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1
最近一年，伴随着国际能源和粮食问题出现的价格高涨，受经济、社会、自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产生了向全面通货膨胀转换的压力。宏观经济波动阶段，尤其通货膨胀或紧缩状态下会产生广义上的收入分配效应，宏观调控必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产业之间等方面的利益调整。我国宏观调控定位的变化使利益协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产生了变化。中央将运行良好的宏观调控体系列为健全与完善经济体制框架的重要方面，认为其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作用的发挥。宏观调控逐渐走向常态，由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非常规经济管理方式转变为常规的经济管理方式。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宏观调控的发生已经从经济运行的非正常状态逐渐转向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规、持久方式。其次是宏观调控主体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权逐渐由中央、地方共有转移到中央独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在提及宏观调控具体运行时，中央也一直在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到自身的既有事实：如“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中央政府的实际举措看，宏观调控权集中到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关系
(一)动态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加大了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难度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内生性决定了宏观调控具有动态性特性，宏观调控依存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不同，宏观调控的对象、目标与手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宏观调控会显现出不同特点。前面已经论述，我国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和权力配置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将宏观调控纳入常规手段、宏观调控权的集中无疑增加了各方面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加之经济起飞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增加了对其把握、决策、实施的难度。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定位与特征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问题。
宏观调控依存的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时期，同时为宏观调控利益协调提供了外部环境。依存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出现的宏观调控作为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一旦成为常态出现就会对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反作用，同时也致使利益协调作为经常性的问题而出现。由于涉及到的资源、权力等要素调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时期也是利益各方的活跃时期。在动态性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央与地方、宏观部门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在处于常态的宏观调整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各种各样深刻的利益碰撞，包括对人、财、物、位置和政策的争夺。
(二)对宏观调控利益协调起因的探究
有关不同级别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利益协调的起因。目前大多研究成果结论基本类似。如杨秋宝(2003)针对宏观调控利益起因提到：政府作为特殊社会机构和经济主体有自身的利益，在和社会利益相悖的前提下，政府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就会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社会利益取向产生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冲突的根本。宏观调控权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转移到中央独有，地方作为受调节与控制的对象，中央、地方主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由目标差异引发的利益冲突。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实施宏观调控的部门作为调控主体的有机组成，有机构、部门的利益取向和单位利益要求，职能部门的政策手段首先需要协调，但不可否认也存在排斥的情况；另一方面，除去政策手段本身之间的矛盾，部门利益也是引起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关系平衡的关键。我国宏观调控具有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功能，注定其实施前后要关注各类综合性指数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判断；同时，在做出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判断后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手段应用的切入点，其间必然涉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所有权结构等。结构调整涉及到的关键词包括：限制、保护、促进、推动、加强等。结构调整依托的“有保有压”原则，必定是对某些产业、所有权的“保”，而对另一些产业、所有权的“压”，这些调整对象的利益纷争由此而生。目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其中经济手段包括财政、货币等政策，这些政策出自不同部门，相同手段调控的是不同区域。众所周知，我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性过大，即使同一区域内部其情况也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针对国民经济整体情况，这样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导致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实施效果，不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也存在竞争与利益博弈，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不同地区都希望宏观调控向本地区情况靠拢，使不同区域间的摩擦加重，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紧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存在“横”、“纵”交织的局面，横向是地区之间的差距，纵向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的竞争类似，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格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导致城乡之间差距一再拉大，经济社会状况难以理顺。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宏观调控中不但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博弈关系，而且越来越扩散到社会领域。
依照宏观调控定位、手段、目标分析利益协调问题会发现，对不同层次对象的调控过程中不但发生了各类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各类主体之间还具有很强的对抗关系，但鲜见竞争中的合作。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发现，作为统一的政治体，我国中央与地方、区域、城乡等之间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小于以合约形式结合到一起的欧盟各成员国，这是国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对宏观调控利益关系的描述
通过上面的分析，按照宏观调控的主体、客体、对象、内容进行归纳，依据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发生的深层原因，大致可以梳理出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诸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就此，为了能够更直观的给出宏观调控过程中利益协调的发生状态，将其以图的形式加以表达。宏观调控主、客体的利益关系应该包括交织的两层。
从框架体系可知，按照行为主体为标准的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对象可以分为五类：中央与地方、各宏观政策部门、相关产业部门、区域(行政区域及经济区域)和城镇与乡村。从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具体内容看，中央针对每一类利益协调对象都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益等方面，各利益协调对象之间的博弈实际是针对这些具体内容展开的。上面已经论述，宏观调控参与各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不同集团存在目标差异，即使集团内部个人利益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宏观调控的主、客
体与对象之间在利益博弈中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根本无法全面顺利落实，宏观调控既定目标无法完全实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宏观调控是多主体参与的相互博弈过程，宏观调控参与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分属于不同层次：中央与地方(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由于权力、财力配置差异属于高低不同的上下层次，而且中央对地方拥有可控制的行政权；我国宏观部门行政级别大致相同，宏观政策部门由于掌控权力差异在调控过程中其位置的重要性具有动态特征，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这些强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总是处于强势，而国土、建设等部门其作用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城镇与乡村、区域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发展水平、在资源与权利配置中的地位不同也存在层次差异，很明显，城镇相对乡村处于优势地位，东部相对中、西部处于优势地位，工业相对农业处于优势地位。宏观调控各类主体在利益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权力配置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区位资源优劣势差异等方面的影响，致使其在博弈过程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实际上在宏观调控利益博弈中已经存在“起步”的先后之分。总体上，我国宏观调控由于涉及到五类对象、两个相互交叉的层次，因而其中的利益协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效果的好坏一方面在于其间的利益协调是否顺畅，要想实现宏观调控预期目标首先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各宏观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强化宏观调控的执行力，使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能够顺畅落实执行；另一方面，好的宏观调控必然能够如同剂一般调节各方面关系，消除导致经济波动的障碍，增进合作，必定也能使各方面的关系更为融洽。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2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不仅宣告了“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2012年“底部波动”“复苏乏力”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相对稳定。与其他年份相比，2013年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从短期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仅宣告了全球悲观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年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但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出口在发达国家经济小幅改善和新兴经济体持续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前弱后稳”“持续低迷”的态势，外部不平衡的逆转幅度有所减弱，但外需对于GDp的贡献依然为负。世界不平衡的持续逆转对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
消费扩张并没有如政策承诺那样取得收效，相反，落实“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整顿”等的持续开展以及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直接导致2013年消费疲软，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中国并没有从危机前的“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内需驱动型模式”，而是向“信贷――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内需的稳定依赖于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可持续性进一步弱化。
供给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是2013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率接近50%，并使2013年就业状况出现超预期的反弹；第二产业的复苏依然受到产能过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但低迷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第一产业增速的明显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视的事件。在蔬菜价格以及肉禽价格持续上扬的带动下，中国Cpi的回升证实了第一产业供给滑坡带来的宏观冲击不容忽视。
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问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带来风险积累已达到新的临界点，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顺应这种历史性的要求，揭开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问题，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方法，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核心实施保障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
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促推剂。大改革要得到顺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会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运动必将持续深入地展开。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解读对于社会的冲击在短期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大改革在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又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调控当局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
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面展开。这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路径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2013年全年增速预计达到7.8%，2014年全年增速预计为7.7%
我们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年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其一，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9750亿元；其二，2014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为6.03：1。
第一，在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与稳增长政策效应的作用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出“前弱后稳”的态势，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8%，同比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预计达到4.0%，比2012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7.9%，与2012年齐平，也为近5年的最低点；但第三产业的增速出现8个季度连续回升，全年增速预计达到8.5%，比2012年同比增速提高了0.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将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
第二，在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疲软的作用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小幅持续回落”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20.3%，与2012年齐平。
2014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的全面开展以及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2013全年预计增速为13.3%，比2012年同比增速回落了1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4年，“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第四，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改善与新兴市场经济深度回落的双重力量作用下，2013年中国出口增速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整体状态依然低迷，全年增速预计为7.4%，比2012年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进口在国内库存和生产小幅复苏的作用下有所反弹，增速达到6.8%，比2012年反弹了2.5个百分点，预计贸易顺差达到2583亿美元，比2012年略有提高。
2014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第五，由于流动性在宏观与微观的二元背离，导致2013年货币政策难以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操作，预计2013年末狭义货币供应（m1）增速达到10.1%，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14.4%，比年初设定的目标高1.4个百分点。
2014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第六，产能过剩、生产资料价格低迷和输入性通货紧缩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货币供应增速上扬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2013年Cpi增速估计在2.7%，比上年上涨0.1个百分点；此外，由于ppi的回升，GDp平减指数估计在2.2%的水平，比2012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3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技术冲击时间一致性
一、引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基得兰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考特（edwardC.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和周期的根源。这是继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后近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再次荣获这一殊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King和Rebelo（1999）称其为“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RBC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有争议的结论。其中最具争议性的结论是，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人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是动态的帕累托最优（time-varyingparetooptimum），失业是自愿的而非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在八九十年代，RBC理论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得到不断修正和拓展，如引入了市场失灵、货币冲击及其他外生需求冲击等，理论趋于成熟，其研究方法也逐渐应用到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它所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RBC理论的理论框架
RBC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并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实际扰动而不是货币的或名义的扰动。这一实际扰动是对总体生产函数的技术冲击，并以索洛残差的变化来度量。这是RBC模型与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波动源泉的主要分歧。当然，许多RBC模型也纳入了政府支出的变化，与技术冲击一起分析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RBC模型中，代表性厂商的技术为：Yt=atF（Kt，ntXt）。其中，Yt、at、Kt、nt和Xt分别代表产出、随机性技术冲击（RandomproductivityShock）、资本、劳动和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DeterministicComponentofproductivity）；函数F（Kt，ntXt）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随机性技术冲击at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生产率的确定性分量Xt的增长模式为Xt+1=βXt，其中常数β＞0。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t，Lt），其中Ct、Lt分别代表消费和闲暇。消费者在第t期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0＜b＜1，它表示折现因子；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在均衡状态下对模型求解，解出的劳动、消费、资本、产出都会随着随机性技术冲击at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对现实宏观经济的波动给出了理论解释。通过RBC理论框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点。
1、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RBC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将索洛残差的估计值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测度指标。技术受外来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并且它有一个持久性分量，即一次技术创新将永久性地提高技术水平的预期路径，这使得实际GDp也存在一持久性分量。经济波动的分析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的，因此观察到的产量波动是其自然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观察到的产量波动仅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并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这使得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2、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
在Kydland和prescott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他们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但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得到更多，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三、RBC理论的应用与借鉴
RBC理论从产生之时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此有人认为它对人们了解现实世界没有帮助。但实证研究证明，RBC模型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1、它使学者们重新看待宏观经济数据
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经济在短期是否存在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RBC理论提醒经济研究者应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经济学家决定将注意力是更多地放在经济周期问题上还是放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而且，RBC模型中使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具有先进性。这一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运用这一方法，经济学家们可以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或政策建议，然后进行试验，这是计量经济学无法办到的。现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已被纳入到RBC理论的主要反对者――新凯恩斯主义者经济分析的工具箱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RBC理论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2、RBC理论有着自己的政策含义见解
RBC理论认为政府付出高昂代价抑制波动的努力可能是反生产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观点都是其模型内涵顺理成章的推论，因为不稳定是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合理反应的结果。观察到的经济波动不能认为是对产量的理想趋势的偏离，而应被视作是因技术变迁对生产函数的冲击而作出的帕累托最优的反应。而且，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个人劳动的供给，因而失业都是自愿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充分就业均衡之中而不是非均衡之中。因此，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的反周期措施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创造良好条件。比如，税率的准确制定、公共物品的提供等都会影响劳动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变动区间。
四、RBC理论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
1、我国经济面临正向技术冲击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正向技术冲击下正进入新一轮周期，也就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引发的。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正向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由于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大，与原材料、能源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会形成滚动扩张。根据现期和预期需求，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扩大，再加上金融企业的推波助澜，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个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就产生了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但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受到需求和资源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结构升级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正向的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波动源的探讨能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现实。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也变大了，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
2、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给我国的政策制定一定的约束，以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时，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RBC理论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不存在。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使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带来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但也有很大的外生性，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一般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
五、结语
RBC理论对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实质。按照Kydland和prescott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做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既是在不同的政策中作出选择，又是设计一个政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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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4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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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5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
1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分析
国家干预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更形象的表述，是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把握，是“看的见得手”对市场中存在的弊端进行的管理，是国家利用经济政策与法规指导调控经济稳健运行的措施。
1.1早期西方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可以发挥自发调节的作用，对于资源进行有限的配置，使经济有效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状况，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休谟和萨伊认为国家干预只能存在于市场失灵的状态，其提供的公共政策和服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主导自由放任经济学，认为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商品的供求、价格变动、劳动力的工资涨跌达到相应的平衡状态，从而使资源有效的配置。国家的干预只能打破市场原有的平衡，破坏了市场中的自我调节，反而会引起经济的动荡。福利经济学教父庇古主张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消除外部性对经济的干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增加社会福利。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早期西方经济学理论着重强调市场自由调节经济的形式，不赞成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认为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国家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整。
1.220世纪早期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自于1929年-1933年美国持续4年之久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放任经济的做法，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小政府大社会”同样是当时政府的主张。然而经济的萧条让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供求不平衡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有效需求对于经济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有效需求的变化会使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破坏，同时对资本市场也会带来影响。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达到平衡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凯恩斯的理论形成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1.3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美国经济出现滞涨的现象，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滞涨的出现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过分应用，哈耶克对货币和经济周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经济出现危机是由于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消费，但是一旦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停止信贷，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无济于事的，经济从而出现滞涨的现象，甚至爆发危机，他主张经济本身会趋于稳定的机能，不主张国家的干预。
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与货币供应直接有紧密的关系，他强烈反对金融货币政策作为管理调控的手段，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价格管制，认为价格是市场中反应经济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干预只能适得其反。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计划控制思想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入手点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表象、运行和决策规律等方面的理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深层次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分析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
2.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露及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客观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技术的提高，追求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而工人的工资却由于资本家的追逐利益的本质得不到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从而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实行计划经济。
2.2马克思的计划调控思想
马克思研究国家经济的性质，对于国家在经济中主要职能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不同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经济中角色的改变，首先在大工业时代，由于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不稳定，竞争的混乱，需要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的协调，创造一个对于劳资都相对公平的环境；其次，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在市场本身缺陷而导致的领域进行调控，增加公共资源；再次，国家以法律和经济手段维护经济秩序；最后，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增长，国家直接采用资本介入的方式，对现有经济进行干预。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干预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自由经济为主导地位的，而国家干预经济在特殊的时期也会被认可，在经济危机时期显得尤为有用。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的“滞涨”的困扰，凯恩斯理论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取而代之，到8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局面，再次启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扭转了局势。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采用的同样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调控，使人们再一次认识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3.11929年经济危机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宏观调控及其特征
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上的政策都是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几乎没有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提出的是德国经济的政策，虽然德国在经济上和其他国家采用的政策也无大的区别，但是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了重创，所以在经济复苏阶段，德国利用国有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使德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
（1）实行国有化，建立国营企业
战后，各国经济受到了重创，经济的复苏首先需要在基础部门开始，而在这些领域，私人基本是不愿投资的，如铁路交通、电力、邮电等，都需要国家兴办国有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各国的国有企业在战后比重都有所增加。
（2）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国家的指导，所以制定经济计划尤为重要，对于经济宏观上的规划和指导，使得政府对经济的敏感度更高，在经济活动中，不在是企业的“独舞”，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货币手段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加以指导，实现经济计划的目标。
（3）政府采用直接采购的方式，利用税收等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包括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福利在调节经济的同时还对社会矛盾经济有效的缓和，有利于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高。
（4）强化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战后发达国家，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引导还是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职能也不再是发行证券，通过货币和利率等金融工具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用以来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危机，让各国政府也认识到了金融市场对经济波动具有的敏感性，有效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增长，物价的稳定，充分的就业都有很好的调节，这也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5）加强国际间的协调
经济的复苏，国际贸易的加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国际间协调。战后的美国变得强大，但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遭到了重创，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随着经济的交流，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贸易谈判缓解了国际贸易摩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2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全球性考验
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使得全球行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金融危机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陆续发生偿还困难和违约的问题，美国的住宅金融市场首先出现混乱，之后波及到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在美国对市场监管过于宽松的情况之前，这种宽松逐步绵延到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面对这种形势，尽管美国政府也采用了一些财政、金融措施稳定局面，但是还是未能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
美国作为头号的资本主义大国，运用国家干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中起到有效的作用。但这次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美国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过度放松。国家采取的解救措施在自由经济论学者眼中也不完全赞同，强调不建议过度干预，实现相对均衡是比较好的状态。
4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规模的迅速扩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过去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失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指导我国今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4.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使我国集中力量发展了重点部门，减少了资源浪费。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高度集中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缺乏主动意识，同时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尤其是国民收入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致使消费不足，经济良性循环差，因此计划经济模式渐渐由原来的高效率模式变成了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模式，致使产生了经济体制僵化，商品市场缺乏活力，生产环节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4.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针对每一个阶段宏观经济波动，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不尽相同。
（1）1979-1981年“计划”式宏观调控
这段时间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计划”成分还是比重较大。1980年进行的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措施是，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压缩财政支出，减少投资，同时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有效地抑制了总需求的增长，最终实现了稳定物价，经济发展放缓的目标。
（2）1985-1986年“双紧”式宏观调控
1985年国家采取了“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要求严控基建规模投资，抑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
（3）1989年-1990年“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1988年开始，为进一步推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下决心突破工资和价格的瓶颈，提高工资并放开商品价格的管制，放弃商品定价销售的传统模式改为以市场价格销售。价格的放开引起抢购风潮，物价指数暴涨，政府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宏观调整政策，在前两次调控政策基础上，又实施了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甚至对定期存款支付“保值补贴”的作法加大力度回笼货币。
（4）1993-1995年“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双双突破历史高位，新一轮的宏观经济调控在所难免。这一次的调控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下猛药”的方式实施，而是灵活有度地合理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利用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机会，采用多种手段如下调贷款利率，适度控制货币存量，适度调整财政支出等来影响经济的运行。
（5）1998-2002年“激励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也同样受到影响，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中国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选择。为保证财政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调整税收筹措资金，加上银行的配套资金和民间的企业资金，确保了资金来源。1999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平稳，随后在出口逐步恢复增长的推动下，国民经济重新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来。
5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在新时期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出现了变化，不再是停留在只有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时候才进行干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随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干预的做法，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水平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6总结
通过分析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以及总结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家干预的思想得到过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国家干预调控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保证宏观经济协调有序又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尝试，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同时，上述课题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在实践中运用积累性经验与理性的规划设计力量来逐步实现灵活运用、游刃有余。
注：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为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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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7
关键词：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37－324X（2016）－02－85－88－04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90年代初及之前，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任务集中于利用货币发行、利率等工具和手段促进价格稳定，而在金融系统中，则主要体现为监测和监督支付清算系统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并未涉及金融稳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政府和研究者认为央行对金融系统的救助将使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甚至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受益，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及随后的影响，使许多人认为缺乏货币政策配合的现行许多金融监管制度在监测和减轻系统性风险上是失败的，全球政府都开始致力于起草侧重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框架，以便于消除可能威胁金融系统整体不平衡和风险集中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一些关键问题接踵而来：若将金融稳定的职责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其是否会和价格稳定目标形成冲突？若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在实施中将面临哪些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将通过梳理宏观经济学兴起前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引入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的局限性进行说明，最后提出一些促成金融稳定的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兴起前中央银行的稳定任务
中央银行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与政府密切联系的政治产物：获取公众资金作为存款，并借钱给政府；此外，它们在政府章程下工作，从政府授予的权限（如货币发行垄断权）中受益，并需承担政府赋予的明确的经济稳定任务。［1］比如，法兰西银行就被赋予稳定贴现率的任务。在政治化下，央行并没有成为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根据Bagehot（1873）法则，央行应在流动性危机中，免费贷款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而无需使用优质抵押物和惩罚性利率，也即央行应成为其他银行的银行。［2］然而，如果发行的货币是一种必需遵守的义务，那么央行就存在稳定性的政治需求和维持可兑换性的矛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金本位制下的利率机制。高利率对财政部、金融机构或整个经济来说可能不利，但对于需关注其黄金储备的央行来说，却可能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大大增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3］
二、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人们思考央行的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货币政策的作用研究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此背景下，研究重点不再是央行在金融系统中作为一个商业体的行为，而是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这种焦点的转换因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而成为可能；并且蒙代尔（1962）表明，保持固定汇率的义务对央行施加了一个约束，伤害甚至消除了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这一发现引发了针对固定汇率制的争论，并有助于主要西方国家走向浮动汇率，最终导致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货币政策的主要争论都专注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谁更能促进经济稳定、甚至永久增加总需求？通胀的货币政策能被永久地用于降低失业率吗？假如央行防止过度加息，那么货币政策受财政政策和货币化政府债务的需求的影响会到何种程度？这些辩论都集中于经济总量增长、失业和通胀等宏观政策目标上，而很少关注央行实际上怎么做的细节，以及央行的活动是如何影响这些最终目标的。关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货币总量和通胀率”的争论也是如此，央行做什么的微观经济学，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争论尽管有点接近，但也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全面的了解，而时下服务于定量分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甚至没有太多考虑银行业的影响。但经验证据似乎相当明确地表明：对货币政策在其最终宏观经济目标上的可能影响的任何评估，央行必须意识到金融业的变化。比如，当金融部门发生变革或动荡时，基础货币就不一定是货币发展的可靠指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就观察到：在1929年到1933年，美国基础货币提高了大约15％，但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却同比下降了33％，因此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应为经济衰退负责。而在欧元区，从2008到2013年，货币基础增加了约100％，但以m3衡量的货币总量增加的要少得多，大约10％，即每年约2％，符合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集中于货币基础的观察者深信货币政策是高通胀的，但集中于m3的观察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2］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导致央行减弱了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30到70年代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次贷危机的爆发强化了人们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间关系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呼吁货币政策应重新将金融稳定作为一个关注点，但与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传统政策目标相比，对金融稳定的关注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三、货币政策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的局限性
尽管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除了提倡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防范系统性风险之外，还将货币政策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政策选项。但鉴于央行的法定职责中往往没有提及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我们必须要考虑它们是否应当被提及。在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支持金融稳定的干预一直没有承担这样的任务，通常由于这些干预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的职责，比如美国的充分就业职责或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职责。因此，一个特殊的金融稳定职责似乎是不必要的，并有可能由于央行的支持而助长了道德风险。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央行支持金融稳定的行动对于其宏观经济职责来说是有道理的，那么危及金融稳定的行为也可能是合理的，央行会目睹自己的宏观经济任务处于危险中，因为私人银行是非常谨慎的，央行的行为可能会让私人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在经济衰退时，私人银行会在贷款上持谨慎态度，如果央行想要平滑衰退，可能会对私人银行施压使他们变得不那么谨慎，但此时贷款其实是有风险的，这种行为会促成随后的金融不稳定。此外，这种不稳定可能涉及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而不仅仅是银行的流动性。［2］此外，不管央行的宏观经济职责是依据价格稳定还是其他规则来制定的，在这个职责下包括金融稳定职责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双重任务会存在冲突。比如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人（珍妮特•耶伦，2014；梁建，2014）就认为：尽管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房价上升、高杠杆率和过度依赖短期融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缓解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但却会对失业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失业和高利率引起的利息支出增加，也会削弱居民对以往债务的偿还能力；此外，利率的提高还可能导致货币升值，影响出口，资本流入也可能削弱高利率对过热信贷的影响，反而导致影子银行的活跃。［4］［5］上述分析说明，双重任务会迫使央行在这两个稳定维度间做出相机抉择，并可能引起严重的民主监督和问责问题。首先，价格问题是一个显著的政府职责问题，其平稳性会对从经济增长、就业、甚至债权债务人的相对财富等许多公众问题有重要影响。而金融稳定的目标，可能依然被强大的利益团体———通常由央行监管辖区内的行业参与者游说和影响；其次，央行在金融稳定和审慎监管上的失败，可能损害其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信誉。在货币政策背景下，价格稳定的首要目标是很容易量化的，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工具（比如基准利率）是很容易理解的。价格稳定测定上的轻松简化了货币当局在实践中的责任，因此有助于减少公众对央行行为的关注。［6］但不像价格稳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定量化的类似于通胀目标一样的金融稳定性指标，并且用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远比货币政策工具更为多元化，使得央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的成绩更难以被评估，进而会影响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可信度。
四、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将货币政策作为促进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会面临着非常显著的局限性，因此，金融管理方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应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也即是使用额外的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随时间变化的抵押品需求等逆周期工具，以缓解金融系统可能出现的威胁；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的监管，对整个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直接管制及限制风险集中等结构性措施，增强金融系统对冲击的抵抗能力。［7］然而，目前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包含着大量潜在的权衡和挑战。第一，任何宏观审慎政策旨在化解金融失衡带来的风险，但同时也会减少金融系统的活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后果。例如，提高银行权益资本水平———如在大量逆周期资本制度下的预期———可能提高银行系统成本，造成不必要的实业贷款量的放缓；第二，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宏观审慎工具都会引起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就像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为追求更具竞争力的短期利率，而被吸引到影子银行系统中，政策制定者在宏观审慎工具和其他工具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也许不会受到同样监管约束的可用的替代性金融产品的影响；［4］第三，基于规则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在实施中需要相机决策，监管者要通过现存规则判断金融不平衡现象是否未得到充分的缓解；最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所指出的，“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统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8］
五、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8
Filardo（2004）认为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二者结合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多年来以低通胀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实现了通货膨胀率和GDp的稳定增长，但是也存在诸多经济、金融失衡的现象，这些失衡有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宏观稳定框架，使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能够有效地避免失衡。Borio（2009）提出应当用货币政策来解决金融失衡问题，仅依靠宏观审慎政策无法完全解决金融失衡的顺周期问题。Blanchard（2010）认为中央银行监测宏观经济的优势有助于其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执行者，可以避免在应对危机时产生多个部门的协调问题以及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和风险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从宏观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最终目标上看，宏观审慎政策的最终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都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仍有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二者在操作目标上存在一定冲突。Borioandwhite（2004）认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结合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中央银行对微观金融机构稳健性的关注会影响其宏观政策的实施，且货币政策也无法保证其能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从上世纪70年代到在危机爆发前，新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货币政策设计与执行周期大致为20个月，其政策目标主要关注价格和产出稳定，在应对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方面并不是一个有效政策，因此很少关注金融稳定或其他经济目标，且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若能成功保持价格稳定，那么实现金融稳定便是水到渠成，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价格稳定可以促进金融稳定。另有少数研究者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金融稳定，比如通过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控制或消除金融不稳定。Kannan（2009）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于消除资产价格膨胀的潜在作用，结果显示对于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更强的货币反应能够对抗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的加速机制。但是，对于技术冲击，一个标准的泰勒规则仍旧在减少产出和通胀的波动方面做得最好。
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关于货币政策能否用于应对金融不稳定性聚集的争论，在学术研究和政策争论中出现了一定的转变，赞成通过一些其他的形式对抗金融风险，共同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angeloni（2009）通过研究银行系统的经营风险，认为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应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而且可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或杠杆作用。Losiely（2009）使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资产价格泡沫是在对具有不确定生产力水平的新技术进行羊群效应投资的结果。只有当投资者收到利好的内幕信号时，货币政策才会影响到投资者对新技术投资时的资金成本，所以，央行应当及时的揭露这些内幕信号以防止羊群效应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文章意在强调货币政策干预资产价格泡沫是有必要的。agur（2009）检验了内生性银行风险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逆风行为倾向于导致收紧的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性的投资往往是缺乏流动性的，容易导致违约风险，如果货币当局过于关注防止违约风险，那么政策走向将表现的像V字形，在萧条期，利率会降得比泰勒规则下的利率水平更低，在繁荣期，为了限制过度风险承担而把利率抬的更高。BorioandDrehmann（2009）不仅支持使用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失衡问题，还认为仅仅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应对时间维度上的金融不稳定问题的政策负担过于繁重。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货币政策可通过一系列渠道影响个体金融机构风险水平，进而影响系统性风险。首先，货币政策中政策利率工具可以直接影响资产价格，因为利率代表持有资产的成本。理论上，利率下降导致的资产价格上升使不会引起资产价格上涨为泡沫的，但是如果没有谨慎的态度致使泡沫持续膨胀，特别当泡沫是由负债融资组成的，其后果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聚集。其次，货币政策与金融中介杠杆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金融系统杠杆化和过度风险承担提供环境条件。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存在一种风险承担渠道，在这种渠道的诱使下，商业银行会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利率不断下调过程中主动承担更多的风险。
二、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在控制系统性风险、消除金融不平衡等的问题方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间的影响是互相的。Dyaie（2009）使用含有银行部门和银行资本的模型，发现借助于逆周期资本规则的使用，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通过更小的利率变动，达到他们调整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目标。Kannan（2009）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发现在稳定产出和物价方面，调节信贷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能够有效提升货币政策效力。Catte（2010）的研究显示如果宏观审慎政策制定当局可以直接影响抵押贷款利差，通过这个工具来控制资产价格，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也能产生温和的影响。以上研究都表明：致力于缓和信贷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周期的波动。
欲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得首先研究两者之间有效共存和冲突的风险，相比较货币政策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宏观审慎政策如何传导、如何合理的选择政策工具、以及在独立运行的情况下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效果如何等方面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Cecchetti（2012）曾采用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模型来研究使用资本要求工具（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实现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物价稳定等）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如何政策制定者只关注于物价和产出的稳定，那么两种政策几乎是可替代的）。实现这样的研究目标最基本的是开发一套能将这些政策合理建模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指导相关的实证研究。像aS-aD新凯恩斯模型就过于简单，政策制定者最终只能影响市场利率这一控制变量，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通过宏观审慎工具。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框架需要另一个基本特征：应当将宏观审慎政策所处理的金融扭曲纳入分析框架，即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外部性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全面的建模系统性风险。一种原因是，系统性风险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市场参与者（银行挤兑或投资公司的违约）、市场（股票市场崩盘或货币危机）、区域性危机（国内危机或国际危机）。有些研究成果中加入了系统外部性，但是太过复杂且只适用于政策使用，或使用既有模型进行政策分析，但是没有纳入系统性风险问题。虽然政策制定者期望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朝着相同的方向，两者互相借力互相促进。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由于政策目标的不同，可能会面临互相冲突的境地。比如在技术冲击下，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单位成本下降导致价格下降。但是宏观审慎政策需收紧以应对冲击在新的不确定的领域中刺激投机性借贷和可能增加的金融风险。
使用宏观审慎工具会让货币政策更加复杂。因为采纳宏观审慎安排用于对抗周期性的问题，则中央银行安排货币政策需要知道周期性发展是如何以及何时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政策，这反过来影响货币政策的设计。成功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遏制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金融风险承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商业周期的波动幅度，但是这种政策会降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管理总需求的效力，而部分货币政策正是通过引起资产价格的变动来管理经济的，宏观审慎政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就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前瞻性；国内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5-02
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 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 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 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 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 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4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篇10
这些新动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经济调控的积极参与者。毋庸讳言，在现行体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利益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一利益格局决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观调控的被动执行者，不少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消解者”，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因无它，利益驱动使然。然而，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当多的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指向一致。比如，浙江省就明确提出，电力紧缺已向浙江省的经济结构敲响了警钟，浙江省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这与中央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目标显然是一致的。上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近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直指这些地方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的房价，与中央提出的严控房价不断大幅度上涨的要求紧密呼应。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大多已经对中央坚决进行宏观调控的决心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不再把去年以来展开的各种宏观调控当作临时之举，去掉了被动应付的态度，而改为主动配合。这些迹象表明，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宏观调控措施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无好处。在这些认识主导之下，地方政府主动参与了宏观调控。
经济手段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举。然而，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手段有时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轮宏观调控刚开始时就是这样，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出台之后，各地并不重视，依然我行我素。中央迫不得已，只得收紧银根，强制性地关停一批项目。近来，经济类的宏观调控措施已渐渐成为调控的主要措施。从中央出台的政策来看，有电力定价市场化的措施，有提高贷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过旺的措施；从地方政府出台的措施来看，有通过税收政策来打击商品房投机的措施，有通过经济手段引导投资方向以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有着浓郁的经济气息。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型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本轮宏观调控正在朝着更加合理的调控方式回归。
宏观调控的新动向值得关注。与行政型的调控手段比较起来，经济型的调控手段其作用更为持久，也不易反弹。但因为经济型的调控手段会涉及更为广泛的经济利益，其作用的范围会更为宽泛，也就更有可能引起一些利益冲突，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央行房贷新政策出台以后，对于如何区分正常购房者与投机购房者，有人就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对于如何界定经济型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范围，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相对于行政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言，经济型的调控手段虽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但经济型手段也绝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手段。对于这一类调控手段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防备，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全局来说，地方政府毕竟有其独有的利益所在。地方政府成为宏观调控主体之后，它们所出台的调控措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能都与全局利益要求相吻合。如何协调全局利益与地方政府调控措施的矛盾之处，是地方政府成为调控主体之后，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必须要做到既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又必须更加注意解决这两个方面积极性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