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1
【英文摘要】Genericsentencesappeartohaveuniversalquantifications.they,nevertheless,tolerateexceptions.thisisthemainfeatureofgenericsandalsothemostpuzzlingproblemtobesolvedintheresearchesaboutthem.thisfeatureindicatesthatgenericsexpresssomethinginvolvingintensionality.Basedonintensionalsemantics,thispaperusesaformalmethodtorevealthatgenericsentencesexpresstheintensionsofconcepts,andshowsthatwhatgenericsareabout.thus,somepuzzlingphenomenaaroundgenericsareexplainedwithsatisfaction.thisdiscoveryreliesonseveralassumptions:Conceptsarefunctionsmappingfromasetofpossibleworldstothepowersetofasetofintensions;theintensionofaconceptisthesetofallgenericconsequencesderivedfromthesenseofthetermthatexpressestheconcept;etc.However,theseassumptionsarenotinaccordwiththetraditionalviews.tomaketheresultspresentedheremoreconclusive,thefundamentalpropertiesfromthebottomlineoftheconceptsarediscussedandanalyzed.theyaresummarizedtobesevenbasicpropertiesofconcepts.thepositionsproposedinthispaperarearguedforandenforcedbyexploring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language,aswellas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knowledge.theseargumentsconsistofanewtheoryofconcept.
【关键词】概称句/概念/内涵/涵义genericsentence/concept/intension/sense
概称句（注：“概称句”是作者对genericsentence的翻译。这里是首次正式在国内文献中使用这一译名。）(genericsentence)是我们日常思维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句子。关于概称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提出了多种理论和形式处理，但因尚未形成统一和公认的理论，仍处于初期阶段。概称句研究在非单调推理、人工智能以及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属于概称句的条件句逻辑和模态逻辑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概称句涉及到概念和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概称句本质的认识涉及到概念理论，此二者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在概称句分析和语义的基础上[1]，借助于形式化方法，本文对概称句和概念进行了分析，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
一、关于概称句的说明
概称句又称特征句，指的是“鸟会飞”，“马铃薯含维生素C”等这类句子。概称句有不同的种类。与本文有关的概称句是“鸟会飞(Birdsfly)”这类概称句。这类概称句从句子的语言结构上看有两个特点：(1)表现为主谓结构。如“鸟会飞”，其中鸟是主项（或主语），记作S，“会飞”是谓项（或谓语），记作p。这种概称句通常又记作Sp。(2)主项S是复数，或用通常普通逻辑类教科书的术语，S是“普遍词项”或“普遍概念”。这种概称句是我们最常用的概称句。
概称句一方面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称句，另一方面又容忍反例。比如，概称句“人能思维”，有“人都能思维”的意思，但同时又不会因为有些人不能思维而使“人能思维”为假，即“人能思维”与“有些人不能思维”并不矛盾。这是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对此各种研究提出了关于概称句意义理解方面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乃至于形式刻画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在总结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分析，给出了一个关于概称句的语义。[1]这个分析有以下几个要点：
1.所有主谓结构的概称句Sp，都可以被精确化为“S（在正常情况下p）”。如果S是复数名词，又可进一步精确化为“（正常的S）（在正常情况下p）”。我们把这样的形式称为概称句的典范形式。这一形式有两层全称概括，外层的全称概括作用于相对于主谓项的正常个体，内层的概括作用于相对某个正常个体的正常环境。以“鸟会飞”为例。不会飞的不正常的鸟被外层的全称量词略去，正常的鸟在不正常环境里而不会飞的现象由内层的全称量词排除。于是，“鸟会飞”应该理解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鸟会飞”，更严格地说，即“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正常的鸟，那么，x在正常的情况下会飞。”
2.这里出现了两个“正常的”，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模态算子。用于正常情况的“正常的”是二元命题算子，在条件句逻辑中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特别是在常识推理研究中对这一算子的改造[2]，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已有结果。用于主项的“正常的”是谓词算子，即以谓词为变元的函数，以下称为正常函数。什么是正常的S，这个函数该如何定义，是建立概称句语义的关键。
3.首次定义正常函数为一个二元函数。在将来的形式解释中，它的两个变目分别被称为主项内涵和谓项内涵。直观地看，该函数是以主谓项的意义来决定正常主项（如“正常鸟”）的意思，再由此在各可能世界中选出所有正常个体。第二个变目的引入，给正常函数选择正常个体提供了一个与谓项涵义相关的选取参数。这体现了正常主项的相对性。
4.对选取正常个体的正常函数有两项限制。第一，选择出来的正常主项的内涵包含了主项的内涵，即对任意的内涵。在“鸟会飞”的例子中，该限制的意思是，“正常鸟”必须首先是“鸟”。第二，与谓项内涵相关的选取参数同谓项的肯定和否定无关，即对任意的内涵。还用“鸟会飞”的例子，这一条件的意思是，我们对于鸟和会飞，以及对于鸟和不会飞，选出的正常个体是相同的。满足这一限制条件的正常函数避免了把“对来说是正常的鸟”定义为“会飞的鸟是正常的”这样一种循环定义的嫌疑
。
根据以上要点，概称句Sp的直观意思是，“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相对于p或非p来说正常的S，那么，在正常情况下，x是p”。下面给出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和形式语义，就是要把这个意思严格地表达出来。
二、概称句的形式语义
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可以在一阶语言基础上扩张得到。
一阶语言有可数无穷多个变元符号、常项符号以及一元谓词符号（注：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讨论一元谓词的概称句，所以这里只有一元谓词符号。），这三类符号的集合分别记作Var,C,pred，并有命题常项符号，联结词，量词符号。中的项和公式定义如常。所有公式的集合记作F。语法符号x,y,z等表示任意的变元符号，c表示任意的常项符号，t表示任意的项，p,Q等表示任意谓词符号。α，β，γ等表示任意的公式。各类语法符号均可加下标或上标。被定义符号有。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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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给出了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对任意的模型，一个概称句在其中的任一可能世界上都有确定的真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概称句推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继续关于概称句的分析来讨论相关问题。
三、概称句本质
首先要说明，在上节里，我们将任意框架上得到的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内涵”，这只是使用了在这类问题讨论中的通常术语，它不是我们在谈论概念时所说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这个意义下的内涵。如果我们将一个框架看作独立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没有和我们的语言（或认识）发生关系，那么，一个中的元素只是一个指向（或指派）。该指向对每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D的子集。只有当我们将w看作可能世界，将D看作个体域，并且，将一个语言表达式（通常为语词）赋予该指向的意义，即将该语言表达式与这个指向相联系，这是在结构或模型层次才有的东西，那么，这时这个指向才成了该表达式的涵义。由这个指向所确定的东西，就是该表达式的指称。按通常的观点，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词项的涵义决定指称，因此，人们把概念的内涵或词项的涵义看成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可能世界集到个体域的幂集的映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的元素被称为“内涵”。而实际上，无论内涵还是涵义都是和语言相关的东西。没有语言，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内涵或涵义。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1)即使与语言相关，也只有通过语言得到或建立的指向，即通过语言的表述我们得以确定其指称的指向，一个语词才有涵义。通过其他方式，如手的指示行为得到的指向，不构成相应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参见下节概念特征(3)）。(2)“概念”、“内涵”、“外延”，以及“语词（词项）”、“涵义”和“指称”，是两个不同系列的术语。主要是在“概念”、“内涵”以及“语词（词项）”、“涵义”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对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我们所用的实际上是后一系列的术语。因为，语词及其涵义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概念及其内涵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与认知主体相关。语词的涵义一般来说是语言的使用者在语言的使用之前就被规定的，也是使用者们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因而具有公众性和某种客观性。而概念及其内涵作为认知主体的某种思想，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认知行为等有较大的关系，因而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有，我们是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来形成概念的，因此概念及其内涵比语词的涵义要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讨论（参见下节概念特征(2)）。在上节我们给出的是语言的解释，只是语词意义的规定以及由此得到公式的真值，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更不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思想。
我们在一开始就指出，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是容忍反例。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或主张的基本观点是，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概称句中词项的理解与其实际的所指（即相应的外延或指称）不一致，而在这个不一致中，我们偏向了涵义，采取了内涵性的观点，放弃了外延的观点。例如，对“人能思维”这一句子来说，“人”的外延并不包含于“能思维”的外延。因此，从外延的观点看，并非每个人都能思维。所以当我们说“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时，我们也都能理解，并认为这是个真句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接受“人能思维”，并且不认为这两个句子是矛盾的。这说明我们是在与外延观点不同的意义上理解或解读“人能思维”这个句子的，而这个不同的意义只能是涵义的或内涵上的意义。
根据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给出了以上概称句语义。关键是引入了词项（主项和谓项）涵义（根据上面的说明，这里应该是“涵义”，而不是“内涵”）。这个引入有两个方面：在语形方面，引入了λ－表达式；在语义方面，首先在对象上，引入了“内涵”（即中的映射），其次建立了λ－表达式到“内涵”的联系，即将每个λ－表达式解释为一个中的映射。在这个解释下，一个λ－表达式的解释，如，自身为一个映射，对每个可能世界确定一个个体集，相当于某个一元谓词在这个世界中的指称。这可以理解为，λχα是一个关于性质的表述，对每个可能世界，选出具有这个性质的那些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由α及其变目x确定的一元谓词的涵义。通过这样的办法，概称句的真值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命题2.1，揭示了概称句命题是关于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函数，这使得我们对概称句的认识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对于概称句的解释可以称为涵义的解释。
根据涵义的解释，我们已经得到了概称句的真值。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透彻。有两个问题：(1)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2)我们为什么会偏向涵义，原因是什么？
关于(2)，合理的看法是，我们所以明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而仍不放弃“人能思维”，是因为对于人这类事物来说，在认识上“人能思维”有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能思维”是被我们认识到的人的重要属性，它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是这个概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上述不一致中，我们宁愿固守我们的概念而放松外延上的要求，于是我们偏向于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导致了在概称句解读时的内涵性倾向。所以，在这个偏向中，不完全是词项涵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理解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即与概念有关。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以上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也是合适的，那么在这个形式语义的基础上，我们希望、也应该可以进一步给出体现概称句与概念因素相关的形式刻画。以下定义和命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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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概称句所表达的东西本质上是概念（主项）与其内涵（谓项）的关系。简单地说，概称句是表达概念内涵的句子。这个结果彻底说明了概称句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关系，回答了问题(1)。
概称句这个性质的明确可以使我们对概称句的意义有新的理解：概称句在于明确、生成、丰富概念，以及传递和接受概念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我们进行这些思维和交流活动的基本语言形式。例如，考虑概念的丰富问题。对于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来说，如果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足够丰富，其中已有“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土豆含有维生素C”是一个真句子。或者，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还不够丰富，通过接受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即认定该句子是一个真句子，在我们的“土豆”的概念中增加“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使我们的“土豆”的概念得到丰富。其他情况可以类似推广得到。如概念的生成、明确可以看成内涵从零开始的丰富。概念的传递、接受，又可看成是丰富概念的基本方式。
我们一再谈到概称句容忍反例的特点，现在根据解释(*)给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个特点。当我们说“人能思维”时，说的只是“能思维”是人的概念的一个内涵，或人这类对象有“能思维”的属性。这是依据“相对于思维来说，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思维”来确定的。但是从外延上看，显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人”的那些对象都是相对于思维来说的正常的人，并且也处在正常情况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然不能思维。“有人不能思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句子。简单地说，“人能思维”中的“人”表达概念，“有人不能思维”中的“人”用于其外延，二者当然并不矛盾。
在关于概称句的理解方面，解释(*)说明了一些现象，与我们的直观相符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解释在概念的方面是否成立？
解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①概念的内涵不是单一映射，而是一个映射集，其中的映射本身是涵义，所以这个映射集也是涵义集。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内涵”首先指的应该是这个集合（或类）。其中的任一涵义，可以称为概念的一个内涵。我们以前是在这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概念的内涵”这一术语的。②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涵义集的幂集的映射。因为一个涵义集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内涵，所以，这个观点也可以简单表述为，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
这样的关于概念内涵和概念的说法是否符合我们关于它们的直观？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要回答：在直观上，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概念的内涵？语词、涵义与概念和内涵又是什么关系？
四、概念、内涵与涵义
根据通常的看法，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p18、22)或者，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4](p18、20)这是目前国内两个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他各种版本的表述与此类似。此外，也都谈到了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概念要用语词来表达。没有离开语词的概念。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3](p20-22)[4](p19-20)以上是关于概念的传统理论。与此相关地，还有弗雷格提出的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以及在可能世界语义产生后，提出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这些内容构成了目前关于概念的主流理论。
从现有的概念理论看，解释(*)与此并不吻合。主要表现在解释(*)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上。对于观点①，撇开内涵的本身是什么，是属性的反映还是涵义，如果我们用技术术语，把内涵看成某种映射，那么，内涵是单一的映射，还是映射的集合？解释(*)主张后者。传统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默认前者。对于观点②，解释(*)对概念、内涵以及涵义有明确的界定，它们的层次各不相同。而传统理论对概念和内涵没有严格区别。尽管根据传统理论，概念是奉质属性的反映，内涵是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本质属性的反映”和“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概念和内涵被经常混同。再加上词项、涵义和指称的提出，本来这是把问题限制到语言，以使问题更明确，更易于讨论，也是通常所谓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的实质，但在一些地方反而使得概念、内涵、涵义的关系更为混乱。例如，有著作认为，“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亦称涵义和所指。词项的内涵就是该词项所表达的概念。”[5](p276)因为概念和内涵的混同，再根据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于是概念也就成了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
这个不吻合原因只能是以下二者之一：(1)解释(*)不成立，即依据形式语义的技术上的结果并不是关于概念的事实。(2)现有的概念理论不足，是这个理论没有反映关于概念的事实。我认为是后一情况。为此，我们必须对概念作新的考察和分析。
忽略枝节争议，我们把关于概念的理解降低到最低限度，到概念最基本的性质上，概念是思想性的东西，将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思想，这一点总是成立的。如果一个东西连这样的思想都不是，那它不可能是概念。下面从这个基础出发，再考虑概念的其他性质，逐步明确关于概念的概念。
(0)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有如下基本性质：
(1)它是由一定的语言表达式（通常是语词或词组）所承载或表达的。
在概念和语词的关系上，基本上没有分歧。一般都认为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或载体。承载概念的语词以后称为概念的承载词。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承载词。不存在没有承载词的概念。并非所有的语词都承载概念。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承载词，同一个语词也可以作为不同概念的承载词。
(2)与承载词的涵义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语词有自己的语形和语义两个方面。语形方面指的是语词的符号或文字及相应的语法组合法则，语义方面指的是语词的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又有两方面，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语词的指称是语词表达或代表的对象。语词的涵义是可以由关于这个语词的解释性短语等表达的东西。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我们可以确定语词的指称。因此，涵义可以被
看作可能世界到指称的映射，以及在涵义和指称的关系上，形成了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
语词表达概念，语词具有涵义，这使得容易将概念与涵义混淆。在概念和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还容易将概念、内涵、涵义三者混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概念不同于涵义。概念是思想，语词的涵义是语言层次上的规定，尽管这个规定并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使用者的思想，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产生的，也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涵义也是某种思想，但概念和涵义毕竟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涵义是凝固在语言中的思想。概念是语言使用者的思想，通过掌握涵义而形成的思想，因此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东西。
(3)具有指向性。
这个指向性指的是概念这种思想到其对象的指向，通过这个指向，一个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代表一定的对象，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一定的对象进行思考。
概念都有承载词。概念的指向性是借助于承载词实现的。这个实现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①通过意指行为的指向。例如，指着水里的一些东西说，“这就是鱼”，于是，关于鱼的思想（或反映）就借助于“鱼”这个语词通过指向行为指定到了这样一些对象上。②通过语言的使用与一定对象相联系从而形成的指向。这里的“语言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语言的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例如，“人”所代表的概念，可以通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表达的涵义指到相应的对象上。这个指向的形成，涉及到“制造”、“使用”、“工具”、“动物”等语词，还涉及到它们的语法组合和语义组合。
前种指向以后称为行为指向，后种指向称为语言指向。行为指向是最原初的指向，语言指向是在行为指向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指向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语言指向，才使得我们不必总是依赖直接的指向行为，而只须通过语言的使用，就可以确定对象，表达思想，以进行思考和交流。只有这样，才使语言真正成为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具有这两种不同指向性的概念，以后也分别称为行为指向概念和语言指向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指向概念。对于前者来说，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概念。例如，设a是一个语词，｛2，咖啡，蓝的｝是一个集合。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某种到对象｛2，咖啡，蓝的｝的指示，说“这就是a”，那么，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有了a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语言表达式，通过它所表达的涵义我们能将a和｛2，咖啡，蓝的｝相联系。但是从概念的基本性质看，应该接受这类思想也是一种概念（即下面所说的“零概念”）。
(4)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概念通过其指向性得到的对象是概念的外延。概念又是由承载词表达的。所以，这个对象首先也是由承载词表达的。因此，概念的外延就是其承载词的指称。
概念是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由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形成指向的，那么这些涵义的全体（集合），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内涵是可以由语言表达的思想。否则，只有行为指向，而无语言表达，如上例a到集合｛2，咖啡，蓝的｝的指向，我们自然不认为a有什么内涵。因此，只有语言指向概念才有内涵。对这类概念来说，明确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明确概念的指向，据此概念的外延得到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内涵是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还是特有属性的反映，在传统概念理论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所有这些反映的集合。当然在这些涵义中，作为认识结果，有的涵义的得到更来之不易，更深刻，更为重要，因而也更容易将其与相应概念的内涵等同看待。
由语言指向得到的外延是类。因为语言指向总是通过一定的描述实现的。其结果是，凡是符合这个描述的对象就构成了相应概念的外延，这样的外延只能是类。
按传统的观点和术语，一个概念的外延如果是一类对象，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类概念（注：这里的“一类对象”指的是多个元素的类。对于外延是单个元素的类，如摹状词表达的概念，通常不把它们看成类概念。），如果是一个性质，那么它就是性质概念或属性概念。基于前面的技术处理，目前我们只讨论个体类的类概念和个体的性质概念。
有两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1)如果通过内涵得到的外延是个空类，那么，这样的思想有内涵，无外延，这就是传统概念理论中的空概念或虚概念。(2)如果内涵是个空类（或空集），如行为指向概念的内涵，那么，类似于把0也算作自然数，这样的思想可以称为零概念。
一个概念，无论它是否有内涵或是否有外延，它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在这里，所谓“有内涵”即相应的涵义集不空，“有外延”即相应的外延类不空。
(5)与认知主体相关。
思想总是一定的思想主体或认知主体的思想。这个认知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还可以是人工的认知主体，抽象的认知主体，与某个理论对应的认知主体等。比如数学理论所对应的认知主体，是由数学家群体形成的认知主体。因为与认知主体相关，所以概念这种思想又有以下特点：
①对于具体的认知主体来说，会受到其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知识背景，语言的掌握水平，甚至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别是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思想是变化的、发展的，表现为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修正、丰富等。比如，某个涵义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但受认识的局限性，在某个时期，它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才成为这个概念的一个内涵。一个涵义是不是某个概念的内涵，是通过我们的认识确定的。反过来，一个概念，因为它有通过认识得到的内涵，也就成了我们先前认识的结晶。
②因为受认知主体的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的认知主体可以对同一承载词形成不同的概念。因此，概念不同于涵义，有某种主观性，个体（个人）性。
③对每个认知主体来说，概念包含知识，或概念本身就是这个主体的一种知识。如果一个认知主体掌握子一个概念，或具有一个被我们称为概念的思想，那么它也就掌握或具有了关于相应对象的一定的知识。
(6)承载词涵义是其最初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个思想的内涵或丰富其内涵。
作为具体认知主体的概念来说，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概念的承载词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语言指向确定外延的，那么，形成这个指向的承载词的涵义就自然成为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初的内涵。例如，
锂，根据字典的解释，是“一种金属元素，银白色，质软，金属中最轻的元素，可制合金。”这些解释表达的东西就是“锂”的涵义。如果我们原来不知道锂，那么现在通过这些表述的涵义，就有了锂的概念，而这些涵义，就是这个概念的最初内涵。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认识，丰富锂的概念的内涵，如锂的原子数为3，是比热最大的金属等等。
概念的形成也可以开始于零概念。可以设想，在最初人们只是用一些符号或语音通过行为指向，即简单的命名活动，将自己的思想与一些对象相联系，如“鱼”，“鸟”等。这时关于这些对象的思想没用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得到对例如鱼的一些认识，并用语言表达式固定下来，成为可以表达的思想，如鱼是水生的脊椎动物，有鳞，有鳃，冷血等，这时人们就有了鱼的概念的内涵。同时，一些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也被这个语言固定下来，标志之一，就是写入这个语言的词典，成为这个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规范。这时“鱼”成为有涵义的语词。后人再了解鱼时，只需通过这些涵义，就可以形成由“鱼”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得到鱼的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来说，鱼的概念就成了语言指示概念。
(7)与可能世界相关。
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一定对象相联系的思想。这个联系的建立总是处在一定的可能世界中，因此，概念总是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因而可以有不同的外延。
以上从第(0)条“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开始，加上后面的7条，基本上说明了什么是概念，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1)具体地说明了语言对概念的作用。(2)揭示了概念的本质：概念是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3)说明语词涵义与概念内涵的联系与区别。内涵是一个涵义的集合，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反映。(4)强调了概念与认识的关系，概念是认知主体的概念，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考察形式处理与直观的符合问题。。
首先，在直观上概念是有指向性的思想，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可以处理成映射，符合直观性质(0)、(3)。其次，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由λ－表达式表达的，λ－表达式就是概念的承载词，符合直观性质(1)。这里需要作一些说明。通常我们会认为“鸟”，“鱼”这样的语词表达概念。它们看起来并不是λ－表达式。如果要写成λ－表达式，那么应该是λx鸟(x)，λx鱼(x)，与直观不符。但是，这正是体现了由弗雷格所深刻分析并确立的思想，一个概念是一个带空位的函数。[6](p54-75)λ－表达式中的符号λ和变元x就是起着表示空位的作用。只是在自然语言中，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内容隐去了，用的是概念表达的省略形式，实际上，概念的严格表达恰恰应该是λ－表达式。
再有，在形式语义中，概念是到内涵的映射，内涵是涵义的集合，体现了概念与涵义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2)。还有，在形式语义方面，符合直观性质(4)、(6)。最后，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出发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7)。
以上的这些方面，形式结果与直观分析都是吻合的。只是有一点，概念与认知主体有关，在我们的形式语义中没用充分体现。
所谓与认知主体有关，最明显的表现是概念的发展性，而这个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内涵的丰富上。在形式语义中，一个概念的内涵是其承载词的全体概称后承。于是，对于给定的语言，一个模型一旦给定，对任一承载词，它的概称后承也就完全确定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人这样的认知主体关于概念的实际情况。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形式结果不是对人这种主体的概念的刻画，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于给定语言，面对给定的世界，从逻辑上看，每个概念都有完全内涵或绝对内涵。这样的概念可以看作在给定语言和对象世界条件下可能得到的绝对概念或极限概念。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这样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完全掌握该给定语言并且完全认识了该给定对象世界的认知主体的概念，或者说，是完全掌握其所用语言并且具有无限认知能力的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形式语义中刻画的概念只是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任何人都不是全能认知主体，而只能是有限能力的认知主体。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该形式语义以及解释(*)对概念本质的揭示。
五、关于概念的几点结论
一个概念是有一个由语言的承载词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这个指向性可以表示为从可能世界到语词涵义集幂集的映射。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可能世界有关。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的所有概称后承。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被该认知主体认定（或认知）的所有概称后承。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外延是其承载词在该世界上的指称。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概念在思维中起着指向一定的对象的作用，并同时提供关于该对象的知识，使拥有或掌握概念的主体可以对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思想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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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家国等.普通逻辑（修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2
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一直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而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关键，是大力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的发展。只有在大学生拥有充分而良好的思想内涵的情况下，才能为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有高校教学资源、在不影响其他课程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的发展，是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学生思想内涵的发展，属于广义上的人文素质培养的一部分。而高校语文教育的作用，除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与技巧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1]而大学语文教育要想充分发挥其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作用，就必须针对大学生在思想内涵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对其进行功能再造。
一、大学生思想内涵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而过度强调专业教育，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素质方面的非专业教育，导致了大学生思想内涵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缺少思想内涵发展必需的人文知识的积累
具有充分而良好的思想内涵的前提是大学生必须具备必要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假如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述一无所知，要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就很难理解革命先烈们舍生忘死的为国家为人民不惜牺牲的崇高精神。而正是由于对人文知识积累的缺乏，很多大学生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很多不良思想在大学生中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缺少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现代中国的苦难史正在逐渐远去。如今的大学生，因为其出生乃至成长的时间均处于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好的高速发展阶段，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缺乏感性的认识，再加上西方在世界上掌握话语霸权，因此很容易受到各种宣扬国家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蛊惑。这种缺乏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最直接的表现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不屑一顾，对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毫不在乎。
（三）个人中心主义严重
大学生个人中心主义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体意识的缺乏。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实行广泛的分工合作，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处于不同的分工环节之中。要使分工获得必要的效率，个体就必须有相应的集体意识，保证分工的同时使合作顺利展开。但是对于个人中心主义的大学生来说，集体对其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因此其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不仅很少考虑集体的利益，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另一方面是不尊重关心他人。个人中心主义因为一切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所以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尊重关心他人的重要性，因而在与人交往时显得冷漠而自私。个人中心主义严重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及时对其思想进行矫正，必然会导致其受到集体和周边人群的排斥，从而对其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四）缺少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
要想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具备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是必要条件。缺少进取精神的大学生，必然在学习和生活中碰到困难时畏缩不前，从而使其遭受相应的挫折。而这种挫折的产生又进一步增强其畏难心理，最终导致其一事无成。缺少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就不可能面对困难时再接再厉，更不可能养成坚忍不拔的良好品质。缺少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最终等待这些大学生的只能是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
二、语文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功能
（一）增加大学生人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大学语文教育必然涉及到对其使用的文学素材的理解和讲述，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很多相关的人文知识。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其文章本身就将三国时的部分历史进行了简单而精辟的叙述，而且对里面出现的很多人物和事件的表述，要理解和讲述清楚的话，学生就必须对三国乃至汉朝的很多人文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学习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必须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语文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的语言技巧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大学生人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其思想内涵中人文知识积累不足的缺陷。[2]
（二）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很多语文教育讲授到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创作于国家繁荣的巅峰时期或者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前者的典型如盛唐的诗歌，后者如中国近现代，都产生了很多足以流传千古、并为大学语文所选取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或描述祖国山河的壮丽、人物的风流，或抒发其对祖国深沉的感情，或表达为祖国富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学生很自然地会在文学艺术欣赏中受到作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挚情感的感染，自觉抵制对西方盲目崇拜思想的干扰，将其逐渐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品德，养成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3]
（三）培养其尊重他人、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思想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且作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而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配合和谅解是这一网络正常运作的墙体。因此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几乎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大力赞扬的美德，由尊重他人延伸开去，就必然涉及到与处于同一集体的其他人团结协作的问题。因此，尊重他人是产生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而集体主义思想则是尊重他人的逻辑结果。在语文教育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深刻体会到作者所代表的社会对自私自利的深刻厌恶以及对尊重他人、团结协作的真情赞美。结合自己日常生活和学习的遭遇，与语文教育中作者的价值观相印证，就能很好地促进学生尊重他人美德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养成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思想。（四）促进其坚韧精神的形成大学语文使用的文学素材中，很多都涉及到励志的论述和相应的故事。这些论述和故事往往与大学生日常生活或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或多或少的类似之处。如三国时期“非复吴下阿蒙”的典故，讲述吕蒙少年时无所事事、受人鄙视后发奋努力、终成大器的故事。还有少年周处为祸乡里、在乡人劝说下除“三害”、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等。在学习这些文学典故的时候，对比一下类似吕蒙和周处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少年时或无所事事或为祸乡里但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流传千古的美名，作为新时代具有相当现代知识基础的大学生，有什么理由不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更好的成绩呢？只要不懈努力，自己也能像这些励志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养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语文教育的功能再造
要充分发挥语文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作用，就有必要针对目前语文教育的现状，采取一定的措施，实现其功能再造。
（一）明确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育重要任务的地位
充分发挥语文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前提，是明确思想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说语文教育本身必然会对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但是若不明确其思想教育的任务，这始终只是语文教育产生的附带作用，无法将这种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将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将语文课上成思想教育课，而是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技巧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的思想发展，使语文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内涵的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而不仅仅是附带的行为。
（二）在语文教育中增加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学素材
语文教育对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作用，必须通过其使用的文学素材才能最终发挥出来，语文教育中的文学素材具有良好的思想教育的内容是实现这一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对大学生思想内涵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适当增加此方面的文学素材的内容。尤其在大学课本中课文的编选方面，因为语文课的讲授基本都是围绕着语文课本中的课文进行，因此要在大学语文课本中适当增加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学素材，而对那些缺乏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学素材，除非在语言艺术方面有特别的必要，否则尽量不要选取。另外，对大学语文教育中列出的必读课外书籍，也有必要向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学经典倾斜。
（三）增加对文学素材背景资料的讲授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3
【关键词】语义不对等；文化内涵；词义联想
英汉词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上来说，它的产生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所特有的语言体系与建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两种语言之间的语义和文化的对等是极为少见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同导致词汇空缺现象
词汇空缺现象是指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这些词语有的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不同，有的源于社会生活的不同。例如：英语中的victoriagirl(维多利亚女孩)，指的是思想比较保守的女性，因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思想比较保守，所以以这位女王的名字来形容那些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人等等。中文中一些词语在英语中也有词汇空缺现象，例如：王母、朱雀、玄武、土地庙、中山装、景泰蓝、红眼病、四大金刚，五福同寿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在英语中也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
二、词义和文化的意想差异导致语义不同
词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实际上属于“文化信息”差异，具体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的不对应上。
英语中的很多词汇以及表达方式所蕴涵的寓意都与希腊神话有关。achilles’heel(阿格琉斯的脚后跟)指的是致命的弱点。来自于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阿格琉斯是希腊最英勇的战士，而他的致命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Juda’skiss(犹大的吻)，犹大是出卖耶和华的叛徒，这个短语指的是口蜜腹剑的意思；thelaurelofapollo(阿波罗的月桂树)，桂花在中文里我们想到的是秋天，而这个短语却是表示胜利(victory)。
汉语的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代表了八卦五行，但是在英语里面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对等的。英语之中，金星（mars）是天上最美丽的一颗星，代表了美丽女神维纳斯；木星(Jupiter)是天神宙斯的化身；水星(mercury)因为离太阳最近跑得最快，所以是通信使者；火星(mars)因为一直有着熊熊的火焰，是战神的化身；土星(Saturn)因为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壤所以是大地之母，宙斯的母亲。
词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不仅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上，而且还反映在社会文化意义上。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负荷传递着无尽的文化信息。英语“theladywentuptheaislewithonemanandcamebackwithanother.”一句，意为“这位女士同一个男人走上了礼坛，却同另一个男人走回来。”它蕴含着西方文化中的婚礼习俗，即新娘由父亲带着走上婚礼的神坛，然后交给新郎。如若不懂西方这种婚礼习俗，还真以为这位新娘片刻换了郎君呢!
三、词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的不等值
英汉词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的不等值主要表现在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上。
1.概念意义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它是抽象的与客观事物不发生直接联系。概念意义是交际的核心因素，不正确理解词的概念意义，就会引起交际冲突。如：汉语中“公公”和“丈人”都可以用英语中的father-in-law来表示，而step-in-mother则表示继母的意思。
2.内涵意义是超出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往往与客观事物的本性和特点有联系。如：idealism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哲学术语，意思是“唯心主义”，不包含任何褒贬之意；而汉语中的“唯心主义”则具有贬义。另一个意义是“理想主义”，可表示肯定或否定，或兼而有之；而汉语中的“理想主义”往往含有脱离实际的意思，含有贬义。类似的还有：inpidualism和“个人主义”，politics和“政治”，community和“社团”，girlfriend和“女朋友”等等，其内涵意义都不能划上等号。
3.搭配意义主要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搭配往往也是约定俗成的，不能用母语的搭配规律套用到英语学习中去。如：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应用“blacktea”，英语中的“blackcoffee”在汉语则是“浓咖啡”，汉语中的“浓茶”在英语中则是“strongtea”。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语义与文化的不对等现在在日常用语中广泛存在，影响我们的双语交流，作为语言学习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语言内涵所造成的语义差异，并能够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把原语言中真正的含义能够准确理解并用第二语言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梅德明《高级口译教程》。
[2]钟述孔《实用口译手册》。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4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三、弗雷格“涵义”的困惑
弗雷格把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其指称区分开对于实施他的逻辑主义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首先，保证了语言交流中，不论是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都具有公共的对象，因为尽管不同的认知者对同一个专名涵义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由于涵义是非心理的对象，是语言实体，所以，只要专名有指称，那么最终总能达到同一指称。这样避免了考虑认知中不可断定内容的私人(主观)对象的尴尬。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5
【英文摘要】genericsentencesappeartohaveuniversalquantifications.they,nevertheless,tolerateexceptions.thisisthemainfeatureofgenericsandalsothemostpuzzlingproblemtobesolvedintheresearchesaboutthem.thisfeatureindicatesthatgenericsexpresssomethinginvolvingintensionality.basedonintensionalsemantics,thispaperusesaformalmethodtorevealthatgenericsentencesexpresstheintensionsofconcepts,andshowsthatwhatgenericsareabout.thus,somepuzzlingphenomenaaroundgenericsareexplainedwithsatisfaction.thisdiscoveryreliesonseveralassumptions:conceptsarefunctionsmappingfromasetofpossibleworldstothepowersetofasetofintensions;theintensionofaconceptisthesetofallgenericconsequencesderivedfromthesenseofthetermthatexpressestheconcept;etc.however,theseassumptionsarenotinaccordwiththetraditionalviews.tomaketheresultspresentedheremoreconclusive,thefundamentalpropertiesfromthebottomlineoftheconceptsarediscussedandanalyzed.theyaresummarizedtobesevenbasicpropertiesofconcepts.thepositionsproposedinthispaperarearguedforandenforcedbyexploring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language,aswellas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knowledge.theseargumentsconsistofanewtheoryofconcept.
【关键词】概称句/概念/内涵/涵义genericsentence/concept/intension/sense
概称句（注：“概称句”是作者对genericsentence的翻译。这里是首次正式在国内文献中使用这一译名。）(genericsentence)是我们日常思维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句子。关于概称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提出了多种理论和形式处理，但因尚未形成统一和公认的理论，仍处于初期阶段。概称句研究在非单调推理、人工智能以及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属于概称句的条件句逻辑和模态逻辑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概称句涉及到概念和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概称句本质的认识涉及到概念理论，此二者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在概称句分析和语义的基础上[1]，借助于形式化方法，本文对概称句和概念进行了分析，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
一、关于概称句的说明
概称句又称特征句，指的是“鸟会飞”，“马铃薯含维生素c”等这类句子。概称句有不同的种类。与本文有关的概称句是“鸟会飞(birdsfly)”这类概称句。这类概称句从句子的语言结构上看有两个特点：(1)表现为主谓结构。如“鸟会飞”，其中鸟是主项（或主语），记作s，“会飞”是谓项（或谓语），记作p。这种概称句通常又记作sp。(2)主项s是复数，或用通常普通逻辑类教科书的术语，s是“普遍词项”或“普遍概念”。这种概称句是我们最常用的概称句。
概称句一方面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称句，另一方面又容忍反例。比如，概称句“人能思维”，有“人都能思维”的意思，但同时又不会因为有些人不能思维而使“人能思维”为假，即“人能思维”与“有些人不能思维”并不矛盾。这是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对此各种研究提出了关于概称句意义理解方面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乃至于形式刻画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在总结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分析，给出了一个关于概称句的语义。[1]这个分析有以下几个要点：
1.所有主谓结构的概称句sp，都可以被精确化为“s（在正常情况下p）”。如果s是复数名词，又可进一步精确化为“（正常的s）（在正常情况下p）”。我们把这样的形式称为概称句的典范形式。这一形式有两层全称概括，外层的全称概括作用于相对于主谓项的正常个体，内层的概括作用于相对某个正常个体的正常环境。以“鸟会飞”为例。不会飞的不正常的鸟被外层的全称量词略去，正常的鸟在不正常环境里而不会飞的现象由内层的全称量词排除。于是，“鸟会飞”应该理解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鸟会飞”，更严格地说，即“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正常的鸟，那么，x在正常的情况下会飞。”
2.这里出现了两个“正常的”，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模态算子。用于正常情况的“正常的”是二元命题算子，在条件句逻辑中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特别是在常识推理研究中对这一算子的改造[2]，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已有结果。用于主项的“正常的”是谓词算子，即以谓词为变元的函数，以下称为正常函数。什么是正常的s，这个函数该如何定义，是建立概称句语义的关键。
3.首次定义正常函数为一个二元函数。在将来的形式解释中，它的两个变目分别被称为主项内涵和谓项内涵。直观地看，该函数是以主谓项的意义来决定正常主项（如“正常鸟”）的意思，再由此在各可能世界中选出所有正常个体。第二个变目的引入，给正常函数选择正常个体提供了一个与谓项涵义相关的选取参数。这体现了正常主项的相对性。
4.对选取正常个体的正常函数有两项限制。第一，选择出来的正常主项的内涵包含了主项的内涵，即对任意的内涵。在“鸟会飞”的例子中，该限制的意思是，“正常鸟”必须首先是“鸟”。第二，与谓项内涵相关的选取参数同谓项的肯定和否定无关，即对任意的内涵。还用“鸟会飞”的例子，这一条件的意思是，我们对于鸟和会飞，以及对于鸟和不会飞，选出的正常个体是相同的。满足这一限制条件的正常函数避免了把“对来说是正常的鸟”定义为“会飞的鸟是正常的”这样一种循环定义的嫌疑。
根据以上要点，概称句sp的直观意思是，“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相对于p或非p来说正常的s，那么，在正常情况下，x是p”。下面给出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和形式语义，就是要把这个意思严格地表达出来。
二、概称句的形式语义
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可以在一阶语言基础上扩张得到。
一阶语言 有可数无穷多个变元符号、常项符号以及一元谓词符号（注：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讨论一元谓词的概称句，所以这里只有一元谓词符号。），这三类符号的集合分别记作var,c,pred，并有命题常项符号，联结词，量词符号。中的项和公式定义如常。所有公式的集合记作f。语法符号x,y,z等表示任意的变元符号，c表示任意的常项符号，t表示任意的项，p,q等表示任意谓词符号。α，β，γ等表示任意的公式。各类语法符号均可加下标或上标。被定义符号有。
附图
附图
附图
至此我们给出了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对任意的模型，一个概称句在其中的任一可能世界上都有确定的真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概称句推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继续关于概称句的分析来讨论相关问题。
三、概称句本质
首先要说明，在上节里，我们将任意框架上得到的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内涵”，这只是使用了在这类问题讨论中的通常术语，它不是我们在谈论概念时所说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这个意义下的内涵。如果我们将一个框架看作独立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没有和我们的语言（或认识）发生关系，那么，一个中的元素只是一个指向（或指派）。该指向对每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d的子集。只有当我们将w看作可能世界，将d看作个体域，并且，将一个语言表达式（通常为语词）赋予该指向的意义，即将该语言表达式与这个指向相联系，这是在结构或模型层次才有的东西，那么，这时这个指向才成了该表达式的涵义。由这个指向所确定的东西，就是该表达式的指称。按通常的观点，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词项的涵义决定指称，因此，人们把概念的内涵或词项的涵义看成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可能世界集到个体域的幂集的映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的元素被称为“内涵”。而实际上，无论内涵还是涵义都是和语言相关的东西。没有语言，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内涵或涵义。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1)即使与语言相关，也只有通过语言得到或建立的指向，即通过语言的表述我们得以确定其指称的指向，一个语词才有涵义。通过其他方式，如手的指示行为得到的指向，不构成相应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参见下节概念特征(3)）。(2)“概念”、“内涵”、“外延”，以及“语词（词项）”、“涵义”和“指称”，是两个不同系列的术语。主要是在“概念”、“内涵”以及“语词（词项）”、“涵义”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对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我们所用的实际上是后一系列的术语。因为，语词及其涵义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概念及其内涵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与认知主体相关。语词的涵义一般来说是语言的使用者在语言的使用之前就被规定的，也是使用者们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因而具有公众性和某种客观性。而概念及其内涵作为认知主体的某种思想，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认知行为等有较大的关系，因而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有，我们是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来形成概念的，因此概念及其内涵比语词的涵义要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讨论（参见下节概念特征(2)）。在上节我们给出的是语言的解释，只是语词意义的规定以及由此得到公式的真值，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更不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思想。
我们在一开始就指出，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是容忍反例。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或主张的基本观点是，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概称句中词项的理解与其实际的所指（即相应的外延或指称）不一致，而在这个不一致中，我们偏向了涵义，采取了内涵性的观点，放弃了外延的观点。例如，对“人能思维”这一句子来说，“人”的外延并不包含于“能思维”的外延。因此，从外延的观点看，并非每个人都能思维。所以当我们说“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时，我们也都能理解，并认为这是个真句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接受“人能思维”，并且不认为这两个句子是矛盾的。这说明我们是在与外延观点不同的意义上理解或解读“人能思维”这个句子的，而这个不同的意义只能是涵义的或内涵上的意义。
根据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给出了以上概称句语义。关键是引入了词项（主项和谓项）涵义（根据上面的说明，这里应该是“涵义”，而不是“内涵”）。这个引入有两个方面：在语形方面，引入了λ－表达式；在语义方面，首先在对象上，引入了“内涵”（即中的映射），其次建立了λ－表达式到“内涵”的联系，即将每个λ－表达式解释为一个中的映射。在这个解释下，一个λ－表达式的解释，如，自身为一个映射，对每个可能世界确定一个个体集，相当于某个一元谓词在这个世界中的指称。这可以理解为，λχα是一个关于性质的表述，对每个可能世界，选出具有这个性质的那些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由α及其变目x确定的一元谓词的涵义。通过这样的办法，概称句的真值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命题2.1，揭示了概称句命题是关于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函数，这使得我们对概称句的认识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对于概称句的解释可以称为涵义的解释。
根据涵义的解释，我们已经得到了概称句的真值。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透彻。有两个问题：(1)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2)我们为什么会偏向涵义，原因是什么？
关于(2)，合理的看法是，我们所以明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而仍不放弃“人能思维”，是因为对于人这类事物来说，在认识上“人能思维”有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能思维”是被我们认识到的人的重要属性，它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是这个概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上述不一致中，我们宁愿固守我们的概念而放松外延上的要求，于是我们偏向于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导致了在概称句解读时的内涵性倾向。所以，在这个偏向中，不完全是词项涵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理解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即与概念有关。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以上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也是合适的，那么在这个形式语义的基础上，我们希望、也应该可以进一步给出体现概称句与概念因素相关的形式刻画。以下定义和命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附图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概称句所表达的东西本质上是概念（主项）与其内涵（谓项）的关系。简单地说，概称句是表达概念内涵的句子。这个结果彻底说明了概称句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关系，回答了问题(1)。
概称句这个性质的明确可以使我们对概称句的意义有新的理解：概称句在于明确、生成、丰富概念，以及传递和接受概念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我们进行这些思维和交流活动的基本语言形式。例如，考虑概念的丰富问题。对于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来说，如果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足够丰富，其中已有“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土豆含有维生素c”是一个真句子。或者，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还不够丰富，通过接受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即认定该句子是一个真句子，在我们的“土豆”的概念中增加“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使我们的“土豆”的概念得到丰富。其他情况可以类似推广得到。如概念的生成、明确可以看成内涵从零开始的丰富。概念的传递、接受，又可看成是丰富概念的基本方式。
我们一再谈到概称句容忍反例的特点，现在根据解释(*)给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个特点。当我们说“人能思维”时，说的只是“能思维”是人的概念的一个内涵，或人这类对象有“能思维”的属性。这是依据“相对于思维来说，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思维”来确定的。但是从外延上看，显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人”的那些对象都是相对于思维来说的正常的人，并且也处在正常情况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然不能思维。“有人不能思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句子。简单地说，“人能思维”中的“人”表达概念，“有人不能思维”中的“人”用于其外延，二者当然并不矛盾。
在关于概称句的理解方面，解释(*)说明了一些现象，与我们的直观相符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解释在概念的方面是否成立？
解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①概念的内涵不是单一映射，而是一个映射集，其中的映射本身是涵义，所以这个映射集也是涵义集。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内涵”首先指的应该是这个集合（或类）。其中的任一涵义，可以称为概念的一个内涵。我们以前是在这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概念的内涵”这一术语的。②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涵义集的幂集的映射。因为一个涵义集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内涵，所以，这个观点也可以简单表述为，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
这样的关于概念内涵和概念的说法是否符合我们关于它们的直观？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要回答：在直观上，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概念的内涵？语词、涵义与概念和内涵又是什么关系？
四、概念、内涵与涵义
根据通常的看法，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p18、22)或者，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4](p18、20)这是目前国内两个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他各种版本的表述与此类似。此外，也都谈到了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概念要用语词来表达。没有离开语词的概念。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3](p20-22)[4](p19-20)以上是关于概念的传统理论。与此相关地，还有弗雷格提出的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以及在可能世界语义产生后，提出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这些内容构成了目前关于概念的主流理论。
从现有的概念理论看，解释(*)与此并不吻合。主要表现在解释(*)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上。对于观点①，撇开内涵的本身是什么，是属性的反映还是涵义，如果我们用技术术语，把内涵看成某种映射，那么，内涵是单一的映射，还是映射的集合？解释(*)主张后者。传统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默认前者。对于观点②，解释(*)对概念、内涵以及涵义有明确的界定，它们的层次各不相同。而传统理论对概念和内涵没有严格区别。尽管根据传统理论，概念是奉质属性的反映，内涵是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本质属性的反映”和“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概念和内涵被经常混同。再加上词项、涵义和指称的提出，本来这是把问题限制到语言，以使问题更明确，更易于讨论，也是通常所谓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的实质，但在一些地方反而使得概念、内涵、涵义的关系更为混乱。例如，有著作认为，“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亦称涵义和所指。词项的内涵就是该词项所表达的概念。”[5](p276)因为概念和内涵的混同，再根据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于是概念也就成了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
这个不吻合原因只能是以下二者之一：(1)解释(*)不成立，即依据形式语义的技术上的结果并不是关于概念的事实。(2)现有的概念理论不足，是这个理论没有反映关于概念的事实。我认为是后一情况。为此，我们必须对概念作新的考察和分析。
忽略枝节争议，我们把关于概念的理解降低到最低限度，到概念最基本的性质上，概念是思想性的东西，将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思想，这一点总是成立的。如果一个东西连这样的思想都不是，那它不可能是概念。下面从这个基础出发，再考虑概念的其他性质，逐步明确关于概念的概念。
(0)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有如下基本性质：
(1)它是由一定的语言表达式（通常是语词或词组）所承载或表达的。
在概念和语词的关系上，基本上没有分歧。一般都认为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或载体。承载概念的语词以后称为概念的承载词。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承载词。不存在没有承载词的概念。并非所有的语词都承载概念。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承载词，同一个语词也可以作为不同概念的承载词。
(2)与承载词的涵义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语词有自己的语形和语义两个方面。语形方面指的是语词的符号或文字及相应的语法组合法则，语义方面指的是语词的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又有两方面，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语词的指称是语词表达或代表的对象。语词的涵义是可以由关于这个语词的解释性短语等表达的东西。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我们可以确定语词的指称。因此，涵义可以被看作可能世界到指称的映射，以及在涵义和指称的关系上，形成了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
语词表达概念，语词具有涵义，这使得容易将概念与涵义混淆。在概念和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还容易将概念、内涵、涵义三者混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概念不同于涵义。概念是思想，语词的涵义是语言层次上的规定，尽管这个规定并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使用者的思想，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产生的，也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涵义也是某种思想，但概念和涵义毕竟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涵义是凝固在语言中的思想。概念是语言使用者的思想，通过掌握涵义而形成的思想，因此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东西。
(3)具有指向性。
这个指向性指的是概念这种思想到其对象的指向，通过这个指向，一个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代表一定的对象，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一定的对象进行思考。
概念都有承载词。概念的指向性是借助于承载词实现的。这个实现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①通过意指行为的指向。例如，指着水里的一些东西说，“这就是鱼”，于是，关于鱼的思想（或反映）就借助于“鱼”这个语词通过指向行为指定到了这样一些对象上。②通过语言的使用与一定对象相联系从而形成的指向。这里的“语言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语言的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例如，“人”所代表的概念，可以通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表达的涵义指到相应的对象上。这个指向的形成，涉及到“制造”、“使用”、“工具”、“动物”等语词，还涉及到它们的语法组合和语义组合。
前种指向以后称为行为指向，后种指向称为语言指向。行为指向是最原初的指向，语言指向是在行为指向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指向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语言指向，才使得我们不必总是依赖直接的指向行为，而只须通过语言的使用，就可以确定对象，表达思想，以进行思考和交流。只有这样，才使语言真正成为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具有这两种不同指向性的概念，以后也分别称为行为指向概念和语言指向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指向概念。对于前者来说，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概念。例如，设a是一个语词，｛2，咖啡，蓝的｝是一个集合。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某种到对象｛2，咖啡，蓝的｝的指示，说“这就是a”，那么，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有了a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语言表达式，通过它所表达的涵义我们能将a和｛2，咖啡，蓝的｝相联系。但是从概念的基本性质看，应该接受这类思想也是一种概念（即下面所说的“零概念”）。
(4)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概念通过其指向性得到的对象是概念的外延。概念又是由承载词表达的。所以，这个对象首先也是由承载词表达的。因此，概念的外延就是其承载词的指称。
概念是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由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形成指向的，那么这些涵义的全体（集合），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内涵是可以由语言表达的思想。否则，只有行为指向，而无语言表达，如上例a到集合｛2，咖啡，蓝的｝的指向，我们自然不认为a有什么内涵。因此，只有语言指向概念才有内涵。对这类概念来说，明确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明确概念的指向，据此概念的外延得到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内涵是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还是特有属性的反映，在传统概念理论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所有这些反映的集合。当然在这些涵义中，作为认识结果，有的涵义的得到更来之不易，更深刻，更为重要，因而也更容易将其与相应概念的内涵等同看待。
由语言指向得到的外延是类。因为语言指向总是通过一定的描述实现的。其结果是，凡是符合这个描述的对象就构成了相应概念的外延，这样的外延只能是类。
按传统的观点和术语，一个概念的外延如果是一类对象，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类概念（注：这里的“一类对象”指的是多个元素的类。对于外延是单个元素的类，如摹状词表达的概念，通常不把它们看成类概念。），如果是一个性质，那么它就是性质概念或属性概念。基于前面的技术处理，目前我们只讨论个体类的类概念和个体的性质概念。
有两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1)如果通过内涵得到的外延是个空类，那么，这样的思想有内涵，无外延，这就是传统概念理论中的空概念或虚概念。(2)如果内涵是个空类（或空集），如行为指向概念的内涵，那么，类似于把0也算作自然数，这样的思想可以称为零概念。
一个概念，无论它是否有内涵或是否有外延，它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在这里，所谓“有内涵”即相应的涵义集不空，“有外延”即相应的外延类不空。
(5)与认知主体相关。
思想总是一定的思想主体或认知主体的思想。这个认知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还可以是人工的认知主体，抽象的认知主体，与某个理论对应的认知主体等。比如数学理论所对应的认知主体，是由数学家群体形成的认知主体。因为与认知主体相关，所以概念这种思想又有以下特点：
①对于具体的认知主体来说，会受到其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知识背景，语言的掌握水平，甚至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别是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思想是变化的、发展的，表现为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修正、丰富等。比如，某个涵义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但受认识的局限性，在某个时期，它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才成为这个概念的一个内涵。一个涵义是不是某个概念的内涵，是通过我们的认识确定的。反过来，一个概念，因为它有通过认识得到的内涵，也就成了我们先前认识的结晶。
②因为受认知主体的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的认知主体可以对同一承载词形成不同的概念。因此，概念不同于涵义，有某种主观性，个体（个人）性。
③对每个认知主体来说，概念包含知识，或概念本身就是这个主体的一种知识。如果一个认知主体掌握子一个概念，或具有一个被我们称为概念的思想，那么它也就掌握或具有了关于相应对象的一定的知识。
(6)承载词涵义是其最初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个思想的内涵或丰富其内涵。
作为具体认知主体的概念来说，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概念的承载词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语言指向确定外延的，那么，形成这个指向的承载词的涵义就自然成为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初的内涵。例如，锂，根据字典的解释，是“一种金属元素，银白色，质软，金属中最轻的元素，可制合金。”这些解释表达的东西就是“锂”的涵义。如果我们原来不知道锂，那么现在通过这些表述的涵义，就有了锂的概念，而这些涵义，就是这个概念的最初内涵。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认识，丰富锂的概念的内涵，如锂的原子数为3，是比热最大的金属等等。
概念的形成也可以开始于零概念。可以设想，在最初人们只是用一些符号或语音通过行为指向，即简单的命名活动，将自己的思想与一些对象相联系，如“鱼”，“鸟”等。这时关于这些对象的思想没用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得到对例如鱼的一些认识，并用语言表达式固定下来，成为可以表达的思想，如鱼是水生的脊椎动物，有鳞，有鳃，冷血等，这时人们就有了鱼的概念的内涵。同时，一些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也被这个语言固定下来，标志之一，就是写入这个语言的词典，成为这个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规范。这时“鱼”成为有涵义的语词。后人再了解鱼时，只需通过这些涵义，就可以形成由“鱼”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得到鱼的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来说，鱼的概念就成了语言指示概念。
(7)与可能世界相关。
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一定对象相联系的思想。这个联系的建立总是处在一定的可能世界中，因此，概念总是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因而可以有不同的外延。
以上从第(0)条“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开始，加上后面的7条，基本上说明了什么是概念，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1)具体地说明了语言对概念的作用。(2)揭示了概念的本质：概念是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3)说明语词涵义与概念内涵的联系与区别。内涵是一个涵义的集合，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反映。(4)强调了概念与认识的关系，概念是认知主体的概念，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考察形式处理与直观的符合问题。
首先，在直观上概念是有指向性的思想，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可以处理成映射，符合直观性质(0)、(3)。其次，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由λ－表达式表达的，λ－表达式就是概念的承载词，符合直观性质(1)。这里需要作一些说明。通常我们会认为“鸟”，“鱼”这样的语词表达概念。它们看起来并不是λ－表达式。如果要写成λ－表达式，那么应该是λx鸟(x)，λx鱼(x)，与直观不符。但是，这正是体现了由弗雷格所深刻分析并确立的思想，一个概念是一个带空位的函数。[6](p54-75)λ－表达式中的符号λ和变元x就是起着表示空位的作用。只是在自然语言中，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内容隐去了，用的是概念表达的省略形式，实际上，概念的严格表达恰恰应该是λ－表达式。
再有，在形式语义中，概念是到内涵的映射，内涵是涵义的集合，体现了概念与涵义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2)。还有，在形式语义方面，符合直观性质(4)、(6)。最后，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出发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7)。
以上的这些方面，形式结果与直观分析都是吻合的。只是有一点，概念与认知主体有关，在我们的形式语义中没用充分体现。
所谓与认知主体有关，最明显的表现是概念的发展性，而这个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内涵的丰富上。在形式语义中，一个概念的内涵是其承载词的全体概称后承。于是，对于给定的语言，一个模型一旦给定，对任一承载词，它的概称后承也就完全确定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人这样的认知主体关于概念的实际情况。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形式结果不是对人这种主体的概念的刻画，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于给定语言，面对给定的世界，从逻辑上看，每个概念都有完全内涵或绝对内涵。这样的概念可以看作在给定语言和对象世界条件下可能得到的绝对概念或极限概念。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这样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完全掌握该给定语言并且完全认识了该给定对象世界的认知主体的概念，或者说，是完全掌握其所用语言并且具有无限认知能力的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形式语义中刻画的概念只是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任何人都不是全能认知主体，而只能是有限能力的认知主体。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该形式语义以及解释(*)对概念本质的揭示。
五、关于概念的几点结论
一个概念是有一个由语言的承载词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这个指向性可以表示为从可能世界到语词涵义集幂集的映射。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可能世界有关。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的所有概称后承。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被该认知主体认定（或认知）的所有概称后承。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外延是其承载词在该世界上的指称。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概念在思维中起着指向一定的对象的作用，并同时提供关于该对象的知识，使拥有或掌握概念的主体可以对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思想上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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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6
[论文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7
[关键词]思想文化；纯洁性；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D64；D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0122-02
同志指出：“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思想文化的纯洁性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灵魂和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的根本保证。而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的，是不断进步的。
1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基本内涵
“纯洁”这个词由纯与洁构成。纯是指专一不杂，如纯金、纯粹。洁是指干净，如清洁、整洁等。所谓纯洁就是纯正清白，没有污点，没有私心。党的纯洁性是指党组织或党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纯正清白，是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和为革命执着奋斗的态度。正如陈云同志所解释的：“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不是年幼龄青，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于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党的纯洁性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体系，包括思想文化纯洁、作风纯洁、组织纯洁、政治纯洁等。思想文化纯洁可以分为组织层面和党员个人层面两个层次。组织层面纯洁是指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所具有的文化体系，尤其是核心文化体系是先进的，是代表人类发展趋势的，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奋斗目标、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等。党员个人层面纯洁则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这两个层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个人层面是组织层面的基础。没有个人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培养，就不会有党组织层面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反之，没有组织层面思想文化总体上的原则和氛围，也会使个人层面思想文化纯洁性培养失去指导和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文化建设不同于党所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前者是指党的自身文化建设，属于政党建设范畴，后者是指执政党所领导下的国家文化建设范畴。
2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内涵是通过党的思想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体现出来的。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所谓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社会中人们常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做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成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一政治角色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政治认同是一国政治状态的主要标准。政治认同越低，社会稳定程度越差，政治认同越高，社会稳定程度越高。因此，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们都能够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政党认同是政党政治社会的政治认同。是个人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精神寄托和依恋之情。党员的政治认同是党员对政党的宗旨、性质、目标等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焕发出对所依恋的政党的情感归属和责任意识。最终在行动上、思想上与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地支持党组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员的政治认同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而党的纯洁性则是政治认同的外在表现和文化积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政党认同度，确保党员与党组织高度一致。
在政党认同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一个根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是对党认同的核心基础。具体来说，党员对党的认同就必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同；是对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认同。这是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3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是亘古不变的。诸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但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及其建设的具体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因此，通过透视当今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讨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是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推进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因此，党要把这些时代的要求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
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20世纪90年代初，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走上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渗透到党员的思想和党的文化之中。金钱至上、追求享乐等思想开始进入到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就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挑战。把市场经济好的一面，诸如竞争、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民主思想等要素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之中，把市场经济负面的因素剔除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世界。作为东方大国的政党文化势必会受到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势必会形成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以自身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其他文化为补充的党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党在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过程中，大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去其糟粕，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创新党的文化，提升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的水平。
再次，在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革命党转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过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的变化，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势必从阶级斗争转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上，更多地体现在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上。
最后，从生态文化建设方面来发展党的文化纯洁性。漫长的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适应自然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服从于自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自然。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利用自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主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的文化产生。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过去，我们党的文化也是非生态的文化。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建设只是重视人与人关系的解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把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建设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发展的瓶颈。西方的生态危机和我国的生态问题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的文化形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注意到并顺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党的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要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应该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作为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必须把生态文化纳入到党的自身文化建设之中，必须纳入到党的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成为党的文化纯洁性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J].求是，2012（6）.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8
近年来，“新闻涵化”成为西方传播学和新闻理论的热门话题，引起国内新闻与传播学者极大的兴趣。那么，什么是新闻涵化？研究它的意义是什么？西方学者认为，媒介涵化“创造了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未必准确，却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现实，并基于这样的现实对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做出判断。”[1]实际上，新闻涵化就是记者在新闻中暗示的他对新闻事件的观点，反映在新闻报道的各个方面。同一个事件被不同记者报道，文字或图像的表述不完全相同，这种普遍特征就是一种不被受众注意的涵化。由于记者把某些主观因素涵摄入新闻中，新闻同客观事实之间发生了“变异”，记者的世界观给事实以至现实世界打上烙印，其中包括技术涵化、专业手段涵化、语言涵化和框架涵化。[2]新闻涵化实际是媒体以一定的思想改造事实，使新闻事件成为媒介消化的制成品，涵化理论揭示了客观报道惯用的思想表达方式，对媒介驾驭事实、型塑新闻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闻的技术涵化
最初，美国的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媒体在宏观上改变人的观念，是由于其“内在的隐含变化的过程，受到媒介传播内容的重大影响。”[3]许多重要新闻都隐含媒体的思想而对受众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采编技术手段的运用就开始了涵化的过程。记者运用信息器械加工事实，赋予新闻某种蕴涵，称作新闻的技术涵化。技术涵化表现为传播手段对陈述事实的作用，技术表现力构成新闻的有机部分。
报纸为了提高时效，有些记者直接在电脑上打出稿子，经把关人略加修改就进入了印刷。这一方面是对能力的锻炼，另一方面，报道者的疏忽性也增大了。由于抢时效而减少媒介内部的自审，使某些记者的偏好、臆断难免通过文字在版面上流露出来。过去，文字记者的技术涵化是很少的，因为他们除了选择事实之外没有其他技术可言，但电脑进入编写过程，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电脑对句子的修改，最新符号的使用，都使稿件有了新的意蕴。近几十年，报刊实现了彩色印刷，以不同颜色处理图片和文字，表现出记者的不同评价，读者感受到报刊的不同倾向，报刊新闻的涵化浓度也越来越突出。
报刊新闻的技术涵化，易于在摄影报道中体现出来。用什么角度、亮度和距离拍摄新闻图片，都有记者的主观意图。连新闻图片幅面的大小也在蕴涵媒介的主张，涵化的隐蔽性在无声的闪光灯下，默默地放大了记者的立场。随着技术的进步，印刷传媒不断增大依赖技术设备的程度，新闻涵化抓到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人机关系中，“机”的比重在加大，文字记者的采访不再使用笔录，而较多地用录音机、手机和录相机，技术涵化反映纸媒体的重大观念越来月周到。
电视新闻的涵化更多地表现为镜头的距离和事实的选择，如特写还是非特写以及其他摄像的过滤手段，记者善于让图像说话。当记者想突出某个事物或人物，尽量用特写镜头或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如果想贬低一个人物或事物，则推远镜头或不给、少给镜头。在同期声画面的处理上，让哪个人物向观众说话或使他沉默，都表明新闻人物被涵化的程度。通过这类技术手法强化事件的意义，使受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新闻强调的内容，很多受众不会注意技术手段对新闻细节强化。
电视新闻的涵化有时并不是记者有意的安排，而是传播技术把新闻内容置于传播者的仓促控制下，打上了传播者无法驾驭的烙印。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提高了新闻媒介的运作速度，时效性强到极点的现场直播，使导播在瞬间做出镜头切换，导播者的思索和选择极为迅速，瞬间的理解决定了新闻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让观众看到什么，如何认识事件，在几秒钟内由导播做出决定。这时，电视记者难以体现自己的主观意识，甚至陷入“无意识”的技术选择，许多意外的效果使记者不得不陷入被动。尽管如此，技术涵化在电视新闻中仍然有章可循，比如摄像机的角度、彩色和非彩色印刷文字、图像与图片的光线和录制音响的差别等，都蕴涵记者的不同思想倾向，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极度敏锐的嗅觉中记者大都是能够把握的。
（二）新闻专业手段涵化
在处理新闻稿件时，用新闻业务特有的非语言符号表达对事实的评价，称作新闻的专业手段涵化。版面安排、报道内容的详略、报道材料与角度的选择、广播和电视新闻的排列顺序以及是否报道提要等，都属于新闻的专业手段涵化。越是重要的新闻，越具有专业手段涵化的特征。
编排手段是报纸版面布局和新闻节目的要素之一，包括顺序、空间、符号、线条、色彩等。不同的顺序、位置、线条、色彩作为专业技术手法，具有不同的倾向，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充分认识编排手法的特点，恰当地加以使用，是纸媒体专业手段涵化的主要方式。对于报刊来说，版面符号有两个方面，一是字号、线条、插图、色彩；二是版面空间，包括栏、区、版、空白等，运用这些基本手段形成特定的版面结构，表现出编辑部对新闻内容的评价。专业手段使新闻显现相对的强弱，突出稿件之间的对比关系，使新闻打上了媒介意识。运用体裁、篇幅大小对各类稿件的内容做出处理，表明编辑部对稿件中事实的评价。
广播电视新闻从后期制作到播出之前，需要把若干条新闻按照一定主题组成有机的次序，包括文字稿、音像素材和录制手法等环节，经过审定、删改、安排报道顺序或撰写评论，让整个节目达到最佳的听觉或视觉效果。新闻把关人在总体上把握信息，对每条新闻的意义和地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是编排工作的首要任务。正如报纸一版的头题，是当天报纸关注的焦点，代表报纸的主要声音。电视新闻头条的好坏，关系新闻节目分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编辑部的思想水平。哪一条新闻能够列为头条报道，哪条新闻是记者心中重要的事件，它的每一句话都在暗示一种倾向。
专业手段涵化在广播新闻中还表现为播音的形式。播音的各种方式透露出编辑部的不同意图，营造不同音响气氛，表现出媒体对新闻的思想评价。态度成为播音的支配主线，用不同音调、不同音响方式（直播、插播、对话、录音报道、现场报道）表达不同倾向，播音员是在告诉人们一种思想方向。由于各种语境可以表现不同内容及思想感情，使重点语句呈现出独有的色彩和分量，引发出与语言内容相应的播报态度，影响听众对报道内容的理解。
（三）新闻的语言涵化
使用什么语言，运用哪个概念和词汇，客观地表达记者对事实的立场，是涵化新闻的主要手段，称作新闻的语言涵化，包括话语涵化和语体涵化。
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记者对同一事物特别是政治性事务，以不同词语给事实打上意识形态烙印，公开表达各自的理解。记者陈述事件使用的意化性词语，暗示对事实的评价，叫做新闻话语，包括态度话语、符号话语和高频话语。新闻话语是粘贴言说者意图的特殊的新闻语言。态度话语对事物做出褒贬、是非或爱憎的判断，指引受众的思想；一般新闻语言（非话语）则只能指称事物，并不显露记者的态度。新闻中的“美国人”、“中国人”的词汇是语言，“美国佬”、“中国佬”就是话语，后者不仅是在说话，而主要是表达立场。符号话语是对事物或人物的明喻、隐喻或象征某种特殊意义的语言。在电视新闻中，长城和天安门的画面是中国的符号，而白宫和国会大厦是美国的符号。高频话语是指在新闻中多次重复的词汇，用以表达某种意图，让受众记住并形成稳固的观念。
话语是社会、历史和制度的构成物，被特定的政治氛围和文化习俗所主宰。按后现论家福柯理解，话语实际上受制于“一组匿名”的文化代码，说出的语言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话语理论的先驱巴赫金曾说：“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4]话语在实质上并不那么客观，新闻的运思在投诸重大事件时，都尽力在话语中隐藏特定的意义。话语影响记者对事实的思考，记者通过对语言的使用，创造一种有特定含义的视角，表露出媒体对所叙述的世界的态度。
在新闻中，一个陈述句是记者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说明，新闻陈述的对象不只是事实本身，而且是事实之外的记者对事实关系的反射，媒介的立场就在报道的语言中暗示出来。新闻不只是人们的感官对世界的全面接触，而且是对世界的思考和解释方式。新闻的语言涵化除了借助于意化性词句之外，还需要借助语体的选择与转换。记者选择特殊意味的语言描述事实或巧妙地解读事实，记者的态度往往隐蔽在语体里。语体涵化是用倾向性的话语陈述事实的状态，把人们不熟悉的事实的性质告诉人们。记者的语体装饰新闻的外观，给新闻披上“外衣”，新闻的主题就自然显露出来，“穿衣服”的新闻是被语体装饰的事实，使受众产生特有的观感。
新闻主题是指媒体通过报道某些事实表现的思想，重要报道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告诉受众某个新鲜事实，还要向受众提供记者对事件本质的揭示，深化新闻主题。这是新闻涵化的最终目标。记者为了涵化主题，运用恰当的语言，将新闻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隐藏在不动声色的文字叙述中，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传统。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的春秋笔法，就是指陈述客观化而微言大义，富含褒贬却又中规中矩。当然，新闻涵化手段远不止语言文字这么单纯，在内容的客观性层面有着特定要求，这就是新闻的框架涵化。
（四）新闻的框架涵化
新闻框架的基本含义是，记者用一定的框子对事实进行取舍，确定取材的范围和选择事实的多少，是记者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方式。不同记者对同一个事件的真实片段有不同的组合，体现出新闻文本的框架差别，表现出对事实的不同认识。框架概念来自英国学者G.巴特森，后来为美国的传播学者所运用。加拿大的社会学家e.高夫曼在《框架分析》（1974年出版）中，讨论事实的框架如何被嵌入一个文本，如何建构新闻的材料，表象记者的意图。
新闻的框架涵化，是从记者选择事实那一刻开始的。客观世界中有无数事实，能进入报道“框架”的只是少数，这是记者和媒介“过滤——涵化”作用产生的效果。当记者发现事实时，几乎出于本能地用既定的“框架”衡量它能否构成新闻，蕴涵何种意义，这种新闻框架使记者在众多事实中做出抉择，选取那些价值最高的事实作为报道的对象，然后对其进行隐蔽的释义，使其主题增加影响力。
用某种新闻意识消化事实，就是用框架涵化手段巧妙地证实某个观念，说明对世界的描述是否正确。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用这种方法评价重要事实，对客观世界做出解构。这又简称为事实涵化。记者报道事件，通常要选择互相联系的事实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为公众提供事件全景，让受众正确地理解新闻中的主要事实。记者进行横向思考，想一想有哪些事实构成主要事实的条件或结果，就可以把它写进新闻中，暗示主要事实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事实具有丰富的角度态，而记者写稿往往只取其中一个角度，很容易使涵化陷入片面以至谬误。如果一个事件有正负两种因素、两种效应，记者只强调一个方面，就会进行错误的涵化。记者为了涵化主题才这样操作，但重要细节的缺漏，使涵化的效果走向反面，这样“过滤”事实反而伤害了新闻主题。不重视事实主导因素而重视某种预设的意义，新闻意识就会陷入主观化，世界就被歪曲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涵化，要求媒介对事实的处理必须准确、真实，记者的世界观只有正确无误，才能再现现实世界的真相。许多媒介不同地描绘着同一个事实，混入的观念千差万别，表现出媒介倾向和事实客观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差距标志着新闻主题被涵化的正确程度。
新闻涵化理论是一种文化痕迹，记者的世界观支配他的报道手法，但他的每个选择以至他使用的每个词，同他生活的时代和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格伯纳所说：电视新闻涵化关系到“一致的框架和认识、基本概念的形成和社会文化理念，因为处于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电视世界不是单个的电视节目或电视选择之中而受到的涵化。”[5]也就是说，涵化是记者的世界观和社会文化规范的统一，媒体内容无法摆脱文化烙印。新晨
[注释]
[1]（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3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参见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118-125页，民族出版社，1999；《当代新闻学原理》153-1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单纯：《西方新闻传播论文集》17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9
[论文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10
关键词：中国化；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42-04
一、“中国化”旧涵义的浅析
“中国化”一词，白20世纪20年代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就像今天大家常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似的。”深入分析“中国化”的涵义，就能知道“中国化”的涵义经过了一个转变，即从旧“中国化”到新“中国化”的转变。旧“中国化”，是我们民族丢脸的一个名词，是我们应极力打破的。1933年4月，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白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可见当时国人对“中国化”做出的是贬义的界定。“中国化”事实上成了国人“自惭形秽”心理的反映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心理的一种表述。
此时的“中国化”往往含有三个层而的涵义。在文化层而上，体现为国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弃而不用，比如伴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口号，中国古代能够为近代社会所用的优秀思想被束之高阁，“奉公守法”、“励精图治”等普适性的思想被国人连同糟粕一起丢进了厕所，这种信仰崩溃、道德约束缺失的情形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愈演愈烈。中国古代的文化形式，比如传统音乐、美术、戏剧等也被当成了“国粹”，而在这里“国粹”的意思几乎就等于“中国化”。因此，在文化层而，“中国化”是被用以界定在民族自我否定之时文化上出现的荒漠化和满眼皆“国粹”状况的。因此，在物质层面，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在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的冲击下败下阵来，中国茶叶赶不上印度的红茶，棉毛织物不如西洋，飞机、汽车、无线电收音机等等代表当时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品与中国无缘。“中国化”成了国人在传统农业文明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而先进的生产力还未确立下的“事事不如人”心态的一种界定。在日常生活方而，“中国化”往往与中国人的通病联系起来，比如懒散敷衍、不负责、揩油、枉法、鬼混、恶浊、不卫生、不守公德、不讲礼貌等。
由上可知，此时的“中国化”是一个用以描述中国现状的静态概念，可以译为“像中国一样”或“中国样子”，描述的对象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化”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全方位自我否定和外国人用以鄙视中国和中国人的代名词，是一个充满着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词汇。这种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在中日甲午海战后达到了全民性的程度，伴随着浓厚的“崇洋”、“畏洋”情结。随着国人对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这一情绪达到了“全盘否定”的地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达到顶点，也正在此时“全盘西化”思潮如日中天，旧“中国化”的涵义也是在此时完全定型。总之，“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实质上是建立在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基础之上的“中国化”思路，本身也就是对“中国化”旧涵义的认同。
二、“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新涵义及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的自我否定特别不合时宜。日本侵华之日正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更加深入之时，东西文化的碰撞、民族情绪的高涨从两大向度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中国化”也就在“民族化”的口号下脱颖而出完成了自身的嬗变。原先代表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一切东西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成了保持民族特色、体现民族自尊的必要象征，此时再强调“中国化”也就等同于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民族自尊、民族自信，而强调民族特色、民族形式也就成了“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化”也就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被赋予新的涵义。抗战时期“中国化”首先从文化层而体现出来，虽表现出三种发展路向：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儒学，但其内涵却呈现出现出趋同性的特点：
首先，从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性看。新“中国化”看到了西方文化(尤其是以俄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希望通过“拿来主义”的学习态度，援“西学”人中国以改造民族文化。但这又区别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式的学习态度，对世界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高度，既看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又看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跳出了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樊笼，也突破了“民粹派”对西方文化片面否定的局限。从学习对象上看，一改单纯学习资本主义文化之旧貌，而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更加先进的文化逐步引进传播，不仅中国共产党如此，连的文化界也承认社会主义文化是将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界通过各种方式就“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议题展开讨论。对两种文化的现状、区别、发展前景的认识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水平，对两种文化的利弊作了深入探讨，甚至有人提出了两种文化融合统一的问题。可见当时的文化界对世界性文化的选择是明确的，这就保证了新“中国化”在文化层面进入的“多元性”。
其次，从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来看。新“中固化”体现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特征。这一点在各派“中国化”思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新儒学以其保守性特征一直频遭诘难，曾被冠以“复古主义”之名。、陈立夫对“三民主义”的改造也是在对“中国本位”的探求上进行的。而深受五旧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共虽然较多地强调文化的世界性，但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也倾向于更加强掉“民族性”，正如所说，“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所以，新“中固化”思潮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了民族性特点，只是各派力量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政治地位、知识背景、历史条件等不同而使他们各自的主张中民族主义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文化道路的选择来看，新“中固化”成了融合创新的代名词，即把外国的变成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世界性的先进文化赋予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并挖掘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与之结合，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有机统一，最后形成“中国化”的先进文化。这实质上也就是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的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既要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先进性提升，又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和刻在骨子里的文化传统，特殊的抗战环境赋予了“中固化”在文化层面的这种新涵义。
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新涵义及特点
新“中国化”经历了文化层面的发展后，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国内政治势力看到了“中国化”思想的重要性，从而更加深入地介入这一思潮并主导了它的走向。以和共产
党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势力都对“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两者在对待“中国化”问题上呈现出不同态度、对其做出了不同解释，使得新“中国化”在政治层而的分歧逐步明显，其涵义和特点也大不相同。
(一)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的涵义及特点
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充分调动国人的抗日积极性是当务之急，并且还要考虑到来自扛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党的冲击。就当时来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历史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口号在当时根本不能起到遏制社会主义思想，打压共产党生存空间的目的。充分看到这一点，因此不止一次宣称绝对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当时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供选择的也只有“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了，加之的保守性倾向，所以对新“中国化”实质上是做出了侧重于“民族化”的阐释。这主要是体现三民主义的儒学化、理学化上。三民主义的儒学化、理学化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戴季陶对孙文学说的改造，但当时的改造没有形成“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而到抗战时期，国内思想文化界要求进步的呼声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应学习西方的期待一唱一和，使得原本极度保守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呼声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所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但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又使得政府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民族性的挖掘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国人抗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并且一直坚信“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在吸收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真正“中国化”。
由此看来，对“中国化”的理解是侧重于“中国”二字来讲的，就是认为要突显“中国特色”才能叫“中国化”，从这点来看，事实上又回到了旧“中国化”的涵义上去，只是把旧“中国化”的消极内容替换成了积极内容，把“中国化”理解为“像中国一样好”或者是“中国就很好”之意，并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真正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三民主义。显而易见，对“中国化”的最后阐释，既没有体现出所“化”对象的世界性，也没有“化”的具体方法。就在这样一种闭塞的文化心态下，在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双重排斥的基础上，把“中国化”拖入了民族主义的深渊，而没有很好的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平衡，也没有把“中国化”当成一种需要发展的思想来看待，反而自以为是地顽固坚持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任务，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的“力行哲学”本身就是对“中国化”孤立、片面、静止看待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及特点
在文化层而上，中共把“中国化”思想引向深入。首先从哲学层面上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整理，使这一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哲学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中共领袖及党的理论工作者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阐释。艾思奇在1938年4月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随即在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对“中国化”的内容、方法、方向做出了明确界定。按照这一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从为什么要实现中国化、怎样实现中国化、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角度做出了阐发。中共展开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性整理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学习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化”思想来源的世界性、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升华到学术层面，展开了“学术中国化”讨论，这一讨论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术层而与“民粹主义”和“中体西用论”划清了界限，并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原则，即把“中国化”定位于在融合基础上实现“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也就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恰恰体现出提出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的要求。遵循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要求，中共文化界在陕甘宁和国统区借助文艺的途径展开了“民族形式”讨论，就是否需要民族形式?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和怎样实现民族形式等问题深入探讨。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中国所提起的‘民族形式’，……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并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出了这个主题。而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详细的注脚。讨论中大家一致认同“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讨论的重心就是“如何扬弃和继承中国的传统，如何运用和改造中国的‘民族形式’以使新文学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体现出“中国化”在兼顾文化世界性的同时突出强调民族性的重要特点。
在政治层面，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用口渐成熟，逐步取得全党的自觉认同，并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中共正确处理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把文化有效地纳入政治的控制之中，从而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而的主动权。党内文化界的争论由来已久，自1930年代“左联”内部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两派争论之始，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的关系就成为两派争论的核心，当时中共也希望更多地介入文化而使之为政治服务，但没能成功。随着抗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主张文化应该为抗战救国的现实政治服务，而中共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适合了当时文化界的口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对文化控制的难度。对文化的有效控制正式实施于整风运动之中，在运动后期知识分子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他们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等都按照政治要求作了适时性调整。文化应该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应该改造成为这段时期政治对文化控制的核心问题。正如所说：“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所以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对于知识分子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根据这一要求展开了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也正如所说“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经过改造，党内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化人或受到冲击，或被改造。而大部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这一改造过程的指导思想，改造的目的又是使文化更加“中国化”，使知识分子更加能够“大众化”、“民族化”。由
上可知，政治对文化的有效控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对党内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开端，全党展开了以清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被作为一个口号，更作为一种学习、实践、批判的方法由个体自觉达到全党自觉的境界。提出“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提倡注重在研究历史、现状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具体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艾思奇则提出：“在中国的新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掌握一些新的原理和论点，新的规律知识，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不应该只是墨守着一些既成的概论式的原理和论点。”艾思奇还对主观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层分析，认为主观主义有两种基本形态：书本教条主与狭隘经验主义，二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经常地相互渗透，并对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最后认为深入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不管是从政治角度阐述的、还是从理论高度剖析的艾思奇，都是在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下进行的。
随着对主观主义整顿的深入，对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地整顿也就提上了日程。在这一阶段中，接受并发展了艾思奇对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两者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同时认为：“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更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而孔，”还针对主观主义及其在组织路线上表现形式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办法：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这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哲学基础，也就是点明了“化”的最根本对象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作为反对主观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而表述这种精神实质的语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实际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统一。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更鲜明地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思想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整顿之意。他在深入剖析错误思想的根源，罗列党八股的罪状之后，就当时提倡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等思想作了简明扼要地说明，并认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重提六届六中全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语段，并认为：“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由此可见，对于党八股批判的指导思想是他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而批判的目的也是希望用这一思想来武装全党，继而形成全党自觉，达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识上的团结统一。
最后，在文化与政治层而双向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共在边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发，使得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逐步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化”思想在经历了文化层而的升华后，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开局理论，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异端”特征。这一理论不仅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因此也就成为思想在抗战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遵循提出的“我们应该迎接它(笔者注：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要求，中共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开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在方法论层面业已成熟，在全党已经形成共识的思想更加自觉地运用到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去。经过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思想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到中共七大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思想被正式提出并写入，这也标志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升华的正式完成。
四、“中国化”过程特点浅析
旧“中国化”是国人或外国人从文化、物质、日常生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贬抑的一种描述，它反映出国人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充满了民族自我否定的意味。而新“中国化”在文化层而上，虽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但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调和折衷”的态度是人所共识的，在文化发展上强调融合创新是根本一致的，从总体上看，在“化”的对象上呈现出多元性特征，有对资本主义的学习、有对社会主义的引入、还有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师从，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文化层而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反映出所“化”对象的争论，而对于“怎么化?”，“化向何处?”虽然也有涉及，但这些具体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层而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