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1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作为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研究（又称策略相互依存）的研究动因在于，欧洲货币联盟实施的稳定和增长协定严格限制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债务过度积累或阻碍自动稳定器运行[12]，而且，其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作用问题，实质就是财政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承诺关系。
分别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基本盈余/潜在产出作为货币和财政工具，mélitz使用oeCD经济数据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彼此相反运动，也即两者策略替代（strategicsubstitute），而且，较高的债务负担倾向于引发调整过程。Dixit等[13]基于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而财政政策立场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模型，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存在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倾向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存在非凯恩斯主义（也即紧缩的）产出和通膨胀效应时出现互补性；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设定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典型的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立场不充分扩张。VonHagen等[14]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较宽松的财政立场匹配货币紧缩，而货币政策宽泛地适应财政扩张。HughesHallett等[15]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的选择：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Buti等[16]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也即策略替代和互补二者之一，并不必然根据冲突和合作解释，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目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需求冲击不产生相冲突的政策，而供给冲击必然诱致相冲突的政策。
（二）财政货币当局博弈的VaR实证研究
与单方程方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构参数不同，VaR模型技术以简单直观的估计策略包括政策决策的经济效应识别以及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的反馈反应，将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结构紧密结合，可以更全面科学地探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模型结构冲击，以及变量间交互影响机制。实践中，为估计结构反应函数，通常关于政策规则表达形式进行某些限制性假设，并强加或假定某些识别限制。VaR模型估计的政策反应可被解释为前瞻政策反应函数的简化形式和潜在经济的结构参数，脉冲反应可被解释为对经济未预期冲击的反应。
为捕捉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变化，muscatelli等[17]用贝叶斯VaR方法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可概括为：第一，并非所有G7经济都是策略替代的。即使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仍能获得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反应的合理刻画，与已有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研究结论大体一致。高负债水平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结论仅在德国成立。第二，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不明确，财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难以探测，但VaR识别的财政冲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不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策略互补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降低。第三，财政赤字并不显著地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这暗含着，若财政当局乐于承担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义务，则财政政策不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扩展贝叶斯VaR估计，为赤字关于历史债务水平反应过程建模，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以此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从而检验Buti等[14]假说，即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本质。而且，因为未使用结构模型，难以解释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muscatelli等[17]的研究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但解释VaR的固有政策反应函数非常困难，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
为给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构计量经济解释，muscatelli等[17]估计美国1970-2001年期间结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基于被估计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考察内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对结构模型方程外生冲击或政策规则未预期偏离的反应；实施历史动态模拟，向现存结构冲击和财政货币规则偏离添加额外的外生冲击，考察不同情境下政策制定者反应。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互补或替代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这证实Buti等[16]的观点，而且也取决于潜在的结构模型假设。存在产出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互补，发生通货膨胀冲击或对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彼此替代。作为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的反应，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更加互补的方式一起运动，这是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潜在结构和政策冲击本质：需求冲击变得更加重要，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开始降低。其次，为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比较被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从最优控制框架中得到政策规则发现，若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惯性且不相互协调，则反周期财政政策可能降低福利。原因可能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货币政策规则致力于经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通常承担分配职责。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考虑在内。
四、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一）拓展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的新凯恩斯主义探索
总付税收、零死亡概率和无限期界代表性行为人的典型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假设下，政府不违反预算偿付能力约束，政府债务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概括代表性行为人选择的欧拉方程不存在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经济收敛于李嘉图等价和财政动态学刻画的拉姆齐经济，经由资源收回效应，财政政策具有有限作用。Linnemann等
[18]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财政政策传导分析表明，若经由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建立消费和闲暇（以及因而真实工资）联系，则消费是否确实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和价格粘性假设。但该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受到面版数据VaR实证研究的质疑。Blanchard等
[5]和muscatelli等
[17]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暗含财政乘数接近或大于1。和消费持续上涨。Giavazzi等
[19]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Galí等
[20]证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即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etal.（2004）强调其不能跨期借贷和储蓄。近期文献称为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则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工资上涨，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花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若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惯性，如习惯形成，该关系动态学能更丰富。
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侧重直接支出、可支配收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
[21]等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King，1997）、粘性价格DSGe（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方法将新古典传统的个人动态最优框架与粘性价格和/或工资假设结合，突出经济行为人有限期界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等非最优化行为假设的重要性，并考虑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政府债务、资本积累和扭曲性税收等因素，使得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更丰富的需求、供给方面效应，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其一，考虑总付税或扭曲税，及其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而且可以为薪金税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模。edge等
[22]使用标准拉姆齐结构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现，扭曲税的引入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而且修正泰勒规则的已有基本结论。其二，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政府债务是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因为包括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其三，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能够产生财政政策非中性，Linnemann等
[18]基于金融财富（货币和债券）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其四，考虑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对私人生产和投资决策的作用，可以引入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的供给方面效应。
当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校准和估计需要使用其它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才能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因此，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
（二）考虑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作为非李嘉图主义背景下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探索，Leith等
[23]明确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立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政府债务不再仅是出现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中的约束变量，相反，政府债务是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成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其中，税收是总付形式的，假定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则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和财政政策被假定以简单反馈结构遵循两个程式化规则：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明确规定货币工具利率如何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反应；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明确规定唯一的财政工具总付税率如何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反应。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稳态政府债务水平在确保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稳态债务门限值，局部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存在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并，而非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界限区分。而且，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总是存在参数空间区域，确保‘低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由此，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和消极范围。
因此，由在偏离李嘉图主义并包括资本积累的鲜明特征下考虑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不再必须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这将Leeper
[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颠覆货币和财政动态学相互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更加对称地处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自然增强财政政策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其理论机制则在于：其一，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的短视意味着，政府债务经由欧拉方程中的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政府债务动态学不能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研究。债务水平能捕捉财政政策非中性，但财富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随债务水平变化。其二，因为模型中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内生的，稳态债务水平和资本挤出程度之间存在联系。这影响稳态真实利率，其又是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易言之，资本存量内生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带来重要的需求和供给效应，使得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存在截然不同动态学：在高（低）债务体制，若货币政策更积极，则需要提高（降低）财政紧缩程度。
（三）经济稳定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为探究哪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稳定，muscatelli等[24]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方式。因为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如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persistence）、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经由薪金税），可以在包括部分上述特征的模型中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性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各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遵循标准前瞻名义利率泰勒规则识别，财政政策采取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用于捕捉财政政策对源于自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反应。基于美国和欧洲数据，muscatelli等
[24]估计/校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被估计模型的基本和修正形式，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与货币规则结合时的功效。
基本模型中，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由个人所得税和薪金税支付，财政政策经由新凯恩斯主义iS曲线影响经济，并发挥有限作用：财政政策不降低对需求冲击反应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以及由于供给冲击的产出变动性。偏离消费者完全最优化和无限期界假设后，财政政策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尤其在有限期界消费者模型中，财政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因为消费者前瞻行为和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消费的财富效应加强。财政政策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和最优消费者具有不同影响：经由影响最优消费者iS曲线的资源撤出效应，政府支出直接稳定产出；个人所得税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消费，薪金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总供给。拇指规则消费者在财政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较多拇指规则消费者使需求和供给冲击后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一方面，不断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数量使薪金税更有效；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降低消费平滑程度，并通过iS曲线中利率相关系数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经由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支出，财政政策虽有助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效果，但力道递减。这符合Jones
[25]的论述，其使用美国的被估计随机增长模型（没有价格粘性）发现财政政策在战后时期具有有限稳定效应。当然，因为没有考虑税收扭曲，基本模型存在有限供给效应，若考虑税收对供给的扭曲效应，则财政政策显然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目标。未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而考虑扭曲税收的更丰富识别，andrés等
[24]主要强调财政规则设计对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的权衡。
修正形式模型中，最优化消费者以不变死亡概率具有有限期界，债务为财政政策融资经由财富效应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财政政策显著降低产出方差，但对通货膨胀变动性影响微小。部分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行为，债务的财富效应引入货币财政政策交互作用的一个渠道，因为利率变化将经由政府预算约束影响总需求。而且，货币财政交互作用的经济周期影响更加明显，从而潜在地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周期性是由于有限期界消费者对模型债务动态学反应以及消费者支出中引入惯性的拇指规则消费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
遵循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体制转换模型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Davig等
[4]估计美国战后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规则，前者遵循泰勒规则，后者使税收调整成为政府债务和其他变量的函数。被估计的规则将政策行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积极和消极货币和财政体制时期，不仅揭示货币研究中流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以及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相联系的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而且即使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历都是消极或都是积极的时期，也可能存在唯一静态均衡，避免了固定体制模型框架内经济徘徊于不确定性（双消极政策组合）、不存在均衡（双积极政策组合）或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唯一均衡（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或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时期的含义。因此，从不断经历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战后美国数据可被建模为独特的局部唯一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某些概率法则改变体制，私人行为人将随机体制过程嵌入其预期函数和决策规则，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期仅是定义行为人决策规则的状态向量的可选实现值。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行为并不意味着均衡是不确定的，经济可以暂时经历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组合时期而没有可怕的经济后果。作为结果的体制转换模型动态学与固定体制模型不同，主要是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扩张的反应。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下，税收削减产生通货膨胀和产出上涨，这是固定体制模型由于李嘉图等价不能出现的反应。而且，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的反应极度持续。税收削减后，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体制与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类似。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中债务不稳定，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固定体制模型研究类似。原因在于，体制转换均衡中，货币和税收政策的外生扰动诱使行为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初始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对觉察到的财富变化的反应决定这些冲击的影响。因此，总付税冲击总是影响总需求、通货膨胀和产出，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经联储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被传播多期。
Davig等[4]在体制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探讨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并发现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总是有效且数量效应显著。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作用之下，总付税冲击始终影响总需求、产出和通货膨胀，税收非中性是因为估计暗含着行为人总是为未来积极财政体制设置正概率集，这种信念使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效。量化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在美国数据中是重要的。1美元的突然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内产出贴现现值提高到0.76-1.02美元，取决于模拟的政策体制条件。若货币财政体制不变，2%产出的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价格水平提高1.2%到6.7%。使用政策体制被估计分布的随机模拟表明，6年后产出乘数是0.43-1.36美元的概率为80%，而6年后2%产出的税收削减将价格水平提高0.53%-2.27%。使用被估计政策过程的体制转换结构有助于将传统模型的财政含义与税收政策的巨大总需求效应的实证文献调和起来。传统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在总付税情况下产生李嘉图主义等价，但体制不断转换时税收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税收扰动具有显著的短期总需求效应，这是分解李嘉图等价的生命周期方法不能产生的结果。
六、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趋向小结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2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3
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结论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4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进一步调低至15%.(2)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才出台。从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谓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措施，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它们及各有千秋，又要紧密联系，但是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依据现实情境协调一致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现在通过两种重要渠道来调节货币，一是各类银行购买国债并通过财政开支向社会投放货币；二是银行贷款，这也是货币投放最主要的一条渠道。这里，财政增加向银行发放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增加货币投放；财政兑付向银行发放的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减少货币投放。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不仅也为社会货币的收付，体现为社会货币的再分配，而且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就是调整货币供应总量的重要渠道。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表现。
一、政策协调配合因素
（一）国债
国债是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结合点，不仅是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而且为货币政策的调节市场提供了操作对象。国债对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制约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年期国债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是我国中短期国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会影响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协调发挥作用，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二是国债市场由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三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投资者不能跨市场交易，这些条件也限制了国债的流动性。三是按照金融市场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国债利率在市场利率体系中是最低的，由于我国的利率机制缺乏弹性，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从而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二）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指财政部门利用国家信用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来支持企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它是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投融资具有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有效增长，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作用。但在目前，由于我国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二者没有明显的的范围，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追逐市场份额，纷纷向竞争性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领域渗透。一方面扩大了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遏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影响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并且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三）外汇储备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以惊人的速度不停增长。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从目前来看，外汇占据的款项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这就造成我国资本市场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被动收购外汇，迫使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有效汇率的背离相驰程度越来越大，从而人民币面临短期升值和长期贬值的两难境地。
二、建议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所以应该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建议：
（1）加强国债管理，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在国债管理方面的配合。第一，使国债品种多元化，并且进一步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规模。第二，应逐步取消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条令，允许商业银行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市场，打破国债市场的分割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债市场。第三，要逐步调整国债的利率结构，改变长期以来的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它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
（2）推进财政投融资体系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融资框架体系。在财政投融资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明确财政投资的原则、范围和领域。在科学的投融资体系内，财政投融资应加强公共福利的增长，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的选择和偏好，不宜进行风险性投资。为防范融资风险，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效率。这些都是构建长期规划、统筹安排、规划有序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框架体系的内在要求。
（3）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保持顺差。但是这种格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一风险，把国际收支和内外部经济调整平衡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要打破这种格局，必须坚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外汇管理制度。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会使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会增加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从更进一步的角度来讲，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通过以上方式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以减轻外汇占款的压力，从而减轻相关的制约因素，使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更好的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
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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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6
过去10年内，中国大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与上述案例恰好相反的米德冲突。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组合，另一方面，尽管过去10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并不低，但由于央行依然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缺乏弹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如果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由于进口需求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会进一步放大；如果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则经济过热会加剧。
中国政府过去是如何应对米德冲突的呢？过去10年，中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有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另一些时候，又会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通常可以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指出的，假如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
其实，在上述两难下，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同时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并运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经济体内的扭曲。
世易时移。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转为面临经济增长率下滑与经常账户盈余缩小的格局。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下滑，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放慢（甚至贬值）来应对经常账户的变动。然而，由于国内制造业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加之房地产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央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使得中国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有所掣肘。同时，由于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比传统的米德冲突更为复杂的痛苦权衡。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7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建议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概念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将预测的通货膨胀作为调整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而有效监督和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货币当局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的目标，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然后根据预测值与制定的目标值的差异制定货币调整政策，使未来通货膨胀率稳定在预设水平：如果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区域下限，则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区域上限，就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处于目标区域，就保持目前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货币政策调整标准，其特点是以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标，同时会公布未来某一时间区间的目标通货膨胀率。
二、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意义
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标准，既要能够为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方向，反映政策信息，还要明确表现政策制定当局的立场，起到稳定公众预期的作用。以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中介目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要求。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制度建设来确保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具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优点。我国如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一者可以透明化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感；二者能够提高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三者可以减轻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确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盯住通货膨胀率，可以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更好地适应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的趋势。
三、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
通货膨胀目标能够提高货币政策设计和执行的效果，这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根本的假设条件是该国应该具有较低、稳定的通胀率。这是因为第一，长期来看，货币供应的增长对就业和产出等没有实际的影响，而从短期来说却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高水平或波动较大的通货膨胀对资源的配置和长期产出具有较高的成本；第三，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中央银行很难及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率。因此，这就要求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通胀水平较低。此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还需要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
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具有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和不受政府约束的独立性。具体来说，首先，中央银行能够根据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灵活自主地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道义劝告等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在设定目标区域。其次，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不应受到政府的限制，不受该国财政的制约和支配。
2、货币政策具有单一的目标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要求该国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的目标。多重目标的存在会使央行削弱对维持通胀率在既定目标区域的决心，减低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应该以稳定物价，维持通胀率在既定区域作为首要的目标。
3、货币政策具有较好的透明性
中央银行应该定期公布货币政策实施报告，以透明、公开的态度接受公众的监督，增强央行的信誉和政策实施效果。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央行必须实现制定通货膨胀率波动目标区间，在实际通胀率超出该区间后就采取措施使其回归到该区间内；二是央行在每次货币政策调整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后，及时向公众反馈该政策调整和工具运用的全过程及其原因；三是央行定期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4、有效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银行体系
在充分有效的金融市场中，较高的流动性能够稳定价格偏好，使公众对通胀的预期较强，而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实施的传导路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到社会公众去。完善的银行体系要求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敞口管理能力，具有严格的银行监督体系，具有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
四、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建议
（一）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如果仅仅是通过利率调节来实现价格稳定就会受到阻碍，同时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失灵，也就导致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我国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的权限，以更大的独立权来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尽量独立于财政政策目标，避免受其制约和影响，从而减弱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效果。
（二）完善金融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动能够准确地传递实体经济的真实变化情况。同时，完善的金融市场自身具有消化短期经济波动，降低资产价格的潜在变动的能力，而不需要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是要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二是建立高效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三是建立面向所有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统一的债券市场，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沟通渠道。
（三）确定恰当的通货膨胀目标
通货膨胀目标的确立包括价格指数的计算、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和通货膨胀区间的合理确定。首先我国价格指数的计算应该适当增加服务产品的权重比例，相应调低初级产品的比重，建立一个比较权威的物价消费指数；其次建立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恰当估计货币工具的影响时滞；最后是根据通货膨胀本身的变动程度和政策的时滞效应合理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变动区间。
参考文献
［1］刘颖卓，闫国柱，浅谈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适合当前的中国，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
［2］范从来，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金融研究，2004年
［3］汴志村，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实践及在中国的检验，金融研究，2007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8
首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
其次，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实施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进行反周期调节。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轨迹来看，我国两大政策的调节趋向于周期性使用（见下表），对宏观调控的效果向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减小。
第三，两大政策相机抉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经历了5年双紧周期和5年双松周期后，目前我国正过渡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已实施了近6年，我国过去历史上双松政策最长就是这次宏观调控，但在新形势下不可能继续保持和沿用下去，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确实到了该调整的时期。
财政政策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新时期需要有新的政策选择。这里可以设想三种思路：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稳健货币政策，但其政策内涵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二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三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这三种思路各有道理，我们倾向于采取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搭配。
不赞成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原因是：这种政策搭配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宏观经济背景下采取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政策，现在我国经济形势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宜延续下去。
不赞成选择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和需要关注的主要倾向趋势是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促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致力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宜中性偏紧，不宜中性偏松。
财政政策的取向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要贯彻勤俭建国、量入为出的原则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将增发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几个方面，如完成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填补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公共项目欠账，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但主要由于资金制约未能启动的改革事项等。未来国债投资项目不应再安排银行配套贷款，使其成为纯粹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避免新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的趋向也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调控措施基本到位的基础上，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需要适度偏紧，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不高于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控制信贷规模，重点是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信贷结构，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体的对策建议是：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重点要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建立三级分税分级财政。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今后应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先行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影响大，以少动为好。
4、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新形势下一项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是既要抵御低水平重复投资，又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为避免传统“松散乱”局面，化解和根治“先乱干、后整治”的国家隐含担保机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安排要建立投资信息透明化、投资来源市场化、投资管理法制化的操作平台。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可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国债发行计划，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时，财政部可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有效性；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100-04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众多国家都开始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近几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均超过预期目标。中央人民银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货币供应量m2是增长速度为16%，而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17%。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2008年中国m2的增速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为13.6%左右。由此可见，m2在近几年内巨大的偏差说明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受限，因此，这样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是该国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弱显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很显著的影响。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论，可以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者不能兼得，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达，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且不断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汇率水平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基于影响GDp的几个重要因素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分析。选取了1980―2012年的数据，分别设定出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结合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双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利率对物价水平；三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四变量VaR模型，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工具是否是货币数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货币数量的格兰杰检验原因。
（二）数据选择与处理
在模型中，货币数量指标选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数据的来源也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总值和GDp定基指数（1978=100），然后对其进行平减，计算出GDp总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的四个变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变量取对数，货币数量为Lnm2，物价水平为LnC1，实际GDp总值为LnG。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当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时，得到如下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可知，货币数量、实际GDp、物价水平和利率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建立协整关系。
（二）双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检验其是否为同阶单整，如果是，则建立回归方程；其次，再检验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t～i（1），则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若残差序列平稳，即不存在单位根，t～i（0），则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中的协整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为2阶协整，实际GDp和利率为1阶协整。
在下文中，分别建立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分析GDp、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之间的关系，再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1.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从协整方程可知，m2与Cpi、R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政策目标与变量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内可抵消。但在Cpi与m2的关系式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在长期内，货币数量对Cpi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比较小；在利率与GDp的关系式中，利率对GDp影响系数很小，并且为负值，说明在长期内，利率对GDp的影响系数很小。
2.双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分别检验两个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根据残差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可以判断出e1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在检验的结果中，所显示的t值为-1.9269小于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的t值，p值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为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选取的数量较少，对实际情况的说明有限，所以可将显著性水平变为α=0.1。当显著性水平α=0.1时，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变量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协整关系存在。
（2）实际GDp和利率的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出e2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同样，在此检验结果中，显示的p值为0.0015
3.用格兰杰检验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因果估计。由于格兰杰检验对滞后期的要求比较明显，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兹SC准则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在对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R）以及货币数量与实际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货币数量是物价水平的原因，物价水平不是货币数量的原因；利率（R）是实际GDp的原因，实际GDp不是利率（R）互为因果关系；货币数量与实际GDp无关。
（三）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三变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物价水平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在三变量模型中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以及利率（R）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三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J检验方法。首先，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t）这些变量进行JJ检验。从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变量之间有1个协整关系存在，所以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次，对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进行JJ检验，得到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也具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与Cpi、m2的关系式中，GDp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693，而与m2之间呈现出反比关系，说明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与Cpi、R的关系式中，物价水平对GDp的系数为负值，这与事实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较小，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数量有限，使结果出现一定误差。在两个式子中，财政支出对于GDp的影响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关系进行误差检验，得到检验结果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双变量模型与三变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利率的政策效应可能为内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动变动。
（四）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上述的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三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在四变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检验方法对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协整方程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从所得到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GDp受到实际物价水平的较为显著，实际物价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实际GDp会下降0.2302个单位；实际GDp水平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较小，当货币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实际GDp变动0.0679个单位，并且与货币数量呈负相关，但是相关程度较小。利率水平与实际GDp相关系数很小，为0.0521，说明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影响不大，同样，国家财政支出对实际GDp影响更小，说明国家财政对实际GDp影响有限，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权衡利弊。
2.四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检验，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变量中，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对实际GDp的影响变量增加，利率的影响效果有变小的趋势，说明了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没有长期的自动稳定关系；在四变量模型中，对其进行误差检验与修正后，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很弱，中国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仅仅用控制汇率的方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地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文分别通过对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的估计与检验以及在双变量模型中使用格兰杰检验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在双变量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分析结果中可以了解到，实际GDp和利率水平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三变量模型和四变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检验。三变量模型中，分别作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物价水平与利率对实际GDp的模型；在利率与实际GDp关系中加入物价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对实际GDp水平由双变量模型中的较弱的正相关变为较强的正相关；而在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模型中，物价水平对实际GDp是正相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并且GDp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极小，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水平具有滞后效应。在四变量模型中，将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于前两个模型更高，模型对实际经济情况的解释程度更好，并且在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后，实际GDp与货币数量和利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够显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有限的。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应当控制中国货币数量，从而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保持国家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促进利率市场化，加大利率水平对经济调控的作用。利率是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利率水平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投资规模，而且还会影响消费、储蓄以及进出口；就目前的数据看，中国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明显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中国进行了利率的管制，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从本文得出的结果来看，利率与实际GDp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在稳定利率水平的基础上需要加大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让利率市场化，从而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3.政府应在财政的投入和支出方面应当适当。基于本文1980―2012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在宏观经济中，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具有诸多的联系，财政支出对物价、货币数量和利率等因素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的财政投入与支出在经济中具有两面性。总之，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应当以市场这个“无形手”调控为主，政府的调控为辅，让市场在经济社会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在调控时应当权衡利弊，适当地对经济进行干预。
4.在经济发展中还应当关注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是在紧盯汇率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独立性和有效性检验的，并没有考虑到国际上汇率以及经济波动等原因对经济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在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状况下，国际经济状况也是影响本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更是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状况，从而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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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篇10
积极财政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加大支出来保增长。为此，国家财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应考虑适度控制支出扩张度。其中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减税增支的背景下，增支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靠发债，但政府举债毕竟是权宜之计，应尽力控制债务规模。
一、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当时历史最高点）。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20xx年～20xx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xx多亿元。指出这点，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而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二、适度扩张财政支出当前我国运用支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本意就是要让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要承受赤字可能带来的“成本”。但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支出扩张的“度”。为此，有必要确立从全局着眼分析支出扩张可行性的思维模式。所谓从大局着眼，是指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具体说，当前我国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四大手段同时取向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自然连带出各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事实上，这些手段同时启动后，内在的呼应性已经产生，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其他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其他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1．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货币供应扩张和财政支出扩张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两大手段。当总供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两大手段的共同目标是把需求先行拉高，反推供给扩张，最终把总供求抬到高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货币供给扩张与财政支出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谁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财政支出的扩张从初始角度看，是对存量货币的调动，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费，二是发债。特别是后者，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
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两点优势：一是见效快。货币政策扩张时，货币供应扩张要有一定的时滞，因为贷款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一定能立刻膨胀，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期，投资者预期利润率偏低时，即便利率下调，也不会即刻贷款投资，同时消费者预期收入增长慢也不会即刻贷款消费。相比而言，财政政策来得快，因为支出一旦扩张，资金随即落到项目上和消费主体身上，很快会转化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二是针对性强。货币供给扩张时，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利用利率下调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即便是不受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也享受同等的优惠。但财政支出扩张则不然，支出是有倾斜点、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也就是说支出扩张是一种结构性刺激。可见，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致基础货币供给扩张
当前我国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直接释放了大量货币。20xx年12月贷款增长7800多亿元。截至20xx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46.62万亿元，释放1个百分点就是4600亿元。20xx年贷款余额达30.35万亿元。就目前的货币存量推算，如果20xx年贷款余额增长20%，那么，新释放出的货币至少上6万亿元，贷款规模将达近40万亿元。中国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国家，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0%以上，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高达150%以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思路，这两个比重数值在20xx年不会降低。显然，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冲动从未减弱，前期贷款利率高达7.47%时，贷款需求仍在增长，当前利率下调恰好迎合了投资主体的要求。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根本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其次，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股票发行、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利率下调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
再其次，货币供给急剧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国为刺激消费大幅下调消费信贷利率，已经显现出了刺激消费扩张的效力。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总之，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显然，货币政策不是没有作用空间。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这不能说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恰好能够自动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2．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有着多重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通过贸易结算价格体现出来，也会通过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状况的约束体现出来。步入本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现已达到60％多，财政对外依存度相应提高，20xx年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达15％。
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说处于升值势态。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货币膨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运行也产生了多重约束作用，并传导到了财政运行，对财政收支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同比提高了出口货物价格，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萎缩的形势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困难。就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直接形成了两种减收：一是货物出口下降会减少出口企业的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刺激出口，我国连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实际上是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价格上升效应。为此，财政要减收5000亿元以上。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一些产品对外出口占总销量的比重高达40％以上。如果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产品找不到出路，那么数千万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必须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转为内销。当前“家电下乡”正在全国推开，政策着力点就是扩大内需，客观效应则体现在为家电企业外销转内销创造条件。
其次，人民币全面升值致使用美元、欧元、加元、澳元等各种国际化货币结算商品的进口价格同比例下降，这将直接导致进口环节流转税减收。20xx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调，但货物进口规模仍处于扩张势态，达1万多亿美元。从货物进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商品是能源、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狂涨。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加速回落，现在有些商品价格已被“打回原形”。但此时，人民币升值开始全面化，原来处于低汇率的货币如欧元、英镑、加元等开始加速升值。必须肯定，这一基调与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高度吻合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少。此外，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又强烈刺激了服务贸易的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人民币升值会加大逆差额。从财政角度看，服务贸易进口额扩大，会使一部分税收流到国外，反过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出口。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刺激了国外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增加，从而使消费性税收流到外国。
显然，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再依靠人民币对外币的低比值，而是要寄希望于进口增长形成的消费进步和供给增长。同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出口结构调整，使中国占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目标市场。
3．投资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我国再一次走上了主要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本轮投资扩张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大。继20xx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各省纷纷跟进，目前宣布的投资规划已突破20万亿元。二是结构转变明确，向公共产品供给倾斜。三是把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铁路建设投资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显然不是政府独家能完成的。现在利率下调、放松价格管理、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表明政府希望引导社会投资尽快跟上，遗憾的是按照市场动向办事的社会投资主体并未“奉命行事”，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出路难寻。在债务发行方面，我国一直比较谨慎，1998年采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张，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使国债依存度超过了10%。应该承认，当时这种主动扩张债务的决策确实是理财观的转变，因为之前总是被动举债，这次明确说要利用债务扩张来调节经济。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意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新意，表明中国政府抛弃了年度平衡的理财观念。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以内。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60年的最高记录。政府报告还指出，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xx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