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法处罚条例篇1
(1)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二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处5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五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处1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机动车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反《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加倍处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之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足百分之百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处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和第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之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百以上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罚款元，驾驶证记6分。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一律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规定，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2)客车超员违法行为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核定乘员未达百分之二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核定乘员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五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处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核定乘员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足百分之百的，《黑依照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处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核定乘员百分之一百以上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处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对超过核定乘员的客车，应当依法扣留车辆，及时卸载转运待违法行为消除后，再予放行。对驾驶证累积记满12分的，应当依法扣留驾驶证，并按规定组织对驾驶人培训教育。客运企业车辆经处罚后，再次超员载客的，一律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直接负责运输安全和运输调度人员处5000元罚款。
(3)超载违法行为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未达百分之三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2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五十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处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足百分之百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1000处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一百以上的，依照《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处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对运输企业超载车辆经处罚后，再次超载的，一律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5000元罚款。对超载车辆应当依法扣留，责令当事人消除违法行为，待违法行为消除后，再予放行。当事人不能消除违法行为或者拒绝消除违法行为，要依法扣留车辆。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2
论文关键词司法实务劳动教养新法优于旧法
一、案情
2011年4月13日晚，原告陶某某与武某某在上海市某宾馆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区分局查获，2011年4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有查实原告于2010年3月15日因卖淫行为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行政拘留15日，系有前科，遂上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条“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于2011年4月26日作出（2011）沪劳委字审第1115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原告陶某某收容教养一年。原告陶某某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三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修改仅是将条文中引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第四条第三款条文“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未作任何改动，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并没有取消对再次卖淫违法行为可以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所作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观点二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二者在处理卖淫嫖娼问题上有所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并不能对其实行劳动教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取消了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又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故被告所作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观点三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这次修改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也应该适用前者，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劳动教养决定做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本案是否适用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关于本案，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确立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其基本含义是，当新法与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在新的法律生效后，与新法内容相抵触的原法律内容终止生效，不再适用。从概念来看，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同位法，即指同等位阶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不同位阶即构成上下位阶的法规范不适用此项规则；其次，必须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再次，两部法律规范在颁布时间上有差别；最后，两部法律规范必须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上发生冲突。
结合本案，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也均是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者作出的行政处罚乃至决定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于2006年3月1日颁布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于颁布，颁布时间上前者晚于后者。再次，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原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从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行为取消了原条例可能科处的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种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在对再次卖淫、嫖娼行为是否能科处劳动教养上存在冲突。通过以上分析，本案符合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
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本案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取消对卖淫嫖娼实行劳动教养决定的情况下，被告仍根据《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对原告作出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为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观点三认为因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的时间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本案也应该适用前者，笔者认为该说法并没有理解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实质，因为从内容上看，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其他法律中涉及治安处罚的条款都需要根据修改，故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是上述修改，仅限于将第三条、第四条文中已废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替换为新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即这次的修改仅仅是文字的改动或是条文顺序上的调整，并未涉及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变动，显然这次修改并不能看成是后法。观点三对于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3
本人作为郭某的律师，认为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使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在事实部分，郭某根本没有聚众，更未抽头牟利，所谓聚众，是前文述及的那种农民在闲暇时的娱乐，众所周知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农民有时打打小麻将，有三五几元的输赢根本不能算，国家也多次要求查处时要将娱乐和区别开来对待，所以劳教委对郭某的聚众认定根本不能成立。对抽头牟利就更没有充分证据，郭某在开商店，劳教委把村民在郭某处买扑克这种商品买卖关系的收入也作为抽头牟利对待，很是荒唐！事实不成立，就失去了处罚的事实根据，因此，对郭某的劳教决定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再抛开事实部分，仅从本案中关于对郭某的处罚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本案涉及到的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劳动教养是否合法及相关的许多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现将有关问题提出，与大家商榷。
一、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对农村人员实行劳动教养有无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否包括农村人员？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是三部行政法规，即：（1）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简称《决定》）；（2）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3）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在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简称《补充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简称《试行办法》）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企业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上述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也就是说对农村人员不适用劳动教养！本案中郭某是家居山区农村的农民，且非流窜作案人员，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适用劳动教养的对象，依法行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任何行政机关作出的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依法”。
2、对农村人员是否适用劳动教养？在上述三部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中均没有规定是处罚对象，而且公安部的很多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已多次强调了“对家居农村的人员不得实行劳动教养。不得任意扩大劳动教养的范围”。
公安部法制司于1990年8月4日对陕西省公安厅劳教审批办公室《关于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对于人员的收容劳教，则应限于城市。农村地区查获的人员，除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以外，一般应以批评教育和治安管理处罚为主进行处理。”公安部法制司对《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家居农村、多次作案、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人员可收容劳动教养的请示>的批复》，非常明确规定：不得任意扩大劳教的范围。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关于劳动教养的审批依据和复查问题”。也明确了二个问题，即：（1）劳动教养的审批依据只有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以及《试行办法》。（2）公安部下发的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和解释凡与上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
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该市劳教委还认为：该省《禁止条例》的制定依据之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第2款规定的“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本人认为这一观点不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颁布的《任建国不服劳动教养案》的典型案例，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只有《决定》等三部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
（1）《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条开宗明义明确了条例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是：“对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本条例处罚”。
（2）该条例第32条位于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该章是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如果将对劳动教养的处罚规定在该章，只能视为劳动教养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显然这也是不能成立的。
（3）该规定对决定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员应“依照规定”，即应理解为依照《决定》、《补充规定》、《试行办法》规定的范围、对象和程序进行处罚，而不是其他。正如对追究刑事责任，需要按照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律追究被告刑事责任一样，而不是适用《治安管理条例》。
《治安管理条例》不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公安部是无权对法律的含义作任何解释。该市劳教委认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第32条的规定可以对郭某实行劳动教养，依据是公安部公复字（1992）3号文件，但我认为：公安部公复字（1992）3号文件只是一份批复文件。《治安管理条例》不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和依据，公安部文件更不是。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根据《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可以授权由“两高”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解释，根据上述规定和基本的法律原理，公安部无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所立法律的内涵和外延作任何解释。
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的立法原意来看，实行劳动教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均应按照《决定》、《补充规定》、《试行办法》，而不仅仅是只适用程序法。《治安管理条例》第32条第2款的规定是用的三个分号，第一句是实行治安管理处罚，第二句是实行劳动教养，第三句是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告之说成立，那么《治安管理条例》岂不也成了对和传播淫秽物品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渊源了吗？？ 该条例并不是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该条例也没有否定〈决定〉等的规定，而是明确规定了“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已明确了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和对象，是按〈决定〉等劳动教养的法律渊源和依据的规定办理。也正因为《治安管理条例》并没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和对象作出规定，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和对象应该按《决定》等规定办理和适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农村人员适用劳动教养没有法律依据。
二、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不是行政强制措施。
该市劳教委意识到如果承认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那么，将无法回避《行政处罚法》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问题，等于承认劳动教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于是辩称：“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因此不受《行政处罚法》第9条的限制，可以由省级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设定”。本人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第一、这一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一切地方性法规不能与法律冲突，否则无效；第三，强制措施是程序性的，临时性，不是对行政管理对象的实体权利的处分，比如：逮捕，刑事拘留等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而劳动教养是对行政管理对象的实体权利的处分，限制了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应该是行政处罚，应纳入《行政处罚法》调整的范畴。
在二审中，市劳教委又提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是法律，对郭某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与《行政处罚法》不相悖。本人对此观点也不能苟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以国家主席令颁布，而《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虽然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但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应当不属于法律。市劳教委认为《决定》与《行政处罚法》不相悖的观点事实上恰是相悖的，因为《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凡与本法相悖的，必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否则无效。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法律思考
1、本案中凸现出的一个法律问题是：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有无法律依据？
根据《立法法》的第 23、41 条的规定：“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以国家主席令颁布施行”。而目前我国劳动教养的三部法律依据，《决定》和《补充规定》尽管是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是由国务院公布施行的，《试行办法》是由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文件。因此均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不属于法律，而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该法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该法第9条也规定了“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不得授权作出，只能由法律设定”。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抵触。
《立法法》已颁布施行近3年了，但很多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法相冲突的现状仍未改变，应加强这方面立法修订工作，比如对劳动教养问题，法律界人士也认为有必要保留，如果立法部门认为中国特色的这东西还有存在的需要，可以出台一部《劳动教养法》对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程序予以规范，改变目前以行政行为代替司法行为的混乱现状。
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取消劳动教养，劳动教养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违宪的，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刑法》第13条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条规定：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违法行为根据其性质和情节轻重法律分别相应地规定了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因此，劳动教养确实没有必要继续存在。
劳动教养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我认为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是最不人权的东西，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长期限制，却不需要审理，虽然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部门是劳动教养委员会，但全国大体一致的做法都是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实际上是公安机关在具体操作，而法律又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只能由公安机关执行，无形中公安机关成了自己抓人，自己“判决”（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连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这样的程序都可以省略了，更别说什么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后最后作出判决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这样起码的司法程序了，而是以公安机关内部决定这种行政行为绕开司法程序，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导致在公安机关错误羁押公民，但又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用劳动教养来规避、掩盖其错误羁押的行为。我们也不时可以在媒体见到这样的事例报道。
刑事处罚中最低的刑罚种类有拘役、管制刑，拘役刑的量刑幅度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却可以处以1——3年的限制人身自由，从上述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尴尬所在。因此我认为对现行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可以或者归入治安管理范畴，进行行政处罚，或者纳入《刑法》范畴，实施刑事处罚，劳动教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而不应继续执行。
《行政处罚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规定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也就是说，从1998年1月1日起凡是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法律，不再有效。
不管是《行政处罚法》，还是《立法法》，均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且不得授权作出。也就是说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公安部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均无权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2、 对《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合法性的商榷。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4
关键词：无证驾驶工伤认定法律适用
一、基本案情
王某是一家企业的职工，20__年8月14日，在上班途中，无证驾驶摩托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受伤后住院治疗。申请人王某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某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申请人无证驾驶为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作出《非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申请人不服，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二、争议焦点
20__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1994年5月12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辆应当受到处罚。20__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证驾驶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20__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删除了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规定。那么法律修改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后，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
一种观点认为，“违反治安管理”是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将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与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分离，违法交通管理的行为不再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因此，只要本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即使本人存在无证驾驶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观点认为“违反治安管理”不仅限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包括特别法的规定。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分离在两部法律中分别规定，仅仅是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对于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有系统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时“不再重复规定”而已。但从内容和性质上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明显属于妨害公共安全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当然包括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只要本人有无证驾驶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则不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三、困境：法律适用
《行政处罚法》确定了“行政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定首先意味着违法行为法定和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定：行政相对人的某一行为只有相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确定其具有违反某种行政管理秩序的性质，才是应受相应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某种违法行为究竟属何性质，有些是比较明确的，有些则不甚明确，其性质有时会具有竞合性，如违章建筑可能既具有违反土地管理秩序的性质，也可能同时具有违反规划管理秩序的性质，本案中的无证驾驶行为可能既具有违反交通安全管理秩序的性质，也可能同时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性质。在相应行为性质不明或性质竞合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怎么认定该行为的性质呢？基本方法自然是考查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规定。当法律、法规、规章具体规定亦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则应分析行为人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和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内容。就本案而言，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1994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将此种性质竞合的行为明确纳入“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范畴，而20__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则将该行为纳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范畴，20__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将之从“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中排除出来。根据违法行为性质法定原则和后法由于前法的原则，“无证驾驶”行为的性质无疑应认定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而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尽管该行为性质实际上有竞合性，即同时也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性质。
四、出路：法律漏洞的补救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5
内容提要:《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两部法律都将保障人权作为其立法价值选择。在总则方面，关于立法目的与任务、管辖权体制、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都趋于一致。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关于调整范围、构成要件、处罚体系构建、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实现了衔接与协调。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用。
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价值选择上的协调
我国传统立法注重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相对被忽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权利在所有利益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应的，人权在我国立法中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我国立法的趋势是，注重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民主内容，这些从我国《宪法修正案》、《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完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处理好本法与《刑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衔接，维护法制统一，防止以罚代刑。三是在保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惩处的同时，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可见，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违法行为与规范警察权的行使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两个重要任务与功能，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保障权益，所以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也是治安处罚法的价值选择，与刑法的价值选择具有协调一致性。
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诞生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其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上，该法仅仅抓住治安处罚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关系，注意处理好维护社会秩序、实施治安处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慎用警力，多做教育、引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小心谨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人性化，注意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造社会和谐气氛。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则增加规定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内容。[2]这些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从该法的内容看，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思想。如该法第21条规定对某些特殊群体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3]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社会控制型法律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立法主旨、以保障人权为指导原则的法律，体现了保障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人权保障的内容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终极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该法始终。《刑法》虽然制定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之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保障人权的立法价值选择。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总则方面的协调
1．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第1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第1条）。《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出强调“加强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6条）。可见，两者在立法目的与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只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较好地体现了与《刑法》的衔接。[4]
2．在管辖权体制方面
根据《刑法》第6条，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我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在我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这表明，两法在属地管辖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刑法》采取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
3．在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
根据《刑法》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1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此即治安管理处罚与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原则。两者在惩罚的轻重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要相适应上是一致的。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行为及其处罚规定上的衔接与协调
1．在调整范围上的衔接
《刑法》规定了420余种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238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两者在具体行为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两法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等方面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即上述四大类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中予以了规定。原来，《刑法》规定的很多犯罪行为，如损毁广播电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计算机犯罪行为等，在情节轻微或对象非特定，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无对应的处罚条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弥补。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维护铁路运行安全的规定、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皆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实现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5]
2．在构成要件上的衔接
违反治安管理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只是存在量或程度上的差异。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可见，对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与犯罪行为相比，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管理处罚。[6]例如，非法持有鸦片的行为，除了在持有数量上以200克作为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从而决定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标准外，在主体、主观方面及行为要件等方面也是同样的构成标准。再者，在违法犯罪主体上，两法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之外，都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主体。应当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但使立法体系更统一，也使执法、司法更规范，更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系构建上的协调
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刑罚模式，构建了新的治安处罚体系：第一，将治安处罚种类分为主罚和附加罚两类。主罚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附加罚包括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两种。第二，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与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两者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并罚）；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财产犯罪或经济犯罪，罚款处罚的适用也注意了处罚模式的选择与违法行为特点的结合，很多不宜进行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没有选择适用罚款处罚，如第29条规定的计算机违法、第41条规定的滋扰性乞讨和第45条规定的虐待、遗弃违法行为等。第三，在人身罚的处罚程度上两法实现了进一步统一，使治安处罚更趋科学。根据《刑法》第42条，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日。如此，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拉开了合理区间，更趋科学。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刑罚种类的划分理论和立法模式，而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科学借鉴。比如，刑罚中的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两类附加罚——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便不能单独适用，只能附加适用。这与该两类附加罚的自身特点、特定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密切相关的。[7]
此外，在共同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两法的规定也有一致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第2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这与我国共同犯罪的理论及《刑法》规定相吻合。
4．在责任年龄与特殊人员的责任能力方面的协调
《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17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1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也规定了有区别的对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第12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第13条）。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第14条）。可见，两法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8]同时，根据《刑法》第18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的规定模式与此相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四、《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1．《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防止刑罚权的不当行使，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对处罚权行使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制，也有学者据此认为该法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9]但是笔者认为，该法没有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的宣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但是，何谓“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所指不明，这与“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不无关系。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指出：“这里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我国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问题，对这么一个严重的行政处罚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明文规定为法定的处罚种类，却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适用，显然与法治精神相悖。
（2）溯及力问题。《刑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了溯及力问题，即采取重法不溯及既往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溯及力问题没有表明态度。2006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按照《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尽管这一解释说明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溯及力问题，但是溯及力是法律适用中的重大问题，宜在法律中明确。
（3）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未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已经是法律中定型化的免责行为，中外法律皆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在第15条与第16条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进行了排除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第11条至第14条规定了四项“阻却违法事由”：依法令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治安违法行为，立法应当规定其责任排除，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可提升之处。
（4）单位主体的处罚原则问题。《刑法》第30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8条规定单位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时却以只处罚责任人员的单罚制为主双罚制为辅。笔者建议，应借鉴《刑法》规定为以双罚制为主的处罚模式。因为，一般而言，双罚制更能体现罚当其过。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第30条（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罚款）规定了对法人和“人合团体”的罚款处罚。我在国台湾地区，法人得受行政秩序罚，为迄今实务界及学术界所普遍接受。[10]
（5）主观方面问题。根据《刑法》第14条与第15条，犯罪行为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治安违法行为的主观方面，从理论上说，也应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过失”未作相关规定，也未对“故意”和“过失”作技术上的处理。有关“故意”规定，如“故意向列车投掷物品的”等，仅把“故意”作为某个治安违法行为的法定条件，而没有上升为总则性的一般规定。在其他的治安管理法律规范中，几乎也没有对“过失”的规定。[11]
2．《刑法》尚需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刑法》施行数年之后才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某些方面的内容在《刑法》未来的修改过程中值得借鉴。
（1）《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完成于我国第三次大规模“严打”运动前后，有一定的重刑化倾向，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过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有68个之多。在未来修改刑法中，应注意刑罚的轻缓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的轻缓化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榜样。例如，该法将罚款处罚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个档次，根据各类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罚款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不同，设定适当的处罚幅度。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以处5000元、3000元罚款的几类违法行为仍维持原来的规定，未作调整。[12]
（2）《刑法》在基本原则的规定上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没有相应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人为本，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从教育其成为新人为出发点，因此，建议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刑法》在属地管辖权上有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那么从语言逻辑来看，在港澳台的船舶、飞机内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但事实上不能这么规定，也无法这么做，故在法律条文上对此应有明确的阐清。[13]这一点，《治安管理处罚法》值得借鉴，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4）《刑法》的追诉时效需要调整。两法都规定了时效问题，并且在时效的计算上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处罚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是，《刑法》第87条规定的最短追诉期限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第1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在某些行为类型上的重合，罪与非罪往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时效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统一为6个月，犯罪行为最短为5年，相差甚大，脱节明显，所以建议可以适当降低犯罪行为的最短追诉时效，以保持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总之，《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中重视了彼此之间的衔接，较好地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其意义重大。[14]同时，处于同一位阶的这两部法律在彼此的协调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实现立法的更好统一，保证执法、司法的最佳效果。
【注释】
[1]参见田期玉：《关于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2]雷建斌：《立法过程回顾》，载《中国人大》2006年4月10日。
[3]参见齐小力：《的宪法解读》，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5]参见孙振雷：《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7]参见孙振雷：《的刑法基础》，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郭剑锋、王春业：《法制统一的较好体现——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9]参见李英娟：《对的解读》，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0]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参见余凌云、李金华：《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2]参见田期玉：《关于的说明》——2004年10月2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6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在下列几个方面对《条例》做出修订完善。
一、要将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活动补充进《条例》，并增加有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
现行《条例》是1986年9月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后又于1994年5月12日根据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做了部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基本能够适应对易于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惩处的需要。而十多年之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治安管理的客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如娱乐场所、网吧、游戏室等，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违法行为方式，对这些新出现的管理客体和违法行为，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规章等，但仍不足以规范和惩戒。如参与，少量使用假币，拾到他人少量财物拒不交还，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比照使用相类似条款认定为违法行为并裁决处罚，这样，就致使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行为人逃避了打击。
在现行《条例》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只规定了应由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对被侵害人采取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检讨、消除影响等方法，而根据司法实践，对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经济责任，因此《条例》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对因各种伤害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处罚幅度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个体经济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条例》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行为人来说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对沿海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违法者来说，更是不痛不痒。这方面，也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大罚款幅度。
同劳教、强制戒毒等行政性强制措施相比，治安拘留也显得幅度比较轻，劳教可以处三年，强戒可以处九个月，而治安拘留仅仅才15天，也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对有关办案程序方面规定得不很全面，应将《人民警察法》中所规定的传唤、留置盘问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告知、复议、申诉、听证、诉讼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吸收进来。
现在，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办案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正在逐步得到克服，而在实际运用当中，《条例》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仅规定了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和申诉、诉讼等内容，而对留置盘问、事先事后告知、复议、听证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进来，对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又分别规定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因此，《条例》应将留置盘问、告知的内容和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具体要求直接吸收进来，以进一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和废止有关内容。
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治安管理客体的复杂多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职能部门不断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通知、文件等，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制戒毒办法》《关于严禁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等，从性质上看，这些法规、规章和通知等都属于治安法规体系，有些是对《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有些是对新出现问题的规定，这些法规、规章、通知等由于不在同一部法规中，执行起来就比较难以把握，甚至有些规定还不为具体办案人员所知，除此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有时还会出现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处罚规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法出多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也容易使一些违法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7
我国现在农药管理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国务院1997年5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该《条例》对“农药”的定义作了明确的阐述,对农药的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及其罚则也都作了规定,2001年11月29日又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农业部1999年4月27日出台,并于2002年和2004年2次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但在执法实践中,体会到,农药管理涉及的知识面广、专业性强,而农业部门管理农药所依靠的仅仅是一部《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效力不大,威慑性不强,并且存在农药管理处罚条款设置不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列举,以资相关人士商榷,促进立法完善。
1农药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有关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是《农药管理条例》中对农药经营的某些规定已不符合当前实际[1]。《条例》第十八条写明“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这一条款的制定是依据《条例》颁布时的国情,而在颁布后的10多年间,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条款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目前,机构改革已经将企事分开,一切经营实体都已经脱离原事业单位,国家财政供给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开展经营活动。而供销合作社也早已解散。相反,近年发展起来的农资连锁企业却很多,经营范围则包含了种子、农药和肥料等。《条例》第十九条虽然明确了经营农药要求的几个条件,但是并没有明确由农业部门设置行政许可。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业部门制定了农药经营资格证(事实上颁发农药经营资格证也多是变通的作法,经营者都是个体工商户),在国家许可法出台后,各地相继取消了这一做法。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不罚”原则,无法禁止其他单位经营农药。如不允许他人经营农药,则应在条例中明确:禁止《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以外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经营,并规定擅自经营的法律责任(处罚条款)。否则,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毫无意义。二是行政处罚法限额规定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颁布于1996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工资水平与现在差别都很大,所以那时制定了50元、1000元这一门槛,时隔10多年之后仍用这一标准,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符,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
1.2《条例》基本条款与罚则条款不呼应,处罚引用条款难
一是对经营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行为,罚则中有明确条款,但无对应的基本条款。法律文书要求规范,逻辑性强,讲究证据确凿、违法明晰、处罚有依,但《条例》中对经营扩大登记范围、乱用名称这类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的违法行为,处罚条款清晰,但却没有对应的基本条款,当事人违反了哪一条却相当难写。《条例》罚则第四十条第三项:经营标签残缺不清或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但在处罚决定中,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却无法写清,很明显,当事人违法了,当事人经营的产品是在生产阶段违反登记相关规定,对经营者,条例中《农药经营》这一章第二十条明确了“禁止收购、销售无登记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质量标准和产品合格证的农药”,未提及“销售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处罚文书中写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就不好写。二是对经营者违法推荐使用导致的药害、损失、事故等罚则中没有作出处罚规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但在罚则中却没有对应的条款,导致很多违法推荐使用后出现损失的投诉无法处罚。实践中,很多农药使用者是按照农药经营者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的,包括用什么农药、用多大剂量一般都是由经营者说了算。由于农药经营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导致农药严重超量使用、超范围使用十分普遍,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1] [2] [3]
而在处理这类投诉案件时,往往难以对经营当事人处以罚款。除非农药本身有问题,而即使农药有问题,因为导致事故的农药价值可能很小,处罚往往也很轻,没有给违法经营者造成威慑,也不便于保护受害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行政处罚法》中“其他经济组织”概念不明,对个体工商户处罚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并未对“其他组织”作出明确定义。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处罚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罚有明显不同。对公民处罚超过元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超过元就不宜当场收缴。目前农药经营者多是家庭经营,营业执照多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照《条例》,一般违法者经营数额不大,罚款数额也就在数百元不等,如果以公民个人违法论处,显然程序不能采用简易程序,如果以其他组织论处,则又有不同意见,因为“其他经济组织”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只得按照一般程序查处,违法现象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行政执法成本明显加大。实践中,国家工商局在对辽宁局的答复(工商个字第号)中认为可以引用《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依据这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应属“个体经济组织”。对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当场处罚的个体工商户,应按“其他组织”处罚。但这种做法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定论,政府的法治机构也不赞同。
.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的但需要管理的有关问题
一是经营者将农药与食品混置问题。在市场检查中经常发现农药经营者往往同时经营食品或饲料,但二者或三者往往又摆放在一处,有的是仅没有混放却同处一室相邻而置,有的是虽不在一室却二室相通,不同气味互串,甚至也有混放一处的现象。这些明显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现象,虽然多次警告,但效果不佳。因为执法人员找不到任何处罚的法律依据。二是农药包装容器的处置问题在农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池塘、沟渠,甚至水井旁,经常看到使用过的农药容器随处乱扔。如此乱相,给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农药大多是有毒的物品,农药容器也不可能被使用者清洗得绝对干净,随处拾起一只农药容器总是会闻到刺鼻的气味,给环境安全带来隐患。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更没有处罚的条款。 对策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条例》,完善未涉及的内容
《条例》的修改应建立在广泛征求执法者、管理相对人、环保领域、法律界等人士的意见,从加强农药管理对环境保护贡献的角度来看,最好将《条例》上升为“法”。这样可以突破《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罚款数额的限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对不负责任将农药与食品或饲料混置的经营者,应处以较大幅度的罚款,以提高其违法成本,促进其责任意识的增强。很多国家农药容器都实行由生产者负责回收的规定,具体要求可由产品经营者负责,对于不按规定回收的可由对其有管辖权的省级农业部门直接处罚生产单位。在法规中须明确违法推荐使用农药的,由管理机关处以高额罚款,对推荐违法使用造成中毒、污染事故等后果的制定出相应更为严厉的罚则。
.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威慑力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8
任何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都离不开法制规范，在网络世界里也是一样。但现实社会中的法律不能简单移植到网络虚拟社会中。尽管中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发生了计算机犯罪案件，但是中国并没有努力设立新的法律来调整计算机犯罪，而是利用原有的法律框架进行惩罚。按照中国的法律，计算机仅仅是各种犯罪的一个对象或者侵犯一个工具。这些犯罪则可以扩展到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和民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渎职罪。不同的情况可以适用不同的条文。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上犯罪的才对这种惰性的法律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对于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犯罪行为的调整是从1994年初开始的。当时，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规定了法律责任。条例规定处罚的行为，包括：(一)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二)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备案制度的；(三)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发生的案件的；(四)接到公安机关要求改进安全状况的通知后，在限期内拒不改进的；(五)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其他行为的。这些行为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停机整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根据第24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的规定处罚。不过，当时的刑法并没有涉及计算机系统或者网络的条款。条例中所谓“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二、责任主体不明确。比如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发生的案件的。这显然是把责任加在被害人一方的意思。也就是说，用户既是黑客侵害的对象，也是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的对象。
不过，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法律的解释功能非常强大，以致任何法律漏洞大都可以通过解释和适用原有法律来加以暂时弥补。所以，黑客这样的行为是可以适用1979年刑法处理的。涉及占有财产的，可以适用贪污罪、盗窃罪等；涉及盗窃秘密的，可以适用特务罪、间谍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涉及损坏计算机及其系统的，可以适用故意毁坏财产罪加以惩罚。1979年刑法的规定虽然很原则，但是开放性是非常强的。这一和法制原则相背的做法，反而在新兴的犯罪面前显出某些优势来。尽管如此，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处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空白。
1997年,利用刑法修改的契机，第285条和第286条286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两个罪名，即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是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列为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而被禁止。在调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规定中，禁止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和应用程序、危害信息网络安全。显然这些规定都感到对于黑客行为的禁止有扩展到刑法285条所不能覆盖的计算机网络的必要，而且增加了对于未经允许而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行为的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在1997年初的制定显然在时间上有些生不逢时。中国互联网在1997年开始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是那些精心制作一部不仅充满矛盾和困惑，而且赶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刑法的立法者们进行起草时没有考虑到的。这部刑法仍然是一部充满混乱和重复的刑法典。刑法虽然规定了计算机犯罪，但是互联网上出现的新问题再次对刚刚通过的刑法典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新的情况，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了一部综合性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法律。这是除了刑法以外唯一一部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互联网安全的法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重申对于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遗憾的是，这一立法把所有行政法规中意图禁止一般黑客行为的努力化为乌有，再次确立了中国刑法惩罚的黑客行为仅限于：（1）侵入中国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于侵入中国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排除中国加入某种国际公约后对于发生在中国领域外的犯罪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2）仅限于侵入特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仍然排除了对于侵入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的犯罪化。不过，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可以适用特别规定。这方面刑法是留有余地的。
二、惩治涉及内容的犯罪
互联网在中国不是别的，它首先成了数字民主墙—互联网的内容对中国的政权稳定提出了挑战。率先对于互联网内容做出规定是在1996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它规定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色情等信息。并且规定违反本规定，同时触犯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国法律的习惯做法，这一规定预示着中国政府把互联网上的犯罪行为纳入传统刑法加以惩治的决心。同时，这一规定把调整的中心放在对于内容的控制上面，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社会治安，三是色情信息，被明确列为禁止的重点。其中暗含着对于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传授黑客知识等行为作为制作、传播妨害社会治安的信息进行惩治的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查阅某种信息的行为也被该法所禁止。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规定的。
（一）老九条禁令
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对于互联网内容的禁止规定扩展为九条（老九条），主要覆盖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个人人格与名誉，而对于经济利益毫无反映。可以进一步地看出，中国的互联网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而对待的。至于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则没有在第一时间加以考虑。
该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
article5:nounitorindividualmayusetheinternettocreate,replicate,retrieve,ortransmitthefollowingkindsofinformation:
（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六）宣扬封建迷信、、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的；（七）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八）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九）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1)incitingtoresistorbreakingtheConstitutionorlawsortheimplementationof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2)incitingtooverthrowthegovernmentorthesocialistsystem;(3)incitingdivisionofthecountry,harmingnationalunification;(4)incitinghatredordiscriminationamongnationalitiesorharmingtheunityofthenationalities;(5)makingfalsehoodsordistortingthetruth,spreadingrumors,destroyingtheorderofsociety;(6)promotingfeudalsuperstitions,sexuallysuggestivematerial,gambling,violence,murder,(7)terrorismorincitingotherstocriminalactivity;openlyinsultingotherpeopleordistortingthetruthtoslanderpeople;(8)injuringthereputationofstateorgans;(9)otheractivitiesagainsttheConstitution,laws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
在以后的法律法规中也陆陆续续规定对于互联网内容的禁令，时而有所变动，时而有所增加，但是基本的调子是在这个办法中确定下来的。
（二）新九条禁令
从2000年开始，内容禁令得到重新组合，但是仍然是九条（新九条）。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配合打击活动的形势，增加了“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的禁令。海外异议组织和个人设立了众多的网站，并且利用电子邮件的形式，传播思想，特别是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这些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忧虑。因此，互联网内容禁令在新九条中更进一步得到强化，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在此后有关互联网的一系列政府文件中，新九条都受到特别强调。这些政府文件包括不同部门和不同领域的互联网服务。2000年9月国务院同时通过了《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办法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电子公告服务系统中含有这些内容之一的信息。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站登载的新闻不得含有这些内容。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规定BBS站用户应当遵守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注册和使用的域名，不得含有这些内容。
新九条为：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色情、、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Standard9items:produce,reproduce,release,ordisseminateinformationthatcontainsanyofthefollowing:1.informationthatgoesagainstthebasicprinciplessetintheconstitution;2.informationthatendangersnationalsecurity,divulgesstatesecrets,subvertsthegovernment,orunderminesnationalunity;3.informationthatisdetrimentaltothehonorandinterestsofthestate;4.informationthatinstigatesethnichatredorethnicdiscrimination,orthatunderminesnationalunity;5.informationthatunderminesthestate''''spolicytowardsreligions,orthatpreachestheteachingsofevilcultsorthatpromotesfeudalisticandsuperstitiousbeliefs;6.informationthatdisseminatesrumors,disturbssocialorder,orunderminessocialstability;7.informationthatspreadspornographyorothersalaciousmaterials;promotesgambling,violence,homicide,orterrorism;orinstigatescrimes;8.informationthatinsultsorslandersotherpeople,orinfringesuponotherpeople''''s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r9.otherinformationprohibitedbythelaw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
（三）十条禁令或者更多条禁令
不久，一些政府有关互联网的文件中对于新九条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灵活处理，出现了十条禁令。即在新九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这一条，列在原第九条的前面。这些文件包括《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这些内容的信息。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互联网出版不得载有这些内容。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单位不得提供载有这些内容的文化产品。
十条禁令包括：(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中，禁令进一步扩展为十二条。增加的部分为虚假的信息和从网络或境外媒体上收录下来的境外节目，被作为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节目。
作为对互联网上的一些行为进行犯罪化的重要法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的内容禁令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九条。对于有这些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决定规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禁令和可能适用的刑法规定包括：
1．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的。
（a）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分别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b）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的，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包括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非法获取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
（c）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d）利用互联网组织组织、联络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构成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会道门、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2．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
（e）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者对商品、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分别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虚假广告罪。
（f）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g）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仍然适用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包括侵犯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的犯罪。
（h）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的，构成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i）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网页，提供站点链接服务，或者传播书刊、影片、音像、图片。可以适用刑法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物品牟利罪和传播物品罪。
3．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方面的。
（j）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除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以外，被害人告诉的才处理。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互联网出版机构登载或者发送这些禁止内容的，没有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撤销批准。
三、惩治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纳入了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造成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
违反国家规定，现在可以列举出一些相关的法规，比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这样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电信条例》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电信网的功能进行删除或者修改以危害电信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电信条例》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惩治破坏数据与程序的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这样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电信网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或者修改以危害电信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电信条例》也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五、惩治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犯罪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和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其中传播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包括（一）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二）向他人提供含有计算机病毒的文件、软件、媒体；（三）销售、出租、附赠含有计算机病毒的媒体；（四）其他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禁止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也不得故意制作或者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危害信息网络安全。
在非经营活动中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和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在经营活动中的类似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依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或者未经许可出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除予以没收外，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电信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刑法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依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规定处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制作、复制、传播计算机病毒或者以其他方式攻击他人电信网络等电信设施。
向社会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六、惩治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实施犯罪
在刑法第287条中规定在其他犯罪中存在计算机的因素的情况下，适用其它法律条款加以追究。刑法中的其他条款并没有包含“计算机”这样的字眼，而这些犯罪的实施却可能借助计算机完成。由于第287条的设立，这些行为已经全部包含在刑法规定中了。这样看来，中国刑法的规定，仍然延续了其强大解释功能的传统。措辞很约简，覆盖范围却很宽，比起其他国家的立法，篇幅似乎小很多。
刑法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禁止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
在一部行政法规中，条文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违反该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利用互联网实施《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所没有明确列举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仍然是刑法第287条精神的继续，把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利用互联网这种工具实施的犯罪。
七、惩治侵犯通信自由的犯罪
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将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犯罪化。
这种情况可以适用刑法关于侵犯通信自由罪的规定处罚。在这一规定中，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被归入通信的范围。而互联网只是实施该罪的途径之一。
八、惩治窃取、破坏信息的犯罪
《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从事窃取或者破坏他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该条规定可以分别适用刑法有关个人通信、商业秘密、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有创立窃取、破坏他人信息的独立罪名的努力。
九、惩治扰乱电信秩序的犯罪
《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下列行为，都属于扰乱电信市场秩序的行为：
1、采取租用电信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电信业务；
2、盗接他人电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使用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施或者码号；
3、伪造、变造电话卡及其他各种电信服务有价凭证；
4、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
《电信条例》规定有本条例上述第(二)、(三)、(四)项所列行为之一，扰乱电信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项的行为在刑法中亦有所规定，即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定为盗窃罪。其他二项的行为尚没有对应的刑法条文可以适用。
十、惩治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犯罪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9
第二条凡本市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除依照有关法规赔偿和处罚外，对下列单位给予处罚：
（一）实行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区、县、市属局（包括市属集团公司，下同）和单列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专业运输单位超过指标的；
（二）负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和同等责任的责任者单位。
第三条对下列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
（一）未超过交通死亡人数控制指标的区、县、市属局和单列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专业运输单位；
（二）未实行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市属局，年度内未发生有责交通死亡事故的；
（三）对交通安全工作作出贡献的。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交通死亡人数控制指标，由上海市交通安全领导小组根据属地、属车、属人原则，统一平衡确定。
第五条对发生交通事故的单位，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每死亡1人，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处车辆单位（含个体运输户，下同）10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处车辆单位8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处车辆单位600元罚款。
（二）每重伤1人或者轻伤3人，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处车辆单位7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处车辆单位6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处车辆单位500元罚款。
（三）车物每损失1万元，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处车辆单位10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处车辆单位800元罚款；机动车驾驶员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处车辆单位600元罚款。
1起交通事故，造成多种后果的，可以合并处罚。
第六条实行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区、县、市属局和单列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专业运输单位，实际死亡人数每超过交通死亡人数控制指标1人的，处1000元罚款，但其他交通安全责任目标考核达标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七条实行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区、县、市属局和单列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专业运输单位实际死亡人数每少于交通死亡人数控制指标1人的，奖励3000元至1万元，但其他交通安全责任目标考核未达标的，不予奖励。
未实行交通死亡人数指标控制的市属局，本年度内未发生有责交通死亡事故且其他交通安全责任目标考核达标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
第八条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处罚，由事故发生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第六条规定的处罚，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
第九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处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的单位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地点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第十条当事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一条本办法规定的奖励金，由上海市交通安全领导小组根据年终考核的结果统一评定发放。获奖单位可根据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奖励为交通安全工作做出贡献的有关人员。
第十二条罚款的支出，企业单位从税后留利中列支，行政事业单位从包干结余中列支。
安全法处罚条例篇10
关键词：危险驾驶；行政法律责任；主观罪过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42-02
一、问题的提出：福建省首例律师醉酒驾驶案
2012年2月3日零时许，福建律师黄某酒后驾驶轿车，与横穿马路的行人相刮碰，造成被害人受伤及车辆损坏的后果。公安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将黄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黄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66mg/100ml，属醉酒驾驶机动车。黄某认为检测结果有误，申请重新鉴定。经福建某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酒精含量为182.1963mg/100ml。事故发生后，黄某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完毕，得到被害人的谅解。经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刑事终审判决黄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黄某作为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根据《律师法》第49条第2款的规定，应给予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处罚。
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罪，犯罪嫌疑人构成此罪的前提是违反了交通安全管理法规，除了给予刑事处罚外，一般还要对其行政处罚，例如吊销驾驶证。对于公务员、律师等职业群体，一旦被定罪判刑将意味着受到行政处罚，导致职业身份或资格的丧失。但是，由于危险驾驶罪的罪行描述与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在制度衔接上不够紧密，导致追究危险驾驶者行政法律责任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影响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危险驾驶犯罪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类型
作为一种行政犯罪，危险驾驶犯罪具有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性，违法者必然要承担刑事与行政双重法律责任。根据现行行政法律法规，危险驾驶犯罪的行政法律责任因行为人的身份有所不同，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剥夺驾驶资格
危险驾驶犯罪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行为人首先要承担交通违法的行政法律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二）剥夺从业资格
危险驾驶犯罪是以故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出于行政管理和维护行业形象的需要，对特定的职业人员，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对故意犯罪零容忍，规定故意犯罪的不得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已经取得的应当给予剥夺或撤销。例如《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公证法》第42条规定，公证员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刑事处罚的，应当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4条规定，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三）开除公职
公职人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法律对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规定了更高的要求，不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只要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一律开除公职。例如《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法官法》第10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法》第11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曾被开除公职不得担任检察官。对于党群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规定，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的，应当给予处分。
三、危险驾驶罪与行政法律衔接的若干问题
（一）飙车与醉驾同罪不同罚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将“飙车”与“醉驾”行为入罪，以危险驾驶罪来定性，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危险驾驶入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4月22日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对醉驾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修正。通过对比修正前后规定的变化可以发现，为与《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纳入危险驾驶罪处罚范围的规定相衔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处以拘留和罚款的规定，而改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或10年内甚至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是增加了醉驾的处罚方式，而没有增加飙车的处罚种类，对飙车就不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适用于醉驾的处罚方式。飙车是与醉驾类似性质的行为，并且与醉驾被共同规定在危险驾驶罪之中，对其理应与醉驾配置相同的处罚，否则便有同罪不同罚之嫌。
（二）故意犯罪抑或过失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由于该条文中并没有使用“故意”或“过失”一词，导致人们对危险驾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态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因危险驾驶罪的刑法条款没有描述犯罪的主观要件，刑事判决书也就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故意驾驶”进行认定，而径行做出判决。但是，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管理部门对于被判处刑罚的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给予禁止特定职业准入或吊销其职业资格，必须认定行为人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关于危险驾驶罪（特别是醉酒驾驶）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醉酒驾驶是明知故犯的行为，对危险情形的发生及危害结果的产生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因而构成间接故意犯罪。另有学者则认为，醉驾犯罪是一种过失犯罪，醉驾者对于醉驾将导致危险发生或危害结果产生是持一种反对态度，其对于结果是轻信能够避免发生的，因而其主观心态一般都是过失的。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态应该是故意，而非过失。
其一，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条文描述，危险驾驶罪的两种行为，追逐驾驶是行为犯，醉酒驾驶是危险犯，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而不需要实害后果发生，即可成立该罪。在有实害后果发生（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其考量标准应当是行为人对危险驾驶行为及其引起的危险结果所持的态度，而不是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实害后果所持的态度。事实上，行为人对实害后果只能是过失的心态，否则，就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或交通肇事罪，而将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等。
其二，危险驾驶行为与其产生的危险状态是相伴而生的，既定的行为一经实施，危险状态、危险结果就同时产生。行为人知道自己的驾驶行为将产生危害交通秩序的后果，仍然执意实施驾驶行为，其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即使醉酒的人也不例外。在醉酒的状态下，行为人的控制和认识能力确实有所削弱，然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并不能因此而获得丝毫的减免。《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其三，从反面来论证，假设醉驾是过失犯罪，根据过失犯罪必须要有实害结果（因为没有发生结果，就不会成立过失犯罪），而醉驾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要求造成实害后果，它是一种危险犯，因而，其不可能是过失犯。综上，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但在个案情况下，行为人对危险驾驶行为并非故意（例如，病理性醉酒）的，就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所说“达到醉酒标准的，不一律入刑”。反过来说，当事人一旦被判处危险驾驶罪，就是故意犯罪，没有例外。尽管刑事判决书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罪过进行阐述，行政管理部门仍然可以认定其故意犯罪。
（三）故意犯罪转化为过失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前，醉酒驾驶与竞逐驾驶行为未造成后果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后果便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行政处罚难以遏制这两类行为的频繁出现，处于预防重大、恶通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设定此罪，该罪的设置也是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在未遭到实际侵害之前就可能对其造成危害的行为予以规制，用刑法的手段来避免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属于法益保护的提前，是因为这类行为具有高度和极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一旦该行为发生极易造成危害后果同时造成的后果往往极为惨烈，所以刑法将这类未遂或预备行为作为既遂行为对待，直接规定为独立的构成要件。
危险驾驶罪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现行刑事法律框架下，危险驾驶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后果，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于《刑法修正案（八）》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定罪量刑规则，以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罪）吸收了危险驾驶罪（故意犯罪），给司法和执法工作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当一个人醉酒驾驶车辆，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前提下，却由于其醉酒驾驶车辆，造成一人或数人死亡的危害后果时，醉酒驾驶的故意犯罪由于其结果加重而变成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因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犯罪嫌疑人可能由于其造成的后果反而受到较轻的处罚，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严重的挑战。
从刑法与行政法衔接的角度看，危险驾驶犯罪因造成严重后果，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行为不再定罪量刑，直接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重罪吸收了轻罪，过失犯罪吸收了故意犯罪。体现在刑事判决上，行为人是因犯交通肇事罪受到刑事处罚，而不是因危险驾驶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管理部门无法以“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为由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1]曹晓烨.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探究[J].山西省政法干部学院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