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理论篇1
[关键词]语境理论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差异
1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of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tothefactthatwhenpeoplecommunicate，theytakeforgrantedhowmuchthelistenerknowsaboutthesubjectunderdiscussion.inlow-contextcommunication，thelistenerknowsverylittleandmustbetoldpracticallyeverything.inhigh-contextcommunicationthelistenerisalready"contexted"anddoesnotneedtobegivenmuchbackground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2000:98)
3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身势来暗示对方，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L.a，poter，R.e&Stefani，L.a.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0.
[2]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Foundations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7.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2
关键词：关联理论文化意义差异翻译归化异化
近年来，语用学的众多理论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上，如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等。本文将结合语用学中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分析翻译的本质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然后结合Gutt的《关联与翻译：认知与语境》分析对英汉两种语言间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翻译时所做的策略选择。
一、关联理论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和关联原则。关联理论描述了话语本身和语境的关联性，核心是关联原则。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具体来说，关联理论把话语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包含“示意”（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两方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process），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示意―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process）（何兆熊，2003：433）。所谓“示意”，是指说话人把信息意图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而所谓“推理”，则指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示意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而获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一过程。
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何自然，1997：139）。说话人的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因为双方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达成“互明”（mutuallymanifest），达成了“互明”就能获取“最佳语境效果”，在信息和语境之间找到“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
关联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wilson，1986：30），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maximalrelevance）相吻合。而“交际原则”则认为，每一个示意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其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何自然所说，“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联系就越清楚；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何自然，1997：139）。
二、关联理论和翻译
Gutt首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因此翻译也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在第二个示意―推理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使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凸现了出来。译者从一个“没有发言权、身份低微的语言复制者”变成一个交际活动中“直面译语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者”（Gutt，1991：199）。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对趣闻逸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wilson，1986：142）。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语言信息和文化语境的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任何人的话语都有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个意义，语言交际双方不但要了解对方的明示，更要互明对方的暗含，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但是，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人一般不会说出有关意图的所有信息，对于那些交际双方都能不言自明的信息成分往往隐去而不予明说，这就构成了语义暗含。因此，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文化缺损”（culturaldefault），从而产生译文读者的理解困难。因此，译文能否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成为翻译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译者应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对导致“文化缺损”的原文明示信息推敲其暗含，以消除歧义，并将自己从原文中建构的心理认知图式选用恰当的译文形式准确转达给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营造译文读者所需的语境效果，与读者达成最大程度的认知互明，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译文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顾韵，2006：68）。
三、三种文化差异
1.文化差异在词语联想意义上的表现
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致使包含在语言词汇中的意义不同。不同文化会赋予同一种对象的不同联想意义。例如，“龙”（dragon）这种动物在英语和汉语中所引起的联想就不相同（何善芬，2002：164）。
在英语中，dragon的意思：1）凶猛的人；严厉警惕的守护人；2）专制的力量；罪恶势力；3）撒旦，魔鬼。如theolddragon（魔鬼），dragonish（凶暴的），dragonnade（使用军队迫害）等。
在汉语中，“龙”的意思：1）人君；2）才俊之士；3）饰以龙形的；4）高大的马，骏马。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
可见，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其指称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
2.文化差异在习语上的表现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其语言中的大量习语并不能在意义上一一对应，尤其是在语境的联想上差异较大。例如：“wheninRome，doastheRomansdo.”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他的认知语境中也许就不存在“Rome”这一概念。在翻译时，考虑到译文的受众，在中文表达时就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又例如中文里有“壮得像头牛”和“犟得像头牛”的表达，但是英文对“壮”和“犟”这种性格特质的联想明显是其它动物，在英语里有“asstrongasahorse”和“asstubbornasamule”。如果在翻译时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就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
3.文化差异在文学色彩上的表现
在翻译中，涉及文学典故时，文化差异性是最大的，也是译者最应小心处理的地方。翻译中，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掌握好灵活度，既不过死也不过活，即追求所谓动态对等；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并能尽量完成“搭桥”任务，使译文读者得到大致相等的反应。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黛玉葬花不成？”因而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Canthisbeanotherabsurdmaidcometoburyflowersliketaiyu?”hewonderedinsomeamusement.”ifso，she’stungShihimitatingHsiShih.”（HsiShihwasafam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ofYu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whichisn’toriginalbutrathertiresome）（杨宪益译《红楼梦》第34回）
显然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很少会包含中国的历史典故“东施效颦”的。因此不可直接简单地把人名音译。杨先生为了在译文中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先将“东施”和“西施”音译再增译，既传神又达意，有效地消除了理解障碍，与译文读者达成了认知环境中的互明，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东施效颦”这一充满民族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四、对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策略
Gutt（2001：132）认为化“暗含”为“明示”的方法有两种，即“间接翻译”（indirecttranslation）和“直接翻译”（directtranslation）。前者注重保持“认知效果的相似性”（dependonresemblanceincognitiveeffects），后者注重保持“语言特征的相似性”（dependonresemblanceinlinguisticproperties）。这也就是翻译界常说的顺应译语文体规约的归化性处理，以及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
1.归化处理
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并找到最佳关联，最常用的就是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性处理手法。在这一过程中，原文的异域色彩大多尽数丧失，而着重保留原文实质性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应对源语与译语间的这种共知环境的差异有清楚的了解并恰当地加以利用，明了哪些隐于明示之后的暗含需要明示，哪些不必重复，并能知道如何找到译文与读者的最佳关联。如：
多年以后，我给我的孩子又讲这只猴子的故事，讲到他被救了之后，保护师父历经艰险去西天取经。……孩子说，他干吗要跟着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笨师父去取一本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破经呢？他应该再大闹天宫。
manyyearslater，istartedtoamusemykidwiththesamestoryofthemonkey.afterhewassaved，heunderwenttheformidableordealswhileprotectinghismasterandperforminghisduty...Heasked，“what’sthepointofaccompanyingagood-for-nothingmasteronhistriptogetthoseworthlessscriptures?Heshouldhaverebelledagain.”
上例中“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的表达十分生动，在于激活汉语读者的心理认知图式，与话语产生相关联想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但因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这一类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在译文中如果加上这些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导致原文没有的含义，所以译文中省去了原文形象“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而只用简单的“performinghisduty”和“rebel”表达了汉语的语境效果，充分顾及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文化心理。
其实，在翻译英文谚语过程中，这种用汉语读者所熟知的形象或意境替换原谚语中的形象或意境比比皆是。例如，theshepherdwouldratherlosethewoolthanthesheep.（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因为给读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从而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
2.异化处理
除归化性处理之外，在译文处理过程中，还有一种是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我们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也就是Gutt所说的“直接翻译的阐释法”（theinterpretationofadirecttranslation）（1991：187）。阐释法能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的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clues）。但注释会打断译文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增加过多的处理努力。较好的办法是在该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说明该形象的一般性词语，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该形象，有效实现译文功能。例如：
中国传统年画如今已成为中外人士的热门收藏品。人们通常在新年即将到来的五天前把木刻年画贴在自家的窗户或大门上以祈福新年。
traditionalChinesenewYearpictures――alwaysapopularfolkartinruralareas――havenowbecomeahotcollector’sitemforbothChineseandforeigners.thewoodcutnewYearpicturesareusuallyputuponwindowsorwallsfivedaysbeforethenewYear’sDaytoexpressgoodwishesforthecomingyear.
中国传统年画的寓意，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外国人却无法将其字面明示信息和中国的过年文化联系在一起。译文的阐释性直译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读者产生了像中国人一样的联想，实现了原作者意欲表达的意图。尽管行文多少有些累赘，但读起来异域色彩浓郁，不会使读者生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实质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同时对与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的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原文作者的意图，认识到原文和译文语言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正确判断译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认识程度，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为译文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以达到最佳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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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mark，peter.approachesto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4］顾韵.从关联理论解读翻译策略［J］.大连大学学报，2006，（3）.
［5］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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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理论篇3
参考文献
[1]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3]赵 勇.运动休闲时代[n].武汉晚报，1996210227.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4
关键词：旅游差异化；差异化战略；研究述评；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7.010
1引言
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多元化、旅游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以旅游差异化推动旅游供给侧改革，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品差异化产生于产品的物理特征和其他市场混合因素，并于1980年提出著名的三大通用竞争战略理论，将差异化界定为企业为顾客提供的独特产品或服务，正式确立差异化战略这一概念。此后，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差异化的相关研究。国内将差异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较早出现在饭店业，邹统钎（1993）指出饭店业的竞争战略应针对目标市场的需求，尽量避免单一的价格竞争，努力寻求产品差异化，开展附加值的竞争。旅游差异化既可以来自于产生物理差异的“生产”和服务阶段，也可以来自于产生心理差异的营销阶段。
当前，国内在旅游差异化方面已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系统查阅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四方面评述旅游差异化研究进展，以期从中得到有益启发，促进国内旅游差异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化。
2旅游产品差异化研究
Shaw较早论及产品差异化，在他看来，产品差异化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其结果是企业创造了需求，同时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Chamberlin、edwardH以产品差异化的研究建立了垄断竞争理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发源之作。早期研究J为产品差异化来源于产品固有的物理因素、非物理因素和不是产品本身固有的辅助因素。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将产品差异划分为横向差异、纵向差异和产品特征。在纵向差异中服务差异是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把生产和服务阶段的物理差异，即横纵向差异界定为旅游产品差异化，将营销阶段的心理差异，即产品特征，归入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
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旅游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是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低价竞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实施产品差异化竞争战略是摆脱单一价格竞争的有效途径。
2.1旅游产品差异化与低价竞争
在旅游产品差异化与低价竞争关系研究方面，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被广泛运用，且研究对象集中于旅行社，认为创新是实现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有效途径。陈青雁（2009）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以及博弈分析方法，论证差异化竞争战略是当前旅行社应选择的策略方式。杨丽（2010）主要关注了差异化中的增值服务，探究旅行社如何通过增值服务来实现其产品的差异化。关华和赵黎明（2010）针对旅行社产品同质化与差异化的Bertrand价格竞争进行分析，据此提出旅行社实现差异化的策略，即淡化旅游产品的特殊性、细分消费者市场、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2.2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
对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的探讨，陈志永（2004）做出了较大贡献。他认为导致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有三：一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二是旅游产品的不可专利性；三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旅游消费群体和主观偏好尚未形成。特别地，陈志永（2011）还探究了乡村旅游地产品差异化经营不足的原因。研究指出：我国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缺失及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共池塘”资源特征给产品差异化带来了困难，而乡村旅游地的熟人社会关系使差异化经营需要面对高交易成本。
2.3旅游产品差异化个案研究
在旅游产品差异化个案研究方面，韩卢敏等（2008）、王玉英（2012）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省域、安徽休宁县县域案例地的旅游产品差异化开发；曾建明和肖洁（2010）以农家乐为典型业态对我国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差异化战略进行了探讨。更细微地，曾敏（2012）认为地域特色与情绪调动力是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两大驱动力，从一个设计师的视角，针对国内旅游纪念品的包装现状，阐述了“快乐的差异化”在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中的重要性。
综上，一方面，学者们对旅游产品价格竞争尤其是旅行社产品的低价竞争大为关注，这与旅游市场零负团费顽疾久治不愈的现状密切相关，体现了学术研究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原则。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多是重复借用博弈论模型来说明产品差异化不足造成了低价竞争，得出需要实施产品差异化的结论，在论及产品差异化具体策略时，与前半部分脱节。此外，当前主要从横向、纵向两方面定性地研究旅游产品差异化。如何确定差异化投资的临界点、保证差异化的效率，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杨丽（2010）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她建立了差异化模型，研究了差异化程度如何影响差异化效率，分析了旅游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3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
旅游市场营销要求了解旅游者的需求，旨在通过市场交换活动向旅游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其经营目标。旅游产品的产品特征主要表现为品牌，广告是加强品牌宣传的重要策略。旅游差异化不限于生产和服务阶段的物理差异，还包括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Stp理论――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选择（targeting）和定位（positioning）是战略营销的核心内容。
饭店差异化营销应寻求差异化变量和支持因素，在实施中坚持需求导向、动态均衡、系统操作、全程管理与攻心为上。旅游景区的差异化营销策略选择与组合需要关注从景区产品差异化到选定目标市场、从目标市场到市场定位、从市场定位到营销策略的整合推广三大重要转折，以实现由景区产品向景区品牌的转变。刘晓辉（2003）在做了贵州旅游市场细分与旅游资源Swot分析后，建议为旅游者提供多层次、差异化、档次不同的旅游产品，实施相应不同的市场营销组合，进行差异化服务。他强调的“差异化”与无差异大量营销相对。在民族地区的旅游营销中必须把民族要素考虑进去，突破常规，差异化思维，最终达成民族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赢格局。
张超（2009）构建了旅游产品信息性差异化模型，进而讨论旅游市场上规模经济、游客对产品特征的敏感度、广告技术、基于资源的产品种类分别对广告强度有何影响，体现了在目的地营销过程中，通过、传递产品信息来实现信息性差异化，从而实现旅游产品独特差异化过程的内在机制。
高静、焦勇（2014）在竞争分析框架下探讨旅游目的地如何运用品牌个性实现差异化定位。耿松涛与薛建（2015）开展了海口与三亚旅游形象差异化研究，得出基于遮蔽理论的海口与三亚差异化旅游发展策略是在旅游目的地协作基础上的差异化。
众多学者对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差异化营销进行了探索，强调了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具体落实差异化营销却流于表面，对差异化营销渠道的打造关注度不够。没充分考虑旅游产品与一般商品营销的异同，对策缺乏针对性。
4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
差异化战略即企业提供被全行业认可的独特产品或者服务，实施的方法包括独特的设计或者产品形象、技术实力、独特的功能、客户服务、经销商渠道等。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他的名著《差异化经营》中提出，差异化有速度和内容两大来源。
董建英和余良（2004）在分析旅游产品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波特的行业结构化分析理论，阐述了旅游企业实施差异化策略的优势，强调旅游企业要选择顾客所重视的、有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环节实施差异化，在产品、服务、人员、价格、售后服务、过程等环节努力。
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认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不能兼容。李东娟和熊胜绪（2011）提炼出经济型酒店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化战略的耦合因子，认为经济型酒店实现了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优化耦合。翁瑾（2008）研究传统旅游热点地区与新兴旅游热点地区的旅游发展路径，探索了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结论表明，极具地方特色的差异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营销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新兴旅游集聚中心的形成，这是成本领先与差异化兼容的体现。
关于遗产地差异化，钟士恩等（2015）构建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为古镇实现分级、分类评价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选择的指引。姚宏和（2015）以莫高窟为例，发现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需求具有差异化的特点，并深入分析感知差异的产生原因，提出遗产地景区差异化开发需从展示分区差异化、价值挖掘差异化和产品分层差异化三方面着手。
李东娟（2015）构建了“差异化战略-顾客价值-企业经营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在线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和情感要素差异化三个方面探讨在线旅游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路径，同时格外重视控制差异化成本。该研究开发了差异化战略度量量表，是主要创新点。
5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
差异化战略作为三大通用竞争战略之一具有个体逐利性，但不能忽视战略的群体互惠增长。旅游差异化不意味着截然不同，差异与同一是联系着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旅游产品的差异化、旅游差异化市场营销、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都只是在旅游者关注的某些价值维度的“标歧立异”，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的共性仍然存在，求同存异为旅游合作创造了可能。区域旅游一体化也需要差异化来避免发展的同质化，为区域旅游注入生机与活力。
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差异化下的合作、合作背景下的差异化、差异化与合作的交融三类。崔晓明等（2010）考察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合作，主张在旅游产品差异化视角下进行区域旅游合作；蒋丽芹和张丹（2012）则尝试从苏浙皖沪的差异和原因出发，借助于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提出实现三省一市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对策建议。桓占伟（2009）研究了一体化背景下郑汴旅游文化产业差异化发展，探讨郑汴旅游文化的不同特质、旅游文化产业的同质化困境，倡导差异化发展思路；李洪娜和赵亮（2009）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区域旅游合作过程中避免旅游产品同质竞争应采取的策略。杨丽（2013）将旅游产品差异化贯穿到旅游供应链的合作协调中，在研究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考虑到各旅游企业合作协调；在协调各旅游企业合作冲突中，同时考虑如何激励各旅游企业进行产品差异化，提出了基于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旅游供应链合作协调策略。
6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旅游差异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争相求新求异。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实施差异化战略以寻求竞争优势成为摆在广大旅游经营者面前的难题，使得加强旅游差异化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在旅游差异化研究中，我们应始终明确旅游现象是复杂的，旅游本质是单纯的。“人诗意地栖居”这一旅游本质不应被旅游差异化所掩盖。未来旅游差异化相关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6.1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
现今的旅游差异化研究零散地分布于产业组织、企业管理、人文地理等多个领域，旅游差异化、旅游差异、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差异化战略等多个概念之间界定模糊，需要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来规范旅游差异化相关学术研究，对已有成果进行整合。
6.2加大β糜尾钜旎战略效应的研究
旅游差异化战略的原因与过程，学者们给了大量关注，而对于结果的研究较少。可定量研究旅游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从效应研究中，明确应如何正确实施差异化战略。
6.3重视旅游差异化的风险研究
差异化战略包含一系列风险，如可能丧失部分客户、竞争对手的模仿、过度差异化等。现有的研究多关注旅游差异化在竞争优势建立方面的重大意义，而忽略了对风险的把控。今后的研究可尝试探讨影响旅游差异化风险的因素，有效规避战略风险。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2）.
[2]张超.论度假饭店产品的差异化路径――以希尔顿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5）：3639.
[3]朱有为，储震，陈柳.用差异化策略来赢取竞争优势――对我国旅行社低价竞争的思考[J].产业经济研究，2003，（02）：5661.
[4]赵阳，索志林.基于价格竞争理论的旅行社产品创新策略研究[J].商业研究，2010，（12）：9296.
[5]黄浏英.饭店营销新理念：差异化营销[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01）：5457.
[6]陈敬芝.论旅游景区的差异化营销策略选择与组合[J].企业经济，2012，（09）：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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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东娟.基于顾客价值的在线旅游企业差异化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5
关键词：跨文化管理；跨国公司；研究现状及不足
跨文化经营管理活动由来已久，它最早起源于国际间商业贸易的往来，那时的管理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跨文化管理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根据negandhi的考查，跨文化（cross-culture）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始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尼福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大规模的项目性研究①。在此之前，企业界及管理学界则很少注重文化的研究。
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了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而我国理论界才真正地开始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由于我们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深度、广度不够以及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限制，导致我国跨文化管理研究成果不太显著，进展比较缓慢。但随着我国企业更多地跨国经营、跨国经营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以及外国跨国企业在我国的深入融合和发展，通过有效利用跨文化管理这一手段，以化解中外企业因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达到跨文化的沟通及融合，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笔者在我国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跨文化管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基于成熟理论的应用研究（2）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3）案例研究（4）有关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研究。
一、基于成熟理论的应用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国外已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如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等）的分析维度，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进行比较，进而总结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提出建议。
钱珺，王桂琴（2003）基于卡尔德跨文化三层次模型，认为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差异、企业文化差异以及个体文化素养差异，同时基于霍夫斯特德的国家文化模型考察了文化维度对跨国并购企业管理的影响，认为在跨国并购中，企业应该恰当地运用跨文化管理，最终实现文化协同，提升企业的文化。异于跨国并购的视角，高嘉勇，王艳琼（2009）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模型分析了中国、俄罗斯等六国间商业广告中的文化差异阐明文化差异在广告跨文化中的重要影响，以求对企业全球化经营以及跨国广告的创意设计有所裨益。
宋冬梅，李国振（2006）以特朗皮纳斯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工具，通过对中欧国际商学院的中国和欧美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找出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别以及对跨文化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不会由于教育、语言水平的趋同而消失，文化差异将为跨文化管理带来重要影响。不同于卡尔德跨文化三层次模型，苏宗伟，吴艳丰（2009）以新加坡在华企业为例，认为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同时基于特朗皮纳斯的文化理论分析比较了中新两国民族文化的差异，并在总结新加坡在华企业文化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借鉴“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来实施跨文化的人为管理的策略。
这类研究主要是应用已有理论框架及其分析维度来研究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理论维度，不同视角来更加深入地认识跨文化管理。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已有理论及其分析维度在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对等性和测量对等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通过应用这些理论发展出适合中国情境的跨文化理论。
二、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
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还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的是，这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普遍，主要是针对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面对的各种跨文化管理的障碍进行理论研究，如跨文化管理的内涵、利弊及策略等。
（一）跨文化管理的内涵
跨文化管理的主体是企业，手段是文化，对象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虽然跨文化管理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是，跨文化管理（或交叉文化管理）是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是对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事、物的管理，它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间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汁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最合理地配置企业资源，特别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赵曙明、张捷（2005））。②
（二）跨文化管理的基础研究
1.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有关文化对组织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差异论”和“权变理论”。差异论强调了文化的差异问题及对文化差异的整合协调；而权变理论认为由于全球管理人员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尽管各公司在技术、结构及全球定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并不一定都需要进行跨文化管理。而且大多数学者也都主张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研究跨文化问题，并强调跨文化管理的重要性。③把文化差异作为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切入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基于这一视角，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相关研究普遍接受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进而在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产生了文化冲突，而跨文化管理的核心就是有效地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协同与整合。
2.跨文化管理的整合策略
之所以把整合策略也纳入理论研究，是因为目前的相关整合策略较少是基于跨文化管理实践研究得出的，但这些策略中不乏新的观点，对于我们制定跨文化管理策略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加拿大著名跨文化组织管理学家南希·爱德勒提出了解决跨文化冲突的三种方案：凌越、折衷、融合；相应地，跨文化管理模式也主要有三种：占领式、共存式、融合创新式。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对于大多数跨国企业而言，通过融合的方式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精华，形成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是适应跨国文化环境，降低文化障碍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最佳选择。（周桂荣，齐善鸿（2007）等）。而其他学者从另一角度也提出了有效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策略，如本土化策略、标准化策略、全球化策略、文化创新策略、文化渗透策略、文化互补策略、文化规避策略等（李彦亮（2006）等）。
在引用外国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始了中国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虽然更多的是理论研究，但对于弥补我国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空白，解决跨文化的认知及继续研究问题，具有极大的贡献。此外，这些研究中的很多视角都值得我们在后继研究中继续探讨。
三、案例研究
这里的案例大多是以合资企业为例，在对合资企业双方文化差异等的对比分析基础上，提出跨文化管理研究的新视角，以期实现有效地文化整合和跨文化管理实践。
唐炎钊，陆玮（2005）认为文化维度理论和文化比较理论在研究视角上均存在不足之处，并在继承传统跨文化管理的基础上，以跨文化企业内部为研究视角，构建了跨文化管理的“钻石结构”模型，并对大亚湾核电跨文化管理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唐炎钊等研究案例不同，陈晓云等（2005）以汽车行业为例，认为汽车工业的国际化将取决于其跨文化管理能力，为了了解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影响，选择了中德合资等五家合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合资汽车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中，中外文化之间存在着融合区和冲突区，并且基于上海汽车的4S跨文化管理框架及其共同利益思想，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跨文化管理模型。
范作申（2005）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例，认为企业经营文化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积极性与消极性等特征，并在双方交流与合作中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经营中产生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实现中日企业管理模式的“杂交”，创造出相互融合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董琳，黎永泰（2009）则以中—欧合作企业为例，认为合作企业的成功，既得益于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良好发展，更有赖于准确理解各方企业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策略方面，认为中欧双方均需在跨文化管理的管理目标取向方面动态调整策略，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
侧重跨文化管理模式的研究中，敖依昌，王渝（2009）通过中美两大管理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中美合资企业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公司为典型案例，探讨了跨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认为要实现跨文化管理的有机整合，必须以标准化为基本框架，以本土化为变通，两者有机互补、构建具有动态调节机制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在基于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不同合资企业的跨文化实践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跨文化管理的模型。这些模型是在中国情境中提出的，更加契合中国特色，同时也为深入研究我国跨文化管理提供了方向，但因这些模型更多是基于合资企业，是否适用其他跨国企业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有关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相当广泛，所以在跨文化研究中不应仅将观察到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这样解释会过于笼统。研究者需要解构文化，即用某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异来解释研究得到的差异现象。而如何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把文化分解成不同的维度，在测量对象和测量工具方面建立规范的参照系，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是目前我国跨文化管理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今后最值得关注和继续研究的。
现今用来评价跨文化管理有效性的指标体系大多采用国外已有的成熟量表，对于这些评价指标/维度，许多学者都作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④⑤。
在我国进行相关研究较早的是台湾企业和学术界。在本土化量表中，郑伯壎的VoCS（ValuesinorganizationalCulturalScale）在中国文化测量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开创性。这份量表一共有83个题项，分为九个维度：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刘丽珍（2007））。
其他的学者也作了相关研究，如何丽红，周慧（2008）基于跨文化冲突的融合度、社会责任度、员工之间冲突的融合度及跨文化管理的创新度等方面，构建了在华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张洪烈，潘雪冬（2011）基于内外部因素构建了适合我国外派人员的跨文化管理有效性指标体系，并以云南省的跨国公司外派到东南亚国家的人员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该指标体系的内部因索包括跨文化悟性及认同能力、跨文化人际交往能力和跨文化心理认知及管理能力等三类20个衡量指标。外部因素由外派人员的选聘、外派人员的培训、外派人员家庭成员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以及跨国公司的外派支持管理等21项衡量指标组成。
如前所述，这类研究是我国跨文化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目前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而言，只能算作了初步的尝试，相应的测试量表也尚未设计，进而其信效度、普适性等都还有待定量研究和验证。
五、结语
尽管我国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其中也不乏中国情境下的创新性研究，这些研究中也都有值得借鉴并继续研究的地方，如案例研究、有关跨文化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等，但这些研究都只能算是初步的研究，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地设计组织文化战略和结构；了解和预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跨文化适用性等方面。
虽然笔者认为我国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但其相应的分类标准和归纳总结是否合理，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一流的管理需要有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要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使中国模式也达到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那样的影响力，必须培育出世界级的大企业和企业家，这不仅是理论界的巨大的挑战，更是企业界的巨大挑战。因此，我国要想真正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管理，必须培养更多的具有全球观念的人力资本；而在理论研究上，还需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创新研究视角、不断探索研究方法。倘若我国的跨文化研究要想更多的得到国际的认可，必须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规范。■
注释：
①万君宝.西方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层次分析与时间演进——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9（4）：94。
②此外，类似定义的学者还有，范作申（2005），李彦亮（2006），周桂荣、齐善鸿（2008），张洪烈，潘雪冬（2011）等。
③肖伟.基于动态平衡模型的虚拟团队跨文化管理框架体系，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3（10）：5。
④项保华，刘丽珍.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测量研究综述，上海管理科学，2007，29（4）：43-46。
⑤刘明.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分维研究述评，科技管理研究，2009（6）：541-54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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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曙明，张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整合策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42（5）：32-41。
[12]周桂荣，齐善鸿.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管理与文化进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29（5）：157-159。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6
[关键词]翻译实践；归化；异化；探讨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7-103-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植根于文化，文化影响着语言。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交流的需要，翻译就应运而生。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主要手段，是一种词汇的双向流动，必须要考虑到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作为主要的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归化”与“异化”的说法已经突破了语言本身的束缚，“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本文旨在从翻译实践中探究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两种翻译理论：归化及异化
（一）归化理论
奈达从圣经翻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的“归化”理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译文应该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也可以说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他认为“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读者反映应该是译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面对持“异化”翻译观点的学者提出的质疑，“归化”论认为“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归化翻译以删除原语文化特征的方式来避免文化冲突。
（二）异化理论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异化论的代表人物是韦努蒂。他提出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他主张在翻译中不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将源文化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体会到“异国风情”。同时也要相信读者有能力通过“异化”的翻译了解从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中的内容。
二、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运用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地理、政治及经济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东方以佛教、道教为主，而西方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因此在翻译佛祖、上帝一类的词汇时就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英语谚语是深深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是人们智慧的体现和文化的反映。由于东西方相似的经历和意识，我们可以在很多谚语当中找到相似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图。例如：“manyhandsmakelightwork.”翻译为人多好办事。“Strikewhiletheironishot.”翻译为趁热打铁。但是绝大多数的谚语需要通过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方法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归化翻译以传达谚语内容为主要出发点，可以舍弃原本的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比喻或是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谚语的真正意义。例如：在翻译“everyJackhashisJill.”时如果按照异化的方法翻译为“每个杰克都有他的吉尔。”那么读者将会不知所云。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杰克和吉尔在英语文化中的真正意义，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杰克和吉尔泛指男人与女人，所以翻译为“人各有偶。”更为恰当。在翻译“Speakofdevilandhewillappear.”时如果将“devil”一词翻译为“魔鬼”，那么整个谚语的意思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翻译为“说曹操，曹操到。”更为恰当。类似的例子还有将“eastorwest，homeisbest.”翻译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是，我们要注意了解“异域风情”是我们翻译谚语的主要目的，谚语是我们了解西方地域文化，人文风情，宗教习俗的重要途径。因此保留原语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和浓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是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在翻译“abirdinthehandisworthtwointhebush.”时，我们可以采用异化翻译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可以归化翻译为“十赊不如一现。”但是归化译法中舍弃掉了原文生动的形象，虽然也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可是却无法保留谚语的味道，失去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归化和异化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之分，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前者主要以目的语为出发点，以读者的感受与理解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后者主要以源语为出发点，以将异国风情介绍给读者为主要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要结合翻译的目的，类型，具体的实例和语言环境，以求最大程度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殿兴.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a].见：罗新章.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7
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作家，能在前卫的互联网背景下，重新恢复活力的，应该说绝无仅有，但张伯仑可能就是一位。
深入研究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张伯仑。所谓“重新发现”，是指越过垄断竞争。深入到价值论，挖掘张伯仑异质性思想与互联网下一代经济的内在关联。
华夏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周文译本的《垄断竞争理论》(以下简称周译本)，是继三联书店郭家麟译本(以下简称郭译本)之后，51年内，张伯仑这一名著在中国首次重见天日。
张伯仑的这本《垄断竞争理论》是公认的经典，但不仅没有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而且长达半个世纪，见不到中文版再版(1958年的郭译本仅印了2300本)。这件事太不寻常了，与张伯仑理论的地位和影响完全不相称。
我在知道有周文译本之前，曾专门致函一家著名出版机构，强烈要求重出此著。主要理由是：张伯仑理论有三位显赫的继承者，分别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权威――斯蒂格里茨，罗默和克鲁格曼――其中两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当红者，而且《垄断竞争理论》有可能对下一代经济的前沿问题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张伯仑思想现在仍有生命力，而且可能在下一代经济背景下进一步“复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两个张伯仓：同质性范式与异质性范式。
理论经济学是建立在同质性假定上的，而张伯仑的价值理论却建立在异质性(Heterogeneity)假定上。
张伯仑是正统理论经济学家中极为罕见的认同异质性假设的一位。发现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异质性，包括个性化、多元化。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经济的主流现象；当理论经济学无法面对这种现实时，张伯仓的价值理论中的这个异端部分，反而有可能焕发出新的活力，可以成为差异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的理论渊源。
西方经济学接受垄断竞争理论作为标准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在分割了张伯仑的价值理论与实证理论、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是把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与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等量齐观，都当作同质化假设前提下的标准理论(“尽管罗宾逊夫人和我的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两种理论应当是一致的”)。
这并非张伯仑本意，张伯仑阐述“产品差异与价值理论”时，分明对同质性假定提出了范式经济学(规范经济学)意义上的根本质疑，他要提出的是“一种明确关于非同质产品的理论”。由此我们发现存在“两个张伯仑”的问题：同质性的张伯仑与异质性的张伯仑，哪个才是真正的张伯仑?
周译本是根据原著第七版(收入了1956年的新内容)翻译的，增加了郭译本(根据1939年哈佛版翻译)中没有的第九章《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区别》。在这一章中，张伯仓激烈地抨击罗宾逊夫人，说“她否认了‘产品差异’”，而澄清自己说，“为了在理论中包含‘每个生产者周围条件的差异’，这一假设(按指同质假设)最终将被取消，在每个生产者对他自己的产品具有垄断控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是异质性天生的伴随物”。可见，张伯仑在实证理论中暂时接受同质性假设，只是一种理论策略，与其价值理论取向是不同的。
根据张伯仑对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区别的辨析。我们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二者的实质性的区分在于是否认可异质性。张伯仑认为罗宾逊夫人将异质性排除，将作为异质性的垄断排除出去了。而这样的不完全竞争，只不过是完全竞争的不完全化，换言之，是同质性竞争的不完全化。而张伯仑显然不光要考虑同质化的垄断，还要考虑异质化的垄断。
在张伯仑的语义中，垄断差不多是产品差异的同义语(“差别与一种产品的完全垄断是一致的”)，垄断与今天说的个性化定制差不多。一般这被认为是一种垄断取消论，即垄断是不存在的，所谓垄断只不过是异质性产品之间的完全竞争。郭译本的“出版者说明”就认为张伯仑的理论主旨在于“替垄断资本主义作辩护”，在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这种说法放在小批量多品种的互联网经济条件下，需要重新推敲。在互联阿经济中，一对一营销是不是一种垄断?一个产品只有一件，只针对一位顾客，能说是垄断吗?如果说这是垄断，正好就落入了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的解释区间：产品差异化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垄断。张伯仑从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矛盾中，揭示出这种“垄断的悖论”，是有现实根据的。江浙经济中的利基竞争和知识时代的专利竞争都属完全竞争的垄断，同质化的“中国制造”需要向差异化的“中国品牌”转变，恰好说明张伯仑理论中被排除出正统的部分，深具现实意义，值得“复活”。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目的语(target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或“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p277)。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iseeasilver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timidasa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aducktowater
多如牛毛asplentifulas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astone’sthrow
水中捞月tofishintheair
身壮如牛asstrongasahorse(陈安定,1998,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p67)。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as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p63)。再如,英语成语“springuplike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p67),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thinksbyinfection,catchinganopinionlikea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郭建中,2000,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郭建中,2000,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god)”,没有“天”。然而,《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1995-2004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p79)。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p279)。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proposes,god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god)”。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p137)。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cousinebette和lepere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谢天振,1999,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谢天振,1999,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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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天振1译介学[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9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文化差异的理论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同一性差异性
“认同”一词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same),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简金斯在考察“认同”一词的英文含义时赋予了“认同”一词“同一性”和“独特性”双重含义,即“认同”一词中既包含“相似”(similarity),又包含“差别”(difference)。笔者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出发,对这一过程中认同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如何构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同。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同一性
“认同”在英语中既可表示为identity,又可表示为identification,当作后一种表示时,是对社会道德规范、准则、德性等的认同,也就是一种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趋向于一种群体观念,一种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具有的共同观念,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一致性就表现为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施教和受教的过程中达到社会认同的趋同。
1.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认同的目标价值的同一性
哈贝马斯曾对社会认同提出质疑,提出了“现代社会有没有一种认同”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思考。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对认同的同一性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但任何独立的国家、民族及社会群体都会有一种主导的价值取向,取得了这种主导价值取向的一致,也就达到了认同的同一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帮助大学生真正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逐步树立科学的政治信仰、正确的人生态度及理性的价值判断来达到。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过程,就是受教育者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与达成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在目标价值上是一致的,双方都是指向大学生的社会成长。
2.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认同的同一性的决定条件
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同一性首先取决于教师的社会认同。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的施教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对社会的主流价值、文化等思想观念的态度及对其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经过教师的理解加工后的实践性知识。教师在传授学生关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前,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会认同的过程,教师的社会认同的态度及对社会主流规范、原则、观念与行为的认可、接受、实践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社会认同。
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同一性其次取决于教师的传授能力。这既包括教师的理论素养,又包括教师的实践能力。教师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理论的阐释让学生形成理论思维,通过理论思考进行价值甄别和判断,探求理论意义并导向理论认同。同时,教师通过实践中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社会认同进行引导和强化,使之逐渐内化为自我需要,达到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致。
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同一性还取决于学生的主动自觉。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只是“引导者”的角色,而“‘引导’这种形态具有间接性、暗示性和促进性,其特征是学生主动自觉地进行某项活动,并得到长足发展”。[1]没有学生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师的社会认同就不能内化为学生的社会认同,双方社会认同的一致便无从谈起。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差异性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差异性的表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差异性表现为教师个体认同的差异性、师生认同的差异性及学生个体认同的差异性,它们集中反映为不同的社会认同态度。即不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不同的社会认同态度、同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师生不同的社会认同态度及不同学生所表现出的社会认同态度的不同。至于不同的教师由于知识背景、社会环境、认知水平、行为方式等不同,对具体内容的阐释度的不同、对学生社会认同的引导方式不同及施教过程与学生的受教过程不同步所表现出的“授”与“受”的偏差、“教化”与“修养”的偏差等只是认同程度上的差异,不是认同的差异性的问题。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认同的差异和差异性的认识
第一,认同既包含着同一性,也包含着差异性,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此的同一性也就构成了与彼的差异性。正如简金斯所说,一个人的前后同一性或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他人”或“他们”的差别。[2]
第二,认同的差异是可以并需要通过引导和整合使之趋于一致的。正如欧文・拉兹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在一个多种文化的星球上,产生于多样性的那种差别需要整合来加以平衡”。[3]认同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来源,但“多”并不代表“杂”,需要在寻求一致中进行有序整合,即“同质异构”。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同构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同构筑过程,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消解认同的差异性,强化认同的同一性的过程。这一消解和强化过程,既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引导促进,又需要受教育者的主体参与,只有在双方不断的互动实践中才能完成这一认同过程。
1.在内向性与外向性统一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认同的同一性
这种内向性与外向性的统一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外统一:一方面是教师自身向内的消化与向外的输出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学生主体向内的接收与向外的践履的统一。
教师层面的内外统一既要求教师的理论修为和教学艺术,又要求教师的身体力行,特别是对教师的个人修养和个人魅力提出了要求。因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是完成社会认同的基础,没有这种认可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便不会导向主流价值观念的社会认同的过程。这一论点在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那里得到了印证。他在《社会心理学入门》一书中指出:“认同的关键成分是吸引,即被认同者对个人的吸引。”“如果一个人发现某个团体或个人在某一方面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他就会由于喜欢该团体或个人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类似的准则和态度――不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而只是为了和那个人一样。”[4]
学生层面的内外统一既强调学生个体的情感内化,又强调学生个体的行为外化,即情感上将社会所倡导的主流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内化为自己的内心信念,并通过模仿等形式使其外化并与之趋于一致,形成稳定的心理和行为习惯。这种不断内化的心理过程和外化的模仿过程就是认同的过程。
教师层面的内外统一和学生层面的内外统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教师的内外统一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内外统一,而学生的内外统一又有利于深化教师的内外统一。在师生双向的内外统一的不断互动中,认同的同一性得到了强化。
2.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过程中不断消解认同的差异性
这种一般性指的是目的层面上的建立在相同文化特质基础上的主导价值的共同性,而特殊性指的是实践手段层面上的多样性和内容结构上的丰富性。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5],认同的差异性来自于认同主体所理解和建构的意义不同。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要不断消解认同的差异性,就要不断建构起师生双方共同的意义感、价值感和地位感。这种共同的意义感是基于相同的文化特质的,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公民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任何社会共同体(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特定的主导价值观来整合社会观念,凝聚精神力量,这种主导价值观是社会构成的“黏合剂”。建立在文化特质上的价值目标是统一的,不是分散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以是多样的。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多样性,通过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丰富不断满足学生的多样性需求,另一方面,教师应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通过教学过程的渗透来整合和平衡不同的价值诉求,引导其不断接近主流价值观念。
不断消解认同的差异性,需要寻求主导价值上的一致,但同时,这种一致并不是机械的、僵化的,而是在对不同的价值诉求的动态整合中形成的。价值主体的多样性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要求不同的手段和方式进行有序整合,达到与主导价值的一致。因此,主导价值的一般性并不否认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带来整合手段和方式上的特殊性。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断统一中,不断寻求主导价值的一致,建构起相同的意义感,逐渐消解认同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余玉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张向东.认同的概念辨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6,(3).
[3]欧文・拉兹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