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体育产业发展思路
随着我国申办2008奥运会的成功，以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运作，各行各业尤其是体育产业开始刻意地把奥运会与行业互动紧密关联，认为承办奥运必将是未来体育产业政策和经济的分水岭，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体育产业的发展，成为体育产业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诚如所言，政府和管理层也的确希望借助此次奥运会的举办，能够对我国的体育事业包括体育产业实现“智能升级”，进一步优化体育产业的结构，凭籍奥运“催化剂”的作用，催生一个带有奥运因素的相对发达的体育产业链。但与此同时，应该清醒看到的是奥运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并不总是呈正面效应，亦有负面潜在制约因素的存在，例如奥运前的过度投资会引发奥运后投资和增长下滑，甚至衰退的问题，日本就是这方面问题的最好史鉴。因此，总揽全局不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过多地强化奥运预期的影响，不妨弱化奥运要素，理性看待目前体育产业之现状，回到我国宏观经济层面上来，因为最终对体育产业发展起决定因素不是奥运盛会，而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基于这个理论视角，本文从以上题目切入，以期拓宽体育产业管理层视野并尝试提出宏观经济形势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的思路。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
1.宏观经济形势的内涵。2008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上呈良好态势发展。但真正涉及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时，却又不得不更多地细研当前各种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这其中就包括着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审时度势，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国内的宏观经济现状，依此有效突破在做行业管理决策时因缺乏正确的形势评估而只是一味地依赖于管理者的主观评判。为此，从基础理论入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如何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什么是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其结构，即宏观经济形势的内涵是什么，在这里，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宏观经济形势就是国民经济整体所处的态势，以及它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衡量宏观经济形势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指标：一是GDp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国际收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要点。进入2008年，为适应时点、情境、社会、经济等环境要素的变化，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潜移默化地随之进行改变以寻求同步平衡，其特征之一就是防止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剧烈动荡，优化经济环境，遏制任何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忧外患”，中共中央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做了正确判断分析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实行“一紧双防”政策，一紧指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两防则是指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是2008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要点。显然，与以往相比，此次调控政策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体育产业市场而言，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在权衡利弊得失，既要顺应宏观经济调控事实，又要克服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因素，努力把握好一个“度”，无疑也是当前体育产业领域所面临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3.通货膨胀压力导致资源高成本凸显。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同步性的逐步提高，国内外市场的关联互动性不断得以强化，近来，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存在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比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虽然我国是一个顺差国家，拥有比较多的外汇贮备，但贸易顺差主要依赖于低价格的大量出口，长期来看这种贸易顺差会迫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推动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结果一方面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会易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过度通货膨胀进而会显著提升各种资源的成本，使得资源高成本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产业领域的各相关产业必须要清醒地应对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坚决摒弃过时的经营模式和可能出现的思维惯性，又准、又快、又好地扎实推进体育产业市场的良性循环。
二、宏观经济形势下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路
1.随时关注外部、内部经济环境，快速调整行业企业的经营决策思路。2008年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指出：“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减缓、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国内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价格总水平仍处于高位；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因素比较多；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仍然存在;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考察此会议精神可以发现，在这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体育产业企业将不可避免的受经济大环境变化的“辐射”。有鉴于此，体育产业企业应随时监控外部和内部经济环境变化，首先，要特别重视国内经济增长是否有放缓的迹象，并且应密切关注假如存在经济放缓的现象，要及时总结归纳出这种现象是短期行为还是长期趋势。其次，要严肃对待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次贷危机在全世界蔓延，显而易见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趋冷，中国的经济环境必难独善其身。由此而论，体育产业企业在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同时，理应加大监控的力度，并注意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以便对于快速调整企业的经营决策思路所涉及的多属性权重的进行真实判断，更有利于解决体育产业内部的各种异化冲突，制定相对科学、系统化经营决策方案。
2.走金融支持道路，建立体育产业资本运营体系。我国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对大多数资金链相对不充裕的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这些企业将随时随地地应对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涉及到体育产业企业，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现实，多数体育企业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品牌影响力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甚至还有较多体育企业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环境下进行经营，采取半计划半市场的运营模式。据统计，除了极少数体育企业运行状况堪称顺畅以外，目前我国的体育产业企业从整体上分析力量较为弱小，资金缺乏是这些体育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最为“头痛”的顽疾。因此在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形势下，对体育产业行业发展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为寻求突破，开辟体育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体育企业可大胆走金融支持的道路，加紧构建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设立体育金融机构，借鉴其他行业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经验，成立体育投资基金，启动体育资本市场，同时，在建立体育产业资本运营体系的进程中，为安全、有效、较为成功的取得进展，可先进行小步探索，小范围内试点建立体育产业资本运营体系，并逐一推广成功要点。从实际看，这些措施，不仅能有效规避当前体育产业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风险，而且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转移经营风险，提升体育产业企业的抵御风险能力。
3.构筑体育产业领军人才队伍。优秀的领军人才对任何一个行业而言都是名副其实的最“稀缺”的资源。体育产业也不例外，要想真正把体育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促使体育产业螺旋上升发展，离不开领军人才队伍在体育产业领域的运筹帏幄和在国内外市场的驰骋博弈。因此，加大对体育产业领军人才队伍的构筑将刻不容缓，在构筑模式上，第一阶段可采用引进“外脑”的形式，积极从国外引进具有丰富体育企业管理经验的Ceo和高级职业经理人，补充新鲜“血液”，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与布局。第二阶段采取以“外脑”带“内脑”的形式，加强对本国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并形成培养梯队，有效避免人才培养“青黄不接”的难题，并且在引进的领军人才带动本土人才成长的过程中，双方亦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体育产业的管理实力。
三、小结
1．所谓经济形势的内涵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宏观经济形势就是国民经济整体所处的态势，以及它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衡量宏观经济形势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指标：一是GDp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国际收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特征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行“一紧双防”政策，一紧指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两防则是指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是2008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要点。
3.必须清醒的看到，体育产业作为我国“新兴”产业，力量还相对比较弱小，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应与时俱进，随时关注外部、内部经济环境，快速调整行业企业的经营决策思路;走金融支持道路，建立体育产业资本运营体系;构筑体育产业领军人才队伍，以“外脑”带“内脑”的形式，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管理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最终提升整个体育产业“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周绍朋: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温州日报，2008年，2月，24日第004版求索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物价上涨；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仅仅是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要同时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部与外部两个均衡，不断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
宏观调控是指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措施。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探索二者的平衡点。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因此，必须要重视政府的规范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和调整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紧密联系。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也应顺应金融全球化趋势，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结构协调和总量平衡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目前经济形势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极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从国际看，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增长，但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通胀压力正在从新兴经济体扩大到发达经济体。从国内看，虽然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主要是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2010年7月份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开始出现较快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创新高。在中国经济社会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的关键时期，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出现“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一系列新词汇，物价上涨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同时，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频现。为此，中央果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关部门也紧急行动，坚决抑制对农产品等的过度投机行为。调控效果有所显现，部分品种价格回落幅度明显。但2010年11月份Cpi涨幅继续冲高，显示出物价调控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通过各种价格传导机制已经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带动整体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11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但居民消费价格也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同比上涨5%，其中3月份Cpi涨幅达5.4%。
（二）原因分析
1、农产品成本和需求增加。农产品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增加，主要是气候、石油价格、生物能源使用等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全球气温持续升高，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等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农产品生产环境愈加恶劣，农产品产量下降；其次，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枯竭，石油等重要燃料变得越来越紧缺，油价上涨促使生物替代能源快速发展。生物燃料需求增多，导致小麦、大豆、棕榈油等农产品价格高涨；最后，油价上涨导致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相关运输费用提高，从而抬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与售价。同时，由于对农业投入不足，土地退化、耕地面积不断趋于减少的现象日益严重，都给农产品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增产困难，农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升级，大家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增加，带动了人均粮食和农产品的消费增多。研究表明，生产1公斤牛肉大约需要8公斤谷物饲料，即1∶8，猪肉约1∶3，鸡肉约1∶2。
2、市场流动性过剩。各种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市场流动性过剩。从国际上看，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通胀的根源。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仍在发展，美联储今年决定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美元贬值，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中国，加剧了国内市场流通性过剩问题。全球流动性泛滥趋势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着更大的资本流入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系统中货币量快速增长，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71万亿元人民币，为全球最高。货币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是价格波动的重要力量。庞大的游资不断追逐有限的资源，导致游资流向哪里，那里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上涨。流动性过剩推升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1～3月份中国进口的原油、大豆、煤炭、铁矿石的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24.5%、25.6%、21%和62.6%。目前，通胀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今后我国面临的流动性压力短期难以有效缓解。
3、其他因素。我国由于对铁矿石、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高度依赖，面临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进口的途径传导至国内，引起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加剧国内通胀预期。外部输入性通胀的传导，使国内资源品价格向国际水平看齐。由于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求拉动，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借贷利率上升等因素综合影响，使能源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使用价格等经济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也是推动当前Cpi上涨的长期因素。
农产品物价上涨，既有饮食结构改变、自然灾害加剧、耕地减少、投机加剧等因素，也有农产品成本和需求上升等必然趋势；既有国际农产品、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外部影响，也有我国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给物价上涨造成的压力。尽管当前物价上涨尚在可控范围，并未出现严重通胀，但从长期看，通胀压力仍将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展，对于通胀预期的管理不能松懈。到目前为止，价格波动还限制在食品领域，但通过各种价格传导机制，通货膨胀还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
三、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宏观调控重点是管理通胀预期。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高潮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要注意控制通胀，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既需要广泛多样的政策储备，又需要对经济态势的科学判断与审慎抉择。针对目前复杂的经济态势，要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政策着眼点是控制通胀，实施强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二）增加供给和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由于农民种植农产品的比较收益不及能够从事的其他行业收益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一直在下滑，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实行有关刺激农民种粮的多项补贴措施以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下滑的趋势有了一些遏制，但总体趋势仍无法改变。我国应高度重视农产品安全，制定严格的土地使用政策，保证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所需的耕地资源；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基本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投入，充分调动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积极性，促进农产品产量和品种不断增加，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通过有效宏观调控和引导措施，确保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为稳定物价打下扎实基础。要加强市场保障和价格稳定工作，落实“米袋子”和“菜篮子”负责制，完善市场调控预案，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实施有针对性的举措，从多个方面维护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三）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要注意控制通胀，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需要多管并举，构筑疏导货币的政策体系，稳步控制货币规模。货币政策的调整，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流动性管理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加强流动性管理要考虑长期通胀预期，改变负利率状况，支持实业发展，打击投机行为，形成经济良性发展循环，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未来通胀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在货币政策的发挥作用方向和力度都将进行调整，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需要适度调整和转变，直接或间接引导货币流向，这是出于防通胀的需要，也是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把控制通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四）其他。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冲击。物价的高低是与收入增长相对应的，物价上涨时期保持收入增长快于物价增长，特别是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宏观调控如同对弈，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应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宏观调控既要控制物价持续上涨逐渐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势头，又要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归根结底，还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来寻找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完善形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重要商品资料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深化改革中推进经济转轨。
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明确结构协调和总量平衡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部与外部两个均衡，不断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社会转型宏观调控，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切实推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化解潜在风险，为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只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卢锋.新时期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特点[J].上海经济，2010.6.12.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4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主要依赖行政和计划手段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建立以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到199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1978到1981年、1982到1986年和1987到1991年三次经济波动,相继采取了1980到1981年的调整、1986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到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1992到2008年为第二阶段。期间经历了1993到1996年的通货膨胀,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2003到2004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年至2008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到1997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到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到2007年的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以及2007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1、1978到198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78到1983年,我国处于短缺的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这一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此时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主要采用行政和计划的方法。
这一时期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增长迅速,致使经济大起大落。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37%,GDp增长11.7%,成为1978到1981年经济波动的波峰。而在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降低20.6%,GDp增长率为5.2%,且零售物价指数(Rpi)回落到2.4%,成为这次经济波动的波谷。但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1982到1983年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同时,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在此六年期间,宏观调控大目标都是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没有形成,整顿手段都是单一的行政手段。
2、1984到1986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4到1986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1984年中央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15.3%的经济增长率,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23.8%。这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较大,市场物价上升,但新成立的央行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造成了年底以后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这直接导致了1985年的零售物价指数(Rpi)和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高达8.8%和9.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8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增大,基本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2.8%。1985年实行了货币、信贷“双紧”政策,这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1986年,固定政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同比仅增长16.7%,GDp增长率也随之降到8.8%,成为这一时期的波谷。
1984到1986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处于短缺时代,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另外,政策调整过于频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致使经济波动较大。
3、1987到1991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87到1988年的通货膨胀比较严重。198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986年进一步放缓,同比增长仅为16.5%,但由于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GDp的增长仍旧高达11.6%,构成新的经济波动的波峰。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情况下,物价水平重新上涨。1988年的Rpi和Cpi分别高达18.5%和18.8%,形成了80年代的最高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
1989到1991年,经济呈现下滑趋势。从1988年的10月份起,中国开始实行从严的“治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11%,Rpi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198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4.2%,1990年为3.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从1991年开始,固定政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6%,GDp增长率达到9.2%。
1987到1991年是我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行政性办法,开创了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使用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组合,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减速。
4、1993到199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年各地的经济发展再次加速,经济增长率达到14.2%,1993到1994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保持在13.5%和12.6%。到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3.2%,而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就达到21.7%,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前几次相比,这五年间的宏观调控就稍显成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注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二是注重不同政策间的相互配合;三是对付经济过热没有实行“双紧”,而是“适度从紧”;四是在贯彻实施方案后,注重了政策使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在受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意外冲击影响时,就显得缺乏应变性、灵活性。
5、1998到2003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一直持续到2002到2003年,才逐步改变了经济减速和物价负增长的局面。
从1997年10月开始,我国物价总水平开始下滑,到1998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出现负增长,为-2.1%;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3%。而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国供不应求的商品为零,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5.8%,供求平衡的商品占74.2%。到1999年,社会供需总量已经明显不平衡。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
这六年期间的宏观调控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针对具体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既定政策;二是注重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合力;三是政策间搭配出现矛盾,减弱了合力。另外,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互矛盾。
6、2004到2007年经济形势变化特征及主要宏观调控简述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在全球化推动下,国民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繁荣时间最长的记录,极大地增加了国民财富。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困扰,在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首次达到1%,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在2004到2007年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到2006年之间适当增加了中央预算基本建设资金,分别增加50亿元、100亿元、100亿元,2007年拟增加250亿元。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中,连续10次调整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至7.47%,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调至4.14%。1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7.5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
2004到2007年的宏观调控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深化了财政税收和相关体制改革,注重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二是注重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构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中的带动作用;三是财政政策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四是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协同效应;五是密切关注并适度影响资产价格变化;六是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在逐步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但总体来看,过去的调控对短期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考虑比较多,属于比较单纯的宏观调控。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这种情形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理论。
2、加强形势研究分析和预测,完善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
我国宏观调控的显著特点是认真进行跟踪分析研究,进行科学预测,及时把握经济形势走向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动向,密切跟踪观察并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情况,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局部性问题并及早加以防范,适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提高了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可以说,科学预测形势,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果断处理,实行预防性调控,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3、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排序和政策重心
在宏观调控目标上,我国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既注重内部均衡,又注重对外均衡。这尤其适应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
在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上,注重最终目标与中间目标兼顾,既注重总量调节,又注重结构优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不仅存在总量矛盾,同时也存在结构和体制矛盾,有必要将结构和体制因素作为实现总量目标的中间目标。
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我国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短期措施与中长期措施相搭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相结合,标本兼治,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4、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调控工具和手段组合,不断改进调控方式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因此,我国在继续协调搭配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注意了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相互结合。在充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常规经济手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适当运用行政和法律等必要的辅助手段,并注重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深化改革相结合,探索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
在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适时适度进行了渐进式的“微调”、“预调”,提高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应变性,努力做到连续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应变性的有机结合。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虽然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经济从偏快向过热转变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足,需要经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促进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发挥,而且现行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推动投资的意愿强,不利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执行。
由于地方政府转型不到位,其发展理念、行为方式与中央宏观调控的方针不一致,很多地方政府依然将GDp增长、增加投资等作为工作的重心,造成了投资过度、无需竞争等问题,致使中央宏观调控在地方政府这一环节无法顺利地传导。
此外,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市场化改革任务,我国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到位,且行政手段的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努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措施,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对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东琪、宋立: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2).
[2]陈东琪、宋立:党的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07(11).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5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机遇；挑战；政策选择。
绪论。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更加意味着我国在国际上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在保持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深度上参与国际合作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来临。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考验，新旧矛盾交织，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复杂化。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平稳较快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继续保持我国国内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成为必须深入探讨、重新思考的问题。其中，宏观调控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主要形式，对于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另外从各国，包括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行为，部分刺激性政策和退出策略的不良效应等都直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方向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出台等都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和水平。
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以“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政策选择分析为研究题目和内容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当前我国提升宏观调控效果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环境的全面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明确当前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及有效性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分析，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难以幸免，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干预措施。从2009年中期开始，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主要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指标都逐步企稳，世界经济已经渡过了金融危机的恐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霾已逐步散去，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良好的缓慢复苏态势，后危机时代已经来临。后危机时代是指由于危机影响深度和广度的逐渐减弱，而进入的相互平稳的发展时期。不难看出，后危机时代具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难以完全清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各国经济面临着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都面临着更加严竣的考验和挑战。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后危机时代仍存在着不少争论，但不可否认在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不同观点、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抓住和把握后危机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整体上来讲我国经济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1、外部环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负债消费模式都难以持续，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家庭储蓄率都有所上升，消费需求相对萎缩。消费需求的下降则必然对世界消费市场造成影响，使得市场相对于危机发生前更加的拥挤，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我国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其次，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在后危机时代会有所好转，但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经济的复苏道路并不平坦，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反复，外部市场的疲软和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第三，[1]受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加，各国经济间的摩擦呈逐渐增多和不断升级的状况，贸易摩擦趋向常态化发展。而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口仍有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因此，后危机时代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因素都将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及出口产生影响。第四，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战略转型的提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等都深刻影响着当前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国际分工体系将面临着重新的分组、洗牌和重塑，对我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国际热钱进出等都会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和波动。
2、内部因素。
从国内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我国历来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转变，矛盾依旧尖锐，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弱、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间的矛盾日益紧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都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抓好我国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正确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仍是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着的最大的挑战。其次，[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更加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尤其是体制机制问题仍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否则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强化，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最优方式将更加发挥其在配置资源中的优势。同时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将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好市场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间的关系是实现宏观调控政策科学化、有效化的重要前提。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不可否认，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环境和挑战，但另一方面，如何在更为复杂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化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契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则要全力把握。首先，后危机时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仍较为缓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受到较小的冲击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十足，发展势头良好，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逐步成为推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我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确态度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致力于新技术、新能源等的发展。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由此科技革命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的关键。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为我国抢占经济科技、新能源经济制高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对于进一步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新兴产业，如绿色低碳产业、信息产业、能源产业等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位和机会。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政策的选择。
1、宏观政策选择中要注重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1）市场与政府。
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救市措施，对经济发展实施积极的干预，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必须进一步重新审视和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中要特别认识到政府与市场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市场作为当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的出台必须在严格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保证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进行。否则不但难以发挥实现宏观政策的预期目标，甚至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积极推进政府机构的深化改革，准确定位政府角色，继续完善宏观政策决策机制，提高宏观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保障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2）放眼国际与立足国内。
根据我国历次的宏观调控可以看出，宏观政策取向及选择是全面综合的结果，不仅仅只取决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对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况更不能忽略。因此，具体来讲宏观政策的出台要立足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积极促进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提升。其次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剧增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波动都会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宏观政策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宏观政策选择过程中要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可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3）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乏前瞻性、目标短视化等问题，虽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长远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却存在着不少隐患。另一方面，从哲学和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看，不可能存在着完美的宏观政策，加上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化，任何宏观政策都有其负面影响。因此，[3]后危机时代为更好地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政策制定者在进行政策选择的时候，要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强化全局和整体观念，更加注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和质量。
2、后危机时代我国具体宏观政策的选择。
（1）财政政策。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后危机时代也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面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利用各种财政手段，实现对财政收入与支出总量与结构的调节，进一步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系。具体来讲：
首先，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适度增长，但重点在于完成在建项目的完成，对于新项目则需进行严格可行性和效益分析，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切实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4]当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科技发展，财政支出重点要加大对于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主动把握国际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占据有利地位，刺激国内投资消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及企业的自主创新工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于关系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要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如三农、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就业、医疗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国内环境的支持，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尤其是当前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负担，通过财政支出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改革的支持，既能在短期内刺激和提高我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又能从另一层面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切实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作为和作用。
第三，完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起真正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激励机制，尤其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推进和实施，减轻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新兴产业等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用好政府贴息和政府采购政策等，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2）货币政策。
在全球经济缓慢、持续复苏的后危机时代，受外部经济复苏与增长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各国财政情况的制约，依赖并通过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焦点和重点。[5]从内容上来看货币政策包括数量型工具及价格型工具，通过对于数量型货币工具，如法定准备金率等，调控节奏和力度的有效控制，积极影响和引导货币和信贷的投放；通过对价格型货币工具，如汇率、利率等的谨慎使用和调整，实现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与危机前相比，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不论是从政策目标还是工具的选择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情况，货币政策的选择要做到因地制宜，要根据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实行差别化货币政策，实现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合理比例。具体来讲，据相关数据表明，“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将能继续保持较好较快的发展态势，因此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提高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灵活性；同时积极引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健全，实现对经济周期、投资资本注入的管理及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领域或部门进行重点关注。
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平稳货币信贷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引向资金流向重点工程、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等待增，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是，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其发展健康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次的金融危机我国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中受到严重的冲击，为进一步更好地促进和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通过货币政策继续优化中小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在拓宽其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四是，积极应对和应对国内外市场发展的需求，不断提高和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作用的发挥，以更加主动有效地规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合作。同时，后危机时代也更加凸显了全球货币政策联运协调的重要意义，要加强与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与磋商，共同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复苏作积极贡献。
另外，不难看出当前我国部分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升宏观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是强化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重要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成为制约和阻碍宏观政策贯彻落实和发挥有效预期作用的因素。[6]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需针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清理和清除不利于我国经济良性运行的各类因素，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环境。如深入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和缺陷，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决策责任的追究机制；进一步改革财税投资体制，规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提高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培育和最终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结论及建议。
结论：后危机时代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充分凸显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国内严峻形势，我国灵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高效科学的灵活的调控政策的实施，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回升向好发展，宏观调控效果良好，应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的调控过程中也存在着政策频率过快、政策间协调性不足、宏观政策行政色彩浓重等问题，影响到我国宏观政策预期目标及效果的实现。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离不开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支持。
建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科学判断，掌握住经济工作的主动权，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基调和尺度，提升我国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及有效性，同时在继续坚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宏观政策，才能真正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金三林。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宏观政策取向[J].开放导报，2010,6.
[2]杨银海，陈少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调整[J].中国金融，2010,3.
[3]柯健。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0,4.
[4]肖海晶。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取向[J].学术交流，2010,10.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6
关键词：经济周期；商业银行；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8-0058-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8.13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在长期增长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对经济体系中的各类经济主体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主体之一也不例外。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势必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又不是被动地适应宏观经济波动，其经营活动也会加剧或平滑宏观经济的波动。事实上，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1]。
一、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
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从微观层面看，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受预期影响调整投资或消费决策。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预期产品需求量会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投资并增加周转资金，此时企业更偏好于债务融资，从而有信贷需求[2]。个人预期未来收入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消费需求，也会因此而产生信贷需求。换言之，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和消费主体有更大的信贷需求，为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条件。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也会根据预期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削减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信贷发放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
从中观层面看，不同行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存在差异，部分行业为顺周期行业，部分行业为逆周期行业。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时，顺周期行业的运营态势会随之好转，行业的投资规模更大产出更多，从而有信贷需求。逆周期行业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则与此相反。在经济周期作用下，中观层面的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看顺周期行业和逆周期行业的力量对比，如果顺周期行业的总体规模和实力大于逆周期行业，则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商业银行面临扩大信贷投放的有利时机，反之则相反。
从宏观层面看，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信贷投放，宏观经济见顶回落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会逐步暴露，银行贷款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客户贷款违约率的周期性变化，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信贷投放策略[3]。二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中观和微观主体，进而通过后者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发展。三是宏观经济中的进出口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结构，出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会偏向出口部门，进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则会侧重进口部门。
（二）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
在宏观经济学中，欧文·费雪最早提出信贷因素放大经济周期的观点[4]。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通过信用机制以及货币乘数影响社会资本总量，同时也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
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具有内在的顺周期特点，通过信贷投放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5]。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各类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增加，抵押物也会趋于更加足值，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看好的预期，放松风险管理标准，降低客户准入门槛及贷款价格，扩大信贷投放以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此举不仅会加快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甚至可能会演变为通货膨胀。而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借款人未来发展及清偿能力不被看好，抵押物也会趋于不足值，商业银行会出现惜贷甚至拒贷行为，提高贷款定价水平，直接导致部分经济主体难以获取资金支持。因大多数经济主体并不能在银行惜贷时迅速找到其他融资方式补充资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经营失败的风险，消费者不能通过信贷平滑各期的消费，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冲击，这也会加剧宏观经济的衰退甚至是进入萧条阶段[6]。
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点，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7]。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风险因素不易暴露，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较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好，可以助推宏观经济更好地发展。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差时，经济繁荣时期积聚的风险会集中爆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集中爆发，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差，从而恶化宏观经济形势。如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低迷，银行业净利润的增速由2011年的36.3%降至2012年的18.9%，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净增647亿元。
二、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根据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利用宏观经济的相关指标及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分析思路是：首先，利用总量数据指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宏观经济总量与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利用增长率指标，分析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之间的关系，表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特点。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75-05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八字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宏观调控的重点选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同时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总体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确定合理的政策搭配模式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其难点不在于特殊时期的处理方式，例如在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财政货币政策都要促进经济扩张或者紧缩，因而方向一致，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经济基本平稳运行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合适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而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适度稳定，避免给经济带来过度扰动。总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不适合用来进行短期的总量调控，而应当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应致力于培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货币政策也应致力于创造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货币环境，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应当保持中性。对于短期的经济流动，可以采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也需保持谨慎，避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产生不利影响，抑制甚至破坏市场自调节功能。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确保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坚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人民日报。
③数据来源：《2008年前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7特点》，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④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中国经济蓝皮书》。
[参考文献]
[1]赫国胜.新编国际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范炜，娄依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绩效研究[J].财政研究，2005（2）.
[3]姜野.提高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分析[J].商业研究，2005（11）.
[4]汪婷.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中国经济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2009（11）.
[5]李芳芳.财政政策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影响最新研究成果的政策启示[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6）.
CoordinatetheapplicationbetweenFiscalpolicyandmonetarypolicy
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economicCooperation
HuShaoyu
（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College，wuhan430079，China）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8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8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10.9%，创下2004年12月以来新低，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三大类投资增速全面下滑。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并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国内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库存高企、地方债务严重超标、财政金融风险突出等使得国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不断升级，加上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动荡多变，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实体投资面临较大风险。此外，供给端人口红利衰退、需求端全球化红利消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2015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仅为6.9%，并且经济探底仍未结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消费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逐渐凸显，为走出全球性金融危机困境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后遗症”正在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产能过剩给企业带来的困难不断加重，企业经营压力增加，企业家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缺乏乐观，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其投资行为也变得更加谨慎。目前，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投资的影响。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学者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投资者信心对投资的影响孤立起来，事实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这一客观经济事实对投资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投资者信心这一主观的心理状态影响。因此，在考察二者对投资各自的影响之外，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对投资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不仅可以拓展现有投资方面的研究，还能够为我国政府部门有效调控投资下滑提供参考性依据。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投资者信心对投资影响的研究。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结果来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提高会使得公司降低投资率和扭曲资源分配(Beaudry等，2001)。陆庆春(2013)利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对间接投资则没有显著影响。
就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渠道而言，一些学者从企业投资的跨期选择角度进行研究。Dixit(1995)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会权衡当期投资和延迟投资的收益，而权衡的结果往往是延缓投资。Bloom(2009)持有类似观点，认为较高的不确定性产生的等待期权价值较大，从而面临较高不确定性的公司会减少当期的投资。刘小可(2006)指出，由于推迟期权的存在经济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大企业的等待动机，企业会进行等待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提高未来投资的收益，因而会减少当期投资。此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行为进而影响企业投资。Baum等(2006)认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扭曲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但是这种扭曲会根据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talavear等，2012)。张琳(2015)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降低银行信贷增速，这种影响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规模相关，一定程度上会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到宏观投资。也有一些学者从投资者预期角度进行研究：投资者的预期往往表现为投资者的心理变化，而这种心理变化体现了其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和判断。企业家进行投资时通常会有一个预期回报率，该预期回报率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当产出波动幅度较大时投资项目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公司的投资需求也就越低(Keynes，1936)。王义中等(2014)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用途的数据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的作用机制，认为外部需求、流动资金需求和长期资金需求是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的三种渠道，而这三种渠道都会受到预期因素的影响。
当面临相同的经济不确定性，对未来经济的不同判断会对投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关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也关乎企业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和判断。信心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运行和投资的重要因素。Harrison(2006)、taylor(2007)都认为信心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他们认为证明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这种均衡会随着经济主体信心的转变而转变。陈彦斌(2009)将企业家信心分解为基本面信心和动物精神，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动物精神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
Heaton(2002)认为当存在自由现金流时，乐观的管理者通常会增加对项目的投资。arif等(2014)指出，企业投资波动受到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都表现出企业投资和投资者情绪的同趋势变动，企业投资和投资情绪同时达到顶峰并随后出现回落。国内学者也探究了企业家信心对投资的影响。张西征(2014)使用企业家信心指数作为企业家经济预期的变量研究企业预期对企业预防性现金持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和现金持有呈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家信心高涨时，企业持有的现金较少，更多地进行投资。雷光勇等(2011)认为，投资者信心受到市场层面和公司层面的共同影响，投资者信心的保持和提升是一个国家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对投资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投资会分别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的影响，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却鲜有研究。就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投资作用的联系而言，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的影响，但是由于经济主体非完全理性，投资决策往往会受到投资者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影响，而经济系统中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策略又是相互依存、共同作用的，因此，经济主体的心理状态有可能在未来得以实现，即经济主体信心的改变会通过个体经济行为对未来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一定时投资者信心十分重要，当投资者信心提高时可能会降低当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不仅对宏观经济不确定和投资者信心对宏观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还进一步对投资者信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探究。
二、理论假设的提出
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中投资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投资者会预先估计投资收益并计算出相应的折现率，只有当折现率大于利率(凯恩斯认为投资的成本为利率)时投资才能发生。因此，在投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投资收益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来讲，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多种可能的收益对应着不同的概率，往往取其数学期望来衡量这种不确定的收益，因此投资收益也称为期望收益。虽然后来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的估算经历了种种发展，但是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种思路被广泛地接受，因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会对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当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会使得期望收益减少从而降低折现率进而导致投资下滑;反之，当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减少时，会使得期望收益增加从而提高折现率进而促进投资增加。这种可能的经济影响在实证分析中被加以研究：Baum(2009)建立一个两期的存货缓冲模型(buffer-stockmodel)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条件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他认为，当企业受到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时，企业为了使得未来期的价值最大化会倾向于降低投资水平。黄久美等(2010)基于托宾Q模型和销售加速模型，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会对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1：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具有负向影响。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企业将会降低其投资水平，宏观层面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自从“预期”的概念被引入到宏观经济研究以来就备受学者的关注，阿瑟·庇古(1927)指出：商人们的预期变化——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构成产业波动的直接原因，perez(2012)也认为企业家预期对企业投资具有重要影响。Benabou(2009)认为，当人们信心十足时会过分信任经济，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这种情况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经济形势良好时企业家信心高涨往往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当经济形势低迷时企业家信心受到打击，伴随着的是投资的迅速萎缩。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把企业家信心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变量(ang，2011)。企业家信心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非理性因素，主要是企业家综合了各种经济信息后的一种综合判断，Barsky(2012)认为信心包含了一些无法体现在滞后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先行信息。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的订货、产销、库存等指标和企业家信心呈相同的变化趋势。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国的经济事实都表明企业家预期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
假设2：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家信心对企业投资水平具有正向影响。随着企业家信心的增加，企业将会提高其投资水平，宏观层面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之间并不是割裂的，面对未来经济可能的不确定性，企业采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信心。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情绪一致性效应、情绪泛化假说，人们会倾向做出与情绪状况一致的判断，乐观情绪会导致个体对风险和回报做出乐观的预测，即低估风险而高估回报;而悲观情绪将导致个体对风险和回报做出悲观的估计，即高估风险低估收益。这一社会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同从预期角度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机制相类似。即使面临同样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乐观的投资者和悲观的投资者可能由于受到不同情绪的影响而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即不同的企业家的预期和判断会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这一事实对投资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市场经济并不完全成熟的国家尤为明显，企业家的决策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可能会影响企业家信心。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理论假设：
假设3：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家信心提升能够减弱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变量说明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4-2013年，采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不全，故将其剔除)。
1.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额(inV)，采用各地区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度量，并利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取对数以后表示为LninV，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有三个，分别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指数以及二者的交叉项。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和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包括价格的不确定性、投资成本的不确定性、利率的不确定性、政策因素的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各种不确定性相互关联、互相影响。本文不逐一讨论各种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而是采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这一综合指标进行研究，利用我国省份GDp增长率的三年移动平均标准差来衡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UnC)，取对数以后表示为LnUnC。省份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本文参考ang(2011)的研究把企业家信心(ConF)作为企业预期的变量，采用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季度平均值来衡量企业家信心，取对数以后表示为LnConF。数据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
本文将三个解释变量置于两个方程中：第一个方程包含企业家信心指数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着重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第二个方程包含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及二者交叉项，着重考察投资者信心是否影响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3.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选取了能够体现地区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借鉴了Busetti(2015)、Banerjee(2015)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取了各个省份的产业结构、货币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融资约束等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StRU)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替代，货币增长率(m2)用省份的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环比增速来替代，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以2004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后的GDp实际值来表示，融资约束(Fin)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额中自筹资金的百分比来表示。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取对数处理，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二)模型建立
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惯性，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以便更加准确地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及二者交叉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此建立如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yit=αyit-1+βXit+ηi+εit
(16)
其中：yit代表t年i省的固定资产投资;Xit代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ηi代表不可观察的各省的区域效应，用于控制各省的固定效应;εit代表残差项。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方法主要包括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两种形式。系统Gmm方法可以克服差分Gmm方法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估计的效率，因而本文选择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选择如下模型：
其中，LnUnCi，t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LnConFi，t为企业家信心指数，Controljit为控制变量。上文已经给出具体控制变量的含义，其符号及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机制会在下文给出。
2.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二者交叉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选择如下模型：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控制变量回归预期符号及影响机制
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本文在表2中给出各控制变量的预期回归系数及相应影响机制的说明。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17)式和(18)式进行估计，第一个方程主要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第二个方程主要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与二者交叉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本文选择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计量软件stata12对方程进行回归。从工具变量的选择来看，Sargan检验和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均显示两个回归方程接受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的概率]均显示两个回归方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并且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显著，因此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整个模型的设定是合理并且有效的。
表3分别具体给出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
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方程一给出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LnUnC的系数为-0.011，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即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会发生下降;投资者信心LnConF的系数为0.081，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即随着企业家信心的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增加，符合前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1和假设2，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国内经济也面临着诸如利率、汇率、贸易、经济政策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维持着“弱增长的格局”。发达国家经济联盟的“再组合”、大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再调整”、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困境、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各国创新与增长动力的长期疲弱等因素共同增加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会通过汇率、进出口以及国际投资等渠道传导到国内，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这些经济不确定性首先使得公司对未来的收益、成本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加大企业的等待动机，使其推迟当期投资;其次，经济不确定的增加也意味着投资收益的稳定性降低，投资项目隐含的风险就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会降低当期投资;最后，当本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便会考虑将投资转移到不确定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投资的转移;除此之外，宏观经济冲击会影响公司财务脆弱性和破产率(Bruneau等，2012)，企业的财务稳健性下降也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1。
图1给出了2004-2013年的我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变动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动的情况。总体来看，企业家信心指数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从具体的时间段来看，2008年之前，受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有利影响，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迅速增长，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形势发展良好，企业家信心稳定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也经历了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家信心遭到打击，与此同时投资也经历了短暂的下滑;2009年以后，企业家信心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短暂回升，投资出现反弹，但是由于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企业家信心又开始下降，投资增速则持续下滑。
凯恩斯曾分析信心对投资的影响。他认为，个体对未来经济预期的千差万别导致行为的不一致，经济行为进一步导致宏观经济的变动。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便会增加投资以期获得更多利益;当人们认为经济将要进入萧条时，便会积极的减产以减少可能的损失，即信心对投资具有乘数作用。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显著。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会受到诸如补贴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对未来经济的判断等因素的影响，而并非建立在充分理性的基础上。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年份，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形势形成乐观预期，投资热情十分高涨;但当经济进入持续疲软阶段以后，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形势并不看好，信心不足，投资便进入全面下滑的颓势。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2。 2.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及二者交叉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方程二给出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及二者交叉项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LnUnC的系数为-0.366，即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1%将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降低0.366%;交叉项LnUnC×LnConF的系数为0.073，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加入投资者信心影响之后经济不确定性的系数变为-0.366+0.073×4.822=-0.014。系数的绝对值减小，表明通过提高企业家信心可以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
投资者情绪是促使企业投资的巨大动力(花贵如等，2009)。当处于某一特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乐观的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往往是高收益和低风险，表现为企业家信心较高，相应的投资量越大;而悲观的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往往是低收益和高风险，表现为企业家信心较低，相应的投资量越小。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全球去杠杆带来的外需疲软，加之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和能源逆差，可能在未来形成中国经常账户的全面逆差;我国正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正向东南亚、金砖四国其他三国、拉美、非洲等国家转移，而我国的高端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多年体制缺陷和粗放增长方式下积累了众多矛盾困难，如环境破环、资源浪费、需求乏力、产能过剩、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等问题，所以企业家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并不看好，悲观情绪浓厚，企业家信心严重缺乏，进而使得企业家的投资意愿降低。因此，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被企业家信心的下降加强，导致近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严重下滑。
因此，当宏观经济不确定较高时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变得尤为重要，即面临相同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条件，提高企业家信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投资的抑制作用。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经济遭遇重创，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骤升，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政府为摆脱困境推出了“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大程度上提振了企业家信心，使得企业家投资意愿大大增强。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增幅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极大地缓解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这正应了当时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的“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分析以及我国的经济事实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3。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考察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家信心及二者交叉项对宏观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期望收益，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企业家信心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判断，直接驱使着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企业家信心的上升能够提高投资意愿，因而会显著地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
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多变，中国经济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期，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有很多，如利率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未知性、贸易摩擦、通货膨胀的预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环境仍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阶段，由于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还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冲击。因此，笔者认为为了应对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断下降的趋势，政府部门应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政府部门应该提高经济政策透明度和连贯性，降低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需要进一步增强实体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使得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此外，政府应该在保证司法公正、促进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做多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企业家本身的能力和素质对信心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营运资本管理；中小企业；影响机理
一、引言
营运资本是企业日常周转经营的流动资金，是企业短期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者应当考虑企业的微观状况，据此作出合理的营运资本管理决策。因此，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会受到其自身财务状况的影响，这也是大量的营运资本管理研究所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对于单个的企业而言，它只能顺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做出适当的调整，而不能反过来左右宏观经济状况。因此，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就十分有必要。但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该方面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
在如今的后危机时代，企业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宏观风险。我国尚处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之中，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动较为频繁，因此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更是需要了解宏观经济因素对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特别地，相对于而言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市场地位等方面较为低下，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弱，因而对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会更加敏感。所以，本文将针对我国的中小企业，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机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管理者提供一些支持。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而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则开始较晚。
marcDeloof（2003）对比利时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与经营毛利负相关。eljelly（2004）则用沙特的公司样本研究了现金周期、流动比率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前者的影响更大。F.Samiloglu和K.Demirgunes（2008）的研究考虑了行业因素，发现了行业与现金周期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交互影响作用。在模型方面，m.a.zariyawati（2009）使用了pooled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仍然发现现金周期与总资产营业利润率显著负相关。azhagaiahRamachandran，muralidharanJanakiraman（2009）、melitaStephanouCharitou，Cyprusmariaelfanietc.（2010）分别以印度和塞浦路斯的样本进行了研究，也发现营运资本的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只是二者采用了不同的指标衡量盈利能力。
在我国的研究人员中，毛付根（1995）指出：应从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之间的关系着手，从总体上制定合理的营运资本政策。王竹泉、马广林（2005）认为营运资本的管理目标是追求周转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陈国欣、张梅玉（2009）采用了3个行业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政策在行业间有显著差异。白净、王冬梅（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扣除行业均值之后营运资本周转期与企业绩效之间依旧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孔宁宁、张新民、吕娟（2009）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以上国内外的这些研究，以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样本从不同的侧面得出高度一致的结论：企业的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越高，绩效越好。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微观的企业特征，有少数研究者考虑了行业的差异，而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则十分罕见。这些为数甚少的研究包括RakeshDuggal，michaelC.Budden（2012）对非金融类标普500家公司的研究，他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采取的营运资本政策会偏向于保守。江龙、刘笑松（2011）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公司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更高的现金积累倾向，导致营业资本政策保守化。以上二者的研究均为一般的相关性研究，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影响的微观传导机理。据此，本文将针对一家中小企业进行案例分析，重点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一影响在微观层面如何传导，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霞客环保的案例分析
本文案例分析的对象为一家普通的中小板上市公司：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客环保），其主要产品包括有色聚酯纤维、半消光切片、色纺纱线等。
杜邦模型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三个比率的乘积：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润率和权益乘数。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因素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资产周转效率、利润率和财务杠杆，从而最终影响净资产的收益状况呢？本文将使用2004年～2011年间霞客环保的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1.GDp对营运资本周转效率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体上反映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GDp增速是整个市场繁荣程度的表征。在经济繁荣期企业会面临扩大的市场，从而其营业收入会得到增长；相反，在经济低迷期企业会面临收缩的市场。图1基本证实了这一点：除了2008年以外，霞客环保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与实际GDp增速保持一致。2008年为何会出现一个奇异点呢？原因是2008年6月霞客环保合并了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安兴），这使得2008年的营业收入和2007年不具有可比性。滁州安兴纳入合并报表后，对合并报表2008年营业收入的影响额约为2.22亿元。将该部分营业收入剔除修正后的情况如图2，该图显示了霞客环保的营业收入受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十分显著。
企业的营业收入如此明显地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理性的企业管理者能及时地对营运资本各项目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影响，那么营运资本的周转效率将保持基本的稳定。比如，如果管理者能及时地调整存货、应收账款的存量，使两者与营业收入的变动保持一致，那么该企业的营运资本周转期将是基本不变的。图3没有显示出霞客环保管理者的及时调整行为，却似乎显示出管理者的超前调整行为：管理者能准确地预期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并超前做出决策。当管理者预测到下一年宏观形势向好时则扩大生产和放宽对外的信用政策，使得存货和应收账款存量超前一年增加，并且这一增加的幅度超过当年的营业收入增加幅度，这将最终导致营运资本周转期（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超前一年变长；当预期下一年形势恶化时，则相反地操作，使得营运资本周转期超前一年变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图3显示出霞客环保的管理者至少在2004年～2010年期间的7年中每次都能准确地预测未来。
霞客环保的管理者真有如此神通吗？这需要考察霞客环保的存货及应收账款的变化情况是否真的超前1年。由于霞客环保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基本在10天～25天之间，对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较小，营运资本周转期曲线的形状基本上由存货周转期决定，因此此处重点考察存货的变化情况。图4将霞客环保的存货增长率曲线右移了一年，如果管理者真的具有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那么右移后的存货增长率曲线形状应该与GDp曲线基本一致，但图4否定了这一假设，两曲线的关系显得杂乱无章。其实，按常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者更可能的是滞后于宏观经济做出反应。图5将存货增长率曲线左移了两年，结果发现其与GDp曲线变动一致。按图4、图5的数据可以推测，霞客环保管理者的营运资本决策不是超前一年，而是滞后宏观经济1年～2年。营运资本周转期曲线显示出的超前现象，实际上是存货曲线的特殊形状引起的假象。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宏观经济状况（GDp）一方面从外部影响企业的市场，从而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影响企业管理者，从内部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等，只不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通常是滞后于宏观经济状况。GDp对企业收入和存货等营运资本项目的综合影响就表现为对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按照杜邦分析法的逻辑，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受到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对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会传导到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上，图6显示了宏观经济影响传导的结果。很明显，总资产收益率与营运资本周转期反方向变动，二者显著负相关，仅仅是在2008年出现了奇异点。出现奇异点是因为总资产收益率除了受到资产周转效率的影响外，还受到销售收入产生利润的能力的影响。如表1，在2008年营运资本周转期明显下降，但是总资产收益率却没有因此上升，这是因为2008年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迅速下滑，其对总资产收益率的负向影响超过了营运资本周转期的正向影响。2008年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为何如此猛烈地下滑呢？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取决于它的毛利率，而毛利率一方面取决于企业产品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成本的控制。由图7可以看到，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与世界原油价格呈现十分明显的逆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霞客环保的原材料与原油密切相关。由于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的迅速攀升导致了营业成本的超常增加，所以公司的营业利润率迅速下降。由此可以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一个企业除了受到本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外，还很可能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由以上对霞客环保的分析可知，宏观经济因素可以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周转期以及营业利润率，进而传导到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m2/GDp对企业营运资本政策等的影响。营运资本管理涉及三大问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营运资本管理绩效和营运资本政策。前述的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因素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来影响绩效。那么，宏观经济因素会不会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呢？
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类型可以通过净营运资本需求量（（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资产总额）来区别：净营运资本量较大是保守型政策，量较小是激进型政策，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中庸型政策。企业采取何种政策类型是权衡收益和风险的结果：激进型政策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长期资产，以图获得更高的收益，但同时会面临流动性不足而带来的偿债风险；保守型政策的效果则相反。
如果国家发行了更多的货币，那么该国的企业将更容易通过债务融资，企业的偿债压力会较小，这时容易鼓励企业采用更激进的财务决策：减少净营运资本、提高资产负债率。一国的货币发行量可以用广义货币除以国内生产总值（m2/GDp）来衡量，它体现相对于整体经济规模而言，一国货币发行规模的大小。因此，如果企业对货币政策是敏感的，那么，当m2/GDp增加时企业的净营运资本会减少、资产负债率会增加；反之，净营运资本会增加、资产负债率会降低。另一方面，从货币供需决定的资金成本角度来看，当货币供给相对于货币需求增加时，融资成本会降低，因此企业负债的综合利率（财务费用/负债总额）会降低；反之，综合利率会升高。
图8显示，m2/GDp与净营运资本需求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很显著。该图说明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显著地受到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会持有更少的净营运资本，营运资本政策趋向于激进；在货币政策收紧时期，企业则需要持有更多的净营运资本来降低财务风险，从而导致营运资本政策保守化。
同样的道理，货币政策的变化应该会影响到企业总体的负债水平，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杠杆。图9是霞客环保的资产负债率与m2/GDp曲线的对比，但该图并没有显示出两者之间明显的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类非日常经营活动会影响资产负债率：投资者新投入或撤出资本、企业合并。这些偶然的活动会使得资产负债率不具有稳定性，前后年度的可比性较差。在2004年～2011年期间，霞客环保发生这两类活动且对资产负债率造成显著影响的事项包括2008年合并滁州安兴、2009年增发股票。前一事项使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子公司加入了合并范围，以至于2008年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大幅抬高；后一事项则是增加了所有者权益，使得2009年资产负债率突然降低。将这两个事项造成的影响剔除后的结果如图10所示，该图证实了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也受宏观货币政策的显著影响。
如前文所述，货币政策还会影响企业的综合利率，正如图11所示。综合利率与m2/GDp负相关关系十分明显：货币供给增加时综合利率下降，供给减少时综合利率上升，霞客环保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很明显。
综合本小节的分析可知，宏观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负债的综合利率以及财务杠杆，最终能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四、结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宏观货币政策这些宏观因素对霞客环保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等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些影响通过企业财务层面的微观传导后最终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具体地：第一，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本文以GDp增速度量）影响了公司的收入状况和生产决策等，从而影响了公司的营运资本周转效率。第二，国际经济形势（本文以国际原油价格度量）主要影响到了霞客环保的成本，从而影响了其营业利润率。营运资本周转效率和营业利润率共同影响了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第三，宏观货币政策影响了公司负债的综合利率、财务杠杆。总资产收益率、综合利率和财务杠杆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最后，货币政策还影响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收益权衡行为，具体体现在资产负债率和和营运资本政策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孔宁宁，张新民，吕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9，12（6）：121-126.
2.eljelly.Liquidity-profitabilitytradeoff：anempiricalinvestigationinanemergingmarket.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erenceandmanagement，2004，14（2）：48-61.
3.江龙，刘笑松.经济周期波动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研究.会计研究，2011，（9）：40-46.
4.毛付根.简论营运资本的结构性管理原理.财会月刊，1995，（3）：21-22.
5.王竹泉，马广林.分销渠道控制：跨区分销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会计研究，2005，（6）：28-33.
6.陈国欣，张梅玉.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现代会计与审计，2009，5（3）：1-11.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篇1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2月7日的《经济蓝皮书》中由“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写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0年秋季报告》在模型模拟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预测、分析了2010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从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将呈现“前高后低”的局面，预计全年GDp增长速度将达到9.9％的较高增长水平。2011年，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2011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高位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与2010年增长速度基本持平，GDp增长率预计可达10％左右。
2010年以来，长时间、大范围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保证粮食和农业生产能够稳定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各项优惠政策。总体上看，2010年粮食生产形势整体向好。据预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将达到4％。如果2011年国内不出现大范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继续保持4.1％左右的增长速度。2010年，工业经济总体保持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快速回升势头，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受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各部门、各地区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加大的影响，2010年工业生产呈“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预计全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将达到10.7％，比上年高0.8个百分点。从工业发展的基本面看，我国中期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增长的立足点依然稳定。2011年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仍将在10％以上。2010年和2011年，第三产业发展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对推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加强，预计分别增长10.1％和10.2％。
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明显低于2009年，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77500亿元左右，名义增长率为23.4％，比上年低6.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投资实际增长率为19.5％，比上年低13.8个百分点。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上年基数较高的影响。二是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2010年4月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针对高房价的调控措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了很大压力。据测算，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回落6个百分点左右。此外，政府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审查等调控政策，使得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三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力逐步减弱也减缓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据预测，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在20％左右。
2010年和2011年Cpi的季度变化将呈现斜“n”形走势。据预测，2010年Cpi上涨3.2％，2011年Cpi涨幅与2010年大致持平，达到3.3％。2010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由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引起的。据测算，Cpi上涨的85％是由这两者引起的。因此，需要密切关注这两大类价格的走势。
2011年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速继续上升，将达到18.1％，比上年高出2.6个百分点，但实际增速有所放缓，为15.2％，低于上年16.9％的实际增长速度。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将分别达到18.0％和14.9％。消费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刺激效应开始递减，二是近期汽车和住房销售增速明显下降，而消费方面的其他亮点还没有形成规模。2010年和2011年居民收入水平与2009年基本持平。在收入与消费总量平稳增长的同时，更需要关注的是结构问题。目前，在收入结构方面，在多个层面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问题，即在行业收入之间、城乡收入之间及城镇居民收入之间都表现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趋势。要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受此影响，从4月份开始，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保持在30％以上，5月和6月更分别高达48.5％和43.9％。进入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呈现下滑迹象，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有所放大，加之受人民币升值及出口退税反向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出口持续回升的势头将有所放缓，第四季度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全年出口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预计全年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7.3％。2010年，我国进口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这主要是与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企稳、国内投资需求放缓有关。预计全年进口增长速度达到35.7％。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将达到1650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仍旧是负贡献。2011年，我国贸易顺差逐步上升，贸易顺差将达到174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从2009年“最困难的一年”到2010年“最关键的一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恢复到平稳较快的增长轨道。总的来看，2010-2011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态势。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内增长的基本动力、世界经济环境以及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
1.金融危机后，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投资依赖的增长特征更加明显
2008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较大波动，既有经济内在周期、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其中，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更为严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失衡，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过高。危机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金融危机后，内外需不平衡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有所强化。
我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投资的适度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2008年以来的扩张性政策使我国投资依赖的增长特征更加显著。2009年投资率达到50.4％，这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年投资率很可能再创新高，将达到5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71.7％。在投资较快增长的同时，我国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内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民间投资渐趋活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下，国内投资占比逐季增加，2009年末，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内资份额攀升到92.2%，比2008年提高2.3个百分点。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部分民间资金选择了“蛰伏观望”，扩大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民间投资占内资份额为63.09%，比2008年降低2.05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形势转好，很多民间投资又重回实体经济领域，投资活跃度增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第一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1.1%，民间投资增速比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9.3个百分点，这是2009年以来民间投资累计增速第一次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第二，中央带动地方的拉动效应显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积极利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投资。过去几年，地方投资项目占比逐步上升，中央项目构成逐步下降。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一趋势出现了反转，2009年中央项目占比比2008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通过中央投资拉动地方项目进而撬动经济的效应日益明显。201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地方项目投资的增速达到26.7%，比中央项目投资高出近14个百分点，金额高出近8.3万亿元。第三，东部地区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区域。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固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2009年延续这种态势，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达35%和36%，远高于东部23.9%的增长速度，凸显中央政府对于中、西部的投资倾斜。2010年以来，中、西部投资增速开始放缓，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东部投资份额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达到54.1%，比2009年高出6.6个百分点，因此不难看出，在国内外经济日趋稳定发展的形势下，东部仍然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区域。投资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对于提高投资效益和抑制投资规模超常规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全球经济复苏的复杂性、曲折性进一步显现，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
年初大多数国际预测机构对2010年、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基本认同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高于2010年。例如，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和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2%、4.3%，世界银行预测2010年和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7%、3.2%。而最近这两家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4.8%和3.3%，但对2011年全球经济信心不足，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高于2010年增长速度。
导致全球经济复苏趋势转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经济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进入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之后，财政重建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大部分国家开始紧缩财政支出，这将会进一步抑制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同时，欧债危机使欧洲国家流动性趋紧，导致贸易融资成本上升。第二，鉴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汇率波动，以及2010年是美日英等主要国家进入选举高峰年，各国候选人纷纷打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以期赢得选民支持。美欧国家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各国政府可能再度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扶持力度，或是推行更多贸易保护性财政刺激措施和延长这些措施的实施时间。外部需求增长放缓将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重要影响。
3.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与此同时房价过快上涨问题也成为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房价不仅威胁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及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在当前我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运行的条件下，中央政府主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由于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左右，加之对相关制造业投资的广泛影响，此轮房地产调控将会对经济产生下行压力。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融资难题，对于拉动内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银监会2009年底统计，全国有13个省融资平台贷款余额是当地财政总收入的1倍以上，更有甚者达到3.2倍，而其中90％的项目融资依赖银行贷款。根据央行2010年3月的统计数据推算，2009年末银行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5.84万亿元，与国债余额规模相当。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3088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万亿元，平均负债率高达60％以上。实际上，2009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全年总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使地方政府偿债风险日益加大的问题凸显。鉴于此，国务院发文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随着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措施逐步落实，固定资产投资节奏将会有所放缓。
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的最后一年。当前节能减排特别是节能的形势非常严峻。据估算，2006-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5.6％，但要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2010年还需完成4.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需要相对2009年的水平下降5.2％。这一幅度高于这4年的平均降幅。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将会对我国重工业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的模式正逐步形成，短期内仍将维持投资主导、消费支撑的动力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以及宏观调控的力度。
在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政府稳定价格的目标
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物价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从治理通胀，到警惕通缩，再到通胀预期加剧，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在短期内出现了频繁变动。这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我国物价波动的影响更显著。2007年Cpi走高始于年初食品涨价，2009年Cpi大幅回落的主因也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跳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国际产业的转移和调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再是经济孤岛，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已是跨越国界的经济问题。二是粮食属性“金融化”，对物价形成了扰动性冲击。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不仅和能源市场相关联，而且与金融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一些发达经济体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资本投机炒作粮食期货甚至囤积现货。国际粮价已经不单是商品价格，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的价格。有迹象表明，一些金融资本正从房地产和复杂衍生品投机中转向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
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最终归结为经济要素中供需力量的对比，当前我国需求相对不足的供求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储蓄率就显示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格局短时间难以改变，这将进一步加剧行业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将对我国价格水平形成向下的压力。
当前，需要密切关注、正确认识推动物价上升的长短期、国内外因素，管理好通胀预期。推动物价继续上涨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范围内货币供应的超量发行；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带来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三是国内劳动力工资和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调整形成的成本推动；四是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供应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政府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这样一方面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消化过剩流动性，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两难”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原则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例如，近年来出现的某些地方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问题。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使广大居民在住房需求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能够逐步改善和提高居住条件，同时又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支主力军，继续发挥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就需要认真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又例如，由富士康公司事件引发关注的劳动者工资急需提高问题。如何落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在保证广大劳动群众进一步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继续有效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势头，也需要认真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再例如，临近“十一五”结束，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艰巨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实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加有效供给，淘汰落后产能，防止重复建设，加强增长的可持续性，仍需要认真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
调整和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否趋于合理，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例如，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付出了过高的资源与环境代价，以及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等。目前，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工作中，各级政府发挥好应有作用尤为重要。首先，政府要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为增加居民收入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要制定和落实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得以提高等具体措施，监督社会各方面认真执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再次，政府要通过实施相应的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实现公平，保障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最后，政府要在社会保障、廉租房建设、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方面提供规模越来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质量越来越高的公共服务，保证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政策建议――宏观调控以稳为主，以结构调整为重
目前我们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虽然出现了走出危机、逐渐复苏的迹象，但是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全面复苏仍然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如何继续拉动经济，避免二次探底，仍然是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在国内，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经济回升的基础需要进一步巩固，向好势头需要进一步发展，宏观调控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既不要过度紧缩，也不要盲目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要着力落实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另外，我们在继续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时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把抓经济增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1)改善需求结构，推进投资由高位恢复到正常，促进消费由低位提升至高位，降低经济发展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2)综合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抑制产能过剩，加快结构调整，以新兴战略性产业为核心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3)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4)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6)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形成良性竞争机制。
(7)改革宏观管理机制，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更多使用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今后3~5年出现下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10月30日举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指出，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今后3~5年出现一定幅度下调，进入次高速或中速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增速从10％向7％左右转变带来的需求规模相对收缩，中国的速度效益型经济面临转型。
国家信息中心：“十二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10%
国家信息中心2010年11月18日举行的“解读十二五规划的投资机会暨嘉实主题投资论坛”指出，我国经济经过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全年GDp总量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将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即将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2011-2015年我国年均增长处于9％~10％，低于2006-2010年的年均增长11％。
普华永道：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9.3%
普华永道2010年11月12日的研究报告《亚洲引擎促进全球增长》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强劲发展势头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动力。预计中国2011年的增长率将达到9.3%，而六个最大的东盟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