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体制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这表明，党和政府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推动经济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较低、科研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重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众所周知，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科技创新的动力不强；外资企业对母公司技术依赖较强，难以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民营企业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科技创新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依赖财政投入，注重于理论研究，忙于申请课题与，与经济现实的结合度不够，科研成果产业化机制不顺。因此，体制机制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关键。
健全人才制度，支撑科技创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加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制度，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建设人才强国；要改进人才管理方式，落实国家重大人才政策，抓好重大人才工程，推动人才事业全面发展；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实用型专业人才和创新型团队，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要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还要在人才的培养、凝聚、使用、保护方面下大力气。第一，培养创新人才。人才不是天生的，要在才能创造期之前经历才能萌发期和才能培养期。因此，要注重人才在进入创造期之前的培养，抓好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这两个关键环节。第二，用好创新人才。创新型人才具有独立自主的特点，有创新型思维方式，这就要求平等待人，尊重人才；创新型人才看重事业，愿意为事业献身，这就要求为人才搭好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靠事业留人；创新型人才注重用人者的真诚，这就要求真诚地对待人才，靠感情留人；创新型人才自尊心强，希望得到与自己的贡献相匹配的物质生活，这就要求根据合理的分配原则，给予相应的报酬，靠待遇留人。第三，保护创新人才。要根据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际情况，促进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保护人才的政策和措施。要鼓励创业者，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工作机制，营造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要健全创新人才制度，切实做到对创新人才政治上关心、事业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物质上优待，使创新人才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科技创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我国要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和保护，要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要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努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第一，要推动知识产权创造。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把创造知识产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目标，把获取知识产权优势作为开拓市场、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努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创造一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第二，要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有效促进知识产权转移应用、专利技术产业化、企业商标应用和知识产权综合运用。第三，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依法惩治和遏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及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监督，建立知识产权预警与维权援助机制。第四，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第五，要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推进知识产权市场建设。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我国必须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必须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动力，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建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参与的创新战略联盟，发挥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根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我国要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一，构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一体化创新平台，促进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与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基础与应用研究，企业主要从事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产品的开发。要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市场需要的产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只有通过整合科技创新平台，我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才能以市场为导向，才能缩短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时间，才能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例如，在上海市的积极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国家电网、上海电气、新奥集团、华锐风电等单位战略合作，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科学有效整合，与闵行区共同成立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旨在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引领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事实证明，发明创造需要法律支撑，因此，科技创新离不开法律保障，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教授提交的制定《产学研合作促进法》议案，是我国第一份制定关于产学研立法的建议，受到了广泛热议和高度评价。第二，深化技术开发类院所企业化转制改革，完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形成开放合作的研究开发体系。第三，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第四，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科技评审评估和成果评价奖励等制度。
创新金融财政制度，扶持科技创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支持企业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财税金融政策。一项创新真正能变成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取得效益，离不开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支持。国际“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两翼。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要加快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培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等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优惠不针对特定产业，税收激励主要就表现在鼓励研发，研究开发费用直接作为成本列支，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企业在创新方面投入有多大，往往要看是否有完善的激励制度。
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和完善金融财政制度，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财政体系，以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第一，健全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创业板上市；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板制度创新，缩短公开上市辅导期，简化核准程序，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进程。第二，加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金融机构要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等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给予重点支持。第三，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政府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同时，还要改善对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事业，支持开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保险服务，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外汇管理政策。第四，完善有助于科技创新的税收制度。在税收激励措施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所得税前抵扣力度，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促进转制科研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
加强政府创新，引领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较多，但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S・库茨涅茨给出的经济增长定义最为完美。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的基础上”。该定义有三层含义：其一，经济增长集中表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表现为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其二，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可见，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科技创新与进步，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创新发展。政府是体制机制的供给者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推动者，体制机制创新离不开政府创新。
加强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国家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国际科技创新和我国科技创新的现状与趋势；二是确立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与目标；三是设计实现科技战略目标的体制机制、步骤、政策和措施。
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和用人制度改革。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因素是人。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关键在于它构建了一套有助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机制体制。因此，政府要围绕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强自身创新，牢固树立教育和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把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靠教育来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要积极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统筹推进各类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努力为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政府考核制度。由于我国政绩考核体系中凸显“唯GDp论”，以超额完成GDp增长目标作为政绩标准，从而促使地方政府走了一条“GDp－地方财政－政绩”的路径，使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高不下，造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不显著，科技创新乏力。“十五”计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设定为7%，旨在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但实际增长是9.5%。“十一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设定为7.5%，但每年经济增长计划目标都是8%左右，而实际增长是年均11.2%。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革完善政府考核制度，将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纳入考核内容，引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建立政府多部门联合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的机制。政府多部门承担或涉及科技创新工作，为了提高科技政策的科学性、一致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政府要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从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形成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大力推进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强科技工作的统筹协调，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综合集成和高效利用。
科技创新体制篇2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方位开放新局面钟山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内涵丰富调适理念政策方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广州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路径研究福州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贸易新体制研究中国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新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5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进口战略的使命研究科技创新体制病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广西―东盟大旅游文化圈的竞合模式分析：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视域下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研究构建外资新体制打造开放新格局创新体制机制 构建科学发展制度体系创新体制推动海南更开放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体制下的劳技课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0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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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体制篇3
关键词：科技管理体制创新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科技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的关键，成为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科技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关系到科技政策能否得到认真正确贯彻，科研机构和队伍的潜力能否充分发挥，科技规划、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笔者通过分析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以期为提高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成效提供若干可资借鉴的参考。
一、科技管理的内涵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1987年的报告中将科技管理定义为：科技管理是一个包含了科技能力的规划、发展和执行，并且用来规划和完成组织营运以及策略目标的跨科别领域。
科技管理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促进经济成长和增进全人类的利益。短期的科技管理包含品质改善程序、高效率的制程设计等，长期的科技管理内容则包含了整体性、策略性的科技预测与规划。
科技管理是一个整合了各种专业领域，诸如科学、工程学、企业管理等跨领域的学科，其影响组织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财务、人事以及信息等各个不同功能部门的活动，包括组织的日常运作以及策略规划。
二、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科技管理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存在着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现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包括科技管理体制所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研院所的治理结构，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监督等，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决策机制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科技和经济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机制中存在许多弊端；缺乏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咨询、评估、监督机构，不能就科技发展的总体设计、战略重点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意见。
（三）自主创新不适应科研活动的特点。各创新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管理僵化，人才活力难以激发，无法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
三、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科技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0%，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开发力量过多，企业内应用研究仅占全国总量的约10%,大大低于美国80%这一比例。
（三）科技力量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独立科研机构的大量重复设置；科技人员难以流动，难以进入企业和市场。
四、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分析我国目前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变迁造成。只有逐步探索、研究和解决好这些科技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我国经济才能走上依靠科技自主创新促进发展的良性轨道。为此，笔者就改革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提出以下三大路径选择：
（一）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
科技创新体制篇4
关键词：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25-02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它包括新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七大产业。政府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其制定的规划、实行的政策直接影响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当前政府主要是通过确定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并出台相应的发展规划和配套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申报承担这些项目，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中，政府部门对科研项目和经费进行直接管理。毋庸置疑，这样的体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放眼全局，该体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项目、经费、企业及人员之间没有得到高度的协调匹配，监督机制缺失，负面现象滋生。这些问题的存在，乐卮焐肆似笠挡斡胝铰孕浴⑶罢靶约际跆剿骱脱蟹⒌幕极性，阻碍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作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坚实基础，对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益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必须要以改革驱动创新，健全激励机制，释放科技创新潜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蓬勃发展。
一、科技管理体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影响的现状分析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在运行管理机制、体系结构、创新主体活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技体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了以各具优势和特色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为主体的多元化创新研究发展格局；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究系统结构优化调整，一些开发类院所转为或进入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第三，全国经济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率增大；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地更加紧密，科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第五，专利授权和有效发明专利快速增长，在国际上的排位逐年提升。
近些年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快速发展。但是当前科技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1）科技项目的评审者又是参与者，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能力混为一谈，无法使项目评审做到公正公平；（2）项目的申请成为谋生的手段，与科技创新越来越远；（3）项目申请程序和经费预算程序繁冗复杂，研究者无法专心投入到研究中去；（4）政府对科研的控制干预太多。以上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企业进行项目研究的积极性，阻碍了科技创新。因此，冲破体制桎梏，建立激励机制驱动科技创新成为我们当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构建
（一）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委托关系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政府委托企业进行项目研究并直接管理科研项目的过程中，申报项目存在道德风险，项目评审过程不够公开、透明，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因此，为保证科技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本文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科技管理国情相结合，特别引入第三方组织，形成一种新的科技管理模式，即由政府部门委托第三方组织对企业承担的科研项目进行匿名管理。这样，政府和第三方组织，政府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委托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其中，第三方组织是由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多家中介机构组成的集合，具体包括立项评审专家委员会、结题验收专家委员会、经费预决算机构和监督与信息反馈机构。同时，各机构之间以及机构与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之间都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各机构具体的职责为：
立项评审专家委员会：（1）立足于评审项目的重点，明确各环节的操作说明和实现目的，根据评审流程对申请的项目进行严格分析，最后评审结果并将结果交给政府机关；（2）把评审的重点放在项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上，对所有的项目以及项目申请人员都按照评审的程序一视同仁，公平对待；（3）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分相结合的多样化评审方式进行多次评审，确保项目研究的可行性或可操作性。
结题验收专家委员会：（1）明确项目的验收步骤、标注和依据；（2）根据项目的目标对各项验收材料进行独立、严格的专业化验收，对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要项目承担人进行返工直到合格为止，最后把结果上交给政府。
经费预决算机构：（1）熟练掌握编制预决算的基本要求、详细的具体编制步骤以及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2）为项目申请人编制项目经费预算和决算，节省申请人的时间和精力，使申请人能专心的竞争立项或者做研究。
监督与信息反馈机构：（1）对以上各委员会对项目的管理过程进行实时有效的监督；（2）及时公布立项、评审和验收信息，让公众参与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
然而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方面，人具有隐蔽信息而处于逆向选择的地位；另一方面，委托人针对人的隐蔽行为面临一定的道德风险。这引起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使人显示自己所拥有的信息，并自觉的尽最大努力进行工作，委托人应该针对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本文的委托关系中，政府是激励的主体，第三方组织和企业是激励的客体。接下来，将针对主体对客体的具体激励机制展开深入论述。
（二）政府对第三方组织的激励与约束
众所周知，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而第三方组织对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起着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为了保证第三方各机构的服务质量，政府应通过招标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的形式对其进行激励。目前具体的招标方案一般有三种：（1）对于满足条件的机构，政府直接给予与其职能相对应的固定的管理费用；（2）对于满足条件的机构，政府只给予一部分管理费用，在任务完成之后，再给予剩余部分的劳务报酬；（3）在第二种方案的基础上，政府在机构执行任务期间，对其进行定时、不定时的有效监督，并且会要求机构及时公布各种评审信息。若机构按照政府要求公平公正顺利完成任务，政府不仅将剩余的劳务报酬发放给机构，还会再给予机构一定的奖金。若机构在执行任务期间，出现、暗箱操作等现象，则剩余的劳务报酬不再给予机构，若造成严重后果，政府直接追究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般而言，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正面的奖励，还包括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机制。比较以上方案，第三种方案奖罚分明，监督约束机制更加完善，能够达到真正的激励效果。
（三）政府对企业的激励与约束
随着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增强，此外，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殊性、战略性、全局性、前沿性，为了进一步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骨干作用，政府应建立保证金制度，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其中，该保证金制度包含立项保证金、成果保证金和成果转化保证金三部分，其具体含义分别为：（1）立保证金是指企业在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项目活动时，随项目申请书一同递交给政府的费用，其具体金额按照项目预算金额的一定比例来定。该保证金的设置主要是确保所有申请项目的企业都能够以认真的态度对待立项活动，从而提高立项的整体质量；（2）成果保证金是为了保证企业在通过立项后能认真刻苦的进行研究以得到最后的项目成果所设立的约束资金；（3）成果转化保证金是基于当下成果转化率低下所设立的能够促进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形成的制约保证金。
三种保证金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转化，其具体的使用细则为：（1）若企业没有通过立项审核，则政府将暂时保管立项保证金5年以作为企业下次或未来申请项目的立项保证金，若超过期限后企业还没有通过立项，则将该保证金如数返还给企业；（2）若企业通过立项审核，则企业立项前交付的“立项保证金”自动转化为“成果保证金”。如果企业最后取得项目成果，则根据项目成果给予企业一定的激励奖金，同时“成果保证金”自动转为“成果转化保证金”。在未来5年的有效期限内，若成果转化成功，则将成果转化保证金如数返还给企业，并再给予企业一定的奖励用于以后的再创新；反之则成果转化保证金不再归还给企业；若企业在通过立项审核后，最终没有取得项目成果，政府派遣监督小进行调查，若调查发现没有取得成果是由自然因素（地震，泥石流等）造成的，则将成果保证金如数返还给企业；若是由人为因素（挪用经费，经费未专款专用等）造成的，则成果保证金归政府所有。
三、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政策保障
为了确保以上激励机制顺利实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政府还应出台一些与之相应的保障措施。
（一）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对第三方机构的引领作用
在新的激励机制下，政府不再是科研项目的直接管理者，而是第三方机构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引导者和支持者。政府应该尽快完成自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重新认识自己所扮演的协调者、引导者、监督者的角色，在第三方机构自身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尚未被企业认可的起步阶段，充分认识第三方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市场发育和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将第三方机构的建设工作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纳入政府经济、科技发展的规划和计划，充分发挥政策扶持、制度规范和规划引导的职能。
（二）建立和完善法律政策，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在现今市场环境下，良好的法规政策环境和规范化的政策法规体系是确保企业组织健康发展的前提。因此，政府应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关于第三方机构组织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第三方机构促进法》，修改与第三方机构发展相关的《公司法》、《税法》、《合同法》等，明确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力义务、组织制度和发展模式；建立第三方机构行业自律制度、信誉评价制度和从业人员准入等相关制度；制定和实施行业行为规范、服务标准、执行操守、违规惩罚、资质认证等行业管理制度；制定促进第三方发展的税收、财政、投融资和信贷等相关政策，保证行业发展的秩序性、规范性。
（三）坚持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分业政策
我国地域广袤，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征、资源分布、产业优势等特点不同，因此，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的资源特点和优势选择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和相关科技项目。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的七大产业各自对资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政府应对七大产业实施分业政策。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应提升高端设计水平，及时更新生产设备，充分利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出口优惠政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应进一步引进高端人才，制定信息安全法规；生物医药产业应多建设中药材基地，设立医药指标，简化新医疗器械审批程序等；新能源产业应实施电价补贴，拓展融资渠道等政策；新能源汽车方面应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大力进行市场推广；其他产业应设立质量标准，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改革等。
在世界各国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激烈竞争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应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本文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引入第三方组织对创新项目进行管理，并立足于政府的角度，建立和完善对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的激励机制，以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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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体制篇5
关键词：日本；体制改革；科技政策；科技评价
1995年11月日本国会一致通过了曾被称为“幻影法案”[]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拉开了半个世纪以来再度重建日本科技体制的序幕。随后，依此法进行了科技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制定和实施第一期（1996-2000财年）和第二期（2001-2005财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及政府在科技投入、科技政策和科研机构和体系结构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不仅对日本的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震动了整个国际科技界，甚至有人将此次改革看作是日本科技史上“第三次最重要的变革”，与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现代科技体制的建立相提并论。[]日本一向被认为是以技术立国的典范，特别是在“二战”结束以来，其以技术为基础和导向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要进行科技体制的重大改革？改革的动因和目标是什么？改革的条件与举措有哪些？采取了什么配套政策和手段？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目的不单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希望通过深入分析与我国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日本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因素，探讨所谓“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发展的道路，特别是经济强国的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以及经济发展同科技体制创新的关系等，为我国在新世纪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1重建经济强国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动因与要求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奇迹”。经历战后20余年的艰苦努力，196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了当时的西德，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80年代末，其人均产值更是超过了美国，雄居世界各国榜首。在对日本“经济奇迹”的诸多解释中，提及最多的因素之一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即日本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利用和发展其他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是自主开发，集中力量实现技术产业化，并以此推动了经济增长。事实也确然如此，证明了日本战后的科技体制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到了90年代中日本却要开始实行科技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呢？改革的动因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分析。
1.1“技术引进”时代的终结与经济强国的责任
根据日本科技政策史研究会的研究，日本的“外国技术引进”时期是在战后的1945年至1959年。日本用于购买国外专利的投入在1951年为24亿多日元，到1959年激增至近223亿日元[]。由于日本的技术引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因此引进的过程并非单纯性的技术引进，而是技术引进与吸收、消化和改进相结合。60年代随着日本在引进过程中技术能力的成长和实行开放性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自由化程度加大，日本逐渐过渡到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确立自主技术”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技术引进的数量继续增长，但本国科研投入也大幅度增加，1969年比1960年增加了5倍，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也达到了1.9%。反映在技术贸易方面的变化是，日本的技术引进额和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比例持续下降，到1971年已降至10%，而技术出口额则逐年攀升，1971年技术出口收入与引进支出之比上升为1:8。随着日本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到了70-80年代，日本已从50-60年代的技术引进依赖型转向了转移促进型和技术发展型，并在制造业、医疗卫生、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领域进一步发挥其技术优势，不仅大大提高了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其经济强国的地位继续加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趋加大。198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1.9%，国外资产总额为18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尽管科学技术在日本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日本不重视基础研究，只对商业目的的科技活动感兴趣，对科技的投入是以产业界为主体而不是政府，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日本战后科技政策与体制同其他发达国家的主要区别，因此也是其受到国际社会广为批评的原因之一。
伴随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经济发展中蕴藏着的危机因素也日见彰显。自80年代后期起，日本的经济强国地位和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对其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政策与体制愈来愈构成严峻的挑战。随着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加深，发达国家纷纷要求日本在经济领域向世界开放市场，改变国际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同时，在对经济发展具有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的科学技术领域，国际社会也对日本有了更高的期望值。要求日本认识到发达国家对发展科学技术负有的重大责任，将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成果视为国际社会的公共财富，并且要求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必须改变在科技发展中“搭便车”的一贯做法，必须对包括知识进步在内的人类进步做出与其经济和科技实力相称的贡献。
1.2旧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与“科技创新立国”时代的到来
在日本国内方面，经历了4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了持续低迷的“平成不况”时期，所谓“产业空洞化”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仅仅通过传统的宏观政策来和经济周期相抗衡，已经无法解决问题”[]，科学技术成为人们期待中复兴日本经济的关键。但是，改革前的日本科技体制与政策已远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科技政策和体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尽管日本全国的R&D支出与GDp之比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高于美、德、法、意等主要oeCD国家，但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让我们来看日本科技同志改革前一年的1994年的一些数据。1994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R&D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0.62%（自然科学为0.53%），而美国是0.91%，德国0.95%，法国1.10%，英国0.67%；1994年日本平均每个研究人员的R&D支出为2120万日元，而美国1993年就达3150万日元、英国2810万日元，德国在1991年已达3150万日元、法国3710万日元；1994年日本平均每个研究人员只有0.13个辅助人员，而德国和法国是1.1个，英国1.2个；日本国立大学49%的研究设施和科技厅与通产省所属实验室29%的R&D设备运行都已超过了20年，这些实验室82%的活动设备都已超过了服役期。[]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科技体制中的另一大问题是，不同部门（大学、政府实验室和私营公司等）间、不同研究领域间的研究人员难以合作，影响了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此外，由于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制度以及缺乏竞争机制等原因，日本的科研缺乏活力，不利于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科学研究领域对许多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严重影响了科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如此等等都对日本科技创新形成障碍。市场导向的科研虽然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作用，但基础研究的缺失与不足势必造成科技创新的巨大阻力，而基础研究需要政府更多地投入，科技体制改革更需要政府来进行，日本必须大幅度增加政府对R&D的投入，同时建立灵活高效的科技管理体制，才有可能实现新的科学和技术突破。
曾任日本内阁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的尾身幸次先生于1995年向众议院陈述科学技术基本法提案的理由时指出，日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必须向新的科学技术领域拓进，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以开拓未来；与此同时，日本为了解决自然资源匮乏、人口急剧老龄化、产业空洞化、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加剧等问题，必须发展独创性的、尖端的科学技术，开创新的产业。[]一位日本资深科学家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是要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当时的科技战略是为促进产业发展而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进科学和技术，通过技术转移和工程技术进步，日本如今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于是，“不能再从别人那里照搬什么了，因为你已经站在了前沿。你必须在科学上有独创，有自己的技术突破。……否则，日本的产业将不会创造新的奇迹”。[]总之，无论是科技管理者还是科学家都明确认识到日本科技政策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必须从战后以引进为主转向基础科学推动为主，实现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21世纪的日本已步入“科技创新立国”的新时代。
2走出传统体制与更新认识：体制改革的契机与条件
仅有改革的挑战或要求还不够，必须具备改革的契机与条件，才能深入到科技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已开始意识到对基础研究的忽视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文部省、通产省、科技厅等政府机构和部门为推动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发展，也曾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些带有改革色彩的政策措施，1992年内阁办公室的科学技术会议还提出了政府将R&D经费增加一倍的建议。但为什么到9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基本法》才得以通过和颁布，科技体制改革才正式启动呢？最直接的原因是，90年代中期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科技体制随之而变化。随着自民党相继在国会的参众两院失去多数席位，1993年自民党结束了一党执政的历史，被迫与其他政党一起组建新政府，自1955年由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以来所确立的所谓“55体制”走到了尽头。
2.1政治体制改革与《科学技术基本法》的颁布
关于“55体制”及其在战后对日本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弊端，西方和日本学者都有不少研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政治，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高度一致，几乎所有的立法动议都来自于官僚机构——政府各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是权力的核心，其影响力远大于国会和内阁；官僚机构或部门条块分割严重，而且，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一般不愿冒险提出超出自身利益之外的政策动议。[]1995年通过并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就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动议，而是在社会党党魁村山富市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由国会提出审议的，这在日本战后的立法史上是罕见的。当时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自民党为了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在国会积极致力于新的立法建议，而当时任国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长的自民党议员尾身幸次一向极力主张日本发展基础研究，由他向国会提出《科学技术基本法》的提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技术基本法》开宗明义说明该法旨在提高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各条款中，第九条关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规定至关重要[]。根据这一条款，政府应当每五年制定一次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计划；基本计划应包括政府促进R&D（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以及技术开发）发展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方针，涵括研究设施的装备、R&D信息集成的促进、R&D环境建设等相关的政策。为了切实保障基本计划的实施，政府应在每年度国家财政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从经费预算上予以保证。日本政府的两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5-2000财年、2001-2005财年）以及政府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长、科技政策形成机制和科技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都直接源于该基本法。
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96年开始酝酿，1997年12月正式提出，到1999年才开始实施，改革的核心是削减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权力，通过精简机构达到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的目的。在国会的批准下启动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其中包括改革内阁体制、合并政府机构与部门，还包括改革国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对日本科技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深化科技体制各个的契机，为日本战后五十年科技体制的重构提供了条件。
2.2对基础研究性质与作用的再认识
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对科技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直接推动作用之外，科技界及相关各界对科技活动及其作用基本认识的变化，也影响到对改革的期望值以及改革目标的认同度。虽然基本法中所指的科学技术的范围覆盖了R&D的全部活动，但鉴于日本的应用研究与开发能力在80年代初就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正因此造成对基础研究的忽视引起日本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批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基本法的核心是要提高日本的基础研究能力，并以此提升国家竞争力。那么，人们真的相信基础研究能提升日本的国家竞争力吗？在80-90年代的日本，人们是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的？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关于基础科学及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上，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一直流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及至生产经营的所谓“线性模型”。基础研究被认为是“为了科学知识的增加而进行的工作，不考虑实际的特殊应用”[]，但随着人们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过程及其性质认识的加深，80年代以来，诸如“并行模型”、“链式连接模型”等越来越多的“动态模型”取代了原来的“线性模型”。其中，一些模型就是建立在对日本创新型公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如平泽冷提出的“并行模型”就是将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各阶段看作是相互重叠而非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竹内广孝和野中郁次郎则进一步对这两种模型进行了对比，将“线性模型”比作接力赛，将“并行模型”比作橄榄球比赛，以此说明技术创新的诸要素之间是一种整体配合的关系。[]这显示了日本专家对基础研究在技术创新乃至经济增长中重要地位的确认。美国政策研究专家认为，1996年出台的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所体现的新的科技政策，改变了日本科技政策重在技术开发的战后模式，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基础研究及其作用，并努力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达至平衡。[]
3从政策制定到机构改革：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之后的日本科技体制改革堪称全方位的改革，在科技政策形成的机制、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科技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管理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的确是战后科技政策与组织管理的一次“根本性重建”。以下分三个方面分析其主要改革举措。
3.1重构科技政策体制与机制
一个国家的科技体制由科技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管理等机制及相关部门所构成，其中决策机制的中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前日本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决策机制随时展已呈现重大缺陷，相关部门虽有针对自身利益而提出政策变革的动议，但内阁和国会缺乏进行统一规划与协调的独立的政策机构。改革后的政治体制加大了内阁及总理大臣的权力，尤其是在政策制定方面，注重发挥其超越各部门之上的综合协调作用。
2001年1月6日日本政府实行了内阁改革。新设立了内阁办公室，直接对内阁总理大臣负责。从法律地位上讲，其地位高于各政府部门，其成员不仅来自政府各相关部门，而且来自民间和非政府组织。内阁办公室特设的担当大臣中有一名为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内阁还设立了几个相应的“智囊”机构（称之为“会议”），负责科学技术政策的机构是“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在法律上受内阁总理大臣领导，但实际上由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具体负责，其规模、组织、权威和职责都远远超过了其前身——1959年设立的原“科学技术会议”。
与原科学技术会议相比，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战略性与及时性。该机构负责起草综合性科学技术战略，讨论与研究科技资源配置问题，并对国家重大的R&D活动及计划开展评估。该机构每个月开一次会，而不是象过去的科学技术会议那样每年开1-2次会。（2）综合性。新体制下的科技政策讨论与制定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如旧体制下只有自然科学；因此，涵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等重要而广泛的问题都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科技政策考虑之列；（3）自主性。新机构更多地是向内阁总理大臣提出政策建议，而不是被动地回应总理大臣的咨询要求。2001年3月，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结合审议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了国家的4个重要战略科技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科学和纳米技术/材料，还向公众宣布日本“在未来50年内产生3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也写进了基本计划。另外，该机构还与内阁办公室的另一个“智囊”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合作，在国家预算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2001年6月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将“科技创新立国”的思想写进了其基本方略中，保证了科学技术预算的地位，并且在2002财年的具体预算编制中，将科学技术列为国家财政的7大重要领域之一。可以看出，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力图改变过去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分立色彩，以及科技发展与国家财政预算关系不够紧密的状况，加强了科技政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综合性，成为推进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制度保障。
3.2制定与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根据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政府每五年制定一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通过基本计划的实施，增加对R&D的投入，提高日本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间建立更为协调的平衡关系。如前所述，自1996年起日本已连续制定了两期基本计划。
日本在第一期基本计划中提出，到2000财年政府将R&D投入增加一倍，1996-2000财年累计R&D投入为17兆日元（约1500亿美元）[]，这在90年代中后期经济尚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无疑是个惊人之举！但是，与提出的科技体制的改革目标相比，这样的投入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基本计划明确指出，要“构建新的R&D体系”，以使科技更有效地与经济及更广泛的日本社会相联系。第一期基本计划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还包括：在国立研究机构和国立大学引入人员任用任期制，到2000年创造10000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位置，通过改变知识产权的有关条款和放宽国立大学研究人员的兼职限制等举措促进产学合作，改变传统的资助模式加大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引入严格的、系统的评价程序，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研究经费的分配，大力改善大学的R&D设施与设备等等。显然，在经费充足等前提条件下，上述政策措施中有一些实行起来相对简单，但另一些的实施则较为困难，需要改变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科技体制与机制、乃至人们的观念。2000年前后一些针对第一期基本计划实施的评估也表明，人们普遍对投入的增长和博士后位置的增加表示满意，而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效果有所不满，希望继续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日本第二期基本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中进行的，也直接受到这一变革的影响。因此，如果说第一期基本计划的目标还只是对日本科技体制的基础有所改进的话，第二期基本计划则是针对科技体制本身的改革，尤其是科研体制的改革[]。第二期基本计划提出，2001-2005财年日本政府的R&D投入继续增长，五年间将共投入24兆日元。除了增加投入之外，基本计划的主要目标有6个方面：确定政府R&D投入的战略方向，营造R&D的竞争环境，提高人才的流动性，改进R&D评价体系，通过促进官、产、学结合加强对研究结果的应用，以及促进科技界与社会的交流。该基本计划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举措有两项。一是大幅度提高竞争性科研经费，将2000财年的9%提高到2005财年的18%，进一步扩大研究人员对研究课题选择和经费使用的自主性，为科研营造活跃的环境，同时改进评价活动，建立最大限度发挥科研人员创造力的评价制度；二是允许为竞争性研究课题匹配30%的间接经费，由获得竞争性经费的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统一管理，用于改善获得竞争性经费人员的科研环境，提高所在机构的科研能力，同时促进科研机构之间的竞争，以提高研究质量。[]第二期基本计划目前还在实施中，其效果虽一时尚难以评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设立和运行，基本计划中涉及到跨部门或多机构的科技政策和R&D活动的实施将更为有效，而且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也将得到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更及时的讨论，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3.3改革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
根据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政府改革法，2001年1月在改革内阁的同时，政府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也正式启动，其中包括：将中央政府原有的22个部门和机构压缩为13个，将原各政府部门和机构下设的局由128个压缩为96个，将这些部门和机构下属的咨询机构由211个压缩为89个，将一些国立机构（国家实验室、国立医院、国立大学等）的性质改变为“独立行政法人机构”，赋予其组织和管理上更大的自主权。此外，根据政府改革法，到2010年底公务员的总人数要削减25%。[]对日本科技体制影响最大的改革举措当属将原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英文名称为theministryof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andtechnology，缩写为meXt），以及将国立大学和部分国立研究机构“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机构。
在旧体制下，文部省和科技厅掌握了政府研究经费的近70%（1997年这两个部门分别为43%为25%）。[]由于这两个独立的部门任务职能不同，在R&D预算和科技政策导向方面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即使同属国立机构，但由文部省管辖的国立大学和科技厅所属的国立研究所很难开展合作。此外，虽然文部省掌握的研究经费在各政府部门中份额最大，但由于其管辖机构之多与人数之众，分散到每个研究人员的经费十分有限，研究人员不得不向其他部门和机构（如科技厅、通产省等）申请经费。可是，不同渠道的科研经费在使用方向上各自有严格的要求，不利于研究人员开展稳定方向的研究，而且，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不能统一用于购买仪器设备，这也是造成改革前大学研究设备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2001年4月1日起这两个部门合而为一，新成立的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政策旨在改善大学的科研环境与条件，促进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所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推动官、产、学联合。这一举措受到了日本科技界的普遍欢迎。
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前述的将国立大学和部分国立研究机构改变为独立行政法人机构。首先改制的是国立研究机构，自2001年4月始，改制的研究机构成为独立行政法人，采用灵活自主的管理模式，使研究机构从官僚控制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多的管理灵活性和学术自由。[]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将于2004年4月开始实施，改革将涉及到大学的法律地位、组织、治理、人事、绩效考评、财务管理、财产管理等重要而广泛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独立法人后，大学的教职工将不再是国家公务员，因而大学灵活的人事与工资制度、任期制、教师兼职、聘请外国人担任大学校长或系主任等都将成为可能。现任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将国立大学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后的优势总结如下：[]（1）大学法人化可以确保大学的自主性及其自立；（2）可以运用富有民间特色的经营手法，引入机动、灵活、具有战略性的组织和财务运营方式；（3）实现以校长为中心的高层管理方式；（4）通过设立大学外部理事等方式，邀请外部人员参与管理，实现开放式的大学运营。当然，这些优势不会在大学改制后自动显现，而是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政策与措施的实施，而且，大学必须在转变“身份”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自我管理的制度与方法，培育其自主发展与完善的能力，才能最终达到改革的目的。
4重视与规范科技评价：改革实施的重要手段
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科研的竞争性，营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以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建立严格的评价体系。事实上，在两期基本计划中都有专门条款针对评价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活动的规范。为了配合基本计划的实施，1997年8月内阁批准实施了《国家R&D评价的大纲性指针》（以下简称为“评价指针”），到2001年11月，又批准了修改后的评价指针。政府各部门根据具有指导性的评价指针开展评价活动，一些部门还制定了自己的评价指针。评价活动的规范与改进以及评价结果的合理使用，在日本的科研资源配置、科技政策制定、科研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1综合科学技术会议高度重视评价活动
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是日本科技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其每月例会中，关于评价议题的例会次数最多，差不多是其他议题的两倍。[]该机构还将改进评价体系作为第二期基本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现有评价体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了突出评价的重要性，在其成立之初设立的5个“专门调查会”[]（后扩展为7个）中就有“评价专门调查会”，职责是制定评价准则，对重要的R&D活动开展评价等，以对R&D资源实行有效配置。自成立以来，该专门调查会平均每1个多月就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与评价相关的问题。会议常常就评价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针对现状分析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方向。例如，在讨论竞争性经费支持的研究项目评价时，针对科研经费的补助金问题，首先分析现状如相关部门主管评价活动的人员设置、评价人员的年龄构成、参与事前评价的评议专家的评议工作量等；然后整理出存在的问题，如主管评价活动人员的职责不清、评价人员年龄偏大、评价时间限制过紧以及评议专家负担过重等，基于这些问题，最后提出改进评价工作的方向，包括：在相关部门增加熟悉评价工作的人员并明确其职责，扩大评价专家中年轻研究人员的数量，培养评价专家，充实评价经费等。
4.2制订评价指针规范评价活动
由于评价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评价活动本身又很复杂，涉及到科技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尽管在两期基本计划中对评价活动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但政府出台内容全面的评价指针来规范各类评价活动，仍然很有必要。新旧两个“版本”的评价指针在基本框架和内容上是相似的，都说明了评价的意义与作用，规定了评价指针所涉及的评价对象，明确了评价各方的责任，针对不同类型的评价对象，回答了评什么、何时评、怎么评、谁来评等问题，提出了评价结果使用的原则与范围，突出了评价活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国家R&D评价指针的指导下，各相关部门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本部门范围内适用的评价指针。以文部科学省2002年6月颁布的评价指针为例[]，其评价指针包括评价的基本思路、通用事项、评价分类、注意事项等内容。由于文部科学省的资助对象以大学为主，因此，在注意事项中特别指出了对大学开展的学术研究进行评价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大学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特性、内容、规模等的多样性，要尊重学术研究的独创性、长期积累性以及研究在其初期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要认识到这些特点给评价带来的困难。评价需要有不同的视角，既要关注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也要关注研究对技术开发及社会经济的贡献，还要考虑从长远效果看研究对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4.3评价指针的动态改进
随着2001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启动，同年6月日本通过了《行政机关政策评价法案》，要求将评价作为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必要程序。与此同时，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改制工作也加大了对评价活动的需求，因此，2001年11月新出台的评价指针根据上述形势发展的要求，对原有的评价指针进行了修改。例如，新的评价指针增加了有关R&D政策评价的条款，指出在R&D政策制定与实施前，必须评价其是否符合国家政策，是否能够在确保与相关政策协调的同时得到有效实施；对政策实施后结果的评价必须反馈给决策和实施部门，并将评价结果反映到对政策的改进或废止中。新的评价指针还增加了评价改制后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研究机构的内容，指出此类机构的评价要根据《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由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对其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要反映在相关部门的资金分配中，同时反映在机构的运营之中。[]根据国家重大决策的出台和政策调整，对评价指针进行适时的动态调整，才能使之更有针对性，在实施中也更具可行性。
以上，就日本科技体制改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应当看到。我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国家，虽然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但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都经历了一个从发展经济到科技强国的历程，将发展科技作为立国之本，注重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动因、条件、政策措施与手段，特别是通过上述对其在科技立法、政策制定、机构改革、评价体系等方面改革举措的解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以至现代化建设应当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讨论过通过立法保障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在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60年代，内阁和国会还曾试图制定、审议、颁布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但在草案形成后，因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争论颇多分歧太大，最终由于国会审议无结果而成废案，故被称作“幻影法案”。
[]日本原科学技术会议主席、日本脑科学研究所前所长伊藤正男先生在接受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YongS.Lee等的访谈中曾对此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参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00-08号：YongS.Lee，KoichiKitazawa，Shigrunakayama:aRadicalRestructuringofJapan’spostwarS&tpolicyandinstitutions，may15，2000，nsftokyo.org/rm00-08.html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史研究会编，邱华盛、李向东等译，《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史》[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p160。本段其他几处数据分别出自该书的p112-114、p156-160和p93。关于日本在战后为何实行“技术引进”政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没有根据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西方对此有许多研究。参见日本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material_no.17）:peterVanderStaal，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inJapan，1992，nistep.go.jp/index-e.html。
[]青木昌彦，超越官僚制多元主义，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专栏文章，rieti.go.jp/cn/columns/a01_0001_t.html，2001年5月15日
[]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96-11号：Japan’sBasicLawforScienceandtechnology，april3[R]，1996，nsftokyo.org/rm96-11.html
[]日本内阁办公室，科学技術基本法について：科学技術基本法提案理由説明，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riyuu.htm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00-08号：YongS.Lee，KoichiKitazawa，Shigrunakayama:aRadicalRestructuringofJapan’spostwarS&tpolicyandinstitutions[R]，may15，2000，nsftokyo.org/rm00-08.html
[]详细分析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01-02号（CentralGovernmentReforminJapan：Rationaleandprospects[R]，February9，2001）和00-08号（注释7）
[]日本内阁办公室，科学技術基本法，www8.cao.go.jp/cstp/cst/kihonhou/houbun.htm
[]D.e.司托克斯著，周春彦、谷春立译，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m]，科学出版社，1999年，p55
[]同上，p72。但该译本翻译日本学者的姓名有误，RoyHirasawa应为平泽冷，而不是洛易哈若沙瓦，Hirotakatakeuchi和ikujirononaka（p145注释中误写为noaka）应为竹内广孝和野中郁次郎，而不是西山田志和一吉那仁。特此更正。
[]同7
[]该机构的日文名称是“総合科学技術会議”，但英文名称为“Councilfor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缩写为CStp），说明其职责主要在于科技政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01-15号（Hayashi，anewSystemforpromotingScienceandtechnologyinJapan[R]，December4，2001）
[]科学技術基本計画，www8.cao.go.jp/cstp/cst/kihonkeikaku/houbun.htm
[]参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00-06号（JapanStapolicyCommittee，Follow-upoftheScienceandtechnologyBasicplan:aninterimSummary[R]，march7，2000）和特别科学报告03-02号（williama.Blanpied，theSecondScienceandtechnologyBasicplan:aBlueprintforJapan’s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R]，may19，2003）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特别科学报告03-02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的备忘报告00-18号（Hirooimura，previewoftheSecondScienceandtechnologyBasicplan[R]，December4，2000）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东京地区办公室备忘报告99-11号（U.S.nSFtokyoRegionaloffice，theGovernmentofJapan’sReorganizationandReformplan[R]，october7，1999）
[]同7
[]转引自藤本昌代，关于确立独立行政法人组织特征的课题，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专栏文章，2002年4月9日，rieti.go.jp/cn/columns/a01_0038_t.html
[]参见泽昭裕，国立大学法人化过程中存在的大学改革死角，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论文选登，2003年7月，rieti.go.jp/cn/papers/contribution/ze01.html
[]同14
[]蔡虹、许晓雯，对日本科技政策形成机制改革的分析及其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8期，pp82-85
科技创新体制篇6
关键词：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体；协同机制
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是国家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1]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科技进步的灵魂，人才是战略资源，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离不开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和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首次将协同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这对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方法指引。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之间需要推进协同，加大力度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协同与协同机制
协同一词在英文中有synergy、co-operation、coordination、collaboration等多种表达，在《汉语大词典》中是互相配合、齐心协力的意思。1971年，德国学者Haken在系统论中最早提出了协同的概念。他认为，协同（Synergy）是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使整个系统形成个体层次所不存在的新质的结构和特征。协同在本质上就是打破资源（人、财、物、信息、流程）之间的壁垒和边界，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协调的运作，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化地开发、利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一致的目标。协同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通过对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共享方式创造价值。[2]
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协同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共同进行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协同活动。这种创新活动是在政、产、学、研、介、金协同下完成的，其核心是协同进行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政府通过法规、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科技人才信息服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共同完成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
协同机制是指协同主体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即相关主体（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对象和要素（如科研力量、市场、技术、经费等）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和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和其他技术创新机构，通过产学研合作机构、合作项目、专用基金共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对于作为育人主阵地的高校来说，要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通过科技攻关、科技服务开展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各协同主体都要开拓思路，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建立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提高创新型科技人才的质量与数量。
简言之，协同机制就是要充分发挥“政策、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多方面资源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中的最大效益，建立满足多主体需求的、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和特点的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局面。
二、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的重要作用
（一）提升创新型科技人才的质量与数量
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需要优势资源的配置、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平台基地的建立。政府是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者和人才发展的规划者，可以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政策环境和指导方略；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创新型科技人才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保障，应该从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使用单位走向培养单位；高校具有学科优势、教学优势，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还具有丰富的科研设备条件，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独有的优势条件。在协同思想的指导下，这些优势资源协同利用，打破以往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就能爆发出强大的能量，能够提升创新型科技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进而能够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建设
与普通人才培养不一样，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必须加强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才规律和特点，必须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既创新发展了新的人才培养形式，又丰富了机制体制的建设内涵。从内部来看，需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从外部来看，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的长效机制，制定和实施对创新型科技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政策和制度，为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机制。因此，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必须建立协同机制，寻找切入点和结合点，协同主体之间要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在资源培养和共享上探索新路径和新办法，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创新型科技人才大批量涌现。
（三）营造浓厚的创新社会氛围
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离不开创新社会氛围的支撑，同时，又对创新社会的氛围营造能够起到重要的渲染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为荣的社会氛围，完善体制和机制，彻底破除论资排辈、忌贤妒能、保守消极、墨守陈规等落后习惯势力的影响，各类创新型科技人才将会脱颖而出。[3]政府、高校和企业要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学术交流的机会以及大量的研究经费，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创造有力条件，其实这也是营造创新社会氛围的过程。如果氛围有了，将更加激发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各行各业展现出来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这样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让创新成为一种永不落幕的时尚。
三、目前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的主要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的主要做法
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简要归纳起来，主要做法有以下方式。
1重大项目协同式。重大科技项目能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为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与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
2“项目+基地”协同式。该模式是以科研项目为企业和高校双方的结合点，以产学研基地为各类创新要素资源汇聚结合的平台，除了科技攻关、技术转移之外，校企在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合作。
3“渗透型”协同式。这种形式要求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有机地渗透到教育管理、教学活动、课程体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所有环节。目前采用的主要形式有：一是构建“专业+企业+项目”嵌入式合作教育新模式，从人才培养目标、质量规格、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资源配置、教学模式和培养途径等方面把专业和企业的合作有机地统一起来。目前许多高校建立的“校企联合班”就属此类。二是探索多途径、多模式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机制。这种新机制要求行业企业参与该计划的实施，使企业由单纯的用人单位变成共同培养单位。高校要与合作培养单位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就是这种形式。三是积极打造国际化合作教育大平台。当前高校积极与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公司）合作，通过跨国企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利用高校的实验教学条件和优势人力研究资源，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跨国企业在实验室设立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结合企业发展设立科研课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参与科研课题立项，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力。[4]
（二）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还存在的问题
在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实践过程中，随着实质性合作的深入和合作领域的拓展，一些影响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困境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协同培养的认识还不尽统一
由于在创新过程中的定位、资源和能力、发展目标上存在着差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形成了不同甚至是潜在对立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企业通常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注重合作带来的经济价值；高校则是科研导向，考虑合作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影响着各方对合作利益的评价及合作范围和模式的选择，造成高校所提供的科技成果与市场脱节。高校应重视关注如何服务于企业，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企业则应更关注如何准确地提出知识需求，为高校参与创新提供资金和物力上的支持，并友好沟通知识产权和项目收益上的归属。
2协同培养的运行机制还不尽完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窄，主要集中在最高端几个点上；二是多个部门管理，出自部门利益，监管不协调，服务不到位，未形成合力；三是政、产、学、研互动单一，信息无法交流共享，尚未发挥各自优势，充分体现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协同中的应有作用。因此，如何对现有人才培养机制进行调整优化，直接影响到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成效。
3协同培养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
由于条块分割的历史原因，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更多关注本领域的人才问题。同时，各主体间在人才工作的功能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定位重叠、混乱的问题。建立健全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在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中的积极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各有自身优势，目前已初见合作的局面，但是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政校企还未真正成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协同体
过去，政府只是人才政策的制定者。在协同思想指导下，政府也必须拿出政府的资源投入到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来，从而要成为人才培养的协同主体。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过去的合作大多以资源交易为主，企业希望从高校获得技术解决方案，高校则希望从企业拿到科研经费，合作层次停留在某一个项目或技术培养上，而在人才培养合作方面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在新形势下，人才培养不仅仅是高校的任务，而且也成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三方必须都参与协同培养人才，才有利于各方的长远战略发展。
四、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中的协同机制探索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行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除了高校外，政府、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都拥有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优势和条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够有效掌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必须依靠其他主体提供支持，形成协同效应，共同达成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突破制约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内外部机制障碍，建立多机构、多部门、多单位协同创新机制。
（一）建立促进走向协同的政策调控机制
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离不开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来对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调控安排。从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经政策、培养和吸引人才政策等来引导、推动和调控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协同培养。要通过建立开放、公平的体制机制，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以及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普及机制，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环境和支持平台，为形成创新社会氛围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建立引导、推动各方主体之间的需求、沟通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内在协同动力。同时，还要发挥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中的激励作用，通过文件、法规和建立稳定的行业组织指导、协调各方主体之间的协同开展。
目前，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方面，政府已经逐渐有了倾斜性政策和投入，比如探索以企业技术转移中心、大学科技园、校企联合委员会为载体的协同模式，但是这些模式主要着眼于创新科技、转化成果、推动经济发展。随着国家“2011计划”的推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协同发展目标的提出，这对创新型科技人才协同培养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应深刻认识到创新型科技人才对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目前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中还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厘清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中的角色认识和职能定位，打破以前纯粹管理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制定、机制建立、平台搭建，转变成为人才培养的参与者和协同体，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协同机制，推动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觉地走向协同，在实现生产、科研和教育三赢中培养大批满足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需求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二）建立实现协同共赢的利益动力机制
德国心理学家卢因（Lewin）的群体动力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决定于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内在需要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5]利益需求是产生行为的内在动力。因此，利益动力机制的建立对协同运作至关重要。大体上讲，利益动力机制分为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是指存在于系统内部的各主体对协同产生的内驱力，主要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利益驱动、外部诱发转化成内驱力等三方面因素。而外部动力机制是指能对协同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推动、社会心理、市场拉动。这些外部动力因素能驱动或转化为协同主体的内在因素，推动协同合作。能否协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取决于协同体之间的共同需求及协同体之间内部的相互利益的驱动。
由于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主体处于不同的领域，存在观念、价值观、制度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使得各协同主体间存在着互补与互斥、竞争与合作，客观上造成协同的困难重重。加上在实践中体制机制有效调节的缺乏，更使协同主体各方动力不足、活力不强。因此，建立体现各方共同利益需求的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各方主体具有相互结合的利益需要，才能产生相互协同的行为。
（三）建立推动协同运作的资源共享机制
政府要积极为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创造政策条件，搭建平台，促进相关资源向人才培养聚合优化。政府要加强对高新区、创业园区和大学创业基地的规划和建设，以整合科技服务平台；要鼓励企业建立研究中心，加强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同时，要紧紧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需求，科学合理地分配物质和财力资源，以确保创新平台能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6]政府要引导和加强各方主体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优势和企业的实践资源优势，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快速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力量雄厚，由于学科交叉和相互融合，不断衍生出新思维、新理念、新设计，企业要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爆发出新的科技生产力。从企业和高校自身发展来看，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高校与企业协作可以促进教学资源配置的合理利用，实现双赢。
要搭建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交流平台，通过依托行业协会或相关社团组织，建立专题讲座、论坛、沙龙等行业性、区域性信息交流平台，加快创新型科技人才专业素质的提升。支持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学校联合建立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等方式，建立创新型科技人才“三方双向”交流兼职制度，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的“双导师制”，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同时，要积极开展与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团队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特别是支持重大合作研究计划和项目，以发挥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带头作用。要建立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国际化培训模式，引导和扶持企业在境外建立培训基地，请国外专家进行指导，鼓励创新型科技人才参加国际高科技俱乐部的一些重大活动，保持他们的创新活力。
（四）建立促进协同发展的激励机制
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是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挖掘其潜能、发挥其作用的有效手段。[7]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保护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合法权益，建立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公平有效的奖励机制，强化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特别要在科技成果上建立科技奖励制度，对有重大的科技成果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奖励，能够提高创新型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激励科技人才从事创新活动，推动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还要体现在分配政策上的激励，除了体现劳动价值的传统薪金分配制度以外，着重体现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即知识的产权价值的分配制度。[8]
必须发挥协同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面向市场，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增加人才培养投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人才培养投入机制，进一步激发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要通过经济杠杆、政策措施和导向、约束机制等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增加人才培养投入，支持和鼓励大型企业集团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集中用于人才培养的投入。同时，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要依托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高新区等创新创业平台，协同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在世界科技前沿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科技人才奖励制度，实施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方式，不断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贡献力。
（五）建立提升协同效益的考核评价机制
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考核评价，对提高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实体的培养绩效、建设绩效具有重要的引导、诊断、激励作用。而建立符合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的科学、公正、有效、操作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又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一大难点。具体来讲，重点要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谁来评价，应当包括政府评价、培养实体评价和社会评价等评价主体；二是评价标准是什么，应当有分类、分层、动态的标准和程序；三是评价结果如何运用，评价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对结果地有效应用，才能达到评价的目的。
总之，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考核制度，要尊重创新的内在周期规律，避免考核短期化的倾向，给创新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要变个体考核为团队考核，以适应现代科研的团队协作特征，避免因考核个人化影响团队协调配合。要增加考核制度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既能容忍科技人才因潜心研究而短期内不出成果，又能容忍创新失败，鼓励不断尝试。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考核应以“扬长”为主，改变对党政干部综合素质考核的“补短”导向，这样才能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鼓励从事原创性研究，激发广大创新型科技人员的科研热情和科研主动性、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同时，制定评价指标和考评制度，适当地引进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根据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绩效判断人才的科研和工作效率与绩效，真正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发展的机制环境。[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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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惠青，匡力，黄海茵.加快湖北省科技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07（12）：139-141.
科技创新体制篇7
关键词：政府采购；科技创新；市场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各个国家都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涵盖了从设计、研发、试制到生产、商业化的整个过程。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客观上需要一个健康、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的培育和引导，其中以政府采购来支持科技企业是通用的做法。本文主要分析美国政府如何通过政府采购制度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企业的发展,并结合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提出可借鉴的措施。
一美国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体制
政府采购具有公共政策的功能，要求政府在采购活动中调节宏观经济的供求关系，承担起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由于政府采购的巨大金额是任何企业无法比拟的，所以政府往往是市场上最大的单一消费者，它对新产品初期市场的培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在高新技术推动下出现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对新产品市场的培育。因此，了解并借鉴美国政府采购对科技企业支持的做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完善的政府采购体系
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的国家之一。从其1761年第一部《联邦采购法》的颁布开始，美国政府相继以立法的形式规范政府采购，建立了一个由法律规则、组织体系、采购程序与方法以及申述制度等方面构成的较为完善的政府采购体系。
健全的法规体系。美国的法制高度发达，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章已相当完备和严密，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种政府采购法规，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该法规体系不仅对政府采购的社会经济目的、采购人与纳税人的关系、采购组织形式进行了界定，而且对采购的合同形式、不同采购方式的适用性、操作步骤、采购商品目录等工作细节进行了规范，是政府采购部门和供货商共同遵守的准则。其中在《联邦采购法》中，有专门针对技术创新成果采购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体现和保证了美国政府采购的总原则。
规范、透明的采购程序与方式。美国传统的优先采购方式是密封招标方式，1984年后开始向多种竞争招标方式和竞争性谈判方式方向发展。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也无论多大的金额，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一个完整的项目采购过程包括合同形成阶段和合同管理阶段，共10个程序。规范、透明的采购程序与方式有利于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节省了信息成本。对于一些高科技项目，美国政府会在项目的研发期就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予以支持。美国军队的科研管理中目前正在运行的小企业革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化计划就是政府采购项目。它们都按照三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为初始研发阶段，经招标后由政府资助研究，但时间控制在半年，经费控制在7万美元；第二阶段是一个连续的研发活动，第一阶段成功的项目，邀请进入第二阶段，由政府与企业或投资人共同出资研究；第三阶段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阶段，成功的项目研究承担者向政府或商业领域推销其开发的产品或服务。联邦政府还将科研服务中有关“咨询和辅助服务”项目也纳入了政府采购。
申述制度。在政府采购招标结束后，任何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的供应商均可提出申述，维护自己的权益。申述原则不仅能保证政府采购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维护竞争原则在采购中的贯彻实施，还能有效遏制采购中黑色行为的发生。
2设立专门的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GeneralServiceadministration,GSa）是负责美国政府采购（除国防采购外）的专门机构。它有权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有权为几乎所有的联邦政府机构进行采购，有权设立标准和规范等。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代表联邦政府许多民事机关购买货物和服务、处理房地产购买、租用和建设等工作。联邦政府中的许多小机构也可以委托美国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进行采购。
3优先制度
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美国产品购买法》，其立法宗旨是：“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该法规定联邦各政府机构除在境外使用、价格过高、对国产品优惠不符合公共利益以及国产品数量不够或者质量不高等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国产品，工程和服务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同时规定,在政府采购项目的国外报价中,只要本国供应商的报价不超过外国供应商报价的6%,则优先交由本国供应商采购。《联邦采购条例》中就美国产品做出了进一步界定。美国预算补充法案等法律都规定了执行《购买美国产品法》的义务。
这种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需求，特别是对新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了条件，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扶植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仅就计算机相关新产品的政府购买支出就达90亿美元。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表现为高增长、低膨胀，经济学家用“新经济”来形容这种现象，并将其根源归结为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
4扶持中小企业的有关措施
在美国，中小企业是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部分。但在争取政府采购定单过程中,大型企业由于技术先进等因素,可能对采购信息产生垄断,其资金雄厚和专业化水平极易通过超低报价挤压中小企业,从而使中小企业在信息、报价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维护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原则,为中小企业分享政府采购利益创造条件,美国在扶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方面在法律上作了相关规定。《美国产品购买法》规定,在政府采购项目的国外报价中,只要本国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其报价不超过外国供应商报价的12％,则优先交由本国供应商采购。
美国的地方政府为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也通过一系列优惠计划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这些地方优惠计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购的报价、信息披露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竞争门坎,并扩大信息网络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二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增强中小企业竞争。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例如新泽西州经过对供应商的调查,发现中小企业有能力占有7%的政府采购份额,即在次年的采购计划中专门做出规定:政府采购支出的7%,必须支付给中小企业供应商。
在高科技产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这种优先购买政策和优惠计划有利它们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企业的发展，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二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开始建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是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1998年，国务院明确财政部作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财政部门也设立了相应的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到2000年，各地的政府采购机构建设基本完成。就政府采购规模而言，自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实行以来，各级政府的采购规模迅速增长。1998年全国政府采购的规模仅为31亿元，至2005年则已达到2500亿元。同时，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政府采购制度的法规框架也已初步建立。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是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基础。
但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府采购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我国各地方所建立的政府采购机构多是财政部门或机关事务管理局与财政部门联合参与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负责政府采购管理与监督的专门机构。如果政府采购仍以财政直接参与为主，将会使财政权力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又直接从事政府采购的具体操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将难以保证政府采购的公平、透明和高效。
政府采购立法需要完善。目前与《政府采购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还不健全，各地方政府采购实践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政府采购尚缺乏一个规范、统一的操作程序，因此对很多地方政府采购的不合理程序还不能进行依法约束，不能确定其程序是否合法，从而导致一些采购者可以利用程序上的缺陷进行违规操作。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课题“山东科技可持续发展及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研究”项目（a200501）。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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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体制篇8
背景
目前，上海中小学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开设专门的创新素质培养实验班。主要是在高中阶段选择一部分对科技活动感兴趣的学生专门编班，开展创新素质培养。具体的做法是邀请高校教授开设专题课程，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这种培养模式试图把高校的资源引入到高中，通过特色课程、专项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这一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普及面较窄，主要局限在少数优质高中，普通高中没有开设。二是学制短、升学压力大，重结果轻过程、重形式轻内容。
另一种是选拔优秀的高中生到高校实验室进行课题研究。这种模式的基本做法是由区（县）少科站或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全区选拔优秀的高中生到高校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体验科研的全过程。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课题，在实验室教师的指导下围绕某一课题，进行实验设计，收集和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这一模式在一些高校资源较为富饶的区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对于大多数缺少高校资源的区域，这一模式很难实行。
上述两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中小学教育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且乏力的困境。但这两种模式都注重与高校资源的纵向联结，强调高校资源对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辐射作用，忽视区域内在的科技教育资源，在实施和普及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限制。为此，必须突破这两种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寻找一种符合区域实际的未来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提出建立中小学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的设想。如果说前两种培养模式侧重于纵向的联结，整合高校资源的话，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则是一种联纵合横的培养模式，注重发掘和整合区域内部的科技教育资源，是一种学段贯通、资源共享、多方联动的立体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及其组织形式、运作机制
基本内涵
基于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的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科技项目的实施、推广、应用和发展为核心，不同学段学校参与的旨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科技教育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是这一模式运作的重要载体。科技教育项目是联合体运行的基础，具有共同育人愿景、办学特色相近的中小学校基于科技教育项目组成学习共同体，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第二，该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和能力为主要目的。它主要是面向青少年中学有余力、爱好科技、有创新潜质的对象，通过科技兴趣和课题研究活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品质和能力。
第三，这一模式是一种联合校内校外科技资源的纵横整合和贯通学段的科技活动育人模式。既注重中小幼学校之间科教资源的纵横向融合，同时吸纳高校丰富的科技资源，以项目联合体为抓手，激发中小学校长智慧，突出名校的示范与引领效应。
组织框架
基于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的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总体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的构成要素；二是运行机制。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学生科技社团、校长团队、专家团队和教师团队等。
宝山青少年科学研究院是由本区有科技兴趣爱好、有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小学生自愿组织的学生科技社团组织。学生课题研究社团、科技兴趣社团为其所属三级社团，是本组织架构的主体。
校长委员会由联合体会员单位校长组成，具有决策、规划、实施、协调和管理等职能。负责规划科技兴趣特长生的发展，协调校际和校内外资源，建立社团发展通道和学员兴趣成长链等，主要是发挥引领作用。
专家委员会由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社团等专业机构领导和专家组成，负责决策咨询、协调资源、专业指导、课题辅导和师资培训等。联合体教研组在专家委员会指导下，开展专题教研活动。
运作机制
校长团队的主导机制。在校长团队的引领下，科学活动的开展不再局限在学段内，而是贯通学段，合作开发课程，共享资源、成果和经验。校长更关注科技教育，在校园创新文化的营造、师资力量的配备、设施设备的添置等方面加大投入。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得到提升，“校长智慧”共享成为现实。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引领机制。创新教育联合体强化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引领作用，每个创新联合体都由一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领衔，带领联合体其他学校的发展。通过校际联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加强课外活动的社团化，开发拓展型、研究型校本课程，举办各项主题系列科技兴趣活动。
校外教育机构的服务机制。校外科技教育机构结合区域实际，激发学校自主性，按照各学段学校的愿望，整合资源，构建开放型、多样化、可持续的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学校通过加合体，可以共享办学特色经验和成果，合力打造基于兴趣成长的跨学段教育链。
专家和基地资源的共享机制。通过联合体这个平台共享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社团等机构专业人士的学识与智慧，共享丰富的社会科普教育基地资源，让科学家携手中小学生从“教室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让科学家走进校园指导学校开发拓展型、研究型等课程的资料包，走进课堂介绍最新科研动态和科研成果等。
未来创新人才的兴趣发展机制。联合体实施发展性评价，鼓励中小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同时探寻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规律，形成低学段向较高学段学校推荐兴趣特长生的通道，建立科技特长生成长档案，开展个案跟踪研究。
成效与反思
基于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运作，对于区域科技教育资源的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宝山区已形成一批在本市内外有影响的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如“无土栽培创新教育联合体”、“气象科技创新教育联合体”、“车辆模型创新联合体”等，这些联合体的组建，不仅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科学探索的科技爱好生，而且树立了一批科技项目特色品牌和带动了一大批科技教育特色学校的发展，更大幅度提升了科技教师的专业素质，整体上推动了宝山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蓬勃发展。我们认为中小学科技教育项目联合体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可以克服当前科技教育“短视、唯奖”等功利化倾向。联合体是以兴趣培养为主线，创新文化感染为内涵和可持续成长为目标的未来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实践，为中小学生学习、体验和感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供了文化氛围和组织保证。
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内外的科教资源。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最大的困境是科技资源的匮乏和良莠不齐，联合体的组建，打破了现有科教资源的条块分割，为科教资源的最大程度共享提供了一个通道和平台。
科技创新体制篇9
关键词：创新理念；高校科技工作；体制机制；管理方式
党的十以来，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强调：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曾深刻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建设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需要强大的创新精神、创新理念、创新实践做支撑。
高校作为全社会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源头，更需要以创新理念驱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尤其要以创新理念驱动原始创新和技术研发，以科技创新带动高校乃至社会发展。对高校和高校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他指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这就要求高校要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在科技创新浪潮中，关注国家急需、瞄准世界前沿，做好战略布局，建设一流的科研创新体系，引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建设一流的科研创新体系，离不开积极有效的科研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一方面，科技创新是学术探索的自发活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也需要科技平台、资源和人才的有效组织、调配和集聚。良好的科研组织和管理系统，能极大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潜能，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开展。因此，高校科技工作管理者需要系统研究思考，如何以创新发展的理念和思路撬动科技创新，推动高校科技工作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从思维方式、管理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创新，通过持续创新，激发活力，增强增长动力。
以新思维推动科技工作发展
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即以超越常规的眼界从特异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提出全新方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创新思维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将创新意识的感性愿望提升到理性的探索上，实现创新活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飞跃；另一方面，在于能够建立创新理念，打破常规、跳出思维定势、跳出经验定势，拓展思维视角，用不寻常的视角去观察寻常的事物，用战略眼光和全新思维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敢为天下先。
谋划和布局科技工作，需要创新思维。以制定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为例，科技规划瞄准的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因此，在研判形势、制定目标战略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创新思维，开展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一是要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注重新的形势和要求，紧密围绕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科学规划学校科技发展目标和方向。二是要注重与科技人员的互动交流、聚集智慧，从中获取灵感，在组织方式上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多种路径，从一线科研人员、科研管理人员、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等多角度发现现存的问题，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寻找破解问题的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探讨科研发展方向。三是要注重系统化思维，充分做好顶层设计，以此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定位和发力。同时，要综合平衡与学校总体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协调一致，与人事、教学等发展规划的相互支撑。总之，做好科技工作的谋篇划局，需要战略性的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思想解放的程度和适应发展形势及时转变观念的程度，这就要求科研管理者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开放活跃，在思维方式、知识储备和实践方式上，始终保持前瞻性和创新性。
以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工作发展
高校要推进科技创新，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建立健全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要在全面谋划科技工作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推动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解制约科技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激发科技人员的活力和创造力。
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首先要紧跟国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系统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方式、科技成果处置及收益管理权等方面率先进行改革，国家新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国家科技计划布局正在形成。快速推进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给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015年9月，国家制定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创新主体充满活力、高效协同，军民科技融合深度发展，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充分激发”。这就要求高校要深入研究国家科技政策，主动谋划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调整科研结构和方向，聚集资源、发展特色，为高校科技工作新发展提供动力，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同时，高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住影响学校科技工作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系统推进改革，调动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学校积极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此带动科研内涵和产出效益的提升。学校紧紧抓住学术研究决策、科研分类评价、科研组织模式、科技资源配置、科技服务方式等关键环节推进改革创新。
一是在学术研究决策机制方面，学校强调学术研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积极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组建战略研究团队，推进军工特色高校智库建设；通过设立独具特色的“特立论坛”，建立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工程问题的提出、决策和研究启动机制。
二是在科研评价机制方面，学校积极建立以创新为核心、考虑不同类型科研工作特点的科研分类评价制度，对科技人员和团队实行分类评价，制定和落实鼓励创新的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充分调动积极性。
三是在科研组织模式方面，学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综合多学科优势，先后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和共享平台，逐步构建由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先进结构技术研究院会同学院具体组织运行，以学校重点实验室、研究所、研究院或中心、科研团队、学科性公司为主要基础科研机构的模式，更高效地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在资源配置模式方面，学校逐步从支持项目转向支持重点实验室、实验基地、公共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建立资源共享共用、有偿使用的管理运行机制，推动资源配置使用模式和综合评估评价改革。同时，学校建立了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风险共担机制。
通过改革创新，学校逐步建立开放、流动、协同、竞争、共享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重点通过科研分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积极引导学校科技活动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行业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着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以创新管理方式推动科技工作发展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正呈现出新趋势，新兴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不断涌现，不同学科科学技术交叉融合，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更加明显，这些新的特征对科技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一是要求高校在科技管理中，要给予新兴技术、前瞻性科学研究高度重视和更大宽容，特别要关注交叉融合技术，因为这一类型技术往往孕育重大创新潜能；二是要注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有效衔接，建立全链条长效管理机制；三是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与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强化科技与经济的对接。
北京理工大学在科技管理方式上进行了多种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学校主动搭建涉及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综合性、整合性研究的科技创新平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一是学校鼓励文理工交叉，鼓励多学科融合与集成，针对凝练出的重大方向和问题，设立了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创新研究院；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的理工交叉，创新研究院主要侧重于多学科交叉融合集成。
二是学校注重协同创新，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为出发点，设立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突破学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对于部级创新平台，探讨推进运行机制改革，为进一步巩固优势学科，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奠定基础。
三是学校着力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采取合作共建研究院、建立综合性或专业性研究院等多种科技合作模式，探索建立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校企合资公司及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通过管理方式变革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科技研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科技创新体制篇10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文化
一、引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已经密不可分，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1.1、科技创新文化精神建设就是要为创新主体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氛围:尊重人们的自由探索,尊重人们的首创精神,鼓励和激励人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科学想象力,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以个人成就展现自己,与此同时为国家、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倡导实验求证的务实作风,允许失败,宽容失败,并重视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弘扬学术民主,培养科学批判和学术批判意识,提倡服从真理、崇尚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倡团队合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弘扬取长补短,协作攻关的精神。
1.2、制度构成了创新行为的最重要的环境保障机制。涉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评价、荣誉、奖励、竞争、成果共享等各项规则,也包括整个社会范围内关于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管理体制、协调机制等。制度体现着全社会的创新价值取向,调节着创新资源的配置,规定着创新活动相应的评估标准和激励方式,通过持续不断的作用,导引形成科技工作者的行为模式。创新文化的这两个方面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所需的精神文化上的要素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科技创造力得以不断生成的土壤。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是源源不断地孕育优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温床。
三、坚持自主创新的目标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件事，不能说系统研发成功了就是创新成功了。创新过程还有很多工艺化、商品化的过程，环节很多，其中一个环节不成立，创新就不会成功，创新的概念不仅局限于传统技术的创新，而更作为企业来说，看整个流程中全过程的创新。在稳定阶段另一方面，从运营管理，流程改进的角度讲，有很多创新，有所谓价值工程创新，减少成本，怎么样设计，集成创新，流程创新，价值迁移创新，如惠普把打印机这些创造的价值，最后转移到通过打印机的耗件来体现，这也是创新的转移。即使在衰退的市场中，通过合并，补足一些原来缺的东西，还有很多再生创新的内容，一个是这边以产品为主的，那边以客户体验为主，这边以运营管理为主，还有一个再生式的创新。创新是多种多样，无处不在，每个阶段都需要的创新的时候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明确主攻目标。创新的目的要明确，要产生一个绝活，产生一个自己能够在和别人竞争中致胜差异化的东西。这样怎么产生有效创新，需要动员整个企业，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创新要求你想办法把主要时间精力资源等真正有效的资源放在核心事务上，在创新中就占了领先的地位。
四、完善建立科技创新管理制度
运用现代管理制度,构建激励创新的机制,把激励创新的价值观转化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热情的目的。通过改革科技评估体系、优化科技奖励制度、建立科研道德约束机制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实现各方资源充分共享的科学体制,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科技运行机制。创新文化建设科学管理机制的完善表现在:鼓励自主创新,对由于首创失败但具有潜力的项目给予支持;要重视发明专利,鼓励科技人员在市场中实现其价值和取得相应回报;要注重科技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给予有计划的培训机会;要强化科技人员对创新实际贡献的评价,提高科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率;要关心团队的建设,使不同层面的人员都有发展和成才的空间;要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让科技人员在优美宁静的环境中激发创造灵感。
五、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5.1、科技创新的灵魂是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5.2、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总书记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5.3、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5.4、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六、结语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根本，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这都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因为只有科技进步才能带动科技创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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