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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15:37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1

历史教学中学生的历史阅读是最基本的学习活动。随着新一轮课改和素质教育的深入贯彻,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阅读习惯,掌握必要的历史阅读技能变得尤为重要。但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调查了解到当前大部分中学生的历史阅读能力普遍不足,断章取义、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等懒读、误读、错读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前中学生历史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缺失,历史阅读兴趣不足。历史课虽然是中学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受到当前教学体制,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学生普遍不重视历史,不少学生将其视为副科,态度不端正、学习目的不明确,动机不足。特别对高一新生来说,面对学业转型期,进入高中后课业压力增大,课程增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少,对历史课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兴趣不浓厚,平时敷衍了事,考试临时抱佛脚。调查了解到,超过六成以上的学生对历史教材阅读的兴趣一般。即使感兴趣的原因也多是出于考试的需要。五成学生认为历史阅读是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两成学生阅读是为了完成老师安排的学习任务,只有三成左右的学生是为了获取历史知识,开阔视野。 

二是学生没有良好的阅读态度和习惯。首先是阅读的内容不全面,以应付敷衍式的态度选择性地关注教材文字关键部分。历史阅读根据载体不同可分为文本阅读能力及非文本阅读能力。前者即历史文字阅读能力,后者是指除了文字记载以外一切资料形式的总和,包括历史文物、影视资料等。就历史教材而言,一般有封面、专题目录、专题导言等相关素材结合而成,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用。封面以图画的形式感性直观地涉及教材主题,例如,通用版教材选修三讲得是“战争与和平”,所以封面图有目的地选择二十世纪影响最为深刻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经典照片;目录则是一册教材的知识概括,帮助理清知识脉络和结构;又如专题导言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背景及本专题的主要线索等。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学生不到一成;六成以上的学生对除正文外的其他资料视而不见;三成学生选择一扫而过,未加分析,更别提深入理解。其次是不少学生缺乏边阅读边做笔记的习惯,即使做也未能做到位。好的阅读笔记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记忆,但教学实践中部分学生未能有效利用起来。或是阅读时抓不住关键的字句,提炼不出核心思想,尤其是对于篇幅较长的材料往往无法抓住其主旨大意;或是做笔记时将教材中的整段甚至是整页文字皆用同一色彩的笔勾画,致使无重难点。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学生在阅读时只是偶尔做读书笔记,真正能每次做读书笔记的一成不到。事实上,传统课堂上教师已经用板书帮学生提炼了笔记,用来揭示教材的内在知识结构。但教学实践中发现大部分学生只是随意摘抄板书,摘抄的学生或存在字迹不清、框架模糊的现象。历史笔记做不好,不但会增加记忆的负担,而且难以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将书本越读越厚,会出现有的学生花了大量时间复习但成绩仍不理想,更别提历史学科的思维发散,分析综合的锻炼了。再次是缺乏问题意识。任何学习过程当中质疑问难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学生完成阅读后,质疑有助于检查阅读的效果,是提高阅读能力的关键。但在教学中,学生过度依赖教师的指点,遇到疑难时,能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请教别人或利用网络、工具书等资料查阅的学生寥寥无几。质疑精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课堂里消失了,学生甚至一些教师都认同教材的结论,考试也依据教材,没有个人见解,这样不利于学生个性的成长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三是教师教学观念较为狭隘。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更深厚的教育基础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教学技能。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还局限在应试教育中,习惯性地采用简单化的“一言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选择哪个知识点设计情境、选用哪些历史资料和提出哪些问题都由教师包揽,把学生置于被动、次要的地位。教师主要考虑按计划按时完成教学任务,以应付学考、高考,往往不重视甚至忽略那些能够让学生自主参与的阅读课堂互动安排。这还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旧式教法,不同的是,屏幕替换了黑板,而鼠标则取代了粉笔的角色而已。学生的中心地位和主体地位并没有凸显出来,学生主动探求知识的欲望也没有被激发。这种过于重传递而不重探索的教学方法致使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养成被动接受的习惯,缺乏主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由此观之,当前中学生历史阅读存在问题是教育转型期间教育体制改革产生的问题,是教师与学生课堂上未能实现良性互动的结果,提升学生历史阅读能力,需要从课堂中来,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实现教学相长,回到课堂中解决问题。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2

〔关键词〕潘天寿中国画教育价值局限

潘天寿,作为一位伟大的中国画大师和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在一个文化和社会都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自觉地从中国画的内部去发现问题,为促进传统中国画教育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融合进行了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正是他自信而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借古开今”的艺术主张,在当时社会过于“崇洋”而漠视民族艺术传统的形势下打破了中国画单一发展的局面,使中国画教学保持了自身的传统特色。尽管不能忽视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但鉴于那个时代中国画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共同性,所以,在今天这个强调文化多元并存的后现代社会,对潘天寿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进行回顾和反思,仍将为中国画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一、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的形成

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形成于国立杭州艺专。这所创办于1928年的老校(初名杭州国立艺术院,1930年秋改名为国立杭州艺专),在首任院长林风眠“调和中西”的艺术发展基调下,从一开始其中国画教育就充满波折。建校仅半年,为扭转中西画学科各执一词、互相轻视的对立状况,学校提出了中西合系的教学模式,学生中西画双科兼修,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却明显倾向于西画。比如从课程安排来看,1930年油画与国画周课时比为20:4,1934年油画与国画周课时比为24:9;在教师比例上,西画与国画为4:1。1而且当时,中国画本身也缺少一套学校的教育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社会上又视国画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所以学生普遍都不喜欢中国画。对于这种情况,任艺专中国画主任教授的潘天寿深为不满,逐渐萌生了教学改革的想法。经过他不断倡议,1939年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艺专的绘画系重新分为国画系和西画系,国画系由潘天寿主持教学和研究。只是战争环境中连日常的教学工作都难以为继,潘天寿的教育主张自然也无法完全实现。1944年他受聘出任国立艺专校长,这时他才真正开始他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他邀谢海燕(谢是从事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者)任教务处长,邀吴之(吴的中国画创作多传统风格)任国画系主任,为学校延揽了大批人才,使艺专出现了中兴局面。可是1949年解放之后,为培养符合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普及型美术人才,国立艺专根据老解放区的美术教育经验对学校原有的教学进行了改造。当时,全国文化、教育界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与文艺整风运动,其间对中国画和中国画家的看法,从他们的艺术理论到创作实践,差不多全盘否定。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艺专将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传统中国画作为“封建残余”被扔到了角落里。即便1954年绘画系又分成彩墨画、油画、版画三科,“中国画”仍被“彩墨画”所代替。1955年,彩墨画独立建系,提出“以人物画为主(山水、花鸟画为辅),以写生为主(临摹为辅),以工笔为主(写意为辅)”的教学方针,但极少教授传统技法,与潘天寿设计的教学思路大相径庭。直到1957年,在民族传统、民族遗产受到重视的形势下中国画系才得以真正恢复,潘天寿也被任命为学院的副院长。作为美院院长,他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中国画教育模式。1959年,潘天寿升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这为他的中国画教育模式的最后定格并推广提供了可能。

教育模式是教育观的具体化,教育观又是由个人的文化价值观来决定的。我们谈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自然绕不开对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了解和认识。

二、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

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是围绕着“振兴民族艺术”这个中心,以“人格教育”为主干,以“学识修养”为支撑,以“借古开今”为途径,以“创新精神”为动力,以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为内容展开的,其精神实质是民族精神的构建与重振。这一美术教育观的文化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儒家教育思想。从本质上说儒家教育思想是以“成人”为主流的。所谓“成人”,就是通过教育,将自然的人培养成人格健全、能自立于社会的人,反映在艺术教育方面,即注重艺术教育陶冶心灵、品操的功能,培养“美”“善”兼备的人才,以实现“仁”或“天下大治”的理想。潘天寿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和熏陶,他选择艺术,致力于艺术,终极目的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是为了道德完善,并因此有功于国家、民族与社会。所以他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做一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的人格教育观;二、重视学识修养的全面教育观;三、“借古开今”的艺术传承发展观;四、强调独创精神的创新教育观。落实到中国画教育中,他指出学习传统的方法大体是:“(一)从事中国画技术基础的锻炼;(二)注意诗文书法金石之辅助;(三)骈考画史、画理及古书画之鉴赏;最后的重点,在于品德与胸襟的修养。持之以恒,不求速成,自然能得水到渠成之妙。”2

三、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可谓其美术教育思想具体、全面而系统的体现。在潘天寿的文化意识中,他所指向的传统更多的是中国文人精英的思想,尤其是明清文人传统,所以他所推崇的中国画传统也主要指“文人画”。传统文人画重视画家的人品、修养,这修养又主要由诗、书、画、印四部分组成,所以,潘天寿是按照“诗书画印”四全的艺术标准来设计他的教学体系的。其中国画教育模式的目标,就是培养与造就新一代的中国文人画家。在这个目标之下,潘天寿中国画教学的课程体系围绕画内技术和画外修养两个部分展开。

先说“画内技术”。潘天寿以文人画的标准来选定“画内技术”的教学内容,包括笔墨训练、构图训练、造型训练与诗词题跋等。关于笔墨训练,潘天寿强调“墨线”是中国画形象的基础,且特别重视中国画学生的书法基础,所以他把“白描”“双钩”等传统技法作为中国画各科的基础,提倡学生通过临摹古代的经典作品来体悟笔墨的运用,并重视“书法”的训练。关于构图训练,这是潘天寿最具独创性和建设性的教学内容,他参照西方美术教育系统化、规范化的训练模式,把“中国画布局”作了科学量化处理,严谨周密,使其极适应班级式课堂教学。造型训练虽然不是潘天寿中国画教学体系中的强项,但他同样十分重视。他曾说:“作为基本训练,中国画系学生,学一点西洋素描,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因为在今天练习捉形,西洋捉形的方法,也应知道一些。”3他把“造型”形象地说成“捉形”,即“捉”动态,抓“神气”。一个“捉”字道出了中国画造型不能仅仅依靠于素描,因为中国画强调的是传神写意而不是真实再现。所以,潘天寿虽然不反对素描对造型训练的积极意义,但他并不主张把素描作为中国画专业的基础课。他说:“中国的绘画有它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学习中国的艺术,应以中国的方法为基础。”5因而,他更提倡用“线”的白描方式去造型,而且特别强调速写在造型过程中的训练意义:“今天,中国画系学生要画白描、双勾,但画些西洋素描中用线多而明暗少的细致些的速写,确实是必要的。一是取其训练对对象写生;再是取其画得快,不浪费摸明暗调子的时间;另外则是取其线多,与中国画用线关联。这可以使学生以快速的手法用线抓对象的姿态、动作、神情,有助于群像的动态和布局。这就是用西洋素描中速写的长处,来补中国画写生捉形不够、与对象缺少关联的缺点。这可以加强中国画的基本训练,我是十分赞同的。”4

“诗词题跋”是潘天寿中国画教育中极为独特的内容,它存在于潘天寿的教育模式中,今天并没有推广。按照传统文人画“画内技术”的标准,“诗词题跋”确实是个基本功,它包括“诗文”撰写的水平,尤其是与画面意境的贴合程度,再就是画家的书法水平以及安放在画面的位置,这又涉及到画面构图。从传统文人画画面构成的要求而言,诗词题跋既反映了画家驾驭画面的能力,同时也折射出画家的“画外修养”。在潘天寿的认识中这一点至为重要,他执掌浙江美院期间,一直视其为中国画专业最为重要的基本功之一。

而“画外修养”方面的教学内容则包括诗文、书法、篆刻、古典文学、画史画论等,前三者是他对新中国文人画“四能”的基本要求,后面的内容则属于文化水平的修养,也是理解传统的基本功。这些内容在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中都是作为必修课开设的。潘天寿正是靠着这一内一外两方面共同构筑着他心目中的新中国文人画生力军。

为使这些内容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潘天寿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国画作为传统画种,无法完全搬用西式教学模式,但传统的师徒传授也缺少系统性、科学性而不适合现代学校教育,于是,潘天寿在传统“临摹”“自学”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强调“目识心记”和“直觉―意会”的学习方法,当然这种方法更适用于“临摹”与“写生”教学。“临摹”除了学笔墨、学造型,更重要的是学古人“目识心记”与“意会”的方法,“直觉―意会”正好将初“看”之感受与反复“看”之“经验”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写生”中获得创作灵感。

总结一下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的内容,他设定的教育目标为培养“新中国文人画”人才,为此,该模式着重在学生的“画内技术”与“画外修养”上下功夫,既强调学生对造型、笔墨与构图等技术性因素的掌握,也注重对诗文、书法、篆刻、画史画论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借鉴传统“目识心记”与“直觉―意会”的方法,强调“临摹”在学习中的重要性。

四、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的价值与局限

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教育和创作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培养了许多山水、花鸟画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学院的导向与文化选择的认可,社会也开始普遍关注这些题材的中国画创作,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画学校教育为人物画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个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具有较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较强的创作能力,能够把握传统文化、传统绘画的立足点和艺术的时代方向。这些效果在浙美二三代的中国画家身上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世纪,人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对传统中国画又有了较多的亲切感,呼唤传统、回归传统受到普遍重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潘天寿的中国画教育模式更为人所重视。

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虽然传统特色较多,但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合理成分,比如班级教学形式,以写生来加强造型训练等,这便使得传统中国画承传中所依赖的“感”与“悟”的认知方式有了相对固定的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具有普适的意义。比如说,学生通过“目识心记”获得的对象形态记忆是有限的、模糊的,潘天寿从西式绘画教学中提取“速写”与“慢写”的方法,前者侧重于“直觉”的捕捉,后者基于“思考”慢慢地进行分析性表现。“目识心记”与“速写”“慢写”的结合,不仅解决了一般的造型问题,而且培养了学生通过中国画体悟自然的艺术感觉,而这恰恰是中国画创作者最为重要的基本功。

潘天寿还根据中国画的特殊性实行分科教学,针对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在技术方法上的不同特点和要求因需设教。比如人物画更强调造型能力的训练,就从“线面结合”的素描和速写入手,并加大写生的比例;而山水和花鸟更强调笔墨表现,就从临摹入手,让学生在“临摹”中体悟先辈们对笔墨的理解与表现,再对景写生。其中,花鸟科临摹与写生参半,山水科临摹可多于写生。这一教学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

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中最为精彩的内容是他的“中国画构图”教学。这部分内容是潘天寿对古代中国画构图规律的阐发,也是他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不仅内容全面具体,而且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可教授性,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承接传统文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所注重的,于是,他按传统文人画“诗书画印”四全的标准来设置课程体系。且不论他的要求是否切合实际,但有了书法、诗文、篆刻与画史画论方面的基础,总是有益于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与表现的,所以浙美培养出来的中国画家,相较于其他院校,在“三绝”“四全”等传统文化修养方面明显胜人一筹,而且就教育的延伸意义―――对人的完善来说,也有着较多的积极意义。

尽管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有许多值得我们肯定的内容,但有一点却无法回避,那就是直接受潘天寿教育模式影响而走向大家的新中国文人画家并没有出现。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不尽完善的地方进行评析,以期获得更好的借鉴。

首先,反映在潘天寿设定的教育目标上,因为艺术家的身份局限,潘天寿将中国画学科教育的目标仅仅锁定在“画家”的单一层面上。其实,在20世纪中国画教育诸模式中,只有潘天寿教学体系的培养目标最有可能由单一的画家培养拓展到更广的学科层面(如中国画史论、中国画批评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因为他的教学体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最注重对传统的发掘和继承的,而他自己也是一位学养比较全面的传统人文学者。虽然中国画家也属于大人文范围的学者,但其技术操作的特性,更多体现出“理科”的性质。且就中国画学科本身而言,其教育也未能真正传扬该学科所包含的人文内容。但是,要求得中国画的突破性发展,就不能忽视中国画理论、中国画批评与中国画史这些更多人文因素的方向的人才培养。潘天寿在强调学生修养与综合素质的过程中,眼看就要指向人文的终结目标,但受其“画家”身份的限制,最后还是把这些“画外因素”仅仅复合在绘画上,而且,因为他过于强调“文人”因素,所以其中国画学科教育也主要局限在“文人画”范畴,这些都导致其教育目标的设定比较狭窄。

其次是“画外修养”教育的局限较大。潘天寿主要是以传统文人画家的标准来诠释画外修养的内涵。在今天看来,他所提倡的传统的继承面显然比较狭窄。而且其教育模式的文化背景与明清之际已有着天壤之别,在一个远离文人生存语境的时代仍按古代文人画的标准来要求诗文、书法教学,是否有效,对中国画的发展到底有多大推动力,值得商榷。

第三,是关于“笔墨”与“造型”的具体教学问题。

先说“笔墨”问题。画种意义上的笔墨与材料意义上的笔墨是既有联系又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比如说,用笔墨画人物写生,如果太注重素描造型,我们就会说作品没有笔墨,在这里,不是没有物质形态的笔墨,而是没有画种意义上的笔墨。那么,如何在中国画教学中传授这个画种意义上的“笔墨”,潘天寿是通过临摹课来解决的。那解决得怎样呢?在潘天寿关于笔墨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脱离画境,仅仅针对笔墨本身的充满哲理的描述,如“由一笔而至千万笔,必须一气呵成,隔行不断,密密疏疏,相就相让,相辅相成,如行云之飘渺于太空,流水之流行于大地,一任自然,即以气行也”;“画事之用笔,起于一点,虽形体细小,须慎重从事,严肃下笔,使在画面上增一点不得,少一点不成,乃佳”;“画事用笔须在沉着中求畅快,畅快中求沉着,可与书法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二语相为参证”……这些模糊的表述,只能由学生自己去意会,而缺少潘氏构图教学中那种量化与系统化的处理。然而,“笔墨”既然是中国画学科的教学内容,我们就应力求使之可教可学。过去,我们没有真正解决“笔墨”如何教的问题,老师们更多的是不断地提醒学生去临摹,去体会,但很多人临仿之后空得表面形象,而无法领悟其内涵实质。“笔墨”既然有物质形态的一面,纵使它千变万化,我们也有可能用我们的智慧将之体系化,毕竟它是一种造型语言,用于形象的塑造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和规律性。潘天寿对于笔墨的意会与体悟,是其中国画成就的重要来源。但从中国画的教育和传承而言,我们也需要从教育学的层面对“笔墨”问题进行体悟和阐释,以期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教育体系。

另外,潘天寿对中国画“笔墨”的重视局限在文人画一方,这使得我们对笔墨的理解更倾向于文人画的方式,从而导致了扩大笔墨独立审美意义的趋势,这对中国画用笔墨“造型”的训练是不利的,极易使得笔墨走向游离形象本身的空洞。

再说“造型”。因为过于重视笔墨,在潘天寿体系的教学内容中笔墨的重要性自然高于造型,这就导致其教学模式对造型训练难免有所疏漏,而学生在学习、训练中也必然更注重其他因素。比如,1962年他在浙江美院附中谈基础教学工作时说:“中国画的写生,往往不求细节的准确,而力求变形,也不求形象与真实的对象的完全相似,而主张艺术夸张。”如果是针对创作这话没错,但在谈及附中基础教学时如此理解“写生”,在文化背景早已时过境迁的今天,就难怪人们对中国画会有都是依着程式去画的老印象了。如果真正重视了“造型”在中国画基础训练中的作用,开设好白描、速写加慢写,并与中国画构图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出一套更为合理而系统、且适合于教学的中国画造型课程体系。也许是时间和时局的原因,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并未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是人品教育问题。“人品”是指人的行为、作风上所表现出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重视“人品”问题,强调画家“人品”对画面意义的提升,是合理且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继承了传统审美观中以人品论画品的评价标准,将“人品”凌驾于“画品”之上,且侧重于人品的道德价值取向,将这一要求复合在中国画创作上,就不太现实也不好落实了。毕竟,“人品”是个复杂的概念,并无法与“画品”产生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中国画教育中,我们应当承继潘天寿重视和强调传统文脉的态度,在更深入和开阔的视野中,根据艺术发展的需要扩大传统学习(技法和文化素养)的内涵和外延,从人文的立场,在参悟和比较东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异同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切实地探讨中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其他区域文化、艺术的契合点,特别是这种契合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水墨媒材艺术(即不只是中国画)中运用的可能性,并努力探讨笔墨这种更多靠感悟、意会等非逻辑思维来习得的中国画技艺之教学方法的现代转化,设法将感悟、意会的部分转化为明晰的理法和规律性的理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动态发展的认识观上建立起多元的中国画-水墨媒材艺术的审美标准,从适应与表现新的中国人文精神这条思路上去推动中国画的现代演进,并对现代中国画教育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其也能充分地容纳多元的审美价值。也许,我们将逐渐看到一种从传统中国画演进而来的,充满了生气,能表征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绘画样式。

注释:

1参见郑朝,《我院中国画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阶段》,选自《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六十五年》,浙江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2杨成寅、林文霞,《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潘天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3,4见潘天寿1962年12月14日在浙江美院素描教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谈中国画的基础训练》。

5参见潘天寿《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发言》,选自《潘天寿谈艺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oo2年,第187页。

参考文献:

[1]许华新《当代中国画教学问题初探》,《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年第3期。

[2]王海明《关于中国画教育困境和出路的思考》,《艺术百家》2008年第1期。

[3]顾平《潘天寿中国画教育模式及其评判》,《艺术百家》2008年第2期。

[4]邝以明《在现代中国画教学中重提“潘天寿体系”的思考》,《价值工程》2013年第3期。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3

1986年9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高校正式开设“法律基础课”。1995年10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相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即通称的“两课”,以下也简称“两课”),统一规定:思想品德课设置“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1998年教育部要求在本科开设8门课程,将“法律基础”列入“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这一层次中,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与修养”并列,这一点尤其重要,它表示官方将法律教育列为德育课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按教育部公布的意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概括原来的“两课”,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目的在于突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从高校法律教育形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逐步的从一门独立的课程———《法律基础》,被逐渐的融合到德育课程中去了,且不论最初设立这门课程的初衷何在。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是想争辩说法律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原本就应当相互独立,因为即便在法学知识体系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依然是被频繁争论的问题,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笔者想指出的是,各高校按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将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列入思想品德课教学课程后,担负这一课程教学任务的专业教师们在处理涉及法律问题的教学内容时,或多或少会受自己专业知识背景的牵引,习惯于从道德的立场来阐述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教师与学生都习惯于用“好”或者“坏”、“对”或者“不对”等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判法律事件与行为,其实质是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的现实表现。这种带着些许的德育色彩的法律教育,也许仍然秉承中国传统,强调社会整体的步调一致性,却没有对实践中个体的差异需求给予必要的关注。这种教育所塑造的心理若向极端发展,必定会有人一面屈服于社会整体的一致性需要,内心却为自身的个性被抹杀而耿耿于怀。这显然不是我们当下教育所希望看到的,无论是德育或是法律教育。从课程内容设置上看,法律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减少。1986年,时逢法律基础课教育起步,当时的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宪法、行政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民法、婚姻和继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律师和公证制度。到了1995年以后,教育部不断调整法律基础课的课程设置,在“法的基本理论”一章,有了较大篇幅的删减,但法律基础课仍然是一门独立的课程。2005年以后,法律基础课被合并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涉及法律教育的章节被归入两个专章,尽管在其他章节也略有涉及,其内容仍涵盖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所有方面,但总篇幅约为80页,能否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阐述清楚是值得怀疑的。

二、法律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教材内容表述过于空洞,过于专业,不适于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学习现行的法律基础课程教材,与其说是法律基础,倒不如说是法律术语与法律条文的集合体。例如,在论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中国地方政权问题时,全部转述了《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条文,但却没有对至关重要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这两个概念进行阐明。有人可能争辩这两个概念过于专业,可是在教材中却列出了“抽象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相当专业且精简的阐述,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法律基础这门课中提出来,这一专业的术语即便是在法学专业内部也是少有提及的一个概念,可是涉及选举权———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这两个基本概念却不着一丝笔墨。这本是对学生进行公民权利教育的最有利机会,却被轻易放过。这一点也已经有文章指出,要“……力图改变过去压缩饼干式的内容体系框架,创建……以‘相关权利与义务’为重点的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内容体系”。

(二)缺乏针对中国的法律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视学生头脑中已具备的但不系统的法学理论,也没有在教材中对学生可能会出现的疑虑给予应有关注我们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重要内容为例,在这一问题的阐述上,基本是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展开的。然而,最为微妙,最难以讲清楚的莫过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因为非但是学生,社会大众在理解“党的领导”这一论述时,也会不自觉的将其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得出一个令人并不愉快的结论。在这里本应当讲清楚“党”与“政府”的关系,但教材没有给予关注。学生最为困惑的是“服务大局”与“公平正义”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彰显个人权利的时代,学生的困惑就在于:到底是要个人的公平正义,还是要以服务大局优先?现行的法律教育传授给学生的是一种理念,但却忽视学生大量接受并关注的是社会现实,这两者其实是有矛盾的,教材必须对这些类似的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三)缺乏恰当的批判立场这实际上是我国分析法律问题时的一个通病,学生对中国当下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浅尝辄止的停留于“法治意识淡薄”、“陋习”、“亟需改进”、“人治残余”之类的负面评价上,不去分析背后的原因;或者对国外标榜的法治范例津津乐道,例如了解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时,仅作表面考查,没有完全掌握美国宪法的制度安排和该案的历史背景,就觉得这个制度新颖,中国也应该建立,这完全是用西方的法治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法治实践,却忽视对西方法律的批判。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转向

(一)将高校法学专业以外的法律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初模仿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思想,强调以专业学习为主的教育,这明显的带着一种功利色彩。不可否认,在建国之初,百业待举之时,这种目的性极强的高等教育思想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权威部门以及大批学者就已经强调单纯的专业教育并不是大学的唯一使命,呼吁大学更应当致力于培养一个知识体系全面的人才,在实践中让学生可以接触到跨学科的知识领域。而恰逢此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主流概念的提出,加速了作为独立课程的“法律基础课”朝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过程。但遗憾的是,接纳“法律基础课”的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而是下意识的将原本是法学专业内容的知识体系浓缩后,变为“法律基础”,并没有认真的考虑如何切实有效的开展“法律基础”教育。将法律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可以避免以功利性的思维来评判高校法律教育的成败的片面性。在功利性的评判标准的指引下,人们会追问“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了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会引申出“法律素质、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还存在着相当薄弱的环节”这样一种论断。笔者认为这种论断过于武断,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很难用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法律素质是不是真的提高了。一个人依法而行,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结果使然;一个人任意妄为,也未必就是法律教育的缺失而致,“因为一个缺乏理性的法治观念的人,不仅不会认真地对待和遵守法律,还有可能以邪恶的方式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所以,马加爵案、付成励案、郭力维案、药家鑫案等等牵涉高校学生的重大案件,笔者认为,恐怕公众不能单纯的指责这是由于他们法律素质不高、学校的法律教育缺失造成的。否则,按照这样的逻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普法岂不是也不怎么成功?只要以“犯罪率趋势是走高”这一理由就可以否定已开展的普法活动?再者,现行的法律教育,实际上在向学生讲授一部浓缩的法律法规大全,很少将这些知识与学生的本专业结合起来,去拓宽学生的思路。在法学领域,学者们已将法学与文学、法学与经济学、法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反倒是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把法律教育还停留在规则的记忆层面。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开展法律教育的初衷。笔者并不是否定在高校开设法律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而是想强调,不能够赋予法律教育过多的功利性目标,而是应当把法律教育还原为一种通识教育,有利于我们更为科学的去展开法律教育。

(二)高校法律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要结合进行“意识形态”是一个令人异常敏感的词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有很多人从潜意识里以贬义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更遑论“意识形态教育”了。然而,法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通识教育也正是克服生硬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之一。笔者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家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因为这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形态乃至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共同确信,从而对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行起到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实际上的法治实践与法律意识形态之间又包含着冲突,实践中的众多问题会对法律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合理进行抵消,诸如法律制定的不科学、法律执行过程产生的有失公正、传统观念和本土资源对法治运行的阻却等。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的同时,应该把握法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下的、中国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中国的法律问题,而不只是进行简单的法律概念与法律条文的解说。要力争使中国自有的法律意识形态取得主流的地位。笔者一贯认为,在政治和法治问题上,中国犯不起错误,特别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当下。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教材编排要调整,不能仅从纯粹的法律知识教育展开如前所述,不能将法律教育等同于法学教育,一方面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要顾虑法律教育课程总学时的安排,如此一来,法律教育的教材无非就是一本浓缩的法学百科全书。我们在编写法律教育的教材时,要果断的舍弃一些专业性强的概念和理论,要尝试让学生用法律的方法去分析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点问题,比如在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平等权的角度讨论异地高考政策、户籍迁移政策,并且抓住此类机会阐述政府的公共政策。再比如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去阐述被无限拔高的道德争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不反对仍然将法律教育整合在德育课中,德育课专业教师尽管会受专业知识背景的牵引,但是当学生遭遇到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冲突时,德育专业教师的引导也许比法学专业教师更为有效。西方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陪审团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陪审团的成员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审判却要倚重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判断。这当然很难,但必须要做,否则法律教育又会落入教条主义的俗套。对于学生而言,重要的不是牢记规则,而是领会精神,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普通人对法律的诉求只不过是寻求一种大方向的指引,具体的细节与他无关,细节是由专业的法律人去掌握的,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不能刻意培养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笔者对高校法律教育教材编排的初步设想为四大部分:西方法治理论及其批判、中国的法治之路、宪法常识、三大诉讼法常识。首先对学生饶有兴趣的西方理论进行简要但全面的梳理,更要着重指出西方法治之所以为西方社会所接受的历史原因、经济原因以及文化背景,应当客观的指出西方法治理论背后的荆棘;其次要简述近代以来中国的法治历程,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来支撑,更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透、讲清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得与失,中国法治问题背后的中国思维,切忌简单武断的评判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实践,并指出完善中国法治需要完善的方面以及背后的阻力所在;第三,应该详细阐述中国的现行宪法,但是不应该局限于宪法条款本身,其中应当补充政治学常识、政党制度、各种组织法、选举法的知识,并且要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社会热点事件交由学生讨论;第四,应当详细的介绍三大诉讼法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对每一类型诉讼的基本程序有完整的了解。

(四)调整法律教育的教学计划目前,高校的法律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以思想政治课为主导的课程,并且是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问题在于: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模式下,“法律基础”部分所占的学时总量是否足以满足法律教育的要求?要着重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解决了这部分的学时总量就可以把法律教育的水平提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必须首先要实事求是的综合考虑学生所在专业的培养计划、学校的教育资源配备、师资力量的充实与否等方面的因素。笔者的设想是将法律教育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列入选修课,并适当提高本门课程的学分,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学习。

四、结语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4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制度

一、学习考勤制度

1.学习时间。为确保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定于暑假7月11日-16日为支部党员集中学习活动时间。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中学习和活动,不得迟到、早退或无故旷课。同时,每天每个党员自学时间不少于1小时。

2.学习形式。集中学习采取专题讲座、集体收看录象、交流心得体会等不同形式,旨在提高党员学习兴趣和学习实效。个人自学可结合互联网观看学习先模人物事迹,学习规定书目。

3.考勤登记。支部按照统一要求,建立考勤登记制度,并根据活动开展情况,分阶段制作考勤表,对全体党员进行考勤登记。对党员出勤情况按"出勤、缺勤、请假"分类进行统计,并及时公布和上报。

4.请假规定。党员因事不能参加学习的需向党支部负责人书面请假。在3个月集中教育时间里每个党员因事请假次数不得超过5次。专题生活会不得请假。凡未办理请假手续的视为旷课。

5.补课制度。对特殊情况需请假或缺课的党员,支部集中安排适当时间进行补课,并做好补课登记。缺课党员要自觉主动地接受党支部安排的补课。

6.严格纪律。对无特殊理由出现的旷课情况,累计旷课2次以内的给予批评教育,累计旷课超过3次以上的列为不合格。

二、读书笔记检查制度

1.学习笔记本由支部统一购置、发放。

2.每一位党员均应按照要求,根据学习进度和内容安排,及时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读书笔记字数不少于1万字;心得体会不少于3000字。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3.撰写读书笔记,要字迹清晰,内容充实,符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不能敷衍了事。

4.在集中学习期间,支部每天对党员的读书笔记进行检查和评定,对撰写读书笔记态度认真、质量较好的党员,进行交流并给予表扬。

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具体要求

一、勤奋学习,具有较好的政治业务素养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决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认真学习掌握业务知识、专业技能和政策法规,做到既博又精,具备适应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的能力。

3、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4、学以致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勤勉敬业,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5、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履行职责,认真负责地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增强工作积极性和前瞻性。

6、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敢于摒弃惰性思想、惯性思维和不合时宜传统观念,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7、发扬吃苦耐劳精神。牢记“两个务必”,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求真务实,淡泊名利,乐于奉献。

三、勤教为民,具有突出的工作业绩

8、自觉提高服务意识,把服务领导与服务学校、教师、学生贯穿于各项具体工作中,深入基层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9、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上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0、认真抓好上级重大决策和重点工作的落实,确保政令畅通。

四、勤于自励,具有良好的师表形象

11、认真履行党员权利、义务,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12、依法治教,公平处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3、要带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加强党性锻炼和师德修养,廉洁勤教,严于律已,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

不合格党员的主要表现

(一)理想信念动摇

1、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持怀疑态度;

2、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政治学习;

3、编造或传播政治谣言及其他歪曲、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4、参加非法组织或非法活动;

5、思想空虚,信仰宗教,搞封建迷信。

(二)职业道德差

1、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以教谋私;

2、服务意识差,对上、对下、对同志对学生感情冷漠,态度粗暴。

(三)工作态度不端正

1、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拈轻怕重,不负责任,甚至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

2、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不思进取,不愿钻研业务,不能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3、缺乏大局意识,只考虑个人利益,影响整体工作的正常开展;

4、思想狭隘,嫉贤妒能,不想干事,干不成事,专门找茬挑刺;

5、不遵守工作纪律,松松垮垮,自由散慢。

(四)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

在国家、集体利益或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袖手旁观,甚至临阵脱逃。

(五)法制观念淡薄

1、违反《条例》,煽动、组织、参与、支持群众性上访;

2、参与,酗酒闹事,打架斗殴。

(六)道德行为扭曲

1、不讲社会公德,言行不文明,见利忘义,损人利己;

2、作风霸道,蛮不讲理;

3、生活作风不检点;

(七)组织生活散漫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5

关键词:高校教师;叙事研究;教师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9-05

高校教师的研究者角色,既是现代高校的教学、科研职能使然,也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对高校教师提出的基本要求和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教师的研究既包括以培养人和教师专业发展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研究,也包括以学科建设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本文仅讨论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即教师通过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实践的不断考察和反思,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逐渐成为研究型教师”[1]。近年来,随着“教育研究的叙事转向”[2],叙事研究已开始成为高校教师的教育研究方式和专业发展方式,因为“叙事研究是针对微观层面的教育存在,由一线教育工作者(尤其适合中小学一线工作者)参与或进行的,适合教育一线工作者阅读,旨在改进教育实践的教育研究”[3]。涉及高校教师的叙事研究,除了教师对学生的叙事研究,大致还有三种情形:一是理论研究者以高校教师及其叙事文本为对象开展的“旁观者”叙事研究,是“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二是高校教师作为研究者以其他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所开展的叙事研究;三是高校教师本人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当事人”叙事研究,是“教师的叙事研究”。笔者将第一种、第二种情形统称为“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高校教师的叙事研究主要包括“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与“教师的叙事研究”。正确认识与熟练掌握叙事研究的程序是高校教师有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先决条件,否则会难以开展甚至会导致零叙事研究[4]。本文在借鉴教育叙事研究程序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阐释高校教师如何做教育叙事研究。

一、高校教师如何做“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

高校教师除了进行“教师的叙事研究”,能否和有必要从事“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笔者首先从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阐明“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程序。

(一)教师学习共同体意义上的“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

“教师学习共同体是教师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兴趣而自发组织的、旨在通过合作、对话和分享性活动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团体,它是由学习者(即教师)及其助学者(包括教育专家、学校领导、学科教研员、骨干教师等)共同构成的。”[5]它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教师自主、自愿为前提,以合作、共享为核心,以共同愿景为纽带,使教师凝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共同学习,因而是教师群体专业成长的有效组织形式。教师学习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追求与愿景,自主自愿、合作共赢的氛围,专家引领、结伴合作的方式使“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成为共同体成员的重要教研活动。对共同体之内的其他教师进行“调查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这种调查研究不仅对作为调查研究者的教师具有促进专业发展的学习借鉴意义,而且对被调查者本人也具有专业发展的意义,“因为即使在‘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中,教师本人在叙述自己的教育生活史时,这种叙述将使教师自己进入一种‘自我建构’的状态,将使教师形成教育的‘自我意识’”[6]19。从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视角看,“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是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工作、学习、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高校的精品课程(群)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学科建设等为“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提供了众多机遇。需要指出的是,在教研的意义上,尽管高校教师既可以而且有必要做“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但应该以“教师的叙事研究”为主,即使是做“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也要服务于教师个人及团队的专业发展,这是高校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职责所在。

(二)“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程序:笔者的观点

对“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程序,笔者的观点是:叙事研究是一个从叙事准备到经验收集,再到意义诠释的过程,具体流程包括:确定研究问题――选择研究对象――进入研究现场――收集经验资料――整理分析资料――撰写研究报告。

钟铧:高校教师如何做教育叙事研究高校教师进行“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首先要根据价值性原则、新颖性原则、可行性原则,采用不断聚焦的方法来确定一个值得研究、能够研究的问题,并将问题经过研究设计转化为课题,这需要高校教师对教育研究热心、对教育问题敏感、具有教育理论素养。关于研究对象的选取,教师需要采用综合抽样策略,即以目的抽样方式为主,兼顾就近和方便的方式选择一个或几个研究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将愿意合作、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丰富信息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进入研究现场意味着走进高校教师活动的时空,与其密切合作、相互对话,以便获得“原汁原味”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者的高校教师可通过同事、朋友等个人关系进入调查现场,凭借与研究对象间的良好个人关系,尽快融入现场生活,这种方式易于取得研究对象的合作和信任,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在研究现场收集资料,形成现场文本是叙事研究的基础工作。现场文本主要是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共同创造的代表现场经验的各种文本。教育叙事研究现场文本的来源多种多样,如研究对象的教育故事、生活故事、自传、札记、录音(像)材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讨论、对话、访谈的文本,研究日记,研究者所做的现场笔记,有关文件、照片、记事簿,研究对象个人或者与他人、家庭、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作品、生活记录以及信件等。整理与分析资料是叙事研究由现场文本向研究文本转换的极为重要、复杂的环节,分析研究资料的过程包括阅读现场文本、编码转录故事、重新讲述故事等三个步骤[7],陈向明教授关于对质性资料进行情境性分析的程序的说明亦有重要指导意义[8]。在这一环节研究者要注意尊重事实,让资料自己说话,避免研究者原有偏见的影响;要重视从所收集的资料中寻找出“本土概念”。研究报告或研究文本既包含研究者对所收集到的“事”的故事性描述,也包含研究者对“事”的论述性分析,既要细致、详尽的描述又要整体、深刻的分析。“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文本可以灵活多样。它的正文一般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实施过程、研究的结果与分析四个部分。”[9]

二、高校教师如何做“教师的叙事研究”

“教师的叙事研究”包括经验的叙事研究和教师自传研究,下面分别阐释高校教师如何做“教师的叙事研究”。

(一)经验的叙事研究:先做事后叙事

“所谓经验的叙事研究,就是行动者以‘教育自传’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行动研究报告或经验总结报告。”[10]13从叙事研究的过程来看,“经验的叙事研究”是一个高校教师先做事后叙事的过程。其中的“做事”可理解为高校教师的行动研究。杜威的经验构成观对于分析“经验的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具有启发意义[11]:

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其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了解经验的性质。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这个意义,用实验这个术语来表达就清楚了。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

……

当一个活动继续深入到承受的结果,当行动所造成的变化回过来反映在我们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中时,这样的变动就具有意义,我们就学到了一点东西。

因此,高校教师对于自己的行动研究不仅要关注一系列单纯活动,还需要关注活动的结果,以及自己是否有意识地实现这种结果。高校教师为了教育教学实践的完善,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诸如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毕业论文指导等)中,寻找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并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或一次性解决,或经过循环反复,最后解决问题,通过反思提高了自己的专业能力、转变了教育理念、增强了专业自信,这就是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行动研究。如果高校教师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动研究过程进行资料收集和叙事性分析,形成叙事研究报告,这一过程就是“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

“经验的叙事研究”是以高校教师的行动研究为核心内容、以叙事研究为表达手段的教学研究。它的基本特征是高校教师叙述自己教育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亦即叙述具体的、个人化的、生活化的“问题解决”。具体而言,高校教师要“讲述”自己怎样遇到了教育问题,遇到了什么问题,自己是如何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另外的教育事件,是否有值得叙说的细节,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什么样的收获,今后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解决,等等。一些教师在“叙说”故事时,有时感到无话可说。分析其原因,关键是缺少叙说之前的行动(研究),因为“教师能够叙说的与值得叙说的,不过是在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活动之后产生的‘记录’冲动与‘反思’冲动。”[6]19如果高校教师不采取行动(研究),不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习惯、行为,教育教学生活“平平淡淡”、“一如既往”,他(她)自然会感到无话可说,只有当他(她)创造了自己的教育实践,获得了内心的觉悟,才可能创造出自己能够叙说、值得叙说、愿意叙说的教育故事。

有了“事”之后如何叙述呢?刘良华提出叙事研究并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是质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写作方式”[12]。撰写“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既要显示出“教育自传的精神”――“讲故事”的精神,又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形式”――科研报告格式要素。具体而言,高校教师的“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可参照比较标准的实验研究报告的格式并在这种格式内部保持教育自传讲述个人故事的书写风格。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一般包括问题的提出(“我”遇到了什么问题)、问题研究的过程与方法(“我”是怎样解决问题的)、研究的结果与讨论(“我”解决得怎么样)等三个部分。[10]16

(二)高校教师如何做自传研究:以笔者的教育自传为例

教师自传研究是高校教师通过自传叙事的方法描述自己的个人生活史,发现、反思、重塑“自我”,从而促进个体的专业成长。刘良华认为教师的“教育自传”包括“我作为受教育者经历的教育事件”、“我作为教育者经历的教育事件”、“我在教育经历中形成的我的教育信条”等三个部分,这种“教育自传”包含着教师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教学事件”和“生活事件”。[6]19刘良华的《教育自传》[13]是如此框架;在笔者《关于教师面子观的教育叙事》一文中,教师面子观的叙事基本上按照教育自传的从受教育者到教育者的完整框架来展开。[14]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高校教师的教育自传完全可以将他(她)作为受教育者的经历或作为教育者的教育经历作为一段教育(或学习)生活史来进行回顾与反思,不必是从受教育者到教育者的完整叙事框架。例如,笔者曾于2010年对自己20年来的高校教师专业生活进行了自传研究,仅涉及“我作为教育者经历的教育事件”,笔者在对自己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学教师的专业生活经历的回顾与反思中,明确了“通过教学与科研的联姻实现专业成长”的教育信念。

教育自传研究的成果体现为传主的自我跟踪式叙事,它有两种基本叙事结构:其一,开放式叙事,即叙事主体不变但叙事主题变[15],具体而言,它以传主的经历和发展为线索,由传主的多个故事来表达不同的主题,包括传主不同时期的观念、态度、立场和思想等,典型的研究成果可参阅徐继存的《教学论的自识与反思》[16];其二,封闭式叙事,即叙事主体、叙事主题皆不变,如《关于教师面子观的教育叙事》,它是笔者以教师面子观为主题对自己从小学生到高校教师在不同时期关于教师面子的回顾与反思。

刘良华认为“自传的撰写始于传记事实的收集,终于传记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自传的写作过程大体呈现为两个程序:一是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二是选择和解释传记事实。”[10]15李源将教师撰写教育自传的步骤归纳为“回顾(人生经历);关注(重要事件);反思(行为信念);重塑(自我形象)”[17]。比较两种观点,前者的“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与后者的“回顾(人生经历)”词异义同,前者的“选择和解释传记事实”可与后者的“关注(重要事件)”、“反思(行为信念)”、“重塑(自我形象)”相匹配。基于上述理解,高校教师的教育自传研究程序包括两阶段(四环节):

首先,“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回顾(人生经历)”。这一阶段主要是高校教师采用自由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档案、旧报纸、旧杂志等方式收集自己做孩子、做学生的故事,自己做家长或做老师的故事,用“年谱”的形式整理收集到的传记事实。在笔者的教育自传《在教学与科研的联姻中成长――一个高校教师的教育自传》[18]81-84(下文简称《成长》)中,笔者主要回忆了从教20年来的高校教学生涯、科研生活及外出学习经历等,还查阅了学生所写的评语。需要注意,教育自传的人生经历回溯取决于研究任务的需要,例如高校教师要研究教育见习智慧[19],只需回顾自己在学生时代经历的教育事件足矣,而要研究教育实践智慧、教育信仰智慧,则须追寻自己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足迹,无需追忆学生时代,否则会画蛇添足、弄巧成拙。因此,这一阶段首先需要高校教师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任务。

其次,“选择和解释传记事实”:关注(重要事件)、反思(行为信念)、重塑(自我形象)。第一,要从个人生活史中选择有重大个人意义的事实资料,这些选择出来的资料包括关键事件、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关键事件是高校教师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该事件对其教育观念、专业态度和专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重要他人是指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20]寻找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是教育自传的任务与内在精神,高校教师的教育自传的核心就是回忆自己的亲人、老师、朋友和同事等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在教育自传研究过程中还要回忆、描写相关的时代精神或时代背景,因为它是我们成长的外在环境。在笔者的教育自传《成长》中回忆的关键事件、重要他人有笔者入职失败的教学经历、考研同事的影响,北师大的学者型教师及其影响,实现教学与科研联姻的代课经历,“时代背景”资料有笔者原所在单位的“养老院”气息、北师大的学术精神、升本后学校的科研政策变迁等。[18]81-84第二,要反思重要事件或关键事件。高校教师通过对重大教育事件的分析和反思,了解隐藏在事件后的教育信念,并完善或重新确立自己的教育信念,为自己的成长提供一个更有意义和值得努力的方向。高校教师自传中的“自我反思”不仅包括当时的自我认识,还包括“当时的心理感受”和“事后的忏悔”。在笔者的教育自传《成长》中,除了描述关键事件,还呈现了当时的心理感受,如[18]83:

在我的代课获得学生的好评后,十几年来非常想听却从未听到的话,我“听”到了。我还行!虽然很少上过好课,但是今天我就上出了学生欣赏的好课!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更令人高兴的呢?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就起床写下长达几页的日记。好几天我都处在被学生认可的良好感觉中。

同学们写的那些小纸条我至今保存着,我经常地拿出来看看,重温一下旧日的辉煌与喜悦。这次偶然的成功经历影响深远,它使我走上了以科研改进教学的道路。

刘良华认为“此类心理描写实际上是将教师的个人教育理论、个人教育信仰‘附着’、‘涂抹’在某个具体的教育事件上。它促使教师在‘反思’某个具体的教育事件时显露或转换自己的个人教育理论以及个人教育信仰。”[6]20

第三,高校教师可以在反思“旧我”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发展规划,以图重构一个“新我”。“对于历史上发生了的,我们已经无力改变,而对于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行动。在此意义上,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21]由是观之,高校教师在教育自传中规划未来还是有价值的,例如笔者的教育自传在反思科研困境的基础上明晰了今后的科研之路――为解决问题而研究、进行系统的科研规划[22]。当然,教育自传作为叙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在于回顾个人生活史,对于“故我”形成解释性理解,因此,展望未来、构建“新我”当属“锦上添花”,在教育自传意勾画未来有时甚至给人“狗尾续貂”的感受。如何描述自己的专业规划呢?既可以有专门的文字描述,也可以隐含在自我反思中。

三、结束语

关于研究成果的形式,高校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成果(文章)往往学术味浓重、故事性寡淡,与中小学教师的叙事性文章故事性突出、学术味不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特点与现实的高校科研政策、发表环境有一定关系,具而言之,高校教师须发表文章,他们撰写“故事性”文本易遭轻视,难以在高档次期刊发表,而具有学术论文格式的叙事研究文章,显得有学术性,易被视为研究成果,并易被高端期刊青睐。

“人类讲述并倾听着故事,我们用叙事进行交流和理解人与事件,在叙事中有我们的思考与梦想。”[23]愿高校教师在理解教育叙事研究的性质、掌握教育叙事研究的程序后,基于“教书育人”的本来职责[24],能够根据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选择特定的程序,通过有效的教育叙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实践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唐荣德.论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J].中国教师,2009(9):4.

[2]丁钢.教育研究的叙事转向[J].现代大学教育,2008(1):10.

[3]董美英,金林祥.教育研究范式的探寻:对教育叙事研究热的反思[J].现代大学教育,2009(2):3.

[4]钟铧.低劣的叙事研究与高等教育叙事研究的条件[J].现代大学教育,2013(3):55.

[5]袁维新.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自组织特征与形成机制[J].教育科学,2010(5):59.

[6]刘良华.改变教师日常生活的“叙事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3(4).

[7]王攀峰.教育叙事研究刍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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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傅敏,田慧生.教育叙事研究:本质、特征与方法[J].教育研究,2008(5):40.

[10]刘良华.教师如何做教育叙事研究[J].中国教师,2009(9).

[11]杜威,J.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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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良华.教育自传[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14]钟铧.关于教师面子观的教育叙事[J].中国教师,2012(23):50.

[15]这一界定与薛晓阳关于开放式叙事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将开放式叙事界定为“主题不变但主体变,即围绕一个研究主题,但选用的叙事题材,包括人物、故事或情景不断变化”。参见:薛晓阳.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论清理与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12(6):69.

[16]徐继存.教学论的自识与反思(上)[J].当代教育科学,2011(15):10-15;徐继存.教学论的自识与反思(下)[J].当代教育科学,2011(17):13-16.

[17]李源.自传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J].现代教育科学,2008(5):66.

[18]钟铧.在教学与科研的联姻中成长――一个高校教师的教育自传[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2).

[19]李润洲将教育智慧区分为教育见习智慧、教育理性智慧、教育实践智慧与教育信仰智慧等至少四重境界。教育见习智慧是指教师通过学生时代对其教师的经验的社会学习而习得的教育智慧。参见:李润洲.教育智慧的四重境界[J].上海教育科研,2013(5):18.

[20]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44.

[21]刘晖.他们眼中的地方大学治理――珠江三角洲四所地方大学校长叙事探究[J].教育研究,2007(5):46.

[22]钟铧.一名高校教师的科研生活自传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12(1):50.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6

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用来测定学生的学业成绩,但考试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伴随着考试所进行的教育活动比考试自身还重要。非笔试考试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督导功能,检测、鉴定和评价功能等。因此,教育考试改革是以教育思想和观念转变为先导,以技能型或实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构建能够充分发挥考试的督导、检测、鉴定与评价等功能,有利于促进和客观评价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技能及基本素质发展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考试方法,不断提高机电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1.机电专业英语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机电专业领域使用频率较高的专业词汇和表达方法,进而掌握一些快速、精确阅读理解专业文献的方法,理解传统的机械设计制造和先进设计制造技术思想和实现方法,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并了解国际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

2.机电专业英语实施非笔试考试的必要性

传统的高职机电专业英语考试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与培养实用型高职英语人才的目标相脱节,很难满足当今社会对机电人才的需求,树立以形成性评估为中心的现代考试理念,改革考试模式势在必行。

在高职机电专业的英语教学中,非笔试的考试方式可以有效中和传统考试方式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教学评估体系中起着衡量教学效果,提高学习效果,明确教学导向的作用。因此,非笔试考试模式是高职机电专业英语课程考核方式改革中有待进一步发掘并完善的考试机制。

3.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方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方法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以素质教育与实践能力考核为基础、专业技术为标准的考试制度,树立以能力为本位、以实践能力考核为中心的现代考试观念,结合高职教育教学特点,不断完善考试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新型的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模式以能力为重心,改变了传统的期末考试模式,多种形式并用。目的是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运用英语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内容

科学、有效的非笔试考试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课程目标,选择能够充分体现课程目标要求的具体知识、技能与能力,尤其是课程最基础、最关键、最核心和有特色的内容,恰当确定考核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技能与能力层次的要求,保证考试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综合性。高职高专教育具有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双重属性,它的教学和考试内容要涵盖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和学校学业考试两个层次。

4.1专业词汇

在教材中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在未来的工作中运用较多的专业性词汇做成题签,让学生抽取,每个题签当中有20个单词和短语,要求学生能够准确读出并说出汉语意思,使学生牢记,这种题型可以检验学生的基本知识掌握情况。

4.2中英文互译

在教材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机械构造图和机械原理,做成题签,让学生随机抽取进行考核,这样可以考察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职业基础。

4.3日常情景对话

事先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适当设置一些在职场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做成题签,让学生抽取,给学生5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进行情景表演,这种考试形式可以考察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和人文素养。

5.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考核标准

高职院校机电专业英语的非笔试考试采取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形成性评价占总成绩的30%,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70%,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多次,多方位的考核,更能考察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学习状态,弥补了以往考试模式中由于学生发挥失常或考前死记硬背考试范围所出现的偏差。

6.机电专业英语非笔试考试效果

通过考试情况可以看出学生基本可以将所学的机电专业词汇、基本语法、翻译技巧、常用接待句型等知识应用到实践,能够用机电专业英语介绍机械原理和行业动态,并且具备了运用机电专业术语进行流利的口语交流的能力,达到了非笔试考试注重口语运用的目的。但在考试过程中也发现了诸多问题,部分同学存在发音不准,语感不强,句意表达不清等现象。但与传统的考试方式相比,大部份同学通过备考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其听、说、读、写能力,及格率达到了100%,优秀率达到了26%,基本达到了预期的考试效果。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7

关键词:班主任;工作经验;工作状态

参加工作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担任班主任工作。一直感觉努力向前赶,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思考过。直到这一两年,笔者静下心,仔细想,作为一个班主任,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是有效的?

说实话,从前的笔者是颇为自信的,感觉自己对教育工作、对学生一心一意,充满了热爱,这样的话,怎么会做不好呢?

但有时,现实却令笔者困惑,有的时候笔者也意识到:“班主任,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关键是,我们对学生的爱,对教育工作的爱是什么方式呈现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笔者作为一名班主任,温存亲切有余,富有想象力,但性格散漫,毅力不足,情绪化,这实际上是大忌。

什么是对学生的爱?痛定思痛,笔者认为对学生最大的爱便是负责任,负责任具体到一个字,那就是“严”。

“严”意味着对学生严格要求,应当尊重,爱护学生,但情绪化的心软和纵容便会导致学生惰性的滋长,严格要求使学生收敛自我。时时抱怨学生习惯差,基础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面对这样的学生,严格要求便是要把他们这十年为养成的良好习惯养成起来,若是学生个个都好,班主任一说便是万事大吉,那还何必来我们这里呢?

“严”意味着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亦是一种爱和责任的体现,第一,只有对自己要求严了,才能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学生才能得到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第二,只有对自己要求严了,才能时时将学生、班级挂在心上,把自己说的话,定下的规矩牢牢记在心里,才能让学生感到教师的时时关注;第三,只有对自己的要求严了,才能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是敏感的,他们潜意识会模仿服从班主任的影响。

“严”还意味着师生之间的一种默契。其实,班主任如果真正严格要求学生,真心地为学生付出,学生不会怨恨班主任的严厉,反而会衷心地佩服、理解。学习进步了,学生就会真心敬服,这时“严”会形成良性循环,在学生中造成影响,在班级中形成良好的氛围。

班主任的工作核心是“爱”,这种爱是以“严”的方式呈现的。“大爱无言”,我们不用说些什么,严格要求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踏踏实实地去做好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日、每一学期。每一个学生的工作,严格从一个细节做起,把每一个学生都拖上马,再送一程。

笔者认为,自己尽管已有六七年的班主任经历,但说实话,更多的是凭借感性,经验在工作,缺乏理论的总结与理性的思考,遇事主要靠直觉,职业的敏感与感性判断,缺乏高层次的认识。这样,暂缺去进行工作还没问题,但要谈到优秀的表现和出色的成就,则相距太远。

作为一名班主任,在工作中一定要富于理性,换句话说,要及时总结、整理经验、富裕教育智慧。在认真反思之后,笔者认为,年轻教师在工作中往往存在三种误区:

第一,对班主任工作的重要职能认识模糊。班主任工作的职能主要分为两大块:管理和德育。青年教师犯的一个错识,就是把这两者完全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有互相辅助,甚至交叉的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各具特点的。管理工作重在“科学”和“严格”,而落实在认真。

班主任工作亦如此,有奖有罚,班主任要细,眼要尖,腿要勤,执行措施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学生才无话可说,也不必废话,德育工作却要“春风化雨”“以身作则”(这一点内容以后再谈),去感染,感动学生,万不能以管理代替德育,或以德育代管理。两者相辅相成,混合二者只会导致混乱,无措和不专业。

第二,工作中过重视局部,忽视了全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专业知识过硬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尚属合格,但作为一名班主任(教育活动的基层管理者)则格局太小,缺乏战略眼光,班主任应该爱学生、负责任,但对学生最大的爱是为他的将来负责任。作为一名班主任,你要培养怎么样的人?应具有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怎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对自己的生涯如何规划?这些问题,很多人却思考不多,有些教师大谈和学生斗智斗勇,但学生不应该是我们的假想敌,也不仅仅理想化的把他们看作“朋友”,学生是“人”,应培养他们作一名有尊严,又思考能力的公民,这才是方法。作为班主任,固然要采取很多手段,方法,去进行管理,但更要提供一种氛围,有战略思想,将学生拉上“做人”的正确道路,让其理性的自我思考、发展,不能完全将他们当成“小玩艺儿”,“小孩子”去随意搓扁揉圆,即使以“爱”和“责任”为借口也不行。

第三,在教育工作中,不仅要研究学生,亦要研究家长,我们总希望家长是同盟军,但其实,大部分家长只能做到是“中立国”甚至会拉后腿。以前遇到这种情况,笔者会愤怒地无法自制,但其实,认识各种各样的、学生的问题往往反映家长的问题。因此,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化,我们应当努力去探寻、思考解决的办法。

十二年来,笔者深深地感到,“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会有深深的无力感,但笔者又懂得“教育是无所不能的”。这看似矛盾,可令人迷惑的是笔者对这二者都深信不疑。

正如道教所说,“上善若水,“教育或说德育即像水一样,看似柔和无力,但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作为一名教育者,笔者认为应有如下状态:

一、保持心灵的纯净、宁静

要争取让看待名利,可以说,内心不纯净,没有一块宁静之地的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倾向的人做不了一名好教师。作为一名教育者,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轻易被挫折、失望打倒。笔者很喜欢这句话,“原谅一万次再多一次。”相信自己的执着会在被教育者的心灵中埋下一粒种子,而且定会生根发芽。

二、要承认自己和学生的不完美

人,不可能是完美的。笔者认为,不可能以道德上的完人的形象自居,富于人性的形象,富于人性的管理和要求,不是需要的,而是必须的,否则,只能招来学生的怀疑,嘲笑和反叛。记得一点,:参差多态乃文明的最佳形态(罗素)要善于思考质疑,同时也鼓励学生质疑“吾爱吾师,耽误更爱真理。”在教育活动中,最关键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思考的能力,而思考能力在非人性化的状态中是不能产生的,首先得承认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平等主体,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培养思考能力。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三、要注意自己的生存状态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8

乡镇2019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汇报

今年以来,xx镇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为建设平安、和谐的xx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现将2019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汇报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镇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年初,镇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对2019年全镇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研究制定了《xx镇加强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及《王岗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治理论学习的通知》等制度,明确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全年工作考核,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和监督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目标管理,纳入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重要议程,镇党委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全面压实主体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二)狠抓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

抓意识形态工作,理论武装是关键。理论武装不到位、头脑不清醒,思想就无法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上也就难以坚定。今年以来,我镇以创建学习型党委为抓手,多措并举,组织党员干部集体去竹沟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观看《榜样4》影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5次,并结合主题教育,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采取领导领学、专题研讨、专题党课、党委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系统学习《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规定篇目,各党支部已开展集中学习9次、专题研讨5次、讲专题党课5次、自学成果交流8次,每名党员干部制定个人自学计划,积极利用“学习强国”、微信等平台进行学习,全体党员每人已撰写心得体会9篇、学习笔记60篇。

(三)注重舆论引导,抓好正面宣传。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任务,撰写新闻稿件,鼓励党员干部对外宣传,推介xx特色亮点工作,提高群众知晓度;积极投稿省、市重点媒体以及政府门户网站、xx视角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对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环保攻坚、平安建设、人居环境、厕所革命、重大会议等内容进行推介报导,今年以来,人民网、大河网、映象网、驻马店日报、驻马店网、天中晚报、今日头条等媒体采用信息300余条,xx人民政府网站采用信息128条,xx视角采用报道16条,县两办信息排名稳居全县前三名,扶贫办信息全县第一名。

二是规范舆论引导。

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对重大事件舆情及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加大微信、网络舆情跟踪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监管制度,确保正面宣传、正向引导。

三是扩大宣传阵地。

牢牢占领舆论的制高点,镇村全部设立了电视广播、宣传栏、微博、微信群、文艺演出场所、宣传大喇叭等舆论阵地;建立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配齐配强镇助理员、村协理员,彻底整治了家庭聚会点,为有效开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四)聚力乡风文明,引领乡村振兴。

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定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有关工作,做到“资金有保障、机制更健全、活动有载体、建设有阵地”。全力开展大走访大落实新风行动,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环境,加大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管理,有序推动镇、村两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村书屋建设,不断满足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是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的重点工作。组织镇团委、妇联、学校等部门联合开展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开展法律、安全知识讲座进校园活动;广泛进行革命传统教准。

三是丰富各类文明活动。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经常性送温暖、扶贫帮困等多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组织各村完善《村规民约》,依托“道德讲堂”举办“不忘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水初心、勇于担当”、“弘扬法治、崇尚模范”等文明宣讲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干部群众心中脑中。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利用中心组理论学习、集中学习、专题党课、民主生活会等载体,加强理论学习,夯实了党员干部的理论功底。全年累计开展文艺演出、模范推荐、法制宣传、表彰优秀、志愿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50余次。

二、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

我镇意识形态工作虽然取得突出的成绩,但对照上级要求,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认识上存在偏差,部分单位普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二是干部队伍业务水平较低,干部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人员流动慢,高素质专业人才较为缺乏,与当前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三是工作安排上一手软,部署多,检查落实少,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强化理论学习,全面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认识。

镇党委、政府落实主体责任,重点抓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健全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完善和落实个人自学、学习笔记、总结考核等制度。要求各支部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开展常态化学习,大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宣讲活动,进一步扩大宣传面,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二是抓好宣传引导,全面覆盖意识形态工作。

通过村务公开栏、宣传栏等大众理论传播平台,开设专题专栏,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通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理论讲堂等阵地,围绕、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精选理论课题,开展支部书记上党课、志愿者宣讲、主题党日等活动,积极推动党的理论进机关、农村、企业、社区、学校,不断扩大学习宣传的覆盖面。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9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abstract:theteachingappraisalistheteachingprocessfinallink,establishesthesciencetheteachingevaluationsystem,strengthenstheeducationforall-arounddevelopment,paysgreatattentiontheinnovationabilitytheraiseisthefinancialcontrolspecializedundergraduatecourseeducatestheresearchtheimportantquestion.

keyword:financialcontrol;professionaleducation;evaluationsystem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3.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3.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意识形态专题教育笔记篇10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3.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3.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