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科研质的研究方法量的研究方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带动了全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发展，也对各中小学的校长和广大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观念已渐渐为广大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所接受，而且有的教师也尝试着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教育科研活动。但是，对所有的教师来说，“怎样做科研”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中小学教师在做科研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中小学教师在做科研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对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教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做科研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把科研和自己的教学结合起来更是让他们措手不及。所以，中小学教师在做科研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一，很多教师不知道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特点，大多数教师都认为做科研就是像一些理论型专家一样研究一些教育理论问题，所以就把做科研和自己的教学割裂开来了。
第二，很多教师不会运用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尤其是不知怎样运用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方法介绍比较多，所以许多中小学教师也开始运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如叙事研究、案例研究等，但他们对到底什么是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还不能真正理解，只是一味追求形式。相反，对量的研究(quanfitafiveresearch)方法的介绍却不如20世纪80、90年代那样多了，而且出现了反对量化的趋势。这也促成了许多中小学教师不知该怎样做，“到底要不要量化?”“哪些需要量化?”等问题都给广大教师带来不少烦恼。
第三，很多教师不会写论文，往往把学术论文写成普通的作文，很难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现给大家，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小学教师怎样运用研究方法的问题。因为这一过程是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步，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得当，对教育科研的成败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本文主要从如何运用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谈中小学教师怎样做科研。
当然，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特点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理解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特点的基础上才能恰当选择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来做科研。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特点
中小学教育科研指的是在中小学校里进行的，以一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索学校里的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同外部相关现象的关系的认识活动。中小学教育科研不同于一般的科研，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中小学教育科研以应用研究为主，因为中小学教育科研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进行的。
第二，中小学教育科研以微观研究为主，因为中小学教育科研通常都是校长和教师围绕某个具体实际问题展开的，如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校本课程、教育方法、研究性学习课程等研究，多是范围比较小而且具体灵活的研究。
第三，中小学教育科研以行动研究为主。因为行动研究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研究，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合作研究，为解决实际问题寻找答案。中小学教育科研就是根据实际教育教学i．口]题展开的，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应是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这正是行动研究所要求的。
这些特点决定了教师是教育科研的主体，因为中小学教育科研主要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而教育教学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教师。所以，笔者认为，教师必须了解这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学会选择和运用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来进行教育科研。
三、中小学教师怎样做科研——如何运用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
中小学教师做科研是离不开选择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的，而现在最普遍的教育研究方法就是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对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只从二者适用的范围及结合的角度，谈谈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科研中应怎样选择和运用它们。
笔者认为，中小学教师做科研时，要恰当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首先就要根据两者的适用范围来选择和运用。
(一)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
本文所采用的“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定义主要是参考了陈向明教授的观点，即“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采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Ⅵu“量的研究(又称定量研究、量化研究)是对一种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不同著作和期刊关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论述的学习，笔者认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正因为二者的研究目的、研究过程是不同的，所以二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
首先，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内在含义来看，它们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
量的研究主要是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所以它比较适合对一些数量关系比较明显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如对“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的研究。
质的研究则是对事物全面整体的理解，不限于量化的部分，所以它比较适合运用到一些很难量化或者不能量化的教育现象中，如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状况、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教师对教材的使用、不同学科课程的实施情况、教师的信念、学生的学习方法、学生焦虑心理”等的研究。
其次，从这两种研究方法操作过程的具体要求来看，它们也适用于不同的范围。
量的研究不强调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重视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所以它比较适合对研究者不太熟悉的或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免在教育科研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对各种相关因素的分析，如对“学生成绩及其影响因素、学生性别与自我评价的关系、师资学历与职称的关系”等的研究。
质的研究则强调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归纳分析各方面的资料，对被研究者的行为进行解释和意义建构，探讨的核心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它比较适合对研究者比较熟悉或者比较小样本的、具体的对象进行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有对“学生个案分析、学生档案袋评价、教学案例分析”等的研究。
以上是根据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含义和操作过程的要求，来分析它们的适用范围的，教师在做科研时应据此选择和运用质的或量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着将这两种研究方法完全对立、相互分离，教师可以结合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因为在具体的教育科研中，教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描述，只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是不能对这个问题获得全面细致的了解和认识的，所以中小学教师做科研时，要恰当地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此外，还可将二者结合使用。
(二)教师如何结合使用质的和量的研究方法
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教师应如何结合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困难的问题。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比较少的。笔者认为，司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教师要根据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特点来决定怎样选择研究方法。
教师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待所研究的问题，从而根据问题不同侧面的性质来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例如，“教师评价的研究”，就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进行量的研究，而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评价则进行质的研究。
教师也可以对同一问题的同一侧面混合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如在研究设计上把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完整地结合在一起，采用马克斯威尔(maXwell，J．1995)提出的结合方式：
(1)顺序设计，指的是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存在先后顺序，先用量的研究或质的研究，再用质的研究或量的研究。例如，“校本课程的研究”中对“学生需求的分析”，就可以先对较大样本的学生做一个统计调查，然后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选择一部分学生、家长、教师进行座谈、访谈，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分析他们在问卷中的回答。
(2)平行设计，指在同一项研究中同时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并进行相互验证与补充。例如，“小学生辍学的研究”，就可以一边对学生、教师、家长进行抽样调查，一边对学校、家庭的环境和学生的活动进行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然后对从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相关检验和相互补充。
(3)交叉设计，指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使用一种研究方法，然后随着研究的进行，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另一种方法。这种结合方式实际上就是前两种方式的混合，可以使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例如，“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可以先对学生做一下观察，然后在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同时，也对学生进行的深度访谈，最后对将各种研究结果加以综合。
其次，教师要根据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选择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教师在进行研究时，要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研究方法。例如，“小学生自我评价的研究”，教师就不能只用调查的方式来进行，而应根据其年龄、身体、心理发展等特点，通过访谈等方式加深对小学生的理解，然后采用上面的任何一种结合方式来进行研究都可以。
第三，教师还要根据研究的环境特点来决定怎样运用研究方法。
教师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外部或内部的环境的限制，教师应对这些环境进行分析，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自己的研究。例如，“学生评价的研究”，一定会受到外部环境如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同伴和内部环境如学生的影响。这样，教师就应该根据这些环境的特点，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查或访谈，结合使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方法对如何评价学生进行分析，当然也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结合方式。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3
一、社科论文常用的研究方法
（一）论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以说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层层梳理，提出明确的论点，并逐一予以阐释、论证的研究方式。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属于论证型论文。论证型论文通常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组成。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因果法、反证法、引申法等。
（二）评述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评述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某一成果或具体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综合性评述的研究方法。根据评述对象的不同，评述通常分为文献评述和会议评述两种不同类别。运用评述研究方法所撰写的。论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钚--味对已有观点或成果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面驳斥，而是综合各方面观点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述。评述型论文通常包括前言、主题和总结三个部分，与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论证型论文相比有明显区别。在评述型论文的撰写中应特别注意对评述对象资料的搜集要尽完整，使用的文献资源也应忠于事实，最大程度保证评述的客观性。
（三）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论文研究方法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方法撰写的论文就是通常所说的"调研报告".根据调研报告撰写的论文就是"调研型论文".调研方法是基于真实的社会实践调研，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后，再开展客观分析的一种综合性学术研究方法。调研方法最常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调研型论文通常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通过调查去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得出有关数据，归纳相关规律，为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或参考。
（四）考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考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学科领域或社会实践中的某--问题,以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辨明是非的研究方法。通常意义上的"考证"多指对古籍、古证的考察或修订。现在的考证含义已有所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对古籍的考察，而是指对事实的考核和例证。
考证方法常用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考证型论文-般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的是，考证型论文的研究方式需提出新的考证观点，否则只是延续前人的考证结论，考证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
二、适用社科论文的研究方法介绍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5、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6、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数量研究法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8、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9、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10、信息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11、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12、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13、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
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14、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5、系统科学方法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音乐教育研究与研究方法就是“事”与“器”的关系。因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既是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音乐教育研究得以成功的保障，其对规范和指导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程度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联系，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音乐教育研究的论域。同时，研究方法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推广性。
《中国音乐教育》(以下简称《中》)杂志作为部级音乐教育期刊，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刊载的学术论文既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状况的重要反映，也是音乐研究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试图对其2007年刊发的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进行元分析，以使我们获得关于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要信息，并针对研究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促进本领域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水平。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1 研究方法
选取《中》2007年1至12期刊发的所有学术论文(外文翻译除外)作为样本，总计160篇。根据论文的题目和原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将160篇文章从研究方法的类型、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数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excel2007统计工具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 概念界定
有关音乐教育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着不同的划分。本研究借鉴徐辉等人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中的归纳，将研究方法界定为“定性与思辨”和“定量与实证”两大类。其中定性与思辨研究是指采用经验总结、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特点是：从材料来源看，大部分材料是采用他人研究成果或从书刊中获取的，材料的引用与分析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自发性；从研究工作空间看，绝大多数属于“书斋式的研究”，即坐在书桌边、在图书馆中进行的研究；从研究方式看，主要是通过个人悟思、哲学分析、文献概括、归纳演绎等思辨的方式进行；从研究成果的性质看，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哲学性的、主张式的或指示性的。定量与实证研究主要是指对原始材料进行收集及系统的实证性分析，主要采用实地或现场的调查访谈、量化分析、客观性的语言陈述等手段，其具体包括观察方法、调查方法、个案研究、数学分析、实验方法、多学科方法等。
三、研究结果
1 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统计表明，在160篇论文中，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50篇，占总数的93.75％；运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论文10篇，仅占总数的6.25％。
2 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
关于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如表2、表3所示，在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属于感悟性思辨的论文比例最高，占此类论文的93，33％；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运用方面，使用调查方法的文章居多，占此类论文的80％。图1、图2是对研究结果的直观呈示。
四、思考与建议
尽管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音乐教育教学规律、改进音乐教学质量、提高音乐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优秀作者，但是，总的来说，目前音乐教育研究的现实仍不容乐观。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水平，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
1 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和规范意识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过程是科研论文的重要内容，体现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同时，也是研究者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的重要保障。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些运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带有明显的经验陈述或工作体会的色彩，其在论文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规范性方面还有待提高。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思辨指的是在较高层次上对实践与问题给予关注，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演绎等方式获得认识，其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均体现一种严谨的逻辑安排和因果关系。如获至宝果仅仅依赖意念上的主观思考，其研究结论是不会有足够说服力的。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运用定性与思辨方法时应注意提高思辨的抽象性、概括性及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有部分采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问题设计、调查对象选取及信效度检验等方面存在着技术性的失误。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拥有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和一套完整的技术操作程序，包括提出假设－概念化－操作化－选择适当的方法一搜集资料一证实、证伪研究假设等。为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定量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这是提高音乐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与使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素养，而这种素养的训练和养成一方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制度性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学术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广大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自觉树立科学观念，积极提升自身的科学研究素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挖掘音乐教育领域学术创见的应用价值。这对提升我国音乐教育科研水平，规范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过程，解决音乐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及增强国际学术交往中的话语权等均具有重要作用。
2 掌握并运用多元化的音乐教育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目前，在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重定性轻定量、重思辨轻实证”的研究取向比较明显。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论文多以感性思辨法和调查方法为主，其他研究方法则少有涉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者比较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意识。
现代学科演变的趋势表明，一门学科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充分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而往往需要采用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音乐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复杂性、动态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更是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多层次、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各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应将定性与定量方法加以有机结合，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灵活地利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和揭示音乐教育的本质与规律，这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同时也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研究者还可以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如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引入音乐教育研究领域，这些相关学科特有的、成熟的学术规范，可以为音乐教育学科知识的产生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也可以丰富音乐教育的学科内容，使音乐教育的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综合化和现代化，从而拓展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促使更多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的诞生。
3 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努力成长为研究型教师
从《中》刊发论文的作者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音乐教育研究者队伍中，中小学音乐教师占有相当比例，其研究素养和能力对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存在科研能力和素质偏低的问题，这既制约了音乐教师个体专业化的发展和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也不能满足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新课改要求教师应做到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型教师。“所谓研究型教师，是指在具有多元知识结构和娴熟教学技能的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乐于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教育规律和教育方法，并能自觉运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的教师。这说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改变传统的职业角色，由过去单纯的教育教学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教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展教育科研应该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基本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活动，既是培养学者型、科研型和专家型教师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激发中小学音乐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动机和意识、提升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育科研的素质无疑是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重要问题。这首先需要音乐教师自身加强对教学科研重要性的认识，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增强科研意识和问题意识，将研究成果从教学实践中梳理及表述出来。同时，教师培训机构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教师培训，提供相应的研究资源和专业引领，确保音乐教师能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且不断组织音乐教师进行科研成果交流，为音乐教师终身学习搭建广阔平台。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行政学；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047-06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09ZZD01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芮国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江苏苏州215123。
学科的合法性意在强调一门学科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并借此得以产生和发展。一门学科要具有合法性，应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明确的概念体系、完整的知识框架、成熟的研究方法、严密的基本原理或经过实践证明的规律〔1〕。以此为评判依据对行政学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行政学虽然伴随着理论流派的更迭而进行了重建合法性的多次努力，但其仍未彻底摆脱认同危机。〔2〕行政学不仅仍被视为一门“借用的学科”〔3〕，而且还被看成政治学或管理学等某个学科的次级领域，或是仅被当作一个正在试图谋得学科地位的应用类课程〔4〕，这些都意味着其一直在遭遇“知识危机”〔5〕与“合法性危机”〔6〕。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立足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取向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在行政学发展历程中随处可见，并为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但因行政学尚未经历过较为系统的学科构建阶段，亦缺乏完整的知识框架和成熟的研究方法，故而注重科际整合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反而造成了行政学学科自主性的丧失，甚至让研究者产生一种“东借西凑”式学科发展印象。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取向作为学科过度细分的反动，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一门学科已经较为成熟甚至步入了因过于看重学科边界而过度自我闭锁的误区，此时必须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来寻找该学科新的生长点。而行政学在努力形成一门学科的初始阶段，就盲目地大量引入跨学科研究，这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行政学的合法性和独立性。〔7〕因此，行政学要走出“合法性危机”，成为一门具有真正科学性的独立学科，必须走以学科研究为主、以跨学科研究为辅，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道路。
一、学科与跨学科的基本内涵
所谓学科，从中文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类”〔8〕，即学科是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的分类；而从西文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原初词义是希腊文didasko（教）和拉丁文disco（学），古拉丁文disciplin兼指知识（知识体系）和权力，而乔塞时代的英文discipline则指各门知识。到目前为止，有关“学科”的定义，至少可以列举三种：一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即“学问的分支”〔9〕；二是知识的“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或者是“学科规训”〔10〕；三是学科机构，把学科的内在规定（知识与规训）转化为具体的载体形式。例如，费孝通认为，一门学科机构大体包括五大部分，即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11〕吴国盛认为，学科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的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12〕综合借鉴上述三种定义可知，学科意味着对某一类知识加以系统化，同时拥有相对稳定的规则和信条，并存在较为全面的组织载体。
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跨学科研究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必然选择。跨学科研究意味着需要整合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概念、方法、数据、视角和理论，从而避免单一学科容易出现的“盲人摸象”式缺陷，进而形成更具综合性色彩的理论或对某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可见，跨学科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构建综合性理论或解决复杂问题两个方面。跨学科研究活动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基于知识的工具观点，即为了应对特殊问题而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不直接产生综合的知识成果；二是将跨学科视为概念性的，导向一种新的知识的综合，目的在于扩展学科的知识；三是通过跨学科研究探索知识的统一理论。跨学科研究的作用在于打破传统，瓦解正统性，以及开启新的探索主题。〔13〕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过渡是渐进的，至少有五种情况：（1）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平行地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并阐述研究的不同关系；（2）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既同时研究同一问题，还对彼此研究的结果作出协调，试图将其整合成一个共同的结果；（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问题，比较各自提出的假说，以批判方式评估各自的方法，并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4）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或者技术，以为更好地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视角；（5）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已取得的成熟成果，以得出新的系统的创见。〔14〕
从学科成长的内在规律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基本上遵循多学科——跨学科——单一学科的变迁。仅仅有着120多年发展历史的行政学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赖于是否遵循了这一规律：其一，行政学从比自身更为成熟的其他学科中吸收概念、原理、数据、方法、理论等方面的养分，以充实壮大自身。这是行政学的初创阶段，可称之为“多学科”阶段。其二，行政学要在综合吸收多个相关学科的养分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若干学科范畴。这是行政学的发展阶段，可称之为“跨学科”阶段。其三，行政学经过较长时期的吸收、借鉴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知识框架、研究方法和理论系统，这是行政学的成熟阶段，可称之为“单一学科”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成熟的学科才真正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行政学学科的发展还处在“跨学科”阶段的早期，要进入“单一学科”阶段任重而道远。
二、学科与跨学科的统一
为了走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世界的无限性及不可分割性这一困境，人类设计了分析和综合两种解决办法。分析是将整个世界分解为若干亚系统，每个亚系统相应地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综合是将局部知识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5〕科学史已经充分地证明，分析和综合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和辩证统一的。分析是为了更高层次的综合，而更高层次的综合又为新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分析与综合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中，科学在学科与跨学科的相对统一中向前推进。一方面，单学科的发展是各门科学之间相互联系、良性互动的依据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并非简单地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相关范畴加以糅合，而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所在。〔16〕概言之，学科与跨学科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二者都是科学认识的有效手段，都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共同目标。
我国行政学自创立之日起就力图运用经典学科范式来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在该范式下，学科从简单的研究对象到特有的研究方法，从基本概念、基本推理衍生出基本判断、基本理论，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线性发展的、清晰突出的逻辑主线，非常适用于学科分化初期知识体系的形成。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人们发现行政学具有现代多学科的特质，从而开始反思经典学科范式对行政学的适切性，对行政学进行全新的认识成为历史必然：经典学科建设之路已不适应行政学的学科建设，行政学必须走一条与传统经典学科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当代公共问题的内在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实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多元科学的研究途径更加符合复杂世界的本质，可以弥补单一学科途径可能产生的知识和理论的盲点。公共行政作为复杂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我们在它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等其他社会系统的依赖关系中诠释其发展方向和前景，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维度探究它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从社会学维度审视它与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关系。罗伯特·达尔曾言：“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必须变成一门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一种狭窄地界定了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必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的条件因素上。”〔17〕可见，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问题性质的复杂性、研究任务的多样性等是行政学将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统一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公共行政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开放的知识体系，公共行政学者应该抛弃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和学科保护主义”。〔18〕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和认识，行政学经常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问题。Kettl和milward在《公共管理的现状》一书中，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列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19〕在《公共行政手册》中，Liou认为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20〕为此，张康之教授指出：“公共行政的研究有着好的传统，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各门学科中的有益因素，它没有学科自满自足的盲目自信，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保持这一传统是必要的，而且会获益无穷。”〔21〕
然而，跨学科研究在实践上“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22〕可见，跨学科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用“学科”的思想和规范去“跨学科”。〔23〕正如亚兰指出的那样，“跨学科是混合多个学科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学科仍然保持学科本身的差异性。”〔24〕因此，由来自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针对同一行政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研究，充其量还只是一种松散的学科“联合体”。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行政学跨学科研究通过科际整合，促使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自己所属学科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等提出对行政问题的特定看法，并经由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来促使行政学研究克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这种研究有助于打破既有的行政学边界，实现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整合、融合和渗透，突破学科壁垒，破除学科偏见，从而推动行政学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松散的学科“联合体”的行动单位依然是独立的“学科”，而不是“学科间”；其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跨”学科的，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又往往是基于自己所属学科的立场，正如沈跃春指出的，“跨学科是一定的认识主体试图超越或否定某一学科的界限或范围，站在某一学科范围之中说站在那一学科范围之外的话所发生的情形。”〔25〕由于来自不同学科学者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在看问题时也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这种跨学科研究在深化对学科间差异认识的同时，反而可能会加剧学术偏见。此外，更值得深思的是，学科整合化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或一个研究过程，不是一门“学科”，但是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演化成为新的专门化领域，进而产生一门新的学科。然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得到的成果更多地呈现出碎片化、零星化、非体系化的特点，不仅无法真正促进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和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完善，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行政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因此，有必要从学科视界对行政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探讨行政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26〕
三、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协同
夏书章指出，行政学是研究行政管理，使之体制健全、政策正确、工作得法、发展顺畅、不断改善、全面统筹和完满达标的学科。〔27〕行政学研究通常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研究，即致力于发现行政的规律和提出基本理论；二是应用研究，即致力于运用基础研究形成的行政学基本理论来剖析行政过程、原则和方法；三是发展研究，即致力于运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来解决行政实践活动中的问题。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而这种统一正是以跨学科研究为契机，以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协同为平台，展示的是行政学内向化与外向化有机整合的精神。〔28〕
行政学学科研究立足本学科的视角，以对经验事实的采集和分析为基础，寻找行政规律、原理和原则，透视行政本质。〔29〕行政学学科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局部性：系统性是指经过严密整合而形成的行政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或目标等方面自成一体；局部性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只是整体性社会生活的一个局部。〔30〕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以本学科为基础，综合借鉴和应用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行政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31〕，或者藉此产生一系列交叉学科，填补行政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未知领域，促进行政学内部的综合化和整体化。科学史证明，只有分支学科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统摄所有分支学科的基本原理的建构才会成功。〔32〕可见，行政学学科研究探索的是本学科领域的知识，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是经由多个学科知识的移植和整合来解决单靠行政学这个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构建起行政学的分支学科，从而多视角、宽视域、深层次、广领域地把握行政规律和构建行政理论。〔33〕戴维·莫利在谈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困境时说过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行政学研究：“我们必须搭建起防御工事来保护我们现有的既小又脆弱的学术空间。即便如此，我认为一旦我们可以接受来自其他学科有建设性的争论，而且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学的东西，我们就应该马上将那些防御工事撤除。”〔34〕
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相互联系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包含、相互转化。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内在统一。〔35〕如果用坐标来标示的话，那么，纵坐标及其高度代表行政学学科研究，而横坐标及其长度代表行政学跨学科研究。两者综合起来就代表行政学研究的整体，即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36〕学科研究是行政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学科研究基础，才有相应的研究能力来实现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进而形成跨越单一学科视角的，从内容、形式到方法都有质的飞跃的新的学科综合体。但是，直至目前仍然比较薄弱的学科研究或基础研究，导致我国行政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仍然以低水平重复移植为主，很难提升至互动、融合、渗透和改造的高水平高层次阶段。
就行政学而言，其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侧重于探索行政理论产生和演化的规律、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互动关系以及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及关键命题，并着重回答以下问题：其一，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主要讨论行政究竟是什么？明确行政本质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行政？为什么需要行政，行政是中性的吗？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是否存在行政和非行政的区分，如果有，分界的标准是什么？其二，行政的价值与行政目的。主要研究行政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指向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怎样？其三，行政理论的建构与描述问题。主要探讨作为行政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概念和命题是科学的吗？其有效性怎样？行政学研究的传统和范式有哪些？行政学学术团体的特征是什么？行政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对该学科的发展能形成怎样的影响？其四，行政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评估。主要分析行政学是规范性学科还是经验性学科？行政学怎样化解普适性与文化差异性之间的矛盾？行政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行政学的发展是渐变的还是不断革命的，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五，行政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主要关注行政学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行政思想的变化、行政方法和理论的更迭以及作为行政生态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外在环境对行政学发展进程的影响。其六，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探究行政学可以从和正在从哪些学科中借鉴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对行政学而言，这种借鉴的作用究竟如何，其未来趋势是怎样的？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行政学的发展将会更加精致、更加符合实际、更具逻辑连贯性。同时，行政学的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亦在顶层设计层面总体性反思行政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进而对不同理论传统和学术派别之间的分歧加以深入、全面、系统的剖析，以便找寻到造成行政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鉴此，行政学的下一步发展应将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作为其主要导向，将跨学科研究作为其辅助力量来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既错位又协同的发展。〔37〕
基于这一认识，当代中国的行政学者除了需要保持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意识之外，亟须培育一种学科边界的自觉意识。学科边界是指学科间的研究范畴的区别，是某一学科和其他学科间的区分界线（限）。它是人们便于学科间的分工并借助学科制度结构的建构而设置的，是人为的、弹性的而非固定的。学科边界既是对学科知识领域、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进行的范围和界线（限）的划分，更是指学科之间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以及人们认知传统等方面的差异。〔38〕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界定行政的边界和范围是该学科讨论的中心性难题之一。大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国外若干学者对诸如什么是公共行政理论、什么是合适的行政行为标准、公共行政应集权还是分权、什么是公共行政的适当范围与规模、公共行政人员应该像人民的仆人还是像自主的企业家那样行事〔39〕等行政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国内的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至今，虽已在恢复重建基础上走上了制度化建设的正轨，但并没有形成一门较为独立和成熟的“学科”，更没有摆脱“身份危机”。为了从“身份危机”走向“身份认同”，中国行政学界从目标设定、学科边界、规则建构等方面探寻身份获得的路径。例如，有学者对学科的划界进行了反思，认为学界对“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等概念的随意使用造成了学科范围的混乱，必须努力加以克服。〔40〕因此，当代中国行政学发展面临的一个既有趣又尴尬的现象是：当诸多学科因为边界的约束而呼吁跨越学科边界时，中国行政学却同时面临着边界意识模糊、没有边界可跨的境地。换句话说，困扰中国行政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清晰而明确的学科边界所造成的约束或限制，而是学科边界意识淡漠和不确定所导致的学术立场不清、学科身份不明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学者而言，不仅要警惕过度学科分化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还要为行政学确立学科边界，以保护其科学、健康、独立的发展。
莫兰曾言，“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它为自己构造的语言、它为自己制订的或使用的技术和最后特别是它所特有的理论，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41〕要使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我们大致可以从“硬边界”与“软边界”两个维度来明晰和确认其学科边界。〔42〕就前者而言，经过恢复重建以来30余年的发展，当代中国行政学已经形成了含有基础行政、结构行政、专业行政、层级行政、历史行政、比较行政、其他行政等7类59门的庞大学科群和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43〕；在许多大学里具有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等独立设置的学院、系科；有了《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等学科专属的学术刊物；具备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序列齐全、从科学学位教育到专业学位教育（mpa）皆有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发展起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等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学术组织；初步形成了行政学研究的各种流派〔44〕，如管理学派有夏书章、竺乾威等，政治学派有黄达强、李方、刘怡昌等，法学派有应松年、姜明安等，经济学派有毛寿龙等，哲学学派有张康之等，社会学派有童星等，行政管理学派有欧阳雄飞、葛孚光等……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行政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刚性的边界已经非常清晰，“硬边界”的确立已经完成。因此，真正困扰当代中国行政学发展的是其“软边界”问题，即由于学者对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缺乏自觉意识，导致行政学的认同感薄弱、学科立场不鲜明等问题的产生。
对于行政学研究群体的成员来说，学科“软边界”确立的本质就是学科身份认同和研究者个体责任感的确立。它既是研究者学术研究合法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定义一个人学术生命中所从事研究的文化框架。〔45〕研究者对于行政学的独立性、完整性、连续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对于自己的学科使命、学科立场的自识与自觉，是涉及研究者对学科认同的问题。如果行政学者对行政学缺乏内在认同，其思考和言说也就很难提升到行政学框架内的自觉和自为水平。因此，对行政学学科边界的探究和明晰，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行政学区别于其他学科之独特性的探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行政学的学科独特性？在当前学科分化与整合双向共进的学术演进路线中，行政学又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学科边界？对于此问题，从不同视角出发的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社会建构论强调以开放的、动态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公共行政，主张通过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对话的方式来建构公共行政的新知识，形成新的治理形态。社会建构论突出了民众的作用以及社会自治的可能性，强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合作、协商和互动的重要意义。通过权力分享、社会互动和协商对话等途径，引入公民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性力量，社会建构论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知识领域，指向一种更加人性化、多元化、心态开放、富有弹性和具有回应性的“软行政”。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公共行政和作为学科的行政学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大量具有不同立场、经验、情感和诉求的人们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并且经由这个过程而获得社会意义，建立起新的公民意识和公共观念。〔46〕由此，确立行政学“软边界”的最关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学者学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即行政学者对学术研究的自我反思与立场重建、对行政学学科立场的自觉和学科认同感的强化等等，诚如学者所言：“公共行政的研究更要致力于观念的改变，即通过改变观念而把公共行政学不断地推向新的起点。特别是在历史转型的时刻，更应首先把视线集中到公共行政观念的根本变革上来。”〔47〕
概而言之，在行政学逐渐成为显学的今天，解决行政学发展的本源问题，使行政学摆脱依附地位，从理论和方法上获得独立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学科意识，坚守学科立场，深化学科认同，彰显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厘清并正视行政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以行政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为出发点，在封闭与开放的辩证运用中推动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和协同，在高度与长度的综合协调中走向成熟和稳定，从而有效克服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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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一、我国当前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然学科以及社会学科等一些学科都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而之后又不断的进行分化，如今出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遭受打破，使得边界的划分成为学科交叉及融合成为一种大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其为大科学时代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该趋势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背景，其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问题不断的复杂化，为此，今后将需要更为丰富的学科研究思路、工具以及方法。还有就是某种社会学科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体系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或者融合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概念，进而使其形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新分支。因此，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中的跨学科使用将是一种必然。
二、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社会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特色的复杂性系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其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领域；其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而是由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所形成的复杂性系统；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分工也将变得越来越细，同时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会变得更高；其四，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所关联的领域将变得越来越广泛。社会科学在这一研究背景之下，通过采用单一的某种学科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较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学科交叉及融合，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但概念侧重点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交叉主要是指汇集，体现的是集成系统科学的思想；融合更加强调的是相互渗透及合为一体，大多数是在生命的层次、质变的层次以及化学的层次进行结合，其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系统科学思想。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潜在规律为普遍性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万物之间均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在当前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目标高度统一的信息科学时代，学科融合及交叉可以实现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在应用层次与理论层次之间的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划分，让社会科研人员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而使其在方法研究之上进行创新。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引进学科交叉及融合，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当前只有通过采用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才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并提升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加强对社会研究问题的准确度以及精细化，进而使其能够对复杂性的社会问题进行驾驭。为此，可见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是当前社会科学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必然途径。
三、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些建议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渐渐的将复杂系统作为基本理论，统计分析、运筹学以及综合博弈论等一些数学方法，行为科学、多主体的系统、人工社会以及元胞自动机等一些多学科进行交叉的实验计算方法，对我国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宏微观层次以及多要素行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影响，其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经济系统的演变、环境的综合管理、公共建设管理以及重大工程的管理等，均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通过自己多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笔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其一，应从当前的大科学角度来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加强对社会科研方法创新的认识，认识到学科的融合及交叉在社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位。
其二，应对综合集成的思想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大力开展一些社会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实现当前社会科研方法的体制。
其三，应进一步对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复杂性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由于这种复杂性的系统，使得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但有了结构性，而且还有半结构性以及无结构性，很好的揭示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一些规律。
其四，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的方法研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再是个别的研究问题，而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此，应在宏观上对其进行推动，推动该趋势当中的战略安排以及战略思考，进而使其形成鼓励学科融合及交叉的一种大文化。
其五，应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调整及优化，并对其进行知识体系的培养。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解决。
其六，构建以学科融合及交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地。
其七，营造良好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文化学术氛围。
四、结束语
在当前，随着我国科学学术不断的进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在社会科研方法中，采用了多学科的融合及交叉的方式手段，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深度进行研究，以多学科作为研究的基础，创建出当前大科学社会科研时代的体系，而在人才数量以及能力方面，相比国外水平还有很好的差距。为此，我们应在中央方针的指引下，艰苦奋斗，努力创新，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打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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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 《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研究生；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李涛，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梁国越，广西民族大学行政管理在读研究生；陈路芳，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7-0154-04
一、“钱学森”之问
引起全国热议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并没有因为钱老的离去而远离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脱离教育行政化，钱学森之问伴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似乎中国的教育永远无法找到解答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也无法得到突破性进展。因此，在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背景下，研究我国研究生教学改革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为各科研机构、大学校园科研工作提供强大的生力军。同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至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恢复阶段(1978―1980)、成熟阶段(1981―1998)和快速发展阶段(1999－至今)三个重要的阶段，每一个具体的阶段都有其突出的特征，如各级学位授予数量大幅度增长、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发生明显变化、学位类型多样化和学科专业结构不断调整则是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自1999年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步入快车道，据有关学者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目标，研究生教育也逐步体现社会发展对研究生的要求。
三、研究生教学存在的四种“缺少”
尽管我国有将近600家硕士培养单位，以至于在这众多的硕士培养单位中有形式各样的硕士培养模式，出现了众多的硕士研究生教学方法。但是培养出来的硕士生毕业生几乎都是一个模型打造出来的，因为当下我国硕士研究生教学存在着四种相同的培养倾向。这也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的体现。
(一)学术导向上“缺少”引进入门机制
尽管研究生教学的“学”与“研”和本科填鸭子式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研究生教学更多的强调学生钻研和自学能力。“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则凸显出了在研究生教学中导师的引导作用、启发作用和催产作用，以及研究生个人从事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性。这种教学模式不是经院式教学模式，更不是师徒式教学模式，而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模式，亦即催产式教学模式，与“讨论会”教学模式和“产婆术”与“断奶术”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没有导师的导向作用，研究生教学模式无异于本科的填鸭子式样教学模式。
实际上，在我国的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导师不是扮演引路人和指路人的角色，而是扮演着灌输知识的“教书匠”角色，知识僵化不更新是其突出的特点。举列来说，教授或副教授几十年如一日采用自己成名之作教授学生，以相同的教学思维方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尽管诚如孙正聿教授所说的科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一人类文明形态发生了变革、人们社会存在发生了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革。而在如何引导学生走进学术殿堂的方式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当的缺少，因此学生只能靠自己粗线条地“投石问路”探索从事科研的方法。虽然传授已有的知识很重要，可以减少学生重复研究的成本，但是这样没有入门机制的引导只会打造出唯唯诺诺、亦步亦趋的后来者，倒不如如古人云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更能提高学术的创新能力。
(二)研究导向上“缺少”新学术成果的引介
与学术导向上缺少引进“入门”机制相对应的是，导师在研究导向上缺少新学术的引介。这主要表现为，导师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考的多，引介国外尤其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少；使用的教材自编多，采用他编的教材少，等等。没有新学术成果的引介，科学研究通常会失去研究的参照点，重复的无意义研究就会增多。这不仅影响知识的积累，还可能导致学术崇拜现象的盛行。更重要的是，学生思想固化，创新意识不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像威尔逊所说“如果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是一无所知”和“只要研究行政学作为我们的政治易于付诸实践的一种手段，作为使针对所有人的民主政治在行政管理方面实施到每一个人的一种手段一那么我们就会立足于完全安全的基础之上，并且我们就能够学习外国制度必然教给我们的东西而不犯错误”的那样，必须扭转这一误区，要多引介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满足研究生的知识饥渴。
(三)研究方法上“缺少”跨学科成果的推介
学科的发展一旦获得研究方法的指导就能获得迅速发展，研究方法的繁荣离不开跨学科成果的助推。因此，没有跨学科成果的推介，学科的发展是难以保证，研究生从事研究的方法就会匮乏，从而研究生研究创新能力就无法得到提升。这也是历来学者们所强调的跨学科推介和研究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当下的学科发展中，谁学会了跨学科研究方法，谁就怀拥丰硕的研究成果，谁就成为学术的权威。
不过，在当下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在现代教育课程论与教学论二元思维背景下，授课老师更加钟爱教学论而对课程论往往避而不谈，授课老师倾向于强调自己的主体地位而忽视学生的主角地位。这突出的表现是，老师授课缺乏研究方法、缺少跨学科成果的推介。老师们深谙本学科的概念系统、背景知识、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却鲜有拓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探讨，不会崇尚和向研究生兜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推荐和介绍，更遑论开辟交叉学科的一片天地了。这种情况更多的体现在中老年教授身上。如老教授对本学知识是滚瓜烂熟而对跨学科却一无所知。这对于未来的学术大厦由研究生支撑来说，与其是固基，倒不如说是挖基，要知道“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大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如何改变当下我国研究生教学方法的现状，是每一个致力于我国学术界发展的人的重要
使命。
(四)学术行为上“缺少”身体力行的引导
榜样的力量总是很巨大。这对于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来说同样适用。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在引路人的带领下，一些很棘手的事情会变得不棘手，一些复杂难以处理的攻坚项目变成了小儿科。因为过来人深知前方道路的坎坷与平坦，熟悉该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走到目的地。尽管引路人的指引方向不可能总是准确无误，但引路人的带领经验我们总是受用。
但是，一旦回到我们研究生教育问题上，导师学术行为的指引却总是缺乏的。在教学与科研难以兼顾的二律背反中，教授尤其是身兼数职的知名教授不可能在学术行为上手把手地教所带的研究生如何从事科学研究。在高校没有去行政化的当下，“学而优则仕”成为了知名学者的仕途理想，在完成既定的科研任务情况下又有何暇顾及所带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呢?
四、研究生教学改革迈向四种转变
面对研究生教育教学存在的四种“缺少”，我们应该如何改革呢?研究生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的教学改革，任何的单兵突围和单兵作战总是于事无补，甚至是得不偿失。不过，要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显然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在研究生教学改革中，我们不拟采用我国中医的系统观而是将眼光投向西医的局部观，以求改进我国当前研究生教学的烧眉之急。
(一)在学术导向上，把学生从“门外”带入“门内”
在研究生教学中，如何将门外汉的学生诱导到行内，则是作为一名导师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也是打造具有研究能力之研究生的关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导师要在抓住本学科有增长潜力研究的“力场”的基础上，将本学科的最新理论介绍给学生，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入门的强烈兴趣。同时，带人“门内”必须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建立每周一次的谈心谈话制度；建立每月一次的读书笔记汇报制度；每月一次的学术交流机制，等等。这种机制制度不能仅仅是文本内容，更应该是实际行动。
(二)在研究导向上，帮助学生把握最新学术研究方向
如前所述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引介，不仅为本学科注入新知识，是本学科发展的助推力量，还是培养学生进入学术殿堂的爱好兴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不过在当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却往往缺乏最新研究成果的引介。为此，导师必须时刻跟进时代的步伐，要本着“给人一杯水，要有一桶水”的思想，如饥似渴的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善于灵活运用。不仅要跟进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要时刻关注和吸收国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在研究方法上，及时引介跨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
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成果、学科的最新理论，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大量推介，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特别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推荐和介绍，之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为此，导师不能仅仅对本领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娴熟，以打造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还要熟练掌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作为行政管理学的导师，不能将自己局限于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的研究，还是广泛地涉猎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尤其是管理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
(四)在行为上，导师本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实践，以及求异、求新、求真的学术探讨本身，即是胜过无数耳提面命的无价的耳濡目染
榜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在研究生教育中尤其如此。上行下效，是教育示范作用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作为一名导师，必须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实践中注意自己的学术行为一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求真务实的学术作风，在求异、求新和求真的学术探讨中给研究生以学术榜样的力量。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