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1
内容提要:刑事司法对于规制醉驾行为之罪名“争”多“论”少，洞见其症结乃是处罚醉酒犯罪的刑事立法过于粗疏所致。醉驾肇事行为的定性，依托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结合醉驾行为人所处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况之不同，区别对待，力求主观罪过之精确认定。基于完善立法的考量，可在交通肇事罪中增添加重情节条款，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以达至一举多得之功效。
现代性已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崭新的“风险社会”形式。{1}以交通运输为例，社会为快捷而选择了现代交通工具，在不遗余力的发展中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其带来的损害风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试图运用规范制度以将风险控制在“允许”、“容忍”的范围内，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之目的。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爆发性增长，交通肇事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2008年公安部的统计为例，2008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起，直接财产损失10．1亿元。因交通事故导致73484人死亡，304919人受伤。[1]严重的后果一再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其中，醉酒驾车肇事更是人神共愤，对其刑事规制乏力也就被广泛诟病。分析现行刑法对醉驾规制手段的缺陷，探求应对之策略，无疑是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课题。
一、当前刑事规制醉驾肇事行为之困境
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简明扼要地规定了醉酒行为人应当对其醉酒期间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对行为人醉酒期间之责任能力丧失亦或明显减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故意或过失）以及能否减轻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却缺乏规定，充其量只是以自然法感和刑罚功利性目的实现为基础，规定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多有“事后诸葛”之嫌。由于缺少详细法理支撑，造成了目前醉驾肇事司法认定的疑惑和混乱。
（一）可罚的醉酒类型范围尚未明确
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却缺少详细界定醉酒犯罪行为人之类型。广义之醉酒包括生理醉酒、复杂醉酒和病理醉酒三种。而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为证明是何种醉酒类型，就需要解析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并推断其刑事责任能力。对此，有观点认为，由于复杂醉酒是生理醉酒与病理醉酒的中间状况，而且复杂醉酒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只是削弱并非完全丧失，故刑事责任可适用生理醉酒予以解决，而病理醉酒可归类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之认定当中，亦没有在法条上区分之必要。[2]然而，否定具体区分醉酒刑事责任类型的理由亦是以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区分为基础的，同“因”却逆“果”，有逻辑之谬。更为重要的是，区分醉酒类型之目的在于防止“一刀切”的刑罚扩大化。通说认为，病理醉酒状态（尤其是首次）的行为人应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如追究刑事责任是过分苛责的，司法实务中一般将其做暂时性的“精神病”对待，但立法之遗漏使实务操作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进而需要思考的是生理醉酒之后同样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又该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理由又为何？由此推断，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刑事责任能力之有无问题无法在动用刑罚的合理性论证过程中予以回避，此为限制刑罚权恣意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我国刑法没有细化行为人醉酒是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非自愿性醉酒多表现为被胁迫、受骗等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之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参照英国立法，对非自愿醉酒的限制较严格。如果被告人明知其喝的是酒，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低估了饮酒量或者喝酒对其的影响而宣称醉酒是非自愿醉酒。只有在被告人没有意识到他正在饮用酒类饮料，或者在特定的案件中一个人因为服用了医疗处方上的药物（假定含酒精）而陷于醉态，才是非自愿醉酒。[3]以醉酒驾车为例，非自愿性醉酒对醉酒本身绝无认识，事前亦无驾驶车辆造成损害之故意与过失的主观心态，而在其后若醉酒驾车，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危害行为，则应当不承担刑事责任；如若是处于限制责任能力下实施的，需依据实行行为的情形认定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进而明确刑事责任轻重。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阙如，使复杂情况过于简单化，具体到醉驾肇事的主观方面，也就难免众说纷纭了。
（二）醉驾肇事认定罪名之困境
刑法上醉酒规定之粗疏，不仅体现在应罚的醉酒行为人范围尚未明确上，亦体现在所指向的构成要件之认定上。在目前公开的判例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司法审判上亦涉及“交通肇事罪”抑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争议。[2]虽然各案例中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然而对于行为人醉酒实施行为之主观方面分析的争议却从没停息过。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肇事”，从本来意义上，“肇事”既有过失引起事故的含义，也存在故意挑起事端的意思。而现实生活中的酒后驾驶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场合更可能是故意放任所为。{4}此种观点认为，醉驾行为在法律上明令禁止、舆论反复声讨的情况下仍层出不穷，体现了行为人对危害风险是可以认知的，而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采无所谓之态度，即并不反对危害风险的现实发生，与间接故意的放任心态相契合，从而在定罪上偏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此种观点从重塑法秩序价值、着力维护法益出发，若交通肇事罪仍以行为人主观过失为构成要件，则主张对醉驾行为规制予以提前并配合重罪量刑，即不以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为启动追诉刑事责任的要件，而以交通肇事之过失结果犯变更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发现醉驾行为即可认定造成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没有实现即为未遂，若实现了危害风险则成立既遂，量刑提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当前，对于醉驾行为重罪重判的观点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而在其支持之声音以外，还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坚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仍然是过失，其对于醉酒行为的危害结果虽具有认识，但是轻信其有能力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在主观上并不希望结果真实发生，与间接故意之对危害发生持无所谓的心态相去甚远，是故在定罪上仍然坚持以“交通肇事罪”认定，而对于交通肇事发生之后具有规避责任的行为，如逃逸过程中又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再做判断。{5}
对于醉驾行为人主观方面认定的观点争鸣，杂糅了刑罚目的、刑罚实施效果等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但由于缺少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应罚性之分析，故有将行为人对醉酒的态度与行为人对醉酒后的实行行为的态度相混淆之虞，重新陷入功利性认定酒后行为构成犯罪之穴臼，使得对醉驾的处罚更多地受到自然法感的牵扯，而出现同类案不同罪，多种观点争论难息的状况。
二、醉驾肇事主观方面认定之厘清
如前文所述，醉驾行为出现规制乏力之重要因素在于刑事法自身“阵脚混乱”，由于没有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与实行行为关系做出明确法理梳理，从而出现遇到“醉酒”就忽略特定状态下刑事责任能力之具体认定，直接判定主体适格。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将“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而“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直接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样就逆向确定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存在且罪过形式只能为过失；对于为何能够对醉酒后的肇事行为认定为犯罪，逆向寻求答案为基于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而刑法总则规定对醉酒行为人处罚的法理依据何在，再度逆寻答案为刑罚目的之需要，那么既然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为何不以更为严苛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醉驾肇事行为，就出现了以醉驾行为人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之争议的表象，将行为人对“醉酒”与“行车”两个分开阶段的行为模糊为“醉酒行车”之统一行为项下予以考察其主观心态，造成了司法争议上的简单盲目化和双方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混乱现象。是故，厘清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应当撇除表象而追本溯源，从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行为责任能力程度认定，以及支撑处罚特殊状态下之实行行为的法理依据为着手。
（一）醉驾行为人之责任能力状态
以现代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观察、研究表明，在生理醉酒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兴奋期，一般在饮进的酒精饮料中纯酒精量达20～40毫升后急速出现，此时饮酒者自制能力有降低，爱与人争论，情绪不稳定且易于激动；第二时期为共济失调期，多在饮酒量较大时出现，醉酒人此时呈酩酊状态，言语增多，口齿不清，步态不稳，辨认能力降低，共济运动趋于失调即控制行为能力明显减弱；第三时期为昏睡期，在饮进的酒中所含纯酒精量达到100毫升以上时，饮酒者可出现酣睡、知觉丧失、昏迷等表现，严重时可因呼吸中枢受损害而死亡。{6}而依据我国对于机动车驾驶员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认定，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机动车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高低亦与饮酒人自身身体素质有关，[3]从而有可能出现自认为头脑清醒之行为人，比头脑已经糊涂之行为人具有更高的酒精血液浓度之情形，是故在醉驾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兼具有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转向无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四种责任能力状态的可能性。其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之相关影响将在下文分析之。
（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能否适用醉驾肇事行为
当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之时，其所实施之行为是否可因其行为能力瑕疵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是无法回避之问题。据此，大陆法系之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其已有详细之探讨。原因自由行为系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造成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7}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之行为，称为原因行为；而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基于行为人对于设定原因行为具有自主决定之能力，故以原因自由行为相称。该理论之孕育旨在作为“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通过追溯行为人制造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之主观恶性，达到规制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目的。然而随着理论细化，其理论自身亦围绕着如何解决“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之行为所指为何”{8}之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9-12}：其一，间接正犯构造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原因行为入手，类比间接正犯理论，利用原因行为寻找实行行为的主观依据，并坚持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其二，行为意思决定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结果行为入手，某种程度上忽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以结果行为溯及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的最终意思决定能力，即以事前之控制力指代整体行为的责任考察；其三，相当因果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联与责任关联，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于原因自由行为之相关论点仍在不断争论发展当中，论点间的交锋已超出本文主旨范围，在此不做赘述。而在醉驾肇事案件中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意义在于区分了“醉酒”与“驾驶”两个阶段的行为，相较我国相关内容之法理，对于明晰行为承载之主观责任更具贡献。
（三）主观责任之分类确定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作为论证特殊状态下的实行行为应罚性之法理，应当得到肯定。只是正如否定原因自由行为应罚性之观点所指摘的那样，“心神丧失后与丧失前的心理关联性已完全断绝，不能想象在正常精神状态下所作的决定，在心神丧失时能有意识地依原定的计划进行。倘若仍能依计划进行，即可证明心神未丧失，行为人自不能免除刑责；如谓已心神丧失，即应无责任”{13}，面对否定论的质疑，原因自由行为无法令人信服地予以释疑，不免遗憾。但是对于认定醉驾行为之责任认定已为足够。由于行为人可能在结果行为阶段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故在原因行为设定之时与结果行为具有相当因果联系时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论证行为人之主观责任关联，而在相当因果联系并不明显时即可直接认定行为人之主观责任。此为相当因果行为说之优势所在，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即结合行为人醉酒后所处之行为能力与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共同研析。
1．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该类行为人在结果行为开始时，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直至实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此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之能力，仅是醉酒使得其观察或控制能力降低，处于非正常行车之状态。正是基于其尚未完全灭失行为能力，是故支撑实行行为之主观故意与过失是存在的，并应结合先前饮酒行为区分为故意饮酒+故意行为、故意饮酒+过失行为、过失饮酒+故意行为、过失饮酒+过失行为四种情形。前者对自陷于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具有故意与过失两种心态，而在处于该状态之后的实行行为亦存在故意与过失之心态，既包括原先之故意在限制行为情形下较难予以扭转，也包括新生之故意心态亦或对危害发生之过失心理。
其一，在故意饮酒+故意行为之情形下，饮酒之故意弱化于实行行为之故意，行为人自陷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可能仅为最终完成实行行为的步骤之一，也有可能是在故意酗酒阶段无犯意或持a犯意，而在实施醉驾行为时形成b犯意，是故前者之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在犯意连续之时关系紧密，前心态可被后行为之主观心态吸收。例如，行为人为了实施伤害而故意酗酒并陷入醉态，但实施醉驾行为时产生了杀人的故意，此时，直接依照行为人在醉驾实行行为时之故意心态认定行为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其二，在故意饮酒+过失行为之情形下，基于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不可能对自陷行为之事前恶意在认识或控制能力仅为一定程度削弱的状态下，转变为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之过失，只可能存在自陷行为时无犯意或持a犯意，而行为人在实现行为阶段对b结果持过失之心态。此时之原因行为为结果行为发生之始然，若无原因行为则无结果行为，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若故意醉酒为实施a犯罪，则应认定为a犯罪未遂并与过失之犯罪b共同处罚。例如，行为人为杀a壮胆而酗酒，在前往作案现场时因醉驾肇事致路人b死亡，则行为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预备）和交通肇事罪；若故意酗酒时无犯意，仅仅因醉驾过失引起结果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之。
其三，在过失饮酒+故意行为与过失饮酒+过失行为之情形下，虽然行为人对于陷入限制行为能力为过失，但因为行为人处于责任能力有所限制的状态，故对醉驾引起的结果仍以通常的方法予以考察，行为人在醉驾时对危害结果持故意态度的，则以故意犯罪认定，反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过失之心理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
2．醉驾行为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此时行为人已丧失辨认或控制之能力，在此种状态下行为人主观不应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存在，即实行行为与责任是相脱节的。然而，从自然法感出发又需要对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行为能力之行为进行应罚性衡量，应当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论证在自陷行为之时对于实行行为之主观认识程度。基于此，也应分为故意饮酒（故意行为）、故意饮酒（过失行为）、过失饮酒（过失行为）三种情形。前者为自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之主观意愿，括号中为行为人对后续实行行为在自陷行为实施时所持之态度。其如同琴键之黑白，白键为原音，黑键为加强音，单个键均不能涵盖和弦之音域，是故需两键同时按下，方可求得“应罚”之音律。
其一，在故意饮酒（故意行为）之情形下，行为人追求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并对驾车行为具有认识，而采取希望或放任之态度时，其主观应当综合认定为故意。在故意心态中，直接故意之态度较为显见，而持间接故意之放任态度需要综合认定。
其二，在故意饮酒（过失行为）之情形下，如甲到餐馆用餐，故意饮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甲没有意识到他稍后必须开车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处于原因设定之时，追求无行为能力状态为故意，却并没有开车撞死人之故意，只是其对即将开车上路可能会出事的结果是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的，具有疏忽大意之过失。{14}在这种情形下，其主观罪过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同时，行为人对于结果行为亦可能持过于自信的过失，如具有多年安全醉驾“经验”的行为人“意外”地造成了事与愿违之结果，基于其深信自身能够避免危险结果，故在主观上也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
需要注意的是，在行为人故意陷入醉酒并在实行行为阶段完全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其对于结果行为之主观认定为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较为困难的。例如，同样造成了人员伤亡，如若是行为人第一次醉酒行车即被推定为持放任态度之间接故意，那么似乎难以解释上述习惯性醉驾之行为人为什么不是基于轻信自身能力而成立过于自信之过失。{15}否则会演变成为认定主观恶性小之过失取决于越轨行为的发生次数以及经验之积累，显然违背逻辑。过于自信之过失作为交通肇事类案件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广泛而真实存在的，需要结合行为人醉酒之具体成因，醉酒中实施危害行为时之言行，对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后的反应，酒醒后及案发后的反应等综合分析，才能做到区分情况认定。{16}
其三，在过失饮酒（过失行为）之情形下，行为人对于自陷于无行为能力之状态为过失，故并不存在其对于醉酒驾车的后续行为具有主观故意的状况，而只能在原因设定阶段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故在主观上应综合认定为过失。
3．醉驾行为人由限制行为能力发展为无行为能力。酒精对责任能力的影响常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醉驾行为人在驾驶途中亦可能出现行为能力之转变，如在开始驾车时为限制行为能力而在一定时间之后发展为无行为能力状态，并最终在该状态下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则该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应如何认定？理论上的分析认为，只要是在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下实行行为已经进行了的，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后行为虽然在主观认识上与前者发生断绝，但是实质上后行为的相关行为样态与前者具有同一性，那么就不必以原因自由行为为媒介，而可直接认定责任，{17}即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下的故意与过失统领限制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阶段行为之主观认定。
4．醉驾行为人由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醉驾行为人在实现行为开始阶段中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而由于突发事件转化为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情形在现实当中也存在。如行为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醉驾，肇事后猛然刺激神经，从而在“酒醒”状态下驾车逃窜又连撞数人的，可依两种不同阶段的行为分别处理，即前者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依照前述2之情形判断，而后者“酒醒”实为仍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下，是故考虑其重新获得有限的认识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即可直接认定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4]据此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18}此认定是符合此类行为人主观特征的。
三、醉驾规制之刑事立法完善
交通肇事类犯罪之认定屡被争议并非偶然，从上文分析可见，对于醉驾行为之主观认定出现“故意派”与“过失派”之争，均失之于绝对。醉酒驾车仅为社会生活之白描话语，而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在进入醉酒状态出现的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中该如何认定才是理论分析的焦点所在。故并非醉驾就不能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故意饮酒至无行为能力之前对实行行为持故意之心态抑或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时之主观出于故意，即可认定之。而在其余之情形下均应认定为主观为过失交通肇事犯罪。但是，精细的分析仍然抑制不了司法实践为达至功利性效果的冲动，只有补足我国刑事法规对于交通肇事类犯罪的立法缺失才能最终实现规范判定此类犯罪的目的。
（一）相关立法建议之评析
1．对交通肇事罪进行立法修改之建议。有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之主观心态应当包括间接故意，醉驾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放任还是排斥的态度很难在其意志不清的情况下予以认定。是故在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情况下，应判定为故意，但是毕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追求的态度，因此不能认定为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19}此观点将对交通肇事罪之构造产生巨大改变而不仅只表现为增加了一种主观罪过，是不足以采信的。首先是故意仅选择间接故意在条文表述上之不便。其次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之故意态度容易与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行为本身之态度相混淆。行为人对于交通法规之违反完全可能是明知故犯，即众多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行为将严重压缩甚至实质上排除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失之心态。第三，仅为“攘外”并未“安内”，即依据违反法益之特殊性撇除其他罪名对规制交通肇事类案件具有更为直观的意义，但对于例如醉驾行为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持间接故意还是过失仍没有在交通肇事罪内部予以解决。
另一方面，有观点主张，可以单独针对醉驾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设特别条款，并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20}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中肯性之意见。目前刑法中对于醉驾行为认定刑事责任仅依照总则第18条第4款以及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第2条中的内容确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只要行为人没有逃逸行为，普通交通肇事依法量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也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当说，仅仅将“酒后驾车”作为“定罪情节”在评价体系上是残缺不全的：其一，在第一量刑幅度中，在同样导致“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情况，是否属于“酒后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差异。其二，在第二量刑幅度之中，即“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的“情节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之中，是否属于“醉酒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区别。{21}特别“是以往，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70％以上被法院判处缓刑，有的法院达90％以上。因此，实践中，往往给民众产生一种错觉，出事赔了钱，就能了事”，{22}直接让刑罚规制醉驾行为出现威慑力不足的情况。故可在交通肇事罪中明确分列醉驾行为条款，并以低门槛配以高量刑，在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中发现系醉酒驾车的科以“特别恶劣情节”档位之刑罚幅度，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配以最高档位量刑。
2．设立中间罪名之建议。由于醉驾行为的危险性，有观点提出，在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还缺少一个过渡的罪名。即可在罪名的设定上，将其设定为危险犯、行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车一启动就可以处罚。{23}此种观点以搁置前述两罪在主观方面之争议，而着手解决醉驾行为本身的需罚性问题。问题是由于类似之行为犯原为行政处罚之科处范围，若将其全部入刑，有刑法万能主义之倾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的科处醉驾行为也包括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罚款、拘留等手段。保留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层次性，有利于增加行为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以及减少社会“抗药性”的程度，刑罚之猛药若广为适用，则在未来只有更为严苛之处罚才能维护秩序价值，而无舒缓之可能性。
（二）我们的主张
以最高法院2009年9月9日公布的两起醉驾肇事判例为标本，以“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为政策导向，实务中出现了治乱用重典的传统思维导向。实务中有人提出：“对于醉酒驾车犯罪，以后可能不用再争论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醉驾犯罪，基本成为了共识。”{24}但事实上，如果对醉驾行为完全从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只简单考虑严重后果而不明晰和充分细化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将自身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实现行为应罚性，可能有动摇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根基之虞，毕竟处于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醉酒人犯罪与未醉酒人犯罪主观苛责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是故，刑法理论应重新厘定风险社会下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界限，刑事政策应当以法的合目的性与合稳定性为宗旨，刑事司法应以醉酒行为阶段之应罚性着手，仔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错。就立法完善而言，为避免醉驾行为主观认定的困难，我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对这些“马路杀手”设置可达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如此立法，可收到一举多得之功效：一是适应了风险社会强化刑法规制的需要，满足了社会严厉惩治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期待；二是淡化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异，避免司法纠缠于主观方面而犹疑不决；三是统一法律适用，纯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坚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使执法机关的罪名适用少一些随意性。只有那些明显表现出故意的醉驾肇事行为才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四是减少社会公众对“同案不同罪”、“同案不同罚”的选择性执法之质疑。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08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情况”，2009年1月4日，http：]／／/china/">中国青年报》2009年8月31日第四版。
[4]2009年9月10日，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先后肇事两起共致8死3伤严重后果的醉驾行为人魏法照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执行死刑。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2
理过宽,要求法律加大对酒后驾驶的处罚力度,将酒后驾驶入罪的呼声也日渐高涨[①]。酒后驾驶能否入罪已成为目前刑事法学领域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拟从社会实证、比较法及刑事立法政策等方面予以探讨,以求对这一问题予以一个初步肯定的回答。
一、实证:酒后驾驶是具有高度社会危险的类型性行为
(一)酒后驾驶酒是引发交通事故特别是恶性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
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仅2009年上半年,全国就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造成29866人死亡、128336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4.1亿元,其中,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就有12起[②]。据世界各国统计,30%~50%的道路交通伤害事故由驾驶员饮酒后驾车所至。我国交通部门报道,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人高出至少5~6倍[③]。在所有导致死亡的交通事故原因中酒后驾驶排在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让行和违法占道行驶之后居第4位。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余年间因酒后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事故总死亡人数的比例由1994年的2%上升到2004年的4.4%范文,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导致的事故起数每年以17.4%的速度增长,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酒后驾驶已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特别是恶性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④],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危险性的行为。
(二)酒精对驾驶能力的影响生理基础
酒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麻醉剂,酒精进入人体血液后,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活动并延及到运动神经和末梢神经使手足的活动迟缓其运动的及时性、准确性、协调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驾驶人的体力、判断力和协调能力也会相应下降。
1、酒精影响视觉和触觉
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视界可达180度,酒后视觉角度将会缩减。喝得越多,就越无法看清旁边的景物,抓不准目标,看不清车道线,对光的适应性也会下降[⑤]。饮酒后,驾驶员视觉和触觉功能受到损害,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研究发现,酒精对周边视觉、任务力、反应时间、耐受紧张能力、接收和整合信息能力都有影响。当血中酒精浓度(简称BaC)为(40~60)mg/100ml时,眼睛快速扫视的反应时、速度、准确度都会受影响。酒醉时,运动物体的视觉信息传入明显减少。另外,驾驶员饮酒后,大脑由于酒精兴奋和抑制作用,使视觉和触觉能力下降,难以分辨交通标志、红绿灯、标线的颜色,从而导致交通事故[⑥]。
2、酒精影响驾驶反应能力
在酒精状态下,驾驶员的操作反应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运动反射神经迟钝,驾驶员的简单反应时和判断反应时均会减慢。由于判断错误或协调能力降低,做出的错误反应比饮酒前增加了70.4%,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遇到紧急情况,驾驶人以为脚提起来要踩刹车,其实已慢了一两秒。而当车速为60公里/小时,一秒钟车就跑了16.67米。若是车速达到100公里/小时,一秒行驶距离则为27.78米,很可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另外,随着饮酒量增加,饮酒前后判断反应时差也会增加。在酒精代谢和排泄阶段,低浓度血中酒精可导致认知和驾驶能力减低。研究发现,驾驶员过量饮酒时,驾驶平衡和协调能力降低,可发生水平凝视眼震,眼充血,身体摇晃,言语不清,应答慢或答非所问[⑦]。国外研究指出,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2mg/L(国内判断酒后驾驶的标准)时,人们的思想会放松,紧张感会下降(开车时必须保持适度的紧张感),肇事率为未饮酒时的1.5倍;当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4mg/L时,将使其驾驶能力变坏,肇事概率为未饮酒时的2倍。当血液酒精浓度达0.08mg/L(国内判断醉酒驾驶的标准)以上,其平衡感与判断力障碍度急剧下降,肇事率为未饮酒时的5倍[⑧]。
(三)酒后驾驶行为是一种类型性危险
所谓类型,是指与个别的事物相适应同时又超越个别的事物的‘观念的形象’,是普遍与特殊的中间点。类型不同于抽象概念,类型只能描述,同时类型也不同于个别事物和现象。只出现过一次的事物和现象不能称类型[⑨]。
酒后驾驶的危险完全具备上述类型化的特征。基于酒精对驾驶员的生理影响发表,实践中酒后驾驶极易发生以下情况:1、由于判断力下降,在避让运动中的人、车时易造成控制不住车速且躲向一个方向而发生事故。2、由于容易产生视觉错误,行驶中易撞击静止的树木、线杆或停放的车辆而致人、车损伤。3、饮酒后精神兴奋,自我感觉良好,盲自自信,总觉得车速慢,油门止不住增大,易开英雄车、斗气车。4、道路行驶状态恶化,脱离本车道呈S形运动,致与其它车辆或行人相撞甚至冲出路面,后果往往相当严重。5、醉酒
后的驾驶人往往故意炫耀其驾驶技能,操作动作大且车速快,但本人手足动作已经迟缓或失常,当有突然情况时措手不及而造成事故[⑩]。因此,酒后驾驶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并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危险,而完全是一种类型性危险。
二、现状:我国关于酒后驾驶行为的法律处罚不力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酒后驾驶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酒后驾驶的明确规制,仅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行政管理性质法律中的两个条文。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我国刑法对于酒后驾驶的行为没有相关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在《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二)现行法律规定的评价与效果
从上述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法律认为酒后驾驶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哪怕是醉后驾驶,所面临的处罚也只是拘留、罚款、暂扣或吊销驾驶证。即使是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根据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也只有在被认定为负相应的事故责任的情况下,才能以交通肇事罪予以定罪处罚,并且除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以外,最多也只是处七年有期徒刑。
这样,对于那些酒后驾驶乃至醉驾者,无论其行为具有多么高的社会危险性,哪怕是造成了事故,但只要还没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而酒后驾驶者往往自信不会遇上交警,即便被查到酒后驾驶,在没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行政处罚。这样的法网,对于酒后驾驶的规制,实在无异于“牛栏关猫”。
事实也确实如此。鉴于当前酒后驾驶的严峻形势和群众的强烈反响,公安部布署自2009年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活动,以“四个一律”[11]的铁腕打击酒后驾驶,尽管公安机关“用足了现有执法手段”,力度如此之大,但酒后驾驶引发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只是分别下降37.5%、36.2%和31.0%[12]。酒后驾驶乃至醉酒驾驶的行为还是不断发生,说明现有法律手段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比较:酒后驾驶行为犯罪化是世界的主流
虽然各国的饮食风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各不相同,但酒后驾驶行为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可以说各国都深受其害,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对酒后驾驶行为予以预防和控制,其中许多国家都对酒后驾驶的行为明确予以犯罪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借鉴。
2001年,日本修改《道路交通法》规定,酒后驾车,即使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要被处以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款,酒醉驾驶者,处二年以下徒刑或十万元以下罚金。带有酒气驾驶者,处三个月以下徒刑或五万元以下罚金。醉酒驾驶二次以上的将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同时在刑法中时新增设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第208条第1款),对酒后驾驶致人伤亡等危险驾驶的行为予以处罚,并且在2004年修改刑法典时又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处罚由10年以下惩役提高到15年以下惩役[13]。
德国刑法第316条明确规定了酒后驾驶罪,规定饮用酒或其他麻醉品,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工具,如其行为未依该法第315条规定的危害铁路、水路和航空交通安全罪或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罪处罚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并且规定过失犯本罪的,也要处罚[14]。芬兰不仅将酒后驾驶的行为入罪,而且对不同交通领酒后驾驶的行为分别作了规定,细化了酒后驾驶的处罚。域芬兰刑法典单列第23章为交通犯罪,从第3条
至第9条分别规定了酒后驾驶罪(第3条)、严重酒后驾驶罪(第4条)、水陆交通醉酒罪(第5条)、空中交通醉酒罪(第6条)、铁路交通醉酒罪(第7条)、放弃交通工具给醉酒人使用罪(第8条)、非机动车交通醉酒罪(第9条)[15]。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3
20xx年违章扣分新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一次扣12分的违法行为1、高速公路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调头
高速停车就已经很危险了，如果逆行，倒车，这是作死的节奏啊!
2、超速驾驶高于限速50%(新修订条款)
这个不难理解，限速120，你超过50%，就是180公里/小时的速度哦，十次事故九次快，看着那些血淋漓的事故现场，你可别觉得自己的车有多好，技术有多牛，车辆都是有极限的，生命也只有一次。
3、事故后逃逸但未构成犯罪
这里解释一下，事故逃逸后，未造成人员重伤也未造成30万元以上的财产损失就不构成犯罪，反之，造成一人以上重伤或造成的财产损失达到30万以上就构成了犯罪。
4、未悬挂、伪造、变造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不按规定安装号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新修订条款)
5、酒驾醉驾
酒驾除了扣分外，还并处扣证6个月，罚款20xx元以下。醉驾则并处吊销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驾照。因酒引起的事故不胜枚举，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一起事故的背后，是多个家庭的破裂，修订后的这个处罚，我都觉得不够严厉。即使喝酒了，还可以找个代驾，千万别自己开车。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安装车牌号现在也有明确而且详细的标准，如果车牌安装不符合规范，也会处扣12分处罚。
6、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
你是C1的本却开大货车在路上跑，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大货车出事故殃及其他小轿车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所以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这也是万万不行的。
7、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
莫超载，车辆也是有极限的。
20xx年违章扣分新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一次扣3分的违法行为1、经人行道未减速、停车、避让行人
斑马线，是生命线，所以当你驶经人行横道、斑马线时，一定要减速避让行人，必要时刻也要停下车等待行人通过。
2、高速公路匝道超车
匝道本身就比较狭窄，强行超车极容易产生刮蹭事故。而且大部分匝道都伴随着大幅度过弯，加速超车时容易因为离心力而失控翻车。所以请各位谨记匝道不要超车，加塞，扣分事小，车祸事大啊。
3、未按照禁止标线指示行驶
禁止标线包括有黄色单、双实线;禁止转弯、直行、调头等，如果违反规定驾驶将面临扣3分的处罚。
4、转弯车未让直行车或行人先行
国内的道路设计当中，绝大大部分右转车辆不受信号灯影响。这就就会看到行人与右转车互相抢道的混乱场面。机动车还是需要礼让行人，发生摩擦，或者事故，你就得不偿失了。
5、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车未让左转车先行
很多人以为，我是右转，必须先走，因为国内驾驶室是设置在左边，左转车辆的右边会形成视角盲区。如果有右转车辆不避让的话，就会发生碰撞事故。处于避免事故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右转要让左转。
6、不按规定道路行驶
在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给予扣3分处罚。例如在快速车道慢速行驶。我是最讨厌这样的人了，急死你，有一些人是觉得最内侧车道安全，也有人是为了躲避警察，等等。快速车道慢速行驶，影响交通，也造成安全隐患。
7、超速驾驶但未超过限速50%
不同程度的超速驾驶有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果未超过限速的50%，只会扣3分。
8、未给特殊车辆让行
在国外，当救护车、救火车的信号声响起时，道路上的车辆都会马上靠边停车让行。这是社会群众整体素质高的表现，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车是去救命、救灾的。所以无论是否扣分处罚，大家在遇见救护车、救火车这些特殊车辆时，请及时避让。
9、不按规定超车、逆向行驶
超车时需要把车速提到较快，所以相对于正常驾驶危险度会更高。如果不按照规则而乱超车就极容易发生碰撞事故，而且因为车速较快，这类事故都很严重。
20xx年违章扣分新变化1、驾驶证扣分清零相关规定
从驾驶证上的初次领证日期起算，一年为一个记分周期。
法规规定，一个记分周期内未被记满12分的，将违法行为(记分)的罚款交清后，下一记分周期开始，记分系统会自动将上一记分周期所记的分值清零。
违法记分是按累计分值的方法记录的。即一个记分周期里，所被记的所有(被记分的次数)分值都是累加起来的(同一记分周期内即使是将罚款交清了，分值还是继续累加)，只有累计没达到12分，下一记分周期开始记分系统才将所有分值清零。
如果本记分周期有记分违法行为未交清罚款的，下一记分周期开始则将未处理的记分累入下一记分周期。达到满12分需要考试科目一合格将12分清零后才可以正常使用驾驶证。
驾驶证上初次领证日期时间每年的月、日零时起至第二年月、日的零时止，就是一个记分周期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2、酒驾新规
① C1及以下驾驶证实习期酒后驾驶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且一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并罚款20xx元!若醉驾注销驾驶证后罚款5000元且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并处拘留15日!且终身不能升级驾驶证!
② B2及以上驾驶证实习期酒后驾驶机动车扣120分驾驶分和行为分并处20xx元罚款，暂扣驾驶证一年!最高准驾车型无论级别考试合格后统一降为C1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若醉驾注销后罚款5000元且五年内不得申请驾驶证!并处15日拘留!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
③ 驾校学员酒后驾驶教练车道路上练习将罚款20xx元并处15日拘留!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教练扣除120分行为分!罚款20xx元!若有证据核实教练不知道学员饮酒将免除处罚!
④ 驾校学员醉酒驾驶教练车道路上练习将罚款5000元并处30日拘留!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且三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教练将吊销教练证!暂扣驾驶证半年!罚款5000元!
⑤ 科目三考试前将统一使用酒精测试仪!合格后才能考试!不合格取消今日考试资格!若达到醉驾标准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
⑥ 酒后驾驶机动车扣除120分驾驶分120分行为分!并处罚款20xx!暂扣驾驶证6个月!
⑦ 醉酒驾驶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罚款5000拘留15日!
⑧ 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注销驾驶证十年内不得申领!罚款20xx0!醉驾发生交通事故终身禁驾!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终生禁驾!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
⑨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罚款5000拘留15日!若醉驾营运机动车将终身禁驾!驾驶小型营运机动车如出租车教练车未载人酒驾或醉驾按照机动车酒驾处罚!若载人按照营运机动车处罚!
3、最新交通法规处罚细则
① 醉酒驾驶机动车
酒后驾车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xx元罚款。
② 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300元罚款。对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罚款。
③ 超载或超员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尚未达到20%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尚未达到30%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对公路客运超过额定乘员20%的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30%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④ 超速
对机动车行驶时超过最高限定50%的，一律处1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⑤ 无证驾驶
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被暂扣期间继续驾车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并处15日拘留。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并处200元罚款。
⑥ 驾驶拼装或报废机动车
对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改装或者应该报废的机动车一律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一律处15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⑦ 使用伪造驾驶证
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用其它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⑧ 记满12分继续驾车
对机动车驾驶人记满12分继续驾车的一律处800元罚款。
⑨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⑩ 交通肇事后逃逸
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不给急救车让道扣3分
20xx年1月1日起式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把不让行急救车纳入扣分细则中。其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逆向行驶的，一次记3分。
无牌照车违章停车双重处罚扣6分罚200
对于司机摘号牌逃避违法停车处罚的情况，交警将通过记录和拍下车架号来开罚单，还会进行双重处罚。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4
20xx年交通违章处罚最新处罚标准1、醉酒驾驶机动车
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xx元罚款。
2、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300元罚款。对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罚款。
3、超载或超员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尚未达到20%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尚未达到30%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对公路客运超过额定乘员20%的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30%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4、超速
对机动车行驶时超过最高限定50%的，一律处1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5、无证驾驶
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被暂扣期间继续驾车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并处15日拘留。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并处200元罚款。
6、驾驶拼装或报废机动车
对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改装或者应该报废的机动车一律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一律处15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7、使用伪造驾驶证
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用其它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8、记满12分继续驾车
对机动车驾驶人记满12分继续驾车的一律处800元罚款。
9、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10、肇事后逃逸
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1、不给急救车让道扣3分
20xx年1月1日起式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把不让行急救车纳入扣分细则中。其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逆向行驶的，一次记3分。
12、无牌照车违章停车双重处罚扣6分罚200
对于司机摘号牌逃避违法停车处罚的情况，交警将通过记录和拍下车架号来开罚单，还会进行双重处罚。
13、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123号令)下的交通违章处罚
随着元旦的临近，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123号令)又一次引发市民的关注。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解读了这一被戏称为史上最严的交规。
闯红灯一次记6分
扣分，是新交规的重要关键词。从元旦起，一次记12分的有未悬挂或不按规定安装号牌、故意遮挡或污损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等11项违法行为，比原来多了5项。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等14项违法行为一次记6分，也比原来多了5项。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5
摘要:“酒驾肇事”是对当前发生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的统称。酒驾肇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我国《刑法》惩治酒驾肇事案件存在法条设置和刑罚制裁均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关键词:酒驾肇事原因自由行为法条设置刑罚制裁一、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 （一）酒后、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特点 酒精对人体神经的毒害作用简称酒精中毒，也称醉酒。醉酒一般可分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由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因此刑法上通常所讲的醉酒是指生理性醉酒。 关于生理醉酒，医学上一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兴奋期，又称轻度醉酒，表现为脱抑制现象，如兴奋话多、情绪欣快、易激惹、容易感情用事、招惹是非等，此期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第二期为共济失调期，又称中度醉酒，此时醉者动作笨拙、步履蹒跚、举止不稳、语无伦次、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减弱。第三期为昏睡期，又称高度醉酒，此时醉者面色苍白、皮肤湿冷、口唇微紫、呼吸缓慢伴有鼾声，此期可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障碍。[1] 根据饮酒量和酒精发作周期的不同，酒后、醉酒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兴奋期，行为人虽然出现脱抑制现象，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但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完好，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仍然可能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第二，在共济失调期，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所减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第三，在昏睡期，行为人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其对自己的行为既无辨认能力也无控制能力，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二）酒后、醉酒犯罪的主观心态特点 第一，根据醉酒原因的不同，醉酒可分为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在非自愿醉酒中，行为人醉酒系不得已而为，其主观并未预见到醉酒的危险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非自愿醉酒者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当然，对因非自愿醉酒陷入限制责任能力而犯罪，则可根据犯罪时的心态确定是否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并可依《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根据醉酒前有无犯意的不同，自愿醉酒又可以分为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和事前有犯意的醉酒。事前有犯意的醉酒，是指行为人出于逃避惩罚，减轻罪责的动机或想借酒精对神经的兴奋作用来增强其犯罪勇气，故意醉酒使自己陷入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利用此状态实施犯罪行为。事前有犯意的醉酒并因此而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 第三，根据醉酒后的责任能力状态不同，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又可区分为：一是因醉酒而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二是因醉酒而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无犯罪的故意、过失，但其对醉酒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醉酒时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不仅对醉洒行为有故意或者过失，而且对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也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犯罪时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 （三）酒后、醉酒犯罪与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2]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称为原因行为；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3]结合有关学说，我们认为，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在于： 第一，行为人的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因此，尽管刑法既要保护人权也要保障人权，但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刑法立法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保护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予以惩处。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社会基础。 第二，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酒后、醉后犯罪行为是行为人饮酒这一原因行为所引起的。行为人是整个饮酒行为、酒后或醉酒犯罪行为的发动者。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是一个行为整体，共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出现。行为人对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基础。 第三，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虽然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具有刑事责
任能力或者只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行为人在饮酒的时候完全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他有义务和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止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却没有控制。因此，行为人应当对此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基础。 第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虽然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无责任能力或责任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在主观上可能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但这种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出现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造成的。行为人应当对其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心理基础。 因此，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行为人应当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不能从宽处罚。 二、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及特点 在我国刑法中，可以规制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主要是《刑法》第115条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从我国《刑法》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看，它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立法方式上，刑法没有专门设置有关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而是将酒后、醉酒驾驶与其他相关的不法行为放在一起统一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在效果上，不利于有效发挥刑法有针对性地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作用。 第二，严格区分了故意和过失犯罪。在法条设置上，我国《刑法》严格区分了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和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并分别设置罪名。其中，对于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对于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则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只有当先前的肇事行为必然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时，其逃逸行为，即‘不作为’才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4]而交通肇事中过失的确立与认定与现代社会的信赖原则密不可分。[5] 第三，在犯罪的成立条件上，规定必须发生了严重危害后果才负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和第133条的规定，酒后、醉酒驾驶，只有发生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才负刑事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中，除要求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外，发生重大事故的结果是个非常重要的罪与非罪界线和适用不同量刑档次的标准。[6]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缺失 第一，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行为入罪。韩国2009年4月1日修订的《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对于违反者该项规定醉酒驾驶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7]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我国，酒后、醉酒驾驶只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才成立犯罪，单纯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不是犯罪。这使得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延后。 第二，没有规定拒绝酒精检测的刑事责任。酒精检测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酒后、醉酒驾驶的重要保证。在国外，有不少国家规定对拒绝酒精检测的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就规定，交通警察在有相当理由认为驾驶人员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人员拒绝酒精呼吸检测的，要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但我国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第三，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的部分共犯行为人罪。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共犯，日本2007年9月19日生效的《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对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种。[8]这实际上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多种共犯行为分别入罪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部分指使、强令酒后、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围，但并没有规定提供车辆等帮助行为可以入罪。 三、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检视 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规定。 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的规定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则分为三档，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设置很轻。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过失的情况下，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最高只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英国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相比而言，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设置非常轻。 第二，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33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同样是酒后、醉酒驾驶致1人重伤的情况下，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最高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对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则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死刑。两罪的法定刑相差幅度较大。这为司法中的定罪量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为了防止量刑的规范，有必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量刑规划化制度。[9] 第三，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没有体现出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区别。国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上都区分了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一般情况下，醉酒驾驶犯罪的法定刑要高于酒后驾驶犯罪。如根据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10]但是，我国刑法没有酒后驾驶肇事和醉酒驾驶肇事的法定刑进行区分。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缺失 第一，没有规定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关于醉酒驾驶罪和拒绝酒精检测罪都规定了一千万韩元以下的罚金。芬兰《刑法典》关于迷醉状态下驾驶、严重迷醉状态下驾驶等犯罪中也都规定了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从加强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我国《刑法》没有在有关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条文中规定罚金刑，是一个立法缺失。 第二，没有规定资格刑。酒后、醉酒驾驶的资格刑主要是指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驾驶。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国香港地区，两次或者多次实施醉酒驾驶犯罪的，一般要吊销不少于2年期限的驾驶执照，并处罚金。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暂扣、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驾驶。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处罚非常轻。因此，即便在对行为人判处刑罚的同时由公安交通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醉酒驾驶者暂扣、吊销驾驶执照或者禁驾，行为人仍然可以很快重新驾驶。这不利于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应当进一步加强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11] 四、结语 我国刑法在惩治“酒驾肇事”案件方面，既存在法条设置上的缺失也存在刑罚制裁上的缺陷。但是，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大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力度，为此需要从刑事司法、刑法立法等多个方面寻找解决的方案，“在立法技术的层面，刑法立法要处理好立法简明与立法细密的关系”[12]。事实上，只有进一步严密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法网，并进一步加大刑法对“酒驾肇事”行为的惩治力度，才能充分发挥刑法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作用。参考文献：[1]参见汤涛、黄富颖：《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与急性酒中毒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载《法医学杂志》2000年第4期。[2]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6页。[3]参见赵秉志：《论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4]参见龚昕炘、刘佳杰：《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分析》，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5]参见毛元学：《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6]参见黄伟明：《交通肇事罪构成中结果标准的数量因素分析》，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7]参见《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8]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9]参见王瑞君：《案例指导量刑与量刑规范化》，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8期。[10]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11]参见彭凤莲、高雪梅：《与的协调研究》，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8期。[12]赵秉志、王燕玲：《改革开放30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下）》，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lunwenwang.co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6
法律与政策精神
袁彬（以下简称“袁”）：醉驾入刑是我国为有效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进行的重要刑事立法。观察醉驾入刑一年来的法律实践发现，各地对醉驾入刑的精神理解不一，进而导致司法尺度的较大差异。请问赵秉志教授，您如何看待醉驾入刑的法律与政策精神？
赵秉志教授（以下简称“赵”）：醉驾入刑是我国在酒驾、醉驾肇事案件多发频发背景下采取的重要立法举措，既体现了我国严惩醉驾的法律精神，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
首先，醉驾入刑体现了我国严惩醉驾的法律精神。严惩醉驾是《刑法修正案（八）》的重要立法精神：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本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的醉驾升格规定为犯罪，扩大了犯罪圈，表明了我国从严惩治醉驾的法治立场。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入刑的设定体现了严惩醉驾的精神。对比《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对醉驾行为人罪和飙车行为入罪采取的是不同的标准。其中，飙车行为必须“情节恶劣”才能入罪，而醉驾行为入罪则无此要求。
其次，醉驾入刑贯彻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对醉驾行为采取的是从严惩治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醉驾的惩处要一味从严。事实上，作为《刑法修正案（八）》的基本政策指导，醉驾行为的入罪标准和刑罚设置都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可依照《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作无罪处理；对于那些构成犯罪但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醉驾行为，可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作定罪免刑处理；对于那些构成犯罪应予处罚但存在从宽情节的醉驾行为，则可作缓刑或轻刑化处理。而对于那些构成犯罪并且情节严重的醉驾行为，应依法处以较重的刑罚；对于醉驾犯罪案件中构成其他严重犯罪的，则应注意以重罪论处或数罪并罚。
二、醉驾应否一律入罪
袁：关于醉驾应否一律入刑，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醉驾入刑一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案件不入罪的做法，于是乎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又出现了强烈的对醉驾行为应一律入刑的主张。对此，您怎么看？
赵：一年来的实践表明，醉驾的情形多种多样。不同情形的醉驾，其社会危害性也各不相同。对醉驾应根据其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而不应一律入罪。从理论上讲，对醉驾行为不应一律入罪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刑法》第13条的“但书”决定了醉驾不应一律入罪。《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醉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胁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能因为《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没有为醉驾入罪设定情节限制，就突破《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一律人罪。
第二，危险驾驶罪的公共安全客体决定了醉驾不应一律入刑。按照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侵害或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前提，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胁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醉驾行为要构成危险驾驶罪，就必须在客观上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威胁。
第三，刑法的威慑性决定了醉驾不能一律入刑。刑法的威慑性是在《刑法》的实施过程中，社会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因惧怕犯罪及其惩罚后果而产生的威吓、震慑作用。醉驾入罪的威慑性取决两个因素：一是有罪必罚，即对威胁公共安全的醉驾行为，要及时、准确地予以惩治，不能使任何具备危险的醉驾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打消醉驾避刑的侥幸心理；二是罚当其罪，即只能对已经造成公共安全危险的行为予以惩治，区分一般行为的危险性与具体行为对法益的抽象威胁，正确打击犯罪，使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被认定为犯罪，以保证《刑法》的公正性。唯有如此，借助刑法手段打击醉驾行为才能实现良性治理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严打”的怪圈，失去刑罚惩治的可持续性。
第四，对醉驾行为不一律入罪并不会导致醉驾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脱节。我国2011年4月22日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调整了对醉驾的行政处罚，取消了拘留和罚款，仅规定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但是，该法对酒后驾驶则保留有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不过，考虑到醉酒驾驶的标准高于酒后驾驶，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自然也达到酒后驾驶的标准，而且醉酒驾驶的危害性要大于酒后驾驶，因此对酒后驾驶可以予以拘留、罚款的处罚，对醉酒驾驶当然更可以予以拘留、罚款的处罚。对醉驾行为不一律入罪并不会导致醉驾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脱节。
袁：醉驾入刑一年来。各地对醉驾入罪的具体标准掌握不一。您觉得应如何理解醉驾入刑的情节和正确运用醉驾入刑的追诉标准？
赵：对醉驾行为不应一律入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醉驾行为可以不入罪。醉驾入刑一年来的实践表明，不入刑的醉驾行为应当是少数，大量醉驾行为均已入刑。
首先，要正确理解醉驾人刑的情节规定，将大量醉驾行为入刑。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和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我国一般将犯罪的入罪情节区分为“情节恶劣”（或称“情节严重”）、“情节一般”和“情节显著轻微”三个层次。其中，《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飙车入罪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情节一般”和“情节显著轻微”的飙车行为当然不应入罪。但该条对醉驾入刑则没有明确的情节限制。据此，除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可依照《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不入罪，“情节一般”和“情节恶劣”的醉驾行为则均应入刑。醉驾应入罪的范围要明显大于飙车。
事实上，现实中发生的大量醉驾都是属于“情节一般”的醉驾。如从醉酒程度上看，有统计发现，78.43%的醉驾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在100-200mg/100ml，只有20%多的人是处于这一区间之外。在机动车的类型上，有统计发现，两轮摩托车占到了醉驾案件的60%。单纯从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因素上看，这些醉驾都属于情节一般的醉驾，是醉驾的主要类型。而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在“情节显著轻微”、“情节一般”和“情节恶劣”三个层次中，“情节一般”作为中间层次所占的比例通常会比较大。司法机关应当将大量醉驾行为入刑，只有少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依法才不入刑。
其次，要正确运用醉驾人刑的追诉标准。一是公安机关在相关执法活动中应当将大量醉驾行为（包括情节严重的和情节一般的）都纳入刑事立案的范围，只有少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才不予刑事立案。二是在追诉过程中，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和案件的证据，可对少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不或者不定罪，但大量的醉驾行为都应当被、被定罪。即便是被告人已经死亡的醉驾案件，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角度，也可对醉驾行为做一定的定性处理，以方便被害人行使民事赔偿权。三是对需要定罪的醉驾行为，亦可根据案件的情节和被告人的悔罪表现等，对少量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人适用缓刑或者免刑。不过，对醉驾行为适用缓刑或者免刑应当慎用，适用的数量不应过多、幅度不宜过大。据有关报道称，在安徽某地法院判决的25起醉驾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比例为100%。广东、安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的比例超过40%，部分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高达73%。这种做法显然不妥。醉驾本来就属于轻罪，刑罚很轻，如果再大量适用缓刑或者免刑，将会极大地削弱《刑法》的威慑力，影响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对醉驾案件应当慎用缓刑，更要慎用免刑。
三、醉驾的标准及其适用
袁：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1年7月1日实施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我国对醉酒主要是采取血液、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此外，对于血液中酒精含量没有达到饮酒驾车血液酒精含量值的车辆驾驶人员，或者不具备呼气、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条件的，应进行唾液酒精定性检验或者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以评价驾驶员的驾驶能力。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赵：我国现行的醉酒标准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了一般国民对酒精的耐受状况而作出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该标准的适用，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是醉酒的形式标准，同时也是一个绝对标准。客观地看，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对酒精的耐受性并不完全相同。同样是血液酒精含量达80mg/100ml以上，对有的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可能并无多大影响；但对其他人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行为失调。因此，单纯以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醉酒的标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饮酒量对人的影响情况。不过，醉酒的形式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因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我国亦不例外。
第二，血液酒精含量的计算时间应以检验时为准，不必考虑酒精的清除情况。一般而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会因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消除。实践中，醉酒驾驶从饮酒结束到其危险驾驶行为被查获及至酒精检验，通常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有的要经过好几个小时（甚至有隔夜被查的）。在此情况下，检验时的血液酒精含量与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在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为人驾驶时处于醉酒状态，但被查获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降至醉酒标准以下了。不过，由于我国目前的酒精检验标准并没有要求考虑酒精的清除情况，对此不能认定为醉驾。
第三，对驾驶人员进行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的前提是驾驶人员的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没有达到饮酒驾车血液酒精含量值或者所在地方不具备呼气血液酒精含量检验。这是人体平衡试验在驾驶能力测试中适用的限制，其根本在于该测试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在证据固定上容易产生系列问题。目前我国很少采取这种方法检验驾驶人员的驾驶能力。不过，既然我国规定了这种人体平衡实验，在一定条件下，我国仍可对驾驶者进行该试验，以认定其驾驶能力。
袁：当前我国交警部门在处理醉驾时通常要对驾驶人员进行两次酒精检测，即先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如果呼气检验结果达到或者接近醉酒标准，再对驾驶人员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由于两种检验在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时间上存在一定间隔，因此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呼气酒精检验与血液酒精检验结果相冲突的情况。对此，您觉得该如何处理？
赵：一般而言，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与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的冲突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两种检验结果均达到了醉驾的程度，但呼气酒精检验值与血液酒精检验值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呼气酒精检验结果达到了醉酒的程度，但血液酒精检验结果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三是呼气酒精检验结果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如仅为饮酒后驾驶），但血液酒精检验结果达到了醉酒的程度。在这三种情况下，采用何种检验结果作为认定行为人醉酒的依据，会直接影响醉驾的认定与量刑。对此，司法实践中尚无统一的标准，我认为，应当以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为准。这是因为：
第一，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比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更准确。按照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是直接检验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呼气酒精含量是检验驾驶人员呼气中的酒精含量，然后按照1：2200的比例将其换算成血液酒精含量。对此，有观点认为，“呼气”检验的准确性不如血液检验。而在涉及违法者将面临刑事处罚的严重问题时，做不到绝对准确的“呼气”检验结果不能成为法庭定案的关键证据。我认为，这一观点有道理。从准确确定行为人责任的角度，应当以血液酒精检验的结果作为认定醉酒的最终标准。
第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更契合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精神。关于醉酒的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的是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该标准明确了血液酒精含量是确认醉驾的标准。虽然呼气酒精含量标准可转换为血液酒精含量标准，但从对应关系上看，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与《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醉酒标准具有更直接的对应关系。
第三，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程序要求更严格，证据效力更高。《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明确规定了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必须出具书面报告，但对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则没有这一要求。此外，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要求更为严格。需要有专业的采血人员、采血器具，也有专门的检验规程。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证据效力较之于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更高，自然应当以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为准。
袁：一年来的实践发现，我国一些地方存在着驾驶人员逃避酒精检验的情况，如有的驾驶人员逃避任何酒精含量检验，也有的驾驶人员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后逃避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对此，您觉得该如何处理？
赵：对于你说的上述第一种情况，由于我国没有像有的国家或者地区将逃避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只要驾驶者没有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逃避酒精检验并因而构成妨害公务罪，就无法追究驾驶者逃避酒精含量检验行为的刑事责任，并且一般情况下也难以追究其醉驾的责任。但如果驾驶者归案后作了醉驾的如实供述，如供认喝了大量的酒，足以达到醉酒的标准，或者有其他的人证、物证等证明其大量饮酒并酒后驾车，整个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则也可以审慎地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醉驾的刑事责任。
对于你说的上述第二种情况，由于已经对驾驶者进行了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因此虽然驾驶者逃避了之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检验，但也可对其按照现场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的结果追究其醉驾的刑事责任。对此，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共识，即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醉酒标准的犯罪嫌疑人，因逃脱而无法抽取其血样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一律按照现场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的结果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做法是合理的。驾驶者的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达到了醉酒的标准，就符合醉酒驾驶的规定，当然可以追究其醉驾的刑事责任。
袁：一些驾驶者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查处醉驾的现场故意喝酒，干扰交警人员的酒精检验。对此，能否因其酒精检验结果达到了醉酒标准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您如何看待此种情况？
赵：顾名思义，醉驾是指行为人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如果行为人驾驶时没有醉酒，但在驾驶之后、酒精检测之间喝酒，进而导致酒精检测时达到醉酒程度，通常情况下是不能据此追究驾驶者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的。但在实践中，一些驾驶者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在查处醉驾的现场故意喝酒。对此，我国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为了防止驾驶者逃避法律制约，明确规定：司机如果故意现场喝酒，根据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达到醉酒标准的，一律按醉酒驾驶机动车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我认为是恰当的：一方面，驾驶者在查处醉驾的现场当场喝酒，可以直接推定其驾驶行为属于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另一方面，既然现场的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结果已经表明驾驶者达到了醉酒的程度，那么这表明驾驶人员的行为已经符合了醉酒驾驶的条件，且这种状态是行为人自己造成的，当然可以追究其危险驾驶罪的刑事责任。反之，若对这类驾驶者的行为不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将导致危险驾驶罪规定的虚置，无法发挥其应有效果。
四、醉驾之刑罚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合理协调
袁：为了完善醉驾的法律惩治，2011年4月22日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加重了对醉驾者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但也取消了醉驾的罚款和行政拘留。对此，您觉得应如何进一步加强醉驾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与协调？
赵：为了加强对醉驾的惩治力度，2011年4月22日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调整了对醉驾的惩治力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强了对醉驾者吊销驾驶证的处罚。该法第91条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事实上，关于对醉驾者吊销驾驶证，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审议过程中，曾有人主张对危险驾驶犯罪增设资格刑，在《刑法》中规定吊销醉驾者一定期限的驾驶证甚至终生禁驾。这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如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因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国香港地区，两次或者多次实施醉酒驾驶犯罪的，一般要吊销不少于2年期限的驾驶执照，并处罚金。不过，考虑到《刑法》内部的协调（主要是《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协调）等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仍然没有对危险驾驶犯罪规定剥夺一定期限或终身驾驶资格的资格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法》对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犯罪的打击力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法》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预防功能的实现。因此，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专门针对醉驾规定了吊销驾驶证，是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犯罪规定的补充和配合，能够弥补《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犯罪资格刑缺失的缺陷，有利于促进《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惩治和预防醉驾方面的配合，提高其防治醉酒驾驶的效果。为此，我国应当加强对醉驾刑罚处罚与行政处罚的配合与衔接。根据醉驾的车辆是否属于营运车辆、驾驶行为是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等情况，无论醉驾是否构成刑事犯罪都应当南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吊销醉驾者的机动车驾驶证，并限制其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强化醉驾的法律治理。
五、改善醉驾入刑的司法适用
袁：一年来，醉驾入刑的法律适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醉驾入刑规定的正确实施。您觉得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醉驾的司法适用？
赵：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规定实施至今，一年来，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始终保持对醉驾整治的必要力度和声势，醉驾入刑的法治效果显现，交通安全形势明显好转。据公安机关统计，“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同比下降41.7%。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这是十分可喜的法治成效。不过，一年来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发现，醉驾入刑的适用仍存在许多难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相关司法。
一是要正确区分醉驾行为构成的不同犯罪的界限。合理区分犯罪的界限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对醉驾行为的犯罪界限而言，一方面，要根据醉驾者的主观心态和客观危害，正确区分醉驾行为所可能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尤其要避免仅根据行为的危害后果，不当地扩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则要正确运用罪数理论，合理区分醉驾行为和以醉驾方法或在醉驾被查处时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妨害公务等犯罪，正确衡量应从一重罪处断的情形和应数罪并罚的情形，以免放纵犯罪或处罚不当。
二是要合理把握醉驾入刑的刑罚尺度。对醉驾的治理除了要准确认定醉驾的行为性质，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合理确定其刑罚尺度。对此，一方面，对某些具有特殊身份者的醉驾行为，如对公务员尤其是公安司法人员醉驾，可以适当从重处罚；另一方面，对多次醉驾、醉驾再犯亦应当适度从重处罚。目前，我国对危险驾驶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是拘役，单纯的醉驾者一般无法构成累犯（除了醉驾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但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少屡教不改、多次醉驾的情况，对这类醉驾，应考虑其所具有的较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而对其适当从重处罚。
三是要正确看待醉驾入刑的法律效果。与其他许多犯罪相比，醉驾在行为的查处和防治上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醉驾者一旦驾车上路，其行为是否被查处往往不受其控制，被查处的几率很高。醉驾行为被查处的高风险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治理醉驾的执法效果，削弱了醉驾者的侥幸心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醉驾治理的深入，“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的观念才会日益深入人心。因此，从提高醉驾行为防治法律效果的角度，我国应当继续加大醉驾的执法与司法力度，尤其是针对醉驾行为高发的特定时期、特定时间段（有统计显示，68.63%的醉驾是发生在晚上6点至11点之间），更要加大醉驾的执法力度，严格执法。
四是要正视醉驾入刑的地方差异。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都较好地贯彻执行了醉驾的法律规定。不过，一些地方在醉驾的执法力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总体而言，大中城市的醉驾执法状况相对较好，小城市、城镇和农村的醉驾执法状况则相对较差，存在一定程度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执法和司法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区别。醉驾入刑的这种地方差异极大地损害了醉驾入刑规定的实施和法律效果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各地醉驾入刑的实施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小城市、城镇和农村查处醉驾的情况从宏观上进行引导、纠偏。
五是应及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为了更好地贯彻醉驾入刑的精神和法律规定，纠正偏差，实现醉驾入刑的公正、统一执法和司法，进一步提高醉驾入刑的法治效果，我国应当及时出台醉驾入刑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细化法律的操作规范，对各地醉驾入刑的做法进行引导。并促使不断加大执法与司法力度，积极发挥醉驾入刑的威慑作用。六、醉驾入刑的立法完善
袁：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研拟过程中，曾有观点主张将吸毒后驾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一年来的司法实践也发现，现实中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吸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现象。您觉得，将来我国应如何进一步完善醉驾入刑的立法？
赵：客观地说，醉驾入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加强对醉驾惩治与防范的体现。目前来看，醉驾人刑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不过，醉驾入刑是在现行立法框架下的酌情选择。结合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醉驾人刑的立法：
第一，在对象上，将驾驶的对象由机动车扩大至机动车、船只或者航空器等。目前，我国危险驾驶的对象仅限于机动车。其立法初衷是考虑到醉酒驾驶船只、航空器或者驾驶船只、航空器追逐竟驶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较少出现。但从立法的严谨性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应将危险驾驶（包括醉酒驾驶）的对象由机动车扩大至包括机动车、船只、火车和航空器在内等多种交通工具，以进一步严密我国刑事法网，提高醉驾人刑的法治效果。
第二，在情节上，将增加醉驾入刑的情节限制。对醉驾入罪应当增设一定的立法情节，一方面有利于从立法上区分道路交通管理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限，防止醉酒驾驶的行为过度入罪，节约刑法资源；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将醉酒驾驶的既遂形态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对醉酒驾驶者予以合理的人权保障。因此，未来我国应对醉驾入刑增设情节的限制。
第三，在行为类型上，应增加与醉驾类似的危险驾驶行为。刑法立法既要考虑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要保持适度的超前。除了醉酒驾驶、飙车之外，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驾驶不具备安全i生能的车辆、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向行驶、单行道超速等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醉酒驾驶和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长远地看，我国应将吸毒后驾驶等较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7
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需求,故《刑法修正案(八)》针对这一情况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驾、飙车等行为正式纳入刑事法的调整范围。危险驾驶罪的出现,为司法机关带来了新的问题,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罪名?如何才能做到不枉不纵?这些都是司法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危险驾驶罪的法理基础
(一)罪名内涵
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危险驾驶行为还包括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载驾驶、吸食或服用镇静类药物驾驶等,而《刑法修正案(八)》仅将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超速竞驶两种行为入罪,避免了使本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在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防止了打击的扩大化。
(二)立法评价
将一种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其根本点就在于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此外,危险驾驶行为人还具有不容低估的人身危险性。根据加罗法洛的“犯罪人”理论,该类人员应当适用刑法予以矫正,方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例如,危险驾驶罪中明确将“醉酒驾驶”在没有任何结果和情节的条件下入罪,正是以刑法的高压态势来防止更大的危害,从解决内因的根本上达到保护法益的效果。
(三)法理分析
究竟危险驾驶罪有无必要增设呢?首先,交通肇事罪属过失类犯罪,因此只能是结果犯的一种,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交通肇事罪,就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若危险驾驶行为不要求结果的发生,则交通肇事罪的既有认识就会有重大突破;而若危险驾驶行为亦要求结果的发生,则此刑法评价就显得多此一举。再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不要求结果而只要求“危险状态”,但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却是与之有别的“风险状态”,前者的“危险状态”的威胁性明显高于后者的“风险状态”,且后者的“风险状态”在危害结果发生的几率上也远远低于前者,再加上动机因素的不同,若将危险驾驶行为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弊。通过对比可知,危险驾驶罪的出台,乃是刑法给特殊行为以特殊评价。
二、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过程中,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醉酒驾驶的犯罪行为。本罪列于一百三十三条中,在原交通肇事罪之后,在量刑上较交通肇事罪为轻,这些在构成要件的分析方面都值得引起注意。
(一)本罪的客体
笔者认为,本罪的客体与交通肇事罪的客体相同,即二罪均为对交通运输安全的侵犯。有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这一观点其实将本罪与放火罪、爆炸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混淆了。首先,从所属上看,本罪并未列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而是列于交通肇事罪之后,这表明本罪与交通肇事罪具有类同的客体;其次,本罪虽然也造成一定状态风险,但在量刑方面相对轻微,将客体认定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会导致罪责刑不相称。因此,尽管本罪的行为最终可能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受损,但却不能从可能的后果来反推行为时的原因,故将客体认定为交通运输安全较符合立法本意。
(二)本罪的主体
笔者认为,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一般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这一点异议不大,需要说明的是,在醉酒驾驶问题上,是否需要区分醉酒之因?从医学上讲,醉酒一般被称为急性酒精中毒,包括生理性醉酒、病理性醉酒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复杂性醉酒,其中病理性醉酒者对于饮酒后的后果不能预见,醉酒时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医学角度认为其性质属于与严重的精神病相当的精神疾病。那么,病理性醉酒驾驶的行为是否需要被排除在醉酒驾驶之外?笔者认为,这一责任是不能免除的,但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能从轻或减轻。尽管病理性醉酒者出现精神失控及丧失辨知能力,但其在饮酒之前却具有清醒认知,按照原因自由行为说,醉酒驾驶的行为是行为人事前可以避免的,因此不能排除行为人的责任,行为人须对自己酒后驾驶的行为负责;但是,若行为人在饮酒前全无驾驶之意,而仅仅是因病理性醉酒致精神失控,在次特殊情况下出现醉酒驾驶行为,就
应当比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处罚上可以从轻或减轻。
(三)本罪的客观要件
笔者认为,本罪的客观要件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有观点认为,本罪其实可以表述为“追逐竞驶罪”和“醉酒驾驶罪”两个罪名,该观点虽然在表述上过于繁冗,但在理解上却有助于区分这两种具体的行为。
1.追逐竞驶的行为
追逐竞驶,即普通民众所说的“飙车”,然而“飙车”并非一个合适的司法术语,因此立法者选择了“追逐竞驶”一词。从法条上看,该类行为主要表现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或互相追逐,其目的可能是追求刺激、逞强泄愤等等,但不能等同于超速行驶。超速行驶和追逐竞驶在速度违章方面可能具有共同点,但超速行驶并无具体的追逐对象,行为人只是个体违反交通法规,对交通安全的妨害程度较低;而反观追逐竞驶行为,通常会涉及到两辆以上的机动车在道路上的违章,且风险系数尚在不断升级,其危害远大于单一车辆的超速行驶。
当然,追逐竞驶本身并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而需要“情节恶劣”,根据立法表述,这也是追逐竞驶行为与醉酒驾驶行为在入罪上的重大区别。简言之,追逐竞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一个情节犯的规定,这是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追逐竞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需要。然而,如何理解“情节恶劣”,却需要随后的司法解释予以细化,否则将陷入抽象心证的危险。
2.醉酒驾驶的行为
醉酒驾驶,是指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并不需要情节和结果等方面的额外要求。那么,这样认定是否会有客观归罪的弊端?笔者认为是没有的。首先,醉酒驾驶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因自由行为,行为人实际上是在故意利用自己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所为之犯罪行为的有责性缺失来希图规避法律,因此予以处罚并不违反有责性。其次,行为人在主观上完全有避免醉酒驾驶的可能,然而却“有意为之”,对这一行为采用简单入罪,实为先在原因亦属简单之故,“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最后,我国酒文化积淀深厚,只有以刑法的威慑力,才能在高风险的汽车时代有效建立起拒斥醉酒驾驶的新交通伦理,体现刑罚;世轻世重”的功效。因此,对醉酒驾驶行为在入罪上不设情节与结果的条件,并不是违背刑法谦抑性的肆意扩大,而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先兆防卫,这亦是符合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
(四)本罪的主观要件
笔者认为,本罪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因为行为人对自己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明知故犯”的。值得注意的是,本罪的主观要件只是针对危险驾驶行为本身,而并非针对该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持过失论的观点,其实混淆了行为与结果的关系,误把危险驾驶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的心态当做对其行为的心态。笔者认为,本罪只考虑行为人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认知与否,也即是否明知自己在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而行为人对可能触发的危险后果是何种心态,并非本罪的构成要件。当然,若行为人主观上积极追求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则应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
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把握?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牢牢把握本罪的特殊性,特别是要将本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分开来,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去处理相关案件。
(一)从严把握罪与非罪
司法工作者要正视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目的,在入罪上必须从严把握,特别是对醉酒驾驶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勿以小恶而纵之”,为社会公众营造交通出行的安全感。司法工作者切不可自感“打击面过大”,而在处理上超越法律去“网开一面”,相反,应当认识到从严处理的先置警示作用,才能实现危险驾驶罪纠风正气的立法本意。
(二)合理区分此罪彼罪
应当如何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笔者认为,首先是把握有无危害结果,如果没有危害结果则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次是把握行为人的目的动机,如果行为人意在积极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受损,则应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再次是把握处断原则,针对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竞合关系,在产生危害结果的时候,从一重罪即交通肇事罪处理。
(三)宽严相济注重效果
危险驾驶罪的特点,通俗的说是“网密鱼细”,也即是入罪范围广,但罪刑较轻,因此司法工作者需要在处理上有效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方面,当严则严,对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行为要严厉打击以儆效尤,不能使刑事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当宽则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少数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案件,可以通过微罪不的方式减少诉累,防止引发较大的社会震荡。
参考文献: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8
内容提要:在“汽车时代”，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但其潜在的风险也超出了社会容忍的边界，需要刑法适时介入和干预。鉴于现行刑法罪名体系难以妥当地“吸纳”这类行为，同时也为了培植民众良好的交通伦理，增设新罪就有其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22条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做法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罪状设定和法定刑配置方面尚需作进一步的改造。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22条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规定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罪名―危险驾驶罪。关于增设这一新罪的立法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作了说明。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对一些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建议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等。”[1]这一说明顺应民意、言简意赅，但从立法学的角度看，却蜻蜓点水、过于简略。一方面，这一说明只阐释了增设该罪的一个理由―“加大惩处力度”，在罪名的立法证成方面未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这一说明也未就该罪的规范构造―在刑法分则中的序位排列、罪状设定、刑罚配置等问题予以必要的论证。犯罪圈与公民自由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逆反关系，一个新罪的增设，意味着犯罪圈的扩张和公民自由的限缩，因而更需要充分的论证和“说理”。
本文赞同增设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在此前提下，就该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进行全面的论证和阐释，旨在消除歧见，形成共识，推进立法进程。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
（一）“汽车时代”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需要重新评价
人类之所以能给自己的同类施加刑罚制裁，关键在于同类的行为中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社会危害性。对此，贝卡利亚早就指出：“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认为，“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2]密尔也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3]质言之，如果个人的行为不涉及对他人的侵害，则社会不得予以干涉；反之，如果个人的行为侵害到他人的利益，则个人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因此，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纳入犯罪圈时，首先必须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
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尤其要注意社会危害性的相对性，即在承认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的社会属性、不以判断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前提下，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承认其具有可变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危害性有无的变化：某种行为会因社会关系的变化由没有社会危害性变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某种行为也会因社会关系的变化由具有社会危害性变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二是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变化：某种行为会因社会关系变化由社会危害性较大变为较小；某种行为会因社会生活的变化由社会危害性较小变为较大。[4]社会危害性这种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变化而相应变化的特性，根源在于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范畴。
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亦应当予以不同的评价。我国1979年刑法虽然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但并未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这表明，在立法者看来，危险驾驶行为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予以刑罚规制。这种评价与当时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将我国推进到“汽车社会。”[5]时移势易，汽车社会的到来，使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无论是在客观实害还是主观感受上，均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汽车拥有量的增多，伴随的是危险驾驶行为的增多（这在国民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城市化进程加快危险驾驶行为潜在危险和现实危害总量的增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2009年，我国每年交通事故50万起，死亡人数年均超过10万人，连续10年居世界第一。2009年，我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16%。[6]在我国，每5分钟就有1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为交通事故而伤残，相当于每天坠毁一架满载客人的波音777-200型飞机。交通事故已经成为各种事故中的“第一杀手”，在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中，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所占比例在80％左右，而酒后驾车系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罪魁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9年1月至8月，仅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另一方面，危险驾驶行为的增多，又使民众更容易感受这种行为的高风险性，更担忧这种行为对自己人身的侵害，从而倾向于对其危害性作出趋重评价。因此，在汽车时代，立法者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重新评价。
立法者在对行为进行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时，如何掌握真正的民意？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所幸的是，网络技术的发达，为民众表达意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也为立法者探寻民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凤凰网曾就增设危险驾驶罪问题对16341人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的”15042票，占92.1%;“不支持的”1059票，占6.5%;“说不清楚的”240票，占1.5%。[7]这种几乎一边倒的调查结果表明，民众普遍对危险驾驶行为的“风险”难以容忍，对其社会危害性作出了较重的评价。立法者应当正视这种民意，适时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8]
（二）现行的行政处罚模式难以有效遏制危险驾驶行为
一些学者并不否认危险驾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又认为，立法者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不应随意增设新罪。因为“立法机关只有在确属必不可少且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法律规制手段时，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正所谓刑法是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一般情况下可以由其他法律规制手段代替时是没有设置刑事罪名的必要的。”[9]“在我国二元化（违法和犯罪并存）的违法行为处罚的结构下，醉酒驾车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完全可以以治安处罚的方式来加以处罚。”[10]醉驾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在于，“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及威慑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11]在这种状态下，刑法急于介入是不必要、不慎重的。现有的执法数据更是表明，“伴随着风险的日益加大，交通肇事的犯罪态势并不是呈现出日益恶化的倾向，而是逐步下降。这让我们对犯罪化的尝试或者重刑化实践的现实必要性提出了疑问。”[12]
此观点初看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实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误解和对有关数据的误读，因而需要匡正。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时，除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外，还应考虑刑罚的必要性，即所谓的“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用语最早见于宫本英修博士所著《刑法纲要》，平野龙一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13]刑法谦抑性包括三层涵义：(1)刑法的补充性。只有当习惯、道德等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手段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2)刑法的不完整性。刑法不应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3)刑法的宽容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14]刑法谦抑性是立法理性的体现，与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法人道等原则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已成为遏制立法膨胀的利器。
刑法谦抑性的要义，是刑法的内敛性、最后手段性。详言之，对某种危害行为，尚未运用民事手段、行政手段予以调控时，不应率先运用刑法手段；如果运用民事手段、行政手段足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时，亦不应运用刑法手段。然而，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意味着某种危害行为类型只要已经配置了行政处罚，就不能再配置刑罚；也不意味着，对某种危害行为类型，只要未用尽用足行政处罚，就不能再配置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抽象的危害行为类型在其具体样态上，各自的社会危害性总有大小之分，因而应当配置轻重有别的不同的处罚。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同属于“公罚”，但二者的严厉程度、威慑力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危害程度较低的危害行为，应当配置行政处罚；对危害程度较高的危害行为，应当配置刑罚，这是“配刑”的一个基本规律。如对寻衅滋事、盗窃、诈骗、诽谤等行为，现行法律体系既配置了治安处罚，也配置了刑罚。危险驾驶这一行为类型，其具体行为样态的社会危害性是各自不同的。对其中危害程度较高的行为，当行政处罚不能有效遏制时，配置刑罚，以提高威慑效应，并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另一方面，任何的制裁措施总是存在着“空隙”，而不可能完全“用足用尽”。如果对危害行为的行政处罚，都能做到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对所有的危害行为都能“一网打尽”的话，则完全可以将刑法弃之一旁。正是因为行政处罚的“用足用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正是因为行政处罚存在威慑不足、效果欠佳的问题，因而需要引入制裁性更为严厉的刑罚。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亦应如此。无论警力配备多么充足，执法措施多么到位，只要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制裁强度仍然维持在目前较低水平的话，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人会铤而走险、选择实施。而事实上，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规制的资源投入亦是有限的，因而始终存在着一种因行政处罚的“空隙”而产生的“违法黑数”。要减少这种违法黑数，就必须提高惩罚的强度，包括刑法干预前置，适时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
从实证的角度考察，现行的行政处罚对危险驾驶行为明显存在一个威慑不足的问题，因而需要提高惩罚强度。2009年8月初，公安部本着“零容忍”的原则，在全国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治理酒后驾车的行动。客观地说，这次集中整治行动的执法力度是空前的，成效也是立竿见影的。[15]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惩罚的威慑低等原因，这种运动式的执法不仅很难保持长久性，而且也难以消除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公安部的一组数字显示，2009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65397起，其中醉酒驾驶10711起，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86％和91%；因酒后驾驶发生的交通事故仍达到320起，死亡118人。[16]另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网上调查显示，有96.6％的人承认身边存在酒后驾驶现象，有81.3％的人认为我国对酒后驾驶处罚“过轻”，有69.8％的人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酒后驾驶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有66％的网民建议加强。而在集中整治行动后，全国恶性醉驾、飙车案件仍然频频发生。[17]这种状况表明，单纯依靠行政处罚，在根治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上确实存在威慑不足这一瓶颈问题。此时，如果仍然一味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以此作为反对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理由，未免有违这一原则的初衷。[18]
（三）现行刑法的罪名体系难以涵盖危险驾驶行为
刑事立法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如果某一危害行为可以被纳入现行罪名体系，则自然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另创新罪。不少学者认为，根据现行立法规定，完全可以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相关犯罪的涵摄范畴，因而没有必要增设新罪。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以下逐一辨析之。
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扩张化司法解释，将醉酒驾驶等行为作为一种司法上的情节加重，在醉酒驾驶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抬高法定刑幅度，以此实现对于醉酒驾驶等行为的严厉谴责和加重处罚；保留原来的酒后驾驶等低度危险驾驶行为，将其作为降低定罪标准的条件。[19]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在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才可以对“酒驾”、“醉驾”进行刑法评价，分别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或加重情节；如果没有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则只需予以行政处罚。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修正司法解释这种“小立法”的形式，由最高司法机关对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和加重构成予以一定的“微调”，从而提高处罚力度。这种解决思路虽然绕开了修法程序严格、时间跨度大、成本不经济等障碍，但因未触及单纯的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评价问题，因而未免有扬汤止沸之嫌。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醉驾等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从构成要件上看，无论是对醉驾的危险行为还是实害行为，实际上都没有必要增设新罪，而只需统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定罪处罚，就既能惩处已造成严重损害的醉驾行为，又能对相关法益进行前置性保护。[20]比如说，飙车行为不属于交通运输的范畴，但客观上绝不亚于放火、决水、爆炸给民众带来的危险与恐惧，主观上至少存在间接故意，因而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21]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在客观上并不具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的重点在于驾驶，虽然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相当的危险性特征，但是这种危险性主要体现在驾驶中的违规上，而行为人的驾驶行为本身并不存在有明显的‘加害性’，这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在具有危险性的同时，又具有明显‘加害性’的特征完全不同。”[22]易言之，危险驾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追求交通工具的便捷性，而不是追求使用交通工具这一活动本身可能产生的危害，而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则直接指向这些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因而前者对危害结果是持一种排斥、否定或反对的心态（过失），至多是一种放任的心态（间接故意），而后者则往往是一种积极追求的心态（直接故意）。[23]这种主观意志的不同，直接反映出行为人对法规范的悖反程度不同，进而反映二者可谴责性程度的不同。第二，民众对危险驾驶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的风险在容忍度上不具有同等性。虽然危险驾驶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具有基本相同的危险性，但公众对这两类风险行为的容忍度是不同的。驾驶行为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现代社会秩序共同体成员基于对生活便利等效率价值的追求，对交通工具使用者谨慎驾驶而仍不能避免的风险都能予以容忍，所不能容忍的是漠视交通规则、滥用交通工具所产生的风险。这样，在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评价中，秩序共同体成员潜意识里会扣除谨慎驾驶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那部分，从而对其否定评价不是特别强烈。相反，对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所蕴含的风险，则是完全不能容忍，因而对其否定评价是非常强烈的。第三，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上未必均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态。有论者认为，饮酒者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虽然有所减弱，但一般还是能够驾驶操作的，只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因而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醉酒者虽然具有一定的辨认能力，但其操作车辆的能力往往很弱甚至几近丧失，没有轻信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客观根据，在实质上属于“放任”的间接故意。[24]这种以行为人的“轻信”是否具有客观根据作为区分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的标准，不仅有违刑法理论，而且也不符合生活事实。日常经验告诉我们，醉酒、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人，对行为本身往往是明知故犯，但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则既可能是间接故意，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非但如此，醉酒程度的高低不仅与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呈反比关系，而且也与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呈反比关系。如果行为人的醉酒程度愈严重，则愈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行为时的客观情状，主观意志也愈薄弱，因而愈可能轻信而非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主观上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过失。因此，将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一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并不妥当。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具体的案情分别定罪。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当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了与放火、爆炸等具体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危险具有故意时，即使没有发生伤亡等实害结果，也应适用《刑法》第114条。二是当危险驾驶的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或者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对现实发生的伤亡结果仅具有过失时，都应当适用《刑法》第115条第1款。三是当行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虽然具有公共危险，但不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或者虽然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但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仅有过失的，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发生了伤亡实害结果，且行为人具有过失的，成立交通肇事罪。[25]这一意见针对危险驾驶行为实际的具体情况，分别将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在分析思路上相当精细，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但仔细辨析，这一意见也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故意危险驾驶未致人伤亡的定性问题。该论者认为，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了具体的公共危险，且行为人对此危险具有故意时，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犯）。这一主张，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相同的，因而也存在类似的疑问，兹不赘述。第二，关于故意危险驾驶致人伤亡的定性问题。该论者认为，当危险驾驶的行为人对伤亡实害结果具有故意，或者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而对伤亡实害结果仅具有过失时，均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害犯）。这一主张，除存在上述第二种意见类似的疑问外，还存在以下理论问题：一是在实害犯的情况下，能否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一分为二，分别考察其对危险的态度和对实害的态度？该论者的依据是存在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而结果加重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故意。因此，基本犯是故意的危险犯，加重结果是过失的情况是完全存在的。[26]然而，是否存在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恰恰是需要特别证成的。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一种心态。这里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就危险犯而言，是指一种抽象的或具体的危险状态；就实害犯而言，是指一种现实的损害结果。无论是危险犯还是结果犯，就罪过的认定而言，需要考察的都是对“危害结果”的态度，而不是对行为本身的态度。因此，在实害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行为人对实害结果的态度，而没有必要考察其对危险状态的态度。二是在实害犯的情况下，能否将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具有故意与过失同等评价？该论者认为，“故意与过失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位阶关系”[27]，因此，在实害犯的情况下，对实害结果具有故意或过失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二者量刑应有明显区别。照此观点，故意与过失只涉及刑罚裁量问题，而在责任评价方面，二者效果等同，这未免有混同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之虞。如行为人对违章是明知故犯，但对肇事结果是过失，就可能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交通肇罪。任何概念的使用均具有相对性，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如果进一步判定其责任类型，则故意与过失显然是一种对立关系，而非位阶关系；相反，如果需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罪过（故意和过失）与无罪过是一种对立关系，故意与过失才可能是位阶关系。
“刑法条文的不足或缺陷只能依靠刑事立法本身加以修正，而绝对不应该在司法适用中进行所谓的弥补。”[28]鉴于危险驾驶行为难以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妥当地纳入现行罪名体系，因而单设罪名就有其必要性。
（四）单设罪名有助于塑就民众良好的交通规范意识
不少学者认为，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饮酒人的生理因素、根深蒂固的酒文化的影响、社会控制力弱化、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淡薄。[29]因此，治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不能盲目迷信刑法，而应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治理的策略。重罚醉驾行为（增加行政执法的确定性、增加醉驾肇事犯罪的刑法成本）只能收一时之效，改革丑陋的酒文化、塑造民众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才是真正的治本措施。既然刑法在惩治危险驾驶行为方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手段，因而强调提高惩罚力度，包括单设罪名就是不必要的。
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不仅因为刑法在保障（部门）法律规范实施方面有其特有的威慑功能，[30]更重要的是，刑法在塑造民众的文化规范方面有其独特的引领作用。刑法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法规，更是一种行为规范。宾丁最早提出了刑法的规范、导引功能，他指出：“犯人的行为，是对广义的法，即一定的法规的可罚性的违反，而不是对预告刑的规范即刑罚法规的违反。”[31]换言之，犯人所触犯的是规定其行为准则的一般法令中的“行为法”及该行为法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范”，而非刑罚法规，后者只不过规定了违反规范的效果而已。这些作为刑罚规范的前提的“行为规范”，一般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之外的一般法令中，“在命令或禁止规范没有被成文化的场合，对于刑法分则中各本条所规定的行为来说，其规范已被作为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社会遗产而为人们所熟知。”[32]
宾丁关于犯罪的本质是对法规范的违反的论断对于刑事立法颇有启示意义。“法律不是供人仰望的云天，法律是在现实生活中被约定出来，用以创造自由的。”[33]一切立法都应当是对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文化规范的一种肯认，刑法亦不例外。“一切法律均缘起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用习常使用但却并非十分准确的语言来说，习惯法渐次形成。”[34]因此，刑事立法的任务不外在于找出社会生活中民众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并以刑罚这一最具强制性的制裁形式表达和保存下来。刑事立法可以发现社会生活映像，记载现实生活规则，导引民众生活行动，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易言之，刑事立法必须以文化规范作为立基的生命源泉。
刑事立法与文化规范之间这种肯认与被肯认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刑事立法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规范只能消极地记载而已。相反，由于刑法特有的强制性，其在文化规范的形成方面具有极强的能动性。这是因为：第一，文化规范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自然而然的，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博弈过程。由于民众价值观念本身具有多元性，对于同一事项，可能存在两种或者更多的内容彼此冲突的行为规则。在这诸多规则中，那一种规则最终取得规制民众行为的文化规范的地位，既与市民社会的道德、宗教、文化、习俗、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受政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重要制约。第二，文化规范确立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的发展和变化，也存在一个因应调整的问题。文化规范的这种调整，无论在内容和速度方面，刑事立法的影响都相当明显。[35]
增设危险驾驶罪，对于重塑我国民众的酒文化、培植民众良好的交通伦理，有着强大助推作用。众所周知，我国是有着深厚的酒文化传统的国家，饮酒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口欲，更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和社交方式。“无宴不喝酒、无酒不成宴”，经过千百年的积淀，这已经成为酒文化的核心。在农耕社会，这种酒文化的弊端或许微乎其微，但在汽车社会，其潜在的风险却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并不断地冲击民众惊恐、脆弱的神经。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唯有重塑传统的酒文化。也就是说，当传统的酒文化与现代的交通规则相遇时，要坚持交通规则优先，倡导一种“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的交通伦理，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严打”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执法政策，对于重塑民众的酒文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仍有较大局限性。这也是各地恶劣的醉驾等危险驾驶事案屡禁不止、不断见诸报端的原因。这是因为，行政违法和犯罪不仅在处罚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别，更在于社会评价上性质迥异。在民众看来，行政违法只是一种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道德非难性程度相当低，远非一些学者所说的类似于国外的“违警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不仅被处罚者本人不具有羞耻感、负疚感，而且执法机构、一般公众也认为这种行为并不具有悖德性。相反，如果一种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则无论是行为人、司法机构、普通民众都会认为这种行为具有较高的悖德性。这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严格区分“犯罪”和“违法”的做法在社会评价上带来的一种副效应。鉴于此，在重塑社会的酒文化、培植民众的交通规范意识的过程当中，如果借助于刑法特有的刚性和强烈的非难性，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对于规范养成的“倒逼”功能，则无疑有助于提升文化重塑的强度，加快文化重塑的速度，增强交通伦理的韧度。
二、危险驾驶罪的规范构造
（一）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序位排列
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按犯罪行为侵犯的同类法益归类，并按各自的危害性大小排序的。在设立危险驾驶罪之后，将其具体放在哪个序位，这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草案》将危险驾驶罪放在交通肇事罪之后，作为《刑法》第133条之一，这基本上是可取的。简述理由如下：首先，危险驾驶罪的同类法益是公共安全。在道路上醉酒驾车，或者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这属于一种公共危险。其次，危险驾驶罪的直接法益是交通安全。危险驾驶行为是发生在道路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中，与公共交通管理密切相关，因而直接危害了公共交通安全。
罪名的具体序位不仅反映了立法者对相关行为的法律评价，更重要的是也体现了该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内在逻辑关系。按照《草案》对危险驾驶罪的序位排列，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犯罪的逻辑关系可以得到较好的厘清。第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补充关系，而非排斥关系。危险驾驶行为人对违章行为均是“明知故犯”，而交通肇事行为人对违章行为往往是“明知故犯”，但也可能是“不意误犯”；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以一定的危险状态的存在作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而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以一定的实害结果的存在作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当危险驾驶行为具有致人伤亡的危险，但尚未造成他人伤亡的实害结果的，应当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复杂的是，如果危险驾驶行为具有致人伤亡的危险，而且又造成他人伤亡的实害结果的，究竟是构成危险驾驶罪，还是交通肇事罪？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危险驾驶行为具有致不特定的多数人伤亡的危险，已经充足犯罪构成要件，因而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由于该行为又造成了不特定的多数人伤亡的实害结果（以行为人对该实害结果系过失为限），因而又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由于行为人只实施一个危险驾驶行为，因而这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情形，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以其中的重罪（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36]
第二，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排斥关系。而非补充关系。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兜底式罪名，应当严格限缩其使用范围，即“其他危险方法”应当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方法，而不能认为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37]行为类型应当限定为“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危险方法相同的致人重伤、死亡的具体危险性、并引起社会公众同样的惊恐性的行为”，[38]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通常难以归入此类。从犯罪形态分析，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都属于公共危险犯，但前者是抽象危险犯，后者是具体危险犯：前者只要实施特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即被立法推定为危险状态已经存在，即使在少数个案上，特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并未引起危险状态，也一概被认定危险已经出现；后者不仅要实施特定的危险行为，而且必须引发现实的具体危险，才能认为构成要件该当，而具体危险状态的有无，不能立法推定，必须由司法人员进行个案判断。[39]总之，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排斥关系。当然，实践中可能存在利用醉酒状态或者以飙车方式泄愤报复、行凶杀人的情形。此时，行为人不仅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是明知故犯，而且对危害结果也是一种故意的心态，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分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过，这种极端特殊的“危险驾驶行为”已经不是本文所探讨的类型性的危险驾驶行为了。
（二）关于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设定
《草案》以叙明罪状的形式，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设定为两类：一是“醉驾”，即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二是“飙车”，即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笔者认为，《草案》对入罪的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定，较好地体现了立法理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无证驾驶、超速驾驶（包括飙车）、酒后驾驶（包括醉驾）、疲劳驾驶、吸食毒品或服用镇静类药物后驾驶、超载驾驶、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闯红灯等行为。而实际生活中，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为此，有观点认为，《草案》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仅限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两种行为，并没有涵盖与之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而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同样需要入罪加以遏制。但由于《草案》采用列举式规定，而没有采用概括性的兜底式规定，从而大大降低未来对形势变化的适应性，甚至也完全排除以法律解释方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可能性。[40]一些民众甚至主张，对所有的危险驾驶行为，都应纳入刑罚调整的范围。然而，《草案》并未简单地顺从民意，而是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限定为醉驾和飙车这两类最多发、最危险的行为，而将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仍留给交通行政法规调整，这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绝大多数风险较低，且已经行政法规调整；另一方面，选择危险性最高的危险驾驶行为作为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如《德国刑法典》第316条规定的酒后驾驶罪（危险犯）仅限于“饮用酒或者其他麻醉品”，第315C条规定的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实害犯）除“饮用酒或者其他麻醉品”外，还包括“未注意优先行驶权”、“错误超车”、“超速驾驶”、“未保持安全车距”等等。
需要探讨的是，吸毒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有学者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草案》拟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41]言外之意，似主张将吸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的一种行为类型。笔者认为，吸毒驾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且难以查证，而一旦发现，首先需要对行为人强制戒毒。强制戒毒的期限具有不确定性，且客观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又是一种短期自由刑，如果戒毒完毕之后再执行刑罚，可能存在过度威慑的问题，因而暂不纳入犯罪圈为宜。
另外，飙车这一危险驾驶行为，是否有必要附加“情节恶劣”的要件？有观点认为，醉驾、飙车等驾驶行为，只要一经实施，本身便已构成“情节恶劣”，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个“情节恶劣”的前置条件，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而且无形中也将消解乃至取消“醉驾入刑”应有的积极司法价值和意义。[42]这其实是对立法技术的误解。从《草案》条文的表述来看，“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之间有个“的”字隔开，因而附加的“情节恶劣”应当是限定后者而不是限定前者。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原则上均构成犯罪，并不需要“情节恶劣”的要件；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本身并不当然构成犯罪，此类行为构成犯罪，还应当同时具备“情节恶劣”的要件。不过，笔者认为，《草案》这一差别规定是否合理还值得进一步推敲。生活事实显示，醉驾者由于处于醉酒状态，因而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处于正常状态的飙车者要低得多，如果要附加“情节恶劣”的要件，恰恰应当是醉驾，而非飙车。但《草案》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将造成两种行为类型在构成要件上的严重失衡。考虑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普遍性，为避免处罚面过大，[43]以及与现行行政处罚相衔接，笔者基本赞同为这两种行为类型增加“情节严重”的要件。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规范，如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50％以上的；1年内因醉驾受到刑事处罚或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醉驾的；超过限定时速50%以上的；1年内因飙车受到刑事处罚或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飙车的。
应当指出的是，《草案》在飙车的规制上，采用“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表述。从构成要件明确性来看，这一做法有欠严谨。令人不解的是，立法者为什么不选择民众常用的“飙车”一词，或许立法者是受到“飙车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论调的影响。然而，普通用语和法律用语不应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通过清晰的界定，普遍用语完全可以转换为法律用语。就飙车而言，大体有三种定义：一是指开快车；二是指超过规定速度行驶；三是指以竞技、追求刺激、娱乐或者为目的，驾驶机动车辆在公共道路上超速行驶。不难看出，这三种定义所界定的飙车，其外延范围是逐步紧缩的。但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需要规制的应当是超速驾驶行为，因为其存在交通安全风险，至于驾驶者的人数、驾驶车辆的数量、驾驶的区域、驾驶者的目的等，则在非所问。相比之下，“追逐竞驶”不仅亦是一个普通用语，而且还隐含“两人以上分别驾驶车辆”的要件。这一要件与风险并不具有相关性，因而不应附加。
（三）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草案》配置的是“拘役，并处罚金”。对此，不少人认为，这一法定刑明显偏轻，难以实现应有的威慑目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草案》时，一些常委会委员也表达了类似的疑虑。[44]
如何配置个罪的法定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理论界相关研究较为粗疏，立法机关在给新罪配置法定刑时往往也较随意，尚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则和规则予以遵循。笔者认为，在对个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始终坚持罪刑均衡原则。具体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足制罪，即为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能够阻遏已然犯罪个体或潜在犯罪个体实施犯罪活动。“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45]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犯罪人”理论，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46]如果犯罪的收益小于犯罪的成本，犯罪人就会放弃实施犯罪的计划；相反，如果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犯罪人就可能从事犯罪的活动。因此，要预防和减少犯罪，就必须增加犯罪成本，提高刑罚的威慑力。犯罪成本通常由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和犯罪的惩罚成本构成。其中，犯罪的惩罚成本＝惩罚的严厉性（法定刑）×惩罚的确定性（破案率）。在犯罪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犯罪的惩罚成本，即增加惩罚的严厉程度或者提高破案率，就可以增加犯罪的整体成本。但问题是，国家的刑罚资源是有限的，因而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犯罪的惩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存在一个最佳量。在惩罚成本处于最佳（恒定）状态下，惩罚的严厉性和惩罚的确定性之间则呈现为一种反比例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准确地测定犯罪的破案率，就可以较为科学地为其配置法定刑。就危险驾驶行为而言，精确的破案率（与其相对的是“犯罪黑数”）尚难获得，但可以估测这一数字应当高于或等于盗窃罪的破案率（在所有的犯罪中，交通肇事罪和盗窃罪的发案率和查处数都是最高的）。如果这一推断基本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应当低于或等于盗窃罪的基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是横向平衡，即对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与其他类似犯罪的法定刑相衔接和均衡。这样处理，有利于整个刑罚体系的稳定和协调。在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五个主刑中，有期徒刑是适用最广泛的刑种，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无一例外均配置这一刑种。这与民众“犯罪等于坐牢”的朴素的刑罚观是契合的。但《草案》并为危险驾驶罪配置有期徒刑这一主刑，而只是配置了拘役，且为单一主刑。这在整个刑法分则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有损刑罚适用的灵活性，而且也破坏了刑罚体系的统一性。而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来看，二者是一种补充关系，即将预防犯罪的关卡前移，通过惩治交通肇事的“预备行为”来防止更严重的实害结果的发生。但由于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实害犯，所以，前者的法定刑应当低于后者的基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另外，考虑到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较易充足，而放火、决水、爆炸等犯罪是具体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较难充足，因而前者的法定刑应当低于后者的基本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鉴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配置饮酒驾驶、醉酒驾驶和超速驾驶等危险驾驶的行政处罚种类时，均有罚款，且采必罚制，为保持处罚的一致性，在配置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种类时，亦应有罚金，且宜采必罚制。
三、结语
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秩序共同体对风险的反应具有梯度性和层级性。将超出社会容忍边界的高度风险行为适时犯罪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合适选择。《草案》第22条增设危险驾驶罪，是社会感受的一种理性表达，契合当前我国风险社会的情势。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内容应作如下改造：“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超过限定时速驾驶机动车，情节恶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注释】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
[2][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筚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4]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5]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78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为135.84万辆，其中，载客汽车25.90万辆，载货汽车100.17万辆。2008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为5099.61万辆，其中，载客汽车3838.92万辆，载货汽车1126.07万辆，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8倍、148倍和11倍；轿车保有量达2438万辆，私人轿车达1947万辆，相当于每百人拥有1.5辆轿车。2009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7619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331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7.8%，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5218万辆，增长25.0%。民用轿车保有量3136万辆，增长28.6%，其中私人轿车2605万辆，增长33.8%。另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按上牌数计算）显示，截止2010年9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其中汽车8500多万辆，每年新增机动车2000多万辆；机动车驾驶人达2.05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1.44亿人，每年新增驾驶人2200多万人。我国目前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7500万辆左右的日本，仅次于拥有约2.5亿辆的美国，成为全球汽车保有量第二大国。业内分析，以目前这种增长速度，2020年汽车保有量完全可能超过美国而跃居为世界第一。
[6]《中国历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官方统计》,http://auto.163.com/10/0709/10/6B53JH6B000816HJ.htm1,2010年10月20日访问。
[7]《“刑法或单设危险驾驶罪”调查》,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ld＝7920,2010年11月8日访问。这一调查随机性强，且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参加，因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民众的真实看法。
[8]这种因应“汽车社会”的发展而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评价的做法，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均有所体现。如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4月21日“刑法”增设第185-3条，即“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万元以下罚金。”日本2004年6月9日修改《道路交通法》，增设新罪，对酒醉驾车者处3年以下监禁，易科50万元日元罚金；对饮酒驾车者处1年以下监禁，易科30万元日元以下罚金；对拒绝酒测者处30万元日元以下的罚金。2007年9月19日又修改法律，提高上述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对酒醉驾车者处5年以下监禁，易科100万元日元罚金；对饮酒驾车者处3年以下监禁，役科50万元日元罚金；对拒绝酒测者处3个月以下拘役，役科50万日元以下罚金。同时，对车辆提供者、酒类提供者以及明知司机饮酒或醉酒而同乘者，亦规定为犯罪，予以刑罚处罚。
[9]王伶俐：《醉驾入刑：应理性考虑四个问题》，《检察日报》2010年11月3日第3版。
[10]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评价》，《法学》2009年第9期。
[11]游伟：《慎重对待“醉驾”入罪》，《法制日报》2010年8月31日第3版。
[12]孙万怀：《反对违法交通行为的过度立法与司法犯罪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8日第7版。
[13][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有斐阁1972年版，第47页。
[14]参见[日]平野龙一编：《现代法Ⅱ―现代法与刑罚》，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21～22页。
[15]以浙江省为例，整治期间，浙江省“两办”专门下发了《关于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工作情况的通报》，浙江省公安厅下发了《关于在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工作中建立健全联动机制的通知》，公安机关按照“常态严管”的要求，先后成立了805个专职查处酒后驾驶小分队，采用交叉用警、异地查处等方式，多手段提高查处力度。截止2009年年底，全省共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71832起，其中醉酒驾驶7499起，因醉酒驾驶吊销驾驶证25本，因醉酒驾驶拘留7404人，醉酒拘留执行率达98.73%。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同比减少1165起，下降10.14%；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79人，下降2.77%；特别是涉酒交通事故同比下降40.82%，死亡人数下降36.7%，其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同比减少13起，下降56.52%。
[16]参见《醉酒驾车写入刑法面面观》，《人民法院报》2010年8月19日第2版。
[17]仅在浙江省，就有以下典型案例：2010年3月3日阿穆隆酒驾撞人致死案（1人死亡）、2010年4月5日三门县人大代表杨曙忠酒驾撞人案（4人死亡、4人轻伤、4人轻微伤案）、2010年11月1日泰顺县交警大队教导员包其标醉驾撞人逃逸案、2010年11月14日义乌市宝马保时捷飙车相撞案，等等。
[18]需要强调的是，增设危险驾驶罪，并不意味着要彻底舍弃原先的行政处罚手段，而只是在现有的行政处罚手段上增加了一个刑罚手段。在规制危险驾驶行为方面，行政处罚手段与刑罚手段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
[19]同前注[10]，于志刚文。
[20]参见石经海：《醉驾行为定性之我见》，《人民检察》2010年第6期。
[21]参见谢望原：《“飙车”致人死伤如何定性》，《检察日报》2009年8月4日第3版。
[22]刘宪权：《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准》，《法学》2009年第9期。
[23]日本学者认为，放火罪基本上是一种攻击犯。参见[日]大?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攻击”一词，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是一种直接故意。
[24]同前注[20]，石经海文。
[25]参见张明楷：《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6]同上注。
[27]同上注。
[28]同前注[22]，刘宪权文。
[29]参见汪明亮：《严惩“酒驾”肇事犯罪观念之反思》，《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
[30]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规范的实施，“不是由于对诸如惩罚的恐怖或对所有传统的普遍遵从的笼统的动机，而是基于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动机。”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规范的实施需要道德、宗教、习俗、舆论以及荣誉、炫耀、互惠等共同合力，但刑法特有的惩罚威慑功能仍不容否认。
[31]转引自[日]竹田直平：《法规范及其违反》，有斐阁1961年版，第75页。
[32]同上注，第82页。
[33]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34][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5]如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修正“刑法”、增设酗酒驾驶罪之后，民间生活形态有了很大变化。喜宴或聚会，饮酒与劝酒的现象大为减少，刑罚加身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不喝酒或浅尝辄止的绝佳护身符。
[36]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认为酗酒驾车之后，肇事致人于死，应分别成立酗酒驾车罪与过失致死罪，并合处罚。因为酗酒驾车必然在前，肇事在后，所以是二行为触犯二罪名。参见林东茂：《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37]刘明祥：《飙车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吗？》，《检察日报》2009年5月27日第3版。
[38]高艳东：《谨慎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相当性》，《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39]《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阅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车辆驾驶人员的血液酒精含量未达到临界值的，或者不具备呼气、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条件的，应进行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评价驾驶能力。这一规定，在“醉驾”的判定上采取双重标准，即有的采取形式标准，有的采取实质标准，不甚妥当。如果在刑事诉讼中采用这一规定，则会导致醉驾既是抽象危险犯又是具体危险犯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在醉驾的判定上，应当严格坚持形式标准：只要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其行为即被推定为具有公共危险；反之，如果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mg/100mL的，即不构成醉酒驾驶，其行为即被推定为不具有公共危险。至于行为人酒量如何、事实是否能够正常驾驶，无须进行专门评测。
[40]参见李克杰：《情节恶劣与后果严重是两回事》，《法制日报》2010年8月27日第3版。
[41]参见刘宪权：《危险驾驶是否应该入罪》，《法制日报》2010年9月28日第10版。
[42]参见张贵峰：《“醉驾、飙车”本身就属“情节恶劣”》，《法制日报》2010年8月27日第3版。
[43]以浙江省为例，根据副省长金德水2010年11月24日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供的数据：2009年8月至2010年9月，全省共查处酒后驾驶204596起，其中醉酒驾驶20593起，行政拘留20471人。全省取得驾照人员1055万人，相当于每50个驾驶员中就有1人被查到过违规情况。参见《浙江一年查处酒驾20万起》，《钱江晚报》2010年11月25日第a12版。如果不需要“情节严重”的要件，只要醉酒驾驶，就构成犯罪，则有2万余人被定罪处罚。如果这些人均被判处实刑，需要关押，则意味着要造4个中等规模的监狱（以一个监狱关押5000罪犯计算）。
[44]陈丽平：《建议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法制日报》2010年8月28日第3版。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9
公安部10月8日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交通规则严格了对驾驶员的管理。最新交通法规扣分细则也更为严格,闯红灯交通违法记分将由3分提高到6分,不挂号牌或遮挡号牌的一次就将扣光12分。
最新交通法规中关于校车驾驶人管理的内容自之日起施行,其他规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13新交通规则提高了违法成本,记分项也由38项增加至52项。
【文章导航】
一、交通违法的处理
二、扣12分的情形
三、扣6分的情形
四、扣3分的情形
五、扣1分的情形
【相关阅读】2013年薪交通法规调整的内容
【正文内容】
新交通法规2013具体扣分细则如下:
一、交通违法的处理:
1、闯红灯,记6分,罚100元。
2、酒驾,5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3、不系安全带,记3分,罚100元。
4、副驾不系安全带,记1分,罚50元。
5、行驶途中拨打手机,记3分,罚100元。
6、行驶途中抽烟,记1分,罚100元。
7、有意遮挡号牌,记12分,顶额处罚。
8、超速驾驶,记6分。
从2012年7月起,7种摄录违法(非现场处罚)罚款+记分:(是摄录罚款)1、闯红灯,罚款200元.。2、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罚款200元。3、违反禁止标线行驶,罚款100元。4、超速行车,罚款200元。5、机动车走非机动车车道,罚款100元。6、逆行,罚款200元。7、违停车,罚款200元。
二、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
1、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
2、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3、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
4、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
5、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
6、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
7、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
8、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的;
9、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以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
10、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11、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的。
三、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6分:
1、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2、高速公路行车道停车
3、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四、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3分:
1、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
2、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50%。
3、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
4、禁止驶入高速公路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
5、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
6、不按规定超车和让行、逆行。
五、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1分:
交通法规饮酒处罚细则篇10
内容提要:近期接连发生的“酒驾肇事”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规制的严重缺陷。基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积极寻求对“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完善对策。具体来说，可以考虑通过修正现有交通肇事罪法条、增设新的罪名、完善刑罚设置等方式改进现有刑法立法规定，从而有效地遏制“酒驾”等危险驾驶案件的发生。
2009年9月8日，“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广东黎景全醉酒驾车案”分别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和被告人黎景全分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当天就召开新闻会，向社会公布这两起案件的审理结果，并支持这两起案件的二审判决。这两起案件作为我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酒驾肇事”案件的典型代表，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酒驾肇事”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交通肇事案，其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也暴露出了我国相关立法规制的缺陷。我们认为，为有效地惩治“酒驾肇事”行为及其他“酒驾”危害行为应当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参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积极寻求相应的刑法立法完善对策。
一、完善刑法立法治理“酒驾”危害行为的根据
对于“酒驾”危害行为，我国刑法立法完善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汽车增长势头强劲。仅就北京市而言，近年来机动车的保有量保持较高增长速度，2006年小汽车增长量就超过40万辆。目前虽有降低，但今后仍将以10％的较高速度增长。[1]同时，人口增长并没有停滞，目前北京市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33万，并以每年40万至50万人口的速度增长。[2]再加上我国城市交通设施基础建设滞后，设计不够合理，驾驶员及行人的交通安全观念缺乏，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这就为交通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最大程度规避交通风险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3]我国1997年《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来说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对于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恶性交通事故的频发预见不够，需要及时调整。
（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国交通事故频发。据公安部统计数据，仅2008年1至9月，全国营运车辆肇事共导致1．9万余人死亡。尽管中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16％。[4]同时，无视交通管理法规而酒后、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也日益增多，如广东佛山黎景全案、四川成都孙伟铭案等均属严重醉酒驾驶造成多人死伤的恶性案件。而我国现有立法对于酒后和醉酒驾驶的处罚力度过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一般的酒后驾车处罚只是暂扣一到三个月的驾照。对于醉酒驾车，也只是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仅限于过失犯罪，一般情况下最高也只能处三年有期徒刑。现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交通肇事后连续冲撞情况的出现，以及类似案件的频繁发生。各地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并不完全一致，亟需立法统一规范。
二、完善刑法立法治理“酒驾”危害行为的原则
治理“酒驾”危害行为，刑法立法的完善主要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立足于现实需要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应当以经济为基础。完善“酒驾肇事”案件的相关刑法规定，有效地治理“酒驾”危害行为首先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考虑，从我国当代交通状况与交通安全背景下以刑法遏制“酒驾”犯罪的现实需要出发。
（二）总结既往的司法经验
治理“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完善，应当注意总结以往的司法经验。当前，我国在“酒驾肇事”案件的司法处理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根据主观心态的不同，对“酒驾肇事”案件分别按照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2009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和“广东黎景全醉酒驾车案”的二审终审判决为契机，统一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的审理标准，强调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典》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5]因此，治理“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完善，应当反映司法实践经验，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予以不同的认定。
（三）适当参考借鉴国外立法例
关于惩治“酒驾”危害行为，国外已有一些成功的立法经验，我们应当适当参考借鉴。如日本在刑法中规定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该罪主要包括酩酊驾驶致死伤罪、超速行驶致死伤罪、无技能驾驶致死伤罪、妨害驾驶致死罪和无视信号致死伤罪。[6]韩国于2009年修订《道路交通法》，新增加了醉酒驾驶车辆罪和拒绝酒精检测罪两项罪名。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警察在有相当理由可以认定当事人属于醉酒驾驶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酒精检测。测定驾车人是否属于醉酒驾驶的标准是其血液中酒精浓度的含量是否在0．05％以上。[7]在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的情况下，乌克兰专家和议员也提出应当把交通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2008年9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交通安全法修正案，界定了处罚和判决的行为主体、处罚行为的界定和权限的划分。2009年5月乌议员再次提出修改交通安全法的提案，直接提出要对酒后驾车和拒绝进行酒精测试者追究刑事责任。[8]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法》中也规定有酒后驾驶罪，主要包括由于酗酒或吸毒不适宜开车时驾驶或企图驾驶机动车辆罪，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预定标准驾驶或企图驾驶机动车辆罪，以及在上述不适宜状态下疏忽驾驶致死罪。[9]此外，芬兰、德国等国的刑法也都规定了类似的罪名。这些规定对于遏制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给本国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起到了明显效果，我国在治理“酒驾”危害行为而完善刑法立法时，可以适当借鉴。
三、完善刑法立法治理“酒驾”危害行为的构想
我们初步思考，为了有效地遏制“酒驾”危害行为，我国刑法立法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修正现有交通肇事罪法条
我国1997年《刑法典》中交通肇事罪的刑罚设置整体较轻，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即使致人重伤、死亡，也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可能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部分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犯罪分子，还可以适用缓刑。而其他国家对于交通肇事行为设置的法定刑一般较重，如在日本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的可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在英国，酒后驾车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因此，为了遏制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可以考虑提高我国刑法典中交通肇事罪的刑罚规定：将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刑期由现在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提高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由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由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增设新罪名
针对我国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威胁公共安全、现有交通肇事罪不能应对的现状，有人提出应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但有人认为，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应当慎重考虑，打击“危险驾驶”行为应以事先预防为主，不一定非要增加“危险驾驶罪”。也有人认为，可以考虑通过增加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档次，细化交通肇事罪的内涵，将该罪纳入到重罪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10]
我们认为，上述主张都有一定合理性，但基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遏制“酒驾”危害行为的需要，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可以考虑增设新罪名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法调控。这是因为：
第一，降低社会风险的需要。现代化的发展给社会共同体的生活带来各种风险，刑法须对这种应受处罚的风险状态及时地进行否定性评价，尤其是在涉及公众安全的交通等领域刑法应根据需要提前介入。现阶段我国“酒驾”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为控制“酒驾”给社会公众带来的风险而及时进行刑罚威慑应当成为立法完善的首要理由。
第二，交通肇事罪的规制范围和效果有限。在“酒驾”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心态多为间接故意，在性质上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过失。所以，通过调整交通肇事罪刑罚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此外，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70％以上被法院判处缓刑，有的法院判缓刑率高达90％以上，这会给民众造成“以钱买刑”的错觉，刑罚的威慑力有限，难以满足预防和控制“酒驾肇事”犯罪的需要。
第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置“酒驾”案件不具有针对性。现有立法对于“酒驾肇事”行为虽然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惩治，但该罪并不是针对醉酒驾驶行为专门设立，对于多数危害结果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酒驾”肇事行为来说，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刑罚明显过重。而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身也有“口袋罪”之嫌，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尚有争议。
第四，国外有关于惩治“酒驾”危害行为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酒驾”案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常见多发，在世界各国皆然。一些发达国家对此问题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对策，多设置行为犯或危险犯，刑法介入时间较早且法网严密，效果也显著。因此，合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有助于我国刑法的完善。
第五，危险驾驶行为多样，亟待刑法全面调整。实践中危险驾驶的行为不仅有醉酒驾驶行为，还有吸毒驾驶、严重超速驾驶等，这些行为同样危害到公共安全，应当将其纳入到新增罪名中来。实践中危险驾驶后拒绝检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外国也有可资借鉴的立法经验。所以我们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增设危险驾驶犯罪，将酒后驾驶、吸食毒品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以及以其他危险方式驾驶机动车辆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将抗拒检测的行为规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造成严重结果才构成犯罪，这显然不利于对“酒驾”危害行为案件的处理。虽然我国过去强调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但是《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动妨害植物防疫检疫罪中则包括了“危险”状态，反映出刑法立法对于过失危险犯的接纳倾向，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我国刑法对危险犯立法的新进展。立法如此规定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危险驾驶行为所危及的公共安全就更涉及到公共利益保护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醉酒驾驶、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严重违规（如闯红灯）等行为规定为危险犯。当然，危险犯的范围不宜过大，只应限于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酒后驾驶行为，按照交通管理法规处罚即可。
由此，我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危险驾驶罪”。其基本犯为危险犯，只要危险驾驶，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危险驾驶故意或者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为结果加重犯。具体来说，可以考虑在《刑法典》第115条后增加1条：
“第115条之1：有下列危险驾驶行为之一，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一）醉酒后驾驶的；
（二）吸食毒品后驾驶的；
（三）严重超速驾驶情节严重的；
（四）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情节严重的。
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
危险驾驶致人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
过失犯第二款罪的，处……。
过失犯第三款罪的，处……。
危险驾驶人员抗拒检测的，从重处罚。
犯本条罪者犯罪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11]”
其中，“情节严重”和“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主要指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血液中酒精含量严重超标，超速过高等情节。
日本《道路交通法》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和“同乘罪”等罪种，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多种共犯行为分别人罪。这体现了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严厉惩治，但也有惩罚面过宽之嫌。我们认为，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中，对于向疑似危险驾驶行为的人提供车辆、酒类或者毒品以及同乘的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共同犯罪，要根据行为人提供时是否明知被提供人正在或者将要从事危险驾驶行为予以慎重对待。
（三）完善刑罚设置
如何完善对“酒驾”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定？我们初步建议可作如下考虑：
1．合理设置主刑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罚结构合理、距离适度，[12]我们应当合理设置危险驾驶罪的主刑。基于现实中危险驾驶特别是醉酒驾驶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现状，可以考虑对危险驾驶罪设置较为严厉的刑罚，并且不排除考虑设置死刑。但是，基于我国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对危险驾驶案件死刑的适用应当予以严格限制。而且，在醉酒驾驶属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与直接故意采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相比，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轻，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相当一部分案件没有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而不宜配置和适用死刑，因而应当主要配置自由刑为其主刑。关于自由刑的设置，应当考虑到危险驾驶是以特定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要以行为的严重程度为基础，适当设置自由刑的刑种和刑度。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危险驾驶罪主刑的设置可做以下规定：对于危险驾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危险驾驶故意致人重伤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危险驾驶过失致人重伤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危险驾驶过失致人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2．适当增设附加刑
为了有效地遏制“酒驾”危害行为，许多国家都对酒后、醉酒驾驶设置了财产刑和资格刑。如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少于两年。[13]韩国《道路交通法》规定，违反规定醉酒驾驶者，或者警察有相当理由认为驾驶人员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人员拒绝酒精检测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14]而我国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现有规定都未设置财产刑或资格刑，不利于预防犯罪人再犯。所以，我们建议，对于交通肇事罪和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应当增设财产刑和剥夺一定期限或终身驾驶资格的资格刑。为了保持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衔接，对于附加刑的增加，可以考虑作以下规定：[15]对于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可以暂扣六个月至一年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金。对于危险驾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暂扣一年以上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金；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暂扣二年以上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金；情节恶劣的，终身禁驾，并处罚金。
3．酌定量刑因素法定化
对于危险驾驶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理应考虑从严处理。但在从严的同时，要充分注意犯罪人确实具备的从宽情节，在刑罚的裁量上予以适当的考虑。[16]“严”“宽”均衡，合理组织对危险驾驶犯罪的反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17]所以，对于危险驾驶案发后，行为人主动赔偿、真诚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考虑适当从宽。具体来说，对于危险驾驶罪，考虑将以下因素作为从宽情节法定化：（1）真诚悔罪。真诚悔罪表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减小和再次危险驾驶可能性的降低，应当成为影响量刑的因素。（2）积极赔偿。积极赔偿既是被告人内心悔罪的表现，又能够切实减轻被害方的负担，从物质上减少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所谓的“以钱买刑”有质的区别，也应当成为影响量刑的因素。（3）取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谅解反映了被害人所受精神损害的降低，有助于从精神上减少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如果行为人积极赔偿、真诚悔罪从而得到被害人谅解，对其当然可以从宽处罚。由此，可以考虑在新增设法条最后一款规定：“犯本条罪者犯罪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
四、结语
愈演愈烈的“酒驾肇事”案件和其他“酒驾”危害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而现行刑法对其缺乏有针对性和有力度的规范，对此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充分重视，积极寻求并统筹规划刑法立法完善的对策。必要时，还可考虑建立危险驾驶案例指导量刑制度，发挥对于类似案件指导量刑的示范作用。[18]同时，有效地应对“酒驾”危害行为应当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类措施在预防和惩治危险驾驶案件中的作用。此外，还要处理好法治措施与民情民意和社会观念的关系，动员全社会对于饮酒、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予以关注和声讨，努力树立“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的社会风尚，形成监督和自我监督的积极氛围。只有真正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惩治“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
【注释】
[1]《北京市小汽车保有量仍将以10％的较高速度增长》，/chin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7页。
[7]参见《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
[8]参见《乌克兰修法严惩交通犯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
[9]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1页。
[10]参见《争议“危险驾驶罪”人刑》，载《方圆律政》2009年9月号。
[11]规定本款的理由将在下文详述。
[12]参见翁凯一：《宽严相济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及前景》，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13]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14]参见《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
[15]当然，这还涉及到刑法总则资格刑的增设问题，需要全面考虑。
[16]参见王东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