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1
一、申诫罚
这是影响违法者声誉的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人提出谴责、警告,使其引起警惕,防止继续违法的措施。申诫罚主要适用于情节比较轻微,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行为,既可以适用于公民个人,也可以适用于法人和组织。
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及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发出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第七十六条规定:县以上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欠税情况,在办税场所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定期公告。
在这些条款中,受处罚者违法行为情节比较轻微,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法律对违反税法规定的纳税人进行了以提醒、告诫、以书面形式责成命令等形式影响违法者声誉。
二、财产罚
这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剥夺行政违法人财产权利的一种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
财产罚的适用条件是:适用于有经济收入的公民、有固定资产的法人或者组织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对以谋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违法行为。
新《税收征管法》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十条至七十四条中,针对违法情节的轻重,对罚款数额及罚款幅度进行了详细界定。
新《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除没收其违法所得外,可以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是用法律形式剥夺违法获利,以法律的形式增大违法成本,使违法者无利可图,从而起到遏制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给予的制裁措施。第五十九条规定:新《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其他财产,包括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第五十九条至七十二条,对新《税收征管法》中财产罚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注释,使税收法律中规定的财产罚更加明确和具体。
财产罚通过依法对有经济收入的公民、有固定资产的法人或者组织等行政违法者,依法剥夺财产权利的处罚,使税收违法行为的获利目的受到打击,通过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等手段,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和制裁,是一种适用范围比较广,极易奏效的行政处罚。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九十二条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两条都是法律法规规定以申诫罚和财产罚并举的处罚措施。两种处罚形式并用,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三、能力罚
这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方所采取的限制或者剥夺特定行为能力的制裁措施,是一种较严厉的行政处罚。能力罚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税务部门有行使责令限期改正、提请吊销营业执照的权力。能力罚的适用条件是:
(一)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是指行政机关对持有某种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而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予以取消资格的处罚。适用于取得某种资格的行政相对方实施具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对这种违法行为单处以财产罚还不足以纠正其违法行为,所以吊销其许可证或营业执照,使其失去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
二)责令停产停业。是指行政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者实施违法行为而给予的行政处罚。它直接剥夺了生产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其具体适用条件是:一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企业法人或者组织,实施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后果比较严重。二是从事加工、生产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或者出版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违法行为。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2
1、联社耕地占用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1987年6月20日财政部《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被占用耕地所在地乡财政机关负责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15条“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的授权规定，财政部的解释属于有权解释。各级财政机关在征收耕地占用税时应当遵守，而不能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征收机关，擅自改变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2、xx社房屋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应当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和规范。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城市房屋管理工作，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插手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属于严重的超越职权。
3、根据《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契税的征收机关是地方财政机关或地方税务机关，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已进一步明确规定“契税的征收管理机关为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机关”，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契税的征收机关应该为xx县财政局，而不是xx县房产管理局。
二、超越职权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发生在2001年5月1日前，应当适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原《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授予税务机关对税款的强制执行权，并未授予其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被上诉人对罚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超越了法律的授权，属于越权行为。
2、联社物价局处罚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的事项，行政机关无权插手和处罚，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因此，价格法授权被告管理的范围只能是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违法行为，而不包括经营性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关于价格监督检查证办法使用管理范围》第四条明确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证适用于监督检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国家机关收费行为”，对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在价格监督检查证使用的范围之内，被告人员持价格监督检查证对原告收取凭证工本费的行为进行所谓的监督检查，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
《河南省物价监督检查条例》第二条规定：“价格监督的范围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很明显，凭证工本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那么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凭证工本费属于中央定价或者地方定价的证据，应当视为对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属于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庭审中即使如此辩解也不能作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再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4日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第四，即使被告现在提供了包括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的地方定价目录，也因超出了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和该地方定价目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而无效。因此《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没有授权被告对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进行监督检查，被告依据该条例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均属于超越职权。
三、行政处罚对象
1、xx社工商处罚案。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由于体制改革原因，已于2001年3月30日经被告登记更名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但被告在2001年4月16日做出行政处罚时，被处罚人仍然是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被告自己为原告办理的变更登记，被告不可能不知道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已经不存在了。连最基本的被处罚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忙作出处罚决定，可见被告的处罚是何等的草率和不负责任！
2、xx社统计处罚案。申请人不存在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行为，被申请人对xx县xx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道南社）的行为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属于处罚主体错误。申请人与道南社在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被申请人认定两者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
四、执法程序
1、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的程序违法。根据规定，受送达人是单位的，法律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收发的部门或其法定代人签收，原告没有负责收发的部门，被告应当直接送达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送达原告副主任李xx的行为，依法不具有送达的法律效力，应视为没有送达。
2、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受送达人是法人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申请人没有办公室等专门负责收件的机构或人，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将文书直接送达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但申请人的前任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没有接到被申请人送达的任何文书，被申请人的送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3、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处罚内容应当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不一致的，行政机关应当再次告知听证权利。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与告知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再次告知义务。
4、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63条第1款第4项，而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的法律条款为该细则的第66条第1款第4项。法律适用属于行政处罚的重要事项，被告改变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应当履行重新告知义务，被告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告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5、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扣划款项时，应当附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但没有附送，属于程序违法。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及银发（1998）312号的规定，被上诉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应事先向上诉人送达“催缴税款通知书”，而被上诉人未履行该义务，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扣划罚款应当直接上缴国库，但宝丰农行营业部提供的扣款传票却表明，被上诉人将该款转入自己设置的帐户，然后才上缴国库，被上诉人擅自增加扣款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
五、处罚额度和规章罚款设定权限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第二部分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因此针对迟报统计报表这一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罚限额最高为1000元。被申请人处罚20000元，属于处罚明显失当。
六、适用法律错误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所谓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应当适用上诉人行为时的有效法律，而不能适用2001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xx社统计处罚案：《统计法》第33条条规定：“国家统计局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明确规定了制定统计法实施细则的机关是国家统计局，而不是包括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其他机关，因此本案应当依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进行处理，而不是依照《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3、xx社工商处罚案：“通知”和“答复”是被告上级部门发给下级部门的内部文件，没有对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通知”和“答复”不是规章，不具有参照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通知”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但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任何条、款、项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倒是很明确的规定，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管理房屋租赁，就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通知”引用的依据中恰恰没有，因此，该“通知”属于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无效规范性文件。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由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该规定和办法均为规章，“通知”和“答复”与上述规章明显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这一冲突应当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或者由两部门联合发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权单独作出规定。
4、联社耕地占用税案：联社现使用土地1995年之前由宝丰县化肥厂占用从事非农业建设，后由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补办划拨手续用于工业生产，之后将该土地转让给联社。很明显，联社不是占用该地块进行非农业建设的首次使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根据该条规定，一个地块只需缴纳一次耕地占用税，也就是说首次占用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而不是今后通过转让取得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权利的单位都需缴纳耕地占用税；如果都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一次性征收的规定，形成了重复纳税。
七、法律时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了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失误，税款的追征时效为3年，最长为5年。退一万步讲，即使联社依法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从1995年11月28日计算，也已经超出了3年或5年的追征时效，纳税人也依法免除了纳税义务，而不需再缴纳税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3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问题修订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
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第一，建议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由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标准。该执行标准应当细化各种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对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情节设定处罚标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按照相应标准对号入座，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既方便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也使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轻者轻罚、重者重罚，充分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第二，在实体法中根据各税种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税收违法行为分别设定详细的行政处罚。这种做法能让税务执法人员根据各税种的实际情况行使税务
行政处罚权限，操作容易并切合实际，从而规避不必要的争议和执法风险。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4
《宪法》和《审计法》设定的审计机关执法职责和权限，涉及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从这一审计基本功能内在要求而言，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所依据的法规，自然涉及《审计法》规定的审计机关职责、权限所涉及的所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就是说，审计职责、权限规定的审计监督对象、内容、范围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均是审计监督执法依据，审计机关也是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法主体。
《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专门的审计法律、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审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审计机关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意见”。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一)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二)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三)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四)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五)其他处理措施”。第四十六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依法给予处罚”。这里的“依法给予处罚”其明确涵义就是，审计机关以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这也就从法律角度界定审计机关具备了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同时，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也有明确的确认，如《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管法》、《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审计法》是审计机关的法律适用规范，它的这些规定指引审计机关依照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评价、处理、处罚，其中包括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法律、法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审计执法的规定，充分说明了审计机关也就被规范为具有了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执法主体资格行为。这方面对审计机关具有与财政、财务收支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资格，在实际工作中也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证明。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实际工作的检验，本文认为，审计机关具有与财政、财务收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主体资格。
二、审计机关行使处理、处罚权中应把握的问题
第一，处理、处罚不能超出审计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审计机关的处理权主要包括：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其他处理措施。审计机关的处罚权主要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措施。审计机关在上述权限内结合具体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超出上述范围就是越权。如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就不是审计机关的权限，审计机关不能行使。
第二，必须是被审计单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如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规定。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的规定不能适用。
第三，处理好与《审计法实施条例》的关系。《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由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违法取得的资产作出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审计机关必须是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该款规定。所以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另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处理好与主管机关的关系。审计机关与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如果有关主管机关已经对被审计单位同一违反行为作出处罚决定，那么审计机关就不再处罚。当然，如果审计机关已经对被审计单位同一违法行为作出审计决定，有关主管机关也不应再处罚。审计机关对不属于自已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进行处罚时还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处罚时效、依法从轻、告知、听证、缴款等规定。
第六，审计处理处罚的法律适用要合法、恰当。“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具体来说，在法的效力等级上，上位法与下位法冲突的，应引用上位法。即行政法规与法律存在矛盾时，应引用法律作为处理处罚依据；部门规章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时，引用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规定相抵触时，引用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主管部门的规定；下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规定与上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规定相抵触时，引用上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规定。上位法与下位法不相冲突，上位法规定比较原则，下位法规定更具体的，引用处理处罚依据时可引用下位法，也可以上位法和下位法都引用。对同一类事项，一般法和特别法都有规定的，特别法的适用应优先于一般法。两个法律规范都是现行有效的情况下，应按照从新原则，以选择适用的法律规定。法适用的一般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即法对它生效以前的事件或行为不可以适用。因此，既不能引用过时的、失效的规定，也不能引用审计事项发生时还没有生效的规定作为审计处理处罚依据。审计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处理处罚过程中不注意所引用法律依据效力的现象，导致法律依据不恰当，给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风险。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效力适用处理处罚的依据，避免随意性。
比如，对于被审计单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进行收费而形成的收费处理处罚上，《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规定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财综字[1996]104号)第四十四条规定应上缴同级财政，并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罚款。从这两个条款的效力等级看，前者属于行政法规，后者仅是部门规范性文件，显然《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才是适用的。
比如《行政处罚法》作为一般法，规定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是2年，而《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为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则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对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追溯时效就应该是5年。
审计定性、处理、处罚中法规的具体引用。引用有关税收法律时，引用到法律名称和条款即可；引用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应引用到具体条款的内容。一份文书中如果同一个法规重复引用，后面的引用可以将具体内容省略，但要写明条款。
三、审计机关行使好处理、处罚权的对策
第一，转变审计管理工作观念，完善业绩考评标准。转变以审计收缴论“英雄”的观念和主要以审计收缴数量来评价衡量审计工作业绩的管理方式，建立科学、规范，真正具有激励作用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从制度上杜绝为罚款而审计、以罚代处等行为的发生，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
第二，完善审计质量管理，加强处理处罚决定的审核，规范审计处罚裁量权。在审计机关内部对工作中涉及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的条款，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处罚幅度、种类、时限、情节轻重和事实性质认定等事项，分门别类，予以细化，制定相应的处罚标准，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规范和限制审计处罚裁量权，合理压缩审计处罚的弹性空间。同时，要将审计处罚质量和结果纳入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对处理处罚质量的审核与评价工作，及时纠正不适用、不适当的处理处罚依据和据此提出的决定，基本实现同类问题处理处罚的依据、口径保持一致，以杜绝偏私、歧视和畸轻畸重现象的发生，防止审计风险。
第三，严格审计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审计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审计人员权限和责任的基础上，要确保制度的落实，对于审计人员违法、变通法律法规或者不当行使审计处理处罚权造成后果的，要根据审计执法责任制考核的有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整岗位、取消评比先进资格、处分等处理，以此约束审计人员的执法行为，增强审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防范审计处理处罚风险。
第四，探索建立审计机关查、处分离体制。就是在现行体制下，将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查证与处理处罚工作进行分离，改变原来的业务部门从计划、审计、处理处罚、执行决定“一竿子插到底”的制度。将审计处理处罚权交由指定的机构来集中行使，实现审计处理处罚“专业化”，达到“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效果，杜绝审计人员“罚‘态度款’”、“议价处罚”的主观倾向性，避免处理处罚的随意性，维护审计执法的公平公正。
第五，建立重大审计处理处罚项目报告说明制度。凡是拟作出符合听证条件的处罚决定或依法应予以处理处罚而免于处理处罚的项目，应由提出拟议的部门出具书面说明，就违法行为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依据、应予以何种处罚、处罚幅度，以及拟作出或免于处理处罚的理由进行说明，经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后决定，减少审计处理处罚的风险。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5
人身自由罚这为行政处罚主要是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例如行政拘留的处罚,就是以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为处罚手段。人身自由罚只通适用于公民,由于人身自由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最基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人身自由,那么其他任何权利,如财产权、名誉权、专利权等,都失去行使的基础。因此,以人身自由为处罚对象的人身自由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据统计,目前规定人身自由为处罚对象的人身自由罚是最严厉的处罚。据统计,目前规定人身自由罚的有8个法律和7个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规定了行政拘留的人身自由罚。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未能》、《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在适用人身自由处罚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一要区别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拘留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对于违法行为的性质比较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再给予行政处罚。
二是对于已经被逮捕或者司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能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当经过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决定是否追究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行为能力罚行为能力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人采取责令其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停止某种行为、取消某种资格的处罚。这类处罚包括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等,通过取消当事人的经营活动的资格,达到惩戒的目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没有烟草专卖批发业务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规定,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对违反统计法的行为,可以给予吊销执照的处罚。
这些处罚形式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责令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一种是取消或者中止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或者能力。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责令行为人追回出售的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条例》中责令行粉限期改正的处罚等。后者如《股票发生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撤销经营者证券经营许可证,取消其经营证券的资格;《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吊扣驾驶证;《矿山安全法》中规定的吊销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护士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访办法的护士可以给予中止注册、取消注册的处罚等。
在适用行为能力行政处罚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1.行为能力处罚的力度要大于财产罚,小于人身自由罚,因此,对于行为能力处罚的条件要严于财产处罚而宽于人身自由处罚。
2.行为能力处罚一定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能够用财产罚处理不要用行为能力罚处理。因为行为能力罚是剥夺了当事人取得财产的资格或者能力,而财产罚仅仅是收缴当事人现有的财产,不影响当事人再利用法律赋予的资格去获取利益。
3.不同的行为能力处罚之间要注意互相的协调。例如,给予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则当事人就失去了继续经营的资格。相应地,当事人从其他行政机关颁布的许可证为前提的话,则该许可被取消后,其经营范围也应作相应的变更。
财产罚财产罚是比较普遍而且量比较大的一种行政处罚,包括罚款和没收财产等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处罚。给予财产罚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于行为能力罚。一般情况下,对一种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要确立几种不同的行政处罚,根据不同的危害程度由行政机关选择具体的处罚内容。例如,《矿山安全条例》规定,对违反矿山安全的行为可以给予罚款、通报、停产整顿、封闭等处罚。这里列了四种处罚情况。究竟要采取哪一种,则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性质确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6
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违反有关财政、、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法规及其他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规定的行为，能否依据这些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理处罚呢？这也就是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无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主管机关是执法主体，只能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主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审计机关是执法主体，审计机关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审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是越权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有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赋予审计机关具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资格，审计机关据此完全有权进行处理处罚，不是越权行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审计机关具有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的执法主体资格，有权进行处理处罚，不是越权行为。
二、审计机关能够成为有关法律法规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审计机关开展审计活动依据的法律主要有三类：一是《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以及行政机关共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和审计程序等。二是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对违法行为处理处罚的具体种类和幅度等，数量很大。三是解决审计争议的法律、法规，如《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审计机关是《审计法》的执法主体。根据《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审计机关除了是《审计法》的执法主体外，还可以是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执法主体，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审计法》和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评价、处理、处罚。
《审计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处理。”第四十五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以及采取其他纠正措施，并可依法给予处罚。”这里的“依法给予处罚”是个原则规定，《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审计机关以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为审计评价和处理、处罚依据。”
因此，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虽然没有（也没必要）一一规定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但规定在了《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中。根据上述规定，审计机关具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的执法主体资格。不能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某主管机关是执法主体，没有规定审计机关是执法主体，就认为审计机关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某个法律法规，应当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和理解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立法含义在1994年审计法起草审议过程中，审计署、原国务院法制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过反复，形成了一致意见，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审计法》是审计机关的法律适用规范，起着指引的作用，指引审计机关依照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评价、处理、处罚，其中包括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法律、法规，此时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就成为审计机关进行处罚的准据法，审计机关就成为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执法主体。比如审计机关可依照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具体处罚幅度、数额对违反规定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罚。为了消除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的质疑，审计机关在作出审计决定时，除了引用被审计单位违反的上述规定外，最好将《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并引用。
三、作出上述规定的原因
《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审计机关是宪法唯一明文规定的地位超脱的专门监督机关。审计机关是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专门监督机关，地位超脱，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人事和经济利益关系。
第二，《审计法》不可能对各行各业的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统一的处罚规定。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和对象非常广泛，审计机关对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团体、和事业单位，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法》不可能对性质不同的各行各业的纷繁复杂的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统一的非常具体的处罚规定，只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若《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不作出上述规定，则审计机关就无法发挥法定作用。按照《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审计监督，发挥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的作用。在当前经济领域存在违法乱纪的现象甚至有时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赋予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那么审计机关势必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宪法》和《审计法》规定的作用。
第四，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分清法律责任。如果不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那么审计机关在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违法行为时，自已不能处理处罚，必定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但这样一来，被移送的主管机关必定要重新核实违法事实，重新取证，最后再作出处理处罚决定，这就浪费了行政资源，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如果主管机关不去重新核实违法事实，重新取证，而是直接采用审计机关查出的事实作出处理处罚决定，那么一旦发生行政争议时，就很难分清是哪个机关的责任。所以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有利于节约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分清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是不多见的，管理机关和兼有监督与管理职责的机关在其法律法规中都没有类似规定，这些机关的设立和职能也没有规定在《宪法》中。所以赋予审计机关执法主体资格也不会造成执法混乱的现象。
四、审计实际工作中的做法
2000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有的被审计单位（）与其他单位（企业）签订贷款协议、擅自放贷，于是请示审计署：审计机关是否有权依据《贷款通则》（人民银行令1996年第2号）第七十三条关于“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的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审计署关于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管理法规有关审计处理、处罚权限的批复》（审法发[2000]73号）指出：根据《审计法》第四十五条、《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审计机关有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第2号《贷款通则》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审计机关依据《审计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企业上述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权予以制止。
1999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行为，并取得收入，请示审计署可否依照价格法处理处罚。《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审计机关对价格违法行为处理、处罚问题的批复》（审办法发[1999]129号）指出：对违反价格法取得的收入，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1999年，某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超限额留存现金、预算外收入未及时缴存专户的行为，违反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并依据该条例给予罚款处罚。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就审计机关能否依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进行处罚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等问题的复函》（审办函〔2000〕197号）指出：超限额留存现金、预算外收入未及时缴存专户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依据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行为作出罚款处罚，是符合审计法的规定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于2001年修订后，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按照该规定，审计机关对税收违法行为有权作出审计决定，税务机关根据审计决定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就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如何操作的问题，审计署办公厅发出审办法发[2001]202号文，即《审计署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该通知的主要精神是：湖南省财政机关、审计机关在依法检查中查出有因税收违法行为应追缴的税款、滞纳金的，应将检查决定书抄送有关税务机关，并责成被检查单位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税务机关应当根据财政机关、审计机关的检查决定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收缴入库，并在入库后15日内将缴库情况表连同入库凭证复印件及时回复财政机关、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审计机关查补的税收，国税不能计提超收分成，地税不计提征收经费，同时也不参与税务稽查分成。
五、审计机关进行处理处罚应注意的事项
审计机关依照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时，应当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处理处罚不能超出审计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审计机关的处理权主要包括：责令限期缴纳、上缴应当缴纳或上缴的财政收入；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责令冲转或者调整有关账目；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审计机关的处罚权主要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措施。审计机关在上述权限内结合具体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处理处罚，超出上述范围就是越权。如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就不是审计机关的权限，审计机关不能行使。
第二，必须是被审计单位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如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海关等规定。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的规定不能适用。如当事人违反《档案法》、《国旗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就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
第三，处理好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关系。《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由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违法取得的资产作出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审计机关必须是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该款规定。所以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另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7
关键词：新预算法法律责任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F810；D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100-02
一、新预算法概述
预算是我国政府收支的基本计划，与此同时，预算也是政府运用财政资金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工具，其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完善我国现有的预算制度，总体来说新预算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呈现出以下几点重要性特征：首先，新预算法作为法律，其具有强制执行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法律强制力的约束，执行效果得到有效保障。其次，新预算法对于法律责任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法律责任的明确有利于国家公共资源得到合理、合法、合规的使用，提高了我国现行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最后新预算法不仅对执行主体进行了规范，还对实施主体进行了规范与制约，通过对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规范，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
1.新预算法的现实意义。新预算法是党和政府在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理性判断后，做出的法律层面的政策调整，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我国的预算体制改革任务。预算制度的调整必然会使得我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应地发生变革。新预算法对于预算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阐述，规范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预算执行行为。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存在，使预算法律责任的追究流程变得清晰，实现了预算执行的权责统一与公正公开，杜绝权利的滥用，防止腐败的滋生，提高了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效果，保障了国家财政资金的高效运转。
2.新预算法的内容亮点。国家预算体系作为政府财政部门收支的基本计划，既是各级政府部门占用和使用国家财政资金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以往的《预算法》相比，本次《预算法》的修订具有以下三个亮点：一是法律责任制度的强化。在新《预算法》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充与完善，其篇幅及内容从过去的三条三款，增加到现在的五条二十五款，条款数目上的大幅度提升，使得法律责任制度的内容更加的周全和细化，在条款中对预算操作的违法行为和处分方式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和描述。二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流程。新《预算法》具有更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对于以往预算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挪用资金、违法举债等进行了逐一的梳理和解决，明确了责任追究机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分力度。三是纳税人监督权益的保障。新《预算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纳税人的相关权利，即对于国家机关的检举，使得纳税人的权益得到了更为完善的保障，也使得预算法的责任更为明确。
二、新预算法中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
1.违法行为列举不完善。只有当预算违法行为的列举趋于完善，预算追责程序才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从而提高预算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更好地理清法律实施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对预算操作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与原有的《预算法》相比，新《预算法》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列举描述，违法行为的种类从以往的3种，新增到了现在的20种，让以往笼统、不够具体的违法行为列举情况得到极大的改善，《预算法》制度开始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当前经过充实和丰富后的预算违法行为内容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新《预算法》中对于预算违法行为的列举，集中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这两个方面，而有关预算审批和预算监督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却少有提及。预算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它涉及到编制、审批、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内容，同时各个环节的工作相辅相成，因此预算违法行为的列举也应该涉及到预算流程的方方面面，以减少预算操作的漏洞。
2.责任形式内容不具体。新《预算法》在充实行政责任内容的同时，还新增了刑事责任的内容，其中刑事责任的出现，标志着预算法对违法惩处力度的提升，提高了预算法的法律效力层级。可是新《预算法》没有把与资金运行紧密相关的经济责任纳入到自身的法律责任体系之中，而且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内容条款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行政责任方面，当前行政处分依旧是新《预算法》中最为常见的责任形式，但是在新《预算法》的行政责任的处罚条例中却存在内容笼统、不够具体等的一系列问题，其中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过大，既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的有失公允，让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也可能会造成行政处罚中权利的滥用和现象的发生；刑事责任方面，因为刑事处罚能够制约违法行为有限，一般只有重大的预算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刑事处分，因此刑事处罚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只能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对日常预算违法行为的监督力不足。
3.责任追究机制有漏洞。预算责任追究机制的存在是保障预算实施主体能够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有效的机制，这是因为承担违法责任是一种对行为人不利的法律后果，行为人主体存在着不愿意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始动机。当前因为我国较多的预算违法行为都无法被归结到行政诉讼的范畴之中，因此相关的监察部门会缺少对预算行为的司法审查，这就让预算的责任追究处于一个尴尬的“无审查”局面。同时新《预算法》中体现出来的预算责任追究的形式，是属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给予的行政处分，它的违规主体和追责主体同属于国家机关的上下级层，因此预算责任追究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三、完善新预算法中法律责任制度的措施
1.加强违法行为列举。为了让新《预算法》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在法律责任制度方面要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列举，保障违法行为列举的全面性和详细性，减少违法行为列举中的漏洞，保障新《预算法》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在加强违法行为列举工作的时候，我国可以参考国外优秀的预算立法经验，吸收他人所长，帮助自己更好地完成法律责任制度建设。例如，在违法行为列举的详细性方面就可以向《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学习，把其中对于违法行为事无巨细地列举和归纳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借鉴吸收；同时，在考虑我国预算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调整。在对违法行为进行详细列举的基础上，还要体现出列举方式的全面性，以编制、审核、执行、监督的各个流程节点为分界线，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分类和规整，提高违法行为列举的专业性。
2.细化责任形式内容。预算违法行为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违法行为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行为人进行违法行为，其往往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因此在进行责任形式内容细化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因素，从经济利益着手进行，加强对预算行为实施主体的制约和监管，把经济处分纳入到预算责任形式的内容之中，参照《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的做法，在发生预算违法行为时，首先要按照违法行为的轻重，对相应的违法行为人主体进行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其次还要依照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的大小，以此来确定违法行为人所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让其承担全部或者部分预算经济损失，以此来加强对预算损失的事后补救，提高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以此来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参照加拿大的预算法则，深化个人问责机制，削减违法行为人主体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
另一方面，在细化责任形式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入经济责任，将预算违法行为纳入我国惩罚性赔偿的规制范围。惩罚性赔偿作为我国经济规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中得到了较好的适用，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预算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将其纳入惩罚性赔偿的范畴，既有其现实依据，也符合法律发展的需求。在对违法行为人处以相应的经济处分的前提下，对其实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违法所得处以相应倍数的惩罚，有利于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更好地惩处。
3.弥补责任追究漏洞。对于新《预算法》中责任追究机制的漏洞，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弥补和修正：首先，可以参照意大利预算法中“设立专门法院对预算进行司法审查”的条款，把预算违法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核的范畴之内，加强预算责任追究的强度，允许抽象行政诉讼的发生，拓展现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可以引入公益诉讼机制，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常实现，让纳税人的监督权益得到更为有利的保障，把预算公益诉讼的主体从个人扩展到群体，加大社会力量对预算行为的监督；再次，可以参考美国的“诉讼前置”制度和“举证责任制度”，来合理的解决预算活动中的纠纷，减轻司法部门的诉讼压力。
4.构建预算法律责任与问责机制。要确保违法行为人的行为得到更为有效的制约，离不开预算法律责任制度与问责机制，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是对其制约的前提，而问责机制则是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后盾。新《预算法》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而其文字形式，则倾向于行政机构的内部问责形式。这种问责形式将影响新《预算法》问责制度的重要作用的发挥。
在此背景下，应当在新《预算法》中增加对于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的问责制度。诚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于政治问责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务过程中，不论是国家党政机关、还是政府部门，都越来越重视政治问责的重要性。因此，应当紧跟时展的需求，对于违法主体课以不信任投票、弹劾、罢免等政治责任。经济责任问责的前提在于责任形式的细化，即前文所述内容，在此不再详细赘述。
最后，a算问责机制的落实，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主要是内在问责机制与外在问责机制制度。内在问责机制主要为行政问责机制，而外在问责机制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为重要的问责形式为司法问责。通过细化预算法律责任，构建问责机制，对于违法行为，才能实现更为全面、有效的惩治。
结语
在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战的重要阶段，加强对新《预算法》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反思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预算法》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国家加强对政府经济的管控，发挥财政预算的调节作用，以预算制度的调整与革新，来保障国家的文明进步和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尹中卿.新预算法的十大亮点[J].中国人大，2014（23）
[2]王柏能.新预算法开启财税改革[J].浙江人大，2015（05）
[3]祝江燕.浅析新预算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2015（25）
[4]廖晓军.认真贯彻实施新修改的预算法，努力开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和监督工作的新局面[J].中国人大，2015（23）
[5]文雨辰.新预算法视域下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推进[J].中外法学，2015（3）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8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
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的性质与设定权
国内对行政处罚的表述似大同小异，一般表述为：“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有些著作则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后加上进一步的限定：“尚未构成犯罪”。其共同点是：第一，强调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特定国家行政机关。有些再加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强调被处罚的行为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第三，强调行政处罚属于行政制裁范畴。第四，就被处罚的行为而言，有些强调了“尚未构成犯罪”，有些未予指明。但其实，有些作者对此并未予以深究，因而在不同的著作中，有时强调有时则忽略不计。现在看来，“尚未构成犯罪”关系重大，容后论述。
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
世界各国在行政处罚制度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实施处罚的主体，有的国家就并非行政机关所专有，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各国都认为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说违反行政义务所实施的行政制裁。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惩罚。法律的核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行政处罚的本质，也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罚款，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财产权受到损失。或者说，使违法人承担一项新的义务，罚款就是使违法人承担金钱给付的义务。由于后一义务是因违法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而引起的，因而可称之为新的义务。
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通过处罚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从而使违法者吸取教训，杜绝重犯。因此，可以说，处罚施于违法者的不利后果，应大于违法行为对社会或个人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否则将难以达到处罚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处罚实施处罚的主体即特定行政机关来说，也同样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对违反法定义务人予以处罚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同时又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予以处罚，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构成行政失职。与滥罚一样，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职权与公民的权利不能混同。职权必须履行，不能放弃，因而它同时就是职责。既然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设定权指通过立法规定出现何种情况、在何种条件下应予何种处罚的权力。不能把这种权力与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是将法律的这种设定落实的权力。一般地说，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应该分离，不能由同一国家机关行使，这应是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实施处罚的机关自己可以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实施何种处罚，就可能导致处罚权不受约束，而且可能造成某些行政机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行政处罚权，追求部门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违背行政法治原则的。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关的统一规定，我国在行政处罚设定权方面，情况还相当混乱。当前“乱处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设定权的混乱引起的。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纷纷自设处罚权。这是将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与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有的则是将行政管理权与处罚设定权等同起来。加之罚没制度的某些不完善，使处罚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乱处罚当然成为不可避免。对行政处罚设定权加以界定，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乱处罚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在影响公民权利义务方面作出规定的，应该说，只能是法定的有权机关。这实际上也是世界通例。尤其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处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享有设定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到今天，这一原则绝对不能动摇。至于针对行为能力、财产与声誉的处罚，应该允许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享有设定权。
规章有无处罚设定权或有多大设定权，可能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由于我国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数量众多，自己制定自己据以执行。而目前设定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又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规章。因此，很多同志主张规章不能设定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从实践上看，为使行政处罚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规章不应有太多的处罚设定权，但在法律法规或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规章可以按授权的范围设定处罚。由于除了法律法规授权外，有规章制定权的政府经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可以通过规章设定处罚，所以地方规章在处罚的设定权方面将比部门规章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也比较符合我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三、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1、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包含几层含义：首先，处罚法定原则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予处罚时，才能受到处罚。只要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就不能给予处罚。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出于同一精神。处罚法定原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作为私人的公民都可为之，不受法律追究。它反映了公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与凡是未经法律授权，政府都不得为之的原则是相对称的。在现代社会，这些原则构成了公民自由和自身安全感的基础，使得公民能在法律保护下放心大胆地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从而使国家充满活力。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法律要让公民能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公民不能明确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法律对这种合法性的保护，终日处于惶惶不安、畏首畏尾之中，不知何时何地将有什么处罚或刑罚降临头上，还有什么积极性、创造性乃至市场经济的活力可言！当然，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是否应象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一样分离，还需讨论。处罚与管理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一般不应分离。但某些行政部门，由于性质上的特殊性，经法律规定，也可分离，至于西方有些国家将调查与处罚相分离的作法，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可以借鉴。其次，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的范畴、种类、幅度以及程序，都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依法实施。“可以处罚”，“可以罚款”之类的笼统规定，以及在处罚时任意变更范围、种类、幅度和程序的作法，都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与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并不矛盾。在我国，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处罚范围、种类、幅度以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作出裁决的权力。如治安管理处罚，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在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罚款在1－200元，拘留在1－15日的幅度内进行选择。脱离有关种类与幅度规定的处罚，是违法的。笔者倾向于对自由裁量权作狭义解释，不能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内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当然，即使在自由裁量的范围以内，也有一个合理、适当与否的问题。对合理的良好掌握，反映出执法者的素质和水平。正因如此，法律法规在规定自由裁量权时，应该尽可能避免过粗过宽规定。规定可以罚款，是有种类无幅度；罚款20元至3万元，虽有幅度但失之过宽，这些都不利于行政机关恰到好处地掌握合理性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机关必须是法定有权机关。只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有实施处罚权的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行为。处罚的机关是特定的。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实施法定内容的处罚，如公安机关只能作治安管理处罚，而不能作工商行政管理处罚。目前，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的情况还时有所闻，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委托某些组织或个人进行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对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事项如处罚，以不委托为好。
2、“从轻从旧”原则，这也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所谓从轻从旧，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新的法律实行以前的行为，如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当时的法律；第二，当时的法律和新的法律都认为是违法，但规定不同处罚的，依照当时的法律给予处罚。但如果新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或处罚较轻的，依照新的法律。所以从轻从旧，“从轻”是主要的，“从旧”要服从于“从轻”。但“从旧”并非可有可无，“从旧”是从不溯及既往引发来的。
3、不溯及既往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不溯及既往是法的通则。但在有关行政处罚的立法中很少明文规定，实践中却常常有所谓新帐旧帐一起算的说法，直接溯及既往。这是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要求的。要溯及既往，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要使当事人能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这是法的本质要求。
4、过罚相当原则。指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人的过失相适应。这是行政法上适当、合理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体现。罚重于过，无以服人；罚轻于过，难以达到震摄和制止违法行为的目的。但必须指出，过罚相当原则并不意味着比如违法行为人造成50元财产损失，就对之处以50元罚款。过罚相当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因为违法行为不仅造成50元的可见损失，而且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一定危害，所以对该行为的处罚必须超过50元的可见损失。这正是过罚相当原则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增强行政处罚力度的要求。
5、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适用方面，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引起较大争议。一事不再罚指的是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实践中，一事再罚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我国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常有交叉、重复，如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工商行政和技术监督部门都可以给予处罚。因此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有实际意义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一事不再罚。“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不可分割的条件，如果同一事实不同理由，则可以“再罚”。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例加以说明。该法第3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单位，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如果环保部门和航政机关，据此对同一违法行为各自作出罚款决定，就是一事再罚，因为事实和理由都是同一的。而根据该法第38条，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可以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或关闭。“罚款由环境保护部门决定，责令企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决定；……。”据此，环保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作出罚款和责令企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的决定，就不是一事再罚。此外，同一事实不同理由，如在繁华路段无照摆设烟摊，则工商、市容、交通等部门均可依不同的法律法规对之予以处罚。行政处罚能否牵连到与违法人有关的其他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谁违法谁承担责任，不应牵连他人。但实践中，牵连却是制止违法行为的良剂。例如交通安全，不仅罚违反交通规则的司机个人，还要重罚司机所属的单位，使单位能十分关注交通安全教育，这种办法在多数情况下行之有效。国外也有类似处罚违法人所属单位的做法。据此，可否认为，禁止牵连是原则，牵连是例外，即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时方可“牵连”。另外，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也是行政处罚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
1、相同情节处罚不一。同一行政机关对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违法行为处罚存在较大差异。此类案件有3件，占3.8%.如某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张某逾期进行税务登记的行为处以按日加收50元的罚款，而几乎在同时，对纳税人王某同样的行为则仅给予责令改正的申诫罚。
2、存在“罚态度款”现象。《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在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时有陈述和申辩权。但有些行政执法人员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的态度决定处罚的轻重。常出现把当事人陈述申辩行为作为态度不好，故意找麻烦，进而加重对当事人处罚。此类案件有6件，占7.7%.
3、“议价处罚”占有一定比例。有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为使当事人不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实行“议价”处罚。只要当事人承诺不复议和不，就降格处罚或降低处罚标准。这类案件有9件，占11.5%.
4、处罚不到位。少数行政机关因担心当事人投诉，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一些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做口头批评教育，不实施具体处罚，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这类案件有7件，占9%.
5、罚款收缴未分离。不少行政处罚依法不能当场收缴罚款，而有些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对不符合当场收缴罚款程序的，因担心被处罚人逾期缴纳或不缴纳罚款，增加工作中的麻烦，往往在开出处罚决定书后由直接处理的人员当场收取罚款。行政处罚罚款与收缴未实现彻底分离。此类案件有6件，占7.7%.
6、处罚未告知或告知时机不正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不依法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怕麻烦，在处罚之前不告知。还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时送达处罚告知书，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此类案件有8件，占10.3%.
7、适用法律法规不规范。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只适用罚则条款未适用性质条款，有的决定书适用法律未到具体的项。还有的错将法条的款表述为项，项表述为款。此类案件有5件，占6.4%。
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关系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质量，关系到行政机关形象建设。行政机关应从执法为民的高度出发，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处罚。
五、关于行政处罚程序
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处罚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所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等的总称。相对于行政机关享有的实体处罚权利而言，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必须履行的义务。履行这一义务的积极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实施实体处罚时能达到正确和及时的目标。无疑，程序，包括应该遵循什么步骤、运用何种方式，在多长时间内完成等等，都是立法者主观设定的。但这种设定必须符合建立某种经济或社会秩序的需要，并与实施某一实体职权的客观进程相一致。只有符合客观进程的需要的程序，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正确和及时，反之，却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在考虑设置我国行政处罚程序时，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保证行政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行政违法现象；二是在此过程中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既要效率，又要保护，二者不可偏废。行政处罚程序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单纯的工作程序，也不能片面只强调保护公民权益，这才有可能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目标。
从实践需要看，行政处罚程序大致可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类。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9
（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本文通过对各监管部门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的监管处罚情况的详细分析，从而探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情况。历年来各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都有所加强，监管范围在逐年加大。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过多年的规范和发展，整体审计质量和规范性有所提高。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 行业监管 监管处罚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迅猛发展。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8209家，注册会计师98707人，非执业会员95069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40家。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主要采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行业自律为补充的监管模式，接受多个部门的监管。在政府监管中，司法部门、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审计署、人民银行等部门都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进行着监管①。行业自律主要是由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出，要严格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和自律约束，财政部和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行政监管，提高监管效能，要采取多种形式交流监管经验，建立完善定期检查制度；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作用，加强协会建设，严格自律约束，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自律检查和惩戒力度，建立健全行业诚信信息监控体系，不断丰富和创新行业自律手段。
因此，本文通过对各监管部门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的监管处罚情况的详细分析，从而探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情况。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可公开获取的信息渠道。
一、司法部门、审计署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情况
司法部门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处罚主要包括刑事处罚和民事处罚。对于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相关的法律中都有较为详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民事责任，在我国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只进行了简单的规定。在曾经发生的琼民源、红光实业、银广夏等一系列事件中，虽然相关事务所都受到了行政或刑事处罚，但都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06年的湖北蓝田公司造假案首次明确了无论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只要有虚假陈述行为存在，事务所就可以作为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随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并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对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审计署的主要职责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审计业务质量进行监督和检查。但自1995年我国明确了财政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统一管理权后，审计署逐渐淡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质量监管。2004年5～9月，国家审计署组织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2001—2003年度审计业务质量进行了检查，了《审计结果公告2005年第4号（总第12号）——16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质量检查结果》，发现14家会计师事务所的37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19份审计报告存在失实或疏漏。
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暂行办法》对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按审计准则等执业规范的规定应发现而未发现的重大问题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要求金融机构终止对该事务所的委托，并且该事务所2年内不得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
由于司法部门、审计署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限定，目前其对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主要起辅助作用。
二、财政部监管情况
财政部自1999年起开始组织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每年向社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在财政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财政部监察专员办事处（简称“专员办”）和各省级财政部门都设有专门的会计监督检查机构，两者各有侧重、相互协调。专员办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型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每3年全部检查1次。各省级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对辖区内的非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进行监督检查，每5年全部检查1次。截至2013年年底，财政部共了28期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从处罚数量上看，财政部2005年以前抽查的事务所数量较少，年平均检查75家、处罚12家。2006年，为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关于“加大会计监督检查力度，综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财政部加大了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检查力度，当年检查数量达到了637家，是2005年检查数量60家的10倍多；当年处罚数量也有所增加，共处罚了88家事务所。2007年是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的第一年，为了推进新准则的有效实施，财政部再次加大了对企业和事务所的检查力度，检查的事务所数量达到了1198家，处罚数量也达到215家，处罚数量为历年最多。自2010年以后，财政部对于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覆盖面更加广泛，每年检查总数都达上千家，但自2007年以后对于事务所的处罚数量有所减少，2012年共检查1675家，处罚数量仅为143家。从处罚的比例来看，处罚数占检查总数的比例最高为2005年的48.33%，自2008年后处罚比例逐年下降，2012年处罚比例仅为8.54%。
从处罚类型上看，财政部所采取的处罚类型主要包括：约见谈话提醒、下达监管关注函、下达整改通知书、通报批评、警告、没收违法收入或罚款、暂停经营业务、撤销事务所执业资格或解散等。其中最严重的处罚是撤销事务所执业资格或解散，但这种处罚数量较少，主要在2007年、2008年财政部加大了处罚力度时所采用。财政部使用最多的处罚措施是警告，比例达到了43.55%。此外，暂停经营业务、没收违法收入或罚款、下达整改通知书等处罚也较多采用，使用比例均达到了15%以上。从2009年开始，财政部主要采用约见谈话提醒、下达监管关注函、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措施对事务所进行惩处，每年比例约为50%，处罚力度趋于缓和。
三、中国证监会监管情况
证监会在1992年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监管。证监会主要通过查处违法违规上市公司，从而对参与违法违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事务所进行检查。1993年，证监会对事务所开出了第一份罚单。1993—1997年间，证监会共出具了7份对于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决定。
从处罚数量上看，2001—2013年，证监会共了585个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对于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公告45个，占比8%。2001年，证监会行政处罚公告30个，2013年增至76个，处罚数量逐年增加，证监会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在不断加强。证监会对于事务所的处罚占所的行政处罚决定总数的比例最高为2002年的22%，最低为2006年的3%，对于事务所处罚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从处罚类型上看，证监会采取的行政处罚类型主要包括：责令改正或整改、警告、没收违法收入、罚款、暂停执业资格或撤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其中最严重的处罚措施是暂停执业资格或撤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但仅于2013年采用过2次。证监会使用较多的处罚是罚款、警告和没收违法收入，三种处罚措施比例合计达90%，其中罚款使用最多，比例达到了43%。
四、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情况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实施行业自律监管。2004年，中注协建立了执业质量检查制度，开展了首次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并对事务所实行5年一个周期的系统性全面检查。这标志着由业务报备制度、谈话提醒制度、诚信档案制度、自律惩戒制度和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构成的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体系的基本形成。2007年，中注协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的检查周期由5年调整为3年，并由协会直接组织检查，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趋同。2009年，中注协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进行了修订，在制度上明确了中注协和地方协会在对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方面的职责分工。
2011年，中注协再次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进行了修订，并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改革方案》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提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围绕建立健全行业质量保证体系，贯彻落实风险导向的检查理念，转换监管模式，强化事务所系统风险检查；提高监管效能，对事务所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加强专兼职检查队伍建设；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加强现场检查指导；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检查工作效率和效果，完善检查信息披露制度，大力提升行业执业质量水平和社会公信力，巩固监管制度国际趋同成果。
中注协自2004年建立并开始执行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截至2013年年底已连续实施了10年。
从处罚数量上看，2004年中注协检查事务所总数为824家，随后逐年增加，2012年为1525家，2013年为1515家，中注协每年检查的事务所总数大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近年来检查的事务所数量均较多，自2009年起年检查数量均在1500家以上，总体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2006—2013年中注协对于事务所进行行业惩戒总数为1052次，其中2006—2011年处罚数量逐年下降，2006年为145次，到2011年仅为88次；而2011—2013年处罚数量有所增加，2012年进行行业惩戒122次，2013年为159次。
从处罚类型上看，中注协对于事务所行业惩戒主要有三种方式，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和训诫。其中，最严重的处罚是公开谴责，使用比例为22%，使用最多的处罚是行业内通报批评，比例达56%。2010年后行业自律监管中增加了训诫的处罚方式，使用比例为22%，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的处罚方式使用有所减少，但总体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受到监管处罚情况的总体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财政部、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我国主要的审计执业质量监管机构，司法部门、审计署、人民银行在注册会计师审计执业质量监管中主要起辅助作用。在监管广度方面，财政部和中注协对于事务所的监管范围最广，监管次数也最频繁。在处罚力度方面，财政部的处罚措施最为严厉，可以撤销事务所执业资格或解散；其次是证监会，其最重的处罚是暂停执业资格和证券市场禁入；中注协由于是行业自律机构，采用行业惩戒措施，因此相比财政部和证监会来说处罚力度较弱，其最严厉的处罚是公开谴责。但3家机构都较少采用严厉的处罚措施。
通过对各年度的监管处罚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各监管部门对审计质量监管的力度都有所加强，监管范围在逐年加大。财政部从1998年开始每年对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抽查，从最初的82家逐渐增长到现在的1000多家；中注协从2004年开始实施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每年检查面基本都达到了20%以上。特别是在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颁布实施后，为了保障新准则的施行，各监管部门都着重加强了对于事务所的执业质量监管。另一方面，尽管监管机构的处罚力度和监管范围都在不断加大，但从整体上看，事务所被财政部和证监会监管处罚的数量呈减少趋势，这体现出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过十几年的规范和发展，整体审计质量和规范性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陈汉文.审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实施细则篇10
【关键词】预算法；预算法律责任；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正文】
（一）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国家预算，是国家组织分配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它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必须要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批后方才生效，因此是国家的一项法律文件，体现着人民的意志。由于它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活动基石的地位，当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把预算案视为仅次于宪法的重要法案，并通过预算监督程序对政府活动实行监督。预算就是民主决策，财政民主就通过民主政体制基础的预算制度来实现。作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的预算法律制度，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大意义，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根本准则。而预算法律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对国家预算活动能够真正产生规范的效果，法律责任制度的详尽规定是一个有力的后盾。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的深入，人大已经逐步加大了对预算职权、编制、审查、调整、执行、监督以及预算外收入的管理，对政府预算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具体要求，这不啻为一个可喜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国家预算法治化进程的清晰脉络，但这还远未达到我们的预期。预算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预算的规范化就等于权力的规范化。只有当政府每花一分钱都经过预算审批时，才能表明政府的“钱袋子”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实现法治国家。而目前预算的监督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监督不力仍然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那么，如何能够让人大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呢？笔者认为，具体且全面地规范违反预算法的政府机关及相关人员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乃是预算法律监督体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最后的一环,这应当是我国预算法律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
1．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国家预算的法律效力。国家预算作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集中体现在它的强制力上，只有严格约束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明确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强化预算的法律效力，控制预算的随意变动。
2．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预算的贯彻执行。对掌握权力的国家机关若不明确其行为的责任，造成“权重责轻”的局面，滥用权力、阳奉阴违等情况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预算就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得到切实遵守。
3．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国家预算的法律监督。预算监督不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也是大量预算违纪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全面建立预算的问责和质询机制，让政府收支活动公开化、透明化，才能让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让政府自律，对人民负责。
4．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预算审批的权威性，维护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只有对财政收支的法律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因此，必须在预算法中真正实现责、权、利的明确区分和统一，这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现行《预算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预算法》制定于1994年，其中第十章“法律责任”是对违反预算法责任的具体规定，但总共只有三条，其主要内容是：
（1）各级政府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变更预算，使经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经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擅自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的，由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退还或者追回国库库款，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3）隐瞒预算收入或者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的，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责令纠正，并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从中不难看出，现行《预算法》对法律责任规定的既不周全，又比较原则，没有作出具体细化，对此1995年11月2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也无更细化的规定，使得有关法律责任的承担缺乏可操作性，其缺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行预算法虽然规定了中央预算、地方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的职责；专章
规定了预算的执行、调整和决算；多处规定了对预算资金“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或者拖欠”；规定了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预算，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但是这些规定操作性差，违背了怎么办？没有处置的具体规定。
其二，对于地方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了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如何处理，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显然，绝不能因为他们截留、占用、挪用的款项没有装进个人的腰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增添对其违背《预算法》的行政、经济、刑事责任的追究条款的规定。
其三，在法律责任的约束方面过于软化，对预算违法案件的处理乏力。比如随意不按程序调整预算，纳税人不照章纳税而税务部门不依法征税等违法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预算法》比起其他诸如《农业法》、《教育法》等专门法律来说，约束力尤为乏力，而且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上也不够好，一些专门法律肢解了财政职能，导致地方财政的财力基本上被其他专门法律分配完了，地方财政运行十分困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就表现得越突出。
现行《预算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之所以这么少，和其本身的特点也有一定关联。94年的这部法律虽然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财政基本法，但它在性质上更接近一部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其中大量的篇幅是有关预算编制的基本程序，而对于预算的管理、内容、调整、审查等实体性标准规定得过于简单和粗略，缺乏对于政府财政收支权力的实体性控制。而且原本的一些程序性规定也很不完整和细致，也没有真正实现从程序上规范和控制权力的目的。还有就是它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实体权力和应当承担的职责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也不可能对于实体责任有清晰的规定，体现不出责、权、利三者的统一和区分。再加上制定时间已很久远，这些粗略的规定肯定无法跟上近十年来财政领域令人咋舌的飞速变化。这些种种因素，导致了《预算法》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无力，使得财政违法违规行为在一个时期内横生，该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风险和隐患，2003年“审计风暴”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或多或少都与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
（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出台及其作用
也许正是针对这些问题，2004年11月5日国务院第69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7号）中，对于违反预算法的相关法律责任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它将于200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这部新行政法规中，有关违反预算法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点：
（1）第二条将财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处分主体规定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派出机构”和“审计机关的派出机构”；对于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财政违法行为的个人，“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由监察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统称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照人事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第三条将“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列入“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规定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3）第五条将“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的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规定为“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4）第七条则是直接针对违反《预算法》的行为所作的规定：“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追回有关款项，限期调整有关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一）虚增、虚减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二）违反规定编制、批复预算或者决算；（三）违反规定调整预算；（四）违反规定调整预算级次或者预算收支种类；（五）违反规定动用预算预备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六）违反国家关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行为；（七）其他违反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颁布，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预算法律责任的不完善之处，有利于明确预算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加强对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的约束，这是很有意义的。但这部行政法规仅仅是对有关部门的行政责任和相关人员的行政处分做出了具体和细化的规定，囿于其法律位阶的限制，不可能对相关主体和责任人员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因此对于改善目前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其作用还是较为有限的。尽管如此，它的出台还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从根本上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最终有赖于预算法实体性规范的综合、统一、细致和刚性化，有赖于财政收支和管理制度的配套，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进行双重控制，维护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和法律性。
（四）结论
《预算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对于我国强化预算的法律约束力，保证预算收支的严肃性，规范预算管理程序，明确预算管理职权，克服现实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管理和监督不力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财政预算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预算法律责任制度的欠缺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在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也是题中之义。
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应着重以下几点：
1.应当对整个预算过程中相关主体及人员的违法行为及其他不当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