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原则篇1
在一个班级中，突发事件都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如何处理班级内的突发事件，关系到一个班级的稳定发展，也反映出作为班主任的管理能力和艺术。处理突发事件，一看能力，二凭经验，这是班主任教育机智的一个基本体现。处理突发事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所谓原则既是班级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反映处理突发事件时对各种基本矛盾关系的调整与把握的基本规律。班主任只有正确地理解并掌握整个原则体系，才能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卓有成效地做好班级工作。
一、教育性原则
这是处理突发事件的首要原则。班主任必须抱着教育的目的和心态对待突发事件，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教育全班的精神，既不能一棒子打死，又不能草率行事。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用科学的态度深入了解调查，从动因分析到全面评估，这样才能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
二、目的性原则
处理突发事件，目的要明确，既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敷衍搪塞；也不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班主任面对的是全体学生，应该让受教育的学生本人明确教育帮助的目的，什么是错，什么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从根本上医治学生心灵深处的创伤。
三、客观性原则
一个班级中的学生之间有很大差异，同一个学生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么就要求我们班主任在处理问题时，要坚持客观性的原则，不能受班主任“定势思维”的影响，避免主观随意性导致处理问题不公，从而影响到学生成长和发展，使其越错越远。
四、针对性原则
班认行应该在弄清楚事情的性质后再着手解决。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种模式。注意事情不同层面的差别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针对性要强，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刀切”。太宽泛和针对性不强的教育形同虚设。
五、启发性原则
学生接受教育不是消极被动的，应该是主观能动的。处理突发事件尤为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要随时注意启发学生改正错误的自觉性。（班主任）班主任在处理问题时不要一听到或一看到就下结论，一定要留有“余地”，调动学生接受教育的内驱力，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危害，诱导他们依靠自身的积极因素去克服消极因素。
六、有效性原则
教育的关键在“育”，在处理问题时，要注意所采取的方法，既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主观武断，更不能烦琐而无实际意义。处理或教育重要的是看效果，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往往事半功倍。
七、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是要求班主任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定要顾及到学校、家庭、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的力量步调要一致，相互配合。对学生形成连续不断进行一致性教育，才能达到良好效果。
八、可接受原则
处理突发事件不可忽视的一条就是看当事双方对处理意见或结果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不能强加于人，处理流于形式。要让受教育的对象从内心深处接受，认识到错误，进而改正。
九、因材施教原则
受教育的对象在各个方面的情况和素质是不可同的。在根据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合理的教育的前提下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的发展，是我国教育的基本要求。处理突发事件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特别和差异，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突发事件原则篇2
一、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的可行性分析
黄典剑等人认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重大社会影响的，危及安全的事件。〔3〕秦启文等人认为，突发事件是指在某种必然因素支配下出人意料地发生，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损失或影响且需要立即处理的负面事件。〔4〕综合这些解释可知，一个完整的突发事件一般包括难以预料、突然发生、必然诱因、负面影响、急需处理等五个要素。〔5〕其中，“必然诱因”的要素表明，幼儿园突发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某些诱发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必然事件。由此可见，如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突发事件的“必然诱因”，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美国学者史蒂文·芬克的突发事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突发事件要经历征兆期（prodromal）、发作期（Breakout）、延续期（Chronic）、痊愈期（Resolution）等四个阶段。〔6〕幼儿园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样有征兆期，征兆期虽时间长短不定，但给幼儿园留有可能的预测预警时间。幼儿园如能在“防大于治”“防患于未然”等危机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检查制度，在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的危机因素，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则可以在征兆期将潜在的突发事件消弥于萌芽状态。
二、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原则
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的目的是，通过危机警报使幼儿园相关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潜在突发事件信息，争取充足的反应时间，采取适当的方式杜绝或降低突发事件的伤害。〔7〕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在突发事件管理流程中承担“前哨”功能，其工作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幼儿园安全管理的最终结果。在开展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时，应坚持如下原则。
1.长期性原则
幼儿园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随机性等特点，人们对于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形式等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潜在的危机因素也会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幼儿园工作者在开展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时，要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坚持长期性原则。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安全检查和预测预警工作，及时捕捉可能影响幼儿园稳定和幼儿人身安全的潜在危机因素和苗头，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2.准确性原则
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借鉴幼儿园突发事件管理的历史经验，分析潜在突发事件相关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可能的演化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预警，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倾向。幼儿园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必须取信于人，否则幼儿园相关工作人员及幼儿家长对幼儿园突发事件预警工作的信任度就会降低，进而导致其对预警信息的熟视无睹，乃至使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功能名存实亡。为了增强幼儿园突发事件警报的真实性和信服力，警报人员必须具有权威性，警报所述内容表达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避免导致警报受众认识上的混乱。
3.及时性原则
幼儿园突发事件的突发性特点要求幼儿园在捕捉到潜在危机因素时，及时、准确预警信号，详细通报潜在危机信息，督促幼儿园相关责任人及家长及时做好消灾减灾的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避免潜在突发事件的发生或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幼儿园在预测到潜在危机因素时切忌麻痹大意、拖拉延迟预警工作。如不能及时潜在风险信号，错过挽回的最佳时机，就难以在第一时间消除潜在的危机因素，难以为提前采取有效的应急处理赢得时间，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4.重复性原则
幼儿园突发事件的诱发因素往往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可使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精确程度大大降低。同时，潜在的危机因素具有动态性，它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衍生出新问题。为了提高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准确性，幼儿园需要反复不断地追踪当前潜在危机因素发生发展的新动态，获取最新的危机信息，更新预警信息，进而提高潜在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准确性。此外，为了提高人们对潜在危机因素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幼儿园需要适度地反复潜在突发事件预测预警信息。
三、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一般流程
根据幼儿园突发事件潜在危机因素的捕捉、分析和确认过程，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通常要经过潜在危机事件信息收集、分析与预测、风险评估、应急决策、预警实施等五个步骤。〔8〕幼儿园突发事件预警的一般工作程序如下图所示。
1.步骤一：潜在危机事件信息的收集
幼儿园按照安全检查制度，采取定期和随机的方式开展全园范围和部分领域的安全检查。根据从严原则，全体教职工应通过各种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全面地排查和收集各种潜在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幼儿园在潜在危机事件信息收集方面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明确监控对象和范围；明确监控信息的收集时间和空间范围、收集方式以及收集过程要求。
2.步骤二：分析与预测
当幼儿园完成潜在危机事件信息的捕捉和收集工作之后，应及时按照突发事件评估标准对原始信息进行分析：一方面要去伪存真，确定潜在的危机因素信息，剔除无关信息和干扰信息，识别虚假信息，以免对突发事件的后续管理工作造成决策上的干扰和误导；另一方面要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收集到的潜在危机事件信息进行深度性、关联性分析。在信息分析工作结束后，幼儿园根据信息分析结果，结合本园突发事件历史记录和应急管理经验，对潜在的危机事件进行全面预测，以便及时识别、发现和判定危害是否存在。
3.步骤三：风险评估
幼儿园在对潜在危机事件信息进行分析和风险预测后，如发现有风险存在，就要及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进而评估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程度和范围。风险评估工作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确定突发事件的性质；其次，确定相应的评估方法；第三，果断实施评估，不因犹豫不决而贻误应急良机。
4.步骤四：应急决策
幼儿园相关工作人员在确定了潜在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和风险程度后，应及时启动预警决策系统，确定突发事件预警的级别，选择预警的方式和途径，确定预警的范围及受众对象等。
5.步骤五：预警实施
预警实施时，要结合幼儿园潜在危机事件的性质和范围有选择性地告知预警受众，做到公开事态实情，使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及相关幼儿家长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幼儿园突发事件预警的常用实施方式有启动警报器、口头通知、电话通知等。
四、总结
幼儿园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是幼儿园应急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该项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幼儿园突发事件规避的最终结果。幼儿园园长及全体教职员工应在严格遵守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工作的一般流程对采集和掌握的危机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最大限度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保证在园幼儿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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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典剑，等.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价〔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9.
〔4〕秦启文，等.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5〕冯宝安.幼儿园突发事件管理机制构建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6〕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
突发事件原则篇3
是由细菌、病毒、立克次体、支原体、衣原体、蛋白性感染因子、寄生虫和其他生物体引起的群体性疫病暴发。特点是：可有也可无共同的传染源。潜伏期长短由病原体特性决定。潜伏期短者，第一代病例经常与第二代、第三代病例混合存在。暴发疫情病例成簇状出现，不同病原体引起的暴发疫情临床表现不同，但绝大多数病人临床均有发热。
接种不良反应
是指接种生物制品后个体出现的一般性反应和异常反应，也包括群体性精神反应和异常接种事故。在保证疫苗质量和严格按照接种程序接种的情况下，一般性反应不会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够引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接种不良反应常由精神反应和异常接种反应引起。群体性精神性反应多发生在群体接种后，即某个被接种者出现晕针、异常反应而引起被接种群体的心因性反应。而异常接种事故则是由于接种者选择的接种部位、方法、剂量不当，或消毒不严，或超敏体质等造成。
生物性中毒事件
生物性中毒事件多由细菌、生物毒素引起，一般通过饮用水、食物发生。其特点是：一般情况下，所有病例都具有同一食物或饮水的摄入史，潜伏期较短，一致性高，病例出现时间集中。不同生物中毒的临床表现不尽相同。
化学性中毒事件
化学性中毒事件暴发一般通过食入、空气吸入和皮肤接触吸收有毒化学物质后发生。其特点是：一般情况下，所有病例都具有相同饮食接触源、毒气吸入源或皮肤接触源。潜伏期短，一致性很高，病例集中出现。如果一直暴露或反复暴露，病例会延绵不断出现。不同化学中毒的临床表现不尽相同，一般临床表现较重。食入中毒者多有口干或口吐白沫表现，吸入中毒者都会出现呼吸道症状，皮肤接触中毒者有明显的皮肤接触史。大多数化学中毒暴发病例体温不升高，但棉酚等个别化学中毒有轻度体温升高。
重大污染事件
重大污染事件是指在生产、运输、使用化学物质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辐射泄漏比较隐匿)，污染空气、饮水、环境和食品，进而对人群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其特点是：事件清楚，污染物确定，如不尽快控制、消除污染物将会对污染区内的人和动植物造成危害。人和动物接触剧毒、强刺激性污染物后，一般很快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但大部分污染物对人、畜的危害可能是一个慢性过程，甚至要通过食物链才能最终反映出来。
灾害
灾害性突发事件可以分为天灾和人祸。天灾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雪灾、风灾、热浪袭击和地震等。人祸包括大型坠机、翻船、撞车、倒塌、火灾、爆炸等。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灾害不但破坏生产、生活设施，而且损毁包括生活饮用水、食品、医疗预防等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在内的卫生、安全基础，恶化工作、生活环境，威胁人群健康。不同的灾害对损毁卫生基础、恶化环境、威胁人群健康的方式不同。
突发事件原则篇4
【关键词】煤矿企业突发事件；成因；应对策略
煤矿突发事件具有突发紧急、高度不确定性、灾难性、破坏性、继发性、信息不充分性等特性，所以煤矿企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给煤矿企业以及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47728起，死亡75572人，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死亡近万人，其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1973人。虽然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加强煤矿企业突发事件管理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煤矿企业突发事件的成因
引发煤矿突发事件的原因相当复杂,有时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1.煤矿生产系统中的危险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第一类危险源，即为静态固有型危险源，如瓦斯、顶板、水、火、煤尘、机电设备，这是引起煤矿突发事故的主要因素。瓦斯积聚超限，煤与瓦斯突出、顶板支护不严或没有支护，支架质量存在问题，落柱遇地质问题，地下水、老窖水、地表水渗透，煤尘自燃发火，电器火灾，煤尘浓度达到爆炸值，煤岩尘超过允许值，机械运动带电部分故障，起重提升设备、车辆等都可能引起煤矿突发事故。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名矿工遇难，65人受伤；2011年6月14日四川劳武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1死9伤；2010年4月26日，山西王家玲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38名工人遇难。
第二类危险源，即动态触发型危险源，如物的故障、环境因素、个人失误等。瓦斯监测系统故障，漏电、过流保护装置失效，设备安全装置失效，噪声、震动影响，通风状况不佳，温度、湿度过大，个人错觉、过失、技术不熟练等引发的突发事件。
第三类危险源，也为动态触发危险源，即组织失误，主要因为安全决策、方针政策失误，计划失误，监督检查失误，安全文化氛围欠佳，组织人失误等造成本该避免或减少的突发事件的发生。
2.管理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管理因素包括管理体制、法制建设和管理措施等。在煤矿经营管理中，若因管理或体制不合理问题而直接影响矿工的切身利益时，也容易引发矿工群体性突发事件。如煤矿针对矿工出台某项管理措施,尤其是涉及矿工利益的问题,缺乏与矿工有效的沟通,没有进行充分宣传和实施准备,没有积极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工资发放没有公开、分配不合理，干部提拔违规、处罚不当等。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矿工罢工、群访等的发生
3.社会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这类突发事件主要由社会经济、文化、民习、法律、历史、教育等因素导致管理缺陷引起的突发事件，关系图如图1。
4.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往往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如地震、洪涝暴风雪等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煤矿在遭遇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如果对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工作组织不力，对受伤害矿工的善后处置不当的话,极易引起恐慌和混乱而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二、应对策略
煤矿企业发生的突发事件严重危及煤矿公共安全。英国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专家迈克尔·杰里斯特指出:“若一个组织不能就其发生的危机与公众进行如实的沟通，不能告诉社会它对灾难正在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不能很好地表现它对所发生事故的态度，这无疑将会给组织信誉带来致命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在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安全合理的开发利用是具有必然性，且煤矿企业在公共安全建设中必须履行应对危机的责任。
首先,将危机管理融入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旗帜和灵魂，而危机管理的目的在于避免或减少危机带来的危害或损失。能将危机管理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将危机理念、企业文化理念渗透人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危机管理包括危机前的预防与控制、危机中的处置、危机评估及结果处理等。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在高危复杂环境的煤矿企业，应将危机管理放更高一个台阶，建立建全危机管理机制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
其次，预防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煤矿企业公共安全，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1.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即在煤矿企业安全建设中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应对煤矿企业突发事件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和避免人员的生命受到伤害。
2.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3.培训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培训是给员工最好的福利，煤矿企业应针对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瓦斯超标、顶板问题、机械故障等进行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救援知识培训及进行相关演习。
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应遵守5S原则，即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tHematteR、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速度第一原则(Spee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5S原则的统一才能很好的处理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利用5S原理及分割理论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关注媒体与网络的导向，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去逐步化解危机。
最后，应从三方面加强煤矿企业公共安全建设，一是优化煤矿企业管理中的组织结构，确保煤矿管理的完善；二是安全投入给予资金保障，确保安全资金专款专用，建本安型煤矿；三是完善煤矿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有效反馈。
参考文献：
[1]陈安,李铭禄.干扰管理、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概念辨析[J].应急管理会刊,2007.
[2]陶应虎,顾晓燕.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突发事件原则篇5
关键字：管辖权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一国两制，一事不再理，不方便法院
香港回归后，依照“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香港属同一之下，但是香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享有独立行政权、司法权和终审权，内地与香港实施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香港与内地的民商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冲突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冲突。其中，关于法律适用，一般适用法院地的冲突法，因此法院的确定将决定最终适用的实体法。另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以做出判决的法院有合法管辖权为前提的。可见，管辖权的确定可以影响到法律适用、可以影响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而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因此，解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一，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的现状
自从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出现了“一国，两制，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局面。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同属一个之下，但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法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存，香港、澳门、台湾都有各自的立法权和终审权，所以又形成了四个法域的局面。2004年1月1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生效实行，标志着中国创制了一种在wto协定法律框架之下，通过签订一个之内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协定，实现我国两岸四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更加加强了内地与香港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联系。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在经济贸易上的联系日益紧密，日渐成为一个整体，人员往来也熙熙攘攘，投资、合同、侵权、婚姻、继承等法律关系的联系也随之增多。相应的，内地人民法院受理的涉港案件也在增多，而根据《基本法》规定，除附件三之外的其他全国性法律不在香港适用——民商事法律不在香港适用，香港保留原有普通法等法律体系。在涉港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冲突都逐渐突显出来。如果管辖权的归属不同，就可能导致适用法律不同，进而导致判决不同，由此可见，内地与香港之间区际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关系到判决结果、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到两地经贸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区际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
司法实践中，摆在中国内地法官面前一个难题就是当涉港案件的当事人已经在香港提讼，又在内地法院就相同诉因，内地法官将如何解决涉港案件的管辖权冲突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管辖权冲突是如何产生的。依《基本法》规定，除外交、国防行为外，香港对其他一切有关香港的事务均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香港对与香港有关的民商事案件具有管辖权。关于民商事管辖权，香港延用了英国法的管辖权依据，即对人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是英美法系的概念，确立该管辖权的基础是“实际控制原则”，即两个管辖权都强调对人和对物的实际控制力。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第11条之规定，批准将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对人管辖权的行使，香港法院不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而是从“有效”原则出发确定香港法院的管辖权。对物管辖权，是法院对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纠纷所涉财产行使的管辖权。对于对物管辖权的确立，还是依照“有效控制”原则。
反观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章规定的一般管辖权，专属管辖权，协议管辖权，应诉管辖权等管辖依据，可以看出，内地不适用实际控制原则，且关于其他管辖权的范围规定也不同于香港的管辖权；因此立法管辖权的不同，是管辖权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依内地或香港的管辖权标准，分别在两地提讼的情况，包括对抗诉讼和重复诉讼.
近期司法实践中，内地与香港已经出现过多起管辖权冲突的案件，面对内地与香港之间产生的平行诉讼，我国内地法院现在司法实践是如何处理的呢？以蔡文祥（香港居民）与王丽心（内地）离婚案为例。本案案情如下：1981年蔡与王在晋江市登记结婚，1992年王
被获准赴港定居，1994年12月蔡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王提出管辖权异议称：蔡与王及子女均在香港，夫妻共有的大部分财产在香港，而且其已经向香港法援署申请离婚，且被接受交法院进行排期，所以本案由香港法院审理较为合适。晋江市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婚姻缔结地在晋江市，裁定该院有管辖权。王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审查后裁定撤销了原审裁定，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婚姻缔结地在晋江市以外，其它包括双方及其子女、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都在香港，为便利当事人诉讼和判决执行，本案应由香港法院管辖为宜。从本案的处理中，可以看出内地法院实际上在涉港案件的处理上适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则。
香港法院又是如何处理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冲突的呢？香港高等法院在newlink顾问公司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2004年5月3日，hca515/2001）一案当中做出了根据被告方申请采用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而暂停香港法院聆讯的裁定。在该案中，各被告方是在中国国内运营的航空公司。第二和第三被告方在香港设有代表处。各被告方通过其从事采购的全资子公司，与原告方就航空部件供应进行合资。合资方式是在香港设立一间合资公司，各被告方及它们的子公司随后与该合资公司签订了各种协议。随后，合资失败，合资公司进人了清算。原告主张受让合资公司的权利，并在香港对各被告方提讼，称各被告违反了协议。各被告申请北京的法院管辖本案较为适宜，香港高等法院经过听取原告的举证，认为北京法院是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裁判法庭、而且履行地、证人所在地以及文件所在地的指向均有利于北京，主要是本案所涉的分立协议是受中国政策影响的法律文书，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北京的法官更能准确地解释相关政策。因此香港高等法院暂停香港法院聆讯。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知，司法实践中，内地和香港法院在处理内地和香港管辖权冲突中都运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则。但是，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处理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原则，能否运用于区际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呢？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有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规定。那么，内地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该原则的依据何在呢？处理一国之内管辖权冲突主要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那么，在处理涉港案件的管辖权冲突时能否运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宜适用在处理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
根据古罗马法“诉权消耗”的法理，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层含义，即诉讼系属的抗辩和具有既判力的判决的抗辩；指针对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现象，前者是指当案件已被某国法院受理尚未判决，当事人一方可以针对平行诉讼提出“诉讼系属的抗辩”；当案件已被某国法院受理且已判决，当事人一方可以针对平行诉讼提出“既决案件的抗辩”。立法实践中，瑞士作为联邦制国家，有处理内部各州管辖权冲突时，规定“州的判决在全瑞士境内具有效力，其诉讼系属也成为后诉提起的障碍”。
实践中，一事不再理原则通常是作为一国处理国内管辖权冲突案件遵照处理的方式，按照先原则解决管辖权冲突；通常在处理国际案件时，一国不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原则，而通常以参加国际条约的方式，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条约义务来遵守。我国也采这种做法。
在我国，关于涉港案件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取决于如何解决“一国两制”与该原则的冲突。若强调“一国”，即内地与香港是一个之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将涉港案件作为国内案件处理，则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若强调“两制”即内地与香港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15、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和“30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做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参照本规定处理。”的规定，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涉港案件作为国际案件处理，类推国际私法的规定适用于处理涉港案件，那么在涉港案件中就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至此
，问题似乎已经明朗开来，处理内地与香港法院管辖权冲突的焦点在于将涉港案件识别为国内案件还是涉外案件。
笔者认为，“内地”与“香港”，在此处不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而是代表一国之内的两个法域，因此不能将涉港案件作为国内案件处理。关于“一国两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协调关键在于对“涉外”的解释，笔者认为，“外”不应狭义地解释为“国外”，而应解释为“法域之外”，之所以如此解释，要追溯到各国立法者为什么在涉外案件中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那么为什么许多国家都不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基本原则呢？笔者以为，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各自的冲突法、实体法、程序法很难同一，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之间法律冲突更是不可避免，所以同一个案件在不同法院审理，判决结果很可能不一致，在此情况下，若各国严格遵守“一事不再理”原则，就会造成当事人“选择法院”（forumshopping）的现象出现，就会造成谁先谁就得到更有利判决的结果，这显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法律案件的公正解决。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将“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国内案件，而对于涉外案件，一般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231条“就现已诉讼中的事件，当事人不得再提讼。”的关于禁止平行诉讼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涉外案件。笔者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平行诉讼实际上就是不同法域之间的平行诉讼，因此一国之内的不同法域之间出现平行诉讼，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则也会造成当事人诉讼赛跑现象。所以，解决区际平行诉讼，也不宜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内地与香港属不同法域，两种法律制度并存，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规定不同且实体法相异，仍然有出现不同判决而造成当事人选择法院的可能，故在涉港案件中，不宜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三，“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处理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中的运用
考虑到内地与香港属同一国家，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冲突不涉及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相比较于国际平行诉讼而言，区际平行诉讼的冲突更易于协调。另外，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可以借鉴国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因为巴图鲁斯“法则区别说”本身最早是为解决城邦之间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非国际法律冲突）而产生的，而后才发展到处理国际法律冲突的方法。另外，美国并没有独立的国际私法，实际上美国处理国际法律冲突的规则和方法来源于处理州际法律冲突的规则和方法。因此，在处理我国区际管辖权冲突时，可以借鉴处理国际管辖权冲突的方法。比如“不方便法院原则”等法院自我限制理论，即在比较衡量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由法官依自由裁量权裁定将案件交由内地法院或香港法院审理。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逐渐确立的一项原则。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诉吉尔伯特案”确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该案处理的是州与州之间区际管辖权冲突，而现在不方便法院原则已经发展成为解决联邦管辖权冲突和联邦与外国之间国际管辖权冲突的原则。并且《美国法典》（）第18章第1404（a）条规定：“当事人及证人的方便，从公正的利益出发，地区法院可以将民事诉讼移送任何其它可以提讼的地区法院或分庭。”至此，美国确定的联邦法院的移送机制，使不方便法院原则得以成文化。
在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英格兰法院一直不适用该原则，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法院才开始逐渐倾向于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英国被认为是一个权力下放的单一制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不同法域，各法域之间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也依赖于不方便法院原则。从1884年威廉姆斯诉东西铁路公司案中可以得以佐证，该案交通事故发生于英格兰，原告（受害者及其家属）是苏格兰居民，在苏格兰，被告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提出抗辩，苏格兰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英格兰、证人在英格兰、且本案法律关系准据法是英格兰法，所以本案合适的法院是英格兰法院。除此以外，1927年罗福德诉罗福德的财产托管人案中苏格兰法院也是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处理苏格兰法院和英格兰法院管辖权冲突的。
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相对应，大陆法系国家在法院自我限制理论方面，有“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预见说”，依此学说，法院以外国判决能否得到本国承认与执行为标准，如果预见到可以得到本国的承认与执行，则中止本国法院诉讼，若已经预见外国判决不能得到本国承认与执行，则本国法院继续审理。实践中，德国采用此说。
英美法系国家从审理案件的效率和国家之间礼让原则的角度，处理不同法域的管辖权冲突，而大陆法系国家从外法域判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角度，以中止本国诉讼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法域的管辖权冲突。
目前，我国立法中未见“不方便法院原
则”，也无“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预见说”的痕迹。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两便原则”，即便利法院审判和便利当事人诉讼。两便原则的基本精神与不方便法院原则是相同的。只不过不方便法院原则是特定作为法院自我限制管辖权的一种手段。另外，在我国内地法院处理有关案件的实践中，曾有适用该原则的案例，这也表明了我国内地法院逐渐接受并在实践中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趋势。但是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运用，是要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这就要求法官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宏观把握的能力，而中国内地司法现状，法官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将不方便法院原则法定化，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暂时是不可行的。但是在处理涉港案件中，我国内地法官可以就个案灵活适用该原则，并且适当考虑香港法院的判决能否在内地得到承认与执行。如果案件与香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且香港法院审理结果能够得到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内地法院就可以将案件交与香港法院管辖。
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国秩序的维护”的因素
除上述原则之外，笔者认为，在处理内地与香港法院管辖权冲突时，还应考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国秩序的维护”的因素。该思想来源于美国著名法学家莱弗拉尔（leflar）提出的“影响法律选择的五点考虑”学说，该学说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其中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州与州之间和国际秩序的维护”。笔者赞成莱弗拉尔的学说，并且有一个想法，能否将“州与州之间和国际秩序的维护”用于我国内地法院处理涉港案件管辖权冲突问题呢？笔者认为，两地法院在处理区际管辖权冲突时，应该本着“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国秩序的维护”的基本精神，从大局着眼，在确定管辖权时，以法律纠纷的处理能否维护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为标准。
五，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在内地与香港目前尚未有统一实体法和统一冲突法现状的情况下，我国内地法院在处理涉港案件的管辖权冲突时，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首先审查当事人双方是否就管辖权有约定，若有约定，则应尊重当事人的协议管辖。第二，在两地均有合法管辖权情况下，要从证据、财产、证人、当事人住所、可能适用的法律等与哪个法域有更密切联系及香港法院判决能否得到内地承认与执行的角度分析，最终确定是否中止本地诉讼。另外还应考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国秩序的维护”的因素。第三，有两地均有合法管辖权且与两地联系因素相当的情况下，按先受理原则，管辖权归于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
最后，笔者认为，司法管辖权冲突的最终解决还要求助于立法上的协调。笔者倾向于以《安排》的形式制定一部内地与香港之间统一冲突法。2004年1月1日，cepa协议的生效，使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尤其cepa协议附件四中关于内地对香港关于法律服务的市场准入的承诺，便利了香港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进入内地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两地相互了解法律文化、为进一步协调两地法律冲突、以及法律的融合提供了实践基础。另外，cepa协议的签订，也出现了两岸四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法律的协调和统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为适应两岸四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各区际法律冲突需要进一步协调是必然的趋势，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协调手段似乎就是制定一部统一区际私法。但是，处理内地与香港之间管辖权冲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赖于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注释：
i第一个诉讼的被告依据同一纠纷事实以第一诉讼的原告为被告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
ii原告在一法院后，又对同一被告就同一纠纷事实向有管辖权的其他法院再次。
iii时琴《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法学及法律适用》2004年第一期第16卷第60——62页
iv肖志岳庄智宇《香港高等法院管辖权争议判例》，载于《中国律师》2004.8.87—88页
v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348～350页。‘
vi例如法国1972年《民事诉讼法》第39条得以佐证；
vii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得以佐证；
viii李旺《国际诉讼竞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ix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页
x具体案情见：李旺《国际诉讼竞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
5页
xi/wiki
xii李旺《国际诉讼竞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xiii同上，第112页
xiv同上，第128页“德国法院在处理国际诉讼竞合问题时一般适用或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61条，同时加上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之条件。”
xv《民事诉讼法》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xvi前述蔡文祥（香港居民）与王丽心（内地）离婚案
xvii威廉·泰特雷《国际冲突法—普通法、大陆法及海事法》刘兴莉译黄进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突发事件原则篇6
一.原则
1.一领导原则：**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本单位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统一协调紧急情况下本单位人员.设备等方面的力量。
2.依法规范原则：依法明确各相关部门.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情况下的组织.协调.指挥，保证紧急情况下本单位的稳定。
3.负责原则：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别负责其主管范围内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力量不足时可请求本单位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支援。
4.以人为本原则：在发生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时，做到以人为本，确保本单位人员安全，保持本单位稳定。
5.高速高效原则：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部门应尽最大努力避免或减少对本单位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
6.工作方针
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以本单位力量为主，必要时，可请求上级领导部门予以支援。
7.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况。
8.制订依据
依据《**市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及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二.**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
1.组织体系
成立**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本单位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全面整合本单位的各种资源，全力以赴应对我单位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2.**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人员组成，组长由分管副局长担任，成员分别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
3.办公机构
**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设在局XX楼，负责本单位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日常工作。值班电话：XXXXXXXX。
4.**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市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及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2）代表港务管理局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组织召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4）根据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分析，研究决定是否预警信息或启动应急预案。
三.预防机制
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以预防为主，常备不懈。通过建立预警预防机制，分析预警信息，判断危险程度，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和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1.信息来源
本单位有关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的所有信息
2.信息分析
**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评估.分析，根据可能对本单位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应对方案和建议。
3.当各种渠道的信息显示事态的发展将可能威胁本单位稳定时，**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应报请区政府批准后，向本单位所有部门和人员预警信息。
4.预警信息的渠道：通过发通知.打电话.口头告知等方式。
5.预警预防行动
预警后，**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应采取相应措施，做好应急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工作。
（1）**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态势，及时作出反应；
（2）相关部门加强值守，采取防范措施，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组织好应急保障队伍，随时待命；
四.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
1.**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对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进行评估，分析事件对本单位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及紧迫程度，提出处置方案和建议。
2.发生突发事件时，按照预案组织实施，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上报。在必要时，报上级要求志愿。
3.当紧急情况消除，本单位稳定，解除应急预案。
五.后期处置
1.对在实施预案应急行动中造成的伤病人员进行医治。
2.对因在实施预案应急行动中造成财产损失，由预案应急行动实施单位负责恢复和补偿。
3.应急行动的总结在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港务管理局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对应急行动进行评估.总结，并提出改进意见。
突发事件原则篇7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应急法制，对策建议
一、公共危机凸现我国应急法制的薄弱环节
SaRS疫情等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是一种突发事件，但突发事件不限于传染病流行，它的范围非常广泛，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骚乱、恐怖事件等社会性动乱，火灾、环境污染、核事故等人为事故，以及战争等等。这些突发事件具有如下特性：一是突发性或非预期性；二是巨大的危险性；三是紧迫性；四是不确定性。它们的出现往往导致公共危机，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加以特殊的应对和管理。
“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幷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简言之，危机管理＋利益平衡，这就是应急法制（contingencylegality）的基本功能。
应急法制具有许多特点。主要特征有五：（1）权力优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与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权力相比，与法定的公民权利相比，行政紧急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和更大的权威性，例如可以限制或暂停某些宪定或法定公民权利的行使；（2）紧急处置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即便没有针对某种特殊情况的具体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也可进行紧急处置，以防止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受到更大损失；（3）程序特殊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过程中遵循一些特殊的（要求更高或更低的）行为程序，例如可通过简易程序紧急出台某些政令和措施，或者对某些政令和措施的出台设置更高的事中或事后审查门坎；（4）社会配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有关组织和个人有义务配合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幷提供各种必要帮助；（5）救济有限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后，如果损害是普遍而巨大的，政府可只提供有限的救济，如适当补偿（但不得违背公平负担的原则）。具有这些特点的应急法制，不言而喻也具有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
已经过去的SaRS危机以及还将不断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逐渐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远不适应危机管理的客观要求。例如，在SaRS危机下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使界限和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被隔离人员的权利保护，财产征用的损失补偿，公民的出行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集会权、劳动权、经营自等宪法权利和法定权利能否以及应如何加以限制或暂停行使，以及如何加以补救，这些方面都存在应急法律规范缺口多、执行不到位、救济不力等问题，因此某些权益纠纷发生后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应对SaRS危机等公共危机管理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和启示。
二、我国应急法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我国应急法制的基本构成
我国从1954年首次规定制度至今，已经颁布了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各地方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又颁布了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从而初步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律规范体系。这主要包括：
1.战争状态法律规范。例如《国防交通条例》、《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兵役法》、《预备役军官法》和《人民防空法》。
2.一般的紧急情况法律规范。涉及到某些单行的紧急状态法律规范，如《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26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第21条、《法》第2条、《专利法》第52条等等。此外在我国批准和签署的国际条约、协议中，涉及到一般紧急状态法的多达20余个。
3.恐怖性突发事件法律规范。恐怖性突发事件在一般紧急情况中危险度最高，但我国至今尚无国内法意义上的专门的反恐怖法律出台。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联合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通知》以外，反恐怖机制主要体现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协议。
4.骚乱性突发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法律规范。我国现阶段应对骚乱的主要法律是《法》，还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第13条、《民兵战备工作规定》第39条等等。
5.灾害性突发事件法律规范。目前我国的灾害性突发事件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地震灾害法律；（2）洪灾法律；（3）环境灾害法律；（4）地质灾害法律。
6.事故性突发事件法律规范。我国关于事故防治的立法范围非常广泛，立法形式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主要的事故防治法律包括：（1）交通事故法律；（2）核事故法律；（3）公共卫生事故法律；（4）火灾事故法律；（5）生产安全事故法律.
7.公民权利救济法律规范。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由于公共危机的行政应急措施受到损害之后的补救机制，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和补偿方面的法律规范。
不言而喻，上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律规范体系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实施机制和制度相配套，才能有效地发挥出应有作用。
（二）我国应急法制的问题分析
上述情况表明，从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在构建突发事件应急法律体系方面具有一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现行宪法、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应急法律规范。这为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依法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1]但是，相对分散、不够统一的应急法制还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
1.缺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基本法律作为“龙头”。仅仅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分别立法，难免造成立法冲突和矛盾较多，下位立法容易出现“恶法”现象。这种模式缺乏纲举目张的效果，降低了危机处理能力。中央一级以应急性行政立法为主虽然保证了突发事件由行政机关应急处理的特点，但由于缺少上位基本法的控制，难免出现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而且各部门都针对自己所负责的事项立法，“各扫门前雪”，缺乏沟通和协作；同时，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地方立法“以邻为壑”，大大削弱了处理突发事件的协作与合力。
2.一些领域的应急法律规范仍不健全。比如国防动员法、一般的紧急状态法、恐怖性突发事件法，在我国至今仍是空白；骚乱性突发事件法，虽然有《
法》的规制，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是针对较为严重的骚乱事件所采取的一种较为严厉的应急措施，其一旦运用将对国民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带来较大的紧张，故仍有制定一般性骚乱应对法的必要；事故性突发事件法和灾害性突发事件法虽然在我国发展得较快，但也存在过于分散的问题。
3.许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表现为在内容上较为原则、抽象，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办法相配合，尤其是紧急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严重不足。多数突发事件应对处理立法在给应急机构配置紧急处置权力的同时却忽视了权力控制和对紧急权力造成的伤害后果的救济途径，忽视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与监督关系，忽视程序性约束机制，忽视发挥下级机关和非官方机构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4.亟需清理现有的应急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缺乏上位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在于未能重视法律规范的清理工作，如法律的修改、修订、废止、解释等等，从而影响到应急法律规范的应有作用和潜力的发掘。我国在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的时候，需要对现有法律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突发事件”、“紧急状态”、“危机管理”等等作出解释，这也是重要的清理工作任务。
5.已有的应急法律规范执行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行政不作为、难获救济等等。以公共卫生应急法律规范实施情况为例：《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幷应及时公布和通报；但2003年SaRS危机期间正式公布的北京地区SaRS病人和疑似病人的数量在2003年4月20日于北京召开SaRS新闻会前后差别极为悬殊，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有关方面对此作出的一个解释是北京地区众多医院分属北京市、卫生部等部委、部队这样三个条块，各自收治和留置观察的SaRS病人与疑似病人难以准确统计幷及时公布出来；但实际上十多年前出台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九条已规定，军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以法定通讯方式和在法定时限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幷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当然地方医卫机构也须如此）；可见，实际上当时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法定制度（尽管不完善），统一地进行数据统计本不成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有的地方、部门及公务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各行其是。
6.公共应急法制的实施环境有待改善。从实践效果来看，公共应急法制的社会基础条件，如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等等，亟待进一步改善。[2]这也是造成已有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保障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我国应急法制建设滞后无疑是诸多原因使然，但从思想指导上来看，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都忽略了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或曰理论误区。窃以为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既制约了我国应急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3]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规范甚至停止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当然，为防止行政恣意和滥用权力，现代行政法治对行政紧急行为也提出了现实性、专属性、程序性、适当性的要求，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运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
三、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一个深层原因
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无疑是诸多原因使然，但从思想指导上来看，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忽视了行政应急性原则在整个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或曰理论误区。各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注意将行政应急原则列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含义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行政领域法律关系始终，调整和决定行政法主体的行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原理和准则，起着保证行政法制统一、协调和稳定的重要作用，直接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遵守、监督、救济等制度环节的运行发展。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可概括为行政法治原则，具体来说可将其大体解析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公开原则，以及行政公正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等等。学者们对此见仁见智，并无定论。这里择要加以讨论。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是指行政权力的设立、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要求，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行政主体必须严格遵行行政法律规范的要求，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行政主体应对其行政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合法性原则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方面的要求。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的行为不仅应按照法定条件、种类和幅度作出，且其行为应符合立法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符合全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社会公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为应当符合立法目的、出于正当考虑、合乎情理公德、彼此关系协调，否则应承担一定的后果。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规范甚至停止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条款实施的行为。当然，为防止行政恣意和滥用权力，现代行政法治对行政紧急行为也提出了现实性、专属性、程序性、适当性的要求，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运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
（二）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导致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及其消极影响
由上可见，理应由行政应急性原则和其他一些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内地出版的许多行政法教科书在阐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时，往往仅提及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再把行政应急性原则（以及其他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研讨。窃以为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既制约了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不利于行政法理论的全面发展。
例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多年来在行政主体制度建设和理论体系上，就难免忽视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地位、构成、职能、职权和工作制度（如各种应急预案）的研究和安排，也没有未雨绸缪地做好相应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至于SaRS疫情危机出现后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一时间显得非常被动，不得不支付本可避免的巨大社会成本，个中教训非常深
刻。
再如，在出现SaRS疫情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可否根据实际需要实行紧急行政程序，灵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包括各种应急性的行政指令措施和行政指导措施？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过去对此也没有形成共识，或者不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务工作者普遍知晓，也造成了危机管理工作某些阶段的非常被动。
又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关于政府机关采取的危机管理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如何加以救济，过去就未能完善有关的监督与救济规范，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难。例如紧急征用行政相对人的房屋、设施等财产用于SaRS疫情隔离地点或防疫医务人员轮换休息场所使用，应遵循何种程序，如何予以补偿，发生补偿争议通过什么渠道和程序加以及时裁断和救济？此类财产权纠纷问题出现过不少，如果解决不好，难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应急措施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不利于保持良好的官民关系和政府形象。
（三）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
表面看来，在面临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实施行政应急措施，特别是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行政机关行使一系列在常态下不能行使的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甚至暂停公民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实质法治主义要求的、利大于弊的危机管理举措，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公民权利。
因此，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按照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出龙头性的《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作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法律规范体系，把应对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在突发事件导致公共危机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应对危机时，应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及时采取公共危机管理所需的各种行政应急措施，同时予以及时和充分的权利救济，更加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有效行使并受到有效制约，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地发展。
四、若干国家应急法制的特点与趋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考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瑞典、俄罗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情况，笔者发现这些国家的突发事件应急法制，从总体上说具有如下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
1.应急法律规范的专门化、体系化。相当一些国家具有一部统一的紧急状态（或危机管理）法律，通常规定宣布紧急状态权力的行使主体、程序、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以及权利救济等内容。它是突发事件应急法制领域中的“基本法”，能够在由于复杂原因产生的紧急状态中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制以及程序规范。除了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以外，许多国家还针对各种具体的紧急情况制定了各类单行法。
2.机构人员的专门化、专业化。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体制和机构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一是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模式；二是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模式；三是新加坡在国内事务部下设立民防部队的模式。不管是哪一种模式的国家，大都有一个专门从事危机管理的政府机构作为核心。例如在加拿大，从联邦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紧急事态的处理工作，其核心机构就是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与危机准备局；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在危机应对机构设置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即在中央设立更高层次的、统一的、实体性的危机管理机构（如国土安全部）。公共危机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是与公共危机管理机构的专门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瑞士国家应急中心（neoC，nationalemergencyoperationsCenter）是瑞士联邦应对各种类型的突发性事件的专门技术中心，现有工作人员都具有某一方面的技术或专长，例如是物理、化学、地理、测量、气象、能源或通讯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3.危机管理体系出现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许多公共危机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机构（诸如警察、消防或医疗机构）单独可以应对的，它们需要来自不同部门和机构的联合与协调，故须以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的管理体系来应对危机。以瑞士国家应急管理中心为例：该中心的运作往往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通过直接的沟通渠道与国家的一些部门、机构如核电站、州警察指挥中心、瑞士广播公司的地方播音室等合作，其运作网络分为国内和国际合作两个方面。
4.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应急管理行为程序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常言道：实体公正难以预期，程序公正更为关键。从各国危机管理实践中可以发现，危机管理行为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和准则，政府机构所制定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须议会的立法作为根据，这有利于保证突发事件应对处理措施的正当性和高效性。从立法的内容上看，一般都包括政府机构处理突发事件的权力来源、内容、行使权力的程序、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救济、议会的监督权等等。如《加拿大危机法》、《澳大利亚危机管理法》之规定。①
5.危机预警机制、资源储备与调动机制、危机化解机制逐步完备。危机预警以及危机管理准备是整个危机管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做好这一阶段的工作有利于预防和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危机状态的预防比危机事件的解决更富有意义，因为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有效地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作为危机管理基础的危机预警机制。如法国特别强调预防原则，遵循预防原则是政府的职责。美国著名的联邦应急计划（FRp）也规定了在预警也无法避免危机的情况下，针对紧急状态如何调动资源、化解危机。
6.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民间力量的参与。在危机管理领域，政府在掌控资源、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虽有优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不管是在危机预警、危机准备阶段，还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灾难救助阶段，都应积极吸纳和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提高危机处理效率。例如在新加坡，民防志愿者的参与受到高度重视，50000多名民防志愿者接受过基本的民防技术培训，根据所在地区编成若干小组，一旦国家发生灾难或战争，即可转为全职民防职员和国家公务员。又如在瑞典，私人组织的参与被认为是必须的，私人组织的代表必须参与到危机规划和预防阶段中来，这一合作被称为“ppp”——“公私合作”（private-publicpartnership）；在美国，更是将政府与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的私人组织的合作纳邦应急计划。这些都是20世纪后期日益发展起来的行政民主化潮流带来的变化和要求。
7.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危机防范措施的改善与演习，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法定化。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危机防范意识，是形成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关键之一。实践证
明，不论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如果能够有较强的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那么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就能够减少损失幷减轻社会震荡。而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除了平时的宣传教育以外，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的危机演习是必不可少的。从国外情况来看，日常的情景训练和危机应对演习，对于提高危机管理效率、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政府的威信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演习不是偶尔的，而是经常化、制度化，幷写入有关危机管理的立法中去。例如在日本这样的灾难频发国家，经常性地组织各类灾难预防训练乃是政府的职责和公民的义务，是各类学校、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常设必修课。
五、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目标、原则与重点
（一）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目标
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把突发事件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按照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完善应急法律规范，更有效地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发展。
（二）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原则
在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贯彻：（1）法治原则；（2）民主原则；（3）行政应急性原则；（4）公民权利最低限度保障原则；（5）紧急行为目的之公益性原则；（6）紧急行为手段合理性原则；（7）政府积极责任原则。从而全面系统地为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提供科学、权威、规范、统一的法律指导和保障，改变现有应急法律条文简单、内容原则抽象、可操作性差的状况，便于依法行政、公众守法和社会监督，有利于实现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阳光政府的法律制度创新目标。
（三）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重点
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完善各层次、各领域的应急法律规范，关键是制定出作为龙头的我国的紧急状态法；此外还要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逐步健全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程序法制、行政强制法制、政府信息公开法制，行政征用（征收）法制，行政指导法制、紧急刑事法制、纠纷解决法制、国家赔偿（补偿）法制。应急法制的核心和主干规范包括：宪法中的紧急条款、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应急法律规范体系中还包括单行的部门应急法、部门应急法的实施细则及针对应急法制某一独立环节的专门立法等。具体意见如下：
1.在宪法中更明确地规定紧急状态制度。具体意见是在已通过修宪程序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等国家机关拥有相应的紧急状态决定权与宣布权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在宪法第五条（或者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实现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法制的宪法和基础，能够高屋建瓴、稳健持续地为应急法制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宪法保障。
2.在一些空白领域抓紧制定应急法律。首先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或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紧急状态法》），填补我国应急法律体系中龙头性基本法律的空白。还需要制定《国防动员法》、《恐怖事件应急法》、《灾害救助法》，以及制定《行政征用法》、《行政补偿法》，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增设行政紧急程序章节，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法律体系。既要赋予突发事件管理部门必要的紧急权力，保证应急效率；又要规范突发事件管理行为，保证非常时期同样能够依法行政。
3.完善行政紧急程序法律规范。行政紧急程序对于满足公共危机管理的紧急需求、通过控制紧急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具有特殊意义，而我国现有突发事件应急法对此少有规定。改进方案是：在将要出台的行政程序法典中设专门章节规定行政紧急程序，就行政应急措施的适用范围、程序及原则、约束机制、补救机制等加以具体规定；或者在此之前，先行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此予以明确。
4.对现有应急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的清理。包括修改法律、进行法律解释、废止法律或某些条文等。从而消除立法矛盾和冲突，克服应急法律规范之间缺乏协调统一的弊端，破除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性，实现应急法律规范体系的协调统一。
5.按照危机管理的客观要求完善相应的机制和制度。例如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征用制度、行政隔离制度、行政指导制度，以及将“公平补偿”作为目标的行政补偿制度，包括行政主导型的或积极采用市场机制（例如保险方式）的各种救济制度等等。
注释：
[1]包括在2003年SaRS危机期间以仅仅25天的超常规速度紧急颁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可参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调查组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2003年5月5－11日数据及分析而的《“非典”社会心理预警简报（第1号）》（中国新闻网北京2003年5月16日电）。
突发事件原则篇8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 冲突法 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主权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主权。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条第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
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主权原则推翻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主权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主权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突发事件原则篇9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 冲突法 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主权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主权。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
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主权原则推翻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主权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主权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
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二)规定性和法官自由裁的灵活性相结
我国的实践强调了从形式上和实质上这两个方面来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l0月19日通过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对13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主要依照特征性履行理论作了推定，同时又规定“但是合同明显地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联系时，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根据。”这一例外条款，从实质上保证了规定性之下的适当灵活性。以形式而言，这一灵活性在确定最密切联系的实践中采取了完全的法官自由裁量、有条件的法官自由裁量以及由法律直接推定这样三种形式。
突发事件原则篇10
学生突发事件是指本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在校内外发生的与本人财物和人身安全相关的各类突发事件。主要指学生在校内外被抢、被盗、打架斗殴、突发疾病及其他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各类事件。
学生突发事件的受理和处理坚持院系两级管理，以系为主的原则；坚持现场工作人员（老师）首先负责，及时报告，及时处理的原则；坚持先治病救人后处理事务的原则；坚持校内处理为主，批评教育为主，同时联合公安机关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则；坚持学生本人为主，同时重大事件家长参与的原则。
学生突发事件的受理主体依次为现场工作人员（教师或值班人员）---辅导员---教学系---学生处---保卫处---院领导---公安机关。
原则上学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均应由辅导员出面受理，以系为单位调查处理，并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依次上报是否请公安部门介入处理，由保卫处、学生处请示院领导后/，！/做出决定。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原则应首先向辅导员和所在系报告，特别重大、严重和紧急的事件亦可直接向保卫处或公安机关报告，同时报告辅导员。
1、打架斗殴事件
（1）三人以下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本系同学之间的一般打架事件，由系内调查处理。
（2）三人以上的群殴事件，多系学生参与的打架事件，造成严重影响的打架事件，必须报学生处处理。
（3）造成一般公物损坏和一般人身伤害，需赔付损失的打架事件；有非学生参与的打架事件由保卫处处理，学生处协助并依据保卫处认定的事实和意见给予相应的校纪处分。
（4）造成严重公物损坏和严重人身伤害，或由于事情紧急，学生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或有校外人员参与的打架事件由公安部门处理，学院保卫处全力协助，学生处依据公安部门的意见，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校纪处分。
2、被抢、被盗事件
（1）被抢事件无论大小，均可向学院保卫处或直接向公安部门报告，并及时向辅导员通报情况。
（2）被盗事件，若发生在校内，应先向辅导员报告，再向保卫处报告，被盗物品价值在1000元以上者或发生在校外的被盗事件，可直接向公安部门报告，并及时通报辅导员和保卫处。
3、突发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
（1）在校外突发疾病和意外人身伤害，应及时向身边人员求救，并及时联系辅导员和同学，亦可拨打110、120紧急处理。
（2）在校内突发疾病和意外人身伤害，现场任何工作人员和老师、同学均为第一施救主体，应迅速施救，并及时报告辅导员、系领导和值班领导。需住院垫付医疗费者，由系领导提出书面申请，报院领导批准，到财务处借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