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思想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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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思想篇1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哲学 技术决定论 异化

 

keyword：philosophyoftechnology ，techno-determinism，alienation

abstract：whenwestudymarxist technique philosophy，weshouldstudythebackgroundwhichmarxlivedin，andsowemaybedigoutthe"real"marxist technique philosophy;marxcircumscribedtechniqueasactivitymethodandproductionmodeandsoon；techniquestandedatthebasicorkernel situationinthemarxphilosophy：tachniquewasthedeterminantoftheevolvementoftherelationofhumanandnature，andthedeterminantofwhatisman，andthedeterminantofadvancementofproductivity，andthedeterminantoftransformtheepochofeconomya.

一、马恩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技术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他的技术哲学进行评价的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仅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十九世纪是理性和技术狂欢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主要是对理性和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当我们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技术哲学进行研读和评价的时候，应该回到马克思技术哲学自身。

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1“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他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也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2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象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3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反思及批判是二十世纪“后现代”的事情。科学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一个自我反省的时代。技术产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及技术产品神话般地涌现，其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性格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的未来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操纵在神秘的自己生长的技术手中。技术是给人类带来了一切，然而在技术所带来的一切中，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4有人甚至提出要暂停科学研究。

马克思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现在科学技术受到批评，技术决定论也因此名声不好，所以有些学者就急忙否认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看法并非贬义，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中技术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突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当然也具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alvin

·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看法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5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6技术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能动关系的承载，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

 

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概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实际上开始试图使哲学技术化，使哲学技术化必然离不开改变世界的技术，即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

“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8“技术即无思。”“哲学的知识……贬低一切技术的知识的价值。”([8],p.1)，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并没有成为哲学注意的对象，但是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切原因之原因。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里依然承继着以往的哲学传统：并没有把技术作为其直接的考察对象，而是从其他的社会现象诸如资本等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科学地分析，技术问题实际上成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是正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刻意地去分析和讨论技术概念，而是不经意间完成其技术哲学体系，因此也为后人研究留下了争论的余地。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定义技术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相关的著作窥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体系中技术的蕴涵。马克思指出：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9。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怎样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或“操作方法的知识”，10即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11

劳动资料“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线等等”([10],p.636)“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12

同时，马克思对机器、劳动资料、技术手段等，分别给出了明确区分。他说：“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技术手段、如机器等”。13自然技术是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中介手段。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11],p607)。

 

三、技术揭示人的本质并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

马、恩首先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发展，强调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分化及其相互作用中来考察历史和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14在这里，直立行走和打字、游泳、开车等等都是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得以形成，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14],p.377)手变得自由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手是劳动的产物([14],p.375)。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工具和手的辩证理论，从而动摇了被动物体和有机物体的划分。”([8],p.3)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1],p.379)。研究劳动及劳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根基：“事实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抱着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不放的倾向，仍然妨碍着哲学承认人是‘劳动的人’(homofaber)这个在今天相当重要的概念。”15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劳动中才能实现。“生产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23],p.18)

在人的劳动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对现实的人的整体描述。现实的人是实践中的人，是在活动中、劳动中创造历史的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人们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他们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无论是制造工具或是使用工具，都无疑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使人成为了其自身。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6

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7“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7],p.185)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7],p58、79)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技术以特别重要的人类追求自由的意义。

（二）技术的演化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

首先技术决定着并实现着人对自然占有。在人类早期，由于人的能力低下，技术水平刚刚摆脱利用自己本能，即仅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的时期。“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的身躯的肢体；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他们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这时人对自然的再创造的水平极低，与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但是“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14],p.273)“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把各大洲的种系都改变了。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14],p.382)“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8

其次技术完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在技术的武装之下，不断地向自然进军，但这种进军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在技术狂欢的十九世纪就已经警告人们：大自然对人们的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终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越能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4],pp.383-384)我们应该注意到恩格斯并不是主张放弃技术而是主张在“我们统治自然界”的前提下对我们盲目的行为进行控制。“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8],p.219)正是技术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从原始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天人对立，再到未来的新的天人合一。

总之，在马克思这里，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的活动；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

 

四、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的状况就是技术水平的反映。生产的进步依赖于技术的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其实质就是技术的进步。“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0],p206)“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8],p.20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技术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发生变迁和革命的直接的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

“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的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

“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的；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和石头开始的。”

“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

“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以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4],pp.19～24)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p67)

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9

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格言已作为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马克思在为《人民报》创刊四周年所作的演讲中，对技术的巨大历史作用和革命力量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认为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把劳动资料与经济时代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从一个经济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过程的实质和内容，强调了劳动资料(技术)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苏联学者尼·阿·洛赫马洛柯也断言:“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的技术手段来划分的。”20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9],p.168)在《资本论》第二版时，他在“怎样生产”这句话的后面特意作了一个重要的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9],p.168)他还明确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即技术），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21列宁也指出:“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阶段。”22“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9],p386)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技术是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志。生产技术即“怎样生产”，是指将知识形态的技术物化为生产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工艺流程、操作规则以及组织、管理程序与方法等。有什么样的生产技术，就要“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任何一个时代生产的技术和这个时代的生产资料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具体生产资料的技术也没有脱离具体技术的生产资料。只有生产技术才是使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它们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技术）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23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8],p.179)

技术使整个社会关系依赖于技术。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阐明了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技术是作为直接生产力而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它不过是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典型的、突出的、更本质的表现。j.霍麦斯视马克思主义就是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是‘技术时代’的根据。……所有社会现象的方式，包括经济关系，都被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技术生产力的作用。一切事物都依赖于技术发展。”j.霍麦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第一个商标恰恰是技术统治论”。24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创于他们对技术的根本性思考，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哲学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切姆强调技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指出“对技术的解析构成马克思思想的一项主题”，“尽管人们经常认为马克思将技术列于经济之下的次要地位，但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所作的恰恰正相反，是将经济从属于技术。”25

马克思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等同于一定的工业阶段，而一定的工业阶段又意味着与此相关联的生产力。他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孤立要素，而是在历史的发展着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对人的自由与解放起核心作用的变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以单个机器所具有的能力表现出来，而是在机器的系统应用中、在规模性的生产活动中，在工厂制度中，其结果是“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10],p.155)而这种否定恰好表现为它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关系的具体承载。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得到表现，因而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念，深深地渗透着这一思想。([18],p.33)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东西是技术的发明、创造、改进与大规模的使用，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首要性和核心作用正是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凸显出来。

五、技术异化

 

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14],p.262)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基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凸现出来，技术构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巨大的异已力量。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得到更加合理的、自由的发展，相反，它加强了人的奴役，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隶，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就人的价值被尊重的角度看，从古代世界发展到现代世界甚至是一种倒退。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典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目的。”2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发财欲之中。技术的胜利是以人的物化为代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可能指的是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7

第一，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

技术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细，人被迫局限于生产的某个局部领域，对局部领域以外的技术、知识则几乎一无所知。人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技能，成为智力上的或技能上的局部人、畸形人和“单向度”的人。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阶段，分工主要是一种根据生产工具不同而划分的行业分工，劳动者对生产的整个流程都是熟悉的，劳动者在他的行业内基本上是全面发展的；而工场手工业则发展了人的片面的能力。在工场手工业里，“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作为总体的工人被分成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作为一种局部的工人，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以至于工人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往往成了工人的优点。这样一来，工人就成了局部的和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28

第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的改进、合理的机械化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业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不但工人要适应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也必须适应工人。而在理性发展产物的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8],p.417)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单一性，这种连续性和单一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的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29这样，机器的特征就表现为“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则是生产过程(“生产事物”中)主要的职能，机器、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总之，“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8],p.463)

第三，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对技术理性、经济理性、金钱的狂热追求直接导致了价值、道德的失落。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但不断提高劳动的强度，甚至不择手段，无视法律、道德，无视人的生命，不惜发动战争。而专家则仅仅追求技术的改进、发明，无视技术的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的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工具理性的发展导致工人道德的败坏、不知礼义廉耻:“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了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28],pp.508-509)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里，人的理性一路凯歌猛进，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贪欲使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变成了疯狂攫取利润的工具，使人成为物、金钱的奴隶，使人的智力被物化、道德更加败坏。“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p274～275)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8],pp.707-708)

技术异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展时必然经过的一个环节，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全面发展的结果。“问题本身并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p.p100)

六、技术是人类消除异化、彻底解放、走向自由王国的实践动力

 

人类是所有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是那些展示自己本质存在的主人。人的本质是普遍的，也是各种可能性的整合。因此，人既是个体的存在，更是类的存在，群体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在诸多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子中，技术是最核心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人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异化，也正是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全面的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就集中体现为追求人类自由与社会进步，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异化的超越与废除，根据仍然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扬弃异化，为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6],p.520)当然异化的完全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最终实现，它意味着人类在更高层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中成为一个整体，人成为人自身。

技术是人类追求自由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在人的存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社会存在，人的异化的产生说明人被压抑、扭曲、剥夺、制约或限制，这些都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应该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应该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为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彻底解放和对异化的克服，必然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换句话说，是以技术或工业的巨大进步作为它的杠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将使得劳动、技术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人不再是物质的奴隶，人完全成了自己的主人。到那时，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自由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的伟大不是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威力和科学技术的负作用（异化）而进行欢呼或哀叹，也不是仅仅认识到科学是把双刃剑从而无所适从，而是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把人类带到异己的地步，而且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把人类带回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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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12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5

[1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8

[20]阿·洛赫马洛柯著 王茂根译《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p.63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p.44.

[22]《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p.19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p.505

[24][荷兰]e·舒尔曼 李小兵译《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p.288

[25]c．mitcham thinkingthroughtechnology：thepathbetweenengineeringandphilosophy [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pp.79-83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486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p.4.

哲学基本思想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思想品德课渗透教学方法论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渐进，逐步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特别是九年级教学内容蕴涵着许多哲学思想，如普遍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的方法、量变质变原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等。我们一方面渗入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要启发引导学生经常运用已了解的哲学原理学习新的内容，达到温故知新。在经常运用中，加深哲学思想的理解，使学生懂得哲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

哲学基本思想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矛盾；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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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建宁.我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路径与走向[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03）.42-43.

[3]易善芝，胡彬.试论对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2）.26-27.

[4]夏乃儒.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哲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9-21.

[5]邹非老.浅论哲学思想特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1（02）.61-63.

哲学基本思想篇4

(一)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哲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二者有统一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邓小平哲学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二者具有统一的观点:均把实践的观点视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者具有统一的方法:均把唯物辩证法视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的方法。论者在阐释继承性的同时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哲学的实质是批判性与实践性。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论者指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第一,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第三,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第四,阐述了保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保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一是“实”,体现在他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点的论断上。二是“新”,体现在他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三是“深”,体现在他把对思想路线的系统表述同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六个阐发”和“五个升华”。“六个阐发”:一是针对“两个凡是”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二是针对在“高举”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阐发了思想的实质和真谛即在于实事求是;三是针对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思想障碍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意义及其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四是针对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必须正确解放思想;五是针对在评价和思想中出现的偏差,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六是针对我国现代化建造道路的问题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才能确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五个升华”:一是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二是首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三是首次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四是首次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五是首次提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与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在强调正确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同时突出“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第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非凡是教条主义的特点作了新的分析。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保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的统一。[2]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有论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的阐述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深刻揭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是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造为中央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物史观新理论,初步解决了如何建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主要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唯物史观的新范畴。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全方位的。如:扭住经济建造这个中央不放的思想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生活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原理详细化为实践性操作性的原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生产力梯度推进论和台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两手抓”的思想使生产力标准详细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3]

3、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索。有论者认为,创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造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观点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利用;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从多要素和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调解上考虑问题。他强调“系统性”,强调注重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有论者将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区分为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主要有: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非凡性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阐述对外开放的波浪式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推进格局;运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运用矛盾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保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目标;等等。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提出了以借鉴促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台阶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造辩证法的重大贡献表现在:(1)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2)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凡国情相结合;(3)把握辩证思维实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方法,实现革命的辩证法向建造的辩证法转变;(4)保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制定了“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全新战略思路;(5)依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制定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落伍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4]

4、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着重于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创新,称之为应用性或实践性。马克思从总体上论述了关于实践的理论,既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基础,也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列宁侧重从认识论方面丰富发展了实践理论。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但他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于认识论。邓小平从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总框架,但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质得到极大彰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他既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历史观的基础。保持认识论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本本”所束缚;保持唯物史观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为抽象的姓“资”姓“社”所困惑。保持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标准必然在社会领域详细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它的思想来源以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论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人认为,实事求是要求把革命实践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有人指出,只有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基本问题说。认为实事求是体现了、邓小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2)唯物主义说。认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是唯物主义。(3)认识论说。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4)多种涵义说或称综合说。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综合的范畴,认为它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以三涵义说和四涵义说为主。前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范畴,后者则认为实事求是的涵义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理论的精髓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总体性范畴。有人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用以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当树立的正确学风的。有人认为,实事求是的理论支点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普遍性与非凡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由实然、必然、应然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论者中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大道来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在于倡导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比较而言,“解放思想”着重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固然也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世界的客观性。

4、如何贯彻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本人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邓小平力求党的政策和实行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国实际。详细反映在:一是一切目标政策都不是从书本和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改革的目标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保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有人认为,邓小平在保持实事求是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保持真理与纠正失误相结合。有人指出,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保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这属于认识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路线很难做到实事求是。[5]

(三)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或特色的研究。

1、邓小平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核心,以系统分析为方法论,以实践功效为内容的认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历史观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注重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了以价值为特征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唯物史观。邓小平哲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

2、邓小平哲学理论不侧重于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原理的系统化,而侧重于哲学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开放的哲学,即保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新的科学判定,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政策。邓小平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走向。(2)强烈的求实性。邓小平把求实性贯穿于他全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关于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高度的创造性。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等。(4)深邃的辩证性。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的决策处处布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保持“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尽治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特点的概括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6]

3、邓小平哲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凸现主体的重要性。详细表现为:邓小平强调对“实事”的认识和把握,但更强调“求是”,即从“实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物质价值的同时重视人和人才的价值。(2)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同时,凸现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重视以下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的方法;两手抓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3)强调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同时,凸现价值的重要性。表现为,把客观实际是什么,主体要什么、为什么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强化为什么(目的)的重要性。把求是、务实、实效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活动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4)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同时,凸现生产力的重要性。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本质的认识上,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强化生产力的作用。[7]

4、分别从形成方式,理论形态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其一,形成方式特点。在纠正中阐述新思想,在重申中论述新观点,在强调中形成新认识,在保持中提出新论断,在创新中发展新理论。邓小平是创新的光辉典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保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取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造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其二,理论形态方面的特点。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应用哲学;是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其三,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突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社会系统的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系统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系统的相关性,社会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有机统一。[8]

5、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务实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科学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6、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出发将其特点概括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价值观;以“两手抓”为特征的方法论。

7、侧重于邓小平哲学风格的研究,将其特点归纳为:简明、通俗、求实。8、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同一性和调解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以发展为核心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9、一些论者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各层面上的特点,如邓小平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价值观的特点,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特点,等等。(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的研究。

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仍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形式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蕴涵于他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导和党的建造各方面的论述之中。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实践精神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当代开放社会、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灵魂。它非凡富有时代性和实践的活力,是中国人民的理论宝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进行了概括:

1、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因而它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框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1)主体性。与领导工作实践融为一体,具有融人民主体性在内的领导主体性;(2)科学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保持生产力根本标准;(3)民族性。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和精神,又承继了民族哲学中注重践履、务实求真的精神。

2、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彻底唯物主义,包括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2)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3)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观;(4)具有时代特色的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5)邓小平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哲学思想,如以现代化为中央的发展哲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哲学,以建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哲学,以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以现代意识为主导的领导哲学等等。[9]3、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一系列战略思想:(1)在处理社会结构体系中各个领域发展的关系上,紧扣生产力发展的中央,围绕这一中央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造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协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调发展。(2)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关系上,强调通过各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造与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3)在处理社会发展中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4、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注重效果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他把实事求是前提下注重实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活动过程,并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视为应追求和实现的基本目标,作为评价一切活动、事件和事物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10]

5、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求实精神。包括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认识上的实际、实践,价值上的实效,作风上的实干,国力上的实力等。(2)发展精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致和”精神。“致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它要求在矛盾的对立面中看到同一,利用同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致和”精神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11]6、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1)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4)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哲学是“求实哲学”:(1)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2)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3)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4)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

8、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求实观、矛盾观、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大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体系。求实观是邓小平哲学的灵魂,贯穿于其他三大观点之中;矛盾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观表现了他尊重实践、相信实践、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的认识论;唯物史观展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领袖观和群众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12]。9、“求实哲学”是、邓小平哲学形态的共同性。哲学的形态是“实践哲学”,它发展为邓小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立足于生产力,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新判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论断;立足于生产力,打破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传统认识;立足于生产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

10、邓小平哲学的形态“发展哲学”。(1)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哲学;(2)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发展哲学;(3)“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发展哲学”更深刻更宽泛。“发展哲学”兼容“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求实论;发展中央论;发展动力论;发展调解论;发展主题论;发展转型论;发展价值论;发展主体论等。[13](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1、五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人从矛盾同一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同一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在于胜利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并以此为胜利的范例,纠正了我们以往的“斗争哲学”的错误倾向。有人从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角度出发,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作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是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哲学家,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说明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有人从思维方式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及主要特点是: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⑵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⑶实践性的思维方式;⑷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系统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建造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动态开放性、进化发展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有人从哲学智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是活生生的详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是改革哲学、开放哲学、现代化哲学,是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神韵、个性魅力的哲学智慧。2、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特点是:开放性、人民性、辩证性、策略性、经世致用性。有人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色在于它的实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特征在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与创造的统一、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创造性思想方法、预见性思想方法、开放性思想方法、循序渐进的思想方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辩证法的特点在于:主客体统一的世界观;知行统一、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稳定与发展统一的改革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

二、研究概况写作论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也成果颇丰。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已出版研究专著40余部。从研究队伍看,全国理论界、宣传界、学术界都有一批研究人员,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有不少是哲学界闻名的专家学者或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邓光荣、李君如、龚育之、孙伯钅癸、张一兵、袁贵仁、乌杰、杨耕、陈志良、赵光武、王东等。在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陈俊宏《只有加快发展力才能显示优越性》(《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5日),王永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兼论邓小平有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陈志良、杨耕、郭建宁《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党校论坛》1990年第10期),徐久刚《邓小平主体生产力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1年第11期),乌杰《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兆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孙伯钅癸《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赵凤歧《邓小平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理论建构》张一兵(《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杨耕《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再思索———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朱宝信《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三种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特色》(《前线》2009年第1期),萧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思想研究》2009年第6期),雍涛《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罗尚贤《和生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1期),田启波《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薛广洲《、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佟向民《关于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特色的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赵智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田启波《发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探析》(《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等等。

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江西社会科学学院编《邓小平的思想初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袁训忠主编《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乌杰著《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陈志良、杨耕著《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李君如著《哲学根据:实事求是》(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徐博涵、杨植任主编《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丁士峰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出版社,2009),刘嵘著《中国现代化建造的哲学基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刘景泉、周薇著《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著《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法律出版社,2009),尹全忠等著《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程家明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宫敬才著《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庞元正著《邓小平理论精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王东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汪维钧著《邓小平哲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朱书刚著《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等等。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邓小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理论界在关注这一理论的同时,开始研究它的哲学根据。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在确定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著作相继编辑出版,如1983年7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后修订为第二卷),1984年12月出版了《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出增订本),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党的十三大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接着全国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有论者指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保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伴随着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的同时,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不少学者开始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多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1989年5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后修订为第一卷),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题单行本。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1989年国内“八九”之后,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一次考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出现一个低潮。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理由是邓小平没有哲学著作,其讲话中的哲学味不浓,即使有几个哲学概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是邓小平创造的,而是从那里继承来的。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初到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理论界简称“南巡谈话”),“南巡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定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澄清了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南巡谈话”可谓邓小平理论之集大成,表明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得到了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肯定和拥护。在“南巡谈话”的影响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强调要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随着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国内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严峻考验,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研究局面渐进高潮。非凡是2009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丰功伟绩的一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些普通人缅怀邓小平的自觉行动。理论界以极大热情关注特色理论的哲学内涵,同年3月19日,安徽省还召开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详细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一时期研究视野拓宽,理论界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意义和邓小平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等内容。

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从纯哲学层面去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而且更注重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去探索,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探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特色、特性上。第三个阶段,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到目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阶段。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科学地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概念以及内容,从总体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将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继承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体系,并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改革有指导意义的领域,如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实践特性等。此外,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爱好。[1]综上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布满疑虑经不断拓展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达到相称的深度。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20余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从资料的角度看,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可资借鉴及引证的材料相对欠缺。由于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散见于他的讲话之中,因而如何从他的大量讲话中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和其他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邓小平有关哲学的论述,出版《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书,这样可以大大推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会深化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二)从研究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有人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邓小平哲学。二是,有人将邓小平哲学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邓小平理论本身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力求按照邓小平哲学思想本来的逻辑揭示它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过程中,才能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概括出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确定其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领会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哲学基础。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揭示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论体系。

(三)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值得注重的问题。

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详细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贬低或否定哲学思想的价值。这两种偏向显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笔者认为,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造的详细历史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关系。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特色和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造的实践要求。同样,要确认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保持继承与发展的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辩证统一。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哲学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造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形成的,是对哲学思想的发展。否认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对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遵循和邓小平所一贯保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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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本思想篇5

关键词：哲学；部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107—05

部门哲学研究是我国最近30年来的热门话题。但是，对于部门哲学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则少有论及，甚至有研究者将部门哲学等同于“应用哲学”。本文试就部门哲学的性质及研究特点，发表一点认识和看法。

哲学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最高的形式。西方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古希腊哲学首先予以关注和反思的对象，是人类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在逻辑彻底性的导引下，古希腊哲学家们孜孜追寻和探求世界的始基、本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学说。但是，这类明显带有独断性质的抽象本体论研究范式，却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生活。正因为此，到近代，伴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经验科学的蓬勃发展，西方哲学研究范式也开始发生重要转换。作为近代第一哲学，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首要目标的认识论研究范式，不仅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成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由认知客体回到了认知主体，而且将哲学研究引向了一种向现实化、具体化发展的新的路径。较之古代本体论哲学对物的分析而言，以“意识分析”为根本特征的近代认识论哲学，在哲学具体化研究进程中无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囿于这一层面的意识分析，依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意识本身仍属抽象之物，因而，近代认识论依然无法合理地解释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最终不得不诉诸感官知觉或天赋观念。马克思哲学因在本体论中引入了社会性这一重要维度，使得近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现实化发展路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根本性转折。现代西方哲学亦十分重视对于哲学具体化、现实化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发扬，如现象学关于主体问性的分析、分析哲学家对语言分析的推崇、罗蒂对于协同性概念的强调及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动的探讨，等等，都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方式上对这种哲学研究范式的沿承、彰显与张扬。正是在传统哲学研究范式向具体化、现实化研究范式发展、转换的背景下，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数学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等诸多的哲学分支学科适时而生。因此，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部门哲学的产生乃是哲学研究范式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

部门哲学在我国的兴起，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引起我国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既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也与我国当时的哲学研究状况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世界呈现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格局，处于这一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中国现实社会，亦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从我国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随着对“解放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极力倡导与宣扬，许多原来被视为“思想”的羁绊不复存在了，理论工作者有了更大的探索勇气、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更宽松的学术环境、更优越的研究条件，我国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并充满了勃勃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我国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也敞开了国门，中外文化交流步人常态。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也相继传输到我国，并对我国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为我国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外理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发展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我国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开阔了我国理论研究的视野，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我国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不可否认，我国近二三十年兴起并流行的部门哲学研究，大都是在吸取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解放后的哲学研究历程是颇令人费思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了政治说教的化身和各种政策的注脚，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理论工具。但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将哲学的社会功能推向顶峰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远离社会现实生活，从根本上忽视了其反思时代与现实的固有批判功能，沉湎于寻章摘句和概念堆砌，深藏于“象牙塔”而不问人间世事，而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未能作出及时的和应有的反映，未能对时代课题给出时代解答，于是其作用与影响渐显弱化。特别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相伴而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沉渣泛起，在急功近利的人们面前，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哲学圣光，却是黯然失色，受尽人们的冷落嘲讽。哲学的贫困，迫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研究指向本身开始反思，并深刻认识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研究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教条与偏颇，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和转换，走出思辨的“象牙塔”，加强对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将理性的视角指向鲜活的现实生活世界，并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于是，伴随着发展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哲学分支学科的兴起，部门哲学研究成为了我国哲学理论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对于“部门哲学”这一术语，学术界尚无确定的界说。部门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可以从哲学研究的本性中寻找到答案。

“哲学”的原初本义就是“爱智慧”，哲学即是求得智慧的学问。“爱智慧”无疑包含了一种不断探索、追问、追寻的精神，而哲学追寻智慧的最直接表现，即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正如罗素所说过的，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怀疑与批判既是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但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排斥，“批判精神”的精髓在于追问根据、探询理由。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哲学的质疑、追问与批判，又是建立在对现实及思想本身反思的基础上的。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也决定和体现了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

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哲学则是对这种思想反思的理论表达。但哲学对思想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忽视和排斥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由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思想总是思想对象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对象就不会有关于对象的思想，因此，哲学反思的虽然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对象即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对思想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的反思。然而，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反思决不是关于时代、现实的种种现象或表象的简单描画，而是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形式所把握的时代与现实，是对时代本性、现实世界本质的一种理性抽象和理论概括。因此，只有将对时代本性、现实本质的反思升华为一种“概念性的认识”，哲学才能真正理性地关照现实，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刻地解读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也才能真正塑造出一种深刻反映时代、高度体现时代、正确引导时代的时代精神。

人类通过各种方式把握世界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思想”，而人类把握世界的所有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所有的“思想”，则又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哲学不仅具有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也由此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中西方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反思的基本维度通常是按照以下两个层面来展开的：一是对于构成思想对象的存在即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特性的内在把握，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普遍性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二是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或者说人类社会特定实践领域的反思，由此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门哲学或者说领域哲学。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部门哲学是相对于一般哲学理论即普遍性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而言的，它是运用哲学反思思维方式对构成现实世界特定实践领域的整体性把握而形成的哲学理论。比如：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反思思维方式对人类政治领域的一种根本性把握，而经济哲学则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经济世界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哲学反思的社会实践领域不同，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具体的部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部门哲学是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哲学理论如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哲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部门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应用哲学”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应用哲学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哲学作为整体地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省体认。因此，探索和总结现实世界某一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具体科学，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但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都应当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成果，除此之外，就不能称之为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因此，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对某种特定哲学思想的应用，都仅仅是一种“哲学的应用”，而不是什么“应用哲学”。第二，“应用哲学”的名称，与哲学的学理本性不相吻合。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溯“应用哲学”这一名称的确切来源，但从其“应用”一词的使用来看，它无疑是衍生于“应用科学”这一科学分类概念。然而，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有其特定的涵义与所指的。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根据科学对实践的关系而区分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所谓基础科学，是指以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基本规律为主要任务的科学，而应用科学则是运用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以解决为人类服务的实践问题，如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即属典型的应用科学。因此，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相对于基础科学而言的，它们各自的目的和任务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作为对形而上的追求，哲学根本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人类精神世界，可以有哲学的应用，但决不存在与哲学相对应的“应用哲学”。第三，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应用哲学，实际上是不能称之为哲学理论研究的。因为，它们大多是运用某种特定的哲学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作分析工具，解释具体科学理论和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问题，或者在具体科学中寻找作为“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具体例证，有的甚至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机械地把具体科学的研究内容分割为几个模块、若干个对子。这种所谓应用哲学研究，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哲学思考的本性，不能为哲学的“知识宝库”增加任何的哲学含量，而且因其无视具体科学研究的固有特质和规律，而往往引起具体科学研究者的反感和蔑视，造成对哲学声誉的极大损害。总之，在我们看来，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部门哲学是属于“哲学”的，而“应用哲学”作为某种特定哲学理论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简单移植与推广，它是不属于“哲学”的。

关于部门哲学及其研究的特征，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从部门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关系来说，部门哲学总是体现着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但它又是第一哲学不可替代的，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和发展。“所谓第一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古代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现代则似为广义的实践哲学，但不论在何时代，它们都构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从思维方式、知识类型等方面来说，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谋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达到对对象普遍本质的揭示即对必然性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可以相互取而代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反思的对象或者说反思的范围有所不同。作为理论活动，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总体性把握，部门哲学则是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性把握。从这两个“总体性把握”中可出看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部门哲学思考的维度和反思方式不仅不能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性而独辟蹊径，相反，它总是在体现着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从这一点上来说，部门哲学的思考视角不可能超出和超越第一哲学的理论视野。但是，部门哲学因其反思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特定的实践领域而不是整个人类世界，因此，其具体研究内容与第一哲学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部门哲学又是第一哲学不可替代的。同时，由于部门哲学并不是以特定实践领域的个别现象或具体科学中的个别理论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而是对特定社会实践领域或者说世界的某个部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部门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关系，就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包含、互为条件的。部门哲学对于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把握，是以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为前提的，没有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总体性把握，也就不会有对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透彻理解，不可能有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性把握。反之，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的整体把握，又是以部门哲学对于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为中介和条件的。没有对人类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第一哲学就难以实现其对于人类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门哲学既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与拓展，也是对第一哲学的补充与发展。

其次，从部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说，哲学的反思特性决定了部门哲学理论具有超验的特征，并使之与具体科学区别开来。任何特定的社会实践领域都有特定的具体科学的研究，部门哲学只有通过对具体科学及其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才能提出和形成自己以概念范畴为表现形式的理论体系。因此，以批判反思特定社会实践领域为根本特征的部门哲学，离不开以特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的研究，具体科学既是部门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也是部门哲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但是，部门哲学与以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各门具体科学，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由于部门哲学是运用反思这一哲学思维方式而获得的关于特定实践领域的普遍性的认识，是关于某一特定世界的哲学观，因此，与一般哲学理论或者说第一哲学一样，部门哲学也具有超验的性质与特征。

哲学基本思想篇6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哲学基本思想篇7

   

   [关键词] 哲学；哲学问题；哲学史；哲学史观。

   

   黑格尔有一个非常著名并且影响深远的理论：“哲学是哲学史”。按照他的观点，哲学史上只有一种哲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看似相互对立杂乱无章，其实不过是这一种哲学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因而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某种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由于在后的哲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在先的哲学理论，所以越是在后的哲学就越是接近真理，最后将形成一个包容以往所有精华在内的“大全”，而完成这个“大全”就被黑格尔视为他的历史使命。黑格尔的狂妄自大无疑受到了人们的无情嘲笑，但是他的哲学史观却谬种流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我们的赏识，因为它似乎以强有力的辩证法使我们相信，“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哲学也像科学一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进步（进化）过程”，因而“哲学也是科学”。结果，尽管这种哲学史观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我们也说“哲学是哲学史”，不过其中的意思却与黑格尔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哲学是哲学史的理由是，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因而，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只能代表无数探索之路中的一条道路，都不足以代表整个哲学，而哲学乃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的哲学探索之中。所以，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其含义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为整个哲学史只是“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强调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成为一切哲学的代表。当然，哲学家们在置身于哲学问题的境域的同时，便遭遇了以往哲学家们的追问和探索，他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哲学问题大多没有终极的答案，所以哲学思想始终处在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的过程之中。就此而论，哲学史所记录的乃是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哲学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或者说是一条条不同的探索之路。

   

   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问题

   

   对于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来说，首先遭遇的难题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难题。

   

   表面看来，将“哲学是什么”看作是一个难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哲学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2600多年，作为许多学科的诞生源泉，哲学的历史更加古老悠久，如果现在还在争论“哲学是什么”，那意味着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确令人难以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门科学来说，所谓“定性”乃是其形成、发展、成熟的基本条件、基础和标志。然而恰恰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家，各有其不同的规定，从未达到过普遍的共识。一门历史如此悠久的学科竟然在最基本的规定（定义）上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难怪人们时常要对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不能不令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不想在这个难题上纠缠不休，只是想通过它来分析哲学的本性，虽然这样分析下去也许会提供出一种可能的答案。

   

   在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就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论，哲学似乎居于这两者之间。一般说来，科学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诉诸于理性而以自然为其认识的对象；宗教产生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理想，亦即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上关注人类的来源与归宿，它诉诸于情感而以超自然的存在作为其信仰的对象。至于哲学，它一方面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但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它的理想，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的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就凸现出了哲学不同寻常的特殊性。哲学的这一特殊地位无疑是它的“长处”：科学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以及世界观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虽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但是由于它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因而缺少理论的力量和理性的普遍性。然而，哲学的这一“长处”恰恰也是它的“短处”：哲学以理性为基础，但是却由于其对象的缘故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即所谓的“科学性”；哲学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对象，但是由于它主要以理性的方法为认识手段，而这种手段难以通达终极关怀的境界，所以又不如宗教信仰那样自有其方便的法门。于是，当哲学试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就此而言，哲学家应该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他们主张“爱智慧”而不自诩为“有智慧”，因为他们明白有限的知识与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的智慧是不同的：知识可以占有，而智慧则只能热爱。然而，在人类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激励下，哲学家们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致力于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甚至成为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并且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当然，由于这一理想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追根寻源，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与它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蔚然大观一样，都是出于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对希腊人来说，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thaumazein）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他一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而一个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显然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因此也许一切知识都比哲学更有用处，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显然，求知、知识或科学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含义与后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希腊人追求知识并没有实用的目的，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就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然而，由于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现实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的标准，加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使之被看作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因此既然自然科学是普遍必然的知识，那么哲学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成为普遍必然的科学，似乎唯其如此才能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

   

   于是，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便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

   

   然而，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或者说，通常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者说它们没有一致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法，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称这类问题为“难题”。实际上，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中。

   

   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来源与归宿等等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这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甚至构成了人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故而对他来说性命攸关。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例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有关的问题。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如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就是如此。不过，虽然这些问题不像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代表人类精神对于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的记录。换言之，所谓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之中，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里，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认为哲学是哲学史，而且主张哲学史是问题史。

   

   二、哲学史

   

   学习哲学必须学习哲学史，这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基本特征。

   

   通常我们学习一门科学不一定非要学习它的历史，例如学习数学不必非要学习数学史，学习物理学也不必非要学习物理学史。因为一门科学的所有成果包括最新的成果都凝聚在这门知识的最近最新形态之中，我们只要拿过来学拿过来用就可以了。换言之，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留存在当前的知识载体之中。哲学就不同了。哲学的“知识”――如果也可以称之为知识的话――不是积累的结果，而只存在于哲学史中，所以离开了哲学史就没有哲学。

   

   因此，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含义与黑格尔不同甚至正好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之所以就是哲学史，乃是因为哲学史是“一种”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在我们看来，哲学史上存在着许多种哲学，没有一种哲学可以代表所有的哲学而被看作是哲学本身，所以哲学只能是哲学史。显然，哲学与一般所说的科学即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如前所述，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人类精神从本性上决定了它不得不追问这些难题，虽然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哲学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将科学知识看作是某种直线式的知识积累的结果，那么哲学就像是一个永远围绕着“智慧”这个圆心而旋转的立体圆周运动。这个无限大的立体圆周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标志着一条哲学运思的道路，每一条哲学运思之路都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典型，或者说它们是“路标”或“里程碑”。由于它们把追问智慧之境界的某种方式推进到了极致，以至于后人要想继续追问这些问题就只能另辟奚径，换一条路走，因为前面的道路虽然都指向智慧的境界，但是又都被证明是“此路不通”的。换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代表着一条哲学运思之路，而每一条道路都具有永恒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不能代替柏拉图，黑格尔也不能代替康德。无可否认，哲学史上的思想都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事哲学思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都将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被融入了后人的思想之中。恰恰相反，由于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解答就构成了一条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所有哲学运思之路的最终目标都指向至高无上的智慧境界，虽然这一智慧境界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现实地通达这一境界，然而却无法阻止人类精神去实现自己终极关怀的最高理想，而每一条哲学思想之路都代表着对哲学问题的一种典型的解答方式，于是这条条道路就一同构成了一幅开放性的独特的历史景观：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思想之路“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或学问。

   

   毫无疑问，就知识的占有程度而论，现代人肯定比古代人高得多，但是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古代人与现代人至少是可以比肩并立的。任何一所现代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都是被称为医学始祖的希波克拉底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即使是当代的大哲学家也不敢说他就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哲学家们的理论就其内容而论早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提问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所以任何解决方式都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哲学始祖泰勒斯声称“大地浮在水上”，意思是说水的万物的本原，按照罗素的评论，初学哲学的人原本心怀崇敬，但劈头遇到了这句话，不免有些丧气。的确，泰勒斯这句话的内容没有任何价值，然而由此而提出来的哲学问题却不能说没有意义。泰勒斯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宇宙万物从何而来归于何处的“本原”问题，由于人类最初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还没有现成的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以某种感性的东西来体现普遍的共相。我们今天谁也不会以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但是本原的问题仍然是问题，这个问题连同哲学家们试图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过时。所以，当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或“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而且正因为其历史性而具有“超”历史“超”时间的永恒的存在价值。

    

   所以，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并不是因为哲学家无能，而是哲学问题之本性使然。不仅如此，哲学不是科学也并不是哲学的缺陷，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视之为哲学不同寻常的“优越性”，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精神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应该承认，人类不同于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是一种非现成的、非凝固的、始终处在生成过程之中的因而是开放的或自由的存在，因而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这就意味着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对象，亦是一种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如果我们非要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那么就有可能使这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凝固化、有限化、对象化甚至物化，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南辕北辙”，与我们希望实现的理想背道而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哲学或哲学史看作是一种“问题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是一个由哲学问题和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交织在一起的开放性系统，每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根据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这一“经纬度”来确定的。

   

   然而，当我们不是把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这一点看作是哲学的耻辱，而是看作哲学的本性的时候，当我们不是把哲学史看作知识的历史而是看作问题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理论学科的时候，换言之，当我们把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或哲学史，它似乎变成了一个堆放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的杂乱无章的“仓库”，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规律性，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是一门学问。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我们这种所谓“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不过是一种“倒退”，即从黑格尔的“科学”理论倒退到前黑格尔的那种把哲学史看作是僵死资料的堆积的“形而上学”立场。首先应该看到，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史只是某种彼此之间毫无内在联系的理论学说的汇集，或者只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或学说一方面相互之间的确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就构成了哲学史之思想的独特的律动。如前所述，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是某种直线式知识积累的运动过程，而是类似某种无限开放的圆周运动。例如科学知识的进步经常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的不断地深化，而哲学的运动却总是在哲学问题上不断地变换立场、观点和方法。

   

   说到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本文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难题，现在我们尝试通过“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个问题的区分，给出一种可能的答案，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终极答案。表面看来，“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问的都是哲学的概念或定义，但是实际上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别：“哲学是什么”主要说明的是以往的哲学是什么，它记录的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而“什么是哲学”试图解决的则是，如果有一门学问被称作哲学，它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就哲学的理想状态而论，哲学应该是什么。由于“哲学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的区别就越发显得有意义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要通过研究“哲学是什么”来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亦即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来探究哲学的本性。

   

   所以，哲学史并非只是已成过去的思想理论的历史记录，它应该也只有它才能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看起来哲学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思想的历史，而实际上那些历史性的思想亦具有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而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乃是通过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实现的。

   

   三、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这种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充满张力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体现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如果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哲学史就是哲学家们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对话”的过程。就“对话”而言，它可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对话”，二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思想“对话”，三是我们在学习哲学亦即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与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思想“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话”乃是哲学保持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功能，而且“对话”（dialogue）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义。

   

   首先，哲学史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

   

   哲学是思想，哲学的对象是思想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1]黑格尔以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作为《哲学全书》的结束语，并非偶然。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乃是“对思想的思想”，亦即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哲学问题并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精神为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家园，它体现的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的某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自由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论，哲学的对象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理想性的存在。思想这个对象，也就是有限的思想者去思想某种无限的思想。这并不是说，存在着某种脱离人类精神而独立存在的思想对象，实际上所谓无限的思想不过是人类的理想对象，因而哲学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即现实存在的人类精神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之间的“对话”，亦即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有时可能被哲学家们“外化”为某种客观对象而思考之，但归根结底具有理想性的特征。

   

   其次，哲学史也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由于哲学问题永恒无解，故而吸引着一代代睿智的头脑思考和探索。毫无疑问，哲学家们都是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因而哲学史具有前后继承和发展的特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哲学问题都是基本的或者根本的问题，哲学家们的思考也非常根本，以至于他们只要发现了一条有望通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便会将其发挥到极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走到了尽头。所以，哲学家们的思想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也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后来的哲学家们就必须将前人之所思都思清楚，然后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换言之，哲学家们对于哲学对象的思考本身亦成为了后人的思考对象，而且在哲学思考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大师有许多著作都是在研究和解读以往的哲学思想时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不恰当地说，或许正是哲学家们艰苦卓绝的运思，为作为哲学对象的理想境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们学习哲学史亦即我们与哲学家进行思想“对话”的活动。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亦即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作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作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作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2]

   

   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存在的组成部分。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所以，哲学史从来就不是什么死材料的堆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律动。

   

   显然，就“对话”的本性而论，我们与哲学家们的思想对话并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类似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

   

   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读他们的书需要“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以往传统的解释理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将理解和解释看作是本文原著之纯粹的再现，强调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读原著。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古人的视界“复制”到现代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永恒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哲学家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精神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因而哲学乃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也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就此而论，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也可以说哲学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19－26，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哲学基本思想篇8

［关键词］马克思;法哲学;国内研究现状;法治建设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只有深入把握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应当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观点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体系的宏观论述。2000年以后理论界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特别是2005年以后，相关论文与专著大量出现，出现了一些针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中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性探讨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专项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理清国内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提供更充足的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显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阅读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法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对于法哲学的定义和学科属性，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孙国华、张文显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是法学一个分支，其最终属于法学。法哲学是以法的一般理论为研究对象，揭示法这一社会现象辩证发展规律的独立学科，是法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法学这座宏伟建筑物的基础科学。吴晓明、刘日明、林喆等学者认为法哲学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吕世伦、文正邦、傅季重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既属于法学，也属于哲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性的学科。文正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1］16对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之分，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显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一书中认为法理学和法哲学具有内容和研究范围上的一致性，二者是可以交互使用并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中国当前当前的实际而言，并不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法理学的法哲学学科。［2］1－3而刘日明、文正邦等学者则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正邦指出法哲学与法理学虽然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这种普遍性的研究程度和研究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法哲学和法理学是两个不同理论层次的概念，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1］17－18由于对于法哲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张波在《马克思法哲学内涵研究》中将国内对马克思法哲学定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革命民主主义哲学，认为它是民权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有机整合体。第二种认为马克思法哲学是一种权利哲学，以权力为起点，主要是法和自由两个方面，对人格和财产等方面也给予探讨，集中展示了社会市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基于感性的原则而对法进行批判。［3］7－8

二、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演进过程的研究

目前，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认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德国哲理法学派的法哲学思想，进而创立了自己的法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例如:周雯雯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中，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发展历史概括为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两大阶段。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德法年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成熟阶段的标志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使其法哲学思想的体系更为完善。［4］刘日明所著的《法哲学》一书中采取了三阶段的划分方法。第一阶段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到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和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彻底颠覆阶段。［5］160－163李恩好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中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马克思求学时期的对法哲学思想的探索阶段。第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批判阶段。第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的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与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阶段。第四，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颠覆阶段。［6］但无论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理论界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从唯心主义到不彻底唯物主义，最后向彻底唯物主义转化的过程，并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公丕祥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中从法哲学本体论、法哲学价值论、法哲学方法论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对这三个层面的论述正是为了解决法是什么，法应该是什么以及法如何解决问题这三个问题。［7］付子堂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一书中从法的客观基础观、法的阶级意志观、法的历史发展观、人的自由发展观、部门法律观五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进行了论述。［8］杜万华在《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一书中则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两方面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杜万华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中包含着法律利益论、法律意志论、法律的国家权力理论三个要素，而动态体系则是由法律的起源理论、法律的发展变化理论和法律的消亡理论三个要素组成。［9］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更为细致，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李可的《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的方法论、价值论和具体制度构想进行了研究。［10］而杨春福的《权利法哲学导论》一书则专门对马克思主义权利法哲学基本观点进行了研究。［11］也有学者立足某一马克思著作探析其中蕴含的法哲学思想。如王蓉在《论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论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法哲学思想。［12］30－31周尚君在他的《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作为研究其法哲学思想的切入点，对马克思的法哲学与法哲学思想变迁史的衔接、《巴黎手稿》在马克思与西方法哲学传统衔接方面的重要地位、“异化”概念如何成为自由法哲学的新起点、马克思法哲学的自由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后自由主义的自由学说及其法哲学存在何种关联等一些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13］

四、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的研究

在厘清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行探讨和研究。如汪家宝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14］、杨东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5］、周雯雯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16］等文章都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刘惠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政治秩序建设》中则探讨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指导作用［17］。李笑囡、武杰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影响》一文中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8］140－141。吴晓明、刘日明合著的《近代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意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陷入被历史所遮蔽的命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把握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划定马克思法哲学与形而上学法哲学及各种空想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第二，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境域，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第三，要坚持批判精神，用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法权体系。最后归纳性地指出马克思法哲学理论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有:首先，“要从我国现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去理解和考察法权关系及其本质来历。”其次，对于现代法权体系既要吸收又要超越。最后，“坚持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的消除与现代法权的发展走的是同一道路的原则，走发展现代法权与消除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相统一的路子”。［19］314－324文正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自由观对中国实行法治和宪制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思想理论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对推进和深化我国宪制建设以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和健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的理论基础作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对我国构建反腐倡廉的制度和体系的思想武器作用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1］27－31武建敏的《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阐释》从马克思的实践法哲学出发，指出“中国法治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行动”。书中对中国当前的文本化法治即以制度为基础推进法治实现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治存在着法治意识缺失的问题。无论是人民还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都并未真正地形成尊重法律、遵守规则、将法律作为生活组成部分的法治意识。而实践法哲学除了回答了当前中国文本化法治所追求的法治理想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实现的问题之外，更启示我们法治的实现要依靠行动，要在不断的、反复的实践中才能推动法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法律制度的进步，促进社会法治的真正实现。［20］281－297

五、研究展望

从改革开放恢复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成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更多表现为学术论文的形式，专著仍然较少。二是研究过程中对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借鉴较少。三是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既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面进行把握。而目前国内研究的学科分化现象较为明显，显现出了一定的学科局限性，给研究的继续深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此，笔者认为今后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在如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探讨。第一，要厘清基础概念。目前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一些的基础概念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提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马克思法理学思想”、“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提法并列存在，而三种提法的背后，其研究内容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差距，可见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哲学”、“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概念混同使用了。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并不能随意彼此替代。因此要更好地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理清基础概念，明确究竟“法哲学”是什么，“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很有必要的。第二，要立足著作文本和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分散于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之中。一方面其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以专门的著作论述其法哲学思想，这都加大了我们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的难度。因此要使研究进一步深入，更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中，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本质。并且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中，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真实意蕴而非研究者主观添加与臆想的意蕴。第三，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法治相结合。对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不能满足于仅仅理清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更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相结合，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丰富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增加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明确中国法治建设应当坚持的道路，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文正邦．马克思法哲学在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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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雯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D］．安徽:安徽大学，2013．

［5］刘日明．法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恩好．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D］．河南:河南大学，2010．

［7］公丕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8］付子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杜万华．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李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1］杨春福．权利法哲学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王蓉．论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J］．传承，2012，(2)．

［13］周尚君．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4］汪家宝．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D］．上海:复旦大学，2008．

［15］杨东．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16］周雯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D］．合肥:安徽大学，2013．

［17］刘惠．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政治秩序建设［D］．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11．

［18］李笑囡，武杰．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影响［J］．河北法学，2013(10)．

［19］吴晓明，刘日明．近代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哲学基本思想篇9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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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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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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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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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哲学基本思想篇10

关键词：哲学；哲学问题

一、哲学是什么

（一）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解释

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系统理论化的世界观等。

以上对哲学的定义表明上没问题，但我们知道教科书那些被定义了的东西就会变得固化，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固化的定义利于理解；但我认为固定化便会失去活力，人们之所以想探究一门学问就在于它的神秘。很多初学者，爱用是非的观点来探讨哲学的问题，如某观点是错的或对的，但有些许研究的话，便知哲学无所谓对错，这些刻板印象往往都是受一些教学者的影响，所以单一的哲学角度去看待其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一直为我们研究，便足以其思想合理性。

因此，给哲学以一种明确的定义是很不明智的，会陷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研究者会对哲学进行定义，他会以严密的逻辑推演方式或以商榷的语气来说哲学。因此自己的方式去做哲学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对几种哲学定义的批驳

哲学最早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它是由philo和sophia组成，译爱和追求、智慧。所以结合就译为爱智慧或追求智慧，谁能追求智慧呢？自然是人。据记载，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是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使用了philosophia并称自己是philosophos，他还说philosophos才是追求真理的。因此，追求智慧的人也就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之中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即认为把整个哲学发展脉络弄清也就知哲学。我对该观点是否定的，首先把哲学当作历史来研究，就会把哲学和史学相混淆，而且研究量也是很大。其次真正做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在今天已不是保罗万象了；另外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关注所有问题，他只会专注于他钟爱的领域，例如蒯英从不关心时事政治，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哲学难题和如何把思想表达得清。因此我们就不能采用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哲学史应是有思维性和历史性并以历史性的内容来不断丰富哲学思维，最终实现哲学思想的活跃。

哲学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说法跟据是恩格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恩格斯加了“特别是”和“重大的基本问题”限定词，因古希腊的哲学没完全体现，这个说法自然就犯了绝对化的境地。因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自然不是知识论哲学，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划为思维和存在。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也是错误的。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虽然对学习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它是不能代替科学的，因哲学揭示的是世界最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揭示的是世界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

（三）我所认为的哲学定义

我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它不需要佐证来证明自己是哲学。一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学科也需要哲学提供指导；不过哲学与其他学科是有区别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我想这一点也就只有哲学能做到，即用哲学的回答方式解答哲学是什么，表明上什么都没说，却真正体现了哲学的独到价值和本质。不过哲学是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将任何一种哲学模式来称作哲学。

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者追求智慧，这是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苏哥拉底在当时被称作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当时苏哥拉底喜欢对问题不断地追思以及不断地善于找问题。自己能够主动去追求智慧，便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内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管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也不会选择放弃，这不是哲学的精神吗？我想可以做一个肯定的回答。

哲学会对语言错误运用，这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在哲学笔记和讲座中所论述的内容而总结出来。另外我们也可推出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意义或语言意义的活动，语言在这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逻辑的产生把语言的表达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本身就是在对思想进行构建，所以很多分析哲学家们都认为，人从经验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构成是我们的知性能力和直观，但是知识的表达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才能完成，所以语言表达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只有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表达和理解思想。

二、哲学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哲学问题有其独特的性质，哲学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普遍问题；但哲学问题绝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因为凡是带有经验的问题往往我们可以用经验来回答它或者是否定它，而且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我问：这支笔是什么颜色？视力正常的人会回答道这是什么颜色的笔，但对于色盲的人来说却是其它的颜色。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构成了我们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或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之所以是基本的问题，是因对其回答可以决定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我信神创论，那么我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的，神创造出了人和万物。又或者我坚持世界进化的学说，必然我就不会同意神创造世界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想找到心灵的慰藉。我们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观点看问题，也能充分地体现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二）哲学的问题是关乎人的

海德格尔曾论述道：“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哲学的，哲学在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拨动着我们心灵之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从中我们可看到海德格尔肯定了人在哲学中的决定作用，只有人才有理智，只有人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工具，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的生存。也就只有人才有思想，比如我觉得思维缺乏时，我便会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来补充我的思维又或者会常常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未来的我究竟应走向何方”。我想也只有我们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思想是我们人类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

正是因为人会思想，才会去思考和行动，哲学便是对这一现实应运而生。所以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服务的，虽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但这些哲学家们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例如。例如我们在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是想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人们理解接受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关乎人的话，它就不会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不过如今哲学的研究者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只关注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什么，却没认真考虑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又或只醉心于他自己的理想国，不顾其合理性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哲学应该回归正途，关乎于现实和人的生存，如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面对社会日益动荡的今天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三、如何做哲学

（一）沉淀和挖掘

做学问，离不开深厚的知识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素材，若空空如也，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好一门学问。由于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做哲学更需要沉淀。我们这里的沉淀不是指化学意义上的沉淀，我所说的沉淀一方面是指在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多读原著。具体的过程是：首先读一些导论的书和文章，因为这些所说都是最显而易懂的理论。其次读原文加注释的书，我们初碰原文肯定存在诸多问题或理解有所偏差。最后读原著，在这里我们尤其需注意外文文献，因为不同翻译者可能会带有自己的感彩从而会导致我们对这一学说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对生活经历的积累，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此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些事实，从实践中获得对生活的感悟，沉醉于书本的知识理论中是绝对不可能有所顿悟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仅有沉淀还不够，还需挖掘。所谓挖掘是指在做哲学中，我们能够把自己所内化的哲学知识运用到我们所想研究的问题和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中来。挖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要想把这些沉淀挖掘出来就离不开我们平时的多思多虑，多和别人进行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但需要注意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要自己切实思考，做到真正脱离书本，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二）敢于怀疑和分析归纳

敢于怀疑的精神才能促使哲学不断地向前进步，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要尤其注重方法，每做一件事都应多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对周遭的一切始终保持平常态度，那么我们对哲学的研究便会陷入到停滞之中。敢于怀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笛卡尔，他的哲学第一个信条就是“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中说道“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挑剔，而是因为他相信感觉和理智有时会欺骗我们，他希望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把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排除出去，为我们的思考腾出空间。所以，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为休谟、康德等诸多哲学家运用。

分析归纳包括分析和归纳两个方面。摩尔：“分析就是给概念或命题下定义的方式”，所以分析就是把即将要分析的材料和概念按照性质或关系抽丝剥茧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清每个涵义在表达什么和推导出结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是不行的，分析是逻辑学家尤其重视的。所谓的归纳就是能把我们掌握细碎知识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总结出来，那么归纳推论就是指能从过去的经验例证去推导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科学的一些规律就是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通过归纳的方法可以不断地促进我们进步，如弗朗西斯.培根尤其重视归纳，他认为研究经验事物最为有效的工具应该是科学的归纳法，即运用“三表法”：具有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完成了这三表的收集，我们就可以进行归纳。因此，培根的学说大大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参考文献：

[1]胡军.哲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西文哲学史》编写组.西方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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