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1
关键词：大学城；区域经济；发展前景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在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通过对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现状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紧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大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大学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如何将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等问题，进而提出高长三角地区大学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达到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大学共赢发展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志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首都教育为视角的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0）.
[2]宋宏，程雁雷，夏焰.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J）.学界，2008，（02）.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2
关键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56-04
abstract:the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slocalization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prominentlyth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thelifeclas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prominentlythemaindomain.Strengthensthefieldwork,facesdirectly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ality,goesoutthetraditionalresearchthedifficultposition;Deepenstheregionfolkcustomresearchtheconnotation;Displaystheregionsuperiority,promote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economy,theculture,thesocialefficiency;theorganizedexcavationreorganization,theestablishmentresearchkeypointi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strategychoice.
Keyword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localization;Strategychoice
民俗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诗经》时代,我国的文献古籍就有关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记录与研究。几千年来,为了适应和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了各自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共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而民俗体育正是这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建国以后,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区域民俗文化的理性认识,正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现代体育向乡土社会浸透的今天,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我国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采录与研究进行定位和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展望其研究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体育文化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同时又是一个逐渐从大文化中不断分离、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区域,体育文化又被不同的区域文化熏陶,因而带着明显的区域体育文化特征。各具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1]。民俗体育文化是区域文化和民俗体育的衍生物,是两者交融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定位及策略才选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1民俗体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审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民俗体育研究主要从民俗体育的定义,民俗体育的分类及特征研究,民俗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民俗体育的起源、传承、演变,民俗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或者说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的日益边缘化的现状,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2]。
多数学者以民俗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认为:“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3]。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区别与关系,进行分析,多数研究从基本概念的源头探索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纵观我国民俗体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和思考。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实现文化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总结与分析,以期能够推动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方法。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固然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方法的更新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民俗体育虽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目前还未形成一门学科,尚未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民俗体育研究启蒙阶段和萌芽阶段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发展阶段以解释性和探索性研究为主。审视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尚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民俗体育的研究方问题。目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从田野调查方法上看,尽管学者们在民俗体育研究中应用田野调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客观来说,中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4]。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回首百年,中国民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中国民俗学子发端之初,似乎就很强调田野作业……但事实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5]。已有的民俗体育研究中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区域研究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则应用得比较少。可以说,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当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急需品。[4]
第二,研究主题和分布问题。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有对汉族的龙舟、舞龙、舞狮、风筝、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抢花炮、苗族的玩年抢狮、纳西族东巴跳等独特的民俗体育活动的研究,有蒙古族、水族、藏族等整个民族的民俗体育活动研究,也有区域性民俗体育的研究,由点到面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然而与我国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相比,民俗体育研究还是沧海一粟,研究的范围呈现汉族民俗体育少,且集中在龙舟、龙狮、风筝等几个目;少数民族民俗体育研究多,以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为主;节日、仪式等民俗体育研究多,民间游戏深入研究少;研究范围分布区域不均衡[6]。
第三,研究定位和研究策略问题。从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理论出发,微观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方法论意义。目前的民俗体育研究,尚缺乏准确的定位,对区域民俗体育是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还是个性问题定位不准,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注重描述还是注重历史研究衔接没有阐述。并且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时代性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四,研究区域模糊。民俗体育文化是长期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各区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民俗民情,决定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所必然具有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正是民俗体育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建构中的宝贵资源。在地域研究中,缺乏从传承、传播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入手,没有打破历朝历代行政区的限制,以文化圈、文化带、民俗圈、祭祀圈、体育圈等文化地理、人文地理概念来规范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是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2]。
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我们今天研究区域文化,往往是以现实的行政区来划为界限的,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同一省区内部也有小区域文化,也就是亚区域文化。存在着行政地理和自然、文化地理的不一致的现象,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省区范围与历史的行政区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区域文化由实力相当的两个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如浙江文化,由吴文化与越文化构成,浙江境内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固然有很多差别,而且同处越地,即浙东地区,不同区域之间在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浙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与苏南、浙北比较近;而浙东南部的温州一带与福建有很多共性,是瓯越文化的代表,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深,人民的性格也多以冒险、拼博精神为主。自明清以来,多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而在浙江北部,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从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来,而这种共性又是要明显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是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因此,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注重于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和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特征:第一,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主要指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第二,生活类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突出张扬民俗体育文化个性特征的主要领域。为准确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还需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2.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由此,把握区域民俗体育历史文化特质,充分展示区域体育文化特色,是区域体育历史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8]。只有准确把握好区域体育文化特质,才能给区域体育文化以准确定位,更好地树立区域体育文化的外在形象和应有的体育文化地位。
2.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各区域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各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的具体体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区域民俗体育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创造,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
2.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极有影响的独特亚文化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生活形式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如此。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费;没有文化消费,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因此,人们不但可以理解作为人类行为和物态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而且也可以理解作为精神意识集中体现的隐形文化。但不管是显形文化还是隐形文化,也都与生产相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民俗体育的个性文化。
2.4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发展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属于微观上层建筑,既是区域经济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稳固而持久的影响,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又同时兼有动态变化性。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发展、壮大,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事实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总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也总是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和发展。人们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自觉地审视社会现有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协调程度,适时地采用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内容,建立与时代需求和社会特点相适宜的现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
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策略选择
3.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策略选择的基本思路
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魅力来促进地方体育工作和全民健身的发展。那么,所谓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是要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向历史索取,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或已逝传统中寻找有突出个性特征的因素并加以恢复;二是新创,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现有基础上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文化因素。
可是,如今世界已在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趋同和融合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还提突出、张扬文化个性是否可行?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体育全球化的趋同和融合的确是一对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二者也不是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我们究竟要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什么个性特征?选用何等策略?
如果我们是要一概地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在各个方面都把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当作好的东西予以弘扬,那确实有悖文化的趋同潮流。不仅如此,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实在有违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初衷。因为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并不就是好的。不加区分地强调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欣赏、封闭守拙、拒斥外部先进文化的局面。
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只有那种既具个性特征,同时又具先进性的文化因子,才是我们应当突出和张扬的。文化趋同,显然只能是劣势文化向优势文化趋同而不是相反,因而弘扬这样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就不会与体育全球化趋同融合的潮流相左。问题是多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都不会有多少既有个性特征又有先进性的文化因子,倘若我们只突出张扬那为数有限的文化因子,又如何能形成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整体特征和足够魅力?
这就是要大量吸纳外部先进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将吸收来的外部优秀体育文化因子加以本地化的包装,保留其内容和功能,改变其形式,使之染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色彩,从而同样获得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能既有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先进体育文化趋同融合,又能扩展自己的个性化范围,长久保持自己的特色。
3.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本策略
3.2.1强化田野作业,直面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即便进行田野作业,也总是围绕某课题进行纯学术探讨,忽视了现实问题,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导致研究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由此,借鉴很多民俗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口号[10],指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限于著书立说,通过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整理开发,推动区域全民健身的开展。利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专业知识,去指导当地的社会体育生活和其他文化娱乐事业,以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行做法。通过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民俗体育文化色彩纷呈,开发潜力深厚,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民俗体育应用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民俗体育工作者以时代的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加以指导,引导民俗体育产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只有我们真正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生活,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会走出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
3.2.2立体研究,深化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
(1)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树立区域应有的文化地位
对于各地的文化资源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高度。不管哪一个地区都有着许多独特的文物遗存、名胜古迹,有着源远流长的、特殊的文化积淀。杰出的历史名贤、古朴灵秀的建筑、极具特色的民俗等都为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区域这些优秀的文化细致盘点、科学分类、理清脉络,把握本质,准确定位,从而重塑区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提高区域知名度与美誉度。
(2)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发挥区域文化的教育功能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形成规模,就必须加大普及和宣传力度。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区域民俗体育项目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就能了解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掌握更多更好的健身方法,这对于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积淀于现实中,现实又包容着历史。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全面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改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特色性,体现时代性。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要加强对有利于转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
(3)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推进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事项要么历经劫难,要么早已荡然无存,要么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董,偶有遗传的也只能到历史的记忆里去寻找。因此,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加强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保护,并将现存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加以弘扬和推广,正确引导群众投入到区域民俗体育的活动中,使民俗体育真正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服务,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近来年,各地已经加强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这都为进一步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所以,各地应该站在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对整个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景式观察,深层次探讨,尤其要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特质、形态、性格,以及保护、建设、开发与利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3.2.3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区域民俗体育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全民健身纲要在全国得到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其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体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将区域民俗体育的开展与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和生活化相结合,各主管部门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大众、民间等相结合共同来举办一些区域特色较突出民俗体育盛会,构建区域民俗体育组织运作的实施机制,发挥区域民俗体育运动的市场作用,从而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效果。在推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中,应当把区域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其中,从培训内容、项目、人员方面有目的地培训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员队伍,使之在宣传、推广民族传统体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2.4有组织的挖掘整理,确立研究重点
区域民俗体育同其它民俗文化形式一样,属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地政府应该组织学术界致力于民族风俗体育文化及其文化底蕴的继承,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复原、记录保存和研究提炼。这种工作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长期投入,包括必要资金、人力,甚至制定法规。另外,在对区域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过程当中,应采取各种有效的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切实做到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区域民俗体育是行为民俗,传统的文字记录方式是不足以把区域民俗体育的方方面面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高科技我们就可以将区域民俗体育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最大可能地做到对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
有学者对民俗体育研究提出了展望:理论体系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础、村落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点、区域是民俗体育研究的重点、多视角是民俗体育研究的生命力、跨文化是民俗体育研究的新亮点[1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4结语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在实践中是体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如何面对在现代性和体育全球化语境下区域民俗体育的存在,已经成为体育学研究、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甚至是发展地方经济等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文化碰撞的加剧,文化个性化魅力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如何避免世界体育文化交往日益加剧给区域性民俗体育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体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不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确定为,科学制定研究策略,必将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保存,增加今后选择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可以为今后个性化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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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3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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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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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4
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区域发展历史机制
克拉克・科尔指出：“社会在变化，高等教育的职能也在变化。大学像其他机构一样，在变化中求得生存。”[1]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区域、国家、世界这三个范畴当中，大学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开放性组织，大学与社会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参与区域发展最基本、最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积极推动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参与区域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区域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三个历史关键点
1.19世纪末：《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时代
美国的赠地大学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成功之一。而赠地大学之所以能够长远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莫里尔法案》的颁布。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act），这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根据1860年选出的每州议员或州代表人数，按每名国会议员或州代表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予相应面积的土地（每州最多不超过100万英亩）。各州出售土地所获收入永远捐助“至少一所主要学科与农业和机械专业相关的学院”。1890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第二莫里尔法案》。通过这两部《莫里尔法案》，赠地学院获得了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农业和机械学领域的人才，满足了当时工业和农业技术领域的需要。“除了赠地学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一种参与意识、责任感和服务精神。”[2]早期的赠地学院在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研究型大学在参与区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大学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赠地学院的创建初衷，也是它们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办学理念。可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传统在赠地学院时期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0世纪上半叶：“威斯康星理念”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道路上，“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是一个典范，它标志着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1904年，查尔斯・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提出：大学除了传播知识和进行科研之外，必须承担起为本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使命，知识传播和科研本身也应考虑到本州发展的实际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更应以威斯康星州的各种产业发展需要为根本立足点。范海斯认为：大学应成为灯塔，积极促进社会发展，使全州的人民都能与这所大学的人才和知识发生联系，使每一户人家都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益处。“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3]范海斯提出的这些想法被总结为闻名遐迩的“威斯康星理念”，其实质是研究型大学要为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具体实施方面，为了在全州范围内传播知识、推广技术和提供信息，威斯康星大学专门实施了教育推广计划。到了20世纪中期，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推广计划已遍及全州。大学的众多实验室向全州开放，流动图书馆将大量书籍送往全州各地，最有声誉的教师走出高校，走进政府部门、企业、工厂和农村，解决这些领域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正是由于“威斯康星理念”的成功运作，使得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全州的灵魂和智囊。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经费成倍增加，规模日益扩大，诸如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迅速在全美取得领先地位。威斯康星大学也由一所小规模的赠地学院一跃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从此，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3.20世纪80年代：《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确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商业界的合作活动不断增多成为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法案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如《联邦技术转移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贝多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多法案》。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多法案》（Bayh-Doleact）。其核心内容是：将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发明成果从原来归政府所有，改为允许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保留，它们可以申请专利，并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该法案的实施使得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开始代替政府成为所有权的持有人。于是各大学纷纷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专门管理相关事务。《贝多法案》为美国新时期的大学技术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平台，激发了大学的技术转让活动。《贝多法案》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将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从政府部门转交给了大学；二是它确保了研究者参与科研行动的积极性。自《贝多法案》实施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所在区域发展的各种活动明显多了起来，各个学科的教授们和相关公司的科研项目迅速增加，大学获得的科研资助也明显增多。大学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巨大经济利润―20多年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20倍，即每年约5,000项。[4]可以说，《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建立。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机制与功用
1.培养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提升大学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
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高所在区域居民的素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这是研究型大学对其所在区域最直接、最基本的贡献。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区域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为研究型大学所在区域输出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区域工作，尤其是大学所在的州和县，直接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二是研究型大学实施各类教育培训项目，为区域内的广大居民提供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研究型大学积极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要，为他们开设各种培训项目，凭借其强大的师资和科研实力，研究型大学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两年制或四年制高校所无法提供的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课程，这正是研究型大学吸引大量社会人士来学校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原因。
2.开展各类区域合作项目，解决大学所在区域的各种问题
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大学参与区域重建项目，使大学附近的区域保持活力。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内的一些基层机构或者和其他一些参与区域服务项目的大型机构合作，组织一些活动或创建一些实体来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开办书店、学校、儿童看管中心等。二是创建服务学习和学生参与社区项目。服务学习是一项学生自愿参与社区服务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帮助学生依靠他们的个人阅历来分析多样化的、具体的、与社区背景相关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与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之间开展合作项目，如科研合作、培训合作和管理合作等，区域内的公司企业可以聘用大学的专家参与企业管理或咨询工作。四是协助解决区域内的实际问题。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合作科研项目，帮助区域内的组织和机构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3.通过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园等，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大学通过科研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使高科技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这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技术推广服务。大学通过向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咨询、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作，吸引企业对大学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或赞助，使大学的研究课题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专利和许可。专利和许可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式，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转移到产业界，再由产业界通过进一步开发将成果最终产业化。[5]三是建立大学产业园。大学产业园主要利用大学实验室衍化出的科技成果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大学产业园的早期形成是大学技术转让的结果，随着科技园逐渐走向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大学的科研实力。四是建立孵化器。孵化器是由州政府、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的一种企业孕育中心，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科技创业群体和科技初创企业。孵化器的存在和运行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4.融入区域发展，促进所在区域的民主和文化建设
美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其所在区域中的民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很多研究型大学在与自身教育活动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资源和设施都向所在区域的居民开放。大学通过与区域共享资源，普及区域中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学的图书馆、体育设施、娱乐设施等，以及高校举办的一些科研成果展、艺术展、书展、电影节、文艺演出、专题讲座等活动，都向区域内居民适当开放，使大学的文化积淀逐渐渗入到区域文化中。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城市中，随着商业区的逐渐衰弱，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同时，研究型大学还促进所在地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整个地区的民主氛围的提升，如针对周边区域在未来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和文化问题开展辩论活动，不断提高区域居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等。
德里克•博克在论述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区域的关系时曾指出：“我们不知道一个没有大学的城市会更加富有还是更加贫穷，因为谁也无法预知一个没有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存在的区域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相信，相对来说，很少有其他机构可以像大学那样给一个城市带来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6]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其参与区域发展是大学自发性和主动性的典型表现。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不是通过没有知识基础的低层次服务实现的，而是以其高端的、独特的、内在的学术性为基础的。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课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加州大学为个案”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2]ClarkKerr.theGreattransformationinHighereducation,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1.61,310.
[3]王旭东.社会服务,地方高校的边界在哪里[n].光明日报，2013-9-18.
[4]大卫•科伯著，晓征译.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5
一、吉安地区士绅与社会文化研究
吉安地区历史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关于吉安地区士绅与社会文化研究，较早的有美国学者达得斯的《明代社会：十四至十七世纪的江西泰和县》，主要探讨了吉安地区士绅结构的演变及其在地方和中央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的变化。英国学者何安娜在《吉安士人与宋元明地方社会》一书中对南宋至明吉安地区的士绅参与地方社会文化活动诸如庙观、书院的建设、修缮与属文，以及他们在地方基层社会组织诸如宗族、乡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作者尤其注重探讨士绅在这些文化活动中的认同意识，包括社区认同，地域认同乃至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吉安籍学者衷海燕有一系列较为全面的相关研究。如《儒学传承与儒学实践――明清吉安府士绅研究》，该书运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对明清时期吉安府士绅的书院讲学，宗族实践，乡约等文化活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既有全面讨论，也有个案研究，可算作是一部吉安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断代史。但其只是专注于士绅与儒学，而忽略了对儒学与佛教、道教等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的考量，无法全面的展现区域文化变迁过程。
总体上说，吉安士绅继承并发扬了宋明儒在儒学上的新创造与新理论，并运用在诸如书院，宗族，乡约等文化实践活动中，这些已有相当研究。但对于士绅在地方文化建构过程中是怎样处理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又是怎样在不同的认同层次下去维护乃至重建社区文化秩序，还缺乏相关的研究。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6
关键词:研究阶段;区域转轨;区域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21-02
1．研究阶段总结
市场化研究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成熟。美国传统基金会､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自由化研究成果为各国市场化研究者所推崇并广泛应用。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市场化研究应以自由化研究为主旨[1]，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改革，国内市场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自由化为主旨的研究，而是与转轨改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内市场化研究具有双重工具理性，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计程计价器，另一方面是判断转轨进程的一个尺度。国内市场化研究从1992年开始以来，横向的研究领域与纵向的时间进程相结合，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理论界定与框架初构阶段
对市场化的理论界定，主要包括市场化的概念､内涵､类型､条件､形式､动力､研究方法､测度指标体系等，盛洪､卢中原､胡鞍钢､贾明德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
1992年11月，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盛洪即开始了对市场化的研究。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与边界分析出发，界定了市场化的条件､限度与形式[2]。该文虽是对一般意义上市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但对国内学者从理论上认识市场化有重要启示意义，从而开启了国内的市场化研究。1993年，卢中原､胡鞍钢首次运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与经济稳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粗线条的测度指标体系，首次对国内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虽然其测度结果过于乐观，说明指标的设置尚不尽合理，但其研究开了市场化测度的先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贾明德对市场化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理论研究。研究者从东西方市场化道路的比较分析出发，对中国市场化的动力､类型､方式､道路等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这一命题并进行了阐述。
上述研究不仅对中国市场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而且也确立了我国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框架雏形，为以后的市场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属国内市场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1．2实证测度与制度改进阶段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实证测度，以测度过程和结果为依据进行分析，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进行体制比较，探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并加以改进，是该阶段研究的主体。陈宗胜､樊纲､顾海兵等的研究成果是该阶段的代表性文献。陈宗胜等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体制总体市场化进程､经济体制各构成部分的市场化进程､经济中主要产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依据对测度结果的分析，找出了各该研究对象在实践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4]。其研究成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被光称为近年来市场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其研究“具有一定开创性，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5]。在陈宗胜等进行市场化绝对值测度的基础上，樊纲等联合全国各省､区､市30多位专家进行了“中国各地区2001年市场化进程”课题研究。该研究运用各地区各阶段相对指数对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排列了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序列。此前，樊纲､王小鲁等还就中国2000年市场化指数进行过专门研究[6]。在测度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形成及其缺陷，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上述研究中前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绝对数值测度法，后者采用的是市场化相对指数测度法，分别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测度的两种方法。在市场化测度结果的判断方面，顾海兵根据国际通用判定标准，依据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体系[7]。
1．3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佐证阶段
适应加入wto后国家及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需要，为中国及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提供学理依据，是该阶段研究的主旨。2002年，李晓西等接受原外经贸部委托，借鉴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市场构成及演进的特点，对中国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出“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8]。因其成果被学术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广泛采纳，作为中国回应反倾销诉讼的学理依据，所以，其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2．区域市场化:一个研究趋势
从最终趋势来说，转轨完成后，国内市场化研究的主旨无疑应是自由化。但中国的转轨在目前看来仍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趋势研究的边界仍存在于转轨进程中。因而，既适应改革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理论指归功能的理论命题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2．1区域转轨:一个新的理论命题
在全球存在二十多个转轨国家的情势下，国家转轨是理论视野之内的当然命题。然而，对一个转轨国家，尤其如中国内部的区域而言，是否存在转轨任务抑或转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呢?或者说，提出区域转轨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这是一个转轨经济学的新命题。本文认为，这一命题是成立的，成立的依据与意义在于:(1)当前，中国经济形态表现为典型的“非平衡转轨经济”[9]。国家是由区域构成的，国家的转轨进程亦是由不同区域的转轨进程构成的。(2)国家的转轨是宏观意义的､体制的转轨，而区域转轨更多是中微观意义的､市场主体意识及行为方式的转轨。由于客观的区位资源因素及主观的政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反映区域转轨进程的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于区域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及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因此，国家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力，而区域转轨主要取决于制度实施力､制度促进力。(3)国家与区域(政府)均是制度供给组织。此前的转轨过程中，区域倾斜政策对区域差距的形成产生了较大作用，国家(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加入wto后，政策倾斜将由区域转向产业进而转向阶层，在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将更多地扮演主导性角色。区域政府主导性的凸现使区域转轨成为一个更显见的理论命题。(4)转轨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区域均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变迁特色。区域转轨命题的提出与研究，可为不同区域探寻制度变迁路径，调整制度变迁走向提供依据。
正是区域转轨这一命题的成立，为区域市场化研究提供了前提。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工具理性因而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2)以区域市场化程度反映区域转轨进程;(3)通过市场化研究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转轨进程之间的关系;(4)为区域间制度变迁提供借鉴､依据。
2．2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对国内十数年来市场化研究的文献回溯表明，以国家整体作为对象的市场化研究在我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测度框架，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市场化研究的理论指归功能，但是，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和加入wto后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国内学者并未根据区域的中微观特点进行市场化研究。至于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类型､性质，运用制度范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制度改进策略者更是少见。一些研究虽涉及了对区域市场化的零星研究，但研究的体系､方法仍是与国家市场化相同的。如在市场化测度中，一些学者用国家市场化测度指标与方法对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因测度对象的层次､性质迥异，其结果的客观性自然值得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天则研究所2000年3月12日召开的“关于省区市场化的测度”研讨会上，众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我国省区之间的市场化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省区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既源于中央政府的策略性考虑，也来源于地方各级政府改革推进努力程度的不同”。“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显然有益于我国的改革实践。”[10]这一认识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改革实践对区域市场化研究的需要，从而进一步说明，当国家整体的体制转轨进入既定轨道后，区域的转轨便成为了改革的中心议题，而区域市场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市场化研究的必然走向。
3．结语:区域市场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区域转轨进而区域市场化这一理论命题成立的前提下，区域市场化研究应着重考虑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
3．1立足市场化研究既有成果，厘清国家与区域在制度安排､实施与变迁中的性质与特点
国家对制度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制度建设力，而区域对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区域所具有的制度实施力与促进力方面。这一特点是区域市场化有别于国家市场化的根本之处，决定着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方向。
3．2构建区域市场化理论体系
根据国家市场化在各个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构建区域市场化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区域市场化的主体､动力､条件､方式，道路等。
3．3指标设置与实证测度
指标设置应以区域市场化的性质与特点为基础。与国家市场化相比，除设置反映经济一般特点的基础指标外，应重点设置反映区域市场主体市场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指标。同时，将区域文化传统､特色经济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指标体系中加以反映。对区域而言，数据资料的收集相对较国家容易，因此，在测度中更应注重实证调查，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应注重不同区域市场化测度过程与结果的比较分析，以探寻相应区域制度安排与实施中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同时，通过区域间比较，了解区域转轨进程，进而对区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完善。这是区域市场化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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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7
关键词区域研究文化研究中国研究本土化
全球化时代的学术转型日新月异，对学术转型的关注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区域研究（areastudies）是随冷战而首先在美国出现、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多学科研究，在西方人文与社科学术界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和全球影响。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则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左翼的人文思潮，到了90年代在美国逐渐兴盛，中国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研究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开始式微，而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崛起的时代。当然文化研究并未强大到取代区域研究的地位，而且两者之间相互不交叉处颇多，故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研究正在或者已经取代了区域研究。但是把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放在历史演变的框架下来做一番福柯式的学术考古学或谱系学分析，则有助于了解学术与政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从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试探讨一些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课题。学术转型对中国的关注，提出了中国是否从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的转向问题。本文希望就此机会提出这个问题在人文领域的重要性，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①。
一、现代性、冷战、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作为美国社会人文学科的跨学科领域，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本是20世纪“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较量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有必要放在现代性（modernity）或者说总体上的现代化过程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福柯指出，现代性除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即通过科技进步来改造和征服自然乃至创造自然（现在则更多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如何治理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观点②。现代社会把社会加以分层，使不同的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分而治之，各个领域取得相对的自律、自主，自我发展。这是现代性的主要过程。政教分离就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社会特征。韦伯把它描写成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祛魅”，以自然人的平等契约关系来取代神权和封建皇权的等级关系。福科的生命政治学正是指现代社会里人的区分（separation）。现代性的标志是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是世界市场，背后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占领。福柯讲的现代性区分就是种族（race），是按照人的肤色来区分高下等级的。支配现代化的是欧洲白人，其他种族如黄种人、黑种人等都被归结为劣等种族。今天社会学中的人口研究（demography，populationstudies）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重要延伸。肤色是一个自然的划分，再深入一点就牵涉到人的“族裔”（ethnicity）问题。它可能是同一个肤色、同一个种族，譬如说都是白人，白人里有东欧的、西欧的、南欧的，需要区分清楚，因为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创立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依据。除了种族和族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性别（gender）。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关注的是人的群体区别，现代社会根据种族、族裔和性别来分别治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比生命政治学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理性化过程，或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倾向，它使西方得以发展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过程中，对世界的划分跟西方内部动力的世俗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西方划分世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任何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只会让我们陷入意识形态的怪圈。
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近几年在讨论现代性这一话语的时候好像提得越来越少了，似乎已经过时了，是属于冷战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的话语。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和忽略的。没有地缘政治，也就不存在现代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所谓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西方列强在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的。生命政治、地域政治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跟今天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学术和知识构成用福柯的视角来看都反映了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不把握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区域研究和现代性的关系。
区域研究是冷战之后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两极世界，而且这个两极世界基本上都扣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即“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对抗。这就导致“冷战”的地缘政治老是罩着一个意识形态的面纱。这个局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淡化。但不应忘记的是意识形态曾经笼罩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之久。二战以后，冷战变成国际政治中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地缘政治上是两极分化。冷战就是西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背景。区域研究随冷战应运而生。
二、权力和知识的网络：美国政府与区域研究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又开始上升。西欧复兴，美国也开始走向一个战后比较宽松的阶段，各个社会人文学科也开始强调自己的自律、自主。学术开始恢复建设。在这样的氛围里，有一些实用性强、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本身的积极反应，因为它们正在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独立、自律。如果要想研究某个区域如苏联东欧，到底如何研究呢？仅仅由俄文系或地理系的人来研究吗？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要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局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一词现在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受到空前重视，而在冷战初期跨学科研究却是很不受欢迎的。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作“自由世界”的领袖，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很紧急的措施，要了解和研究苏联。区域研究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干预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早期苏联研究靠美国政府干预、财团的支持，然后是学术界的一些呼应。1948年卡内基（美国著名的钢铁财团）基金会给哈佛大学提供了七十四万美元的基金（相当于现在的七百万美元），建立了俄国研究中心。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福特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支柱）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用来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域研究。在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或者战略研究机构是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它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主任威廉·道纳文（williamDonovan）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建立者。道纳文和美国参议员乔治·坎南（GeorgeKennan）、约翰·戴维斯（JohnDavies）等联名写了很多的法案、提案，要求跟大财团联手，推动区域研究。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
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ResearchCenter）为典范展开了大规模的区域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菲利普·莫斯利（phillipmosley）与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关系极其密切，长期担任官方和军方的战略顾问和秘密官员。1953年，莫斯利在哥伦比亚主持了一个大规模“苏联研究学术会议”（ConferenceonSovietStudies），集中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苏联和区域研究的学术精英。会上有一个专题“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研究”纠集了一批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学者，奠定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各著名高校纷纷建立了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从此，以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与主要研究古代典籍的西方汉学（Sinology）开始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到20世纪末期蔚为大观，成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学科中的主导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6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有关的经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中心，其研究经费中有大约96％到98％均来自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些中心除了作大量政策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以外，对基础学科的建设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犹太裔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被视为现代西方传播学之父。1946年他在《宣传、传播与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科学”。他是哥大“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ofappliedSocialResearch）的创立者，这个机构便是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直接资助的区域研究机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实际上最早是从事应用社会研究的，他的研究经费有80%以上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麻省理工学院也于1953年成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Studies），开始时全部的经费都来自中央情报局。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直接资助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接受中央情报局一分钱的直接赞助。现在美国的立法已经不允许中央情报局直接给学术单位提供经费了。它可以给学者个人，某个研究机构的个人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做某些具体的项目，但作为研究机构层面的资助已经被法律否定了⑤。
尽管如此，区域研究在美国形成了一张很强的权力和知识结织的网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权（state）、情报部门（intelligence）和基金会（foundations）来提供区域研究的资金来源。区域研究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就开始有不同的分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区域研究和地区分析（areastudiesandregionalanalysis）；一个叫区域研究和比较分析（areastudiesandcomparativeanalysis），就是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国家和未工业化的国家、现代化国家和未现代化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与自由国家做相互比较的研究；最后一个叫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areastudiesandglobalstudies），把研究放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目前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框架，区域研究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nationstatebased）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目前强调更多的是无边界的世界（theworldwithoutborders），而且现在处于一个信息革命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文化上强调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强调各个不同族裔的独立性、自主性（independenceofethnicity）。时代的迅猛变迁，似乎使区域研究走向边缘化，开始衰败了。
三、区域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冷战与发展
区域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范式就是冷战，把反共作为主题，采用比较分析和研究方法，以极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来批判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有一个有意思的背景。二战时期有很多的犹太学者从德国逃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美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哲学家纷纷跑到美国加州。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者，如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到了美国以后就把他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分析经验、对纳粹的批判视角基本上照搬在对苏联的研究上，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体制和纳粹德国的体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些犹太学者并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缺乏直接的体验，基本是道听途说，停留在对苏联的表面的了解。斯大林的苏联尽管有高度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一面，但是苏联立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所提倡的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为这些犹太学者所见的。他们认定苏联跟纳粹、希特勒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反共的范式的一个很强烈的知识背景。
区域研究的另一重要范式是有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所谓的“发展”（development）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是与发达和不发达、工业化和非工业化一样的很大的分野。二战结束后，西方要重建一个世界新秩序，如何来重新划分世界？二战后，除了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过去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毛泽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基本概括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后，首先面临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发展的问题特别敏感。拉美应怎样发展，建立一个怎样的模式？美国许多学者花费很多的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最著名的研究发展的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因此建立起一个“发展”的学派。亨廷顿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亨廷顿最近这些年搞出了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使他再度名声大噪，但最早出名的是有关发展的理论。
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计划”和在亚洲的“开发计划”。亚洲开发银行就是那时成立的。美澳新条约是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手段，由此衍生的“亚洲—太平洋圈”（asianpacificRim），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区域经济圈，其来源即是冷战。此外还有美日安保条约、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等，把整个亚洲都纳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计划。这个发展的范式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范式，跟冷战的范式息息相关。随着美国和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家，叫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newlyindustrializedCountries），特指中国周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一个东亚现代化“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根本上讲是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大战略的产物，没有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大量政策扶植和优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和发展的两种范式均适用于中国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哈里·哈丁（HarryHarding，中文名字叫何汉理）在1999年举办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五十年”的学术会议上，总结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⑥。第一个角色就是商务顾问和咨询（businessconsultant）。他说这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越来越频繁。他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将要有更迅猛的发展，中国研究肯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是情报分析（intelligenceanalyst），这一向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强化。第三个就是传媒资源（mediasource）。美国的学术界跟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传媒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来了解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塑造、如何表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倡议（policyadvocate）。他们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囊团（thinktank）。最后一个比较有意思，叫做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就是要让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针对中国来鼓吹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这跟左翼色彩的赛义德（edwardSaid）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那样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是要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则要向一个“不自由的、缺乏人权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宣传自由、人权、民主的理念。所以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都有着此类的很强的使命感，就是怎么样使中国“变色”，使中国和平演变。这是研究中国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汉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搞情报、参与政治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接纳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制。
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现代中国的特别是文学和历史领域，冷战的范式是特别突出的。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氏得到美国军方资助为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编写的中国小册子的命题之作。虽然夏氏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唯美主义方法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其鲜明的冷战反共立场却非常突出，夏在其台湾版中译前言里特别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强调他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⑦。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译介西方汉学成果，在普遍的学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往往忽略了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四、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
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的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party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其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激进的社会改造。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
上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社会运动跟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当时有一批法国和德国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十分向往中国，把中国革命视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和有别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这批向往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一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萨特、德里达、福柯等都曾经非常向往中国革命。福柯和德里达的老师阿尔图塞对中国革命则充满了崇拜。这批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后来化为了哲学和理论的思考。他们对于“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颇有微词，但仍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批激进的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但美国青年相对浅薄些，经验主义的传统使他们很少做深刻的哲思。他们向往中国，就想到中国来，干脆就学起汉语来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无法到中国来，他们于是就找到在美国的华人教汉语。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多数有着深仇大恨，一边教汉语，一边教美国青年反共的理念。60、70年代这些很激进的美国青年最后都到了台湾，后来变成了汉学家，把区域研究的大旗祭起来了。这批人对中国了解比较多，知道了中国“文革”的一些真相，但又不是知道全貌，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的都是“文革”中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他们从崇拜到怀疑、到憎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许多人今天成为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前面提到的哈里·哈丁等，现在都是哈佛、耶鲁这些一流大学里面研究中国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三四十年前他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真诚地热爱毛泽东、热爱胡志明，向往中国革命，充满乌托邦的情愫和幻想。但到后来他们却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跟左翼无缘，多半是认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shifts），在人文学科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什么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现在都特别重视文化问题。如当代西方最知名的社会学家安托尼·吉登斯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communities）等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均从文化、历史以及叙事的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的典范。他们的成就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像极为晦涩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样的名词，现在已经被推延到各个学科里面，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消解和疆域重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已经蔓延渗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五、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
从理论消费国到理论生产国？
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后学”大气候和氛围下面，必然出现了新的突破和路径，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电影研究最全面彻底地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接轨”，许多重量级的美国学者如杰姆逊则把中国（包括台湾）电影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但是总体上美国的中国研究依然跟文化研究处于互不交叉的状况，在量化和经验主义实证研究占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的学者从理论基础和知识基本预设到研究方法，依然拒绝与文化研究对话。然而，中国作为研究的主题，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却向固守阵地的中国研究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研究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theoryconsuming），几乎从未产生过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一般说来，中国研究学者均把现成的理论拿来套用，如反共的、反极权主义的范式。20世纪末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时，大量套用冷战二元对立的范式，把中国的领导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把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人为对立起来。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固定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很多是无法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由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非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重视⑧。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的（theoryproducing）国家呢？现在的问题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
但是在人文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近年来许多西方重要的人文学者包括杰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频频访问中国，许多大型国际会议也跟西方重要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合作。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与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等合作，先后在北京和美国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力图展开西方人文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绕开西方汉学的直接对话。但是惟一例外的是杰姆逊，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话题来讨论。其他西方学者来华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中国推介他们的观点，未见有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更遑论深入的思考。他们主要的障碍是对中国缺少了解，以及西方学术机构的专业化分隔，让他们这些研究西方的学者难以越雷池进入中国领域。但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的例子，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斯蒂格利兹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则说明西方人文学者对中国兴趣缺乏的问题所在。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科学，思想与认知的基础更为强烈地反映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使研究者很难脱离自己的局限。此外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文研究中，人文研究对象以及其对象国自身学术界的因素也很关键。就中国而论，多年来跟西方在人文领域里的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即中国大量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加上本文前述冷战模式对西方中国学的制约，西方主流人文学者与中国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的途径，中国学术界需要把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做新的反思。中国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和介绍是规模空前的。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同样如此。文化研究首先被当成西方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潮流或时尚大量引进和译介推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译本和中国学者自己所做的文化研究论述。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以及“后学”理论对学术、知识与权力的批判与反思，也给中国学术界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反思性的批判思维正在中国学术和知识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是西方的社会与人文学术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主自律的神圣殿堂，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在建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时候，引进借鉴西方是必由之路，但反思性批判思维（也同样来自西方）不可缺位。西方至上的新西方主义神话必须破除。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对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于西方的“本土问题”，到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区域研究，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纯学术的跟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科学）时，它的现实感在哪里？这种新的知识框架的出现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权力结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学生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①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2006年5月25日演讲的修改稿。清华大学外语系生安锋博士帮助整理了演讲稿，特致谢忱。
②Cf.michelFoucault，HistoryofSexuality:thewilltoKnowledge，Vol.i，newYork:VintageBooks，1990.
③Cf.o’Gearoidtuathailetal.，theGeopoliticsReader，newYork:Routledge，1998.
④BruceCumings，“BoundaryDsplacement:areaStudiesandinternationalStudiesaftertheColdwar”，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Honolulu，april1114，1996.
⑤Cf.timothyGlander，originsofmassCommunicationsResearchduringtheamericanColdwar，Lawrenceerlbaumpublishers，2000.
⑥Cf.HarryHarding，“theChangingRolesoftheacademicChinawatcher”，ConferenceontrendsinChinawatching，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oct.89，1999，gwu.edu/~sigur/harding99.htm.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8
会议一如既往地重视与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的合作。经常务理事会讨论，下届会议将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
一、论文主题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次会议提交论文主要涉及区域旅游开发理论与方法、区域旅游经济整合、国内外区域旅游开发案例、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区域旅游规划与市场开发、区域旅游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多个方面。
(1)区域旅游开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区域旅游开发研究的基石，本次会议此类论文数量较少，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李悦铮、李时以辽宁省为对象，按照区域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调查法、竞争力模拟法等对其旅游竞争力进行了多层面的评价，并把辽宁与国内11个沿海省市进行对比，明确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邓屏以杭州休博会主园区全面引入民营资本案例为切入点，以产权国有化和产权民营化不同投资主体的不同经营目标为分析框架，建立了“投入一产出”内生机制模型，并运用模型比较昆明、沈阳世博会和杭州休博会，认为产权民营化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新阶段我国区域旅游开发的首选策略。此外，陈文君对乡村旅游、王忠丽对休闲产业、孙诗靓对社区旅游等进行了探讨。
(2)区域旅游经济整合研究。此类论文数量较多，主要是针对某一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王三北从打造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角度，提出西北五省区区域旅游产品框架结构的构建，必须遵循先进的理念、认真研究旅游市场需求趋势的变化、综合考虑资源空间结构特点，树立大区域观念，形成区域聚集优势，把各省区纳入到大区、全国、国际旅游环线中，共同推出各具特色的综合旅游产品。徐德宽、康海钧研究了武汉实现“资源市场化、产业集团化、运营资本化和品牌多元化”的途径方法和影响；谢春山等讨论了辽宁旅游产业的区域特征，并提出了区域整合的路径；王明星以广东省肇庆市为例，探讨了历史文化资源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王伟伟认为整合沈阳世博会自身资源，与棋盘山旅游开发区联动发展，构建沈阳大旅游圈是增强沈阳世博会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关键。
(3)国内外区域旅游开发案例研究。程道品以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广西恭城县红岩村为例，详细介绍了其乡村旅游发展历程，总结了乡村旅游开发的四大特色和三条举措，并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旅游循环经济、旅游扶贫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的三大效应，并提出了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丰富旅游活动项目、加强旅游管理、打造红岩品牌等5点建议。陆景武剖析了关岛区域旅游开发的国际经验；肖星等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旅游发展的资源条件、产业基础、战略思路等，认为其可以作为海滨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王跃伟等则以舟山为例，探讨了海岛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4)区域旅游合作与竞争研究。马波认为旅游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持续转型的特点，中国主要的旅游城市或地区已开始进入目的地发展和区域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探讨了区域旅游合作的市场互换、市场共享、要素协同和一体化发展4种基本模式，认为一体化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和最终目标，并提出中日韩3国具有构建旅游合作体的基本条件，三方当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推进这个巨大工程；张文建、徐露农对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研究与发展模式作了系统综述和比较，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未来的发展变化；杨振之分析了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过境地在竞争与合作中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等重大问题对两地在旅游开发、投资等方面的影响；乌兰则提出在协调发展理念下实现区域旅游合作，就必须建立区域旅游合作的协调机制，其中加强区域旅游规划、实现政府间合作、组建合作协调机构和构建信息网络平台是关键环节。此外，郑耀星对海峡合作背景下的福州旅游发展、李平生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蒋长对行政边界地区的旅游整合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5)区域旅游规划与市场开发研究。德村志成通过对访中日本游客多年统计数据的分析，指出从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而言，实际到访的人数和市场的潜在及显在实力相比，不如预期的大，进而剖析原因、提出建议；罗浩结合江苏沿江旅游规划，提出了该项目的融资原则、渠道以及具体的融资政策建议；陈敬堂以广东怀集县为例，探讨了县域旅游规划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师守祥提出了旅游产业定位与开发的新思路；何雨基于客源市场调查结果，分析了上海城郊旅游的发展；张立生比较了旅游客源市场等级划分理论，对其应用提出了新看法。
(6)区域旅游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研究。肖升设计和阐述了旅游产业驱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动力机制整合模型，并对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不同企业的作用机制分类加以阐释；尹德涛则依据辽宁省自身的特点，提出其应重点开发的旅游产品和设施，并指出在城市规划方面兼顾旅游景观布局，避免产业布局与建设对旅游景观的负面影响。
此外，吴必虎就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及其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隋鑫对近年来国外有关区域气候变化及特殊天气事件对游客个体行为及目的地旅游需求的影响研究新进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郑建瑜就世博会大型文化娱乐活动的策划与管理方面做了初步研究；陈广万就赣州、汀洲、梅州客家文化的差异，提出了闽粤赣边区大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二、会议特点与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展望
此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较之历次会议，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区域旅游开发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细化、深化，二是区域旅游开发研究的实践导向明显。就前者而言，首先表现在对区域旅游产业经济整合的研究上，如对辽宁旅游产业的区域特征与区域整合的研究、基于系统理论对行政边界地区旅游整合探索、对沈阳后世博会区域资源整合的研究等；其次，表现在对模式模型等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上，如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旅游业驱动机制模型的研究、对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研究与发展模式的述评、对区域海岛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等；再次，也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宽泛上，如对辽宁旅游网站发展模式与策略的研究、对区域气候变迁与特殊天气事件对目的地旅游需求影响研究新进展等。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9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是从2009年确定的，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从近年才开始的。主要的研究如下：①在开发战略研究方面：王晓玲，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在环渤海经济区中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乃至东北亚的纽带、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李靖宇等人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投放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投放体系应形成由点到线、扩县成面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并以辽中城市群为腹地起到联动作用；王雅莉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几点思考》中提到应当在中央政府指导、城市政府协商、市场中介组织和企业等多个层面上逐步形成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以实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②产业集群方面研究：何艳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集群研究》中提到制定城市的差异性定位与合理分工体系、建立跨区域协调组织、按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王志等人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依托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加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对策；徐晓兰在《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到从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发展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的方法手段,从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财政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保障措施；而曹松威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的问题上则认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布局，港口与腹地联动式发展，加强城市间合作和错位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优的解决方式。③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方面，王亚丰等人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影响方式研究，经济带的城市化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空间构建四个方面。④县域经济角度研究，潘志等人阐述了辽宁沿海各县市(区)中，研究区两端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间部分；连显淼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浅探》中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布格局。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肖瑜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加强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同时李红波等人在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使其形成一个中心、一条发展主轴、四大旅游区，构建了辽宁沿海地区“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庄河―丹东线列为第一个二级发展轴。⑥沿线各城市相应研究，谷春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发展区》；王延滨《营口沿海经济带区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吴艳娟《关于锦州沿海经济带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科研人员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著作来论证，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定位发展。2007年―2009年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下：
发表时间论文名称作者指导教师专业论文来源
2007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整合研究华玉介钟磊钢工商管理东北大学
2007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研究邬冰杨青山人文地理东北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张立鹏戴慎志
邢铭城市规划与设计同济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研究高焱森李秀敏公共管理东北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与五点一线开发研究徐志坚李靖宇区域经济学辽宁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张耀光人文地理辽宁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优势问题研究陈刚匡海波工商管理大连理工大学
2009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整合战略研究赵宇飞韩增林人文地理辽宁师范大学
2009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宋洋李靖宇区域经济学辽宁师范大学
在我国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战略方面从早期在区域定位到近期的具体部分的细致分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实的具体操作的指导性更清晰。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产业的布局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分工上，这点直接导致了沿海各个地区的发展的规模是否能达到规划预期。产业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大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县域经济也有了深入的探索，由于“五点一线”的主要沿线是依靠县级市或乡镇这些行政单元组成，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具有特色。在沿海经济带的资源方面，研究广泛，比如旅游资源的研究、港口资源的研究、海洋资源、农业资源等等。针对重要的几个城市，对每个城市相应的问题分析得到解决的措施，但核心的思想都是抓住这次机会，快速发展沿线城市与乡镇，以此带动周边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学术论文研究方面，从研究学者背景看出，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事经济地理和管理方面的，而城市规划专业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该战略规划在空间上已经明确了“五点一线”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究重点放在产业的研究方面。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问题，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前瞻性，容易引起之后城市规模发展不一、经济不平衡等城市问题，对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带中某个城镇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是从产业上指导个片区发展产业类型，该产业一是从其附近大的城市主导产业定位，另一种新增的产业。在学术论文的研究当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和《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两篇文章，是以“点”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历史、现状及政策指导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探索。
综上，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中存在全面但不精确深入的问题，在沿海经济带中有全面的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每个部分详细规划设计针对每个地段的不用情况分析其发展得利弊因素，将考虑区域发展得各种因素用于某一地区，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之后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战略，指导其未来高效的开发开放。
参考文献：
1．宋欣茹、于晓霞，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
2．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宋洋，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开放开发研究，辽宁师范大学说是学文论文，2009
4．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篇10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课题研究;三通两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454（2015）01-0035-02
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实现教育现代化、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迫切需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力争实现四个新突破，即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新突破、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新突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突破、教育信息化科学发展机制新突破。然而，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具体推进各项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难题。如果巧借课题研究，把难题作为课题研究的对象，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课题的成果又会指导我们的教育信息化工作。
在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过程中，《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工程建设标准及实施方案》的制定非常困难，市域、区域、县域的教育发展层次不均衡，导致学校间的差距非常大，要想有针对性地制定标准和方案并开展工作绝非易事。怎样才能有突破性地开展工作，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棘手问题，有的地区的一些好的做法给我们信息化工作提供了好的借鉴。但因地区差异，哪些方法可以借鉴，哪些方法可以拿来，就显得非常关键。我们就把这样的难题以课题的方式进行立项，并展开研究，在研究中开展工作，化解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难题。
根据“三通两平台”建设要求，我们把“以教育均衡发展为导向，促进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作为科研课题。把本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标准研究作为重点，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与实践策略研究作为突破口，从关注信息化的基础硬件设施建设转向关注实际应用的效益和效能，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解决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重要方向，加强研究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重视教学应用与研究成果转化与推广工作的结合，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示范性、有效性和学术水平，避免低层次的重复研究;通过先行先试、探索规律、积累经验，为全市乃至全省其他地区依托教育信息化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本课题研究目标，以系统论为指导，在分析教育信息化和教育均衡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促进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标准以及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与实践策略。具体目标包括：
（1）构建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结构关系模型;
（2）研制一套面向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标准体系;
（3）提出市、县（市）区、校不同层次以信息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结合“三通两平台”建设任务，确定了课题的研究内容：从系统论的视角，对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均衡发展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信息化进程中教育失衡的表现特征和对策;在借鉴国内外教育信息化政策标准的基础上，探讨面向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政策标准;从市域、县（市）区域、学校三个层面，并以县（市）区域、学校为重点，探讨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与实践操作策略。
课题科学研究包括调研、研究、总结三个过程。资料收集手段丰富，资料分析调理清楚，针对某一课题定期举办课题全体成员研讨会，本着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边创新边优化的研究思路。科研手段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相结合，查阅国内有关区域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网上查阅），结合调查研究结果与材料，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支撑和构建本课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为探索本地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提供政策性建设和实践指导。加强实践过程中的诊断与反馈，课题小组成员要在课后积极进行调研，进行自我反思，以便调控研究进度、调整研究思路、修订研究假设、完善研究方案。
教育信息化的各个要素影响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方式影响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既包括不同教育系统的层次，也包括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不同的层面，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从质量层面影响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导致不同区域、学校、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和学生信息时代生存机遇的不公平。因此，探讨教育信息化和教育均衡发展不仅要关注条件层面，更要关注影响质量均衡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进而系统优化教育信息化的决策、发展模式，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教育信息化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关系模型与实施框架，有利于增强教育信息化的系统决策能力，进而形成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理论、新模式;
（2）面向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标准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教育信息化的标准指标体系，可对教育信息化的科学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提供借鉴。
课题对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关系结构、面向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标准以及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丰富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宏观理论体系，并为探索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提供政策性建设和实践指导，对探索教育均衡发展、缩小数字鸿沟的新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课题基于广泛的调研，对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结构关系、表现性特征等进行分析，并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重点，依托本地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工程，结合本地教育云服务中心建设与应用、“以异地远程同步备课上课系统”建设等重要任务，开展面向教育均衡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措施，形成《本地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工程建设标准》。在此基础上，课题以本区域为重点，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县（市）、区、学校三个层面的案例，分析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策略，并进一步提炼，提出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课题综合采用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和开发研究等多种方法，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贯穿整个研究的过程，政策标准和模式的研究将采用演绎和总结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和应用实践不断丰富、完善。
把“三通两平台”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课题的研究中推进信息化建设，边研究边建设，用信息化建设成果验证课题研究的方向，巧借课题研究化解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难题，两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岑健林.区域教育信息化策略研究与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9（6）.
[2]刘志耀.以信息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2（4）.
[3]赵雪峰，陈健.城乡联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