿真软件及相关flash模型对理论知识进行演示，使学生直观生动地掌握了理论知识。例如，大气中除尘设备的分类及原理知识比较枯燥，课堂中笔者采用机械式除尘、旋风式除尘和布袋式除尘设备的flash模型，让晦涩难懂的原理变得简单直观，这样能使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更加深刻。另外，笔者还利用动画介绍pm2．5对人体的危害，将其对人体各个部位可能产生的影响演示得淋漓尽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在课堂中播放生态多样性消失的纪录片“阴影下的切尔诺贝利人”等影像资料，引发学生对世界环境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并鼓励学生更好地掌握“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相关知识。
（四）参与式教学法
“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增加学生的参与度，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大量实践经验证明，运用参与式教学法比传统教学法教学效果更佳，值得所有一线教师尝试［5］。笔者在授课时要求学生每节课后积极准备环境素材并在课前5分钟进行汇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和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的思考，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内容，设定一定的情景，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问题，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提升其综合素质。如笔者讲授完“环境生态学”这一章内容后，让学生进行课堂专题研讨，并选学生代表上台讲解他们家乡或学校周围出现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同时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使学生培养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掌握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另外，笔者在讲授完“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理论知识，如概论、环境生态学、大气污染防治、水体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噪声控制、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后，要求学生利用互联网、电子图书馆、超星图书馆及各类期刊数据库等电子资源查阅文献资料，进行自主学习，目的是加深巩固重要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环境保护基础知识，这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自发地走出教室，进行室外学习，调查学校及周边地区和周边村庄的污染源情况，记录污染源的位置、污染源的规模、污染源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和周边的污染程度，以及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学生通过参与调查，不仅积累了污染源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建议。
（五）科研式教学法
科研式教学法能及时地将学科的前沿动态介绍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科研成果、最新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提高了学生分析和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增加了教学的深度，拓展了专业的广度［6－7］。例如，笔者在讲述环境监测与分析的内容时，将相应的科研项目“监测方法与分析”及最新的环境污染监测技术以学术专题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另外，笔者还在讲述水污染及其控制这一章节的内容时，穿插了本人承担的部级项目“Cwao中mo／LDHs纳米薄膜催化剂的构筑及催化氧化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向学生阐述国内外有机废水处理技术———高级氧化技术的机理，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湿式催化氧化技术的研究现状和进度，以及国内外水处理过程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三、非环境工程专业“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效果
经过3年的教学实践摸索，“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得到了不断的改进，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达到了“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喜欢参与式和科研式教学方法，并能从中获得环境保护领域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这2种教学方法都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使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让课堂知识不再枯燥、乏味。另外，问卷调查中学生还建议专题讲述的内容需进一步细化和筛选，以达到“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教学目的。
总之，在“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的环境观。
资助项目：湘潭大学第8届教改项目———“环保概论与环保法”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创新研究。
作者：许银戴友芝汪形艳陈跃辉单位：湘潭大学化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德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北京林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质量［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S2）：9－10．
［2］代莹，王伟，张敏，等．“环境保护概论”通识教育课教学改革与实践［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1）：64－65．
［3］陆一新，赵康，景江，等．“环境保护概论”课程教改的探讨［J］．山东工业技术，2013（12）：218－219．
［4］王伯铎，王小文，马俊杰，等．“清洁生产概论”公共选修课与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J］．高等理科教育，2005（5）：91－94．
［5］谢晓龙．参与式教学在高职院校“化工环保概论”课程的教学应用［J］．高职教育，2013（7）：257－259．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8
关于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历史发展与区域分布方面，柯沁夫认为，蒙古族长调孕育于山林狩猎的远古时期，生成于匈奴北魏时代，成长于蒙古部落和帝国时期，勃兴于明末北元时期，繁荣于清代中叶高峰期，曲折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振兴期。乌力吉巴雅尔将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布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基本风格区，对所包涵的部落文化支脉传统进行梳理，总结其音乐特征、风格特征。杨玉成把中国境内蒙古族的区域分布划分为8个基本风格区，16个风格支脉。
有关蒙古族民歌概念术语，松波尔主张用“乌日图道”和“敖呼尔道”或“敖格吉姆道”分别指称长调和短调。包达尔汗指出，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文化积累了许多的专属概念，是否站在本文化立场按本文化规律把握它们，则是决定能否全面而准确认知蒙古族民歌文化的重要前提。在蒙古族民歌的本质、价值和审美方面，好必斯认为，草原游牧文化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并生成了特殊的音乐文化形态，而在表演这一音乐形式时，需要相对的环境空间或心理空间，而它来自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禀赋和需求。路广用汉斯立克的音乐“自律论”，对长调的节奏之美进行讨论。阿拉坦都力嘎将蒙古族长调民歌放置在它所赖以生存的游牧生活当中思考其独特的意义功能和文化价值。乌兰杰将蒙古族长调民歌分为优美型、健美型、壮美型、痛美型等四种审美类别，并从长调民歌与绿色生态文化、长调民歌与骏马文化、长调民歌与尊母文化、长调民歌与英雄崇拜文化、长调民歌与宴飨文化、长调民歌与那达慕文化等六个方面阐述了长调民歌在蒙古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音乐形态是本次研讨会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斯仁那达米德提出蒙古族民歌乌格勒道――吟诵调、宝格尼道――短调、贝斯日格道――混合调、乌日汀道――长调等四大类型的概念。李世相认为短调民歌的旋律节奏与游牧民族的“马背文化”内涵有着紧密联系，并直接反映于民歌之中，“马步节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将构成马步节奏韵律分为奔马式、倒步式、走马式、跃马式以及隐形化的马步节奏等几种类型。杜兆植认为，乐曲结构基本逻辑的稳定性与演唱中的即兴性润腔和自由变化的辩证统一是长调民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李玉英从纵向结构构成逻辑和横向声部构成逻辑两个维度，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中的11首潮林道进行细致的形态学分析。吴黎晗就科尔沁民歌中的转调类型与转调手法进行了归类总结。苗金海认为，羽类色彩的宽腔音列re－mi－la，小腔音列低音la－do－mi和纯四度框架的窄音列mi－sol－la、la－do－re，属于蒙古族短调民歌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性典型腔音列。佟占文以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为例，论述了口头演唱中器乐的“人声化”与人声的“器乐化”。
地方民歌歌种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主要内容。丽娜和郭晶晶以田野调查为根据，对布里亚特民歌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下现状以及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变迁给予论述。红梅、乌云娜分别对巴尔虎民歌风格的部落和区域风格及其内部传统的多样性进行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研究论文在本次研讨会论文中占很大分量。呼日勒沙、乌达木对叙事民歌中的鸟禽、树木、弓箭等神化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以此来寻找近代科尔沁民众特定的心理及其生活变迁。代兴安、希・哈斯巴特尔分别对雁以及烟袋在科尔沁民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进行讨论。布仁白乙从“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歌”这一辩证互动的关系中探讨叙事民歌在传承与发展中的变异性。额尔敦认为，“母女对立”现象是科尔沁蒙古族从游牧业过渡到农业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深刻心理体验的具体表现。好必图认为赋、比、兴手法是科尔沁民歌最常用最突出的修辞形式。包青文对科尔沁民歌中“变羽”音的游离现象及其背后鲜明的部落和区域风格特征进行探析。塔拉探讨了科尔沁民歌艺人如何通过旧曲改编、旧曲填词、书曲移用等手法进行口头“编创”。特木尔巴根通过对科尔沁民歌记录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状况进行分析。
在地方性歌种的研究方面，朝格吉勒图、金海、玉梅分别介绍了库伦民歌、鄂尔多斯民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短调民歌的区域性特征。纳・布和哈达通过大量珍贵的资料介绍了乌珠穆沁潮林道及著名歌手，对其形成以及在乌珠穆沁地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孟克其其格从称谓、构成、词曲特征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鄂尔多斯古日道。阿维雅斯则探讨了古日道从官方歌曲到宗教化，再到世俗化、庶民化的过程。索依拉把乌珠穆沁长调分为图林道、故事歌两种体裁六个类别。乌兰其其格通过对乌珠穆沁“图林道”与“阿哈尔・扎哈尔道”这一对概念的阐释，讨论地方性概念在区域文化当中的特定意义和独特功能。
金铁宏和曹晔分别通过对达斡尔族民歌与蒙古族民歌的比较、蒙古族长调与汉族信天游的异同比较来探讨蒙古族民歌与兄弟民族民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歌手、传承人研究方面，那顺吉日嘎拉对清代文人杭锦旗诺彦阿拉坦敖斯尔以及其女其木德色楞编唱的三首歌及其背景作了生动描述。李佳音则对科尔沁著名艺人伊丹扎布演唱的百首叙事民歌和所演奏的四胡曲进行分类，通过个体看传统，通过民歌解读历史与文化，反观伊丹扎布民歌演唱与四胡演奏的独特艺术风格。
在蒙古族民歌的唱法、伴奏研究方面，斯琴论述了长调演唱中的气息运用、鼻腔运用、声带运用和混声运用等技法技巧。苏义勒对演唱巴尔虎长调民歌《牧歌》时种种诺古拉的运用技巧作了论述。史永清、杭红梅从美学特质、文化内涵等方面对美声唱法与蒙古族长调民歌的音乐特质进行比较。道尔吉对潮林道引子与“图日勒格”进行富有本土意义的解释，介绍了二者在整个结构中的意义和功能。萨切荣贵、乌力吉贺希格对马头琴如何伴奏长调民歌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杨民康通过清代高僧三世章嘉活佛在满族宫廷仪式及歌舞表演中的道歌演唱传统的描述，讨论了章嘉活佛主持的艺僧制度对蒙古族佛教乐舞发展产生的影响，从而引出北方都市京城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交融的问题。文慧通过鲜活的田野调查，对蒙古族萨满仪式、音声及其仪式中的角色关系进行论述，从“模式”与“形式”的关系当中，探讨萨满音乐的意义和功能。杨杉通过一次鄂尔多斯民间“暧房”仪式的个案描述，展现了人在仪式中的能动性，阐释了乃林道的仪式功能和生活意义及其变迁。乌云塔娜、萨日娜讨论了蒙古族宴歌的历史渊源、类型特征、演唱习俗、意义功能、音乐特征及其在蒙古族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民歌是新时代新民族音乐创作的源泉。阿拉腾奥勒从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出发，谈民歌对音乐创作中的基础性意义，强调作曲家学习民间音乐的重要性。乌兰娜提出叙事民歌是蒙古剧音乐的基础因素的观点。
希日布通过对当下流行的改编民歌《鸿雁》唱词译文的质问，引出了“新民歌”改编的尺度问题。木兰对一次科尔沁民歌、乌力格尔大奖赛的评述，提出了如何通过电视媒体来传承民族音乐资源的问题。格日勒图通过对“青歌赛”的评论来对当下长调青年歌手中存在的功底不深实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关于学术史、学科理论方面。刘新和从民俗地理、民俗文献、民俗生活等三个视域强调“民俗视域下的长调研究”的研究理念。李宝祥对1949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和1952年出版的《东蒙民歌选》的成书与出版过程进行介绍；王晶晶通过对许直、胡日查等人的口述史研究，再现上述两部民歌集编纂过程，呈现那段鲜活的历史。张劲盛对《中国蒙古族民歌文化大系――长调・内蒙古卷》的编撰计划进行说明。孙俊钰对当前蒙古族长调及长调歌唱家研究进行了梳理，李红梅对蒙古族民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关于民歌的教育传承，赵宋光从加强民歌形态分析和形成系统的教学资源，开设草原乐种的活态传承课程，加强旋律学课程，拓宽关注的视野，加强境外相关民族音乐之间的关系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建议。孙德俊通过内蒙古各高校长调教学的情况的调查，总结了所取得的成就，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黄淑梅对蒙古族传统演唱技法进行了梳理，同时对如何在高校当中进行传承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许多论文涉及蒙古族民歌的生存现状与保护传承这一热门话题。田香用真实而丰富的调查资料，展现了扎赉特旗民歌生存现状，介绍该旗近年来为当地民歌的研究、保护、传承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就。戴永喜就如何利用国营牧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来促进地方民歌资源的保护传承，如何利用地方民歌资源建设国营牧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苗幼卿就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如何通过保护区保护和传承长调民歌的问题提出了自己观点。滕腾就蒙古族长调民歌声像数据库建设，勾画出蓝图框架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吴云通过在科右中旗、扎鲁特旗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证明了科尔沁不仅有长调，而且当下仍有活态存承。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的蒙古族民歌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参会人数和收到会议论文数量，创造我区民族音乐学术研究会之记录。二、此次研讨会首次把短调民歌纳入到专题研究项目，科尔沁长调、布里亚特民歌、鄂尔多斯古如道、扎赉特民歌、乌珠穆沁潮林道等过去未曾关注的或很少关注的地方性歌种，进入到研究视野当中。三、一方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补充传统式的研究；另一方面音乐民族志研究、音乐人类学研究、仪式音乐理论等音乐学新兴学科理论以及口头诗学、表演理论、乐律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姊妹学科理论，已开始通过一批青年学子的论文，进入到蒙古族音乐研究领域当中。四、许多学者投身于田野，通过田野获取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田野获得鲜活的音乐体验，研究领域和视角得到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入。五、不少学者写出了颇有价值的民族音乐现状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的保护传承的意见和建议，民族音乐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保护传承的应用研究正在形成一个互补协调发展的局面。六、青年学者异军突起，地方学者、传承人积极参与，正在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草原音乐研究队伍。七、蒙古语研究论文的数量、质量和层次进一步提高。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9
一、范畴的含义与特性
1.范畴的含义。范畴一般是指某一学科的最高概念或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政治学中的权力、人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伦理学中的善、恶，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在所有学科范畴中，哲学范畴又是属于最基本、最普遍、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基本范畴。
一般认为，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其中包括与范畴密切相连的概念。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看，两者都是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和思维反映形式而存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2](p153)并且两者在形态上都主要以一定的符号(其中主要是词语)表现出来。从区别来看，两者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程度与范围有差别，范畴通常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抽象性更高，它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表征着同类事物中最大的分类或最宽泛领域的边界。而概念与范畴相比，反映了同类事物内部的分属关系或丰富具体的那些属性。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范畴称之为元概念，即它是最本质、最元初、不可再运用其他反映形式来定义它，但却可以运用它来定义其他概念的那样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范畴是基本概念或也可称为大概念，而有些大、中概念也可以称为小范畴。
2.范畴的主要特性。范畴有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及研究，如已有学者指出了范畴具有的客观性、流动性、抽象性等；[3](p187—193)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等，[4](p63—65)这些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特性有时候并不特指某种独立的属性，而是反映着某种关系，昭示着人们应该善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普遍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试图阐述范畴的下列关系性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
第一，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毫无疑问，范畴具有客观性，这是由于作为人脑反映客观外界的思维成果和认识工具，它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客观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5](p72)具体来说，这种人脑所反映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人类及其活动，甚至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客观性特征。这里讲到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内容具有客观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但要说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反映也具有客观性，可能就会有一定异议：怎么对主观性的东西进行反映的成果本身却具有了客观性的属性?其实，即便是对个体来说是属于自主活动的心理——精神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属于主观性的东西，但它们一旦超越个体意识的领域而进入群体意识的界域，就具有客观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那样，主观精神主要是讲个人的精神，并且只是就个人的意识状态来讲的精神，这种精神还没有外化出来，进一步表现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化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社会伦理、风俗、政治制度等，而客观精神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意识状态，道德、风俗、国家制度等。这种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的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找到大量的佐证。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雷锋同志的思想认识、意志品质最初是通过他的主观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主观精神”现象，但后来他的思想得到社会确认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传扬的对象时，这种主观精神就变成了客观精神，变成了社会客观存在的某种时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受到人们的主观敬仰和主动传承。于是，对这一精神现象进行反映的相关概念或范畴自然也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因此，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范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识工具，它的使用状况也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主观性。不难看到，作为思维产物与认识工具的范畴，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包括文字、词语与图形等所构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表达着客观内容的各种符号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常常带有主观的属性，即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同一内容的东西，也可能运用统一符号表征着不同的内容，仿佛人的姓名就是一个符号，生命过程中可能改名、假名、匿名、用笔名、用外文名等等，这种改动本身具有主观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其名虽多、其人不变的客观性。因此，范畴就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属性。当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可以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形式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面具时，它的使用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形式毕竟可以因人而异且丰富多彩，如人们可以称谓“雷锋精神”，也可以称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可以称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这些不同的词语所涵盖的内容有宽窄深浅之分，但其实质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范畴的主观性昭示我们需要注意范畴或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与恰当性，但又不能太教条主义，要注意应变性。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致和价值偏好而随意设置一些概念或词语，并且将它们反复使用甚至不断移植到新的领域中复制运用，以期形成一种众说纷
纭的语境而使这些概念或语词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使用定势或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研判新的活动样式或新事物的分类标准和鉴定模式，并且力图将这些状况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单凭人们的词语创造和词语操作就可以建构出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的“炒作”现象，正是人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对象之一，它是范畴的主观性被任意放大的一种表现。
第二，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一般来说，范畴作为某一学科反映某一独特研究对象或某一事物本质和活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具有鲜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某一范畴最起始时总是属于该学科所独有，并且只有这种范畴才能充分反映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也只有这种范畴能够标志着该学科的确立，甚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范畴才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该学科加以确认和赞同。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学科范畴又具有相对意义的普适性，即一定范畴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通行，而且可能被人们扩展或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加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范畴不仅依然保持原来的词义，而且又在新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了新的语义，这会使得这种范畴的普适范围不断扩大。如“公平竞争”最初出现在体育竞赛领域中，而如今则已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社会化”最初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衍生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科的范畴，如哲学范畴，从起始阶段就具有广泛普适的属性，其超越一切学科领域的特征早已为人所共知。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范畴会始终固守自己的“疆界”，不会轻易去反映或解释其他领域的事物本质或活动规律，同时也不会轻易被其他学科所移植运用，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第三，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作为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工具，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即具有从无数的直接性、多样性、对立面双方又对立又统一的具象中概括、提炼和抽象出一定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属性。这种抽象最初的表现就是运用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p181)在语言中，人们必须要用一定的范畴、概念等工具，但这些工具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程度、抽象程度和概括事物的范围有相当的区别，它们并不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和认识阶段，因此，范畴又被人根据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基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或高层次范畴、中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等。[3](p181—182)同时，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的，它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加以表达的，由于范畴就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表现形态、不同作用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它也能够完成真理展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任务，真理的具体性与范畴的具体性是一致的。关于范畴又抽象又具体的思想，其实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有体现，他所提出的十个范畴中，最根本的范畴就一个，即“实体”，其他九个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或展开这个“实体”的，因此，相对而言，“实体”这一范畴最抽象，而其他范畴则比较具体，至于其他用来说明这九个范畴的更小的范畴，则表现得更具体。
第四，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范畴的涵盖性主要指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之内涵。由于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大而使其边界变得相对比较模糊，用现行话语来说就是范畴具有对质性的界定功能，而同一范畴不可能在量的界定上具有精确的功能体现。这种主要对事物范围、涉及领域及其质性判定的功能，反映出人们运用一定范畴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内在需求。同时又要看到，人们认识事物又有明确精准的需求，因此，范畴同时又需要具有精到性，它是指人们通过范畴能精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廓清事物之间的种差，把握事物发展程度的一种特征。这也就是人们研判事物既需要有质的范畴，又需要有量的范畴的缘故。范畴的运用必须具有贴切与精准性，使人感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才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人们就会将一定数量的同类范畴建构成一个体系，它由一系列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小范畴(即大概念)、小概念所组成。并且这种范畴体系成为一个等级系列。
范畴在形态上的表现究竟是单个的还是成对的，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人们都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何况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状况的正确反映也需要至少有矛盾两方面的特征，所以范畴通常都表现为成对的形态。就哲学范畴来看，就有诸如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等。也有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从表面看似乎是单个的，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化”总是暗含着“个性化”的对立面，或者说社会化就是“去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化这一范畴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两者对立统一的无数复杂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与认识工具。
范畴究竟是主要出于对价值作出若干规定而逐步形成的，还是处于对经验进行描述而逐步形成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范畴内部价值与事实两者的矛盾性。至于一个学科的范畴究竟是反映了这一学科所表征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还是反映着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范畴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纯自发而成的客观结果，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考虑到以上特性，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时，必须遵守必要的规则，必须慎重周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主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本质方面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特征的认识及其概括出来的成果，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性的工具。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并且概括愈加精确，结构也更加严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对于学科确立、学科建设、学科的社会声誉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方面。
1.范畴是学科的基石，并由此构成学科的理论硬核。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学说或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应的范畴、概念体系和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范畴、概念体系基本规定了研究的边界与空间，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方式，规定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生成着与其他学科交流渗透的机制。而在这种范畴、概念体系中，必然存在着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与核心范畴相统一的“基石”，我们且把它称之为基本范畴。说“基石”常常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如今盖高楼大厦都打基桩，那是一根根硕大并且可以连接的钢筋水泥柱，尽管打基桩也可以称谓打基础，但基桩本身不称为“基石”。而原先盖一两层模样的房子都没有打基桩的说法，而是都要在承重墙的下方挖好地基槽，然后选择大块的、坚硬的石头铺垫垒砌在地基槽的最底层，再依次垒砌中型石块和小石块，从而构成整个地基。这种处于最基础地位的最结实的众多大块石头，通常被称之为“基石”，它是房子的耸立之本。同样，一个学科要能够确立，也需要有若干个“基石”，也就是基本范畴。要看到，有时候基础的东西未必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未必是基础的东西。但范畴对于学科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既是基础的，又是核心的，两者是统一的。
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而且应该存在由若干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硬核。理论“硬核”这一说法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6](p66—73)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理论改换一种说法，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和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之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硬核，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就难以真正确立。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硬核究竟由哪些基本范畴、概念所构成，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进展而逐步明确的过程。换言之，只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和渗透力，能够把一系列相关性概念融合成一个有序整体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助于促成人们形成社会常识或公理性认识的范畴与概念，才可能构成理论硬核，仿佛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理论硬核一样。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中层理论与表层理论具体怎样区划，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2.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并且也可以成为分析研究对象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理论表现方式，它通常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自我表现的众多概念群的存在方式，而且成为一种解释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以及沟通外部联系的工具与方法。这种工具与方法集中表现为一种独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仿佛一张网，其中作为网结存在的范畴主要起着分析要素即尺度的作用。这种分析要素即尺度的首要任务是对实践对象进行定义，其次是对众多定义的对象进行分类或归类，再次是进行解释。对此可以总称之为“范畴化”。换言之，范畴本身仿佛一种度量衡所具有的标准，可以成为分类或归类的依据。范畴组合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于是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区别。
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们实际上表征或反映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范畴与范畴、范畴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客观事物内在、必然之关系的一种展开与显示。我们在主观上把它看做是有逻辑性，而主观感受上的有逻辑性与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是一致的，这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主客观统一。分析框架所体现出来的严整性与其运作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也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演示就是一个范例，仅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一系列概念之间的演进关系之做法看，渗透其内在的方法、始终贯彻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展示，尽管在体例上有稍许单调的三一体印象，但其逻辑的整体严密性还是令人赞叹。他的《精神现象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论证他的绝对精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是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7](p219)如黑格尔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么一个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看做是主观精神的形成路径，而理性这一环节的展开又可以分成正—反—合这样的三一论，即由“观察的理性”(主要特征是被动性)转化成“实践的理性”(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再转化为“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统一性)。而有了主观精神，它们主要是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它们的汇集、积淀慢慢就转化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变成社会的风俗、道德、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些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有了主观精神，又到了客观精神阶段，人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两者的合题——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主要指美学(艺术)、宗教、哲学史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严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概念内涵的展开过程应该表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性的真切反映。当然我们需要看到，学科范畴体系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范畴体系的体量和发育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其解释与分析外部事物的能量和功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老学科如哲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庞大，其发育程度也比较被人认可，而一些新兴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弱小，其社会认可度也会因平时缺乏沟通或者其他种种缘故而比较低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是属于正在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时期，它所产生的分析功能和社会解释能量的社会确认，还会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如何，如果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不能正常地发挥其解释作用或说明作用的话，这一学科就难以走向成熟。
3.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它的固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思维方式。
学科范畴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概念、词语等，加上其他副词，它们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组成了话语体系或叙述方式。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主要指符号(包括了概念及词句、图形、字母等比较丰富的形态)、意义预设及其诠释，以及言说方式(主要指人们运用一定符号来诠释和分配意义的表达方式或叙述方式)等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构成的形态。于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范畴的分析作用，亦即研究作用，还需要认识范畴的表达作用或叙述作用，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这样，由一连串大小范畴、大小概念为要素所组成的学科话语体系，成为分析与叙述相关事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必要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学科不可能运用其他学科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来揭示与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一个学科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来分析本学科研究的对象，那多半是在将其迁移到本学科话语体系整个语境中同化后才加以运用。因此，范畴必须增生出话语体系及其叙述功能。
护理理论概述及现状篇10
内容摘要：
本文论述了疑难病的概念及范畴。
论文内容：
自从李积敏（慎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后，中医学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医疑难病学”这个学术新概念，当论及中医疑难病学科，首先应搞清几个基本概念，诸如什么是中医疑难病，中医疑难病的范畴等等。疑难病是中医学术常用的一个比较古老传统的概念，具有中医辨治两方面的特点，范围颇广，概念比较笼统，临床各科都有不少疑难病，但均是指中医范围内的疾病而言，因此，中医疑难病常可简称为疑难病，疑难病也即指中医疑难病。关于疑难病的概念，自古至今论述颇多，但一致未能取得统一认识或意见。从“疑难病”字面意义上讲，“疑”主要是指辨证方面而言，症状纷杂或罕奇，证候疑惑，病机复杂，致使辨证难明，诊断难定。“难”主要是指治疗方面而言，或诊断不明，无法治疗；或诊断已定，疗效不佳，甚至治疗无效。在古代《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众多的中医经典著作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用“难治”、“难已”、“不可治”、“不治”、“死不治”、“逆证”、“死证”等概念来描述，这些均有“疑难病”的类似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医学科自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关疑难病证治的临床报道及概念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众多中医学者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认识理解及视角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积敏（慎言）的有关中医疑难病论述。
李积敏（慎言）认为中医疑难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临床表现繁多纷杂、罕奇。病人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表现繁多纷杂而疑似，或症状体征奇特罕见，因而难以进行辨别，诊断与治疗。②病因病机错综复杂。病人临床常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外感内伤、表里同病、新病宿疾交织等。③证型难分难辨。患者症状纷杂，或病机复杂，或症状奇特、少见，证候疑惑，认识不清，犹豫不决，诊断上难以定论。④临床治疗效果不佳，预后不良，或无效。临床上病程漫长，邪盛正衰，久治不愈，疗效不佳；或病情复杂，治疗难收预期效果，其预后不良；或诊断易定，辨证易明，但目前尚无特效疗法或方药，因而无法治疗或治疗无效。②与西医难治病范围不尽相同。疑难病除难治外，还有辨证诊断不易方面的含意；难治病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多指现代医学领域中的疾病，诊断不难，难在医学界公认没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以难治为主要特点。中医疑难病与西医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医、西医专家均认为属于疑难病或难治病；有些疾病西医认为是难治病，但对中医来说正是其专长；而有些疾病属中医的疑难病，西医却不认为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综上所述，李积敏（慎言）给疑难病这样一个描述：“疑难病是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学术界所公认的，具有诊断辨证难、临床治疗难等特点的临床各科疾病的总称。”中医疑难病的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疾病属于疑难病范畴。但对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尚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某些疑难病的看法也不统一，因此要准确划分疑难病的范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研究。
什么是中医疑难病学，李积敏给“中医疑难病学”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中医疑难病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疑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辩证治疗及护理，预防保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学科，”中医疑难病学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并吸收现代医学科学对疾病的认识的先进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畴仅限于疑难病范围。其研究内容为：①研究疑难病的发生原因；②研究疑难病的发展状况；③研究疑难病的转归机理；④研究疑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②研究疑难病的临床护理；⑤研究疑难病的预防及保健。其研究方法是应用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进行理论与临床综合研究。李积敏“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对干发展中医学术，提高中医在世界医学临床中的地位，推进中医学术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医药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保障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均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积敏也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医疑难病学科创始人及中医疑难病学理论奠基人。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可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中医疑难学科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的思想，深刻地说明了辨治疑难病是学术水平及技术水平的标志。纵观中医发展史，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疑难病的诊疗上有所突破，或建立新方新法，或临床疗效卓著。如果加强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研究，提高诊治疑难病的临床整体水平，使诸多疑难病迎刃而解，这将推动中医学术发展与进步，使中医学术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展中医疑难病学研究，是临床实践的需要。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临床实践的总结。加强中医疑难病研究，发掘整理前人积累的防治疑难病的临床经验及诊治疑难病的理法方药，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明新的疗法及方药，从而建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又去指导中医疑难病临床实践，可避免盲目实践、重复研究，节省人力物力，从而可迅速推动疑难病辨治出现新局面，使疑难病防治整体水平提高，促进中医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