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政策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利率政策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005-02
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乃至从紧已经有半年时间。半年来，央行收缩流动性的举措频繁推出。已经八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的高位。自2010年12月26日存贷款基准利率由降转升、出现拐点后至今已有三次加息。这些货币调控举措的推出。都与经济运行态势密切相关。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行、通胀预期增强、实际负利率扩大。2011年3月Cpl同比上涨54%，创出本轮通胀以来的新高4月Cpi同比上涨53%。和目前的Cpi数据相比，居民储蓄明显处于负利率状态。政府强调，控通胀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必要的力度。可以预见，央行仍然有进一步从紧的举措推出，加强流动性管理的决心不会动摇。
1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比较分析
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其工具大体分为数量型与价格型两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有共同点，也有诸多的差别。一般来说，两者都能通过收敛货币乘数效应达到减少流动性、进而防止通胀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但作为数量型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主要针对的是货币供给方，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控制货币供给的方法。而加息则是主要作用于货币需求方。通过提高信贷资金成本的方法，减少市场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针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工具。加息针对的是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资产配置。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在当前金融体制和金融生态环境下，银行出于多种考虑，往往会将信贷资金优先投放给国有企业及具有政府背景的项目。由此，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约束的是银行可贷资金规模，而受影响的多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由价格机制来引导和配置资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提高利率，就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经济上缺乏效率或者盈利水平低下的项目就难以承受资金成本的提高，总体而言资金会优先流向最有效率的投资，从而优化了投资结构。同时，提高利率也可以起到紧缩货币信贷的作用。
然而实践中，央行更倾向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谨慎使用利率工具。其原因还在于流动性总量的形成因素，外汇占款是第一来源。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态势不会根本改变，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大量流动性，而央票余额大幅增加难以为继，不断提高准备金率来对冲外部流动性就成为央行必然的选择。
当然，也不排除央行还有其他间接的考虑，一般认为低利率可以更好保增长，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据有关测算，目前地方融资平台上的总债务规模有4万亿以上，这就意味着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债务就会增加4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无疑会使地方财政雪上加霜，也使银行的债务风险较快显现。而且，地方政府某些项目本身可能存在的低效率对政府、对银行乃至对社会都是一个风险隐患。再从当前融资体系看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央行在较长时间内都无法放弃货币信贷目标制，为了调控货币信贷量，准备金率是不可或缺的见效快的调控工具。在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利率等传统政策工具中，准备金率无疑是对货币信贷影响最大以及效果最为明显的工具。而且，准备金工具具有强制性和低成本性的特点央行在运用该工具的时候面临的阻力较小，对冲成本相对低廉，央行可以通过降低甚至取消准备金存款利率的方式进一步削减对冲成本。因而准备金工具便日益成为央行的常规性对冲工具。
但是，任何一种对冲工具都是有使用空间的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上调。首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收缩流动性的有效手段，可是它并没有有针对性地对付形成过剩流动性的源头即外汇占款。本质上说是错位的，是治标而非治本。国际收支一直双顺差，外汇占款就一直新增，准备金率就一直要被动提高。如何改善国际收支结构进而改善经济结构才是根本之策。
其次，提高准备金率是通过收缩货币信贷的方式对冲过剩流动性，但是无论经济增长在什么速度上定位，信贷规模的调整也只是在增量上做文章，不可能真正压下去。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之下，信贷被压缩到一定程度负作用增大，烂尾工程增多，会制约经济发展。
第三，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的利息甚至可能不予付息，因此当准备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无法覆盖存款利率，会使商业银行出现经营困难，这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都没有好处。还应该看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尽管是起到对冲外汇占款的作用本质上是针对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调节手段。但如果流动性不过剩，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即使外汇占款规模不小，也不需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准备金率已提高到205%的历史高位，进一步提升的余地很小。因此，央行货币政策应该改变过于倚重准备金率工具的倾向。下一步的调控措施应该在利率上多加考虑。
2低利率政策长期化的弊病分析
实际上信贷需求旺盛和通胀预期，既来自于过剩的流动性，也来自于较低的实际利率。负利率人为降低投资的资金成本，加剧了对信贷的需求。对于资金剩余方而言，负利率无法覆盖当前金融风险敞口，从而逼迫过剩流动性通过囤货炒作商品和通过资产价格泡沫运作等手段规避负利率下的风险敞口。所以，低利率的弊端往往容易被低估。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必然会鼓励投资冲动，加剧通货膨胀。低利率政策总是伴随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低利率意味着资本的低成本，大量超发货币进入资本品领域，导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随之提高，引致通胀的自我循环。
低利率政策使投机易盛行，助长资产泡沫。低利率是一种保投资从而保增长的扩张思维。低利率政策助长信贷需求，客观而言总有部分流入资产部门。低利率促使经济中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不断攀升。
低利率政策使投资成本低估，加剧产能过剩。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当价格信号被人为扭曲，就会扭曲资源配置。一方面造成低效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有效投资的生存空间。低利率刺激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这些项目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低利率导致投资过度扩张，最后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低利率情况下的投资有时又是事与愿违。被人为放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也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发现原来的投资项目是无利可图的。即使对一个项目本身的开工过程而言所需资金难以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备完成。那些完全因利率较低而执行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将变成错误的投资决策。因此，人为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国内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诱因。
低利率政策导致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不利于产业升级。多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态势强劲，原因在于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品价格竞争力强。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资金的低成本即为低利率。对中国而言，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同样被极大压低。企业在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同时，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要素价格被人为低估，使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其他国家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
低利率还形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效应。人为压低的利率是把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资金使用者生产成本降低，资金提供者利息收入减少。对于目前国内巨量的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计算，一年财富转移非常巨大。即使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上升2个-3个百分点（纠正负利率状况），一年的转移财富也是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等），使居民财富相对减少。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效应，不利于就业问题解决。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时，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即低利率时，国内大量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现象。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人为压低土地价格，使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资本替代劳动使我国的人力资源被极大地闲置与浪费。
可见，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弊端明显，既损害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
3货币调控下一步应更多使用价格型工具
几乎所有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低利率同样如此。有人认为，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看升的情况下，如果利率水平高于国外会导致热钱的进入。这个逻辑的内在假定是热钱进来是为了在我国银行账户上获得利息。其实，银行利率只是投资的机会成本。资本流向考虑的是投资报酬率而不是单纯的银行利息，无论是房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只要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阻挡外资热钱的进入，或者进行资本管制或者设法降低投资报酬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低利率阻挡不了热钱，热钱进入主要不是赚取利差，相当大一部分是用于股票投资和实物投资，其中也包括房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投资等。而房价与股市通常与利率是反向波动的，利率越低，房价和股价越高。可见，低利率反而是热钱进入的较为有利的机会。
在紧缩政策实施的半年时间中，央行根据“相机抉择”的方法，更频繁地使用了货币数量工具而非价格工具，更多地是从维护金融安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政策效应比较清晰的角度考虑。但货币政策的使用，既要有调控目标的权衡，也要有在工具使用上的利弊权衡。通货膨胀是综合因素形成的.但主要还是需求因素。考虑到最近美联储决定维持量化宽松政策，而2010年以来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实际增长有所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尚处在可控状态。
经过半年多的高频率的货币调控，其效应陆续开始显现。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总体看，稳健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增长向常态回归。2011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上年末低3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9%，增速比上年末低2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少增3524亿元。因此在通货膨胀不出现明显继续上升态势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当张弛有度，可以短期维持稳定观察，也让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进一步消化。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仍然显示有进一步紧缩的必要，则可以在价格型工具即利率调控上采取措施。由于负利率的缺口不小，也是给货币政策留下了较多的运作空间。考虑到防止经济的过分减速，对称和不对称加息，都是可取的选择。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10，（11）.
［2］让―克洛德.特里谢.非常规贷币政策性质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
当前货币政策篇2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著，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著。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著。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崔建军.金融调控理论[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陈共.财政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当前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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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控制；中介目标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14－06
从我国多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通畅，这也导致我国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稳定。例如在中介目标选择上，自1998年以来我国变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这一中介目标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时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关联上与确立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时的预期都相去甚远。从2001年至今，尽管货币供应量成为了重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是随着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已经无法准确反映经济活动中融资行为，因此2011年央行提出监控“社会融资总额”；此外，在紧缩的大背景下，信贷总量控制再次成为了央行货币政策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似乎见顶、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的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实现它的预期效果呢?或者说如何才能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这就涉及目标选择和操作方式选择的问题。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危机，这个时候的货币政策选择关系着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周期里能否实现快速稳定的发展，关系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能否进一步提高。
一、货币政策的类型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回顾
货币政策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操作、信贷控制以及窗口指导等。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跌宕起伏，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频率明显加快，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的高位，尽管理论上存款准备金率无上限，但是21％的确世所罕见。各类货币政策手段效果和影响不一，对不同的国家来说也不具备绝对的可比性。
由于我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居民的资产大部分存在商业银行，因此基准利率在影响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倾向、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存贷差对银行利润率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尽管随着金融市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发展，存贷差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正在逐步下降，但是存贷差仍然贡献着银行主要的利润，在社会各界对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颇多微词的情况下，未来存贷差仍将是银行业主要的利润来源，并通过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与基准利率的调整必须要经过国务院办公会议通过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是我国央行具有自主决定权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主要的目的在于从价格(央票利率一定程度上具有基准利率的功能)和数量(回笼或者投放货币)两个角度上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加以调控。目前，学术界关于存款准备金率频繁改变对经济的影响有着广泛的争论。国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不赞成频繁调整准备金率，认为会造成货币投放的剧烈的波动，连带着实际操作中准备金政策调整的也不多。但我国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频率则相当高，尤其是最近几年。而对于数量调控的另一个手段――公开市场操作，国外运用的反而要比国内多一些。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通过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我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在对冲外汇占款、调控市场流动性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相比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间接调控属性，信贷控制和窗口指导更接近于直接的行政调控，尽管名义上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已经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但事实上信贷控制可能还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从各类货币政策的使用情况和效果来看，各类货币政策都得到了充分的尝试，也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效果，但同时也说明了货币政策调控从直接向间接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央行的角色定位和调控水平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行使货币当局的职权；1995年银监会成立，从央行剥离了监管职能，央行存在的意义更加明显：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总的来看，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1998年以前以直接调控为主。以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现了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如果回溯得更早的话，1984年也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从商业银行体系中出来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而在此之前，我国一直实行金融业的高度垄断，货币政策就是简单的统存统贷，基本没有所谓的“调控”。这一段时间里，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几乎没有关系。
从1998年至今，央行货币政策逐步演化成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准利率(定期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货币政策总体上以间接调控为主，但近几年以来信贷总额控制再次成为央行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2010－2011年尤其是2011年，为了打击信贷的过度投放，央行实行了严格的信贷总额控制手段，并启动了差额准备金制度。
二、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这四个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例如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就存在矛盾，这方面经典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作了明确的揭示。我国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失业率方面的数据较为缺乏，但是Cpi的数据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序列。从我们的感受来看，1998－2002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随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谷，中国当然也未能置身事外，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引起重视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从图1上看，这一段时间也正是Cpi处于较低位置的时期；另一段让国人印象深刻的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则是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频现破产以至于农民工大批返乡。从图1上看这一段时期也是中国Cpi处于较低位置的时期。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可以认为是同方向的关系，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国际收支平衡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之间都存在着并不那么和谐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深受热钱困扰，特别是2005年7月份汇改以来，央行外汇占款大幅增加，我国特殊的结售
汇制度使得央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种超常规的货币供应一方面推高了我国的资产价格泡沫程度，引发了2005－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和房价大幅上涨；而2009年以来，加息和升值预期使得热钱再度大幅涌人，这一轮热钱涌人虽然没有催生股票牛市，但是却推高了我国的通货膨胀，除了房价上涨以外，猪肉、蔬菜等食用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同时亦使得我国通胀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矛盾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兼顾所有的方面，而只能是以其中某一方面(最突出的矛盾)为主。例如2008年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衰退的冲击，中国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迅速得到了下调。可以说，这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前提则是通货膨胀下行的趋势得到确立；而从2010年10月份以来，货币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毫无疑问是通货膨胀，尽管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胀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从我国过往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首先是物价的稳定，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可以瞄向第二个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可以认为是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同质性的目标，而国际收支平衡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里面重要性更加靠后。
由于央行货币政策不可能直接对最终目标进行控制，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就显得比较重要。多数情况下，各国央行倾向于选择货币供应量目标(如m2)或者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等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6年以来，中国央行一直关注m2的变化，但是随着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社会融资总额于2011年成为央行重点监控的目标。从具体的手段上看，基准利率(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控制等都属于央行频繁使用的工具或者说目标。
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观点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个方面，部分文献里面将其归结为“货币观”和“信用观”。简而言之，“货币渠道”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和货币数量途径影响投资和产出，银行贷款被视为债券的一种，而“信用渠道”则认为贷款与债券有着极大的差别，货币政策通过贷款影响实体经济，但主要是对中小企业产生影响，因为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外部融资，而大企业自我融资的能力比较强。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观点的分歧在于信贷是否能够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最早见于wicksell(1898)，他认为整个利率体系都随中央银行利率变动而变动，商业银行和储户、实体经济中货币资金的借贷双方都对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存在相当的反应弹性。凯恩斯(1936)强调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实际上也是受到了wicksell的影响。认为货币不仅仅影响物价，而是影响到产出、就业等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利率渠道的传递作用实现。凯恩斯之后，希克斯和汉森、托宾等都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关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尽管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实证检验表明利率途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JohnB.taylor(1993)对美、加、德、法、日、意、英七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七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与实际利率呈负相关关系，消费也对利率变动反应非常敏感。
19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型的货币学说，并主导了货币政策从利率传导机制向信贷和货币供应量传导机制的演变。但是，格林斯潘时代货币主义再次被摒弃，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一种中性的传导机制学说，“泰勒规则”倡导以实际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货币政策方面是建立了以利率为中心，综合汇率、通胀、货币供应量和资产价格的一整套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则是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典型的代表就是资产重置成本比率，即“托宾－Q值”。关于“托宾－Q值”的具体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资产价格传导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际上其仍脱离不了利率的范畴，因为资产定价始终是离不开利率期限结构的。
我国学者同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有效性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曾宪九基于凯恩斯的理论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是我国产出与利率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夏斌、廖强则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时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指标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关联上与确立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时的预期都相去甚远。
从我国多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信贷总额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张颖、卢庆杰均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同时也认为我国的信贷管控、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障碍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胡援成、程建伟对中国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相互影响的研究表明，央行货币政策向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时通常的，但相对于利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大。但是，他们选取的资本市场指标仅为股票流通市值，这无疑是不够的。而在从资本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中，仅检验了股票流通市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没有启动的情况下，流通市值对资本市场的代表性有限，消费和投资对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的代表性同样有限。白静对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利于基准利率的形成从而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机制，但同时也造成了央行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下降。这个研究结果放在今天看仍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随着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口径已经无法衡量货币政策在实体经济中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央行于2011年初正式推出了“社会融资总额”作为货币政策和现实观测指标和调整依据。唐安宝、周建平、刘志超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十分通畅，较好的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存在，但是效果较差，还处于从信贷传导向利率传导的过程中。而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率市场化没有实现。苏亮瑜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央银行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更具有相对合理性。苏亮瑜认为，中央银行盯住货币供应量，通过引导信贷投放来实现既定的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目标效果更好。但同时价格变量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突出。
而关于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持“货币渠道”看法的亦认可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但是长久以来资产价格渠道总是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远远不及利率渠道)，甚至虽然
有很多学者研究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将股票市场作为一个传导路径，而仅仅是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如何，资产价格作为一个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在中国资本市场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期，却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王虎、王宇伟、范从来运用VaR模型考察了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非常稳定的关系，而且股票价格的变化大约领先通货膨胀率一年时间，股票价格包含了一定的通货膨胀信息。同时，研究了m2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创新的大发展导致各种流动性创造进而导致货币供应量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指示作用下降，因此央行需要寻找新的变量，资产价格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尽管王虎等不认为资产价格就一定具有较好的货币政策指示作用，但是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方向。但遗憾的是，在实际的研究和操作中，资产价格更多的是被作为货币政策的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我国面临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由于我国的基准利率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到管制，因此央行通过调控利率能够较好的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行为。陈逸伦就认为利率非市场化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但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发挥作用，这其实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事实上，从同业存款、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上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定的利率市场化的影子。因此笼统的认为利率非市场化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是有失片面的。
三、当前的货币政策困境与我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应该说，从2010年初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方面实际上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特别是自2010年10月份以来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实施了严格的信贷控制，公开市场上也积极回笼货币，尽管如此，通货膨胀仍然节节攀升，并在2011年7月份达到了6.5％的高点，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极其不通畅的。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的变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极大，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和债券收益率都大幅走高，票据和信贷资产类信托产品收益率更是让债券市场投资者瞠目结舌，充分反映了实体企业的资金来源也是相当匮乏，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各类资金在炒作蔬菜、猪肉等价格上的不遗余力。这充分说明当前有一块资金市场是央行所没法控制的，或者说传导很难通畅起来。
因此，归纳起来当前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由于2008年四季度以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资金泛滥的情况，实体经济表现为各类投资项目无论可行性如何都纷纷上马、各类债券融资项目原本达不到发行标准的也一路大开绿灯，资本市场则表现为一轮中型的股票和债券牛市，股指从2008年10月份到2009年7月底上涨幅度接近1倍。不可避免的，投资项目的寻租和黑箱操作、资本市场财富再分配效应使得相当一部分货币脱离了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而游离于金融市场之外、也游离于央行的监管体系之外，是央行治理通胀不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面临非常严重的热钱的干扰。一个很简单的推断是，虽然央行加息紧缩了银根，但是加息导致中美利差扩大进而人民币nDF市场无风险套利空间扩大，而热钱数量则与美元无风险套利空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里的无风险套利空间为中美1年期利差加上人民币兑美元1年远期升水，而热钱则以“当月新增外汇占款－贸易顺差－FDi”衡量。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
按照以上方法，目前人民币nDF市场美元无风险套利空间约在4％左右，这也正是升值预期下热钱大量滞留我国的原因，这就使得央行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不加息则无法锁紧银根，加息的话效果又很容易被热钱的进入所抵消。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在应付热钱的流入，央行报表显示外汇占款余额已经接近25万亿元，这也是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即使达到20％以上的高度仍能继续操作的原因。
(3)持续的紧缩政策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突出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这与我国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银行及大部分企业为国有有密切的关系。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期，中小企业通过正常申请以及委托贷款、民间融资等渠道，融资问题上尚且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中小企业融资难、并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非常突出。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到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效果有限的同时，资本市场以及确实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同时亦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从央行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无论是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还是资产价格渠道实际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不通畅，特别是资产价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体系中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无论是利率政策还是信贷政策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其效果并不明显，这实际上对我国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对货币政策并不构成压力，一方面9％以上的增速实际上处于高位，些许的波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主动进行房地产调控的结果。因此，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半年至一年)来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还是物价的稳定。
当前货币政策篇5
关于我国法定货币人民币的发行、管理和流通是国家赋予央行的一项独特的基本职责。随着央行金融货币服务职能的不断强化，基层央行要想做好货币政策的全面系统工作，就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科学合理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强化货币政策在调拨、供应和流通等方面的基本职能，建立和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强化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切实保证央行信誉和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
二、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区域经济差异的针对性
央行在任何时期所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都需要基层央行从根本上以此目标为出发点加以贯彻、执行，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势必要求达到全国范围的高度统一，然而在具有地区经济差异性的市场环境中，高度统一自然就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地方经济的指导和协调作用。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目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大环境，资源配置的合理有效性并未在广度上得以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最终解释权集中于央行，政策指导和货币价格基本达到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一致，基层央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也都是生搬硬套，很难做到依据地方经济结构特点而进行及时和合理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指导、协调作用。
（二）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工具弱化，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职能
当前金融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多集中于央行总行，对于基层央行能进行有效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相对较少，不能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进行合理的伸缩调控，缺乏再贷款的权限范围，并且再贷款也从限额、期限和用途等加以严格框定，因此基层央行进行支农再贷款的应用较多，货币政策工具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对于准备金的管理也仅限于央行总行，利率的上下浮动权也由央行总行所控制，手段过于刚性化，基层央行很难进行调控的选择。由于基层央行不具有完备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仅限于通过“信贷政策指导性意见”此种窗口指导来对资金流向进行指导，对于正确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缺乏任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三）外部环境欠佳，社会信用环境相对薄弱
由于商业银行严格信贷奖惩机制，垄断信贷管理权限，使其他银行系统对于信贷行为的掌控缺乏一定的能动性，直接弱化了基层央行对于信贷业务行为的拓展动力，从而引起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中断。金融市场部分金融机构出现违规经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对央行形成了资金倒控机制，使货币政策的实施受到很大影响。一些金融机构进行违规放贷、违规拆借和高息揽存行为屡禁不止，结果形成了巨大数额的不良资产，使资金运作出现严重的周转困难，进而对央行资金产生过度的依赖性，使有限的再贷款成了保证这些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的有力武器，无疑削弱了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
三、基层央行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工作的建议
（一）基层央行要提高执行货币政策的针对性
正确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使国家的宏观金融调控措施得以有效落实，以确保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基层央行必须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制定的货币信贷政策，准确掌握基层央行的整体规划和工作重点，把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大目标和地方经济的实际情况有效结合，针对于实际情况变动适时地调整和改进，灵活进行调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方式，做到有抑有扶，有保有压。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对优势型行业项目，尤其是西部开发中的物资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相关产业以及地方骨干企业等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以增强经济发展和确保货币政策大目标的实现。
（二）逐步拓展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强化窗口指导职能
合理有效地放宽基层央行关于利率调控、再贷款和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权限，来严格对商业银行的资金调控力度，以充分发挥基层央行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实效性。一是要合理确定基层央行的利率浮动权限，使基层央行实现依据地方资金供求变化情况灵活调整利率的职能，正确引导资金流向，逐步完善货币资金价格体系，以解决利率调整不当而导致的货币传导不畅问题。二是要适当放宽基层央行再贷款政策的职能和权限，并适度增加再贷款额度，由基层央行依据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商业银行的资金头寸变化进行灵活的掌控和管理。三是规范和管理基层央行的再贴现窗口，合理构架再贴现的业务流程，增强票据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使再贴现延伸成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方式。四是建立存款准备金管理监测机制，将局限性的管理考核转化为由基层央行对应层次进行管理、监测及考核，使基层央行及时掌握商业银行的资金供求能力和经营情况，以有的放矢地进行调控和扶持。
（三）提升信用环境建设，改善外部环境
在银企之间相互缺乏信任度和金融市场总体信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要积极发挥金融系统全面制裁的作用，并有效建立严格执法、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不仅要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还要从根本上治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等有失诚信的行为，以严格架构社会信用的良好秩序。首先，基层央行要加大征信投入力度，积极借助强势媒体的力量，不断加强对货币政策和诚信经营的宣传，以提升企业和民众对金融货币政策的认知度；其次，地方政府要涉足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基层央行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基层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优化信用环境，以达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确保货币政策传导和执行的实效性。
（四）逐步提升和加强货币政策的执行水平
第一，不断拓展地方经济金融分析视野。基层央行要以银行问卷调查系统、信贷咨询登记系统及金融统计系统等金融信息系统为主要依托，从宏观经济的广泛视野和深度出发，认真深入分析地方经济金融系统货币的波动变化和发展态势。第二，建立和完善地方经济金融指标体系。基层央行要建立以信贷、现金、投资、消费和居民收入为主的金融分析体系，及时准确掌握金融货币的变动及政策执行情况，逐步提高货币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深度。第三，逐渐改进分析方法和流程。在进行货币政策分析时，要改进事后分析统计方法，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经济金融指标进行提前预测和分析，由注重存量分析转化为存量与流量并重，并且由孤立分析达到向纵、横向综合对比分析的转变。四是强化人才队伍的培养。人才问题是关系到货币政策贯彻执行的重要因素，要定期组织人员学习和培训，逐步加大对专业人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四、结语
在当前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基层央行要想发挥货币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有效地传导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强化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控职能，以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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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篇6
一、我们的利率政策究竟能走多远
真正意义上的第八次降息出现在2002年2月：1年期存款利率从2．25％降为1．98％，1年期贷款利率从5．85％降为5．3l％，准备金存款利率从2．07％下调到1．89％，20天、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从3．24％下调到2．7％、从3．5l％下调到2．97％、从3．69％下调到 3．15％、从3．78％下调到3．24％。由此，我们可以把始于1996年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视为降息周期。
第八次降息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做出的。按照中央银行的意图，此次降息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目的在于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使得银行存贷款利率差异缩小，以鼓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
但是，中央银行的第八次降息政策对分流储蓄，刺激投资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央银行从2002年2月21日开始下调存贷款利率及其利差以后，3月份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率下降到只有14．2％，贷款同比增长率则上升为13．5％，同比增长率差突然从2月份的4．4％下降到3月份的0．7％。然而自此之后，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很快回升，在大约4％的水平波动，而不是维持在一个大大低于2002年2月同比增长率差的水平。这充分显示，第八次利率下调已经很难促使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地实现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事实上，始于1996年5月的降息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宏观经济对利率下降的反应迟缓而微弱。可以断言，如果我国利率在现有水平之上继续降息，结果迟早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因此，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空间非常有限，利率政策实际已经基本走到尽头。
就目前的利率水平而言，我们不能不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很松。尽管我国的货币当局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中央银行8次降息以来推行的是一种趋于扩张的货币政策。然而，困扰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到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在工业产值中占60％左右，在实际利税上占40％左右，在就业人数中占75％左右，在新增业机会中占90％以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此外，我国从2001年9月开始，通货紧缩现象又断断续续出现，特别是在2002年3月以后，物价水平始终处于下降状态。既然所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利率过高造成，那么是否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不足造成的呢﹖
二、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适度性的考察
关于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所谓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当代世界各国无不建立起独享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体制中， 央银行既是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又是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者。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也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还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即受经济社会中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收付行为的影响，所以货币供给同时又是一个内生变量。
首先，就货币供给数量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仿佛并不存在问题。从2002年8月份的统计数字看，广义货币m2余额为1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8月份以来增幅最高的年份，狭义货币m1余额为6．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1．57万元，同比增长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显然，广义货币增长被稳定在13—15％这一平稳区间，说明我国货币供给量指标具有外生性。
既然货币供给量是充分的，而货币又是通过金融中介输送到企业去的，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的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呢﹖难道是大中型企业掌握了过多的资金吗﹖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保持m2适度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是遇到困难的，但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借助于中央银行维持汇率水平的冲销操作，以外汇占款逐渐增多的形式，货币供给的预期目标才得以实现。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小企业之所以资金偏紧，是因为尽管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但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值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原因。观察从1998年到2001年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发现用于国外的资产总共增长了93．4％，而用于国内的资产仅仅增长了59．6％，并且从绝对额来看， 2001年158302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中竟有26425亿元未用于国内经济，而是以海外资产的形式流离在国外。
但是，上述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归结为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因而货币供应总量用于国内信贷的货币量实际较少的分析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来考察货币基数，应该是：
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净额＋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其它有券－政府存款＋其它项目净额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而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数量和货币乘数，是两者的乘积。国外资产净额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冲销行为转化为人民币，又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行为转化为货币供给的，它和其它形式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行债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和其它有价证券等形成货币供给的方式并没有差异，只不过其它几项无需再通过中央银行将其转化为本币罢了。考察企业资金是否紧张不能孤立地从基础货币及其构成考虑，而只能从货币供应量总量及其组成结构角度考察。所以，得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过多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基于以上逻辑，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考察，是借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进行的。在货币当局不允许商业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银行，在没有风险的条件下，它将首先选择为企业提供贷款，其次它会选择购买国债，最后才会选择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储备，因为商业银行在这三项上的投资收益率是依次递减的。问题在于，在银行对企业信用了解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企业的道德风险很高，它们对给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率会相当低，可能低于国债利率甚至低于中央银行储备金利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把剩余资金用于国债、用于超额准备金。一旦变为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部分资金就失去了存款创造功能。同时，与商业银行贷款相比，银行资金用于从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也加大了对经济的紧缩作用。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是因为银行惜贷，商业银行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债或中央银行储备金。
事实上，如果商业银行惜贷程度得到缓解，在货币基数不变的条件下，由于货币乘数得到扩大，我国的货币供给数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控制货币基数，实现对货币乘数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整个过程应该被视为内生的。
三、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与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一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
1．降低准备金利率
当前，为了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下调利率是不够的，必须执行灵活多变的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家经贸委的一份对部分城市1688户企业的调查显示，88％的企业认为信贷资金“供应紧张”或“非常紧张”。看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应当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
2002年8月，中央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这部分中小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实际上，这一指导性意见只能是权益之计。商业银行惜贷是从自身利润最大化出发，是它们比较为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和收益的结果。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硬让商业银行贷款给那些实际并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一旦将来发生风险，贷款难以收回，就很难说清究竟这个指导意见又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带来多少呆坏帐。
因此，中央银行的最佳选择应该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手段，疏导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由于2002年2月第八次降息几个月后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重新徘徊在4％的水平，商业银行拥有大量闲散资金不能贷出，它们的选择只能是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国债。
存款储备金政策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来说，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的倾向加大，由未来期资金无法偿还所导致的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时，中央银行就会提升储备金利率，甚至是升高储备金率，为经济降温；反之，中央银行会考虑降低储备金利率乃至储备金率，以刺激银行的贷款行为。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为6％，但在此之外，商业银行却有4～6％的超额准备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10％到12％都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帐户上生息，而没有用于为企业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已经在2002年2月将存款准备金利率从1999年6月10日的2．07％下调到1．89％，但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然在4％以上。因此，中央银行对下调准备金利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不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因此银行下调准备金利率也是可以有国别参照的。（见表）
2．逐渐减少国债正回购
除了用于超额准备金，出于银行经营压力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商业银行将大量资金用于国债。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末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 占国债市场总量的56．7％，较上年末上升 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达82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36亿元，增长12．7％；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比上年末上升3．1个百分点；占其总资产运用的比重为6．3％，比上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持有比重继续扩大的同时，已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
目前，国债已被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普遍用做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工具，通过国债买卖实现信用的扩张或收缩，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通过债券回购这一交易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回购”，是指交易的一方卖方在卖出债券给另外一方买方的同时，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指定日期以双方约定的价格，由卖方向买方买回相同数量的同品种债券的交易。其中，所谓正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卖方的回购，而反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买方的回购。因为正回购带有降低中央银行债券资产存量的含义，所以正回购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货币；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反回购扩张货币。
当前，出于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造成货币增长过快的考虑，以及对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利率风险的考虑，中央银行从2002年6月25日起，到10月15日止，连续16次进行了正回购，已经将过低的债券利 率调整到合理的位置，目前没有必要再做拉高引导。从中国经济的宏观面来看，我国从3月开始又出现通缩，而没有通胀压力。所以，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而增加货币供给是有空间的，这实际也是货币政策应对财政政策力度应当逐渐减弱的一种配合。基于这样的逻辑，即使中央银行不能进行反回购，正回购行为也应该逐渐淡出。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减少手中国债持有量，促使其向企业贷款。
一旦储备金利率继续下调，并且购买国债的收益大大下降，商业银行就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显然，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命令迫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相比，实施上面的货币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会更小。但是，这种对策仍然只是一种短期策略。因为一旦商业银行已经把资金贷给了所有预期贷款回报率较高的客户而不再存在优质客户以后，它的选择可能是把资金用于库存，而绝不会贷给预期贷款回报率为负的客户。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更需要对现有金融结构进行调整。
二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1．大量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向中小金融机构增资扩股
限于资金约束，中小金融机构不能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在放出每笔贷款之前，它们都可能会对自己的贷款对象——中小企业做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讲，它们既可以为大企业提供贷款，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更难于考察，即使中小企业实际拥有投资回报率很高的低风险项目，在大型商业银行看来，它们预期真实贷款收益率也会较低因为他们给企业不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打了一个相对较大的权重。其次，商业银行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其实差别不大，而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比大型企业小得多，所以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就显得非常高。举例来说，如果大企业一次贷款规模为1亿元，而1家小企业1次贷款250万元，那么，银行贷给小企业1亿元的交易成本大约是贷给大企业的40倍。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长期对策是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一条思路是加快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另外一条思路是对无效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拆分。拆分的目的有两个，其中一条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第二是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规模而言，它们整体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拆分成为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将有助于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其银行治理结构的目的。第三条思路是对中小银行进行增资扩股。2001年11月 28日，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与南京城市商业银行签订协议，将以2700万美元价格，收购该银行1．5％的股权。2002年，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引入民营资本的计划年内可以完成，届时民资占比将超过50％”，而财政股份将下降到30％左右。所有这些对扩大中小银行资本金，缓解中小银行贷款难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与中央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再贷款相比，风险会更低。
2．实现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五级管理制度，管理链条过长，信息传导不畅，基层银行只是储蓄银行，而没有贷款职能，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神经末梢”实际已被砍去。所以，只有从银行组织结构上下功夫，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很难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问题。例如，总行和一级分行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在提升经营层次上发挥主导作用；将二级分行转变为基本核算单位，上收支行的管理职能，将支行发展成为区域业务和产品分销中心。
3．降低企业融资额外成本，建立完备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偏少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但从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来讲，贷款担保体系不够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贷款不但需要支付银行利率，而且还要支付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和公证费，以及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和咨询费。举例来说，对于1笔100－1000万元的贷款，企业一般要支付贷款额度2．5－6‰的资产评估费，0．1－1‰的抵押登记费，0．2－0．3％的公证费。此外，贷款担保公司一般收取贷款额度的1．4－3．5％作为担保费用，还要外加0．3％的咨询费，使得企业不堪重负。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但担保面窄，这不但体现在被担保企业的数量上，而且体现在担保品种上，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信贷、企业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上，民营企业田定资产投资贷款担保微乎其微，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也不到10％，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而对于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额外负担问题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更多市场化运作的信贷担保公司，通过相互竞争，降低担保公司的收费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虽然国外已经出现了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实例，但将国债资金投入到担保公司当中仍然不是最优策略， 因为这样做迟早会引发“问题担保”，不但不利于担保公司在竞争中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变相造成银行和企业的第二次“债转股”。
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亟待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过去没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以致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银行驻足不前。同样道理，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过去我国也没有相应的信用制度，所以在贷款过程中，无论银行还是消费者，都为确定个人资信程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贷款者融资成本加大。
4．完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实现利率市场化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首先，必须看到，中央银行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有中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但是我国股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股票基本不分红，使得对中国股市进行长期投资的价值变低，而只具炒作价值。但是，随着我国股市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应该被人民银行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事实上，由于我国金融产品品种单一，资本市场不够活跃，造成商业银行资产单一，投资渠道狭窄，不利于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资产比例。
区分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主要的是为资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融资场所。它主要由商业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和短期外汇市场构成。其中商业票据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更具现实意义，因为票据融资方式与中小企业资金流动性强、金额小、周期短和频率高等特点相适应，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目前，由于商业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大客户，而票据业务却具有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的天然优点，因此，票据业务的广泛开展就相当程度抵消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抑制。当前，为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指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又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限制，从而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使得票据业务大幅萎缩。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再对金融机构的票据业务加强监管，而是改革对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实行比例控制的规定，转变为按照票据签发额与保证金差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控制的制度，同时，要改变中小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准入上受到歧视的窘境，以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
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还远没实现。目前，我国唯一比较市场化的一个利率是银行间同业拆解市场。从统计数字来看，截止2002年7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会员已经发展到660家，四大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是该中心的成员，这对于调剂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具有重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降低同业拆解市场的准入资格，允许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加盟，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以最终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样，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能够在权衡自身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中小企业苦于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愿意支付l0％的利率给银行，而且中小银行有权将贷款利率从中央银行规定的5．31％提高到l0％的话，中小银行就可能在同业拆解市场上从资金宽松的大银行手中获取更多的资金，贷给更多的企业；同时，大银行也解决了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使资金闲置的问题，并最终造成中小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双赢的结果。
5．小银行未必不存在大问题
是否将大银行拆分成小银行或者大量建立中小银行，银行惜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畅通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按照一般逻辑，容易产生惜贷的应该是规模最大的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银行惜贷程度应该相对较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借助上面的图线，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存贷比高低的总体次序。存贷比最高的是其它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然后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而处于最后一位的是农村商业银行，明显存在惜贷问题。
按照常理，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规模较小的商业金融机构，它们与中小企业的亲和力应该更强，容易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惜贷矛盾应该并不严重，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与此同时，虽然2002年 l－7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比呈逐月下降趋势，但惜贷现象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中最严重的。
当前货币政策篇7
一、从人民币升值到存款
准备金率上升的因果链条
当前的货币政策困境在2005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增加与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即人民币升值及其升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加速上升，外汇储备加速上升导致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
从1998年3月至2005年全年的近8年时间里，存款准备金率的波动区间在6％一8％之间。国内企业的发展得到了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支持。但是，2005年7月汇率改革改变了这一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环境。
因此，我们需要从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困境的深层原因和解决途径。
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价格的定价权体现着国家之间的博弈，有时也体现着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在“汇改”之后，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并非是“双向浮动”，而是“单向升值”。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汇改”后的7年是人民币升值的7年，人民币由“汇改”前的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兑6.47元人民币。事实上，“汇改”之后美国控制了人民币的定价权，中国丧失了货币定价权。
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交易量占不到5％，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别牟取暴利的高达95％以上。美国一旦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定价权，美元的套利机器便迅速地运转起来，全球美元资金开始围猎中国的储蓄财富。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及其控制的产业集团联合美国政府和国会给人民币的未来走势画好了一条升值的曲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全球美元进入中国所引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外在表现为货币超发的种种现象，内在实质则属于国际美元资本稀释人民币的购买力，转移了中国的储蓄财富。2004年度，外汇储备额是6099亿美元，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到2008年底，外汇储备迅速达到1.95万亿美元，到2010年底，外汇储备达到2.84万亿美元，2011年3月，外汇储备达到了3.0447万亿美元。与2004年度相比，到2011年3月，外汇储备增长了5倍。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和升值预期引发了“美元海啸”，美元意在淹没中国。
“汇改”之后随着全球美元资金的持续大量涌入，引发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80％以上的权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美元储备增量已经决定了央行的新增货币投放量，即，美国通过掌控人民币定价权，进一步操纵了人民币发行权。由此可见，美国是中国通胀的真正推动者，淹没中国的“美元海啸”是中国通胀的根源。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新增外汇占款就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占款总规模已达24.39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规模与广义货币m2的比例超过了32.52％，远超过10％的合理界线，比10％的合理比例高出2倍以上。这正是美元货币政策在中国有效而人民币货币政策在中国失效之根源所在。
2005年7月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并导致外汇储备逐月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随之扩大。2006年上半年，中国央行已经察觉了这一危险的信号，遗憾的是，它没有在“外汇储备”这一端采取根本性的有效手段抑制“外汇储备肿瘤”的进一步膨胀，而是在“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这一端采取了对中国实体经济最具杀伤力的数量对冲手段，即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方式回笼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
在“汇改”12个月后的2006年7月5日，央行把存款准备金率由7.5％提高到8％；紧接着45天后的8月15日，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8.5％，11月15日再次提高到9％。2007年度，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每月一次“提准”。到2007年12月25日，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4.5％。2008年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10月15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货币紧缩政策和出口滑坡导致国内经济危机爆发。大西洋彼岸的金融风暴引发了美联储推动的“美元海啸”，美元越过中国不设防的金融防线，借助中国央行之手制造了08年版的中国实体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2009年度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15.5％，人民币也停止了升值。2010年1月再度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伴随着“二次汇改”(“汇改”即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2010年全年六次“提准”。至12月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5％。进入2011年度，央行“提准”的频率是每月一次，至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
据估算，在综合考虑央票、财政存款以及准备金率的影响之后，银行系统存款总额中约29.7％已被冻结(详见高盛高华研究报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占比略高于历史均值》)。这种调控方式和调控力度在世界多数国家经济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国银行体系整体准备金率为1％，欧元区为2％，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0％)，但是，这却构成了中国经济最严峻的现实。这一货币政策的后果是：商业银行没有贷款额度，民间利率飙升至年息30％以上，过桥贷款年化利率最高180％(详见2011年6月23日《南方日报》)；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资金运转困难，部分企业停产或破产；逃债的企业家、无法完成存款指标的银行职员和基层行长，或者失踪或者自杀，这已不再
是新闻；经济发达省份的地方官员不再顾及面子而公开承认地方企业运营困难；即便作为国内经济主导力量的a股上市公司，也难逃经营性现金流骤减的局面。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虽然净利润保持增长，但现金流明显恶化。如果剔除金融企业和“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则为负数。在剔除金融行业的22个申万一级行业中，共有11个行业现金流为负数，机械设备、房地产、建筑建材、交运设备、商业贸易、纺织服装以及医药生物等行业，出现现金流紧张状况，其中机械设备、房地产两个行业的现金流情况最差，均低于一400亿元(详见叶檀《救市不如治病》一文)。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骤减表明，国内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已经趋于恶化，企业业务与利润必然因缺乏经营性现金流的支持而下滑。
中国经济已经陷于这样的窘境：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控制货币数量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了国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由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和海外原材料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仍然存在。经济滑坡、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中国经济遭遇了狼在前、虎在后的围剿，经济政策陷于或前或后的突围之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宏观政策发生了五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详见韩志国《股市正陷入深度危机》，2011年6月)。宏观政策的频繁调整既说明中国经济陷于前狼后虎的困境，又说明中国央行始终在错误的货币政策上来回选择而没有找到突围的正确路径。
二、货币对冲工具以数量平衡的名义制造着货币供应的结构失衡
在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与央行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动紧缩之间，体现着货币供应量仅仅是供应量的对冲机制。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货币对冲机制可以用于维持货币总供给与货币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平衡，但是，在货币数量平衡的背后却是货币供应结构的失衡。因此，这种市场化的货币对冲工具具有很强的掩护性、虚假性和欺骗性。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中表现为：央行的货币对冲工具(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仅仅是回笼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货币，市场仍然表现出种种流动性过剩的迹象，但是，实体经济已经开始因“钱荒”而窒息和崩盘。在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货币对冲工具以数量平衡的名义制造货币供应结构失衡的过程及其后果。
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顺差和境外热钱，其中，60％以上的贸易顺差是由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由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带来的，并最终归属于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国外汇储备和日本外汇储备在归属权构成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追加发行的人民币主要流向海外资本的在华企业和机构，但是，央行通过货币对冲手段回笼的人民币资金却是国内银行的贷款额度以及这些贷款额度所对应的企业流动资金。
比如，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顺差、直接投资、热钱流入等方式给央行1000亿美元，相应地可以兑换出6500亿元人民币。海外资本增加了6500亿元人民币资产，央行增加了650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国内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了。
为了维持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数量平衡，央行为此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从国内银行系统冻结了6500亿元人民币资金，国内企业因此减少了65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
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为了达到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平衡的目的，央行实质上把银行系统用于国内企业流动性贷款的人民币资金交给了海外资本所有者，结果是，进入中国的美元资金越多，国内企业的人民币资金头寸就越紧张。央行的货币对冲政策维持了人民币投放的数量平衡，但却改变了海外资本与本土企业的人民币持有比例，前者持有的人民币资金比例持续提高，而后者的人民币资金持有比例相应下降。在数量平衡的假象之下，人民币持有者的结构和货币流向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持续的变化。面对这一货币流向的结构性趋势，国内效益好的企业往往通过中外合资、出售股权或海外上市等加入美元阵营的卖国买办方式来规避人民币货币政策的扼杀，而大部分效益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实体企业只好等待被逐步扼杀的命运。这是历次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大批民营实体企业非正常死亡的根源。这种鼓励外资在华攻城略地、同时限制并扼杀本土资本生存的买办性货币政策，以货币供应量平衡的名义并高举反通胀的大旗，主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金融领域。
海外资本的在华企业和在华机构属于超越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制约这些在华国际资本的发展，而且因本土企业受到银行资金的制约而腾挪出市场空间和产业机会，国际资本因此获得了更好的扩张机遇。每次中国本土企业血流成河都构成了国际资本的战略机遇期。
从在华国际资本与中国央行持有的资产结构及其收益差异方面看，海外美元持有者向央行换取的人民币资金的在华收益率往往在20％以上，而央行持有的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往往只是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率的1／10。
二者之间的收益差额也构成国民财富的隐形流失。
中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客观上配合了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成为美元的主要泄洪区。紧张的人民币供应与宽松的美元供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货币供应落差，这种货币供应落差不仅体现于货币供应的数量上，而且体现于货币供应的价格(即利率)上，30％以上的民间利率和180％的民间过桥资金利率同样构成吸引热钱套利的巨大驱动力。随着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涌入，中国资本项目的大量顺差又成为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人民币供应紧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构成人民币升值的推动力。事实上，自“汇改”以来的货币调控政策已经陷入以下的恶性循环：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元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央行向美元持有者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央行对国内金融机构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一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紧张、货币供应结构失衡、人民币利率上升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流向中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实施紧缩货币政策……。
解决中国宏观政策的困境就是要摆脱目前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
三、扭转中国货币政策恶性循环的对策
发现了问题的起因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困境的初始原因在于美国掌握了人民币升值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同时，美国通过美元资本的流入进一步主导和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因此，摆脱中国货币政策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政府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需要主导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权，需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大国方略。我们需要在国家政权得失的高度，重新审视国家货币和货币定价权的战略意义，通过一系列系统
性、前瞻性、有弹性的经济金融政策设计，牢牢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自和货币定价自。
第一，通过金融理论研究，建立和掌握人民币汇率的话语体系。贸易顺差不是汇率升值的主要依据，贸易逆差也未必成为贬值的主要依据。美元、日元、欧元的汇率走势与贸易顺逆差之间从来不存在线性的对应关系。美元既在贸易逆差中贬值，也在逆差中升值。美元升值和贬值完全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华尔街操纵全球美元流向的需要，根据金融资本操纵石油等大宗商品现货与期货价格走势的需要。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汇率操纵国。美元汇率波动从来不是与美国贸易状况挂钩，但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状况挂钩，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强盗逻辑。中国理应拒绝。外资在华金融机构和代表处高薪豢养的首席经济学家、首席代表、亚洲区总裁等等有关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应该被严格限制。中国媒体不该成为国际资本攻击中国金融防线和控制中国货币话语权的平台。同时，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汇率话语体系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话语权，不要人云亦云。
第二，人民币应该尽快选择贬值作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运动方向。
(1)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减轻国际资本涌人中国的压力。
(2)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应该与Cpi上涨幅度挂钩，同时与存款利率提高幅度挂钩。Cpi上升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意味着“钱不值钱”，因此，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挂钩是符合逻辑的，而现行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挂钩是反逻辑的，也是违背常识的。从这一角度看，通胀率达到5％，人民币就应该贬值5％。人民币贬值可以为加息打开空间，即，如果人民币贬值5％，那么，国内存款利率可以提高5％。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冲销存款加息的利益，汇差和利差相抵，可以有效地抑制热钱涌人中国。
目前的错误做法是通货膨胀率超过5％，一年来人民币汇率反而升值5％，中间央行两次加息，国际资本的无风险套利收益(汇差+息差)超过7％，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国内，导致基础货币进一步被动投放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
世界各国汇率和利率的联动机制是：通货膨胀本币贬值银行加息货币供应量维持不变；中国央行的“创新模式”是：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企图以此抑制通胀)限制了加息空间紧缩货币供应量和冻结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生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近年来央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陷入了违背常识的破坏性循环。
第三，调整和重估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需要进入3―5年的贬值期。人民币汇率经历了7年的上升行情，现在应该进入3―5年的下跌行情了。除了美元贬值因素，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是国内农副产品、生产用地、劳动力价格、电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和环境保护投入不足所造成的。这些生产因素价格和环保投入向上合理调整的过程就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和重估的过程。理论上分析，出口企业生产要素和环保投入所形成的综合成本上升10％，相应地，人民币汇率需要贬值10％。这种生产要素价格和汇率价格之间的升与降的组合是保护实体经济正常运行的需要。制定汇率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不是所谓的外汇市场供求，而是保护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让生产贸易型企业能够得到基本的利润。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投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预计需要3―5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也是一个渐进的、与之配套的过程。这个过程也需要3―5年。
国内各地出口生产企业面临着要素价格合理上涨和环保投入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这些成本压力正在促进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配合。如果企业面临成本和汇率的双重压力，企业将面临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社会资本将逃离实体经济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领域。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目前的汇率政策仅仅服从于美国的要求，而没有服从于国内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的要求，中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的迹象日益明显。上海曾经是中国工业的龙头，是中国实体经济的代表，现在已经成为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的第一个牺牲品。
这种经济瘟疫正在向其他城市和地区蔓延。我们的经济金融政策应该对此现象进行认真反思。
第四，人民币贬值政策需要关税政策的配套。人民币汇率属于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实施人民币贬值政策需要结构性的关税政策与之配套。比如，在面临某些国家(如美国)的压力时，可以通过主动提高中国对该国的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关税，抑制对该国的贸易顺差，以此形成出口政策的弹性；在人民币贬值过程中，也可以提高一部分限制性产业和限制性产品的出口关税，以此来抑制高能耗、资源类产品的出口。中国出口额中60％以上是在华跨国公司形成的，因此，通过提高针对某些国家或某些产品的出口关税来配合人民币贬值政策、国内利率调整政策和货币投放政策，是完全值得的。
人民币贬值可以减少央行在热钱流出过程中形成的汇兑损失，同时，出口关税的结构性提高有利于控制跨国公司在华的扩张步伐，有利于本土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关税项的财政收入。
第五，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以此配合人民币的贬值周期。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国际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国际资本流入的门槛。当国际资本走过第一阶段，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在这一阶段，国际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和资本项目开放，使得以人民币形态表现的财富尽量多地换取美元，并且可以顺利地流出中国，以便完成国际资本进出的完美循环。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当一国的经济社会危机接近尾声，国际资本将再次流入而进行抄底，形成新一轮的资本运动。
迄今为止，国际资本在与中国的博弈过程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国被迫接受了各种不对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外资在华完成了产业和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全面布局，主导着人民币定价权并间接地控制着人民币发行权。目前，国际资本已经开始布局其第二阶段的战略。信号之一是：美国政府不仅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而且要求中国政府实行资本项目开放；信号之二是：国内那些曾经接受过美国各类基金会赞助或正在接受赞助的学者和官员打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号，开始鼓吹实行资本
项目开放，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信号之三是：主导着中国财经媒体舆论方向的外资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首席代表、亚洲区总裁们纷纷撰文鼓吹人民币自由兑换，他们的幌子也是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国内专家、学者、官员和境外机构雇用的用于欺骗民众、误导舆论的惯用手法是：把没有必然联系的各种事物拉扯在一起，强行制造因果关系，比如把设立a股国际板跟人民币国际化联系在一起，把人民币自由兑换跟人民币国际化联系在一起。
其实，只要条件成熟，人民币可以在全世界流通并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兑换，但未必要跟中国储备的美元资产挂钩，正如美元目前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并没有与美国的黄金储备挂钩一样。在华的国际资本所获得的人民币资产和利润，可以在中国国内通过资产交易方式换取货币形态的人民币纸币带到境外。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因此，人民币资本项目不仅现在要管制，以后也要管制。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币在中国不能自由地兑换为美元，但允许人民币出境向任何接受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购买任何商品。对于国际资本而言，他们把美元纸币带到中国换取了人民币进行投资，形成实物资产和股权并实现了大幅增殖；在国际资本需要回流的第二阶段，他们可以把在华的实物资产和股权变现为人民币纸币带出中国国境，形成国际资本的一种货币形态或资产形态。以纸币交换纸币，这才是正确的、强势的国际货币博弈策略。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不需要以国内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为前提，相反，在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人民币不与中国储备的美元自由兑换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
在现阶段，人民币需要进入贬值周期，通过人民币贬值抑制热钱流入、打开加息空间、保护本土产业资本合理的盈利水平，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减少自2005年以来因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汇兑损失。在与国际资本的博弈过程中，既要防止“贼进门”，也要防止“贼溜走”。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贼要溜走阶段”，一定要关紧大门，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决不放开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然后加速人民币贬值，使得国际资本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大幅贬值，减少中国财富向境外流失。
对任何国家而言，货币贬值都是挣钱买卖，货币升值都是亏钱买卖。中国央行的美国老师深谙此道。美国要求日元升值、要求人民币升值，但自己的美元却长期持续贬值。遗憾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生们却认为本币升值是挣钱买卖，主动创造“升值有益理论”，迎合美国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于是，出现了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形成了24.39万亿人民币占款的巨亏局面。以目前6.47元人民币兑1美元计算，3万亿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占款应该是：3万亿美元×6.47=19.41万亿元人民币。央行的账面亏损是：24.39万亿－19.41万亿=4.98万亿人民币。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那么央行的亏损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央行汇兑盈亏平衡点的人民币汇率：即，24.39万亿人民币占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8.13。这意味着，只有人民币贬值到1美元兑换8.13人民币，央行才能盈亏平衡。如果继续贬值，央行就有账面盈利。从这一角度分析，在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一分钱也没有逃走的前提下，目前人民币至少要贬值(8.13―6.47)／6.47=25.66％，才能保本。可见，在人民币贬值25.66％至1美元兑换8.13元人民币之前，必须严格管制外汇流出，使其接受人民币贬值，以减少央行亏损和储蓄财富流失。
第六，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不可同步提高。人民币贬值可以打开加息的空间，而加息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抑制通胀需要与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结合起来，其中，促进生产和增加供给才是抑制通胀的根本手段。因此，加息政策不应该影响生产和供给。我们必须避免出现如下的情形：前期的提高准备金搞死一批中小企业，后期的银行加息整垮一批大型企业，最终只留下外资企业。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央行必须避免贷款利率跟随存款利率同步提高。
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1)存款利率应该等于或高于通货膨胀率，避免产生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以便保护企业和居民的储蓄财富；(2)人民币贬值幅度应该大于存款利率的提高幅度，以此消除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减轻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被动投放的压力；(3)贷款利率提高幅度应该小于存款利率的提高幅度，以便保证商品生产和商品供给体系的稳定；(4)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高负债企业应该维持原有的贷款利率；(5)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形成的银行债务应该维持贷款利率不变或小幅提高，避免银行加息造成地方债务危机爆发；(6)除上述情形之外的行业和企业，可以根据存款利率的提高程度，相应提高贷款利率。
国内商业银行倾向于给大企业贷款、给地方政府融资。银行存款加息而大企业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不加息或少加息，这种非对称的利率政策必然导致这类贷款的息差收入减少甚至出现负息差。这是对商业银行长期轻视中小企业贷款的一种纠正。
第七，非对称性的加息政策应该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增加商业银行贷款资金量相配套。非对称的加息政策的负面效果是商业银行体系的息差缩小，收益率降低，因此，需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以此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通过3―5年时间，随着人民币步入贬值通道和国际资金的逐步撤离，央行可以同步地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7.5％以下，争取在10年时间内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发达国家水平，彻底改变国际资本占比过高的局面。
第八，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国国内资产在证券化过程中被美元化的趋势。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国内资产在证券化过程中被美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2000年开始，中国本土资产和产业资源在高盛、摩根等国际投行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制度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资产一旦被证券化，资产的物质实体可以留在国内，但资产的法律权属可以被转移到海外。中国大量知名企业尽管使用价值形态的资产还在国内，但部分或全部价值形态的资产权属已经转移到了海外。国内证券界戏称之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板在香港、纽约，创业板在纳斯达克”。国内企业进行资产证券化之后选择在海外美元区上市交易，使得中国企业的证券化过程演变为美元化过程。中国资产的美元化过程是资产权属转移到境外、同时美元资金转移到境内的过程。因此，中国资产美元化过程就是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的过程。这类海外上市企业通过后续的增发配股和债券融资，持续地引导美元流入国内。由此不难看出，每一个境外上市企业都是中国金融防线上的一个缺口，美元可以通过这
些缺口不断流入中国，形成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国际资本是这部分被动投放的人民币的最终所有者。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资本市场的错误政策也会干扰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中国证监会以行政审批手段剥夺了企业发行上市和重组并购的自，以此强化了某些部门的权力和某些人员的寻租能力，其后果是牺牲了资本市场的效率，把本土企业推入美元的怀抱。为了有效阻止中国资产美元化的趋势，中国证监会应该将目前国内企业发行上市制度和资产重组制度由事实上的行政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和资源整合效率。
第九，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制度”、税收手段和产业准入门槛限制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中国。
大量国际资本先是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然后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之后在国内从事证券、期货、房地产、资金拆借等经营活动。国际资本的流入是造成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以相同甚至更高的比率设计出“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制度”，完全是合理的，体现了政府对于内资与外资的平等态度。“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制度”是指在特定时期，政府基于国内货币政策的总体需要，要求外商投资者当期的新增投资按照一定比例和一定期限交付国家外汇管理局，期满之后再归还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率”可以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挂钩，比如，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为20％，“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率”也设定为20％，即1亿美元的外资，需要上存外汇管理局2000万美元，海外投资者只能使用8000万美元。上存外汇管理局资金的期限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设计为5年至10年。上存期满之后，本金退还给投资方。
对于通过非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按照本金征收5％－10％的“资本税”(不包括资本利得税)，要求投资方主动申报，预期不报者一经查出，给予10倍以上的处罚。
全国各地面向国际资本的竞争性招商引资政策，为美元在中国泛滥提供了方便之门，增加了外汇储备压力和人民币基础货币超发的压力。各地竞争性的优惠政策破坏了平等、公平的经营环境，造成企业经营无法因地制宜，地方产业无法形成特色，全国经济无法优势互补。全国各省市都采取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开发区+房地产”的模式，省内、区内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是“开发区+房地产”。类似“台积电”之流的跨国公司在华供应链企业，把东部的良田变为工业废墟后，再沿着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迁往内地，继续把河南、四川的良田绿地变为10年后的工业废墟。如果将中国各地的产业布局与德国、日本进行比较，德国、日本更像有计划的经济体，中国更像无政府的经济体。因此，针对各地政府的竞争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政策，中央政府需要上收地方政府的外资审批权限，杜绝化整为零、规避监管的现象，严禁降低外商投资的环保、地价、电价、纳税以及劳动者保护等方面的标准。
正常的经济秩序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制度基础，也是控制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货币的重要前提。
当前货币政策篇8
关键词：汇率制度；货币政策；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3-000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伴随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快速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4%，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如何认识外汇储备、基础货币与流动性过剩的内在联系，以及从汇率制度角度寻找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策略，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二、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
克鲁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三元悖论”（trilemma），他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文中指出：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管理有三个目标，需要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是，各国不可能同时兼得三个目标，最多可达到两个目标。可以放弃汇率稳定，这意味着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可以放弃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甚至像欧洲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或者，可以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这是大多数国家在40年代至60年代的做法，也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现在的做法。“三元悖论”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金融开放中面临着三种选择。
其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引起国内利率下降，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资金外流，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买进本币。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将使本币供给减少，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反之，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本币存在升值压力，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要买入外汇，从而增加货币量，抵消了货币紧缩的效果。这一政策组合虽然能很好地保持汇率稳定，但是货币当局失去了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内总需求以及取得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容易受到对汇率投机的冲击进而引发货币危机。
其二，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利率低于国际水平时，本国货币将随套利活动引起的资本外流而贬值。贬值的结果是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扩大总收入，总收入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相应增加，直至达到货币政策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利率恢复，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可见，在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组合会使本币因套利活动而贬值或升值，虽然可以缓解货币投机的冲击，是该国必须承受由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及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
其三，要保持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当资本流动被限制时，可以避免资本套利而流入或流出，消除了国际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有效保持汇率的稳定，实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的目标。但是资本管制也有代价，并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管制成本越来越高。
三元悖论揭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体系内部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阐明了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这种选择需要针对本国的现实状况。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纷纷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放弃了汇率稳定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对汇率变化的承受力较强，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信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弱，货币贬值容易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所以普遍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实行资本管制政策。
三、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效应
（一）我国政府在政策组合中的选择
1994年我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因此，汇率变动极小（基本固定），始终保持在1美元兑换8．26人民币左右。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同时，我国一直强调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说，在理论上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在现实中，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增长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扩大，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成本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增长成为本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严重削弱。也就是说，当前事实上被迫实行了汇率稳定和资本单向自由流动（流入）的政策组合。
（二）我国当前汇率制度下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深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开放步伐加快，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无论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外汇流入时，中央银行必须投放人民币买入，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能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不得不放弃对货币政策的完全控制权，货币政策独立性几乎丧失。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简）
上表揭示，基础货币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三种渠道投放：一是再贷款；二是财政透支与借款；三是外汇占款。前两项统称为中央银行信贷，外汇占款是增加外汇储备对应的货币投放。所以，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变化直接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三者在数量上的关系：
ΔmB=ΔD+ΔR
其中：ΔmB表示基础货币的变化；
ΔD表示国内信贷的变化；
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化。
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渠道迫使货币供应变化。外汇占款数量由汇率和外汇储备量的乘积决定，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投放比例。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管理模式下，人民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国际收支顺差的变动，外汇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越来越大（图2）。
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的变动情况单位：万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信贷收支表及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关各期
可以看出，在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上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关键内生性因素。
（三）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投放量的增加
1994年确立结售汇制，当年实现经常项目顺差76．5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326．4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304．21亿美元,同期，中央银行被动发放基础货币2800多亿，年末货币总量增幅达35%,新增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70%以上是外汇收购。次年，商业银行开始由长期贷差转为存差。
我国的国际收支已多年出现“双顺差”，从经常项目上看，在国内商品市场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外销，出口增加的外汇收入因结汇制度挤出了基础货币。从资本项目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在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此外，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和外债增加，使美元资产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吸引力明显减弱，导致全球资金逐步从美元资产转移到未来投资回报率更高、汇率风险更小的亚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地区，推动了这些国家汇率升值。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引起了投机者的兴趣。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流入。韩剑等对非FDi资本流入（即对外借款与流入国内的热钱之和）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非FDi资本流入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其规模大小与升值预期明显正相关。境外热钱在人民币升值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从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地由1．4万亿上升到5．2万亿。截至2006年9月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此投放的人民币总量超过7万亿元。
尽管2005年7月宣布人民币升值2%，但并未缓解外汇储备增加，贸易顺差依然居高不下（表1）。原因之一，是由于“J曲线效应”(注:“J曲线效应”是指货币升值或贬值对一国贸易的时滞效应。当货币贬值时，短期内贬值使贸易余额先恶化，一段时间后待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作了相应调整后，贸易余额才开始改善。整个过程用曲线描述出来，成字母J形，称为J曲线效应；货币升值时形成反向J曲线效应。)，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存在时滞；原因之二，是升值幅度较小，对国际收支变化的影响有限。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全球经济失衡所致，内需总量不足始终困扰，国内产品对国际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企业也难以通过提价将升值的影响转移给国外进口商，只能牺牲利润换取市场份额。立足于国际角度，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中国作为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影响。由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由于亚洲国家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这类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多方妥协才能扭转。
表1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贸易变动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根据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出现减少趋势（表2）。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价格低廉，经济政策稳定和税收优惠，对国外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相比，低廉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优惠的政策收益远大于人民币升值的成本。
表2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FDi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顺差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巨额国外资本进入不可避免。由于外贸顺差和外汇流入规模均非人民银行所控，所以，基础货币投放陷入“配角”。根据朱孟楠和黄晓东（2005）所做的实证分析，外汇储备变化一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从0．792个百分点同方向变动。
为减轻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产生的压力，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对冲干预进行协调，除了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外,更多的是扩大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从2001年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到2004年末，央行票据余额增加到11708亿元人民币。2005年一年的发行量就达27882亿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13848亿元，相当于2004年的2倍多。由于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意味着货币发行成本不断上升。随着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对冲成本逐渐加大，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过多的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收回市场流动性的能力也只能对冲约60％（巴曙松，2006）。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已迫使人民银行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猛药”，从2004年至2006年8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8．5％。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负面影响也开显苗头，货币市场利率将上升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这种激烈的紧缩方式也可能导致某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吴晓灵，2006）(注:引自吴晓灵2006年3月18日在中国金融网举办的金融论坛上的讲话。来源：人民网，2006-3-23.)。
四、货币供给内生性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缺失，跟随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被动扩张，货币超量供给导致了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给整个国家经济运行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成为吸收基础货币的主体，通过派生存款功能的倍数效应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明显过剩，“存差”逐年扩大，2006年6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存差已突破10万亿。尽管人民银行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到0．99%，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上调，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始终在3%以上。流动性过剩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款不能有效地利用，必须为大量的负债支付利息成本。为了寻找资金出路，商业银行把目光投向了货币市场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这类资产收益率低，大量资金涌入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一路走低，甚至一度形成货币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的情况。也就是说，银行进行国债和央行票据投资，都是在做赔本买卖（刘煜辉，2006）。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了冲销过多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发行强制性票据，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性。
流动性过剩不仅使商业银行的收益下降，也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目前贷款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渠道，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使银行增加信贷量，尤其是今年央行两次加息之后，利差的扩大可能加剧了银行的放贷博弈冲动（莫凡，2006）。由于利率上调，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更刺激一些风险投资者的信贷需求。同时由于银行贷款风险定价能力欠缺，会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收益的下降和风险的增加，必然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面对2006年底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着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巨大压力。国际大银行规范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多样化的服务，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对企业的影响。在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200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增长了28%，比去年有大幅度提高，私营企业同期利润的增幅高达52．9%。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市场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利率）在十年的低位徘徊，市场票据贴现利率远低于央行规定的3．24%再贴现利率水平。较低的融资成本激励了企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使得原来的一些过剩行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固定投资增长很快，增加了对能源、原材料、燃料的需求，拉动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2006年上半年虽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仅1．3%，但实际上，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涨幅都分别达到4．7%和6%多，潜在压力很大(注:引自毕吉耀2006年8月21日在央视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中的发言。来源：中央电视台网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能源紧张，推动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是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虽然2006年8月人民银行继4月升息后，又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旨在抑制投资过热的势头。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众多生产企业因贷款成本增加减少了一部分资金需求，但房地产企业在高利润刺激下对资金的需求不减，所以，贷款总量很可能不降反升。
3．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仅增长12%。到2005年6月底，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46．3%的高位，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到了37．5%。由此可知，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也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投资渠道不畅等，人们出于预防动机等原因把钱存入银行，形成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来源。过多的流动性引发银行放贷冲动，加剧投资过热，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外汇储备充裕，无疑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但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形成资源浪费。我国外汇储备很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可以说中美贸易顺差反映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同时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大量回流美国。这对中国来说，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国外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是一种损失。由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又有相当部分以国民储蓄形式沉淀在了实体经济之外。而由于历史痼疾造成的诸多方巨额资金缺口，如“三农”资金、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紧张、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问题等，都需要资金弥补。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矛盾充分暴露出资金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于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五、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安排使得“双顺差”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票据对冲、抑制投资等手段进行调节，效用都是短期的。因此，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在于改革汇率制度。
1．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培育相对均衡汇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协调国际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缓解“双顺差”的市场解决途径，也是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对于我国来说，短时期内汇率完全浮动不现实，但汇率浮动幅度能够更为灵活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人民银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从而收缩市场货币总量，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包括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时，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成份可以适当减少，增加欧元、英镑、日圆等货币比重，避免美元波动牵连我国货币大幅度波动风险，将未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均衡汇率与世界多元化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2．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开放培育资本市场。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基于外汇紧缺时期，结售汇外汇管理体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有积极作用，确保国家有效掌握外汇资源。随着贸易顺差企业出口创汇越来越多，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投放的人民币大量增加。因此，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由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向有条件的对外投资转变，是我国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途径，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2006年4月，人民银行推出了调整外汇管理的六项政策（放宽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和账户余额的限制、放宽个人经常项目购汇的限额、放宽对企业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和资本项目的用汇限制等），表明了外汇管理正在向市场化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循序渐进地迈进。
3．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协调。汇率制度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首先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使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逐步融为一体。同时，调整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密切联系，在当前出口贸易激增和外商投资数量扩大的背景下，内外资一视同仁“两税合一”成为大势所趋。通过政策调整和引导逐步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突变造成的冲击，在实现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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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当前货币政策篇10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0-0086-04
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部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对当地经济金融运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全面了解掌握当前江苏省辖内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发展状况,并进行客观公正评价,以期对其可持续发展提出有效价值建议,近期就此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作为补充农村金融体系的新兴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当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基本实现支持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的预期目标,但是也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中出现市场定位不清、业务规模过度扩张等现象,值得引起关注。
1江苏省小额贷款总体发展情况
自2007年11月江苏省政府启动组织小额贷款试点工作以来,尤其是近期,江苏省试点工作和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发展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
1.1机构数量快速增多
截至2011年3月末,江苏省共有245家小额贷款公司获准开业，比上年末增加28家；注册资本金382.24亿元,比年初增加71.29亿元。同时,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分支机构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营范围由注册地向周边地区延伸。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业务服务面已经基本覆盖江苏省所有乡镇。
1.2业务拓展迅速
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为498.59亿元,为全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14%；比年初增加110.12亿元,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6.53%；比2010年年末增长28.35%,增速高出金融机构24.35个百分点。一季度,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423.93亿元,同比多发放304.65亿元。贷款客户数量为35333户,比年初增加6087户。
1.3经营状况良好
截至2011年3月末,全辖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净利润7.92亿元。季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余额为8954万元,比年初增加560.91万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17%,资产质量远高于金融机构。
2当前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营发展出现的新变化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变化,由于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发生改变,对农村信贷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经营发展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新变化。
2.1贷款对象“企业化”
从贷款累放额来看,近期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对象有“企业化”的现象,也就是在贷款累放额中企业贷款占比有增加的趋势(如图1所示)。2011年前三个月,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累放额中企业贷款累放额占比均超过60%。中国人民银行无锡中心支行反映,2011年以来辖区小额贷款公司企业贷款中,大型企业贷款份额逐渐下降,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贷款占比进一步上升。3月末,企业贷款余额中,小型企业贷款占比为83.13%,比年初上升了7.4个百分点。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对象出现了“企业化”,但在贷款的用途上整体并没有影响对“三农”的支持。从贷款累放额看,2011年前三个月,涉农贷款累放额占比分别为70.62%、80.45%和69.96%。从贷款余额看,截至3月末,个人贷款中的农户贷款余额为163.71亿元,在全部贷款中占比为32.83%；企业贷款中的农村企业及农村各类组织贷款余额为261.44亿元,占比为52.44%。
2.2贷款额度“大额化”
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原则,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苏政办发［2009］132号)中也要求“小额贷款余额之和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低于70%”。为此江苏省各地都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小额”标准,如无锡小额标准为500万元,南通为300万元,连云港为50万元。
从此次调查发现,近期全辖小额贷款公司累计贷款组成结构中单笔贷款额度呈现“扩大”趋势(如图2所示),单笔金融50万元以上的贷款占比超过了80%。从贷款余额看,也能发现大额度贷款占比有上升趋势。截至2011年3月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以上贷款余额为262.92亿元,比年初增加89.21亿元；在全部贷款余额中占比为52.73%,比年初增长8.02个百分点。
2.3贷款客户“集中化”
《指导意见》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调查发现,截至2011年3月末,江苏省有127家小额贷款公司最大单户贷款余额大于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占比为51.84%。据中国人民银行淮安中心支行反映,辖区小额贷款公司前十大户贷款余额在贷款余额占比高达35.32%。又据中国人民银行无锡中心支行反映,全辖36.4%的小额贷款公司十大户单户贷款余额超过1000万元。北塘区某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20000万元,前九户贷款余额超过1200万元。崇安区某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25000万元,前八户贷款余额超过2000万元。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的控制显然都违反了《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
2.4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化”
《指导意见》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调查发现,近期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呈现上升趋势,浮动区间上移倾向比较明显,上浮占比和利率浮动高区间占比都以较快速度增长。2011年一季度,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16.8047%,环比和同比分别增加1.33和2.39个百分点,分别比同期金融机构多增0.67和1.49个百分点。
同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水平与贷款期限也并不匹配。扬州地区反映,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高。以当地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利率水平20%以上的贷款期限都是3个月以下,期限3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都在20%以下。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当前期限较短的贷款,特别是1个月以内期限的贷款多为临时性调剂贷款,金融机构过桥贷款占比较高。这类贷款风险相对较大,只有高利率才能覆盖高风险,一般情况下都控制在接近基准利率4倍上限水平。
3经营发展新变化原因分析
当前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并且经营中出现贷款对象“企业化”、贷款额度“大额化”、贷款客户“集中化”、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化”等新变化,这既有外部宏观政策调整,贷款客户数量增加,信贷需求上升；又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定位不清,经营理念存在“做大规模、扩大利润”冲动；还有当前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外部监管体制监管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
3.1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小额贷款公司信贷需求增加一方面随着稳定的货币政策贯彻实施,江苏省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向常态回归、平稳增长。2011年1—3月,江苏省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1685.86亿元,同比少增923.74亿元。省内多数商业银行加强信贷规模管理和分配,金融机构各月中上旬贷款投放较快,有的机构下旬被关闭系统、停止放款,月末强行调整到核定的规模以内。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门槛被抬高。而同时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活跃度上升,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企业对流动资金需求大量增加。部分不能在金融机构得到信贷需求满足的中小企业转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如常州某小额贷款公司反映,2011年以来信贷需求与2010年相比较增加了30%以上,其中大部分客户都是因为没有能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业务快速增长,贷款对象出现企业客户数量增加、单笔贷款金额增大和贷款余额占比相对集中的现象。同时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议价能力上升,这些新增的企业客户与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户相比较具有更强的财务成本承受力,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也就有了逐步上升的条件。
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客观上不仅增加当地社会融资总量,满足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投资,形成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但是同时也加大了贷款客户的财务负担。
3.2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理念有“做大、追利”冲动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开展,不仅使得一些民营企业家实现跨行业投资,而且圆了他们的“金融梦”。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这些股东认为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迫使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层加大业务发展步伐,扩大业务规模,以便能早日把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金融梦”变为现实。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出现盲目扩张业务规模,降低信贷准入门槛,忽视“大额、集中”风险防范的情况。甚至有地区反映,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争抢客户的情况。
有些股东不满足江苏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普遍10%左右的资本回报率。在当前金融机构流动性不宽裕、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层进一步扩大利率浮动幅度,提升贷款利率水平,提高赢利能力,而忽视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增加了过桥贷款业务量,还把资金投向当前风险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如常州地区某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1年3月末,有11.87%的贷款投向了金融机构融资困难的房地产企业。一季度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房地产业和与其关联度较高的建筑业贷款余额为51.67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2.08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过度扩张,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后续资金补充的紧迫性,同时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整政策影响力,而且增加了农村地区金融风险隐患。当前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还没有接入信贷征信系统,缺乏统一的信息共享交流平台,小额贷款公司与贷款客户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机构难以进行信息沟通交流。因此,小额贷款公司过多与金融机构淘汰客户拓展业务,必然会增加信贷资金安全风险隐患。
3.3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试点、轻监管”现象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大干、快干”的冲动。地方政府为了拓展融资渠道,丰富社会融资总量,补充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不足,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和业务发展,以此活跃宽裕的民间资金积极参与投资。部分地方政府“重试点”、“重发展”的实际工作,当前给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外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对小额贷款公司日常业务监管不足。各地均由当地政府组织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但具体牵头部门不一。尤其表现在县级试点工作上,牵头部门有地方政府办公室(金融办)、农工办、财政局、发改委、国资办、人民银行、银行监管机构、金融协会等党政部门、经济综合部门或金融管理机构。党政或经济综合部门等牵头部门缺乏对贷款类机构监管的经验,对小额贷款公司日常业务监管不能到位。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是非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银行监管机构对其仅限于业务数据监测、指导或非法集资和吸收存款的查处,对于日常业务经营,难以做到监管提示。这种现象导致当前部分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日常业务在“真空”地带发展。
4政策建议
4.1进一步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宏观调控部门进一步优化政策调控方式,不断提升政策有效性,细化金融机构考核方式,缩短考核周期,降低政策调整对农村信贷市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三农”和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为加快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进一步优化系统内部信贷规模分配,优化信贷投放节奏,确保均衡投放,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各地政府要积极关心、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良性发展,切实帮助解决其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一是畅通资金供给机制,建立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逐步允许经营业务和诚信记录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相互资金拆借、吸收转贷款、批发贷款,进而吸收一定比率的会员存款等方式扩大其资金来源。为小额贷款公司探索设立相应的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以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担保难问题。二是创造条件,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加入征信系统。为方便小额贷款公司查询借款人信用信息,相关部门应尽快研究操作办法,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管理,增强其风险防范能力。三是积极推进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自律和信息共享。通过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加强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发展和从业人员的自律,促进信息交流,及时汲取经验教训,有利于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整体健康规范发展。四是帮助尽快落实享受相关的财税优惠政策待遇。五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4.2加强协作配合,完善外部监督管理
首先要严把“准入关”,选择社会责任感强、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为以后良性发展打下基础。另外,对已经试点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于迫切需要专制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应督促他们严格《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法规的规定规范经营,为向村镇银行转变准备条件。对于转制愿望不迫切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应督促不偏离服务“三农”目标,合规经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加强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完善监管体系,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日常业务发展的监管。既要防范小额贷款公司政策风险,严格控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又要关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加强监控,防止向其他领域传递。一是尽快落实具体的监督管理牵头部门和职能部门。建立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人行、银监、工商、财政、税务、公安等部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各个职能部门各自监管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加强和改善监管功能。二是建立既符合政策规定,又适用地域经济特征的日常业务监测指标体系。及时完整掌握小额贷款公司财务经营状况；及时监测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流向,发现异常事项及时报告。对于管理混乱或经营风险过大的小额贷款公司,立即责令整改,甚至退出市场,确保农村金融稳定。三是建立现场监管制度。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牵头各有关部门,定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存在的问题督促其整改到位,确保良性经营发展。
4.3明确市场定位,提高自身竞争力
小额贷款公司要明确自己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定位,扎根乡镇,细分当地信贷市场,遵循服务“三农”和小企业宗旨,积极为专业种植户、养殖户、专业市场商户和特色产业的小企业等生产经营性微小的客户提供信贷支持,覆盖“金融机构信贷盲区”。充分发挥信息广、门槛低、机制灵、审批快的优势,形成“小额、便捷、灵活、优惠”的经营特色,不断创新信贷业务品种,优化审批流程,努力拓展中间业务,积极培养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重要补充的农村专业化信贷公司。
同时,小额贷款公司要引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建立完善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加强行业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建立贷款五级分类制度,细化贷款风险状况,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按照《公司法》规定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内管,防范操作风险,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小额贷款公司指导手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万州金融学会课题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J］.金融参考,2010(9)：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