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1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面临困境
（一）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少认同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体现出文化输也的自信和积极。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缺乏维持自我认同功能，现同也是在于是在这些年来来自内部信心矛盾。在我们心中，似乎已淡漠了文化繁荣景象，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心中早就成了一个落后的标志。所以，对于具和谐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也伴随着传统武术等体育项目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二）缺少主动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识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凝聚着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时也是在长期不断形成的一个过程，它的主要文化展现在和谐与娱乐。同时也是由于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强调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才造成我们未能主动输出具有丰富内涵的体育文化。
（三）民族传统文化输出渠道不健全
由于我国与西方有着贸易差，以及国外的霸权主义将网络资源占据，同时有些国家对我国文化产品设置禁门令，而且国外媒体也过滤了我们国家非常多的文化信息。这也就我国文化输出输出渠道少之又少，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外输出就显得困难重重。
（四）传统体育的概念的弱化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范围的高度被认可已经让很多人以为世界仅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个体育运动会，我们已经无奈的接受了体育全球化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的概念。而奥运会强调的更偏重于竞技体育也造成了“谈体育必谈竞技体育”的这种观念，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大力实施使得这一概念得以进一步强化。这也就造成了体育的休闲功能被很大程度的忽视。
（五）民族体育文化尚未形成气候
文化输出需要具备一定的“高势能”优势。然而，跆拳道、空手道、滑板运动等西方运动项目伴随着社会大潮以及西方文化输出的优势涌入我国，已经让许多青少年已经热衷于此并认为这是具有时代的先进性的，对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等并不感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人日益沦为经济、速度的奴隶”中具有的独特的“求和谐”、“求自然”时代先进性，是需要我们大力建设的，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成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传统体育项目人数在逐渐萎缩。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的策略
（一）构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意识
世界是多元的，我们国家很多传统体育活动能不能重整，同时也让世界的人们共同分享，成了现在最热门的一个时代课题。因此，我国群众应要有转变思维的方法，由学习模仿转变为输出和学习模仿，从而去丰富我国乃至世界的体育文化。意识是让人们付出行动的条件。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的思维，应放在国家的层次上，去建设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意识，从而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带来了动能力，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并非依靠个另组织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需要依靠国家长期、系统努力来实现的。
（二）整理和发现值得输出的传统体育文化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非常丰富，同时也是中华历史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有着许多优秀的部分。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不好的内容，所以，在输出时，怎样选择以及区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继承与融合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实现与弘扬文化意义的基础。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时，应对我国文化以及全球人民所负责，选择可输出的传统体育文化，对可输出的文化要着力去进行优化，例如武术、舞狮、龙舟等等。
（三）拟定传统体育文化识别体系
建立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识别体系，通过对我国民间体育物质、非物质文化资源去识别与标注。对代表国家传统体育文化的体现方式、产地、主要传承人等进行定义式的描述。通过多种项目理论基础，如阴阳互动、循环往复等中国传统哲学观，让民族传统体育带有中国色彩，重点建设我们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标识系统。
（四）多渠道输出
第一，利用体育国际的通用性特点，通过一些大型的体育比赛来进行交流。第二，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际体育明星和品牌进行文化的包装，运用名星效应及影响力来宣传民族传统体育。第三，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书籍、电影、刊物等，进行翻译成多国语言，同时进行流通。第四，通过平台来输出，如通过孔子学院、海外的一些华人社团等等。
三、结语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2
1n乡概况与扶贫工作
1.1n乡概况
贵州省p市n乡位于六枝特区西北部，地势呈东南低、西北高的阶梯状。东与Z县相邻、西与S县接壤、北抵Y县，南面和东南面分别与X乡、S乡隔河相望。全乡平均海拔约1450m，年均气温13.5℃，年均无霜期265天，年日照时长约1300小时，年降雨量约1380毫升。全乡下辖9个行政村121个村民组，境内居住着汉族、苗族、彝族、回族、仡佬族、布依族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0.7%。全乡目前总户数7166户25197人，其中农业人口24396人，少数民族10862人，农村劳动力12378人。产业结构上，以农业（种养殖业）为主，主要农业作物为辣椒、玉米、土豆；全乡境内除一处因修建通村公路需要而建立的砂石厂外，无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缺乏有规模的工业及加工工业存在。自然环境保育较好，旅游资源主要由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组成，自2015年黔中枢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以来，全乡被乌江上游的三岔河、拦龙河四面环绕，形成了一座83.1平方公里的“岛屿”（其中，耕地面积47061亩，地土层平均厚度超过40cm，林地面积44013亩，森林覆盖率51%），西部第一内陆岛的美誉为n乡带来了新一轮旅游发展机遇。贫困程度上，n乡现有总户数7166户25197人，作为纯农业贫困乡，所辖9个行政村均为贫困村，共有贫困户2193户6417人，其中一般贫困户1002户，3873人；低保户1124户，2473人；五保户67户71人，全乡贫困发生率为26.3%。因此，虽然依托于黔中枢纽水利工程的建设，库区经济效益却难以提升。
1.2n乡的扶贫工作
1.2.1精准扶贫现状。据《n乡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乡脱贫205户710人，尚有贫困人口2193户6417人。对于尚未脱贫的人口，乡政府拟通过务工带动183户1167人，发展山地产业带动1572户3109人，民政对于低保户兜底435户2141人。针对当年因病因灾致贫的农户，通过合作医疗、大病统筹等方式进行保障，降低其受害程度。根据调研情况得知，针对当前全乡贫困情况，有关部门将按照“六个到村到户”的精准帮扶要求，结合n乡实际情况，从乡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到9个行政村；同步小康工作队从市选派干部任扶贫工作组组长，驻村干部、村干部、同步小康书记共同进驻9个村。预计通过各单位选派的干部与农户实现结对帮扶，全乡规模预计在1002户3873人（除低保户、五保户）。1.2.2精准扶贫工作成绩。由于缺乏工业支撑，n乡发展较周边乡镇更为滞后，为全省特困乡。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全乡正在逐步摆脱“扶贫效果欠佳，人民生活水平止步”的情况。具体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全乡有以下工作成绩：首先，抽调干部职工、村两委干部、同步小康组成员共同组成驻村工作专班，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逐一对扶贫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识别认定，全面核对把关，为贫困人口建档，实现精准检测。其次，科学调整产业结构，基于农业乡无工业的特点，大力引进和发展以茶叶、刺梨、核桃、辣椒等为主的特色农业，并在资金、技术、用地规模上帮助农户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据《n乡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显示，目前受益农户规模已达到4876户17066人，覆盖所有9个行政村。
2n乡的贫困成因分析
（1）人口分布散乱，难以集中扶贫。n乡现在尚有贫困人口2193户6417人，贫困发生率为26.3%，数据上贫困发生率不高的背后，是居民的刚刚迈过贫困线又极易返贫的现实。同时，由于n乡受高坡、半高坡地带与喀斯特地形影响，各行政村之间虽有通村公路连通，下辖的村民组却分散在不同的山头，且各村民组人口数量相差巨大，使得大型扶贫项目难以选址、落成并实行集中扶贫。（2）自然灾害频发，容易造成返贫。对于刚刚迈过贫困线的家庭而言，其脱贫主要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较高，在外务工两三年的积蓄即可回家修屋盖楼，实现基本脱贫。而缺乏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则只能依靠小农种养殖维持家庭的收入。就返贫因素来说，外出务工家庭主要受工伤意外事故及留守亲人亡故影响；在乡务农家庭，生活条件较为困难且受自然灾害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更为直接，这些情况都极易造成类似家庭的返贫。（3）农户体质较差，丧失劳作能力。全乡无脱贫能力的人口中，有丧失劳动力的五保户家庭，也有聋哑人、癫痫病患者、残疾人、智力障碍人等，他们已基本丧失劳动力。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脱贫也主要依赖于农业改革的n乡，这部分人由于较差的体质，在脱贫工作中基本上只能依赖于家人和政府的关怀生存，难以实现劳动脱贫。（4）整体发展滞后，脱贫难度艰巨。n乡作为贫困乡，对相关产业的扶持能力较弱，自身整体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着脱贫工作的进行，加大了扶贫工作难度。由于曾经交通闭塞、无工业支柱等因素影响，特区极少有发展项目会投放到n乡，从而加剧了项目匮乏的现状，致使到目前为止全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总量不大。（5）民生事业薄弱，脱贫缺乏保障。n乡目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依然不足，农村教育设施薄弱，辖区内有中学一所、小学九所、幼儿园一所，拥有编制教师21人，初中在校生356人，小学在校生625人。多数村小学及教学点无校舍或校舍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困难，不少村级卫生所设备简陋，甚至缺少专业医生与药品，使得脱贫工作在基础设施上难以得到保障，以至于返贫概率较大，脱贫保障工作困难。
3n乡的民族旅游开发困境
在黔中枢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依托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淳朴的民族风情，n乡正努力转变发展思路，尝试以民族旅游作为“十三五”时期提振全乡经济、实现全面脱贫的发展道路，并在六枝特区政府的鼓励下推选出全乡40个旅游资源（包括自然、人文），力争获得新一轮发展机遇，触摸旅游经济红利。为此，笔者以“nC008——平寨村歪梳苗风情”等5个n乡向特区申报的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查、整理相关资源的存续现状，笔者基本认为n乡歪梳苗文化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文化内容丰富、本真性较强、开发程度低等特点，是一笔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但是，n乡在接下来的发展规划上若依靠于旅游开发，则需要考虑以下五个开发困境带来的限制：（1）改造规划滞后，民族符号缺失。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虽然出于对居民住房安全的考虑，2000年以来n乡对茅草房进行了专项改造，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旧茅草房全部推到重建。但是，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同时由于规划工作的滞后，缺乏对当地传统民居结构、居住模式资料的整理、保存，对传统苗族民居代表的文化内涵更是缺乏梳理。目前，全乡民居建筑基本为现代风格的砖瓦结构或混凝土结构，村民所述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茅草房和干栏结构房屋几乎绝迹。除反映民族文化的特色建筑以外，包括服饰、饮食、节庆等民族文化符号，在相对滞后的改造规划面前，也极易被判定为落后文化而遭遇到全盘否定。（2）经济基础薄弱，文化需求不足。根据2011~2015年《n乡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2015年n乡的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较2011年已实现翻倍，但仅达到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然明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生存需求属于基本需求层次，而文化需求属于高层次的需求，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才会带动文化需求的提高。为此反应出来的是手艺较好的歪梳苗工匠因温饱问题，常常被迫放弃传承苗族技艺，日常生活中对于民族文化的需求显得不足。（3）缺乏对外交流，文化自觉缺失。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人民对于安全的认识逐步固化为“处于隐蔽环境中就是安全”，造成了苗族多分布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文化交流的缺乏等原因，n乡歪梳苗在产生了独特文化的同时，生产力水平相较于外界来说仍显得较为落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居住在山区的苗族人民对外交流也愈加频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发现了大量优于本民族惯习的先进文化，这些文化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进步，也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在强大的文化冲击之下，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日渐丧失自信，因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遭遇了困境。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文化自觉的缺失，民族文化承载的内涵也在日渐褪色，而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的符号，缺乏民族文化自觉的地区又何谈文化旅游开发。（4）生计方式改变，存在传承断层。n乡苗族世代以山地耕牧为主要生计方式，属于相对闭塞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双重局限，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封闭的生活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深。因此，外出务工、脱农入工等生计方式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生计，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减少了耕地面积，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务工。而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文化传承失去了承接对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人口结构断层。（5）沿袭方式固化，传承场域单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正不断受到冲击。民族传统技艺的输出、民族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在特定的民族内流动和延续，所呈现的情况包括族群内传习、家族内传习、师门内传习等方式，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沿袭方式固化，传承效率低下。此外，偏远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沿袭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即传承场域单一。基本上所有的民族文化传承都滞留在传统的场域内，而对于手工业一类可以推广学习的民族文化，却又少有人致力于其中。综上所述，由于先期开发时缺乏科学规划，加上经济实力弱、文化需求低，导致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青少年一代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缺失更加严重。同时，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情况在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一类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断层。自身民族文化符号缺失、自信不够、需求不足，将成为以n乡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地区后起乡镇在保护、传承、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发展困境。
4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后起乡镇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实现精准发展、发挥后发优势是立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观念进步，也为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希望。针对广大民族地区尝试通过民族旅游开发实现地区脱贫的夙愿，有关部门在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过程中，务必正视旅游经济效益、注重民族文化符号的追寻、注重文化本真性的展现。在此，笔者在精准扶贫的视阈下为民族地区的旅游开（下转p78）3.3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分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中心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素养，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强调学科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并以认知发展规律来构建其教学子系统。根据专业实习、教学经验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设置不同的课程选修模板，依据人才培养计划让学生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规划。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认知，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时要遵循课程群、课程单元以及单门课程的课程体系结构。先让学生学习充满描述性和操作性内容的专业基础课，教师再从实际出发，利用参观、模拟现场教学以及实习等方法来构建实践教学内容，比如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景区景点，考察与旅游业相关的酒店、交通路线和制定购物商店。让学生在实际体验中深入理解基础专业知识并习得一定的操作管理技能，提升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3.4实践教学专业实习体系分析为了有效发挥实践教学体系的功能，还需要在体系构建中加强实践教学并注重专业实习。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展第二课堂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技能和情操，比如让学生在课外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实践，参与志愿者和扶贫支教活动，让他们多接触社会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其次，可以密切联系实践课程教学与酒店等旅游企业的实际工作，为学生制定具体的实习模块，先让学生参与设计或负责部分酒店企业工作项目，然后再安排其到旅行机构实习，最后让其在景区景点实习，并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专业实习指导，以便同时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4结语
构建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需要在弄清楚实践教学体系内涵，结合相关理论理念，在明晓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其目标体系和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实习体系，并考虑其条件体系、管理体系以及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此教学体系的功能作用，培养出适合的旅游管理人才。
作者:杨阳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范丽娟,王洁.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研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12).
[2]伍百军.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5(01).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3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环境问题；困境；出路；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3－2795-03
analysisofenvironmentproblemsinethnicVillagetourism
LiaoJun－hua1，2
（1．Guizhou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Guiyang550025，China；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ethnicvillagetourismhadgreatlypromoted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ofethnicareas，playdanextremelyimportantstrategicroletobuildaharmoniousnewcountryside．However，inthecourseofitsdevelopment，environmentalproblemsresultedcouldnotbeignored，itwasboundtohinde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thnicvillagetourism．therefore，adoptingpracticalmeasurestoprotec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wasapriority，butwasalsothekeyfortheharmoniousdevelopmentofethnicvillagetourism．
Keywords：ethnicvillagetourism；environmentissues；plight；outlet；sustainabledevelopment
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源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国家特殊旅游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生力军，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增进城乡文化交流，巩固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族村寨旅游规模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如旅游资源遭到破坏、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使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受到威胁，如不予以重视，势必会影响到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现状
1．1盲目开发致使资源破坏
旅游要发展，规划需先行。但是，目前大多数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还没有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即使有旅游规划，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些地区不具备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盲目进行开发，由于缺乏规划和指导，造成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同时，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有些村寨进行道路、宾馆、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保持与原有景观协调，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这些都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2生态环境破坏趋重
由于缺乏足够的环境保护意识，部分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随地堆放农业及生活废弃物，污水随地排放，游客乱扔垃圾，这些行为造成民族村寨水体、大气、土壤严重污染，给游客留下民族村寨旅游环境“脏、乱、差”的印象［1］。此外，交通工具排放的废气、旅游娱乐设施运行产生的噪声等使景区形成多重污染，降低了旅游地的生态质量。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3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和庸俗化
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2］。一些代表民族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一些落后的文化，如鬼文化、占卜文化等被刻意渲染；一些与本地文化无丝毫联系的“景观”或活动内容凭空出现，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原真性和独特性而被商品化和庸俗化。
1．4城市化倾向破坏自然景观
许多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往往忽视对村寨特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过分依赖现代技术手段，向游客展现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包括农舍铺瓷砖、路面水泥化、建筑现代化等方方面面，不仅使游客感觉到乡风民俗荡然无存，而且还破坏了民族村寨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民族村寨的城市化倾向破坏了自然景观，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持续发展。
2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探因
2．1旅游活动的负外部性――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经济根源
在民族村寨旅游的经济活动中，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其追求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忽略环境成本问题。这种环境问题是旅游生产、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一种负外部性的后果，是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的经济活动对不直接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其他方所带来的利益损害［3］。生活垃圾、污染物等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花费较多资源，增加成本。因此，受利益的驱使，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往往消极对待环境问题，将污染物等直接排入当地环境中，从而对村寨环境造成污染，同时使村寨其他居民利益受损。旅游活动的负外部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2．2旅游环境的公共产品性――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根本原因
民族村寨旅游公共产品有生活和生产两大类。生活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生活用水、生活用电、生活垃圾处理、医疗卫生等，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村寨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由于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方的消费，即使个体不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此，开发商和村民可以免费使用旅游环境这一公共产品，而且会刺激利益主体对旅游环境的超负荷利用和消费，将自己的获益建立在牺牲资源环境和社会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公共产品的产权往往不明晰，这就注定了村寨居民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一方面，村寨居民经营旅游带来的收益归自己所得，而环境成本却由村寨全体居民来承担，造成单个利益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不一致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村寨居民的有限理性，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较少关注集体利益，很少有人愿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治理旅游环境而做出努力。因此，旅游环境的公共产品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根本原因。
2．3忽视村寨居民利益――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关键因素
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忽视村寨居民的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容易导致当地管理部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危害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村民利益被忽视，无法参与村寨旅游开发与管理，因而对发展旅游往往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予合作，有时甚至进行破坏或阻止旅游发展，致使村寨公共秩序混乱，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每户村民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招揽客源，如贵州西江苗寨，部分村民想法绕开旅游公司的门票收费，私自到村口拉客，甚至抢客，不仅破坏了村寨公共秩序，也使苗寨人文生态环境一度失调。在村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不会主动参与保护环境。因此，忽视村寨居民利益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关键因素。
2．4利益相关者行为与目标各异――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深层原因
民族村寨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开发商和村寨居民。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引导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各种制度不健全，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为重，忽视公共利益［4］。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村寨居民很难全面掌握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必要信息，因而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抉择，旅游资源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很难获得，也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活动。村寨居民对政府营利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权力“寻租”行为深感不满，因此，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常常采取漠不关心或者不予合作的态度［3］。同时，旅游开发商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常常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其他利益，例如过度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占用村民耕地建设旅游设施、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效益、忽视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使民族村寨旅游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2．5旅游资源超负荷开发和利用――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直接原因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的物质基础。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旅游资源超负荷开发和利用现象严重，给民族村寨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由于对环境治理不及时，村寨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带来水流量减少、水质变坏、环境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受损等负面影响。同时，客流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人文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丽江纳西族村寨，由于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目前当地纳西语、传统服饰等文化元素仅存在于老年人身上，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障碍，不利于纳西旅游人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解决途径
3．1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引导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就是按照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坚持资源的市场配置，在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环节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更大发展。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村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村民收入水平较低，村寨或村民没有进行旅游开发和环境治理的财力。另一方面，旅游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负外部性问题需要通过旅游市场机制以外的途径来解决。因此，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从政策、资金、信息和教育等方面引导和扶持村寨旅游发展成为必然。同时，为了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和利益相关者的“搭便车”行为，需要明晰旅游资源的产权，切实保护参与方对旅游资源的合法权益［5］。为了有效解决环境困境，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旅游相关立法，特别是旅游环境和旅游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规范和制约不良旅游经济行为，防范负外部性产生。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开发商和村民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3．2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规划
发展民族村寨旅游，首先要制定科学的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充分考虑区域旅游总体发展情况和旅游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因素，使规划既切合当前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别是在规划之前要进行环境承载能力评估，强化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6］。民族村寨旅游规划不仅要与当地旅游总体规划相衔接，而且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体系建设规划、村寨环境建设规划相衔接，规划要突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色，防止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脱节，避免破坏当地资源和环境。
3．3建立村民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村寨居民是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和载体，对旅游发展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得不到保障，其获利有限，因而对资源和环境保护动力不足，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如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建立高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制度、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等，赋权让村民参与旅游，让村民获得剩余索取权或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等），在利益得到保障后，村民将主动参与旅游活动，努力保护旅游环境。例如贵州西江苗寨，采取“分红制”的办法，每年拿出门票收入的大部分，按照村寨民居建筑保存的完好程度对村民实施奖励，提高了村民参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3．4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机制
民族村寨旅游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行为与目标各异是村寨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平衡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努力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机制，是突破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环境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各利益相关者在民族村寨社区中的责任与义务做到有序分工，同时又要强调合作与协调。其次，对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带来的利益，要在各利益相关者中合理分配。再次，应强调民族村寨社区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应该以各利益相关者的私利为重。最后，制定包括利益分配制度在内的各种规则，并由专门的部门来监督执行。
3．5努力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
各级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应制定出具体的环境保护教育计划。环保教育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方，即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地人员，由上而下依次包括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经营业主、旅游从业人员和村寨居民；第二是客体方，即针对游客的环保教育，包括采取用书面材料如门票、宣传册、导游册等宣传教育方式，在景区（点）树立警示牌、挂宣传条幅等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旅游资源的价值及其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当然，通过村寨居民的言行来激发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7］。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对环境保护将大有裨益。
4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其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构建和谐新农村起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如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必将影响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好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廖军华．对我国发展农业生态旅游的思考［J］．湖北农业科学，2009，48（8）：2042－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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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4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
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
当今社会上，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三、结束语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5
[关键词]红河县；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202
1红河县瑶族地区现状
11红河县基本情况
红河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上游南岸，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全县国土面积2057平方公里。总人口2965万人（2010年）。县城驻地迤萨镇。境内世居民族主要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四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红河县总人口的94%，其中瑶族占072%。
12瑶区地理环境
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其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红河县山高地险，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间不平等，为了躲避各种繁重苛捐杂税及民族冲突，反对民族奴役与剥削，瑶族祖先大多择居于高山峻岭之中海拔1700～2000米的密林向阳山坡，他们“依山险而居”，“登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深”，有“无山不有瑶”之说。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农业发展缓慢，所处地地理环境，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种一平坡，收一箩箩”的广种薄收现象严重。居于山区和半山区的瑶族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极为落后。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刀耕火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的原始生活。时至今日，面对恶劣的地理环境，闭塞的瑶族山民还远离现代文明的空间，同样靠天吃饭、靠山过日，在深山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具有较多的原始性和封闭性，而与其高山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就是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瑶族地区山高谷深，是典型的高寒山区、半山区，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尤以架车、石头寨两个乡的地势最为险峻，发展也最为困难。瑶族是一个古老的山地民族，靠农业致富是困难的，但要发展却又不得不靠农业。如今虽然已改革开放多年，但由于受高山流水所阻断，加之瑶族地区一家一户的分散生活方式，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流甚少，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生活，致使思想保守，经济社会发展迟缓，这也是造成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13族源
红河县境内瑶族系蓝靛瑶支系。据邓姓家谱记载，明嘉靖年间居住在广西靖西一带。后因异族排斥，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先后流入云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入广南开化（今文山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迁入阿迷（今开远）、蒙自地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迁入临安（今建水）东北。乾隆五十年（1785年）迁元江因远土嘎。嘉庆三年（1798年）迁迤萨三棵树。道光十一年（1831年）迁瓦渣（今红河县甲寅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迁溪处碧苗阿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迁六村（今绿春县）骑马坝美邑细堵。咸丰三年（1853年）迁坝溜贝卡。同治九年（1870年）迁三楞、龙多果么东。光绪六年（1880年）迁三勐腊具拉枯。光绪十一年（1885年）迁大兴乌六牛鲁八孔。民国14年（1925年）迁境内架车阿扒。民国24年（1935年）迁哈红。民国34年（1945年）迁元江瓦那泼雷。民国35年（1946年）迁甲寅达龙村定居。[Zw（]云南省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红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Zw）]
2制约红河县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红河县是红河州南部边境民族地区典型的农业县，较之红河州北部其他县市，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和分析红河县瑶族农村经济社会落后的原因，寻找制约和影响红河县瑶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包含了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内外因素。
21自然环境
（1）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劣是瑶族地区贫困的客观原因。瑶族居住地区多属高寒山区，缺水严重，海拔较高，坡度大，耕地面积少，土地贫瘠，并且自然灾害频繁，明显限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红河县瑶族地区生存条件，一是乡村路状况较差，公路等级普遍不高，有的村虽然通了公路，但大多为泥巴路，一下大雨就被冲毁。二是水利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村目前水利设施散失了其自身功能，根本不能保证农田灌溉的需要，也就无法保证粮食的保产、保收。瑶族地区60%以上的耕地只能靠天吃饭，一定程度上就只能依赖“风调雨顺”了。三是很多农村远离城镇，交通不便，通信闭塞，不能及时了解市场经济信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红河县有10个瑶族寨子，大部分只通林区便道、毛路、山路，50%山民没有走出山寨，寨子里除了村长更是很少人到过州里、省城。
（2）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比重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单位产量低，经济以自给性的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劳动方式以手工作业和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由于没有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难以形成，没有辐射能力强、涉及面大、带动千家万户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渠道主要靠粮食收入的折价以及少部分副业和廉价的劳务收入。
22社会历史
（1）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边缘化瑶族，逐步把他们排挤到高寒、边远的半山区、石山区等生存环境较为艰难的地区，使他们逐渐远离了较为先进的文化氛围，客观上造成了瑶族与发达地区在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上的不平等，这是瑶族地区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2）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目前，红河县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县处于低层次、低水平，全县还有50%的瑶族群众未摆脱贫困，脱贫任务还相当艰巨。
23内外因素
（1）思想意识的因素。解放50多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红河县瑶族的思想观念虽然有所改变，开放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还存在着“依山险而居”、“刀耕火种”、“种山而食”等类似原始社会性质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受这些原始观念的影响，瑶族耻于经商、羞于交换，科技意识、商品意识淡薄，不注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等、靠、要”的思想意识比较突出，不善于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开放和发展自己，且不愿意异地居住开发。长期的自我“封闭”导致了瑶族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的“狭隘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惧外”和“据外”的“个体民族情绪”，进而地加剧了贫困程度，更使之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无法接受新鲜事物，无法吸纳日新月异的“市场元素”，更无法尽快脱贫致富。
（2）人口素质的因素。红河县的瑶族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及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旧相对滞后，广大瑶族群众的思想素质也相对比较低，没有敢闯、敢干、聪明智慧的才能，也没有科技意识、发展意识、经济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瑶族文化知识水平比较低，普遍存在的“读书无用”论致使很多瑶族适龄儿童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或出现辍学的现象，导致人口素质的低下。再者，由于红河县瑶区封闭、半封闭的情况比较突出，不与外族结婚，流行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而导致人口素质低下。同时，瑶族不进行劳务输出，不与外界接触交往、开阔视野、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而导致人口素质低；不愿意学习继续深造自己，得过且过、自由自在，认为生来就命中注定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由于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原生性的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妨碍了村民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据笔者进行的人口抽样调查，许多山区农村瑶族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75%左右，育龄妇女和高龄人口的文盲比率更高，相应地，还有一些农村瑶族群众不会讲汉语，也听不懂汉语，不能与外界直接交流，也无法从电视等现代媒介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3）瑶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延续性面临严峻挑战。瑶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瑶族民间文化资源大多分散存留或流传于民间，加之由于岁月的流逝、民族迁徙和劫难，本来就传世不多。近年来，这些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技艺逐渐消失。值得担忧的是，瑶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如瑶族刺绣曾广泛流传于瑶族妇女当中，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之一，但现在从事刺绣的瑶族妇女已不多，年轻的瑶族姑娘已经没有兴趣去学习刺绣，传统的刺绣习俗正在慢慢消逝。另外，唱歌作为传播瑶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现在人的交往渠道增多了，对歌已不再是瑶族青年求偶的唯一方式，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多瑶族青年已经不会唱瑶歌，流行歌曲进入了瑶家。在流行音乐面前，民族个性文化难觅踪迹，这个保存了上千年的文化习俗面临断代的局面。如若任其自然，以后就很有可能会应了一句古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3促进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思考
31大力改善瑶族地区生产生活环境
瑶族地区基础设施普遍滞后和环境恶劣，严重制约了瑶族地区的发展。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有效增加瑶族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要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尤其是转向相对贫困落后的瑶族地区，大力改善瑶族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逐步增强瑶族地区的发展后劲。大力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文化匮乏、缺电少水的状况。
3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瑶族文化素质
从本质上说，瑶族地区的贫困属于素质型贫困。大力发展瑶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是提高瑶族群众素质根本所在。一是在瑶族聚居地区采取行政手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完成规定的业务教育；二是设立“瑶族教育专项基金”，对考入大学的瑶族学生给予奖励；三是对瑶族聚居地区缺乏的教师及时补员，要以招收瑶族教师为主，确定招收瑶族教师的专项指标，尤其注意招收本地籍瑶族人才。
33大力弘扬瑶族文化，发展瑶族文化产业
瑶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瑶族的生活方式中蕴含着绚丽多姿的历史传统和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瑶族的传统服饰、语言、节日、饮食、婚俗、歌舞、乐器等数量众多，风格各异，保存完好，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也是瑶族地区潜在的经济优势。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抢救、挖掘、整理、保护瑶族传统文化，让瑶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要整合瑶族文化资源，加快创新，把瑶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要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把瑶族历史文化的开发创新与弘扬瑶族文化、发展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将瑶族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
34激发瑶族地区干部群众的自我发展活动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贫穷落后是综合因素所致，只靠政府资金扶持永远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根本的措施应是逐步提高群众素质，培养自我发展意识。瑶族地区要加快发展，缩短差距，国家的重视、支持和瑶族群众奋发努力缺一不可。针对目前瑶族地区的实际，必须下功夫，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充分激发瑶族干部群众的自我发展活力，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首先是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使瑶族地区人民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改变落后面貌：其次是加强送子女入学重要性的教育，使瑶族群众认识到送子女入学是法律规定、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子女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从而提高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还要加强科普教育、卫生常识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相信科学，割除陋习，做到与时俱进。
35调节城乡结构，加大城镇化进程
通过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突出中心城镇的功能培育和发展壮大，形成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分工有序、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镇体系。要克服体制障碍，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之间有序流动。消除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工作，不断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4结论
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确有很多困难，发展限制条件也很多，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勇于创新，这些限制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并最终转化为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如瑶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草果、八角等植物的种植。瑶族地区独特的、多样的文化习俗、民风民情、宗教文化等，在经济国际化、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将成为吸引游客的最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而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近乎原始的耕种手段，使农业生产更贴近自然、更具有绿色概念，其产品更具有地域特色且容易被市场所青睐。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关键是要正确看待所面临的特殊限制，尽力将其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资源。总之，在新时期、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关乎全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大工程，没有农村大部分农民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为此，必须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办法，千方百计地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而不懈努力，为推动瑶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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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6
【关键词】曲艺；发展困境；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J8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047-01
一、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一）传统的曲艺节目中广泛地传播文化知识和传承道德信仰。如《格萨尔王传》以藏族曲艺“岭仲”、《江格尔》以蒙古族曲艺“陶力”、《玛纳斯》以柯尔克孜族曲艺“柯尔克孜达斯坦”的传统节目及其曲本形式，通过艺人们千百年来的丰富、创造和说唱传诵，得以传承和保留。
（二）曲艺传播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团结统一的爱国情怀，传承中华民族“崇德尚善”的人生态度，使广大民众在欣赏曲艺的过程中形成人生理念。
（三）曲艺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创造方式，也孕育出众多的其他艺术形式。如曲艺的“说书”，从形式（章回体）到内容（故事、人物与主题等）催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名著。许多地方戏曲剧种，如评剧由莲花落孕育而成，吉剧和龙江剧由二人转演化而来，从声腔到剧目多吸收和借鉴了母体的众多元素，结合时代特征，创造出自己的特点，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四）曲艺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曲艺的曲目具有丰富的内容、独具特色的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对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当代曲艺发展的现实困境
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加之行业自身的问题，曲艺与其它艺术一样，在发展道路上面临多重困境。
（一）经济一体化、文化趋同的冲击。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也逐步加剧，外来文化对传统的艺术造成了冲击。人类在追求财富与资源共享的过程中，文化多样性逐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趋同现象的加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活动和中国2003年初开始启动和实施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就是对保护不同民族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倡导。
（二）大多数的曲艺曲种缺乏新的优秀节目。很多曲艺还是依靠传统的经典节目支撑局面，如相声和评书。相声创作和表演都缺乏真正优秀的新节目，中央电视台于2001年和2002年举办的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以及2003年的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就是鲜明的例证。再如评书，除了传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和《三侠五义》等还拥有大批的听众外，新的评书内容缺乏吸引力，创作者稀少，听众甚少，影响力日趋衰弱。
（三）缺乏大批具有高素质的曲艺创演人才。曲艺作为一门艺术，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就是言传身教，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而现在从事曲艺工作的人，除极少数从专业的曲艺学校毕业，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曲艺培训外，大部分都是由业余爱好转入专业创演的，这样就很难保证创作与演出的水平。
（四）曲艺艺术观念的扭曲。对曲艺传统的误读和专业知识的缺失，使一些所谓的曲艺新形式“戏剧小品”“化装相声”等成为商业运作的产品，通过各种宣传与商业炒作，曾经流行一时，但仔细回味后却发现，曲艺的外在形式很美，内容却很空洞，不但没有促进曲艺的健康发展，反而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盲区。
（五）曲艺理论和评论的相对薄弱。曲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创作、表演等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既需要时效性很强的评论，也需要全面的理论总结，而目前中国的曲艺研究机构极少、理论研究人员稀少、理论阵地基本缺失，都表明曲艺的发展困境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现实。
三、保护和振兴曲艺的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的政策引导与扶持。各级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应制定曲艺的发展规划、政策，将曲艺保护和振兴计划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的投入与配置上，做到统筹和协调，保护和抢救各地的民族民间曲艺。
（二）资助曲艺艺人和团体，让优秀老艺人带徒授艺，让团体发挥繁荣和发展曲艺的核心功能。促进曲艺传统整理和继承，既应用传统的文字记录与整理等方式与手段，征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历代曲艺文献，并支持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同时也积极采用诸如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手段，记录和留存现有的重要传统曲艺节目，让优秀的曲艺遗产得到有效传承。
（三）兴办各级各类曲艺学校。任何艺术的发展，最终都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与传承，曲艺也是如此，传统师带徒的作坊式教育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如今，曲艺的创作、表演、研究、编辑、伴奏、舞美、音乐设计等人才均十分匮乏，这些都需通过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培养出来。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①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齐心协力、献计献策、共谋发展，曲艺会得到很好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7
关键词：瑶族体育发展现状创新路径
目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考察和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瑶族文化作为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生存和发展也历经时代洪流，面临着传承与发展困境，特别是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于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致使许多传统项目濒临消失，保护与传承发展步履维艰。一个民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失去其独特的文化，就等于一个民族的消亡。本文在分析瑶族传统体育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创新发展路径。
1.广西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现状
中国学者冯骥才认为，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1]。瑶族作为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历经辗转，来到广西，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自家文化。目前我国瑶族人口为263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省134个县（市），其中广西占总人口的60%以上[2]。广西瑶族人们借助所处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和独特的民族体育文化。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瑶族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项，分别是：人龙、木棒球、双刀舞、赛龙舟、打箕圈、催工舞、摧竹杠、跳围塘、拉排带、舞狮、舞龙、顶杠、爬杆、掰手腕、摔跤、登山、爬刀梯、瑶舞、气功、跳台、跳坑沟、掷石子、抢花炮、射弩、打陀螺、游泳等，还有民间流行三元舞、祖公舞、藤拐舞等数十种舞蹈[3]。其中最著名的是瑶舞，如长鼓舞、铜鼓舞等都是系祭祀盘王、密洛陀的大型舞蹈。
瑶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是瑶民的身份象征、精神根基和动力源泉，这些文化遗产历经一代又一代瑶族民众的传承、创新、发展，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城镇化和90年代的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冲击下，如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面临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困境，生存出现危机。
1.1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文化是社会变迁、时展的反映。传统文化面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来临，呈现出种种的不适与困境。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国门打开，原先的制度、文化、思想、意识等界限逐渐取消，国家之间、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的边界被淡化与模糊，世界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冲击着古老的经济、生活方式，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冲击甚至取代弱势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的传统土壤逐渐消失，作为瑶族自娱自乐的传统体育，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展举步维艰，有些体育项目濒临消失。
1.2传统的变化与信仰的弱化。
瑶族的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是一切万物文化的起源，瑶族的原始宗教现在已被定为一项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瑶族先民具有利用节庆、祭祖、庙会、婚嫁、丧葬等各类民俗活动娱乐狂欢的传统，传统体育此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出现，瑶族祖先崇拜、族群认同、等逐渐弱化，新的意识与观念产生，祭祖、庙会、婚嫁、丧葬等传统仪式逐渐减弱，传统体育活动日渐消微。
1.3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瑶族人过着居山生活，远离外界社会，他们的教育和文化娱乐、生活娱乐较为单一，只有在重大节日、农闲时节才以对歌、跳长鼓舞等娱乐欢庆一下。进入现代以后，汉族以至于外国很多先进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传入，广播、电视、网络等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在瑶族深山也逐渐普及，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接触大城市的现代新鲜事物，瑶族地区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发生了变化，瑶族民众尤其年轻人对传统的娱乐活动不再感兴趣，节日有的也不回家，原先的一元娱乐生活方式向多元发展。生活与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瑶族民众对以前传统体育活动单一享受向多样文化形式的多元享受转化，其生存空间变窄。
1.4传承人断层体育后备人才缺乏。
现代多样化的生活和丰富的娱乐生活方式出现，瑶族传统体育在瑶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弱化，传承也开始淡化，有的甚至消亡或呈现传承危机。表现一是现代年轻人到城里打工，甚至到城里或国外工作生活，没有了传承土壤，传承人减少。二是传承人地位弱化，瑶族传统体育传承人为了生活，没有时间搞体育娱乐，这样出现了传统体育传承人减少，甚至出现断层。据调查，近年来，瑶族居住区里的大部分中青年常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有的为了孩子读书，在县城租房居住，常年不回家。目前瑶区常年居住的都是中老年人，很少见到教育适龄儿童和青年人。劳动力人口的迁徙，出现了瑶族传统体育的年龄断层和后备人才缺乏。
1.5西方体育冲击。
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来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逐渐边缘化，瑶族传统体育也不例外。现今我国学校体育开展的主要是西方体育项目，奥运争光战略，也为开展西方体育项目开了绿灯，民族传统体育慢慢式微，西方体育逐渐登上中国主流体育舞台。目前，瑶族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博弈过程中呈碎片化分布，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城镇、学校仍以西方体育项目为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与保护有待加强。
2.现代化进程中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新路径
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来临，瑶族传统文化依附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与家庭结构渐趋解体，在现代经济与制度之下，瑶族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意义，如何帮助现代人解决传统文化生存困境问题，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的建构基本包括“需要”和“能够”两方面内容。“需要”瑶族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存在即需要，即现实境遇中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生命力，是促进其发展和传承的有效路径。
2.1历史与现代的结合――节庆打造是瑶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族传统体育大多在民族传统节日庆典上集中呈现出来，瑶族的节日比较多，除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等传统节日外，还有很多本民族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俗节日，如盘王节、达努节、新米节等。“盘王节”是瑶族最为盛大的节日，过去每逢“盘王节”都要举行盛大仪式，主要祭祀盘王。节日期间男女老幼梳妆打扮，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尽情欢愉。现在盘王节一直保留传统的盛大仪式，即盘王节的仪式还是由祭祀盘王和“流乐”两部分组成。流乐瑶语意思是玩乐，就是恭请瑶族各路祖先神参加盘王节的各种文艺娱乐活动，吟唱表现瑶族神话、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内容的历史长诗《盘王大歌》。因而现在的“盘王节”既有历史的内容，又有现代的因素，彰显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
近几年，地方政府将盘王节列为法定的民族节日，当地政府利用节日，经常举办各种规模的比赛、展演活动，如金秀五一展演《瑶都神韵》，三月三瑶妹对山歌，民俗表演等，滴水瑶寨“度戒”仪式，坳瑶的男女身着盛装，敲鼓祈福，唱瑶族古歌，跳传承古舞，展示神秘又古老、原生态的仪式。六巷古陈乡《嫁郎》七彩乡音乐队，自创自编自演，这种有官方组织，从多方面刺激了金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活力。再次，官方利用民族特色和瑶民爱好举办民运会、“三月三”活动、端午节“龙舟”比赛、2014年核心价值观“民族风情展演”、现代运动项目篮球赛等，这些活动常常与现代媒体结合，激发了金秀瑶族人民内心的民族意识，强化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真正实现了“文化自觉”，实现了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活力。
2.2现代化与市场化，瑶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走向。
现代社会中，生产需要文化创新，市场依赖文化启动，消费依托文化引导，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潜在的、深层的推动力[4]。以文化为切入点，走市场化道路，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新引擎，使昔日的瑶族文化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新路径。
现代与市场联姻，嫁接文化与旅游，创新瑶族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推动瑶族传统文化发展。首先，打造瑶族自然生态。瑶族生活在大山里，生态环境好，森林覆盖率高，山清水秀，把瑶族文化和自然山水融合在一起，打造瑶都生态山水旅游胜地。地方政府利用当地瑶族民族特色的风貌及生态文化、民俗、体育等资源，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打造瑶族旅游产业。
其次，民族文化商业开发。全球化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传统资源备受重视，现今瑶族已经有石牌习俗、黄泥鼓舞、做盘王、度戒、跳甘王、过山音、织绣技艺、瑶医瑶药耍歌堂和长鼓舞十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自治区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发、挖掘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和瑶族经济发展是一个双赢的契机。“全国瑶族两年一次盘王节”在保持了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新的时代风尚和商业元素，节日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旅游的成分在逐年增加，民族文化促进了地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3民俗化与生活化，瑶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出路。
民俗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民俗就是生活世界的表征和现象，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实际是瑶族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常态。盘王节是瑶族文化的代表，如果说盘王节是瑶族文化的盛宴，那么“盘王大宴”则可称为瑶族民俗和生活的盛宴与体现。“盘王大宴”又称“长桌宴”，是瑶族人的古老习俗，一般在瑶族娶亲嫁女、聚会或村寨联谊宴饮活动时才摆“长桌宴”，是宴席的最高形式。现在的“长桌宴”不仅盘王节举办，其他一些节日也举办，如五一、三月三、端午节等节日，金秀瑶族也举行长桌宴，不仅保留了瑶族“长桌宴”的习俗，而且增加了现代生活元素，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与。
另外，生活是文化发展的土壤，特定的民族文化遗产总是在特定的生活中产生和发展的。如长鼓舞“扫鼓”的动作，意为把地弄平整以便打好地基使所建房屋更牢固；“奶鼓“的动作，意为繁衍后代，人丁兴旺，瑶家的血脉得以延续。长鼓舞的基本动作大多源于生产、源于生活。还有“黄泥长鼓舞”、“贺年长鼓舞”、“芦笙长鼓舞”、“做屋长鼓舞”、“还愿长鼓舞”等，从名称可以看出各种类型的长鼓舞都与瑶族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屋长鼓舞”直接反映建造房屋、制作长鼓、庆祝丰收等劳动和生活情节。在过去很多时候舞长鼓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生活需要。
3.结语
瑶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是与当今社会市场化、民俗化、市场化、生活化等相契合时，今日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昨日瑶族体育文化的延续。绵延数千年的瑶族居山游耕传统文化，虽然发生了一些嬗变，却不曾消失。传统总是活在行进中，活在日常实践中，活在转化过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不断吸氧、更新，创造新的形式和内涵，展现自身价值，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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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子勇，唐丽.瑶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J].内江科技，2010（5）：141.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8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市场困境；边疆稳定与团结
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①。我国边疆民族电影（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治、历史与生活题材的电影，简称边疆民族电影）以独特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忆、地域、习俗、服饰、景观等构筑一个指认性的身份场景，界定自我、区别他者。但是，在当前主流文化的影视传媒强势化语境中，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身份指认越来越处于剧烈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摩擦中，出现身份模糊、认同焦虑。边疆民族电影不得不游离于表现民族文化、大众文化的夹缝中，在商业、政治、艺术多重权力纠葛中艰难徘徊，身份认同日趋分裂、多元。当代边疆民族电影呼唤民族身份的塑造与认同，身份认同对于解决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困境、发展民族文化、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有重大意义。
一、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除了电影所属的共性（观赏性、娱乐性、大众性）之外，边疆民族电影所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就在于其民族属性和民族心理功能，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现。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性涉及到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电影的内容即题材，少数民族电影的题材内容必须反映少数民族文化，这是界定少数民族电影最根本的原则。真正的边疆民族电影应当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品格的作品。
但是，从当代边疆民族电影的实际内容来看，很多创作者往往忽略或歪曲了“民族性”的根本性质。有的以“猎奇”和满足观众窥视为目标，对少数民族文化中一些贴有民俗标签的东西进行夸张和渲染，严重影响了受众审美的、长期的市场消费能力。有的则从“汉族视觉”出发，只捕捉到一些“皮毛”，没有深入到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等深层文化，这样的作品缺乏少数民族自我的体验和表达，不利于边疆民族电影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导演章家瑞说：民族电影的成功应当是从一个民族自身出发触摸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一部好的边疆民族电影将成为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民族认同感的良好途径。
其次，从影片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来看。边疆民族电影中民族自我形象的建立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宣传功能，还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构建和稳固。健康、良好、充满民族力量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传播民族文化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落后、愚昧、无知的荧幕（荧屏）民族形象则会引发民族反感、影响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的宣传。边疆民族电影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持续性的文化建设项目，往往被赋予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凝聚族群认同的任务；对外，作为我国影视的一部分，以其题材本身的敏感性成为国际观众注目的焦点，既是政治的焦点，也是文化的焦点，由此无形中成为国家形象的表征。因此，在国家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在自身族群文化的诉求中，如何在影片中塑造边疆少数民族群体形象，表达少数民族文化，是边疆民族电影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
再者，从演员的民族身份来看。由于语言的障碍、心理素质的陌生、以及民族情感之间的距离，汉族演员很难深入表现民族深层心理，更多塑造的是建立在虚构想象之上的民族形象，并赋予了大量汉文化意识形态；少数民族演员塑造的民族形象则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族面貌，也更为自觉地凸现族群文化标识。而汉族观众和本族观众对演员的民族身份便会产生认同差异。
所以，要获得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认同，最关键的还在于坚持对民族文化的根本追求，平衡族内和族外受众文化接受心理差异，正确定位创作视角。也只有拍摄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电影，才能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与市场困境的解决
目前，边疆民族电影的消费市场十分薄弱，其原因有很多，如创作困境、融资难题、发行渠道不畅、专业队伍缺乏等，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缺乏民族认同。边疆民族电影的“民族认同”就是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从市场层面看，电影的民族认同包括产业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消费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及管理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三者缺一不可。相对于一般影视剧，民族电影中少数民族主体的介入使得三方博弈变得更为复杂。这多方的力量唯有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获得有效的“民族认同”。其中，消费主体方面的“民族认同”又是这多方力量中最为重要的，可以说，受众的“民族认同”直接决定了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消费。受众的“民族认同”既包括少数民族本身的“国族认同”和“族群认同”的统一，又包括本民族认同和他民族认同的统一，只有在边疆民族电影中求得两个统一的共同实现，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认可，反之，两个统一关系没有搞好，则会出现不同层面观众的不认同。
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9
（贵州师范大学，贵阳550025）
摘要：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地适应生存环境时，构建了特有的文化生态，研究特殊环境下民族文化生态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生态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对贵州省平坝县桃花村实际调研的基础上，以这一典型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阐述了喀斯特石漠化特殊环境下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特征，并在分析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的基础上，就解决困境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和建议，以实现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生态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文化生态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2－0474-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2.056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文化生态指“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1］。墨菲则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2］。”民族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背景，是文化与环境的耦合。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生态的概念、内容、与旅游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建设与保护以及其他专题研究等方面［3］，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个案研究成为新近研究的重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廖静琳［4］对贵州苗族文化生态进行了探讨，并以自然和文化两种组合要素为标准将贵州苗族文化生态类型划分为三大类：即高原－土文化类型、溶原－石文化类型、低丘－木文化类型；施惟达等［5］将影响文化生态的主要因素分为宏观（包含2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与微观（包含7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两方面，并建立了影响文化生态的评估指标。根据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文化生态的形成受自然环境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贵州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地区，是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处于中国西南部连片喀斯特的核心区域，喀斯特地形分布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异明显，它不仅是贵州地质生态环境的主体，更是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博物馆”，并以其脆弱的环境，多样的类型和鲜明的特色蜚声海内外［6］。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贵州的各民族分布具有交错杂居和成片聚居的特点，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贵州省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7］，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贵州民族文化生态与贵州特殊的喀斯特石漠化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本研究选取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桃花村为研究样本，其特有的喀斯特自然环境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态的多样性与脆弱性，使该地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文化生态发展具有极为典型的特征，本研究将阐述喀斯特石漠化特殊环境下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特征，并在分析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困境的基础上，就走出困境提出对策建议，为实现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桃花村概况及文化生态的发展特征
1．1桃花村概况
1．1．1桃花村自然概况桃花村位于贵州省平坝县齐伯镇南部，与乡政府所在地相距约28km，海拔高度1420m。该村主要地质构造由西南向东北发育，属岩溶地貌，为侵蚀－堆积类型。地貌以中山槽谷、低中山沟谷为主，基岩主要为砂岩、砂页岩、石侵蚀灰岩，为典型喀斯特地区。
该村太阳辐射量年均34．58～36．72J／cm2，年均日照数1147．7～1296．7h，年平均气温为13～14．2℃，年降雨量1340mm，全年平均雨日194d，属于光温度高值区。全村总面积626．7hm2，森林面积62．9hm2，主要树木为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灌木林、灌丛草地、草丛植被。垂直差异明显，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镶嵌分布。自然植被主要是次生灌木林，少量原生灌木林及阔叶林、灌草丛；人工植被主要是杉树林、马尾松林，杉、松、桦混交林及各种农作物，少量果树林。全村耕地总面积55．6hm2（其中水田仅为5．5hm2），人均耕地0．05hm2。
1．1．2桃花村人文概况由于地形沟壑纵横，且受土层浅薄、植被不连续等因素影响，只能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耕作方式种植，加之该村土地贫瘠，导致农耕经济收入低下，为贵州省一级贫困村。桃花村9个村民小组，截至2013年底，全村总人口为1212人，总户数266户，均为苗族，属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支系“歪梳苗”（该支系苗族妇女因习惯将头发往右边梳成髻，并插上梳子固定而得名），主要为刘、杨、魏氏3大家族，在此已繁衍数千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苗族聚居村寨。
1．2桃花村文化生态的发展特征
1．2．1喀斯特环境促进文化发展“‘后山’文化”显现人地关系据调查研究发现，处于喀斯特生态脆弱的自然环境下，桃花村的苗族人民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崇敬，信仰万物有灵，于是在苗族代代传承形成的文化中有部分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苗族多依山而居，黔中地区苗族聚居村寨多有一座在村民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后山”，村民视该山为本村保护神，村规民约规定该山的树木不得砍伐，有些村寨的后山的死树枯枝甚至也不能拾捡，以此维护山的神圣，此举也间接维护了喀斯特地区的生态平衡。桃花村同样也有自己的“后山”，与其他苗族村寨不同的是除了约定“后山”树木不得砍伐而外，每年农历正月，该村村民会组织本村全体村民一同在后山举行祭祀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全村老少当天都会参加，仪式十分隆重。该村村民正是以这种朴素而隆重的方式，做到了喀斯特地域文化中的文化传承，也凸显了喀斯特地域生态中人地关系的重要性。
1．2．2喀斯特环境影响民俗形成“‘洞葬’文化”展现交融动态桃花村寨苗族基本完整地传承了本支系的文化，但由于喀斯特岩溶地质特征明显，使其形成了与本支系其他村寨苗族不同的丧葬习俗，如刘氏家族的墓葬方式为洞棺葬。葬洞为一个天然的岩石溶洞，俗称“棺材洞”。此洞最高点距地面超过10m，洞深近40m，宽约24m，洞顶最高点距洞底地面15m，该洞位于桃花村的老熊山半山处峭壁上，地势较高，洞内干燥，通风良好，洞口老树古藤遮盖形成一道天然绿色屏障。有一条陡峭的山路蜿蜒至洞口。该洞为棺材的置放和保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洞内现存完好的各种形状的棺木600多具，按照同宗不同房划分了4个区域，随葬器物数百件。
据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考古探测发现，桃花村棺葬洞启用于唐肃宗至德年间，距今已有128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洞葬遗址之一。而桃花村棺材洞中棺木特征展现了该村苗族生存发展的历史。4000多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一带居住的黄帝、炎帝部落与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发生战争，蚩尤部落在战争中失利，随后南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三苗”后裔中的一支由于较早接受汉文化影响而日益强大，建立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国后裔扩张“南并蛮越”，致使江南荆楚“荆蛮”在战祸中陆续迁至今江西、黔东等地。唐宋时期，大批“五溪蛮”（今苗族先民）迁至今贵州东部、中部和西部，史称“蛮”、“蛮夷”。迁居平坝苗族已有2000多年，最早历史记载为《安顺府志》，平坝县道光版《安平县志》亦载：“世为蛮夷所居”［8］。桃花村棺材洞中“船形棺”（表1）明显带有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地域特征。1987年8月，贵州省考古工作队在文物考古专家刘恩元带领下，对桃花村苗族刘姓棺葬洞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掘出一件彩色蜡染百褶裙和一支竹制蜡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对发现该裙的“筒棺”进行C14同位素检测，认为该裙最迟为11世纪之物［9］。据此推断，桃花村苗族至少在北宋以前就在此繁衍生存。据调查研究，刘氏家族在清代以前一直使用洞葬，约在清朝以后，有的村民开始不愿安葬在洞内，希望能像周围的汉族人那样入土安葬。自那时起，桃花村刘氏家族丧葬方式变成了两种：洞葬和土葬。于是在该家族中又形成一个新的习俗：老人在临终前，家族中人全都要围在老人身边，问老人要去“城里（棺葬）”还是“乡里（土葬）”，若老人答“去城里”就为老人举行洞葬，将装殓着老人遗体的棺材存放于棺葬洞内。因刘氏家族认为，棺材就是亡灵们居住的“房屋”，棺材洞内“房屋”分区域聚集且又像楼房一样一层层码放，就似冥界的一座城市，所以当地将洞葬称为“进城”，将不愿“进城”的逝者土葬于土中称为“下乡”。自1997年国家颁布《殡葬管理条例》后，要求节约土地资源，实行火葬，刘氏家族向政府提出，因其为洞葬，未占用土地，所以申请死者不火化获得批准，因此，近年来其家族中基本都实行洞葬。且附近村寨原未实行洞葬的刘氏子孙也有部分向桃花村刘氏本家要求葬入棺材洞内。
1．2．3喀斯特环境限制民族繁衍，“‘跳花’文化”凸显民族智慧苗族历来有自由恋爱的传统，但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山区环境，山路崎岖，出行困难，限制了本地苗族间人们的交往与繁衍生存。桃花村及周边村寨苗族同胞为此形成了“跳花”、“跳场”等青年男女在约定时间聚集的习俗，较集中的时间为附近村寨男女青年为通过“跳花”认识、恋爱；平日则是通过“玩月亮”增进感情及相互了解；少部分为亲戚朋友介绍认识恋爱。
“跳花”是指：每年农历正月期间，在当地附近山坡上聚集开展娱乐活动，主要为吹芦笙、跳舞等。邻近村寨青年男女都盛装前往，女子身上的服饰展示了其自身的技艺，工艺好的女子是大多男子求娶的对象。在“花场”上男女青年通过交流、认识并物色意中人，若相互有意，会私下商议“丢把凭”，即互赠定情信物。之后男子将告知父母并请媒人前往女方家提亲。“跳场”主要形式与“跳花”相同，但时间为每年农历七月，地点在当地苗族聚居的乡场上进行。“玩月亮”是指在月明之夜，青年男子会相约结伴到其他村寨，在村口用自己制作的笛子、四弦胡琴或树叶等吹奏悠扬婉转的曲调，召唤村中的姑娘，姑娘们听到曲调声，也会结伴来到村口，以对歌的形式问答，若双方有意，会进一步交流并相互了解。这一习俗的形成正是喀斯特环境下的文化生态的突出表现。
1．2．4喀斯特环境融入文学创作，“‘口述’文化”体现地域特征在桃花村及附近村寨流传了大量多以反映苗族迁徙、生存发展为题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大部分村民都会传唱的描述先民历史、以亲族婚丧嫁娶为主题的古歌、青年谈情说爱的飞歌等民间文学，内容情节生动、积极，主要反映了苗族先民的勤劳、智慧与勇敢，其中很多内容与本地特殊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例如“开路大歌”。由于苗族人崇拜祖先，信奉灵魂不灭。因此死者过世后的丧葬仪式中，会请本家族的“鬼师”（桃花村杨、刘、魏三大家族皆有本族的“鬼师”，其他支系苗族或称“祭师”，本村苗族相信鬼师可以与死者的灵魂或祖先的神灵沟通。“鬼师”有自己的传承，一般由上一任鬼师在本家族中选择聪慧且热衷家族事业的下一辈年轻男子言传身教，需要熟知丧葬仪式流程、家族历史等）主持丧葬中的“开路”仪式，送死者的灵魂回到黄河流域等地的故土。在此过程中，“鬼师”会唱起开路大歌。其中将会讲述苗族先祖迁徙的历程，死者的生平，以及送亡灵至地府和祖先身边的过程，其中末尾有这样的词句：“天是这样的天，地是这样的地，底下是铁，上面是石头，你的魂魄小你去得，我一家人的魂魄大去不得，你要一掌把我一家人的魂魄打转来——石头老人。”可以看到在开路大歌中描写的地府以及对死者的称呼“石头老人”都与喀斯特地域特征极为密切。如果是女性的丧葬仪式，女方的兄长作为女方家代表会前来哭丧，哭丧的过程中会唱念“姑妈话”（女方兄长随儿女称呼自己姐妹为姑妈），唱词中一般为叙述死者的生平及与哀悼者的深厚情谊，以及哀悼者对死者的思念。在其中也有这样的语句：“现在我站在同姑妈分别的路上，默默无语、泪水流淋，长长的路呀牵着姑妈的影子，短短的脚呀走不掉泛泛愁绪。我走了九地又九坡，一直没有人告诉我，鱼啊鱼，才给我说，你爹娘死得早，水淹这大坝时，你姑妈才同你分别。我走了九地又九坡，一直没有人告诉我，蚂蚱啊蚂蚱，才给我说，你爹娘死得早，水淹这大坝时，你姑妈同你分手在拂晓。”可以体现出贵州明显的山地特征。
又比如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斯拉河来源的故事中讲到：很久以前，贵州均为高山峻岭，没有河流，每逢倾盆暴雨，地上一片汪洋，洪水淹没人间，人类遭受灾难。一对苗族恋人“玛博”和“诺学”几经磨难，化身为龙，打通了贵州腹地与长江的连接口，形成了斯拉河，使贵州人民再不受洪水灾害［10］。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古老民族相同，当地苗族同胞的历史记忆中也有一次湮灭人类的大洪水。
2桃花村文化生态的发展困境与不足
2．1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
经济基础很大程度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演进变化。桃花村属于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由于土地贫瘠，使得本就贫困的当地苗族人民（桃花村为贵州省一级贫困村）更是难通过种植业获得当代社会所需要及期望的经济效益。为摆脱当地的贫困和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需要，桃花村寨中大部分年轻人放弃在当地务农，选择外出务工。据调查，2013年桃花村全村外出务工人员达到450人，务工收入占到全村总产值的65．5％（表2）。由此可知，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当地文化生态的延续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基础性的，也将是深远持久的。
2．2缺乏持久的动力支撑
近年由于当地特殊的喀斯特地理环境造成的贫困现状，加之外出务工村民的增多，且受外来文化影响，桃花村民族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具体表现为文化生态的发展缺乏动力、传承出现断层、民俗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如参与“跳花”、“跳场”、“玩月亮”等传统标志性的习俗活动人数逐年减少，本村青年很多在外地务工择偶并结婚生子；再如桃花村传承千年的蜡染、刺绣工艺（1986年在该村棺材洞内出土的宋代鹭纹彩色蜡染百褶裙裙融蜡染、挑花、刺绣、填彩为一体，虽然布料朽损脆弱，但是彩色的图案花纹却是艳丽如新，是人类存世的第一件古代彩色蜡染实物），年轻女子因多种原因不愿花费时间学习，如今只有40岁以上妇女能传承，因此面临难以继续传承的危机；又如原来民族的传统民居（基本为茅草木架房，房顶两侧倒水，现代居住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也在现代建筑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多数已变为砖房。这些都是喀斯特环境下桃花村文化生态的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具体表现和个别缩影。
2．3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文化生态的发展需要制度的约束。其必要制度既包括桃花村内部的乡规民约，也包括相关部门制定的文化传承、发展与保护的规章制度。据调查，桃花村并没有明确的乡规民约和规章制度对文化生态进行保护，致使文化生态的发展面临困难。例如桃花村的棺材洞在1999年被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经刘氏家族商定，棺葬洞设有石墙木门，并有三把锁，钥匙分属刘姓三位族人保管，非经同意，外人不得入内。但由于亡人过世时间不定，不能保证棺材入洞时能同时找到三位族人，该锁被多次破坏，现在虽石墙木门仍在，但已未上锁。并且该洞葬到目前为止已发生四次火灾，洞内文物已受到不同程度损毁。同时当地相关文物部门也没有规章制度对该文物进行明确地管理和保护。
2．4缺乏科学的政策支持
文化生态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科学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由于受喀斯特地貌特征影响，致使该地区土地贫瘠，农耕收入低，基于此状况，当地政府于2013年9月出台了《齐伯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及实施方案》，其中桃花村被列为“生姜种植基地”、“农耕体验园”和“生态畜牧养殖区”，并被纳入人文景观风景区（苗族洞葬、婚俗、传统节日、蜡染刺绣）范围。此政策的出台无疑会给当地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然而政策方案中却未涉及该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内容。通过很多民族地区相关产业开发的实例，不难预测到地方政府这种片面性的政策会导致当地虽能获得一定经济效益，但同时会对当地文化生态保护造成不良的后果和面临怎样的发展未来。
3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3．1深入挖掘文化内在价值，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
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需要不断地对当地喀斯特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的价值进一步挖掘，挖掘不仅要在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深入，更要在艺术价值、精神价值等方面不断拓展和深化；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基本理念是：民族文化遗产应该原状地、活态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之中。以文化拥有者即村民的自觉保护为中心，在政府的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下，由当地民众自行管理，依靠自身力量运作发展［11］。因此通过对这些观念不断宣传和认识，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增强村民的文化生态发展意识，经历民族文化自知、民族文化自信再到民族文化自觉的认识过程，使得桃花村村民对喀斯特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充满骄傲与自信心理，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各种价值，自觉地融入到传承、保护与发展生态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去，从而在整个村寨甚至整个民族中形成发展生态文化的良好氛围。
3．2发挥文化生态特色优势，广泛采用多种发展形式
当地独特的喀斯特环境造就了桃花村具有特色的文化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发展需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保证和物质保障，这就需要桃花村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喀斯特自然环境资源和在此环境下形成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效益，摆脱贫困的境地。当地可根据喀斯特山区不同的地域特征，深入挖掘文化生态特色，并利用特色资源开发多种经济发展的形式，并注重品牌效应的创造。比如在文化生态旅游发展上应考虑与当地其特色旅游资源相结合，同样的自然风景，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存在，但同样的民族民俗，在世界其他地方却不可能存在。所以民俗差异才是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12］。不同地域类型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各有特点，应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保持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生态类型，确保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3．3积极搭建人才培养平台，持续增强文化传承动力
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是人才。因此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则首先需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使人才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地发挥，价值得到有效实现，使行业乃至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价值创造的社会风尚与人文环境，确保文化传承具有持久动力。民间艺人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继承者，更是培养优秀文化传承者的主力军，应重视民间艺人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提高他们的认识、地位与待遇，确保他们真正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由于普遍缺少传统文化和民俗知识的教育，少数民族的年节文化符号和功能意义已被很多人曲解或淡忘，使节日习俗产生了明显的变异［13］，政府也要在加强宣传引导与适当政策倾斜，开展“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例如在桃花村小学教学中采用苗语、汉语双语教学的基础上，增设刺绣、蜡染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教育相关课程，以期为文化生态良性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3．4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建立约束管理的长效机制
为解决目前桃花村文化生态发展面临的困难，就必须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制度。首先是桃花村内部要组织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的制定必须是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同时在平等协商、村民普遍赞同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能对部分不合理的行为提高约束管理水平和效率；同时相关部门也应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和完善文化传承、发展与保护的规章制度。对文化生态的发展积极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对消极行为进行抵制和禁止，对不法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确保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章必究、违法必罚，最终达到当地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的目的。
3．5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保护与发展相平衡
文化生态是一个地区民族历史文化与适应自然规律演变的产物，动态地记载了一个地区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信仰伦理观念等方方面面的传统特征，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基于摆脱贫困和为文化保护创造物质保证的目的，在兼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喀斯特贫困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4］，注重保护与发展相平衡。要以保护为前提，进行保护性开发与发展，开发文化要合理、适度，保证文化生态的原真性、本土性，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持续利用。对于文化生态保护一定要坚持整体性、针对性和参与性三原则［15］；而开发时则应该坚持采取分层次的开发模式（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层次开发）和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后开发［16］，最终使得喀斯特贫困地区文化生态发展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协调发展的效果。
4结论
总之，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文化生态发展的解决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社会性事业，搞好它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协作。本研究仅选取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桃花村这一特例，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尝试分析了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文化生态发展普遍存在的困境，同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并实现同类型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生态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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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篇10
关键词:现代化发展;德昂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192-02
德昂族是西南边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属全国特少民族,但在文化传承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约在元、明两代,德昂族进入山区,成为人口分散、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因社会由盛而衰而呈现孤军困守的窘境。
一、德昂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
德昂族源于古代的濮人。唐宋时期被称为“朴子”、“茫人”,元明时期被称为“金齿”、“蒲”,公元前2世纪就居住于怒江两岸,是保山、德宏一带较早的民族之一。史书记载的茫蛮部落就是德昂族的先民,隋唐时称为“茫蛮”、“扑子蛮”、“望苴子蛮”,他们先后臣服于南诏、大理国,元以后成为傣族土司的属民。德昂族主要散居在云南省潞西、镇康等县市,绝大多数与景颇、汉、傈僳、傣等民族交错分寨杂居。目前境内外共有20多个支系,如汝昂、列别、汝买、汝波等,各个支系都有自己的称谓。清代史书称之为“崩龙”,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这个名称。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1985年9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德昂族”。
德昂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很深厚,语言、服饰、建筑、音乐、舞蹈、宗教、口碑文化、认知智慧、民风民俗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历史史诗《达古达愣格来标》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腰箍和水鼓是德昂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在特少民族中,德昂族有着鲜明的特点和代表性:(1)以村寨为单位集中聚居。中国境内1.8万多德昂族人其中有1.6万多人聚集在72个自然村,本民族占95%以上。在自然村寨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完整。这种面上分散、点上集中的特点对德昂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与傣族、汉族等民族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2)与境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中国境外的德昂族大约有88万人,主要分布在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3)社会发展程度低,相对落后。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德昂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低,相对落后于当地其他民族,制约了德昂族文化的发展。
二、现代文化冲击下德昂族文化的困惑
德昂族居住在偏远的边疆山区,传统文化保留相对较好,但在社会变革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德昂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困惑最大的当属德昂族的文学艺术。口头文学不再传诵,传统歌舞、民族器乐也被流行音乐和现代传媒所取代,对于传统的“喷”、“赛科”、“别赶朵”等音乐歌曲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传统的“水鼓舞”不会跳也不会制作水鼓。
在德昂族村寨,人们可以看到把头发染黄的德昂族少年,腰间别着的各式各样的手机的村民,村寨里摆着的台球桌,流行音乐响彻田间,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往于城乡玩耍的德昂族青年。在追求时尚方面,这里与其他地区没有太大的差别。随着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特少民族因人口数量的弱势势必成为受冲击最大、受同化最大的民族。
三、影响德昂族文化发展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渗透,大众传媒覆盖面的增大,德昂族文化发展和传播受到严重的挑战。影响德昂族文化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规模的限制。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文化的传承必定要以受该文化影响的人口为前提。德昂族在傣族土司管辖时代,傣族文化对德昂族的影响最突出,尤其从南传佛教的流传、傣文的使用、傣族历法的流行等方面体现出来。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汉族文化的强势地位日趋明显,汉族人口众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其影响无时无处不在。就德昂族而言,该民族的文化只能在民族乡内成为自己的主体文化,但影响他们的强势文化不仅有汉文化,还有周围人数较多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如傣族文化、景颇族文化和傈僳族文化等。德昂族以其一万余人的微薄之力,在多种强势文化的包围影响下,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并发展是不容易做到的。
2.受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德昂族文化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化等同的价值,其表现形式尚不完备,如文学作品除了整理的民间口传文学外,文学作品特别是精英文化作品比较少。传统规矩较多制约了发展和创新,因此在舞台上人们很少能看得到德昂族歌舞的艺术形象。德昂族的文化艺术是在群众自娱自乐中表现出来的,较少提升到舞台艺术,还没有达到商业表演的程度。从市场作用看,任何文化流传于世,都依赖于一定规模的喜爱该民族文化产品的人群。德昂族的文化产品,首先要赢得本民族的喜爱,表现出文化的先进性,在逐步成熟后才能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然而本民族受众有限,缺乏人口的数量支持,许多文化项目往往因为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不能启动,市场狭小限制了德昂族文化发展和开发。德昂族自身特点和文化特点制约着文化创造能力。
3.受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好处,但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民族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剧烈的冲击,这是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空前加大。这种冲击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打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接触、交流和互相影响的机会,使民族文化在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借助全球化的浪潮走向世界。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驱使下把已经失传的民间民俗活动恢复起来,并进行再创造,成为发展旅游业的一种手段。这种活动虽然商业气息较浓,但是起到了传承保护民族文化和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民族文化也会由此面临变异、衰退和改变,甚至丧失。如今青年人痴迷于流行歌曲,电视、网络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礼俗、谣谚的家庭传承的冲击,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被“现代趋同”。对于精神文化来说,物质文化的丧失速度更快,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工艺,在现代技术和廉价工业品的冲击下很快失去了竞争和生存的能力。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异文化的撞击更为激烈,社会变革也更为剧烈。因而,人口较少民族比起人口较多民族,散杂居住的民族比起聚居的民族,文化丧失的可能性更大。
四、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
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两难选择。我们不能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阻止少数民族进入现代文化。
1.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对待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问题上,其核心问题就是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不能注重社会发展而牺牲民族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利用,应该与其他民族一样共存共荣,并能尽量保留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能分享现代文化带来的高质量生活。
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调查时,当询问德昂族在音乐、舞蹈、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回答说:群众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唱歌、跳舞。当人们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吃饭问题。解决生计问题主要靠发展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考虑经济发展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必须注意德昂族等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掘和利用的问题。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总是存在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互相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丰富多彩的民族,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一些失传后不可复得的东西:民族传统技艺,民间歌舞,口传文学、民族人文景观村镇、老民宅、民俗村等,要加强保护和发掘并传承下去。正在建设中的德昂族博物馆将对德昂文化的保护、整理、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保护与开发并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民族文化保护如果仅仅停留在图书馆保存几本民族古籍或在博物馆保存几件民族文物,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活的文化现象在德昂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消失,这种保护充其量只是起到凭吊失去的文明的作用。对德昂族的文化保护,最关键的是使活着的民间文化活跃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民族文化属于草根文化,扎根于乡村的泥土,其生命力就在于群众性。民族民间艺术如果失去了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参与,只变成少数艺术家的事情,它的生命也就不会长久。
3.抓好村寨文化建设。抓好民间文化建设,为老百姓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他们的文化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保护和发展德昂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最关键的是抓住村寨的文化建设。村寨文化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基础。一个德昂族村寨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社区。由于德昂族是按民族分寨聚居,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对外信息交流不畅,因此一个个德昂族村寨就是一个个星罗棋布的独立文化单元。做好民族村寨的文化建设工作,就抓住了德昂族民族文化生存的根本。在民族村寨的文化建设中,搞好广播、电视、网络和文化馆站建设的同时,以家庭为单位,恢复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恢复传承环境和条件,为继承民族文化,保留民族特点,是十分重要的。
云南省在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过程中确立了“先保护、后开发,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积累了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的经验。解决德昂族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问题,不仅可以促进西部大开发,更能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高元发.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德昂族[R].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