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1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国际上的一项重要责任制度，但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其特殊的内涵，本文对其特殊内涵作了积极探索，并借鉴刑法罪数形态理论，将“同一个税务违法行为”（“一事”）作了分类，并结合税务实践，对该分类如何正确适用税务行政处罚作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牵连连续并合例外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西方国家立法中的一项重要责任制度，其原意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个（次）以上的处罚”。目的在于防止法律规范之间的设定冲突，重复规定处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
一、对我国“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正确理解
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时参考了西方有关行政处罚类似实践，在表述上采取了特殊的技术处理，但没在条文里写上“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文字，并且把不予“两罚”限制在“罚款”二字上。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所以《行政处罚法》第24条可以理解为“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给予一次罚款；无论有多少法律规范对这一违法行为都规定予以处罚，但是罚款只能一次。”简单地说，“一事不再罚”理论在我国已发展为“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对我国“一事不再罚”原则作逻辑层面的分析会得出以下结论：（1）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如果是罚款，则罚款只能一次，另一次处罚可以是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照，也可以是停产停业，还可以是没收违法所得，只是不能再罚款了。（2）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律规范规定，该法律规范同时规定施罚机关可以并处两种处罚，如可以没收并处罚款、罚款并处吊销营业执照，这并不违反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3）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还应予以行政处罚的，仍可适用行政处罚——这是由行政处罚法推导出的结论。[2]
但是，以上三个逻辑层次只是解决了我国“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和罚种具体运用问题，换言之，解决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不再罚”问题，但对于如何正确把握“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核心问题，即何谓“同一个违法行为”（一事），却没有明确阐述。目前学术界对何谓“同一个违法行为”共有三种看法：第一，“法律规范说”，其基本观点是“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一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3]第二，”构成要件说“，其基本观点是受处罚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已存在一个违法行为，这里的”同一违法行为“不是事实性的，而是法律性的。[4]第三，”违法事实说“，其基本观点是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指违反一个法律规范或一个行政管理关系的行为。[5]笔者赞同”违法事实说“的观点，但”违法事实说“并未对事实的内涵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事不再罚“中的”一事“无疑，但这个”一事“过于笼统，需要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一事“应当是指独立的、完整的、客观的”一事“。所谓”独立“，是指违法事实不依赖于其他事实能单独存在；所谓”完整“，是指违法事实的逻辑要件齐备，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所谓”客观“是指违法事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一事“（同一违法行为）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根据人们的经验、常识所能判定的”一事“。例如，老太太在公路中间卖猪肉，属于”一事“，但如果老太太在公路中间卖死猪肉则是”二事“，因为”老太太在公路中间卖猪肉“构成独立完整的”一事“，而”老太太卖死猪肉“又构成了独立完整的另”一事“，所以对”老太太在公路中间卖死猪肉“应按二个违法行为以交通法和食品卫生法分别实施行政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将”违法事实说“发展为”独立违法事实说“更为妥当。再如，对于虚开发票偷税的行为，虽然行为人同时违反了税收《征管法》与《发票管理办法》中有关法律规范，且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发票违章构成要件和偷税构成要件，但我们不能认为行为人存在二个相互独立的违法行为：发票违法行为和偷税行为。因为偷税行为不是一个独立完整存在的违法事实，其依赖于虚开发票这个前置事实，离开了这个前置事实，偷税行为将成为”空中楼阁“，所以虚开发票偷税行为人的独立违法事实只有一个：即虚开发票。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的应用
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对于一个违法事实可能会触犯不同的法律规范，导致法律规范的竞合问题是很容易碰见的。根据税务实践，借鉴刑法罪数形态的划分方法，笔者将“同一税务违法行为”分为：单纯税务违法行为、牵连税务违法行为、连续税务违法行为、持续税务违法行为和并合税务违法行为五类。
（一）单纯税务违法行为
单纯税务违法行为是指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一个行为只违反了一个税收法律规范。由于单纯税务违法行为，不存在法律规范竞合问题，因而其处理方式较为简单，对此税务机关仅需按违法行为触犯的法律规范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即可。例如，纳税人不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行为，税务机关应按《征管法》第62条规定予以罚款。
（二）牵连税务违法行为
指某一行为，以实施一个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为目的，但其违法的方法、手段或结果又违反了其他涉税行政法律规范。牵连违法行为的特征：1.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只实施了一个行政违法行为。2.违法手段、方法和结果分别违反了不同的涉税行政法律规范。3.其手段、方法与结果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在税务实际工作中，牵连违法行为有很多，例如，虚开发票偷税、编造虚假的计税依据偷税、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偷税、少记收入偷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等等。对于牵连税务违法行为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处罚呢？下面，笔者以虚开发票偷税的案例为分析线索，谈谈“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牵连税务违法行为中的正确运用。经群众举报，2001年2月份税务稽查局查出纳税人陈某采取大头小尾方式虚开普通发票10份共偷增值税2000余元，陈某的偷税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尚未构成犯罪，因此，稽查局决定对陈某予以税务行政罚款。显然，本案中陈某采取虚开发票的手段偷税既违反了《征管法》又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那么，对其违法行为应如何适用行政处罚呢？稽查局共有四种意见：其一，按《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分别进行罚款。其二，从《发票管理办法》和税收《征管法》中择一重者予以罚款。其三，从《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中任意选择一个予以罚款。其四，仅按《征管法》进行罚款。不难看出，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按两个法律规范分别处罚还是仅按一个法律规范进行处罚，如果按一个法律规范进行处罚，应该选择哪一个法律规范。本案中，陈某采取虚开发票偷税，虽然同时触犯了两个法律规范，但是，其偷税的结果是由其偷税的手段衍生造成的，按“独立完整违法事实说”观点，其违法行为只有一个独立事实状态，即虚开发票，属于“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即一个违法行为）。根据我国“一事不再罚”原则，不能对陈某按《发票管理办法》和税收《征管法》分别进行罚款，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来看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赞成只按一个法律规范罚款，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则，同时这种观点借鉴了刑法中有关重刑吸收轻刑的数罪并罚原则，并将其推衍为“重罚吸收轻罚”，这种重罚吸收轻罚的竞合处理方式在国外也有规定。例如，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9条规定：“同一行为触犯科处罚锾之数法律，或数次触犯同一法律时，仅得处一罚锾。触犯数法律时，依罚锾最高之法律处罚之。但其他法律有从罚之规定者，仍得宜告之。”[6]但是，这种处理办法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此外，在行政处罚法中通篇都没有重罚吸收轻罚的条文表述，也不能从其它条款推论出来。但仅从“一事不再罚”角度来看，“重罚吸收轻罚”的处理办法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同一行为违反的数个法律规范中，任意选择哪一个予以处罚都可以。虽然这种观点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但是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以下缺陷：一是仅从事物表面现象出发没有抓住事物本质。案例中，陈某采取大头小尾方式虚开发票仅是一种偷税手段，其真实目的在于不纳税或少缴税款，即其动机是为了偷税。如果按《发票管理办法》予以罚款，仅仅是针对了纳税人陈某的违法手段，未针对其违法实质进行处罚，有舍本逐末之嫌；二是从法律位阶来看，《发票管理办法》属于财政部颂布的行政规章，其法律位阶较低，而《征管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比行政规章高两个位阶，如果按《发票管理办法》来处罚，其处罚的刚性和力度都明显不如《征管法》强。三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根据新刑法第201条的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所偷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因此，如对虚开发票按偷税进行税务行政处罚，则可以起到警示、震慑税收违法分子，预防犯罪的作用，反之，如按《发票管理办法》进行处罚，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四是《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有特殊规定，该办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造成偷税的，按照《征管法》处理”。所以，对于虚开发票偷税，应按《征管法》规定处理，不能按《发票管理办法》处理。虽然虚开发票偷税有其特殊性，但以上分析仍然可以给出牵连税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规则：1.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2.无特殊规定的，按法律位阶确定处罚适用法律规范。3.如为同一位阶法律，则按重吸收轻原则处理。4.如以上原则均难以处理，应按目的行为吸收手段行为、结果行为吸收方法行为并兼顾法律效用选择适用法律规范。
（三）连续税务违法行为
是指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触犯同一税务行政法律规范的违法行为。其基本特征是：1.必须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违法故意，必须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2.数个行为具有连续性，并且触犯同一税收法律规范。在税务实践中，连续违法行为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某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采取了多提折旧、多提职工福利费、多列支业务招待费等一系列多列支费用的行为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又如某纳税人以同一手段连续3个月偷税5000元。由于对连续税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应从其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所以，正确认识连续犯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连续行为”？对于税务上的连续违法所间隔的时间定多长才是合理合法的？才能认为是“连续状态”？对此，税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显然，这个间隔肯定不是无限期的。如当事人发生一次偷税行为后，十年才又偷税，能认为是“连续状态”吗？有人认为，税务上的连续行为应按纳税年度或纳税期间区分，在同一纳税期或纳税年度内实施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按“连续状态”对待，不在同一纳税期或纳税年度内实施同一性质的违法不按“连续状态”对待。笔者认为，从纳税期间来考虑税务上的连续犯的思维角度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认为必须是连续在纳税期限内实施违法行为才是“连续行为”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是：当事人偷税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相临的两个纳税年度里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分别偷税，事实上是连续的行为如不按连续违法对待的话，一是道理上讲不通，二是可能放纵当事人的前一个违法行为。笔者认为，税收纳税期限有多种，有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3个月、1年等。但最常见的税收纳税期限为1个月、3个月和1年。所以，税务上的连续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确定应当具体视纳税期限的不同而在时间间隔上有所不同，不能搞“一刀切”。笔者的观点是以1个月为纳税期限的纳税人，其连续违法行为时间间隔定为3个月，以按日、3个月和1年为纳税期限的纳税人其连续违法应以没有时间间隔为宜。众所周知，在刑法上对于连续犯以一罪处断。那么对于税务上的连续违法行为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连续税务违法行为应当遵守“一事不再罚”原则，按一个税务违法行为对待，但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应以纳税人连续违法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正确适用税务行政处罚，具体到上面的偷税行为，则应以纳税人多次偷税的累计数额作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连续违法行为已经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后纳税人又发生同样的违法行为的，则税务机关可以再次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因为这时税务机关针对的是纳税人的新的违法行为，与先前的违法行为虽然性质相同，但却是“两事”，是两个违法行为，所以，税务机关先前的处罚导致了“连续状态”的中断。
（四）持续税务违法行为
指违法行为和状态在一定时间、地点处于持续状态的税务违法行为。其特点：1.只实施了一个税务违法行为。2.该税务违法行为已经完成，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处于持续状态。持续违法行为与连续违法行为的区别是：前者违法行为中间无任何时间间断而后者可以存在一定时间的间断。在刑法中，持续犯的典型例子是非法拘禁罪。在税务实践中，典型的持续违法行为是非法运输发票。例如，某纳税人非法运输空白发票从甲地至乙地，在运输任何过程中，都独立构成一个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如被税务机关查处，都可按《发票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由税务机关收缴发票，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与连续违法行为相同的是，如果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持续违法行为已经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后纳税人又发生同样的违法行为的，则税务机关可以再次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个处罚决定导致“持续状态”的中断，所以不构成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违反。
（五）并合税务违法行为
指税务管理相对人实施了二个客观独立完整的违法行为，且这二个独立违法行为均触犯了税收法律规范，但法律将这二个违法行为并合成一个违法行为，只按一个违法行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在并合违法行为中，从“独立完整违法事实说”的观点来看，当事人存在二个独立完整的违法事实，按理应当按二个违法行为分别实施行政处罚，但由于税收法律的特殊规定，使其成为法定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例如，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构成犯罪）行为，当事人共有二个违法行为：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二个违法行为均触犯了税收法律规定，均应受到处罚，但法律将这二个违法行为并合，而成为一个违法行为，即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可见，并合违法在形式上构成数个违法行为，但法律认为只有一个违法行为，属于法定“一事”（一个违法行为）的范畴，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需要说明的是，并合的税务违法行为与刑法上的结合犯是不同的，前者用公式表示是“甲行为+乙行为=甲行为、乙行为”，而后者用公式表示是“甲行为+乙行为=丙行为”。在实践中，并合税务违法行为主要有：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售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尚未构成犯罪），对于上述二类并合税务违法行为，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附则第452条第2款附件二第8项和《人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第1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38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没收非法所得且可并处1万至5万元的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都有行政处罚权（包括罚款），根据前文论述的《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具体操作应当是：如果公安机关实施了处15日以下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税务机关就不能再对当事人进行罚款了，但可以对当事人继续实施没收非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反之亦然。如果税务机关已处没收非法所得且并处1万至5万的罚款，公安机关就不能再罚款了，但可以继续实施行政拘留。可见，并合税务违法行为原则是只能由一个机关罚款一次，但不影响罚款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的实施。
三、“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例外
（一）刑事处罚易科。根据有关规定，对于纳税人犯偷税、逃避追缴欠税、抗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司法机关免于处罚的，税务机关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刑事处罚免处，改处税务行政处罚，属于刑事处罚的易科，显然这种易科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税务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如果税务机关发现先前的行政罚款决定不当，并依法撤销后或者行政罚款决定被上级税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税务机关据此重新作出的税务行政罚款决定，不属于一事再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三）税务机关的并处。如前所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在适用一个法律规范时，依照该规范对纳税人实行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这种并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此外，多个不同的税务违法行为违反同一个法律法规不同法律规范的，依法可以由税务机关分别裁决，合并执行。例如，同一纳税人不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行为和不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分别触犯了《征管法》的二个条款，可由税务机关依据《征管法》的二个不同条款分别罚款，合并执行。
（四）税务机关先前的处罚。前已论及，对于税务上的连续违法行为和持续违法行为，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导致了其“连续状态”和“持续状态”的中断，如果纳税人再犯相同性质之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可以再实施新的行政处罚，先前的处罚决定不构成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违反。
注释：
[1]马林主编：《税收法制理论与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9页。
[2]应松年、刘莘主编：《行政处罚法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34—35页。
[3]参见周杏梅著：《也谈一事不再罚原则》，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3。
[4]参见罗文燕：《行政处罚概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高文英：《从一起交通处罚案谈“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载《公安大学学报》2002.3。
[5]深圳消防网http://www.xf119.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875，陈飞《试谈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
[6]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吉林大学法学院资料室，《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2期第63页。
主要参考文献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2
第二条市地方税务局及其所属各税务分局、稽查局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地税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等因素，对行政相对人税收违法行为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内进行裁量的权限。
第四条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处罚法定原则。地税机关必须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范围、幅度内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二）公正公开原则。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税收违法行为，是否实施行政处罚以及处罚的种类、幅度等应当基本相同。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行政处罚的具体规定应当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过罚相当原则。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全面考虑相关因素，与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相当。
（四）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纠正税收违法行为、提高纳税遵从度作为执法首要目标，宽严相济，保障纳税人和其他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第五条对有关行政处罚的羁束性规定，各行政执法部门应该严格执行；对有关行政处罚的选择性规定，各执法部门应当遵循裁量原则和标准，结合具体情况在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范围内选择适用。
第六条对行政相对人的同一税收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二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可以适用数个处罚条款的，应当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实施处罚。
行政相对人实施的数个税收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应当选择对法律责任较重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地税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是指当事人在地税机关发现其违法行为之前，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第八条地税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是否采纳作出说明，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而加重其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就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行政相对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及最终选择的处罚种类、法律依据、幅度等情况作出说明。如果在已经公布的裁量标准之外作出处罚决定的，还应进行理由说明。
第九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按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第十条按一般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要实行调查、审核、决定等职能分离。市地方税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审核职能由市局法规科行使，各税务分局、稽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审核职能由法制员行使；作出处罚决定的职能由处罚实施部门负责人行使。
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对照《省市地方税务局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试行）》，在案件调查材料中对是否实施行政处罚以及处以何种处罚、具体处罚幅度提出建议，并明示裁量的理由及事实依据。
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审核、审批人员应当综合全案情况，对调查人员的处罚建议进行审查判断，并在有关报告中签署办理意见。不同意调查人员处理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事实依据。对调查人员未按照规定说明裁量的理由及事实依据的，审理、审核、审批人员应当将案卷退回，或者要求有关人员补充说明。
第十一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处罚，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一）认定事实、证据、定性或适用法律依据争议较大的；
（二）实施行政处罚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但高于或低于《执行标准》规定的；
（三）撤销行政处罚案件的；
（四）确定《执行标准》第15、16、17项税务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
集体讨论必须制作会议纪要。
第十二条重大税务案件行政处罚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备案制度。对各税务分局、稽查局作出的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在月后10日内抄送市局法规科备案。
第十四条地税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应当自发现税收违法行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依法责令行政相对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限期改正期限最长不超过15日，情况特殊经行政处罚实施部门负责人批准的，可适当延长。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建立行政执法时限制度。对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审核、告知、听证、决定、送达、执行等，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时限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作业指导书和工作流程的时限要求办理，不得无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第十六条地税机关可以以公告或者其他形式，将已经生效的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十七条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对本部门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复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
第十八条行政处罚实施部门落实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定的工作情况，纳入各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考核。
第十九条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构成执法过错的，依照税收执法责任制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滥用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根据国家、省行政执法监督有关规定，视其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所称“公民”是指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指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及《执行标准（试行）》所称“以上”、“以下”等均含本数。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如遇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发生变化而不一致的，从其新规定。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3
论文关键词 行政执法 宽严相济 瓶颈 尺度把握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基本刑事政策，也是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必须坚持的策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但是，在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执法中往往被忽略，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一、宽严相济政策及其外在表现
(一)宽严相济政策源于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处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尤其应当注意严格与严厉。宽严相济的“济”，是指救济、协调、结合。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二）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外在表现
行政违法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因此，在行政执法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较之在刑事司法中也有所区别。
1．“宽”的主要表现
不以违法处理，本来作为违法处理的行为，根据规定，将其从违法范围中去除；不予处罚，行为已经违法，且应当被追究行政责任，但是根据规定，不予行政处罚；不予监禁，行为已经违法，并被依法决定劳动教养或者给予行政拘留处罚，根据规定，不需要到劳教所或拘留所执行，事实上，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降低处罚，行为已经违法，根据规定，基于某种要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严”的主要表现
对拒宽违法人员追罚，本来宽缓处理了，但是违法人员拒绝履行义务，将被重新追究行政责任；对严重违法情节加码，同样的违法行为，处罚时充分考虑情节的轻与重，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对突出违法行为重处，根据社会现状，对一些社会反响强烈、负面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适时修改规定，加大打击力度，这是动态的，在劳教适用范围和标准上表现极为明显。
二、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法律就是调节器、化解器，只有宽严相济，才能最大化的获得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目标，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长治久安。数量上的差距，说明行政违法行为比犯罪行为更加“贴近群众”，公安机关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时，更加需要转变过去单一“从严”、“从重”观念，充分考虑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既对违法行为进行有力处罚，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步提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执法监督中来。公安机关必须在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才能使违法人员“心服口服”，从而减少行政诉讼和复议数量，进一步树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三）是公安机关正确履行打击违法犯罪职能的需要
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和处理违法的职能是相互交织的，存在相互衔接和相互统一的关系，刑事司法中宽严相济了，行政执法中没有宽严相济，可能会出现显失公平现象。如果行政执法中也宽严相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理违法和犯罪时能够有一个统一标准作指导，更加有利于公安机关正确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能。
三、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制约瓶颈
在当前的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存在模糊地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执法理念落后
少数民警轻视违法人员权利，传统的执法陋习没有摒除。只注重处罚，忽略了教育；只看到法律效果，忽视社会效果。
（二）经济利益驱使
当宽严相济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执法办案单位往往选择维护经济利益。如办理涉赌、涉娼等行政案件时，即使违法人员系主动到案，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减轻处罚。然而，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取罚款，执法办案单位往往省回避主动到案的情节。
（三）追逐考核指标
绩效考评是指挥棒，战果是硬道理。一些执法办案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在自由裁量权内往往就高不就低。如对未遂的卖淫、嫖娼人员应当视为情节较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是因为考核行政拘留涉娼人员数，执法办案单位往往都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四、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实现条件
在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的政策确立以后，要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不使其虚置，笔者认为，作为执法者，公安民警的思想认识和个体素质至关重要。
（一）结合说理执法，转变执法理念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法治理念和国家立法都在不断向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向发展，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和《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都体现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趋势。因此，在行政执法中，公安民警的执法理念必须适时转变，在严格处理违法行为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性化，更加尊重公民的权利，在具体执法中充分考虑各种从严和从宽的因素，切实做到宽严相济。
（二）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水平
行政执法比较繁杂，适用的行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比较多，而宽严相济要求执法者必须灵活引用，熟悉法律、精通业务是基础。要通过开展大练兵、离岗轮训、网上学法等各种形式的培训，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选聘兼职法制员，完善执法审核考评机制，确保在行政执法中，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罚的严厉程度与行为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相适应。从程序和实体、执法过程和执法结果两个方面提高执法质量。
（三）总结办案经验，汇编典型案例
对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进行搜集、总结、归类、汇编，建立典型案例库，以生动的案例来精确指导和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为民警在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时提供直观的参照标准，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认识上和执行中的偏差。
五、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尺度把握
宽严相济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等13个死刑罪名，反映了当前刑罚趋于宽缓的走向。行政处罚和劳动教养也必将逐步倾向于宽缓。作为指导原则，行政执法中的宽严相济，理所当然要遵从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一）把握三个环节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始终坚持因案制宜的原则，从把握三个环节入手，加以贯彻执行。
1．行为定性环节
行政违法行为有着明确的构成认定和处罚标准，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相近性，而相近的两个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却不相同，甚至同种行政违法行为的不同情节，处罚结果也不相同。因此，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定性必须要准确，否则，容易对违法行为人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也会让宽严相济大打折扣。如，殴打他人、结伙殴打他人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标准有着很大差别，稍有不慎，定性不准，处罚结果则明显不同。
2．法律适用环节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大量条款规定了两个档次的处罚，比如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何为“情节较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综合考虑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选择适用不同的处罚档次，做到轻重有别，才符合宽严相济政策。
3．作出处罚决定环节
对于同一条款、同一档次的行政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对于寻衅滋事并且情节较重的违法嫌疑人，可以在十日至十五日之间选择拘留的期限，并且可以在一千元以下选择罚款数额，这个作出具体处罚决定的过程同样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
（二）注重三个方面
行政执法实践中，法定的宽严相济情形不容忽视，应当维护违法行为人的权利，确保执法的公正、公平。
1．法定情形应当“宽严相济”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十四条、十九条等，均作出了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规定，凡是具备法定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法定情形不明显的，在收集证实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时候，一并主动收集证实法定情形存在的证据。绝不能打马虎眼，更不能一味地为了打击处理而忽视行为人的权益。
2．严禁隐藏法定情形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五）项明确规定，对主动投案或者有立功表现的行为人，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但是，在办案实践中，公安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往往会人为地隐藏这两种情形。比如出于经济利益需要、打击处理指标考虑等等。有的违法人员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是办案单位仍然将其当作传唤到案来办理，在查破经过中，仍然反映是公安机关传唤询问。有的违法人员检举、揭发了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实后，办案单位并未算其立功，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处理。市局检查涉娼卷宗时，发现了分局有的办案单位存在没有减轻对主动投案违法人员的处罚的问题。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4
行政的必然要求。
一、出台背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号令了《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反药械管理实施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管辖、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决定、执行与结案等五大部分，其中处罚决定一章规定了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和简易程序三种不同的适用程序。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处罚决定的作出主要经以下几步：案件承办人调查终结后提交调查终结报告，经药监部门组织合议提出处罚意见，对当事人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承办人填写《行政处罚审批表》，经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报部门主管领导审批，重大、复杂案件经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后，作出处罚决定书。对规章规定的处罚较重的案件，适用听证程序。药监部门应送达《听证告知书》，并视情况根据听证意见或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罚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则可由执法人员当场作出。
按照该《程序规定》，行政处罚案件实现了查处分离，即除当场处罚程序外，案件调查与作出处罚分别经不同层面、不同程序进行。同时对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规定了对报经审批案件负审核职责。实践中，药监部门在执行《程序规定》的同时，大都另行规定了相对独立的案件审核程序，即由部门法制机构或专兼职法制人员另行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法制审核，以期实现查、处、审三分离，加强内部监督，更好地保证药监部门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职权，避免违法行政。我局于2007年7月并施行的《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办法》（以下简称《案审办法》），正是基于这一执法理念而制定，由局案审机构对本局案件承办机构已经调查终结并提出处罚意见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审查、复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或建议的内部执法监督制度。
二、主要内容
《案审办法》对案件审核的定义作了界定和说明，其内容主要围绕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这一目的展开。主要内容包括：
1、案件审核机构及其职能。局成立案件审核委员会，除局领导集体，职能机构负责人也为组成成员。一般行政处罚案件由法制审核人审核。重大、复杂行政处罚案件，根据相关判决、行决定、通知需重新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由案件审核委员会审核，简易程序案件在送达《当场处罚决定书》后，抄送备案。
2、相关程序性要求。包括审核回避制度，审核时限要求，审核采取的阅卷、会审、联合取证等形式，以及经审核建议修正、纠正或补充的案件再次审核等内容。
3、案件审核介入的时机。规定案件承办机构要在案件调查终结之后进行合议，并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经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在《行政处罚审批表》上填写审核意见后，连同案卷材料送交案件审核机构审核。也就是说，选择在报送审批作出处罚决定前进行案件审核。
4、案件审核范围。案件审核范围点多面广，主要有：管辖权的合法性；当事人的情况，包括主体的确定，名称的准确，法定的行政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案件事实的完整、清楚，证据的真实、充分、有效，对违法所得的计算认定的准确、有据；对违法行为定性的准确性，适用法律法规条文的正确性，处罚种类、幅度的恰当性；程序的合法，手续的完备，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使用，按规定告知，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有无超越职权或的情况；处罚决定书文稿格式的规范表述以及其他应审核的事项。
5、案件审核后须提出书面意见或建议。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的，同意办案机构意见；对需要办案机构补充材料或补办手续的，建议其补充或补办；对超出管辖范围的，建议案件承办机构按有关规定办理移送；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办案程序违法的，建议案件承办机构补证或纠正，并将案卷材料退回；对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提出不予处罚的建议；对违法行为不能成立的，建议撤销案件；对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处罚幅度不当的，建议案件承办机构进行修正；对情节复杂的，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建议提请集体讨论；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责任承担及审核表文书规范等内容。关于责任的具体表述是，因审核错误，导致违法或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的，依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追究责任。
三、得失分析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5
一、立法目的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维护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二、立法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
三、适用和原则
该办法适用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
该办法对非法违法的查处重点体现了引导和教育，以教育引导相关企及时更正非法违法行为，依法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做到合法合理。
该办法规定的原则是：“实行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督促引导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办理相应行政许可手续，合法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
四、非法违法行为的界定
该办法对安全生产非法和违法进行了区分和界定，为今后非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和处理指明了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一)安全生产非法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依法取得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的行政许可，擅自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或者行政许可已经失效，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行标准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五、处罚适用和自由裁量
该办法对非法违法行为的查处、法律适用和自由裁量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并对跨区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的查处进行了规范，能够有力地指导日常工作当中对非法违法行为的查处和界定。
(一)非法行为的查处。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行为，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上限予以处罚。
(二)违法行为的查处。查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依照《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或者《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确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进行处罚。
(三)跨区企和个人的查处。对跨区域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重大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发生地负责查处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书面邀请生产经营单位注册地有关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参与查处。
(四)跨区查处各安监部门职责。对跨区域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不履行负责查处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生产经营单位注册地有关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配合负责查处。
(五)跨区查处需采取的措施。对跨区域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应当给予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资格证处罚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发生地负责查处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提出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资格证的建议，并移送负责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资格证颁发管理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调查处理，接受移送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六)跨区处罚有异议的处理。接受移送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前述行政处罚建议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做出裁决。
六、超职权范围非法违法行为的处理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中，对不属于职责范围的情况应当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负责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颁发管理部门处理。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需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未依法取得营执照、其他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二)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或者被吊销营执照，以及营执照有效期届满后未按照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三)其他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后，擅自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四)超出核准登记经营范围、其他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核准范围的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七、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要采取的措施
该办法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应当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明确，依据行政处罚法，主要有3种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拍卖所得价款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非法违法的查处适用的强制措施
对非法违法行为，该办法对安全监察部门实施的强制措施进行了进一步规定和明确，进一步树立了安监权威。
强制措施一：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标准的在用设施、设备、器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在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强制措施二：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场所查封，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化学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使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原材料、设备进行扣押。
强制措施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四：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实施联合执法，必要时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共同查处。
九、事故举报的受理答复和移交
(一)受理：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接到举报后，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但举报人的姓名(名称)、住址或者其他联系方式不清的除外。
(二)移交：对于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举报，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反映，或者将举报材料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并书面告知实名举报人。
十、对已受理举报的查处
该办法对已受理的实名举报、匿名举报、核查属实的处理等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其主要是指安全监察部门。
(一)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立即组织核查，对认为举报内容不清的，可以请举报人补充情况。
(二)匿名举报。对匿名举报，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根据举报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核查。有具体的单位、安全生产非法违法事实、联系方式等线索的，要立即组织核实。
(三)核查属实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举报事项经核查属实的，要依法予以处理。
(四)核查不实的。举报事项经核查不属实的，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并依法保护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五)共同核查。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核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确有困难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共同核查。
(六)处理答复。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举报的处理情况，应当在办结的同时书面答复实名举报人，但举报人的姓名(名称)、住址或者其他联系方式不清的除外。
十一、事故查处的督办
本办法对事故查处的督办单位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凡造成事故的都明确了挂牌督办单位，并分别明确了相关职责，同时，对举报的查处和非法违法的查处要求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一)事故查处督办单位及职责：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造成的一般、较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委会应当按照规定对事故查处情况实施挂牌督办，有关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具体承担督办事项。负责督办的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加强对督办事项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掌握安全生产非法违法事故查处的进展情况；必要时，应当派出工作组进行现场督办，并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中存在的问题责令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二)需要及时公开的3种情景：
1 督办公开：负责督办的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者本单位网站上公开督办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 结案后公开：对安全生产非法行为的查处情况，要查处结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在当地有关媒体或者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网站上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 挂牌销号后的公开：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事故查处情况实施挂牌督办的有关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在督办有关措施和处罚事项全部落实后解除督办，并在解除督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当地主要媒体和本单位网站上予以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十二、法律责任及权利
该办法对公民和企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以及安监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一)举报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二)非法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并对本单位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公民个人对自己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三)举报人责任：举报人故意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诬告或者陷害他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责任和权力：
1 对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将举报材料、举报人情况透露给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对举报有功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2 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有权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3 应当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记录和查询系统，记载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及其处理结果。
4 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行为，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报上一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备案。
(五)责任追究。
11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对发现或者接到举报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未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予以查处的，由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6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建设领域；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7月22日，某市发生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施工人员2人死亡、2人重伤。该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81条的规定分别对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负责人、监理单位负责人处以5万元、2万元的罚款。此后，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4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57条的规定，给予负有安全责任的该项目建筑企业、监理单位20万元、15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该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认为其已经接受了市安监局的处罚并缴纳了罚款，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向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他们各自的行政处罚。
二、一事不再罚的概念
（一）理论来源
一事不再罚，源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或刑事诉讼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处罚中应该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法律概念
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给出的概念是：“一事不再罚是指对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处罚。”
浙江大学教授朱新力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指对相对人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除法律（包括法律精神，下同）另有规定者外，行政主体对该相对人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该定义包含：（1）对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对相对人一次处罚成立后，任何行政主体（包括原行政主体，下同）不得对相对人再进行处罚（包括补充处罚）。即使原处罚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必须经法定程序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后方能对相对人重新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2）一次处罚原则上只能给予一种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3）作为例外，已经一次处罚，其他行政主体仍可依不同法律规定之性质不同的处罚种类甚至同一种类在合理限度内为第二次处罚。
浙江大学法学硕士陈无风对一事不再罚的内涵解释为，“一般而言，对于组织或个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给与一次处罚，但一个行为若违反了多个没有竟合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可以依据不同的规范给予多次不同种类的处罚。”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刘德生认为，一事不再罚应有以下3个方面的涵义：（1）同一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的处罚；（2）不同机关依据不同理由和法律规范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同种类（如罚款）的行政处罚；（3）违法行为已受到刑罚后，除法律规定或特殊情况外，不得再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这里的范围增加了刑罚外的不再罚内容。
“一事”的理解和界定。“一事”指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或同一违法行为。（1）在违法构成上界定。一事在构成要件上，只符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如果符合两个及以上违法行为的构成，则不属一事。（2）对违法既遂、未遂的界定。违法既遂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的全部要件。如违法占地建房，从准备材料到施工直至建成。对既遂行为，应将整个过程视为“一事”，不能再分预备，实施数个行政处罚；违法未遂指已着手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违法行为。如违法建房，已着手清理现场开始施工被发现制止。由于行为人已开始实施行为，构成违法，也应定“一事”处罚。（3）对连续违法行为的界定。连续违法行为指出于同一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符合数个违法构成的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触犯同一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如建设单位违法建设完成了a楼，再违法进行B楼、C楼的建设。对连续行为以行政机关发现并处罚为界限来界定是否属“一事”。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连同以前数次连续行为，界定在“一事”范围内。如行为人受处罚后再实施连续违法行为，则界定为“第二事”。（4）对继续行为的界定。继续行为指某种违法行为从开始到终止前，在时间上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如执法人员开始调查发现违法建设盖到第二层，第二次调查发现盖到第8层，第三次发现已盖到第18层。对继续行为，不分时间长短，都界定为“一事”；（5）对牵连行为的界定。牵连行为指出于一个违法目的，而违法方式或结果又牵连地构成其他违法，对牵连行为也宜界定为“一事”作出处罚。
“不再罚”的界定。不再罚指对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不得给予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界定不再罚，应把握以下几点：（1）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再对行为人作出第二次及以上的处罚；（2）对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处罚时，如没有法律规定和特殊情况，应在法律相应规定的诸处罚种类中选择一种处罚形式进行处罚，不得给两种以上的处罚；（3）不再罚指不得给予行为人两次以上的罚款，不包括在一次处罚中给予行为人两种以上的处罚。
三、一事不再罚的构成要件
从上文概念中，可以概括出一事不再罚以下4个要件：
（一）行政相人相同。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指向的行政相对人相同。对法人单位的处罚和对该单位负责人作为自然人的处罚，应为两个相对人。如文首案例中建筑企业、监理企业和其负责人，则为不同的行政相对人。
（二）违法行为相同。以立案调查终结时的时间点为终点，以违法行为开始为起点，其中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为一个违法行为。一个行为的多重解读，应区别情况分析，如没有任何手续的房地产开发销售行为，同时违反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建筑法、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由于这些法规没有竞合关系，其中法定的违法行为可判断为4个以上的违法行为。
（三）依据相同，或具竞合关系。《行政处罚法》第24条没有提到依据问题，姜明安的概念中也没有提到，一些专家的解释提到这个问题。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由同一机关的处罚，一般会依据同一依据或接近的依据。如果是不同依据的处罚，则可能涉及到对违法行为界定的变化，即法规的不竞合，从而不适用本原则。法规的竟合，属于例外，对此还有争议。
（四）处罚种类相同。《行政处罚法》第24条仅仅提到罚款，罚款可以重复交纳。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重复执行的几率不高，行政机关一般也不常用。所以，限制罚款的重复就成了一事不再罚原则规范的核心问题了。刑罚使用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也不得对同一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主体的相同或不同，在以上条件下作出的行政处罚，均不影响一事再罚的构成。
四、从立法精神全面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新力认为，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为：第一，行政法生活安定的需要。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第二，对价和比例的要求。基于公民人格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发展，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从对价原理和平衡功能出发，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民众与国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也有存在空间，一事不再罚原则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已受行政处罚相对人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违法再予追究仍属人之常情的期待。
《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一事不再罚款的适用规则等规定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一事不再罚的精神。有关专家披露当时立法考虑：现行体制下简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这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总体考虑的问题。但一事不再罚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体现，于是针对执法中最突出的乱罚款问题规定了一事不再罚款。
过分的强调一事不再罚，容易形成行政管理的一些弊端。行政处罚中，由于行政主体间有不同的行政任务，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容易阻碍不同行政主体间制裁功能的全面实现。为克服此类缺陷，适当允许第二次处罚实有必要。另外，目前我国立法所确立的部分行政处罚种类并不纯真，有些处罚类型象责令停产停业除达到制裁目的外，还兼有防止违法者继续违法等功能，实行一事不再罚有时可能阻碍此种非制裁功能的实现。在法规竞合情形下，无论采用“最先查处机关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还是“择一从重处罚，其他机关不得再予处罚”方案，都可能影响某些制裁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果杜绝其他行政机关依据不同法律依据的罚款处罚，可能将其引向作出诸如吊销资质、拆除违法建筑等更为严厉的处罚，处罚会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行政处罚相对人宁愿接受罚款的处罚。国外已有理念不同的一事再罚的立法。如奥地利1950年颁布的《行政罚法》第22条规定：“行政被告以各种独立之行为违反不同之行政义务时，或一行为而牵涉数罪名，而应各别处罚时应予各别处罚。”
因此，强调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一事不再罚的同时，发挥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是行政执法中两个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目标。任何偏废都是有悖于立法精神的。
在国家正式立法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前，将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解和落实重点放在制止乱罚款、重复罚款的范围，更接近《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目前中国的执法环境。否则的话，行政机关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左右为难，难以发挥其社会管理作用。
五、建设行政处罚中具体适用的问题
城乡建设领域，涉及法律法规多，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体制、机构全国各地也各不相同，行政处罚中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更为复杂。
广义的城乡建设领域，涵盖了国土、城乡规划、建设、环保、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交通、综合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狭义的至少包括除国土、环保、交通外的其他部门，其中涉及的法律法规更是众多。
如何避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实现建设行政执行法的合法、适当、便民，成为全国建设系统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其中，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就是一个避免因事权交叉引发重复处罚的尝试，尽管因法律、行政法规立法不到位，及执法中执法人员素质等问题，城管综合执法问题较多，引发社会诸多批评，但用体制改革解决一事不再罚的思路，比简单地依靠行政机关的自觉性解决问题好，也符合当初《行政处罚法》立法时的构想。
此外的建设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城乡建设部，主管全国规划、建设、房产管理等工作，省住建厅统一管理建设和住房等事务，而市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职能较为复杂，有住建合并的，还有规划建设合并的，而市政、市容、园林、绿化与建设的分与合各地不一。目前西安市城乡建设的体制为：建设主要负责建筑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资质和项目管理、村镇建设、城建计划，和住房、规划、市政、园林等分开，城管综合执法综合了市容、园林和没有手续的违反规划法规的查处等执法权，建设执法主体更趋多元化。区县一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大多为规划建设分离，其他多合并。有些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还将村镇建设部分管理和处罚权授予乡镇人民政府。
这样，建设行政处罚主体的级别就有中央部级、省（直辖市）级、市级、区县级、乡镇，而有关法律法规在设定处罚时一般授权县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处罚权，这样容易产生执法权的重叠，在管辖权交叉情况下难免产生重复处罚现象。
建设部《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建法[2011]6号），第七条规定“依法应当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出处罚，并需要处以罚款的，由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样，可减少重复罚款的发生。
即使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业管理法律法规，一个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中也涉一个行为的多次处罚的设定，其中可能涉及法规的竟合问题。
（一）建设领域行政处罚面对一事不再罚的疑难问题
对没有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建设单位的处罚中一事不再罚的适用难以判断。根据《建筑法》八条，施工许可证办理需要8个条件：（1）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2）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3）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4）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了第八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外，其他条件分别涉及了《土地法》、《城乡规划法》、《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征用条例》、《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有关违法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而《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领取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设定了包括罚款在内的处罚（《建筑法》第64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7条），其中依据《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相对人没有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的处罚，在法律依据适用中和《建筑法》系以外的《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的处罚有没有法律规范竟合？会不会构成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建筑法系内的处罚，尽管处罚主体同一，在处罚依据上也存在是否与《招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处罚规定的法律规范竟合问题。
个人观点认为，在对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政处罚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处罚，与其他行政机关依据《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保法》进行处罚，属于法规不竟合，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建筑业管理内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没有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行为的处罚，与依据《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等对没有办理招投标手续、没有施工图设计审查、开工前没有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等的处罚规范有一定的竞合关系，在处罚时择一从重处罚较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对联合执法创新的意义
但建设领域行政处罚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个没有办理任何基本建设手续的违法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和销售，会全部或部分违反《土地法》、《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房地产管理法》等不同法律，要同时接受国土、规划、环保、建设、房产等行政机关的罚款处罚，尽管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立法精神不符，也容易造成执法成本的上升，执法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考《治安管理法》十六条中“分别裁决，合并执行”的方式，由这些行政主体联合进行调查取证、联合处罚，并在罚款数额上合并执行，统一进入所在地财政罚没帐户。行政相对人的申辩、听证、复议、诉讼权救济权的行使，也相对方面些。
在西安城建系统的行政处罚中，曾进行过联合执法的尝试。2001年11月26日，西安市建委、城市规划管理局、土地管理局、房产管理局联合发出通告，对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手续以及未得取得房屋销（预）售证擅自施工并非法销（预）售房屋的丽景苑小区、秦龙泉小区、西航花园等项目，责令立即停止一切违法建设及销售活动，接受有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但由诸多部门对一个违法建设项目共同处罚款的案例还不多，在今后的违法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中，可以尝试“分别裁决，合并处罚”的联合处罚模式，以提高行政处罚效率和效果，也便于行政相对人依法寻求行政救济的合法权益。
联合执法模式优于城管综合执法模式的地方，在于它在不改变有关法律赋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法定职权的情况下，减少执法成本，可以通过合并处罚控制罚款的总数量，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依法救济。这种模式在一些城市拆除违法建设中曾广泛地使用过，但在涉及罚款的处罚中使用较少，大概因为计入财政罚没金的政绩上有所不便。所以，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及相关权威部门牵头才可有效推行。
六、立法趋势及建议
（一）趋势
鉴于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合理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理论薄弱，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表述不够完整，理解各异，执法中容易引起争议，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也不好把握。但一事不灾罚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在我们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上意义重大。
在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立法中，对一事不再罚的学理研究、立法规范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在各级政府在执法实践中，也将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创造出既维护法律尊严、规范社会管理和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又能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执法模式。
（二）建议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行政处罚法》第24条涉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容作出法律解释，以释疑解惑，有利于执法和息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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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7
第二条卫生行政部门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必须依照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遵守《行政处罚法》和卫生部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
第三条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时必须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四条卫生行政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必须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
第五条在同一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案件中，有两种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第六条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吊销卫生许可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违反《食品卫生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洗涤剂、消毒剂的决定，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违法所得，系指违反《食品卫生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全部营业收入（包括成本和利润）。
对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认定违法所得时，应当包括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该批食品的营业收入。对于餐饮业，其违法所得以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该餐次的总营业收入计。
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证明材料证明其违法所得的，按照没有违法所得查处。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情节严重，包括下列情形：
（一）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二）拒不停止生产经营违法食品的；
（三）拒不公告收回已售出的违法食品的；
（四）拒不销毁违法食品的；
（五）十二个月内已受到二次以上罚款处罚的；
（六）十二个月内已受到一次停止生产经营的处罚的；
（七）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八）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九）生产经营以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为主要对象的伪、劣食品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九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卫生许可证，并同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人以下，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二）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11人至3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至四万元的罚款；
（三）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31人至10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四）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1人以上或者人员死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四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食物中毒调查报告办法》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的规定确定食物中毒事故。
第十条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时，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以下情形的，可免予并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所造成的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危害后果的；
（二）主动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的。
第十一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取缔，并按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
（二）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取缔可以收缴、查封非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用工具及用具，或者查封其非法生产经营场所，或者予以公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查处：
（一）擅自超越或者变更卫生行政可证上核定的内容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
（二）卫生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的；
（三）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擅自进行改建、扩建的；
（四）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收缴卫生许可证，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二）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卫生行政部门收缴卫生许可证后应当及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八条规定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十四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除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销毁尚未出售和公告收回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外，并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在一万元至五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至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三至五倍的罚款；
（二）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十二项规定的食品包括：
（一）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条的规定加入药物的食品；
（二）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未经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
（三）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出厂的食品；
（四）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未按规定索证的食品；
（五）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无卫生许可证者生产的食品；
（六）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者卫生管理办法的进口食品；
（七）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食品。
第十五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除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销毁尚未出售的和公告收回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外，并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在一万元至五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五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三至五倍的罚款；
（二）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十六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和使用不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品种、扩大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
（二）以掩盖食品腐败或以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三）经营或使用未经批准的，受污染或者变质的以及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添加剂的：
（四）其它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食品添加剂。
第十七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洗涤剂、消毒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至三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获得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许可即擅自生产经营本条所列产品的；
（二）采用的原材料、助剂违反国家规定的允许使用的品种、范围和使用量的；
（三）本条所列产品中的有害物质，造成食品污染的；
（四）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
第十八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五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而以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以下简称"保健食品"）名义生产经营的；
（二）未按保健食品批准进口，而以保健食品名义进口、经营的；
（三）保健食品的名称、标签、说明书未按照核准内容使用的。
使用已被卫生部撤销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或《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书》从事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的，按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而以保健食品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查处。
第十九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一）不按规定标明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
（二）虚假标注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份、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
（三）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不标注中文标识。
包装标识不清楚、不易辨识的，按前款第一项查处。
第二十条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
（二）不按规定调离患有疾病不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生产经营人员的。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8
1、维护行政效率
孟德斯鸠曾言“行政贵乎神速”。行政效率是行政权的生命，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权维护的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的功能，在不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体现。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对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判决予以维持，便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法院因超过办案期限，而判决撤销程序合法且并未损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治安处罚行为，其结果是行政机关为履行治安管理的职责以及出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还会抽出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重新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对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的实体处理不会改变，原告并没有因此而免于行政处罚，这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行政诉讼资源的浪费。
2、确保违法行为依法受到追究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对于已经发现或已经立案调查的违法行为的追究不应受追究期限的限制，否则，不利于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以及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毫无疑问，行政处罚中的关键词是“罚”或者“惩处”，行政处罚的首要目的是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使其以后不再犯，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而着眼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和理念在立法目的的体现可从《行政处罚法》第一条的规定中得到佐证，尽管其中也涉及保护公民权利问题，但公民权利是被框定在社会秩序之中的，行政处罚的主题在于“报应”和“平衡”，即通过让违法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对其侵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报复，通过让其承担新的义务使之与被害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保持“平衡”。法院从诉讼效果的角度考虑，为达到对违法行为惩处的目的及对被害者的补偿、平衡社会各方关系，对仅超过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不予撤销也在情理之中。
3、法定期限对行政主体不具备拘束效力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部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的实质是为了通过设定办案期限，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防止出现因工作懈怠、拖延造成案件的久拖不决，与行政行为的效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认识是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内部规范行政效率的规定，而对于行政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做出调整，也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限制。但作为治安行政处罚程序的时限规定，该法条不仅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约束，也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是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单纯解读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规范而对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免有些狭隘。
二、降格处理超期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的问题
尽管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对于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大部分未判决撤销而予以维持行政处罚决定有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以及解读和适用法律的误区，但此类判决呈现出的如下问题值得重视与探讨：
1、虚置法律设定的行为期限
《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对办案期限予以规定，无论是从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以防无故拖延的角度出发，还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为目的，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公安机关办理治安处罚案件超期被诉诸法院后被判决维持处罚决定，使得违反关于时限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导致法条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不到违反法定程序之行政行为匹配的法律效果，驱使行政机关遵守法定程序的保障性机制得不到建立。
2、创造“程序瑕疵”概念造成自相矛盾
在部分法院判决中为强调超过办案期限违反程序的轻微程度，认为超过办案期限属于“程序瑕疵”，而不属于“程序违法”，并且通过司法批评和建议的方式做出类似“补正”性质的处理。而在学理上“，程序瑕疵”与“程序违法”其实是同一概念，并不存在程序上错误的不同程度的区别。只是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应具备的合法要件的，在我国行政法学上称为行政“违法”，在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如果说将“程序瑕疵”从“程序违法”中切割出来，在不否认其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造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必然包括行政程序合法，既然程序有“瑕疵”，就表明程序违法。虽然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值得讨论，但必然不具有合法性。
3、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
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判决维持，这一结局对诉讼当事人来说其诉讼的目的不能被满足，导致了行政诉讼引导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产生偏差，结果使当事人丧失了的动力。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导致行政机关轻视乃至忽视行政程序，最终将置程序低于实体的地位。并且，在目前程序法治意识尚未树立、行政法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这种判决结果使得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意识不到违反法定程序的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更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树立正当程序理念。
三、解决问题的路径探索
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9
交通违章处罚流程
一般程序的情形是：依照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人作出200元(不含本数)以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驾驶证、对单位处以罚款的，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并按照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
交通违章处罚一般程序：调查取证，告知处罚事情、理由、依据和有关权利，听取陈述、申辩或者举行听证，作出处罚决定。
1、交通警察在现场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2、交通警察在非现场，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处200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
所以，采用简易程序的都是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处理程序规定》具有一年以上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经历的交通警察，经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培训考试合格的，才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事故。
交通违章罚款缴纳方法
1、持《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如有暂扣证件的还须携带《交通管理暂扣凭证》)，按规定到银行缴纳罚款，当地各银行都可交违章罚款，通过自助交电话费的poS机即可。
说明：网上查到违章记录后，可以等交警局将《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寄给你，也可以自己去各交警大队或交通监控中心领取。
2、持《违反交通管理罚款收据》、《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如有暂扣证件的还须携带《交通管理暂扣凭证》)及当事人的驾驶证、行驶证到处罚决定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3、如违例项目需要吊扣驾驶证的还须按规定吊扣，吊扣驾驶证期满后凭《吊扣驾驶证执行凭证》取回驾驶证。
4、如是持深圳驾驶证的司机，违章不需吊扣证的，只需直接到各银行缴纳罚款即可。
异地违章处理方法
处理汽车异地违章主要有2种办法
方法一，本人到当地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罚，因各地的处罚方式不同，请注意携带驾驶证和行驶证或复印件。
特点：手续繁琐、过程复杂。
方法二，通过异地朋友代办，如果违章当地有朋友的话，可以直接把将违章通知单、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递送给你的朋友，请朋友代劳办理。
特点：一劳永逸，可节省不必要的舟车劳顿，但由于某些省市交管部门不接受他人代办，仍需驾驶员本人办理。
如果车主对违章处罚不认同可通过法律诉讼提出申诉。交通违法当事人如有不服，应在收到异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交警大队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个月内向违法行为发生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交通违章的处理流程根据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如车辆的车牌是要异地的，处理流程和本地的车辆处理流程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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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篇10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不同,但具有衔接性。本文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适用、罚种上的衔接性作了有关探讨,提出税收行政立法应广泛采用“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提出当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刑罚优先”的原则,并对其中有些特殊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作了简要思考。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刑罚行政刑罚竞合衔接
刑罚和税务行政处罚是国家的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分别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税务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法律依据是有关涉税行政法律、法规与规章。刑罚针对的是犯罪行为,直接依据的是刑法。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在立法、适用、罚种上有联系,并且具有衔接性。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
在税务实践中,弄清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对于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税务行政管理相相对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保护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技术上的衔接
目前,在我国行政立法上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某些规章,其中,《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在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同时,又有相当多的条款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犯罪行为作了刑事责任上的衔接规定。可见,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确实存在立法上的衔接点,那么,在立法技术上是如何衔接两者的呢?纵观《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虽然可以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不少,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方式却很单一,一般表现为:在具体列举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各种形式的违法行为后,明确规定税务行政责任,并在税务行政责任后原则性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将税务行政处罚与高度概括性的刑罚责任写在同一条款中。这样的规定方式在《税收征管法》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税收征管法》第63、65、66、67、71条规定了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行为和非法印制发票行为应受到的税务行政处罚后,又逐一规定了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上的衔接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强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但该种衔接方法过于笼统和单一,不利于涉税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体现在:有时税务机关查处了违法行为,明明意识到该违法行为已相当严重,达到了犯罪程度,但就是苦于无法找到刑法相应的条款,结果导致应当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涉税犯罪案件未能移送,只好简单罚款了事。例如,《征管法》第71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2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查遍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有关条文,里面只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发票和擅自制造发票有关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定,那么,值得怀疑的是,“非法印制发票”与“擅自制造发票”是否可以划等号?因此,《征管法》的这种高度概括性的援引性规定使税务人员在税务实践中难以操作。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发票管理办法》中同样存在。此外,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新的犯罪手段不断涌现,立法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采取“补充规定”的办法来弥补刑法典的不足,这更使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衔接问题变得日趋复杂。针对以上问题,不妨暂且考虑以下思路:对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立法,在税收行政法律中采用明确的援引性法律规范。例如,在对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后,对于构成犯罪的,作出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即是援引性法律规范。表面看,援引性法律规范比目前立法上的高度笼统性规定要好,因为已明文指出具体适用刑法条款,便于税务机关实践操作,但实践中仍然会存在援引刑法条文不精确或不充分的情况。例如,对于逃避追缴欠税罪应适用刑法第203条规定,但该条规定的“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与《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规定有不相吻合之处,从法理上看,“致使”与“妨碍”存在区别,“致使”表明纳税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与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妨碍”而无这样的因果关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纳税人发生《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行为,是不能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的。可见上述引入援引性法律规范的解决思路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可以考虑第二种解决办法,即采取“独立性的散在立法方式”,理论上称之为“行政刑罚”。所谓“行政刑罚”是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人,由法院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依刑事诉讼程序所施之制裁”。[1]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刑事立法方式,它更能很好地衔接行政处罚与刑法。如果在税收行政法上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会存在以下优点:一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就不会频繁地修改刑法典,或作出相当多的单行“补充规定”,刑法典的精确性会明显增强。二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法定刑,比起另行通过补充规定更及时,更直观明确,更便于预警、遵守和操作。三是有利于税收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税务机关不会再因为无相应刑法规范而不得不“以罚代刑”或在涉税犯罪行为前显得束手无策。
(二)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在立法上的区分
1.量上的区分
税务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在立法上反映出来的根本区别就是税务违法行为后果在数量上的差异。例如,对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如果所偷税款达到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款总额的10%以上才能认定为偷税罪,由司法机关实施刑事处罚。反之,
如果纳税人达不到这1万元和10%这两个数量标准,就只能认定为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罚款。通过量上的区分来划分罪与非罪的主要有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和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以及绝大部分发票违章行为。
2.质上的区分
在立法上对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分标准不是通过“量”上的区别而是通过“质”的规定来区分的,具体来说,税务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违法情节的严重性、主观恶性等形成了税务违法行为的“质”。例如,《征管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这里的情节就是关于“质”的规定,情节的轻微与否就是区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分水岭”。
3.量和质并重的区分
例如,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在此规定中,“2次”偷税是“量”的规定,“再次偷税”就是“质”的规定,对于纳税人再次偷税的数额在所不论,但这表明纳税人主观恶性较重,非予以刑事处罚不能防止其社会危害性。
二、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
如前所述,税务行政处罚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是二种性质不同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之间大多只有量上的区别,加之由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分别由税务机关和法院两个主体分别独立实施,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发生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竞合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竞合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何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问题,目前争论很多,归纳起来,有三种主张:第一,选择适用。认为只能在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中选择一种,而不能并施。第二,附条件并科。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时可以并科,但任何一个“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外一个时,可以免除处罚。第三,合并适用。认为既要适用刑罚处罚,又要适用行政处罚。[2]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而论,笔者认为,应以“选择适用且遵循刑罚优先”为原则,但在该原则基础上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笔者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中有关实践问题作深入探讨。
(一)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该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有关精神,税收《征管法》第77条作出与《行政处罚法》第22条相类似的规定。从逻辑角度上看,《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的规定,只是明确了当税收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但税务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前是否可以先行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却没有明确。有人认为,可以实施行政处罚,依据是后文提到的“罚款折抵罚金制度”。笔者认为,“罚款折抵罚金制度”是建立在税务机关不知晓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对于税务机关已能确认该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犯罪行为吸收了一般税务违法行为,应只能给予刑事制裁,不能先行行政处罚。因此,在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应本着“刑事处罚优先”的原则,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和法律规定来依法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接到税务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虽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轻,作出依法免于刑事处罚决定。二是构成犯罪,依法予以刑事处罚。三是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第1种情况,即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况,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税务机关可以对部分免于刑事处罚的涉税犯罪行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对于第2种情况,如果纳税人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实施了刑事制裁,税务机关是否可以再实施行政处罚呢?有人认为,行为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罚后,可以再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也有人认为,如果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处罚的罚种在内容上不具有类似性,税务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例如,司法机关已作出了罚金的刑事处罚,税务机关就不能再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二种观点都是不对的,理由是:第一,刑事制裁比行政制裁要严厉得多,如果已给违法者实施了刑事制裁,已达到了制裁违法的目的,此时,行政制裁被刑事制裁所吸收。第二,根据免于刑事处罚才可以由税务机关处罚的有关规定可以推论出:立法者对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处罚是本着“在遵循刑罚优先的前提下,避免多重处罚”的精神来解决来涉税犯罪行为的处罚竞合问题的。对于第3种情形即税务机关认为已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不认为是犯罪的违法行为,这是由于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应该由税务机关依法继续实施行政处罚。综上所述,当税务机关能确切认为税务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本着“刑罚优先”的原则,积极主动移送涉税犯罪案件,再视司法机关的不同处理方式,正确行使税务行政处罚权,既要打击涉税犯罪行为,又要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
(二)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最初认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为未构成犯罪,但在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后,发现其违法行为已构成了犯罪的情形
由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很多只存在量上的差别,有时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仅在于毫厘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呢?行政处罚是否应当先撤销后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呢?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不能撤销。理由是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特征,如果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处以行政处罚后,发现纳税人行为已构成犯罪的,而撤销行政处罚的话,很容易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性,造成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不信赖,从而影响到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税务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是罚款行政处罚,正确的做法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应当注意的是这项制度不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并科,也不是对“刑罚优先”原则的违反,而是针对实践中,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不确定性,罚款与罚金可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同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都实施经济制裁而设立的。当然,折抵罚金的前提是法院在判处罚金前行政机关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罚款,法院又判处罚金的,而罚款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如果税务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则不能再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如果税务机关故意不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可以建议监察部门、上级税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以“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有关税务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税务机关认为未构成犯罪的情形
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税务机关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案件定性错误,税务机关不会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由于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最终认定,所以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应要求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或自行立案处理。在税务实践中,由于税务违法案件主要由稽查局查处,而稽查局查处后,当事人是否应受到刑事处罚,基本上取决于税务机关的主动移送,其结果是导致了相当多的涉税犯罪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而以行政处罚了事。因此,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加强对税务机关查处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
刑罚分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投、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刑罚与行政处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其内容存在重叠之处,例如,拘役与行政拘留都是限制了违法者的人身自由,罚款和罚金都是给违法者予以经济制裁。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罚种的衔接,主要是指罚款与罚金的衔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一)罚金与罚款的衔接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它在处罚性质、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主体、适用依据等方面与行政罚款具有严格的区别。[3]由于涉税犯罪多为贪利性犯罪,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多对这类行为并处罚金,且罚金的数额明显高于同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的数额。由于罚金与罚款同属于经济性制裁手段,从理论上讲,应该避免二者的重叠适用,但由于在具体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对于罪与非罪往往难以及时准确判断,其结果是先对纳税人实施了罚款后,发现了纳税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应按上文确定的“罚款折抵罚金”的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后如果未并处罚金,仍可由行政机关实施罚款处罚。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司法机关未并处罚金,表明犯罪人的犯罪情节不是很严重。第二,虽未判处罚金,但已追究了犯罪人的其他刑事责任,已达到了制裁犯罪的目的。所以,不宜再对犯罪人实施罚款处罚。综上所述,笔者给出罚款与罚金在适用上的衔接应当遵循的原则为:1.罚款在先,罚款折抵罚金;2.罚金在先,不得罚款。
(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事实上指没收犯罪人合法所有并且没有用于犯罪的财产。[4]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对象是指“违法”或“非法”拥有的财产,所以,财产的合法性是这两种处罚种类在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具体涉及到涉税犯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罪名主要是: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类犯罪中,一般情况下(除有特别严重的情形,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外),没收财产与罚金是选择适用的,如果并处罚金,就不能再并处没收财产,反之亦然。结合《征管法》与《发票管理办法》,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的是《征管法》第71条和《发票管理办法》第38条所规定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这与没收财产在内容竞合上的对应犯罪是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纳税人伪造、出售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税务机关发现其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税务机关先行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司法机关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没收财产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不同于罚金与罚款,前者是内容迥然不同的二种处罚方法,对于这二种罚种的衔接关系上,司法机关在作出判决时,应不考虑税务机关是否已实施了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而应依法判处没收财产,当然也不存在相互折抵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实行“刑罚优先”的原则,即当税务机关发现了涉税犯罪行为,应先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制裁,而后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决定是否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由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合作、划清界限、各司其责,是搞好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互相衔接的重要环节,而在税收行政立法中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则是正确衔接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法制保障。
注释:
[1]参见应松年、刘莘主编:《行政处罚法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