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1
关键词：建筑工程；合同；经济纠纷；评审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目前，随着企业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多元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的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条件急剧上升，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周转，如何避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的企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一、加强施工企业的法制教育与培训。
建立规范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是减少回避不必要经济纠纷的关键所在，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管理者的法律素质，就会造成经济纠纷条件的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和选拔经营者的条件之一。要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使施工企业的经营者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大量的事实证明，施工企业合同经济纠纷的发生都是因为合同本身或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着重大问题。有的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合同管理机构，有的忽视对方的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有的合同条款不齐全，在签订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有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对合同印章、签字方面缺乏管理，造成企业出现管理漏洞，发生不必要的经济纠纷，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合同双方的关系以及企业的内部管理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为此，企业必须建立完善以下几方面制度。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避免或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可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的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
（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和合同的履约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合同履约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制度。
（3）加强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防止企业资金体外循环。
（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评定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将企业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国家发改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等规定，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法律顾问制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为施工企业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是签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条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指标、物资供应、设备配备、款索欠纠纷调解方式等内容。合同评审主要有签约前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签约前的评审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对建设项目进行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
（2）评审合同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的法律规定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
（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是否缺项。
（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标准文件条款以及投标条件有无相挬之处，如有应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过程管理、工程施工中索欠款等内容。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不能因人员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联系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信誉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会造成失误，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的形象。
因此，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律观念，并聘请法律顾问参与经营管理，建立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认真细致地做好合同评审工作，就可以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预防施工合同经济纠纷的发生，使企业能够沿着正确的法律轨道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新平.工程合同在项目施工中的应用;山西建筑.2002.10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2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3
一、契约经济进程中对合同解纷[1]提出的要求
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纷繁激荡。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新生的经济契约关系构造着新经济秩序的框架，催发着我国新型经济组织和市场交易关系的生成。在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作为契约化经济的法律表现形态，经济合同几乎从无到有，从个别购销活动扩大到包括承揽、承包、租赁、联营、合伙、科技协作、固定资产转让等广义交易活动，映现出我国经济契约化的进程。
经济合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合同对国民经济的覆盖过程和表观市场化的发展，而合同履约率的逐渐上升反映了人们在逐步接受市场活动的合同约束，反映了市场有序化的悄悄演进。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在合同履约率逐渐有所提高的同时，诉讼到仲裁机构与法院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却在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全国工商合同与农村承包合同总量约增加60％，而诉讼到法院的经济合同案件却上升了270%，由此揭示出市场契约约束的硬度在提高。违约合同中诉讼比例在上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和自然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和考量经济利益得失的动力在增强，计划背后的行政约束被与市场联系着的合同法律保障所置换，经济主体越来越倾向将已经或将要受到侵害的利益置于彻底明确权益关系的法律保护之下，这就形成了对合同纠纷解决的强烈而全面的要求，事实上，违约和合同纠纷作为契约运行的病变和断层，是市场交易中的自然现象，合同被违约后必然寻求纠纷解决的各种有效途径，因而违约补救自然成为契约法的重要内容，而合同解纷便成为契约规则运行的法律屏障。所以，对我国目前经济合同的解纷状况尤其是诸如解纷组织、人员素质、解纷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并予以评析，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
二、对目前合同解纷特点的大致描述
这里所使用的解纷是指通过各种形式解决经济合同纠纷的简称。我国的解纷状况与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1.解纷机构的多元化和官方性。经济主管部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被法律赋予了解纷的职能，从而形成解纷机构的多元化格局。一旦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接受或请求某一机构进行解决，平息他们之间的纷争。然而，这些机构都具有官方性，民间（包括行会、商会等）的中间解纷组织实际上还未出现，在法律上也未加肯定。[2]
2.解纷方式的多元化。由于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要求，形成了体现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以责任模糊为特征的和解、调解的方式，与反映商品经济中责任细化和利害分明的判决、裁决方式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3.调解方式独占鳌头。调解这种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并被人们称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纷方式以其古色古香而被广泛采用，不仅有主管部门的调解、仲裁部门的调解，还有人民法院的调解。“着重调解”和“先行调解”的法律规定使我国现阶段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大多数由调解解决结案。据我们对收集的2000余个合同案例的统计分析，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的合同纠纷，其中约90％以调解结案。
4.司法机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担当解纷攻坚战的主力军。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制度，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能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使司法机关无处理经济合同纠纷的职能；旧的产品经济体制下零星飘散的一点合同纠纷也基本上由行政机关加以干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蜂涌而至的合同纠纷，使得原有的解纷机构和解纷方式难以适应，合同纠纷解决的事实彻底清楚和责任彻底明确的硬性要求，推动着具有刚性特点的司法判决解纷方式的出台。人民法院在经验、理论、人员“三缺乏”的条件下，无备而战，筑起了维护新经济秩序的一道基本防线。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已多达70万件，占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总和的87%.
5.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时间逐渐缩短。这里所称的解纷时间是指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从受案到结案的时间。通过对1416例经济合同纠纷随机统计，同期受案与同期结案，比例在逐渐上升：1979年以前为34%，1979年至11982年7月（即《经济合同法》实施前）以为51%；1982年7月至1983年为67%：1984年为75%，1985年为77%：1986年为84%，这一倾向说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能力和水平在逐步提高，意味着由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的预期成本的降低。
6.经济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交易活动的日趋科学化和技术化使经济合同也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从对产权风险转移的简单确定和价金支付的法律裁判发展到产品质量的技术检验和是非责任的技术鉴定，以至技术专利的卷入、质量标准的量化和联运方式的广泛采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日趋困难。
三、解纷方式的演变与原因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最终结案方式，有调解、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三种。[3]这三种解纷方式在我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下的运用，其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近十年中，这种变化更反映着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利益细化、责任明确的要求和我国传统的解纷方式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的不适应，是推动我国解纷方式演变的主动因，通过对1416例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受理结案合同纠纷的统计分析，勾画出各解纷方式绪案的变化曲线：1979年以前，调解占80.5%，仲裁裁决占4.5%，法院判决占15%；1979至1982年7月，调解占76.8%，仲裁裁决占7.2%；法院判决占16%，1982年7月至1983年，调解占73.8%.仲裁裁决占8.6%，法院判决占17.6%；1984年，调解占66.4%，仲裁裁决占9.3%，法院判决占23.8%：1985年，调解占63.7%，仲裁裁决占11.9%，法院判决占24.4%；1986年至1987年，调解占64.1%，仲裁裁决占10.1%.法院判决占25.8%.这是一组极有意义的数字。法院和仲裁机构运用调解方式结案比例逐渐下降和运用判决、裁决方式结案比例渐趋上升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不分和责任模糊使责任的承担与富有弹性的调解方式大体相适应，并为纠纷当事人所接受。随着经济利益不断细化和责任不断明确，纠纷当事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而使其越来越难于接受“和稀泥”式的调解方式，具有刚性效果的判决方式则越来越受到纠纷当事人的欢迎。
法院和仲裁机构调解方式结案比例下降和判决、裁决结案比例上升还与我国的多重调解制度相关联。请求仲裁机构予以裁决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是调和多次而调解未成的案件，即经过了纠纷当事人的多次协商和主管部门多次调解未成的“硬骨头”。既然纠纷双方已经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便坚定了其一见分晓的决心，因而，只有具有终局效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判决才能结束其诉争。
故意违约比例的上升也反映出纠纷当事人选择解纷方式的心理。因一方的无知或过失引起的合同纠纷容易得到另一方的谅解和宽容，调解结案自然易于实现。违约方的故意坑蒙拐骗，激起了受害方的愤慨，而违约方又往往为其故意违约百般寻找开脱责任的托辞和借口，纠纷双方的激烈冲突要求具有刚性的判决方式来明辨是非，划清责任。
四、解纷方式的评判
和解、调解、裁决、判决构成了解纷方式的多元化格局。对其各自的理论功能和实际效用，需要进行理论的评判和实际的把握。
和解，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私了”的解纷方式，在实际中被纠纷当事人广泛地运用着。和解方式的广泛运用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外，大家宁愿忍一忍，尽量息事宁人，能不去法院就尽量不去法院。和解私了，往往是双方都作出让步，节省时间，又不伤感情，不影响以后的合作，这种解纷方式的低成本无疑是纠纷当事人考虑的更重要因素。在市场发育程度还较低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交易伙伴的困难迫使他们放弃起诉的意图，以牺牲眼前的直接利益的代价来换取将来更大的预期利益。另一方面，对经济仲裁和诉讼的相关法律制度与知识的缺乏了解和由此引起的怯惧心里反过来强化了和解方式的运用。
调解方式结案比例独占鳖头格局的形成，除法律规定调解为仲裁机构和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必经程序的作用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同样也不能低估调解方式具有较低成本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等长处。与裁决和判决相比，调解方式无论对于纠纷当事人还是对于解纷机构来说都具有节时省力之优点，能够避免旷日费时和附带其他费用的诉讼代价，能使纠纷双力尽快地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交易活动中去。然而，调解的理论功能并不等于其实际效用。虽然调解方式在我国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中颇具效益，但出于“调解第一”和“必须调解”理论和制度的支配和实际中存在的把调解率高低作为评先进和晋级增资条件的因素，使调解的性质变异，其功能大为减损。
变异之一：硬性调解。这种调解以牺牲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为代价。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则进行威胁，采取拖延战术，迫使当事人就范。例如，1985年1月，某供销公司（供方）与某贸易公司（需方）签订了购销200吨精干麻合同，每吨单价7800元，货款总计为156万元。合同规定了产品质量、交货时间（3月中旬）、交货地点，并规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均按合同总额2%偿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需方于2月5日向供方预付货款4万元，并派人员前往检验。检验后，因需方代表无款提货，遂出具“购到精干麻100吨，欠款75万元，暂不提货”的便条后返回。3月7日需方再次派员前往验货，因货物质量与合同标准不符，需方拒收，引起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此次纠纷系双方违约所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双方各自应承担此次纠纷的一半责任。最后主持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供方退回需方预付货款4万元，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诉讼费各负一半。此案之调解协议存在明显的失当：首先，没有明确责任（事实上供方是违约者），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做法；其次，调解后对合同约定的2％的违约金没有提及。这种调解显然模糊了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和利益。
变异之二：普遍存在的“和稀泥”方式。无论哪种解纷方式，都是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为功能的。然而，“和稀泥”的调解方式以是非不清、责任不明为代价，使受害方难以得到补救，对违约方不能给以惩处，牺牲了法律的威严。
仲裁作为介于调解和判决的中间解纷方式，兼顾着两者的优点，即一定限度内的尊草纠纷当事人的意愿和具有较高程度的裁决约束力。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仲裁作为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活跃在解纷的舞台上。我国仲裁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50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时期，“文革”期间的基本消灭时期和三中全会以后的又裁又审时期。目前，仲裁对合同纠纷的解决作用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以1986年为例，全国各级法院人均结案数为15件，而全国各级仲裁机构的人均结案数则为4件。
法院判决的解纷方式具有最高的解纷硬度，法院受理案件的成倍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比例的上升适应着商品经济模式下合同纠纷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工作在不到八年时间里的巨大成就和所进行的开拓性的努力。判决方式的终局效力和执行能力吸引着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选择，可以预见，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的上升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五、公平裁决的困扰
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是保证契约按规则运行的最后屏障。在我国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公平裁决尤为重要，它不仅在于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重要的在于促使新秩序的形成，加速市场化的进程，增强人们对改革和市场以及法律的信心。
公平裁决仰赖于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裁决能力、裁决素质和裁决所根据的法律的完备与协调等多种因素。然而，在目前状况下，公平裁决存在着由许多消极因素的困扰。
困扰之一：裁决机关独立地位的难以保证和人们对裁决机关公正性的信任缺乏。由于裁决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不是独立裁判，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依附，使它们难以不受干扰地对合同纠纷进行公平的裁决，各种外来附加因素的干扰、威胁和利诱，也使得裁决的结果难显公平。一旦涉及到对本地的合同纠纷的处理会损及本地的经济利益或声誉时，其权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就会以求情乃至威胁等各种手段，来影响裁决机关的裁决。从一定意义上讲，裁决机关的硬性调解和调解中的“和稀泥”方式的采用，是对各种势力的退却和妥协的表现，这种退却和妥协的结果，必然使裁决的质量降低，导致人们对其公正性缺乏信任。
困扰之二；解纷机构的承受能力与日益增多的合同纠纷的尖锐矛盾。据1986年统计，当年工商合同违约纠纷4000万份，如果其中有10%表现为合同纠纷，则有400万起合同纠纷。如果这400万起合同纠纷涌向裁决机构，落在2.8万解纷人员的身上，则平均每人一年需受理140起合同纠纷。如果再加上二审案件和裁决以后又诉至法院（根据目前的又裁又审制）的案件，则平均每人需承担的解纷任务会更大。而且，大量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尚未计入。繁重的解纷任务与有限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今天普遍存在的“告状难”的局面，同时，也影响了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
困扰之三：解纷人员素质的普偏偏低和经验的严重不足。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面前，解纷人员和广大公众一样，处在一个学习和摸索的阶段。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把解纷人员推上了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双重“宝座”，尽管解纷人员尽了很大努力，还是一时难以弥补自身能力、经验与所扮角色要求的差距。1986年司法解纷人员人均受案15件和仲裁解纷人员人均受案4件的事实反映出解纷人员能力的欠缺。大多数不合规格的判决书和仲裁书反映了其素质的普遍偏低，相当数量的裁决和判决的严重失实和法律错误是客观的存在。
困扰之四：合同纠纷的日趋技术化与民间仲裁和行业仲裁的空白的尖锐矛盾。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以其雄厚的技术力量充当公正的裁判者，法国巴黎商会、苏黎士仲裁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仲裁委员会以其享有的声望而深得合同纠纷当事人的信任。他们作为解纷的中间组织解决了大量的合同纠纷，梳理了经济关系。而在我国，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使得很多解纷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日益更新的知识，从专利技术的使用，到质量标准，到联营合资，到不动产交易，使普通解纷人员对其艰深的专业知识望洋兴叹。我国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机构的空白严重地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如何使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组织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面前应运而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
其困扰之五：律师业务的开展不够和律师地位的低微。公平裁决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律师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成为真正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卫士和代表，而现在的事实是，撇开我们的律师（或律师工作者[4]）的素质和非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不论，仅举美国60万律师和我国现有的约2万律师（或律师工作者）的人数比较就足见我国律师业务开展之不够，专业律师和行业律师的发展还处于空白阶段，律师在法庭上公正辩护和诚恳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地位的低微使我国刚刚兴起的律师队伍大批转行，留下者也带有人微言轻的低落情绪。应该肯定律师在维护公平裁决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带有浓厚的“官本位”或“权力本位”意识的我国，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利益的代表和公平裁决的卫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困扰之六：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和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公平裁决的首要标志就是纠纷的解决切实依据法律的公正天平并以此为唯一尺度，法出多门的可怕结果-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使解纷机构和解纷人员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法条本身的过于原则和拙劣的通俗化，又为一些解纷人员的营私舞弊留下了缺口，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使大量新出现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无法可依，解纷人员只能按照良心和自身的价值尺度加以处理。立法的前瞻性与法律稳定之间的关系、立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立法价值取向的突破以适应于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实际，是摆在整个法学界面前既棘手又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注释
[1]此处的“解纷”是作者杜撰的一个词，其意为纠纷解决。
[2]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是附设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也大多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所以通过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还是行政解决途径，不像国外的仲裁机构是完全民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是非官方的，但一则它不仅仅调解合同纠纷，二则更主要的是它的调解书不具有终局效力，所以其意义就合同纠纷解决而言是极为有限的。
[3]此处的调解包括法院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4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农村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交通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问题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总结、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方法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科学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中国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目前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科学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现代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分析，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参考文献：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以为例，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交通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5
众所周知，当下建筑市场的竞争是特别激烈的，在此种大背景下，为了顺利地接到工程，部分施工企业不得不牺牲自身利益，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比方说签订阴阳合同，垫资施工，工程结算与工程价值优先受偿权不符等现象越演越烈。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势必会造成工程结算纠纷日渐增加，居于弱势地位的建筑单位处境愈发艰难局面的出现。
引发工程结算纠纷出现的原因分析
就目前来看，在建筑市场里，能够引发工程结算纠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建筑公司数量激增，规模无限扩大，已远远超出市场容量。鉴于此，部分建设企业故意压低工程造价，逼迫建筑公司接受兼具不规范与不平等特性的合同条款，之后建筑公司要求调整合同价，抑或以建筑管理机构工程定额为依据结算价款。第二，建筑市场管理混乱。“三边”工程层出不穷，在未取得全套建设批准手续、建设设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工程便早就开工了，如此势必会导致施工合同里价款约定不明与工程竣工结算出现纠纷情况的出现。第三，垫资施工。当下，垫资施工已然成了建设企业缩减财务费用及转嫁经营风险的关键手段，当然，这一因素也是引发工程结算纠纷的一大主要原因。第四，建设企业法律意识薄弱，信用意识低，以各种理由拖延工程结算。第五，经济纠纷诉讼难与执行难，行政干预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均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工程结算纠纷。
a防工程结算纠纷出现的对策
严格遵照工程建设程序行事。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毋庸置疑，工程建设程序属于所有工程建设的规范性要求，系工程的行为准则。若企业不遵照建设程序行事，社会建设秩序便会陷入混乱当中，如此势必会造成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受损情况的出现。所以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企业理应严格遵照工程建设程序行事。惟有如此，我国的基本建设方能在正轨上有序运行，工程结算纠纷出现的几率才会大幅度降低。
认真贯彻项目法人责任制。为了有效地避免工程结算纠纷的出现，我们理应把如下几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一，投资责任；其二，经济结算；其三，项目建设；其四，工程建设项目法人。一旦出现项目建设决策失误，等现象，便立即以合同、相关规定为依据，追究当事人的经济、法律责任。反之，对那些所负责项目建设兼具质量优，工期短及投资结构恰当的项目法人，我们需给予其适当的表彰与物质奖励。惟有选用此种认真贯彻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方式，方能较好地避免工程完工后，各部门互相扯皮情况的出现。
强化合同理念。工程施工合同系约束当事双方的基本条件，亦属于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双方于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需对现有条件及注意事项展开精准的定义，不可存在有含糊其辞的地方，尤其是针对价格，日期，增加项目相关费用的约定，更需有明确的标准，同时写入合同的相关章节，如此当分歧出现时便有章可循。此处应该提出的是不管哪个企业出现了法人代表易主的情况，后任法人代表均需全面履行前任的签约，不可因法人代表易主而妄图改变双方之前签定的合同，进而实现提高自己企业权利的目的。法人违约系当下合同履行过程中时常出现的现象，对于这一问题，法人必须正确地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万不可仅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为了更好地促进从业人员综合素养的提升，施工企业理应强化对自身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应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建设工程基本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除此之外，企业还应通过选派优秀职工去合作公司学习、招聘优秀建设从业人员、定期邀请资深专家来企业开讲座等方式，促进员工政府解读水平、合同鉴别能力及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企业还需科学地处理好与合作企业的关系，严格以国家、地方造价管理机构的相关标准为依据，恰当地处理好每一笔预结算。
加强工程和经济的融合。完全不出现变更的工程是不存在的。在工程施工时，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而引发的设计变更，费用变更是无法避免的，费用变更通常和设计变更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针对必要的变更，我们理应做到工程和经济的完美融合，应先算账，后拟定方案，挑选兼具科学、经济及可行特性的方案。避免因盲目指挥引发的浪费情况出现，恰当地控制好投资成本，防止因为投资成本大幅提升引发的因建设方资金周围困难而导致的无法顺利结算的情况出现。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6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利益调整、观念冲突、社会震动，导致了矛盾主体的增加，社会矛盾更加广泛多样和复杂。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不少单位、企业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从平时接待咨询来访、受理纠纷情况看，现在纠纷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征地折迁安置，债权债务、集资收费、环境污染等方面，都涉及群众的经济利益，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
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的稳定危害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预防的基本对策：
在新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构成因素复杂，涉及领域广、突然性强、群体性高、极易激化，是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尽管如此，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
一要继续深化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点。
我国连续开展三个五年普法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依法办事的观念得到加强，但离依法治国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继续在全社会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点，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措施和治本之策。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项工作纳入依法按章运行的轨道。
现在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一方面要坚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纳入依法进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业、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管理、规范化管理，在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
三要强化行政复议和仲裁、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导向法制的轨道。
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这些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与面广量大的各类纠纷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而不是上法院，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在注意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复议或仲裁、诉讼，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提供方便。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在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风尚。
四要加强法律服务，为公民和组织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保障。
在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中，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单位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一是在党委政府工作中注意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避免决策或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引起矛盾纠纷。二是在企业改制、土地承包、清理债权等工作中要吸收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三是对企业改制减负、拆迁补偿、土地使用等热点、难点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规范调节作用。四是在申诉、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中，切实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或，对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将纠纷引向依法处理的轨道。
五要建立健全反应快捷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
一是进一步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形成区、街道、社区委员会和积极分子组成，上下成线，左右成片的四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网络。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定期调整调解队伍，把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爱调解工作的同志充实到调委会来。三是要继续完善形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将问题发现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员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工作预案，把疏导和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乱，防患于未然。做到小矛盾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的、多发的、带有倾向性的纠纷，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
三、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加大了调处难度。因此，在做调处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干部依法管理与群众依法办事的关系。
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是用法律来对付群众、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立法、深入普法、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依法管理。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后一方面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干部不依法办事，办事不公，甚至欺压群众，腐败堕落等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各级干部带头依法行政、依法律已是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二是规范、制约与引导、保护的关系。
在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中，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访、上街等行为，而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则应注意保护，对他们的正当要求要及时解决和处理，即使对群众坚持要求上访、上街的，也不应硬行禁止，而要引导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当前矛盾纠纷较多，上下沟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注意保护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正确加以引导，不失为保持了一条让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参与监督和管理，以及使党和政府了解群众呼声的渠道，可以起到社会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
三是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舆论宣传等其他手段的关系。
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具有要求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行的效力，因此法律手段无一例外地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纠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还不可能全部运用法律来调整和处理。因此靠运用法律手段完全调处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会管理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各种手段都有其优势，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都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将与法律手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只能运用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等其他手段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协调方法，针对不同社会矛盾纠纷，运用正确调处方法的调处手段，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7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8
关键词：建筑施工；结算纠纷；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工程本身情况复杂多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合同双方从维护各自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难免产生纠纷。及时分析研究这些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制定出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措施,对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工程施工常见的合同纠纷
1.1建筑工程质量纠纷
建筑工程建成后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达不到设计功能使用要求,是一种常见的纠纷。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必须分清责任,特别是在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之后,更要明确责任。
1.2工期纠纷
建筑工程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完工并交付使用,给甲、乙双方造成经济损失,也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中的一种常见纠纷。
1.3工程价款及结算纠纷
这种纠纷往往是合同造价低于工程实际造价,或由于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引起变更,承包人无法在原合同约定的价款内完成工程建设,而向发包人要求补偿,或发包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拒绝补偿而引起的纠纷;也有发包人由于资金筹措不到位,拖欠或拒付工程款而引起纠纷。工程结算纠纷包括计价方法、工程量和材料价款大幅上涨引起纠纷等。
1.4分包引起的纠纷
某些合同签订时对于是否允许分包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承包商则利用合同漏洞,在没有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工程分包,导致甲、乙双方产生纠纷。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纠纷也是近年来施工企业遇到较多的法律纠纷,承包人将部分工序分包给第三人承担,由于分包人管理不力或技术、施工能力不足等,质量、工期等达不到分包合同的约定要求,就可能导致纠纷。特别是工程价款纠纷,是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纠纷。
1.5延期付款利息纠纷
尽管有明文规定业主拖欠工程款应付延期利息,但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延期利息数额巨大之时,双方纠纷就更容易产生。比如合同约定工程决算完毕付清尾款,但因施工方迟迟不报送决算文件,或报送决算文件不齐全,或所报决算文件双方争议过大,导致决算工作无法进行,进而剩余工程款无法支付。特别是争议过大时,究竟是谁过错导致工程款支付拖延,也是是否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的争议所在。
1.6违约发生的纠纷
承包方的违约主要表现有工期违约、质量违约等。发包方主要表现在不能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未能提供施工进场的条件、中期擅改设计等导致的工程造价增加或者其他损失的,承包人最终都以工程索赔的形式加入工程结算书中,而发包人往往对有关款项不予认定,从而产生纠纷,这种纠纷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中比较常见。
2.为切实避免工程竣工结算出现纠纷应采取的对策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工程结算的顺利进行，若处理不当，则会演变为拖欠工程款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两欠”问题。为切实避免工程结算的问题纠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2.1加强工程造价考试和培训，努力提高造价从业人员业务水平。
首先加强造价员执业考试，让造价员持证上岗，将从业人员纳入造价员管理队伍加强管理。其次应针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招标单位、造价咨询单位及监理单位的造价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工程造价知识培训，加强对《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工程量清单实施细则》、定额以及合同相关知识的培训，努力提高造价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升业内工程预（结）算的编制质量。
2.2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规范和完善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
建设主管部门应对相关中介机构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制订相应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出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定期对中介机构的工作成果和执业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纳入常态化管理。通过检查，表扬鼓励先进企业，对不合格企业限期整改，对信誉不良的企业，由造价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利用造价信息网络等媒体予以公布，并给与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影响其资质或执业资格。此外，还可由行业协会根据造价咨询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履约纪录、营业记录、资信情况等进行信用评级，以促进造价咨询人员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秩序，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认真的完成工作任务。这将弥补监督的缺失，对规范和引导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计价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2.3加强合同管理意识，完善合同管理。
（1）构建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合同示范文本
构建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合同示范文本，以配合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推广和实施，引导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如下事项进行约定：1）预付工程款的数额、支付时间及抵扣方式；2）工程计量与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方式、数额及时间；3）工程价款的的调整因素、方法、程序、支付及时间；4）索赔与现场签证的程序、金额确认与支付时间；5）发生工程价款争议的解决方法及时间；6）承担风险的内容、范围以及超出约定内容、范围的调整办法；7）工程竣工价款结算编制与核对、支付及时间；8）工程质量保证（保修）金的数额、预扣方式及时间；9）与履行合同、支付价款有关的其它事项。尽量减少合同条款上的漏洞，这样，合同双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源头上控制工程结算纠纷的发生。
（2）合同备案和跟踪监督
合同备案和跟踪监督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招标后工程合同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做好合同备案和跟踪监督是维护合同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政策法规、贯彻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础和手段。防止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背离或不执行政府政策规定而造成后期结算争议的产生。
2.4通过修订、补充，不断完善《计价规范》的不足。
2008版《计价规范》在2003年版本的基础上，完善了正文部分条款，增加了工程量清单实施过程中工程进度款的支付、设计变更引起的签证、索赔的办理程序及结算的条文，但附录部分基本沿用2003年版内容。附录部分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标准规范的组成，经验不足，还是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相关造价管理部门可通过收集工程量清单计价使用过程中反馈回来的信息，针对附录中缺项的项目、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变化大易产生纠纷（如土方项目）以及使用不方便的清单项目和计量单位（如门窗项目）做出修订补充，不断完善《计价规范》的不足，减少结算纠纷。
3.结束语
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是我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改革的目标及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管理在摸索中逐步积累经验，最终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早日实现与国际工程计价模式的接轨。
参考文献：
[1]蔡永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J].建筑经济,2006,(12):101-102.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9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彝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57-03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的新课题，而将社会管理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的课题研究，在我国则是首次。目前，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国外有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司法aDR机制”以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等研究成果对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同的利益群体大量出现，导致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在利益纠纷下往往转化为或者包含着民族、宗教等问题，最严重时，在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下，利益纠纷转化为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关系等社会纠纷。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日益纷繁复杂的纠纷解决需求和纠纷处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相对有限，各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倍感构筑一个适合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基于此，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选择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县（越西县）为样本，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越西县地处偏远的四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邻美姑县，南接昭觉县、喜德县，西界冕宁，北连甘洛县、石棉。幅员2256.47平方公里，辖9个地区工委、5镇、36个乡、288个村、908个村民小组、2个街道居委会。现在有汉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民族分布，总人口23.45万人。
过去在国家解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越西县有着彝族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但国家建立了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之后，彝族传统的“德古”民间调解渐渐被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出现，越西县也逐渐建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大调解工作体系，拥有调解、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2012年，我们调研了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展的情况，发现该县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纠纷的案件大幅上升
2009年，越西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560起，结案556起，结案率为99.3%；2010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80起，结案477起，结案率为99.4%；2011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共571起，结案570起，结案率为99.9%。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结案率呈上升趋势。然而，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493起，结案1412起，结案率为94.5%；2010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275起，结案1176起，结案率为92.2%；2011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811起，结案1056起，结案率为90%。这些数据反映出该县法院诉讼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
（二）人民法院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产生了诸多不足
由于该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较多，出现了办案人员短缺的窘境。同时，由于在民族地区，民族案件逐渐增多，由于部分案件当事人不会说汉语，而法院中会讲彝语的工作人员较少，从而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另外，该县人民法院中法官年龄结构偏大加之业务能力不强，在不断增多的案件压力下，办案质量得不到极大的提升。
（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方式在民间重新出现
由于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各纠纷解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及时地解决各类纠纷，这就导致了越西县过去被代替的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方式“德古”再次出现。在彝语中，“德”是“瘠”、“瘦”的意思，即病态的象征，而“古”是“治”的意思，故“德古”指“治理人间的病态，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在彝族地区，人们把熟知习惯法及其他社会规范，遇到纠纷能明析事理、仗义执言、以理服人的头人，尊称为“德古”。过去，在我国彝族地区，彝族人遇到重大、疑难纠纷或者案情复杂、矛盾尖锐或涉案人数较多时，则会请“德古”等民间权威来进行调解，从而迅速有效地平息纠纷。虽然越西县又出现了“德古”民间调解，但由于“德古”属于至今并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未成为多元化解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当地诸多彝族群众虽然内心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纠纷，但迫于司法途径的权威性，仍选择花高成本，走司法程序。
（四）越西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
从调查问卷的信息来看，我们发出调查问卷310份，其中有213份（占问卷总数的68%）的问卷一般群众反映：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解决仍倾向于人民法院。他们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力，通过司法程序更有利于保障自身权益；而调解仅仅作为一种尽力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一种方式，不具有强制力，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障权益，与其浪费时间在调解上，不如直接走诉讼程序。从调查问卷反馈的信息来看，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更认同人民法院的诉讼解决机制。
上述四个方面反映出：越西县非诉讼方式解决案件比例在上升，法院诉讼压力在增大，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识不够，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在该县宣传、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越西县随着经济的日渐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利益关系也不断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出现。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市场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觉醒和增强，各种形形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管理创新下完善彝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有利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在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努力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机制，整合一套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相互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预防、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下，引导凉山州越西县彝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广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维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尊重纠纷主体的多样选择，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体现了纠纷主体对各种解决纠纷方式有不同偏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能很好地尊重纠纷主体的各种选择，让纠纷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自身利益选择解纷方式。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并将其绝对化。它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
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多发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发挥多元优势，针对各类纠纷的不同特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程序简便灵活，效率较高；化解纠纷的成本低廉；能够妥善解决情与法、情与理、法与乡规民俗的冲突；能够拉近纠纷处理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压力
司法的过高期待和传统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会直接导致法院压力加大，追求效率的动机使得法院不得不向增加法官人数、简化诉讼程序寻找出路，这必然会妨碍程序的正规化，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在司法资源短缺、诉讼成本不断攀升、法律援助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会不断扩大。而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及时、经济和符合情理的非诉讼服务，扩大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达到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三、完善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涵括了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和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两类。
1.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越西县人民法院目前正以构建和谐社会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目标，强化诉讼调解。在规范层面上，该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越西县人民法院规范诉讼调解规则》及越西县人民法院、越西县司法局《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此来规范调解工作。在原则上，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坚持走调解多判决少的路子。在目标考核上，将调解结案率纳入目标考核，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目前该院创新调解方式，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做好调解工作。将庭前调解与庭中调解相结合，庭内调解与庭外调解相结合，同时，采取委托单位（组织）调解和人民调解员及亲戚朋友调解的方式，把民事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调解过程，努力提高案件调解率。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目前，该县已有几个乡构建起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如南箐乡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严格将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综治维稳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把矛盾纠纷工作放在首位，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具体做法为：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大调解”的日常工作，全面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排查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调解员、建立健全工作台账。三是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建立健全纵向覆盖镇、村（居）、社三级，横向覆盖各单位（部门）的调解网络，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员工作”。
总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下，越西县自2011年以来，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调处”，严格落实县、乡一月一排查，村、社半月一排查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调处工作制，切实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同时，以乡（镇）、单位综治办为载体，深化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运作高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组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强化矛盾纠纷疏导能力。通过实行联合接访、上门接访、内部调解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和诉求渠道，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指引下，工作成效显著。如2011年第一季度，全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15件，调处矛盾纠纷183件，调处率为85.1%，实现了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
（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由多个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在独立运作的同时，强化衔接，互相配合，实现功能互补。首先，应重视调解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加强人民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相关协调指导机构，并定期了解人民调解的工作进展，从而研究相应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其次，可以建立司法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等组织密切联系，强化工作配合，达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互补。最后，应强化宣传引导，推广好的经验，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更大的优势，进而在全县形成健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严格规范各类纠纷解决机构
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不健全，部分原因来自纠纷处理机构的过于松散，这使得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办案效率低、缺乏足够的工作热情，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有失公平、公正的现象。由此可见，严格规范各纠纷解决机构，对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应在各纠纷解决机构建立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各类运行机制，实行当事人监督制度，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
（四）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应将越西县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纳入正式的民间调解制度，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纷方式。“德古”调解在越西县彝族同胞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将“德古”调解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定会从源头上解决诸多尖锐的民族矛盾纠纷，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当前可将“德古”调解逐步实现规范化，将其职责范围定位在民事纠纷中，至于刑事纠纷必须通过刑事诉讼解决，促进“德古”与人民调解逐步融合。广泛吸收民间有威望的“德古”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培训增进其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理解，促进两种调解方式不断融合，功能互补。在当事人权限范围内，调解活动的方式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可以以“德古”调解方式进行。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越西县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各类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从而增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性，促进彝区和谐稳定，正是当前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我们相信越西县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走上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彝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强，乔闻钟.民族地区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探索——关于“北川模式”的调研与思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5.
[2]刘永强.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J].黑龙江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4）：18.
[3]马尔子.浅谈凉山彝族德古[J].凉山民族研究，1992，（创刊号）：15.
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篇10
一、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和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排查在前，防范在先，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较好地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民调解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遵循“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大力开展“调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和“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和预防减少了大量民间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各种纠纷一万余件，成功率在98%以上。据统计,20*年一季度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3起,调处成功1833起,成功率达98.9%。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械斗33起，涉及670人；避免群体上访22起，涉及224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8件。20*年1月，*区白露塘镇观山洞村两个组的村民为争鑫源矿业运输权发生纠纷，将运矿车停在矿口主要运输道路上，使矿方采矿运输工作停滞，同时致使矿业工人无工可做而与当地村民又发生冲突，双方手持铁棒对峙，群体械斗一触即发。镇里接报后，立即组织司法所、综治办和派出所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一方面做好双方的疏导工作，避免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和矿方代表协商调处。
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处，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械斗的发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环境。20*年3月，*市*县新墟镇一妇女邹某在*县城关镇一房东李某家突然死亡，几十名死者亲属情绪非常激动与房东李某发生争执，并到*县城关司法所报案，要求追究李某责任，并扬言如果处理不好就扣押*来住*的车辆。司法所的同志意识到情况紧急，迅速将情况上报镇里和县司法局。镇里立组织纠纷协调处理小组奔赴现场维护秩序并深入调查情况，同时通知法医验尸确定死因，并联系*县新墟镇干部一起到*县城关司法所共同处理。经法医鉴定，邹某属正常死亡。调查中发现，邹某与李某同居生活了两年。事实清楚后，城关司法所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跨市、县的突发性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由于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民间纠纷发生率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统计数字表明，20*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种矛盾纠纷14830起，20*年为11350起，20*年为8992起，20*年比20*年下降了23.5%，20*年比20*年下降了20.8%。人民调解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基层，大大减少了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斗殴事件，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我市的人民调解经验在20*年4月9日《*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二）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建设逐步健全。目前全市建立了县、乡、村、组、联户五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661个。其中县（市、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11个，乡镇（街道）调委会257个，村民调委会2974个，社区调委会2*个，厂矿、企业及各类专门调委会212个；有人民调解员1.3万人，义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3.8万人，并在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调解庭（室）。各乡镇成立了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国土所、林业站和水管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委员会，构筑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遍布城乡、厂矿企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实现“六统一”（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统一）和“五有”（有标识牌、有办公场所、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帐。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持证上岗、纠纷登记、统计、文书档案管理等十多项管理制度；实行纠纷情报信息月报制、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跨地域联谊联调制度、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等制度；加强了联络互访机制、矛盾纠纷预防机制、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工作督办机制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管理有章程，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提升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三）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逐步拓展。为了有效整合和强化化调解职能，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均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北湖区成立了三调解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具体履行牵头、协调、督办、考核、问责等10项工作职责，并配备流动调解车一台，设立“流动调解庭”，建立了由“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五个一”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将人民调解贯穿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各个阶段，明确了与行政调解对接工作范围。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由办公室指派相关成员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流动调解庭”，赶赴纠纷现场进行集中调解。资兴市对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民间纠纷和简易经济纠纷到法院的，由法院妥善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资兴、北湖还积极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人到调解室值班，配合派出所现场调解纠纷或受理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民事纠纷，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资兴、北湖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临武县在交警大队设立调解室，有效调处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汝城县分别在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设立了司法调解协调中心、治安调解协调中心和人民调解协调中心。*、*、*、*等司法局通过“三调联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功化解了多起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20*年1月，同新建材市场一门面的产业主曹某一纸诉状将租赁其门面的江某告上法庭。在此之前，双方因门面归还时间产生分岐发生打斗，都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双方积怨较深。北湖区三调联动工作办公室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介入调处，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消除了当事人的积怨。据统计，北湖区自流动调解庭成立以来，共组织和参与调处重大矛盾纠纷79起，调处成功77起，其中成功调处跨区县边界纠纷36起。
二、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法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类型多，矛盾纠纷主体呈多元化。过去调解矛盾纠纷集中在婚姻家庭、宅基地、邻里、债务等方面，诱因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调处，一般都能化解平息，对社会危害不大，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与当地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有关，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矿产资源、企业改制、村务管理、土地承包、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从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过去以单一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居多，现在矛盾纠纷的主体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涉及到政府部门。
（二）突发性纠纷增多，易发群体性纠纷。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发生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有关，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纠纷等。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给对方施加压力，或借助媒体将矛盾纠纷社会化、公开化，使矛盾纠纷更为复杂。有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甚至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动辄越级上访、甚至到当地政府“闹事”，试图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求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利益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20*年度为19.7%，20*年度为21.5%，20*年一季度达到了28.3%。
（三）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提高，无理取闹或无原则纠缠的现象减少了。现在，矛盾纠纷主要趋向是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的内容由简单趋向复杂。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群体性纠纷往往与少数人行为偏激违法纠缠在一起，在有关部门处理之后，由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祟、唆使，导致纷争再起。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以上特点说明，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调解工作的内容增多，涉及面更广，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县（市、区）和部分乡镇的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职能的发挥。
（一）一些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一是有的基层领导认为人民调解“职能软”，可有可无，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未能把人民调解工作提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治理，轻防范，从而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二是对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少，致使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不相符合；三是一些地方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配合不到位。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要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和参与时，存在着回避的现象，调解人员孤军作战，无法处理涉及面广的复杂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缺乏必要的保障。一是组织保障不到位。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涉及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之争，甚至涉及到一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时，一些基层组织的硬性干预，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质。二是经费保障不到位。有些乡镇（街道）没有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或虽列入预算却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村居（社区）调委会的经费更是没处落实。这样既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妥善解决，也不利于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村，调解主任有一定的工资性补助，但经济较差的村，调解主任连工资性补助都不能很好地落实，更不能保障其为调处纠纷而支出的费用。
（三）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有待提高。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人民调解协议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后，调解的程序、文书等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及调解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技能与新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一些地方在产生人民调解员时，只注重个人的品德和威望，忽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造成队伍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调解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特别是村、居（社区）调解员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二是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大，大多数调解员，特别是村（社区）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没有经过较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专业知识欠缺，在工作中难以做到依法调解。三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的年轻调解员因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面对一些较疑难的矛盾纠纷，无从下手，从而影响了矛盾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不高。目前，我市各级调解组织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很欠缺。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文书不齐，调解协议书表述不清，要件遗漏，装订不规范等问题大量存在。有些村的调委会主任虽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威望，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下，法律知识贫乏，很难达到依法调解的要求，且无法独立制作规范的调解文书，从而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效力的发挥。此外，村、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普遍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的情况，还有些村的调委会组织涣散，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村级调解组织应有的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和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中充分发挥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各级党政领导在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矛盾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的同时，要认识到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强化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各级领导要亲自出面协调处理，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酿成或刑事案件。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人民调解的性质、意义、作用和独特优势，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使调解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
（二）大力推行“三调联动”，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新形势下，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很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政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调解经常出现力不能及、工作协调衔接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积极整合调解资源，实行矛盾纠纷归口管理、综合协调、统一调度，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有利于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和功能，及时有效化解涉及面广、成因复杂的重大矛盾纠纷。全面推行北湖区“流动调解庭”的成功经验和“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的“五个一”做法，尽快形成“党政牵头、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要在“调防结合”上下功夫。人民调解一方面要积极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到哪里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及时地去化解这些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增强对民间纠纷发生的预测、控制能力，加大预防工作的力度。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及时发现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防止矛盾纠纷特别是的发生。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优势，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处理矛盾、防范激化提供及时的信息。同时，要把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调解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的过程。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