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1
规划编制请示一省文物局:
为全面、科学保护唐玉华宫遗址，进一步开展相关考古研究与科学保护工作，并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加大玉华宫开发建设力度，促进遗址区内文物保护及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20XX年4月，玉华宫管理局编制上报了《玉华宫遗址保护规划立项报告》，并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函〔20XX〕1409号文件批复同意，同时提出要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搞清玉华宫遗址的范围、布局和内涵，为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
为全面完成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我局申请玉华宫遗址保护规划编制费418万元，其中前期测绘面积5平方公里，测绘费260万元，考古调查、勘探费50万元，文献资料费5万元，保护规划编制费89万元，项目管理费用14万元。
妥否，请批示。
铜川市文物旅游局
20XX年7月13日
规划编制请示二市人民政府：
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蓝图和管理城市的依据。近几年来，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局加大了各项规划编制力度，先后完成了城乡总体规划及城西排水等六项专业规划编制，20XX年将着手城市夜景等五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1、20XX年完成城乡总体规划编制政府采购中标价400万元，财政已支付320万元，尚有80万元尾款未支付。
2、20XX年6项专业规划编制经政府采购确认中标价568万元。即《城西排水规划》45万元，《五眼泉都市产业园排水专项规划》6万元;《基础测绘》60万元，《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规划》7万元，《城区地下管线普查及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50万元，《市域生态体系规划和市域道路专项规划》200万元。用省级以奖代补专项资金(鄂财建发[20XX]303号)385万元弥补后，尚有资金缺口183万元。
3、20XX年拟完成5项规划编制费用约230万元。即《城市夜景专项规划》50万元，《城乡绿道专项规划》30万元，《市政公用设施专项规划》20万元，《城西片区控制性规划及城市设计》80万元，《城市街景整治专项规划》50万元。
以上三项费用合计493万元。由于城建专项资金紧张，无资金安排，特请示市人民政府20XX年增加财政预算493万元。
专此请示，请予审批。
宜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XX年12月12日
规划编制请示三市政府：
根据省政府《关于同意筹建安徽淮北临涣工业园的批复》(皖政秘[20XX]53号)要求，为进一步修改完善安徽淮北临涣工业园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明晰园区产业发展重点，加快启动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我市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根据20xx年九月二十九日临涣工业园规划座谈会意见，淮北临涣工业园规划编制工作要在20XX年2月底以前完成。我委已委托中国国际咨询公司承担临涣工业园100平方公里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委托中国城市规划院进行50平方公里总规和20.4平方公里控制性规划。经协商，三个规划总体需经费1190万元。
妥否，请批示。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2
一、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生态也正在发生变化，我市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各类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人为和自然破坏的现象仍然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加速消亡和失传的趋势。因此，加强对我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努力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新体制，不断开创我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新局面。
二、扎实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做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推荐工作，依法按时完成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规划，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传统风貌协调区，明确具体的保护规定和控制指标。严格依据已批准的保护规划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整治工作，注重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地段的真实信息，延续传统风貌、格局和空间形态。市、县区编制和调整土地利用规划或城市、乡镇建设规划时，应与当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相衔接。
(二)加强对文保单位的保护管理。做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公布工作，按时完成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应由所在地政府组织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并按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确保保护、管理、利用的强制性内容。有关职能部门要定期组织巡查各级文保单位保护情况，加强对野外古建筑、古遗址等文物的安全防范管理，提高防盗、防火能力。
(三)加大对濒危文物的抢救保护力度。分阶段实施文物维修计划，严格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实施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确保工程质量。坚决禁止借保护文物之名行造假古董之实，严格限制文物“复建”，确保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用于重要文物的保护项目。
(四)树立文物保护优先原则。县区政府要妥善处理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依法履行文物前置审批权。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必须依法报经相应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规划部门批准。凡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和占地3万平方米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在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要由文物部门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并落实文物保护措施和经费。投资渠道多元化的重大建设工程，在建设项目申报阶段就要明确和落实文物保护责任主体。文物利用要坚持合理、适度的原则，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做好优秀乡土建筑和历史文化环境的调查和保护，要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大力推进博物馆建设。加快市、县国有博物馆的馆舍建设工程步伐。积极扶持非国有博物馆和民办专题博物馆的创办，努力形成多元化的博物馆网络体系。坚持“三贴近”和社会效益为首的原则，强化精品意识，以拓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和服务功能为目的，全力打造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并以此带动全市文物展览展示水平的整体提升。全市国有博物馆、纪念馆在实行向未成年人、现役军人、任教满30年教师、70岁以上老人等特定群体免费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向所有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加强馆藏文物管理，从改善文物保护环境入手，依靠科技进步，切实解决馆藏文物保存中的突出问题，文物保存和展示环境都要达到国家规定风险等级标准的要求。开展馆藏文物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化管理。
(六)加强文物行政执法。结合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级文物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责。文化综合执法机构除依法承担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外，同时承担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等文物执法职责，并增挂文物监察支队的牌子，明确内设机构和专职人员。因增加执法职能所需的人员编制，各地机构编制部门要根据实际需要予以支持，或从现有文物保护机构中调剂解决。严厉打击破坏文物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公安、工商及海关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共同维护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秩序。
三、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我市民族民间艺术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组织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系统、全面的记录。3年内基本完成全市普查工作，建立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必须建有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对本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全面的掌握。充分发挥各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保管制度。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期分批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2006年开始，市政府每两年公布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部级名录的项目从列入省级名录的项目中选择，省级名录从市级名录的项目中选择，市级名录从县区名录的项目中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做好保护规划。各级政府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科学论证，加强对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运用。认真制定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提出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落实保护措施。对列入名录的项目及其代表性传人，要专门制定保护计划，采取保护措施。
(四)加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制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
(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通过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团体)的传习活动。重点抓好《湖笔制作技艺》、《百叶龙》、《扫蚕花地》等项目保护工作的同时，通过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培养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开展创建民间艺术之乡活动，在社区、乡村广泛进行民间艺术传习，使我市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得以延续。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造就一支懂业务、会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四、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措施
(一)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应依据法律赋予的职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五纳入”，明确部门责任，加强工作协调，实行目标管理，切实把本行政府区域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管理好。市政府已成立**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县区政府也要成立相应机构。进一步理顺市辖区的文物管理体制，继南浔区的文物事权下放后按法定程序下放吴兴区的文物事权。
(二)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市、县区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和对公益性文物事业单位的扶持，要安排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递增，主要用于文物保护、藏品征集、文物库房、安全技防补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论证研究、开发利用、传承培育、项目保护补助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在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市政府《关于古桥保护协调会议纪要》(湖政专纪〔2002〕67号)已明确的古桥修复经费，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到位。鼓励文博单位拓展经营，完善服务，增加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3
县争创南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10日）
根据县委工作要求，5月19日至24日，县人大廖善朋主任、县政协吴焰生主席、县政府林建忠副县长带队一行5人，先后前往桂林市甑皮岩、杭州市良渚、银川市水洞沟等三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实地学习考察，现将具体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点基本情况
（一）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甑皮岩遗址年代约距今9000多年至7500年，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2001年6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面积214亩，遗址公园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保护”为主题的遗址保护区,包括洞穴遗址保护区、独山保护区、原始部落区等;二是以“科教”为主题的博物馆功能区,包括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甑皮岩文化4D影院、洞穴考古研究国际交流中心、桂林人文先祖广场、邓小平视察甑皮岩展示长廊等;三是以“休闲”为主题的配套服务区,延伸开发具有甑皮岩文化特点的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考古体验区等。
甑皮岩遗址与南山遗址最为相似，而且甑皮岩遗址仅仅是洞穴遗址，南山遗址则是洞穴和旷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遗存，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更具有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价值。通过综合分析，甑皮岩遗址有以下可学可鉴的典型经验：
1.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甑皮岩遗址于2010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2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一，遗址博物馆落成后于2013年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时间遗址公园建设时间从2010年开始，前后共历时10年。
2.召开专业性学术研讨会推进遗址公园建设。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桂林市先后于2010年、2015年、2017年、2019年，以举办专业学术研讨会或高峰论坛的契机，邀请各级领导、专家莅临甑皮岩遗址参观指导，每次会议均为遗址公园建设争取到国家文物局的项目资金支持。
3.创新项目策划方式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由于国家对博物馆建设项目没有安排补助资金，甑皮岩遗址管委会转变项目策划思路，将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甑皮岩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项目的名义获得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支持。
4.推动史前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通过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让甑皮岩文化实现“墙内开花墙外香”。
（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良渚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良渚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主要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个片区。目前有限开放的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3.66平方公里，主要分为城门与城墙、考古体验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地、大观山休憩区和鹿苑等十大片区。
作为世界遗产，截止目前，良渚遗址公园在建设方面已投入资金46亿元，同时每年运行维护经费投入近1亿元。在遗址保护利用及遗址公园的建设开发方面，南山遗址可学可鉴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刚性规划保护。编制执行《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在遗址区红线内“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将各类建设项目、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在“良渚遗址环境”的承载力之内。
2.依法高效管理。通过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良渚遗址管理局）等保护管理机构，建立有效保护管理的体制机制；编制执行《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划》等专项政策法规，有效落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3.创新和谐征迁。一是编制出台《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坚持“保护第一、以人为本、总量控制”的原则，按照“群众自愿、政府引导、规划调控”的方式，有序引导农户外迁，有效解决了遗址区农户建房难、生产发展受限的问题。二是采取以租模式，将遗址范围内农田统一租用，并返聘被租农田农民根据公园统一安排按季节种植相应农作物或观赏作物，既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又增添了公园景区效果。
（三）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是中国目前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设为综合性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宁夏水洞沟遗址旅游区，总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建筑面积4308平方米，外形仿水洞沟出土的石器造型，以大型雕塑、270度超大型半景画、幻影成像、实景、文物等展示形式，结合声、光、电、可调式地震平台等技术的运用，再现了三万年前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和灾难骤起被迫迁徙的活动场景，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的新形式，是目前国内唯一、面积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体验展馆。
与周边景区串联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是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值得南山遗址开发建设过程中学习的经验。水洞沟遗址周边是我国明代长城、烽燧、城堡、沟堑、藏兵洞、大峡谷、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为统筹推进水洞沟遗址保护利用和周边景区开发建设，灵武市于2003年成立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水洞沟旅游区的保护、开发、建设、经营，由政府牵头制定《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宁夏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企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形成“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景区建设格局，建成从三万年到五百年，从史前文化到边塞军旅文化，从土林景观到高峡平湖，从大漠边关到江南秀色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
二、南山遗址下一步工作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以上三处考察点，南山遗址有离城区近的天然区位优势、有洞穴与旷野文化遗存兼具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规划不够科学、品牌影响不够、文旅融合不够、专业团队缺乏等诸多短板。做好南山遗址下一阶段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根据考察情况，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要坚持规划引领
1.规划立意要立足长远。一要扩大规划范围。以良渚和水洞沟遗址公园为例，它们的规划面积分别为14.33平方公里和7.8平方公里，鉴于南山遗址周边均属于未开发用地，因此建议对南山遗址总体规划作进一步优化提升，坚决摈弃为保护遗址而建遗址公园的思想，扩大遗址规划面积，完善遗址功能区划。二要留有发展空间。以良渚遗址公园为例，虽然目前开放区域达3.66平方公里，但仅占总规面积的四分之一，未来随着遗址公园的深入开发，仍为后续项目实施留下大量发展空间。
2.规划内容要统筹兼顾。以水洞沟遗址为例，其在编制规划的同时，便融合文化与旅游元素，通过规划不同功能分区，让遗址公园成为集游、娱、购、学、研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建议南山遗址在规划编制时要跳出古人类遗址范畴，将明溪侨乡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元素融入其中，着力打造为集中展示明溪形象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二）要坚持久久为攻
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以甑皮岩遗址为例，从2010年动工建设至2020年，采取每一两年实施一至两个项目的方式，2015年建成遗址博物馆，2016年建成小平足迹馆，2018年建成时光隧道影院和智慧女神像及考古乐园等旅游设施，前后历时10年，累计投资9000多万元（中央资金6500万元，桂林市财政投资2500万元），主要项目才基本建成。因此建议南山遗址在建设上要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分步、分期、分批实施。
1.要优先建展馆。作为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首要条件，南山遗址博物馆项目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明确项目设计团队，完成项目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争取博物馆项目早日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学习甑皮岩遗址的做法，加强项目包装策划，以南山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的名义，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补助资金。
2.要争取设基地。加强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省文物局沟通对接，争取设立中科院东南考古研究所明溪基地，着力将南山遗址打造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重点院校考古专业硕博士的实习培训点。
3.要分批做保护。围绕南山遗址系统保护工程，学习借鉴甑皮岩遗址做法，分批分期谋划实施文物修复保护、环境整治、洞顶滴水防渗、安防系统等工程。
（三）要提升运作水平
在遗址公园日常运行维护方面，要学习借鉴甑皮岩和良渚遗址公园做法：
1.要有专业的团队。根据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涛博士的建议，下一步可积极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陈国滨教授和清华建筑设计院吕舟博士进行接洽，通过引进一个专业人才，带来一个团队，确保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2.要促进文旅融合。以甑皮岩遗址为例，通过知识产权入股形式，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每年吸引游客100万人以上，创造近5000万元门票收入。因此，南山遗址的开发建设要全方位融入旅游因素。
3.要与乡村振兴融合。可学习借鉴良渚遗址公园以租模式，在不改变农田属性的前提下，以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模式，将南山遗址周边农保田纳入遗址公园范围，分季节种植与遗址公园景区相呼应的农作物，提升南山遗址周边环境观赏效果。
4.争取与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主动搭上当前万寿岩遗址的关注热度和发展快车，加强与万寿岩遗址景区的协作联动，通过万寿岩遗址下一阶段的深度开发带动南山遗址开发建设，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四）要打造“南山文旅”品牌
在南山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做好“南山文旅”品牌打造。可学习借鉴良渚模式，成立南山文化创意公司，以“资源+平台”、“研学+文创”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手段，联合大型文创平台，系统性、保护性孵化南山文化特色ip，开发新型文创产品，投资优质文创项目，与南山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有机衔接，围绕“轻资产、强整合、重运营”，全面提升南山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一要推广南山故事，促进南山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南山文创ip的品牌孵化，推进南山文化创造性转化。
二要打造研学基地，通过线下基地与线上云平台贯通的形式，整合“优质研学课程、文创产品、旅行服务”为学校研学旅行和家庭亲子旅行提供全新服务体验。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4
关键词：马耳他；城市保护制度；历史文化遗产
1概述
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始于1925年，其主体由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由于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生效与修正是分阶段进行的，且时间相隔甚远，因此立法通常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脱节。有鉴于此，马耳他政府正在审视其城市保护立法，并开始建立起新的立法机制和法律实行框架。2000年马耳他各岛都已向内阁提交各自新的遗产保护法提案。
20世纪的前30年是马耳他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起步阶段。当时，在几年内发掘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遗址。其中有史前的HalSaflieniHypogeum.tarxientemples，和两个之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遗址。这些发现增强了公众保护古迹的意识，政府部门进而也感受到了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压力。1903年，LordGrenfell总督下令设立了博物馆部。最初这一部门负责收集各种将成为公共财产的器物。同时该部也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对马耳他的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现在的博物馆部仍负有对马耳他的古迹进行监管与展览的职能。
在博物馆部成立后的将近七年中，马耳他政府并未制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来明确它的职能。1910年，马耳他的第一部古迹保护法生效。该法案为马耳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了框架。这部法主要借鉴意大利1909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法案。经过1922年和1923年的修正案，古迹保护法最终于1925年生效。同年马耳他政府依法设立了古迹委员会，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并为政府的遗产保护措施提供意见。该委员会于1992年解散。直至今天，马耳他的古迹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马耳他通过了两部新的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法案。第一部是1991年的环境保护法。该法案主要应用于环境保护，但也设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但环境保护法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没有提供一个能够拓展现有遗产管理结构的综合框架，而且也未能对1925年古迹保护法中一系列的重要条款提供更深入的规定。因此古迹保护法仍在延用。
一年之后，即1992年，马耳他的开发规划法得到了生效。该法案建立了现代的全国性的城市规划体系。通过该法案设立了马耳他的中央规划机构作为调控全国缄市开发的半官方机构。该法案还规定了对历史建筑的规划与评级的重要原则，并引入了城市保护区域及保护区的概念。与古迹保护法受意大利的影响不同，该法案所确定的多数规划原则与程序受到英国规划立法与实践的影响。
2保护体制
2.1法律框架
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建立在现有法规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与保护制度相关的三项主要法案是古迹保护法(1925年)、环境保护法(1991年)和开发规划法(1992年)。古迹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主要针对遗产保护，而开发规划法主要针对开发的促进与调控。这些法案设定了遗产的定义以及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同层次的控制及干预权。
古迹保护法规定了政府在艺术品或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出售或出口、历史建筑的改造、以及历史遗迹的发掘等问题时所负担的责任和权利。该法案还规定成立了国家古迹委员会(由国家博物馆馆长担任其主席)。古迹委员会经立法授权对历史文化遗产问题提供建议。其建议提交至负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部长。虽然古迹保护法与格兰纳达协定或马耳他协定没有冲突，但事实上该法案未能满足这两个协定中的一些条款，也没有全面涵盖国际通用的以及欧盟委员会相关文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管理的原则。
相比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覆盖了更广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法案体现了欧盟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定的综合框架，包括格兰纳达协定与马耳他协定，以及还未生效的欧洲景观协定(这部协议主要关于景观的保护与管理)。环境保护法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古迹保护法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合进了一个新的框架。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该法案将发掘、出口与保护的法规结合在了一起。该法案对国家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公布作了规定，并且第一次引入了历史中心保护的法律概念。该法案中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可看作是对古迹保护法的补充。
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城市开发控制的规划程序以及管理机制。读法案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设定了中央规划机构及中央的开发控制机构与机制，还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规划架构及规划程序。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开发项目的申请、决策程序。开发规划法在开发控制的范围内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规定了对设立遗产保护地区进行评定的重要条款。
2.2行政体制
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开发规划法所规定的政府职能分别由教育部、环境部及内务部负责。这些部又设有专职的部门和机构来具体负责。教育部下属的专职机构为博物馆部，内务部下属的专职机构为规划机构。博物馆部是一个政府机构，规划机构则为半官方机构。环境部下属则设有重建部(政府部门)及三个半官方的重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在Valletta，mdina及Cottonera这三座城市行使职能)。重建委员会具有设计和执行政策的职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部门及机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土地部(负责国家财产的国家机构)和房产机构(通常对古镇中心具有决策和执行职能的国家机构)。
博物馆部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两个主要作用：监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对遗产资源如博物馆和遗址的经营管理。根据法律，该部有权对涉及遗迹的违法开发行为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一是向规划机构的咨询要求做出回应：二是设定包括遗产保护在内的必要的法律程序。
规划机构的设立及职能由开发规划法规定。该法案还设立了开发控制委员会、规划委员会、规划顾问委员会和规划申请委员会，并保证规划框架的各组成机构的独立性。根据该法案，凡涉及历史文化遗产或对其有影响的开发项目的申请，通过特定的开发控制程序进行。规划委员会必须确保遗产保护事务由环境管理部门与遗产咨询委员会内部处理。这些机构是规划委员会的内部组成部分。
环境部的修复部门全权负责处理与古建筑及古迹的保护和修复相关的特殊项目。但是修复部门没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权力。环境部下属的在Valletta，mdina及Cottonera三个城市的三个重建委员会的职能限于特别行动、管理计划及其他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与保护相关的动议。与修复部门一样，重建委员会只有咨询及营运功能，没有监督职能。
尽管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部门众多，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法规政策框架把这些部门联系起来。实际上对于影响到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开发项目，规划机构具有主要的决策和管理权力。它有权力向国家机构及非官方机构组织进行有选择的咨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控制。
2.3国际协定
马耳他是众多国际性和地区性的遗产保护协定的成员之一。特别是马耳他已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的建筑遗产保护协定(1985年的格兰纳达协定)及欧洲古迹保护协定(修正案)(1992年签署于Valetta的马耳他协定)。马耳他列岛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保护协定(1972年)的成员。马耳他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了文化现象的五个独立的巨石遗址
(tarxlen，HagarQim，mnajdra，taHagrat与Ggantija)、HalSaflieniHypogeum和Valletta的城墙。
3历史文化遗产的鉴定
3.1遗产定义
马耳他的法规体系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直接与间接的定义。古迹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历史遗迹及其他具有50年以上历史的在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性的物件。古董和艺术品。所有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委员会可以根据该法案公布历史文化遗产清单，把登录的历史文化遗产明确化。
环境保护法中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义与古迹保护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历史文化遗产扩展作为人类环境的一部分。该法案中的遗产定义为：地球上自然或人造的整体要素，尤其是……(e)乡村或城镇的景观；(f)文化历史要素。环境保护法是马耳他第一部与格兰纳达协定密切相联的法案。和古迹保护法一样，环境保护法规定遗产识别以政府公布的清单为准。
开发规划法对遗产的定义综合了古迹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定义。该法案对需要保护的遗产的定义不只在单独的遗迹，而是包括地区、建筑、结构、地质、古生物、考古、建筑、历史、古文物或艺术品遗产，及自然风貌、具生态学或科学价值的地区。和环境保护法一样，开发规划法与格兰纳达协定和后来的马耳他协定具有一致的法律框架。就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单体建筑、遗址、遗迹。联体建筑或综合遗址都可作为遗产。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了保护区的设立。保护区多数适用于城市中心，但原则上还包括有综合遗址的乡村地区和公园。如世界遗产遗址中的HagarQim，mnajdra和Ggantija。Gozo的Cittadella内城作为该城所在的整座山一起列入保护区。保护区的设立使单体建筑和遗迹之外的城市历史风貌和特色地区得到规划机构的法规政策性保护，丰富了城市保护的层次。
规划立法使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虽然原则上被登录的建筑要受到全面的保护，但有些建筑的正立面允许进行适当的改造。规划机构的遗产咨询委员会对历史建筑进行检查并给予建议。这类检查通常也包括建筑附属的开放空间，如场地或花园。大的花园可设为城市保护区。在古镇中心，城市保护区中的开发项目受到限制但并不被完全排除。这意味着在这类地区的开发项目受到更加严格的规划控制和管理。
3.2登录历史建筑与遗址的分级
根据开发规划法，被登录的保护建筑分为三级。分级的标准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主要基于建筑的重要性(如古教堂、大教堂)、历史、建筑特色、审美价值等。虽然建筑的年代也对分级产生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一些20世纪早期的建筑事实上也被登录为保护建筑。被登录的历史建筑的分级标准如下：
第一级；应整体保护的著名建筑或历史名胜。对建筑外部或内部面貌，包括庭园中的任何构筑物的毁坏或改造都是不允许的。可进行的改造必须是科学的修复或重建。内部改造只能在为了使建筑能继续使用的特定情况下方可进行。
第二级：对城市保护区的整体面貌做出贡献的建筑。通常这类建筑不允许被拆除。只有对建筑的特征产生最少损坏的内部改变建议才会被予以考虑。
第三级：不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及相对不重要的建筑。若代替的建筑与周围环境一致，则可进行改建。
被登录的历史遗址的分级标准如下：
a级.最优先保护的。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
B级：非常重要的，要不惜代价保护的。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排除因直接开发带来的任何破坏。
c级：尽一切努力保护的，但可能在适当的调查研究、录入文档及目录后重新掩盖。应为其提供充足的供应。
D级：属于通过无数其他例子而知名的。在重新掩盖或摧毁之前进行记载及登录。
3.3保护区
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虽然城市保护区重点在于保护历史建筑，但它也为建筑组群提供了“地毯式覆盖”的保护措施。
城市以外的被保护区域可以被指定为乡村保护区而受到保护。在这些地方往往有无数的考古学遗址。乡村保护区具有其他保护区同样的法律效力。它与其他保护区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乡村保护区有各自独立的保护建议。
3.4历史文化遗产的识别
古迹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受到保护的历史建筑、遗址和保护区需要创建名录。在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部出版了受保护遗迹的清单。该清单个分有限，且从未修正或增补过。根据开发规划法第46条的要求，被登录的历史建筑、遗址和保护区由官方的GovernmentGazette出版。
未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和遗址可通过紧急保护令受到保护，其法律有效期为6个月。受威胁的历史建筑和遗址除了具有和名录中的历史建筑和遗址相同的地位外，紧急保护令还允许其具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评估以被登录。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在GovernmentGazette出版后生效。
至今，规划机构对所选的城镇及乡村进行系统评估后，已登录了约10000座历史建筑和约300个遗址。而保护区则遍布在马耳他列岛及其各自的城镇。
4保护政策和措施
4.1保护法规
古迹保护法第6(1)条规定涉及历史建筑和古迹的开发需经遗产部长的同意。该法案规定改建需要得到部长的批准。同时该法案规定政府负责出版受保护的历史建筑和古迹的名录。未被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和古迹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具有重要性或重要性不被认可。依照古迹法第7条，教堂不列入该法案。宗教财产的开发是根据教堂指定的委员会继部长同意后决定的。该法案第10条授权政府采取措施以保护私有建筑、遗址或遗迹。
环境保护法在涉及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开发申请方面不如古迹保护法严格。该法案并未规定对涉及历史建筑和遗迹的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开发规划法规定规划机构对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及保护区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第46(3)条和46(4)条禁止或限制对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及保护区的开发，破坏、改建、或类似的行为。第46条规定的补救措施包括保护令或第52条规定的阻止令。保护令可包括政府强制执行的补救及保护措施。这些措施由规划机构提出。该法案第47条还规定了对未被登录的建筑和遗迹可颁布紧急保护令。紧急保护令有效期为6个月。这为被其保护的建筑和遗迹被登录或强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准备了充足的时间。与古迹保护法中的遗产保护条款不同，开发规划法并未针对历史遗产、考古学遗址、遗迹及其他遗址的开发申请规定不同的管理和审批程序。
4.2保护的方针政策
开发规划法及马耳他政府的城市保护政策并不反对对已登录的或保护区内的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历史建筑的名录和登录建筑的分级制度对历史建筑的改建有着明确和严格的规定。自设立城市保护区后，规划机构明确提出了对保护区开发控制的设计方针和对城市中心保护的改进措施等政策。如明确了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及用途的调整对保持城镇的活力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须的。只要这种改变能够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就是可行的。
拆建、加建、正立面及内部的改变、加层、非传统材料的使用等都会对房屋产生负面影。向。再者，传统社会空间如城镇及乡村的广场和花园的消失、破坏、街道拓宽及类似的开发，对城镇传统风貌特色的改变和破坏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导致了街道及城镇物质环境和景观质量的严重下降。
正因为这些因素，对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址以及保护区的改造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现有法规和政策严禁对第一级的登录建筑任何形式的破坏和改建。如果对第二级的登录建筑内部改建不破坏其原有的特色及建筑的统一性，可予以考虑。但对建筑物的特色部分如楼梯、线脚、桶形穹窿、石刻等的改变则是不允许的。只有对第三级的登录建筑的改建才相对较容易被批准，只要改建与其周围环境相和谐。总之，现行政策和法规反对破坏，力图使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更为稳定。
相比对被登录建筑和遗址的改造的规划管理，对城市保护区的开发控制则强调评估与历史建筑相关的开发项目对保护区整体景观的影响。评估有一系列的标准。改建申请应说明诸如建筑修复状态、结构恶化、卫生情况、照明、外部内部特征及其他重要因素。若批准改建，规划机构有权限制建筑高度、定线、建筑特色等，因为应当优先考虑街道与城镇景观。
此外，与保护区和历史建筑的重新使用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变历史建筑原先的使用性质，如改为商业、住宅、文化与旅游等用途。一些城市中心是政府行政管理、商业及旅游的重点，Valletta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某些历史建筑在改变使用性质之后造成了本地区的原有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失衡或消失，并导致这些地方失去了生气。因此现行政策不鼓励历史建筑改为商业及行政用途，而较倾向于保留或改为居住和文化用途。但是这类措施的施行受限于保护区的资源及基础设施的发展。
4.3保护策略
马耳他政府对于城市保护的策略是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当的保护政策。而全面推行城市保护，特别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架构并将保护与城市规划管理相结合，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为标志。在1992年之前，由规划许可委员会(planningareaspermitBoard)、审美控制委员会(aestheticsBoard)、古迹委员会(antiquitiesCommittee)及其他委员会的专家学者提供决策建议。事实上，马耳他的保护措施长久以来与城市开发的管理分离，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策略。
在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之后，马耳他政府针对城市保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目的在于使城市保护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实行。规划规定了可进行实施的历史建筑、古迹和保护区重建策略。策略的核心，如历史中心的复兴、有价值结构的保护及资助的引入、公众投资及其他财政措施都具有综合保护政策的特点。
马耳他的城市和自然环境在20世纪的最后个几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一时期马耳他惟一的大学得到了重建。而马耳他国内的科学和学术领域的专业研究水准也因此有了迅速的提高。专业人员的看法和建议对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和保护政策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保护相关的国际协定、及标准的使用变得普遍。政府更意识到建立新的法律机制以进行城市保护的必要性。1991年与1992年的几个月中，马耳他政府生效了新的环境法案，并以开发规划法为蓝图，出版了全国范围的结构规划，这标志着有关遗产保护的马耳他协定的诞生。同时，立法、规划程序及其他几项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操作在综合保护、修复及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
4.4制裁及强制措施
马耳他立法针对城市保护规定了一系列的制裁及强制措施。国家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干预原则可追溯至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该法案规定可以对破坏遗产行为处以罚款并判刑。但该法案的权力并不仅限于处以惩罚。依照其条款，侵犯者有义务恢复历史文化遗产受损、被改变或破坏的部分。同时，该法案进一步赋予国家出于保护目的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强制购买，或对被破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强制没收。
政府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干预原则在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该法案规定了政府针对违法行为所能采取的立即行动。此外，该法案还为政府的保护行为设定了更广的时间范围。长期的保护行为如政府在公布登录建筑和遗迹名录之外还要提供针对这些建筑和遗迹的长期开发考虑的框架。短期保护行为包括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这些命令包括必要的预防和补救行为。该法案还提供了“强制停止”法令来责令停止未经政府许可的开发项目。
凡是涉及历史保护区及登录建筑和遗迹的开发申请必须附有详细的“方法说明”，即要求提供相关建筑或遗迹的历史、现在的特定状况、调查报告及将进行的工作和详细的实行计划。因此这类申请必须概述涉及技术、结构与材料清理、代替材料的范围、化学处理及服务设施等情况。这些要求必须与开发申请的方法说明一并考虑。这些对被保护建筑和遗迹的详细的控制、保护标准的设置及监控十分重要。
4.5综合保护
1992年开发规划法提出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综合保护政策。该政策涉及不同层次的保护的多项政策。虽然该法案包含综合政策的原则，但其主要焦点停留在正确的调控及开发而非综合保护。实际上，在城市保护区内的规划管理并未以整体综合保护政策为基础，而是以单体历史建筑和遗迹的状况为基础。
虽然综合保护政策的统一概念并未在全国采用，但是各地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城市保护区的管理促使政府进行全盘考虑。而这促进了政府制定对重建城市历史中心所需的方针政策。20世纪90年代把历史建筑改建成民居的趋势日益增强。这多数由房地产开发商支持，出售特色房屋，并引发了公众对城镇中心历史意义的新的体验。这些转变中的社会趋势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关注，地方当局更注重城市环境整治项目及其他改善城市环境的措施。
规划政策指导方针3是马耳他第一项针对城市保护区内规划控制的政府指导性文件。该项政策寻求对历史建筑和街区改建的规划控制以及积极促进对历史建筑和遗迹进行保护性的规划管理。在文件中概述了历史建筑的正立面、阳台及其他要素的改建限制，且强调阻止城市不和谐景观、设计标准的下降及不适当材料的使用。文件中还概述了城市历史中心开发项目的申请前提的“方法说明”原则：用来说明内部改建及作为记载这类变化以最终归入国家档案。文件中还概述了涉及商店正立面、街道设施、信号标志、传统街道路面的改善、城市结构的保护、土地使用限制及交通管理的方针。该文件中所阐述的政策支持的是以改善城市中心的面貌特色及建筑修建与保护为目标的决策过程。
4.6资金来源
至今为止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工作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国家政府的拨款和补助。但是补助的资金仍十分有限而且补助计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主要用于传统木质阳台的修复工作。历史建筑的所有者也可通过银行贷款获得间接资助，尤其是通过低利率贷款来支持历史建筑的改建和重建。虽然这些贷款不是为保护工作度身定造，但银行贷款可用于历史建筑的修缮。
国家资助主要用于具有历史特色的公众建筑的保护与维护。这类资助主要是拨到使用公共建筑的政府部门。受到资助的保护举措通常要做特别决定。地方当局越来越关注位于各自行政辖区内的历史建筑及城市景观。街道铺路工程、交通治理计划及公共场所改进等正变得日益重要，并进入地方当局的议事日程。这些显示出政策对城市保护区有利的一面。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私人投资对城市保护项目的支持。
马耳他政府还设立了一些集中在Valletta，Cottonera地区及mdina的重建项目。这些项目由长期设立的委员会负责，通常采取特殊行动。且这些项目完全由国家资助，主要集中在公共古建筑、公共空间、花园及遗迹。
4.7专业机构和组织
专业机构的在城市保护方面的作用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机构数量很少。而且这还与其目标有关。机构及专家组织主要分为三类：国家部门、专业机构及nGo(非政府组织)。
与保护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国家机构是规划机构、博物馆部及工程部的修复组。规划机构是开发的调控机构，修复组主要是在公共历史建筑保护的执行机构。博物馆则具有双重职能。
与保护直接关联的专业机构是建筑师院。该院的主要作用是对建筑及民事工程标准的调控，并与规划机构、其他专业机构及教育机构相协调。
nGo主要包括两大主要的委托机构。它们负责承担保护工作并进行资助，但这通常针对城市保护区以外的建筑。这类nGo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事设施、古塔及小型遗迹。同时它们的注意力还放在提升公众的城市保护意识、与规划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交流政策情况。
4.8教育和培训
马耳他国内的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的专业人员较少，同时也缺乏对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种情况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马耳他惟一的一所大学扩充了城市保护和规划领域的专业课程和招生规模。马耳他大学现在开设有结构保护、城市规划及建筑修复专业的课程。此外还有其他重要领域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的课程。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有些进入国外学校继续专业方面的深造。这种情况持续了10多年，对马耳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了正面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即出现了更多的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也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其他的重大发展体现在历史建筑和古迹修缮技巧的提高和发展。一些机构，如建筑修复部门和环境工程部的修复组得到了复兴。教育部内设立了修复研究中心，主要旨在进行更高学位的修复研究学习。这两大举措无疑对提高专业人员的专业技巧做出了贡献。
5立法和政策的改革
在1992年开发规划法生效后的10多年内，马耳他的规划政策和城市保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体制化以及遗产的状况正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另一方面，国际及法律被多数国家政府的普遍接受使国际标准正日渐形成。由于马耳他加入了国际和欧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议，这为马耳他带来了新的法律义务。同时，向公众及咨询机构提交群岛的保护计划作为修订马耳他的保护程序的一部分。
对马耳他来说，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为其国家的文化特色做出了贡献，这一意识正越来越受公众的关注。国家有责任确保其文化价值仍具社会意义。尽管马耳他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现有的遗产保护体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保护领域的实践及政策的应进一步改善，必须成立独立的遗产保护机构来支持地方发展规划。正是基于这一点，2000年马耳他规划机构和博物馆部进行了重要的改组。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巩固马耳他在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城市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尤其是规划机构在首次结构规划实施的八年后，已开始对列岛的结构规划进行调整。为了更好地评估在城市保护领域的实践，规划机构在调整过程中咨询了与遗产保护相关的各机构和组织。结构规划的修正将包括综合保护政策的新政策及如何实施。
博物馆部和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也将再行评估。已起草的新的遗产法草案设立了决策机构、独立运行机构及保障委员会以负责和调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运行机构将被授权进行博物馆、遗址及其他遗产的日常管理。监督委员会将制定基本规则。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5
2003年，三峡电厂首批机组蓄水发电，大坝坝前水位涨至135米，淹没区扩展到四川境内的涪陵，有13个市县或全部或部分位于淹没线之下；
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蓄水位高达175米，从四川省江津市到湖北省宜昌市共有632平方公里的陆地被江水吞没。
据最新的考古调查表明，三峡工程淹没水线下的地区，可考历史上溯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下延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消各个历史时期：其中有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的古代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这里遗存的文物古迹，经初步发掘已有不少惊人发现。在三峡工程分阶段水位上扬之前，能否对淹没区文物进行系统地发掘、保护和研究，事关华夏文明史以及人类文明史是否能添补辉煌的新篇章。
海内外知识界对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工程本身。日前，有关三峡工程淹没区现存文物古迹的“摸底”和保护规划大纲终于“亮相”。这一由权威方面开列的长长的“清单”来之不易，所涉及到的大面积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更是迫在眉睫。
去年年初，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确定：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落实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并成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在此前后、国家文物局和规划组先后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近30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门队伍进入库区，开展文物遗存的调查、勘探、测量和试掘。去年12月，野外作业已基本结束；今年3月，一个初步的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大纲已经形成。
根据规划组的初步统计，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内，已发现文物点1208处，其中地面文物441处，包括各种结构的古代建筑215处，石刻造像123处，桥梁及其他103处：地下文物767处，包括古遗址460处，古墓葬(墓群)307处，地下文物的埋藏总量达2200余万平方米。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定，三峡工程淹没区内，除已公布的1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又有8处文物遗存已列入申报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正待国务院批准；还有相当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了50处。
这一系列载负沉重历史的数字，首次展示了三峡工程淹没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文化遗产状况。这是300多位科学工作者在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四川省的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涪陵、长寿、江北、巴县、江津和重庆共20个市县，历经一年多艰难跋涉考察的结晶、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文物考古系统工程。
然而，这是在资金严重不到位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仅得到1000万元预拨经费中的200万元，近一年多不得不靠举债维持运转。据悉，各种借款已达290万元，而规划组欠支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各种款项已累计达230万元。有专家担心，这预示着随之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与保护将面临更大的资金难题。
难以估价的珍贵文物遗存清单
位处长江中游的三峡，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地区。这里地理复杂、交通不便，国家有组织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仅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小范围进行过两次、发现的文物点不过100余处。由于三峡工程久拖未决，库区文物工作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及核定文物保护单位等项工作落后于全国甚至四川、湖北两省其他地区。三峡库区文物遗存分布的状况及其所包蕴的历史，在这次大规模考古调查之前一直锁在重重迷雾之中。
目前，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称此次三峡考古找到的东西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三峡工程淹没区遗留的大最珍贵的文物古迹，充分说明三峡是华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对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据俞伟超介绍，经过这次初步发掘，已可证实，三峡库区至少有3万年的可考历史，许多惊人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历史空白，而且还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契机。他开列了一份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遗存清单。
清单之一：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并多达50余处，还发现了10余处古生物化石地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三峡地区有没有早期人类活动的疑问作出了回答，为探讨中华大地人类的早期分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令科研人员激动的是，已发现的我国南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工艺截然不同，而在这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工艺，正好是介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形态，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南北文明就已在三峡地区交融。这一发现有助于展开我国旧石器文化南北差异及过渡情况的研究。
清单之二：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3处，包括首次在巫峡以西发现的属于另一种文化序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科研人员发现，虽同属长江流域，巫峡以西和巫峡以东，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造工艺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俞伟超风趣地比喻为：“就跟一个穿中装，一个着西服一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文化差异虽经各个历史时期的磨合，却一直延续下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界线又与后来的楚与巴、楚与秦的分界线重叠。这是一个对于探知人类文化起源及历史沿革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消单之三：共找到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址168处，有几处大得惊人。如巫山县双堰塘巴人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经初步发掘，可以断定是距今3000年前后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还发现了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风格与前几年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发现的蜀人青铜器非常相似：云阳县李家坝巴人遗址占地5万平方米，与双堰塘巴人遗址相距80多公里，年代相同、是巴人的第二个经济文化中心。巴人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代渔猎民族。在相当于中原夏朝前后，巴人中心区在西陵峡一带，后来楚人在江汉平原强大起来，巴人西迁，战国时至涪陵、重庆一带，开始汉化。以往缺乏实物资料，神秘的巴文化一直是困扰史学界的一大谜团。随着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的深入，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早期巴文明定将重放异彩。
清单之四：据此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已可明确楚文化向西分布的界限在四川省忠县一带，并发现大量楚人墓葬。最为重要的是，在云阳县找到了《水经注》记载的6个楚国大墓中的一座。对这些墓葬的发掘，将为巴、楚文化势力的消长及楚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清单之五：发现大显秦汉至明清时代的地下文化遗存。《汉书》记载的位处三峡库区
的10多个县城，已确认两处，即可见云阳境内的汉代朐忍县和现万县境内的汉代南浦县。在找到的大量墓葬中，以汉至南北朝的崖墓最为突出。通过试掘，发现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一是在大巴山和小巴山地区，汉代仍有被称为板蛮的巴人活动，虽已开始汉化，却仍有本民族特点。若进一步发掘，可望摸清巴人的汉化过程：二是在奉节发掘的少量三国时期蜀汉墓葬、墓葬体制与东汉大体相同，却与巫山以东的东吴墓葬异。有趣的是，在奉节发掘的西晋时期的墓葬，体制却与东吴相同，而东汉慕葬体制则随朝代的更迭消失。此番墓制兴替的过程，包含着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内涵。
消单之六：淹没区现存的枯水题刻和洪水题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文奇观。据史书记载，三峡地区共有5处枯水题刻、由西向东依次为重庆灵石、长寿莲花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绵延数百里，全部位于淹没范围之内。著名的涪陵白鹤梁枯水题刻、有自唐以来黄庭坚、王世贞、李渲等历代名家题字170余段，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最早的枯水题刻是重庆灵石、始刻于东汉初年，清末民初还露出过一次，但此后一直深藏水中。此次科研人员找到了除灵石之外的四处枯水题刻，灵石的具置也已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下查明。另外，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峡还保存着明、清洪水题刻多处，这些洪水纪录是研究历史上长江洪水频率、洪水水位等的重要依据。
清单之七：发现淹没区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忠县汉代的无铭阙和厂房阙。这两处重檐结构的特点，在国内目前已找到的不足30处汉阙中，绝无仅有。
消单之八：淹没区保存有大量的文物建筑。数量众多的宗教寺庙、祠堂、古衙署、民居、桥梁、城门城墙等，依山傍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忠县石宝寨、云阳张飞庙等宗教纪念性建筑，以及巫山大昌古城、秭归新滩民居群、陆安桥、石坊古塔等民俗民风建筑，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当地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的重要实物例证。
清单之九：沿江发现大量石窟造像和摩崖石刻。隋、唐、元、明、清各代均有，以宋代以后崖刻居多。重庆弹子石大佛、奉节瞿塘峡壁石刻、忠县临江岩摩崖造像、下岩寺摩崖造像等，是研究三峡地区历史和古代宗教艺术、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迹。
大面积抢救性发掘与保护迫在眉睫
据了解，在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大纲形成之后，进一步的详细规划开始展开。这项工作将于今夏完成，年底报国务院审批。
俞伟超焦急地说，由于时间紧迫，三峡工程淹没区大面积的文物抢救性发掘，不能等规划完成之后再进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启动。
――5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必须发掘，因为太珍贵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应如此，特别是首次在巫峡以西发现的属于另一种文化序列的3处遗址，必须做全面的发掘；
――双堰塘、李家坝等3处巴人中心遗址，都必须全面发掘。这3处遗址的海拔均只有140至150米，距淹没时间仅有10年左右，要尽早发掘。对这3处遗址的发掘是解开巴人之谜的关键、否则巴人的历史将永远被江水吞没；
――已找到的古代墓群，每处均有成百上千个墓葬，必须有重点地发掘。《水经注》记的云阳故陵楚墓必须发掘。这极有可能成为已发掘的最大的楚人墓葬；
――有7处地面文物非保不可。无铭阙、丁房阙必须迁移；建于明代的忠县石宝寨，是三峡地区最美丽的人文景观，大坝建成后，水将淹至建筑物的第二层，可筑堤围护，原址保存：云阳张飞庙是清代建筑群、从年代沦，不是最珍贵的，但是当地群众要求保护的呼声极高，应迁移保护；巫山县大昌镇和秭归县新滩有大量明清民居留存，可各选择一条典型的街道迁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枯水题刻，对于长江的水文史有重大价值，一旦迁移则价值全无，因此可建水下博物馆，原址保存；
――大量摩崖石刻，可迁移保护，无法迁移的，可考虑筑堤围护。
面对经过核查的文物遗存“清单”，俞伟超估算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资金约为20亿元人民币，多则可定到30亿元人民币。但具体数额须等到规划方案具体完成之后才能明确。二三十亿元对于现已找到的1208个文物点是什么概念呢?俞伟超坦言，只能保住十分之一，而其余九成还须另寻资金保护，否则将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葬没江底。
尽管这已是一个令人叹息的资金计划，但是面对前期规划资金极度匮乏及难以到位的现实，人们不禁要担心保护住1/10文物的计划能否落实。
根据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是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的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和移民安置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专业规划一样，规划经费由移民开发局统一拨至长江水利委员会。
去年6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邀请国家文物局与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进行协调，形成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协调会议纪要》。根据《纪要》，用于淹没区文物抢救保护规划的1000万元，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以合同形式全部交由文物保护规划负责单位统筹使用。可是，长江水利委员会除于去年4月预拨200万元外，至今未再支付用于文物保护规划的任何费用。
近一年来，在专款不到位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利用有限的预拨款和借款，连同国家文物局先期垫付的经费，安排了一批为完成规划急需进行的项目。目前，预拨款和借款已全部用完。为继续完成规划除还清欠款外，尚需经费280万元。据介绍，距离完成规划的时间只有短短几月，如规划经费再不到位，整个规划恐难完成。
按照工作程序、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资金总额将在规划编制完成之后确定。可是规划组最近获悉，在年前确定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总投资测算报告中，文物古迹保护被列入“专业项目改建、复建补偿投资”项目的第10项，投资额仅为3亿元。这引起许多专家的不安。专家们认为，不宜在规划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就确定具体金额，应按程序办事。另外，3亿元概算也太少了，这和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意义之重大、时间之紧迫、困难之多的实际相去甚远。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老教授闻讯后说：“中央美术学院要搬出王府井，资金尚需10亿元，而三峡库区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要发掘、迁移和保护，3亿元怎么够呢?!”
勿让巴楚遗韵成绝响
翻开共和国的建设史，我们能够看到，在国家基本建设中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与发掘，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方针。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家曾投巨资保护淹没区文物。山西省永济县境内的永乐、存有大量珍贵的元代壁画，为免遭淹投，当时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整个建筑物迁建复原至芮城县新址。
针对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总理生前曾多次指示，必须坚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
建设有利”的方针。有不少专家指出，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理顺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而这正是做好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的重要基础。
资金投入，无疑是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的最大难题。文物保护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决策层要重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真正坚持“两重两利”的方针，切实认识到这同样也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
专家们呼吁，应该及时落实完成保护规划的经费。鉴于三峡工程已经开工，留给文物保护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否先行支付一笔保护专款，以便于整个规划在年底被批准以前，就对部分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
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专家们说，要求三峡库区所有的文物都由国家出资保护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时间如此紧迫。因此能否仿效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在文物抢救性保护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国际组织资助。因为三峡库区的文物是民族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世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60年代埃及政府在修筑阿斯旺大坝时，在文物保护方面也遇到资金方面的巨大困难。埃及政府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国际援助，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难题。如菲莱岛神庙群被全部迁移到阿基里基亚岛，历时20年完成，所耗3000万美元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筹集。埃及政府同时允许国外的学术机构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渠道，与埃及政府合作，共同发掘库区文物。阿斯旺大坝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这些成功经验，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同类难题时，可资借鉴的例证。
专家们建议，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空间应该是十分宽广的。在目前时间和资金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国外的考古科研组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适当的渠道，来华合作参与三峡库区的抢救性文物发掘，并立即着手制订有关政策。按照国际惯例，通过国际合作展开的文物发掘，实物资料归本国所有，而文字记录双方可各拿一份，研究报告双方联名发表。如遇到本国技术上处理不了的实物标本，经政府批准，可拿到境外研究，但必须适时归还。
在三峡工程应否和国际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一样，把环境与文物保护经费优先列入预算的问题上，专家们表示，有了充分的环境与文物保护评估，工程建设就能够在寻求世界各大银行的贷款方面争取主动，而文物保护所需的贷款，又可通过工程发电后的收益来偿还。三峡工程的“投入一回报”、“借贷偿还”的机制不容忽视，有了这种机制，文物保护经费作为工程预算的一部分，就可通过拆借、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能否尝试通过经济的手段面向海内外筹集文物保护资金。
三峡库区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能否让海内外华人都共同关心、支持、参与这项跨世纪的文物保护工程?专家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可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基金会，接受海内外的各种捐助。另外，欢迎台湾的学术机构积极参加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据悉，海协会与海基会最近已就此达成共识，两岸合作发掘三峡库区文物已指日可待。
专家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应由中央机构统一调集全国力量，以便统一协调；制定相应的吸引投资政策，在文物所有权归国家的前提下，把文物的发掘、搬迁等，与今后的旅游、开发项目结合起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
在众多的建议中，专家们认为最关键的是一个“快”字，就是各项措施的落实必须抢在淹没时间的前面，否则，文物一旦沉至水线以下再给多少钱也难以补救。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待。这种历史回归的现象，反映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在解答“我们到哪里去”这一永恒的命题，必须首先回答“我们从哪里来”。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6
1、文物资源状况
我县地处历史文化名城长沙近郊，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到商周文明，从唐宋窑址到近现代文物，举不胜举。经200x年文物普查统计，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87处，其中遗址33处，古墓葬27处，古建筑16处，石刻4处，革命烈士墓葬1处，纪念建筑6处，重要文物出土点2处。现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19处，其中部级1处，省级3处，市级1处，县级14处。库藏文物937件，其中珍贵文物53件，一般文物884件。
2、机构设置情况
1987年以前，我县无专职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文物保护管理职能隶属县文化馆。随着文物工作地位的提升及文物保护管理职能的专业化、规范化要求，1987年成立XX县文物管理所，为县文化局下属全民事业单位，定编3人。近年来，因文物保护管理任务的日渐繁重，人员逐年增加。目前，XX县文物管理所有工作人员14人，按照因事设岗、以岗择人的原则，设有安全员、文物调查勘探、安全保卫、库房保管等8个岗位，并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窑设有保卫执勤室，派出4名保卫人员专职驻守。
3、文物保护管理的基本经验
①更新观念，积极争取领导重视是文物工作开创新局面的首要条件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资源和旅游经济资源，而文物曾一度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文物的保护管理与开发建设工作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县大力宣传文物工作，广泛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宣传造势，扩大社会影响，使文物保护开发意识深入领导思想中，争取了领导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文物工作的发展打造了良好的平台。
②、摸清家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管理是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文物基础性工作是实施科学规范化管理的前提。我县一是按照文物四有标准，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树立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落实保卫责任人，建立科学记录档案。二是对库藏文物进行全面清理登记建档，摸清家底。三是两次开展文物普查，详细掌握全县文物资源特色、分布状况、保存情况，为制订全县文物保护发展规划打下良好基础。
③、立足保护，建立有效的文物安全网络是文物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
我县文物点多面广线长，为切实做好文物安全工作，一是立足保护，牢固树立文物安全意识，严格执行文物安全保卫、库房管理、消防、文物保护单位定期巡查等各项安全制度，指定文物安全员，划分文物保护责任区，及时掌握文物安全动态。二是大力宣传文物法律法规，普及文物法律知识，在社会营造“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三是建立三级文物安全保护网络，一级是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专职保护机构或安全责任人，并在当地成立群众联防保护小组；二级是对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区别具体情况分别采取聘请义务保护员与“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施保护；三级是明确各乡镇政府部门的文物保护责任，由各乡镇、村委举荐文物安全信息员，监控各乡镇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点及地下文物安全情况。四是严格行政执法，配合公检法机关，严厉打击文物违法违规行为。
④、主动服务，先期介入建设用地选址动土过程是实现两利方针的重要法宝
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两利方针的目标。为此树立主动服务观念，先期介入建设用地选址与城乡建设规划是实施两利的第一步。近年来，我县文物部门努力争取了文物部门应有的职权和地位，把建设用地选址动土纳入文物调查勘探审批范畴，并通过在政务公开中心设置办事窗口，公开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实施程序化、规范化管理，有效地预防了建设用地文物安全问题。同时，对大型重点建设工程实行派出文物工作人员全程参与跟踪调查的方式实施保护与监督。二是对建设用地动工过程中发现的文物及时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不妨碍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实现文物的保护。
二、我县九五期间文物保护单位资金投入与建设情况及社会效益
1、资金投入情况
九五期间，国家、省、市、县财政先后拨入专款664万元及我县自筹资金380万元用于XX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开发建设工作，其中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建设国家拨入专款230万元，省拨入专款140万元、市拨入专款12.5万元；曾国藩墓的复原修建工程省拨入专款9万元，市拨入专款45万元；郭亮陵园的保护建设省拨入专款7万元，市拨入专款5万元，县拨入专款202万元，社会自筹资金380万元；其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性维修市拨入文物保护经费3.5万元，县拨入文物保护经费10万元。
2、文物保护单位资金使用与建设情况及其社会效益
资金投入使用后，XX三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取得辉煌成绩。一是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共投入382.5万元完成了办公用房、传达室、陶瓷瓦片路、古龙窑保护棚等标志性建筑的修建，初步制订了整体保护规划，制作了龙窑展示与采泥洞加固工程项目设计书等，使遗址内一扫过去荒凉景象，吸引了大量慕名参观的海内外游客，并于2003年成功举办了一场盛会，相邀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及海外陶瓷专家齐聚遗址进行学术交流，影响甚大。二是曾国藩墓复原修建效果显著。曾国藩墓的保护建设工作在省、市的高度重视下，先后投入54万元高起点、高标准地制订了保护规划，并复原修建了墓冢、墓围、墓碑、拜台、平台、护栏等，再现了清朝皇室墓葬雄伟华丽的建筑风格。三是郭亮烈士墓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精品工程成效显著。2001年郭亮烈士诞辰百周年，县委、政府投入200多万元资金并通过社会自筹380万元修建了入园道路、围墙、水塘护坡、传达室、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建成了一座环境优美的花园式陵园，园内市文物部门拨款修葺了烈士墓并新建了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展出了烈士的英雄事迹图片及实物资料，每年接待近万人的参观瞻仰。
三、制约我县文物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
1、文物保护管理执行机构无行政主体地位，文物管理与行政执法难以实施
文物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比以前有了较大提高。但作为文物保护管理的专职执行机构县文物管理所仍为县文体局二级机构，因级别不够，无行政主体地位等使得文物管理所在行使文物管理与行政执法职权时往往是抬不起头，说不起话。我县的文物管理及行政执法主要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与建设用地两大块，我县六处文物保护单位有使用单位，其使用单位低则与县文物管理所平级，高则为处级单位，建设用地审批则由政府职能部门统管，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管理或者执法时，其高层管理人员往往以县文物管理所级别不够、无行政主体地位为由拒绝。县文物管理所对其的管理及执法必须借助县文体局来实施，另外文物部门行政发文或向地方政府汇报工作，往往都得由文化主管部门去做，而由于文化主管部门不直接接触文物管理工作，对其工作性质不甚了解，加之管理面甚广，往往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和传达文物保护管理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物工作的发展。
2、文物管理委员会有名无实，管委会成员单位未能切实履行其职责
我县于1987年成立了以县长牵头，计划、国土、公安、税务、建设、文化、规划、林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乡镇长为成员的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作为协调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机构，其成员单位承担着相关的文物保护职能，并在我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政府工作向经济建设的倾斜，加之文物部门门槛低，号召力不强等因素，使得文物管理委员会有名无实，文管会成员单位几年不碰头、不开会，文物意识淡薄，其相关文物保护职能未能有效履行。
3、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不足，建设用地文物调查勘探收费难以落实
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文物保护经费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我县从2003年将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纳入预算，但由于我县文物众多，且多破损不堪，5万元的专项经费，有如杯水车薪，远远难以解决文物保护的尴尬境地。全年仅长沙铜官窑、曾国藩墓、郭亮墓的保护经费就需20万元，但国家、省、市只拨给部分专项维修和建设资金，文物保护经费须由县财政解决。而县财政纳入预算管理体制拨付的事业经费只能保证县文物管理所的人头经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维修经费和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经费及建设配套资金均无着落。而作为我县文物保护经费的一项重要补充来源的文物调查勘探费，由于建设用地费用大部分由政府统收，小部分由园区管委会收取，建设用地文物调查勘探费实际到位的不到应收费用的十分之一。
4、文物专业人才缺乏，文物工作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文物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行业，而目前文管所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为非文博专业类人员，文物专业人才的匮乏极不适应文物工作发展的需要。
四、对策研究及文物工作十一五发展规划
1、对策研究
一是文物行政主体地位缺位的现实问题。建议县政府参照其他县市经验，将县文物管理所升格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使文物管理所的主体地位与行政职能相适应，理顺基层文物管理体制。
二是文物管理委员会职能弱化的问题。建议每年定期由县主管文化县长牵头，召开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研究解决文物保护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三是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不足的问题。建议由县政府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将文物保护、维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按财政收入增长比例逐年增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同时全额返还建设用地文物调查勘探费，以弥补文物保护预算经费不足。此外，可以考虑在文物保护前提下，文物与旅游结合进行招商引资，以旅补文。
四是文物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建议县政府优化文物部门人才进入机制，实施择优聘用的用人机制，同时加强在职工作人员专业培训，促进人才知识结构合理，年龄层次协调。
2、文物工作十一五发展指导思想
根据我县文物事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十一五期间，我县文物事业发展总的指导思想：一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认识文物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光辉旗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三是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的政府行为，推进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继续完善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四是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推进文物保护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建设进程。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7
关键词：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
中图分类号：F560文献标识码：a
前言：近几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机场周围不断出现超高建筑物，使机场净空条件受到破坏，甚至危及飞行安全，形成安全隐患，降低了机场使用条件，影响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为加强机场规划管理，保护机场净空环境，2012年民航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机场净空超高障碍物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局发明电〔2012〕541号），将民用机场净空专项整治工作提到新的高度。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纷纷响应并贯彻落实。其中华东和华北地区管理局分别制定了《华东地区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建设项目管理程序（2012年版）》和《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管理办法》。本文结合上述净空管理办法，简要论述民用机场净空保护范围、相关机构及职责、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审核程序、新增超高障碍物处置程序等内容，以期丰富读者的专业知识、共同提升民航专业技术水平。
1、背景
2012年民航局以明传电报形式下发了《关于开展机场净空超高障碍物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局发明电〔2012〕541号），明确要求“各机场应认真研究、切实贯彻落实好《民用机场管理条例》、《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积极协调和配合地方政府制定净空保护的有关规定”，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民用机场净空专项整治工作再次被提上工作日程。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机场净空保护工作，建立和完善机场净空保护长效机制，确保机场净空环境的安全，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纷纷制定和出台相应规章规范。其中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出台了《华东地区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建设项目管理程序（2012年版）》，华北地区管理局出台了《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管理办法》。
本文以民航华东和华北出台的净空管理办法为例，简要介绍了民用机场净空管理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工作程序等内容。
2、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范围
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净空保护工作的实施范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首次提出，并被《净空管理办法》定义为“机场远期规划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的区域”。除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外，机场净空保护区主要包括净空障碍物限制面和外水平面。其中：净空障碍物限制面包括锥形面、内水平面、内进近面、进近面、过渡面、内过渡面、复飞面及起飞爬升面（详见《飞行区技术标准》）；外水平面是指距机场跑道（含规划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各20公里以内，净空障碍物限制面以外的区域。
3、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相关机构和职责
机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向社会公布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和要求。地方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涉及机场净空保护限高的项目。管理局或所在地监管局负责项目审核并出具行业意见。
4、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审核程序
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建设项目审核程序视项目实施位置不同而划分如下两类：
4.1、净空障碍物限制面内的建设项目
建设高度满足机场远期净空保护区限高要求，或满足遮蔽原则（当物体被现有不能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自该障碍物顶点向跑道相反方向为一水平面，向跑道方向为向下1/10的平面，任何在这两个平面以下的物体，即为被该不可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的建设项目，由所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征求行业意见后）审批。
4.2、外水平面内建设项目的审核程序
外水平面内建设高度不超过机场标高150米的建设项目，由所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审批。外水平面内建设高度超出原地面30米且高出机场标高150米的高大建筑物，由所在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民航行业意见后审批。
5、新增超高障碍物处置程序
机场管理机构对净空保护区内障碍物的巡视检查中，发现疑似新增超高障碍物时应立即组织测量，核实超高情况；确认超高时应做好以下工作：
5.1、24小时内通报空中交通管理部门，航行通告，公布障碍物位置和高度等；向所在地监管局和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发现新增超高障碍物的情况及障碍物相关资料。
5.2、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正式测量。如测绘单位的测量成果与机场自测结果不符，应重新航行通告。
5.3、会同空中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安全评估，制定并采取必要的临时安全措施（如提高运行标准、设置障碍物标志和障碍灯等）并向所在地监管局和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
5.4、积极协调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超高建/构筑物进行处理：对于能够当场拆降（或拆除）的，当天消除安全隐患。对于在建项目，立即责令停工，及时拆降超高部分；拆降前要求建设单位设置障碍物标志和障碍灯。对于已经建成的障碍物，查明原因后及时加以处理；拆降前要求建设单位或业主设置障碍物标志和障碍灯。
5.5、调查新增超高障碍物的超高原因、超高部分属性、建设/竣工年份等，形成调查分析报告，报所在地监管局。
5.6、拆降工作完成后应组织复测，并将复测结果报所在地监管局复核。
监管局收到机场管理机构报送的发现新增超高障碍物的报告后，应做好以下工作：
5.6.1、复核评估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障碍物资料。
5.6.2、根据复核评估结果，提出处理意见。涉及影响机场运行安全、需采取限制运行措施的，应上报管理局，由管理局做出处置决定。
5.6.3、将新增超高障碍物影响机场运行的情况、所采取的临时安全措施、建议的解决方案函告机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5.6.4、跟踪机场管理机构超高障碍物处理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报管理局。
5.6.5、在超高障碍物拆降到位或处理完毕后，现场检查和核实障碍物的处理情况并报管理局，由管理局决定是否取消机场的运行限制。
6、几点心得
6.1、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城市建设愈来愈向机场靠拢，净空保护与城乡建设及发展的矛盾将越发严重，机场净空保护工作已得到民航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8
第一条为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市区范围内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分类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利用服从保护的原则。
第四条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规划管理工作。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等管理工作。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历史建筑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历史文化街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管理工作。
建设、财政、公安、工商、民族、宗教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领导，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第六条市、区人民政府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专项资金的来源是：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社会各界的捐赠;
(三)公有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其他公有建筑的转让、出租、举办展览等获得的收益;
(四)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
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捐助，开辟多种资金来源，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第七条本市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认定、调整、撤销等有关事项的评审工作，为市人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专家委员会由规划、建筑、土地、文物、历史、文化、社会、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具体组成办法和工作规则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订。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义务，对破坏、损害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对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确定
第九条本办法所称历史文化街区，是指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历史建筑、古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外部景观较完整地体现杭州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域文化特征，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道、村镇或建筑群。
本办法所称历史建筑，是指建成五十年以上，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体现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或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且尚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建成不满五十年的建筑，具有特别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具有非常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经批准也可被公布为历史建筑。
第十条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初步名录，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征求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的意见，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一条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规划、房产、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建筑。
第十二条依法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不得擅自调整或者撤销。因不可抗力导致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灭失或损毁、确已失去保护意义，或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撤销的，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经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标志。
经批准公布的历史建筑，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标志。
第十四条在城市建设中发现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但尚未被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建筑的，建设单位或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暂时停止拆除或施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市规划、房产、建设、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房产、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评估论证，提出处理意见。对符合条件的，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批。
第十五条部级、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确定及撤销，按照《*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第十六条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编制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规定;
(二)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注重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空间格局，继承和发扬城市的传统文化;
(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
第十八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特色及其保护准则;
(二)街区的重点保护区和传统风貌协调区;
(三)街区土地使用性质的规划控制和调整，以及建筑空间环境和景观的保护要求;
(四)街区内历史文化风貌不协调的建筑的整改要求;
(五)规划管理的其他要求和措施。
第十九条历史文化街区内土地的规划使用性质不得擅自改变。历史文化街区内现有建筑的使用性质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要求的，应当依法予以恢复或者调整。
第二十条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重点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对现有建筑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
第二十一条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协调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时，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相协调。
第二十二条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重点保护区、传统风貌协调区内进行建设的，建设项目的选址及设计方案有关部门在批准前，应先征求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涉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职权的，按照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不得进行影响其传统风貌的改建和装修。
经批准在历史文化街区内设置户外广告、招牌等设施的，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破坏建筑空间环境和景观。
第二十四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应当与所有人、使用人签订保护责任书，明确保养、维修责任。
第二十五条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应当逐步降低人口密度，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持原住居民的生活风貌。
第二十六条历史文化街区内根据保护规划确定拆除的建筑物，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规定执行。
历史文化街区内根据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属公有的，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负责统一修缮;属私人所有的，由所有人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自行修缮，或委托其他专业机构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承担。
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确需对居民进行搬迁的，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可以对居民依法实施搬迁，搬迁安置的标准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规定执行。居民可选择异地安置、货币安置或回迁安置等安置方式，其中选择回迁安置的，回迁后房屋面积增加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购买。
所有人、使用人不愿履行或无力履行保护义务的，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可依法予以搬迁。
第二十七条各区人民政府或其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应当逐步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道路、供水、排水、消防等配套设施。
第四章历史建筑的保护
第二十八条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房产、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历史建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根据历史建筑的具体情况，制定每处历史建筑的保护图则，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公布。
第二十九条根据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以及完好程度，对历史建筑按以下分类进行保护:
(一)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内部装饰不得改变;
(二)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三)建筑的立面和结构体系不得改变，建筑内部允许改变;
(四)建筑的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第三十条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保护图则的规定，将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书面告知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有关物业管理单位，并与所有人、使用人签订保护责任书，明确其应当承担的保护义务。所有人、使用人转让或出租历史建筑的，应当将有关的保护要求告知受让人、承租人。
第三十一条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按照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负责修缮、保养历史建筑，并由所有人承担相应的修缮费用。
历史建筑的所有人未按照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及时修缮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修缮或者整修。
对公有历史建筑(含代管产、包租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采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该历史建筑的保护。
第三十二条历史建筑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按照历史建筑的设计使用性质使用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因时代久远使原设计使用功能无法实现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为保护需要，在征得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可以作出调整其使用性质的决定。历史建筑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按照调整后的使用性质使用历史建筑。
第三十三条改建历史建筑的卫生、排水、电梯等内部设施的，应当符合该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
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和其他保护义务人，不得从事损坏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者危害建筑安全的其他活动，不得私自拆卸历史建筑的构件。
第三十四条历史建筑的外观不得擅自改变。严格控制在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招牌等设施。经依法批准在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招牌、霓虹灯、泛光照明，或者设置空调、遮雨篷等外部设施的，应当符合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并与建筑立面相协调。
第三十五条除因保护历史建筑需要必须建设的附属设施外，在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任何工程建设。
在历史建筑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的，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该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破坏其原有的历史环境和风貌，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正常使用。
第三十六条历史建筑因自然原因或者受到其他影响发生损毁危险的，建筑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立即组织抢险保护，采取加固措施，并向所在地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和指导，对不符合该建筑具体保护要求的措施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十七条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不履行或无力履行保护义务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对其实施搬迁，并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的标准予以补偿、安置。搬迁安置的具体办法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八条经搬迁整修后的历史建筑，在不影响其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它的使用功能，作为参观游览场所或经营活动场所。
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购买或租用历史建筑。
第三十九条依法确定的历史建筑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因重大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必须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应当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经批准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应当在实施过程中做好建筑的详细测绘、信息记录和档案资料保存工作，并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将有关档案资料及时报送相关档案机构。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对从历史建筑上拆卸的构件进行鉴定。属于文物的，按照有关文物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罚;没有规定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摘除或破坏历史建筑标志的，由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历史建筑的外观，或设置的外部设施不符合历史建筑保护要求的，由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历史建筑内部结构，或者改建卫生、排水、电梯等内部设施不符合历史建筑保护要求的，由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使用人未按照历史建筑保护要求及时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养护的，由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规划、房产、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使职权，或者、、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各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且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点的古牌坊、古桥梁、古码头、古驳岸、古井等构筑物的保护管理，可参照本办法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定执行。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9
【摘要题】考古学动态
【关键词】大遗址/现状/问题/政策思考
【正文】
一、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
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一般是指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要地位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宫殿、陵墓和墓葬群、宗教遗址、水利设施遗址、交通设施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手工业遗址、其他建筑遗迹。它们的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几百万平方米，甚至几十平方公里、几百平方公里。例如：长城、古运河、秦始皇陵、楼兰遗址、殷墟、汉长安城遗址和良渚遗址等。
目前，在127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约有412处，约占总数的1/3；在7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有近2000处，也约占总数的1/3。根据我国大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大致可分为以下八大类：
原始聚落和猿人化石遗址。例如丁村遗址、元谋猿人遗址、蓝田猿人遗址、周口店遗址、良渚遗址、河姆渡遗址、万寿岩遗址、大汶口遗址、大地湾遗址、屈家岭遗址等。
古代都城遗址。例如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郑州商城遗址、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赵国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楼兰遗址、扬州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辽上京城遗址、元上都遗址、明中都皇城遗址等。
古墓和墓葬群。例如陕西秦始皇陵、西汉帝陵、唐代帝陵、宋代帝陵、成吉思汗陵、西夏陵、明代帝陵、清代帝陵、印山越国王陵、汉楚王墓群、广西合浦汉墓、广西靖江王陵、四川安丙家族墓地、纪山楚墓群、阿斯塔那古墓群、李家山古墓群等。
手工业遗址。例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铜陵古铜矿遗址、河北定窑遗址、河南汝窑遗址、陕西耀州窑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寿州窑遗址、长沙窑遗址、钧台钧窑遗址、龙泉窑遗址、古荥阳冶铁遗址等。
军事设施遗址。例如长城、玉门关烽燧遗址、孔雀河烽燧群遗址等。
交通和水利设施遗址。例如郑国渠遗址、都江堰遗址、大运河遗址等。
宗教遗址。例如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大足石窟、云冈石窟等。
其他建筑和设施遗迹。例如北京的圆明园、西安华清宫遗址、西安大明宫遗址、北戴河秦行宫遗址等。
“大遗址起迄年代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气魄宏大，埋藏丰富，综合并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构成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1]。同时，大遗址作为历史发展、环境演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记录，具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不仅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艺术、建筑、生态、地理等领域直接或间接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构成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基础，也是重要的景观旅游资源；不仅以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功能作用于现代社会，而且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其价值和作用是其他文物古迹无法替代的。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是文化遗产遭破坏的高危险期，我国大遗址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除了来自各种自然力——洪水、地震、水土流失、风化、冰冻、雨水、坍塌、环境污染等的侵蚀和破坏外，主要来自人为因素的破坏，具体有：
城乡建设发展带来的破坏。例如城市化、工业化和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处在现代城市叠压、半叠压或邻近城市的大遗址，遭受破坏的程度最大。如郑州的商城遗址、洛阳的隋唐东都遗址、西安的唐长安城和大明宫遗址、扬州的唐宋城遗址和开封的北宋东京城遗址。
大中型基础性建设带来的破坏。特别是未经前期选址研究、论证审批和采取保护措施的大中型基础性建设项目，如公路、铁路以及其他基础性建设。如西安的阿房宫遗址、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和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都被公路建设破坏。
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带来的破坏。例如乡镇企业发展、日常农业生产生活活动、占地、取土、开山、农民建房，甚至耕作、开荒、植树，都对处于农村腹地的大遗址造成冲击与威胁。如陕西的周原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山东的齐故城遗址和浙江良渚遗址。
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造成的冲击与威胁。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将文物当作普通经济资源，不顾文物的承受力急功近利地开发利用，在文物景点和景区内兴建各种商业设施、娱乐设施和营运设施，严重污染或破坏了大遗址的环境，甚至对文物本体构成严重威胁。如秦始皇陵、长城。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屡禁不止的各种文物盗掘、劫掠活动对大遗址上的文物造成极大的破坏。80年代以来对古墓葬、古建筑和田野石刻文物的盗掘、劫掠活动已对我国的大遗址上的文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几乎我国所有较为著名的大遗址都遭到了不法分子的疯狂盗掘和劫掠，如楼兰遗址。不少遗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如山西侯马的晋国遗址。
二、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7年国务院提出要加强大遗址的保护（注：1997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到“关于大遗址保护”——“把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大型遗址的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考虑所在地群众的切身利益，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土地用途等措施，努力扶持既有利于遗址保护又能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产业，从根本上改变古文化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为了加强对大遗址的保护工作，200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根据我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和实际情况，开始了50处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实施项目。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江泽民、朱镕基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交河古城、三星堆遗址、西夏王陵、赤峰辽墓群等大遗址的保护都做出过重要指示。
尽管如此，但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大遗址保护依然面临种种难题，概括地讲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本体保护和环境控制的问题；二是社会经济层面的问题，涉及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以及发展的矛盾，包括林业、农业、产业、土地、城建、规划、水利、旅游等，而社会经济层面面临的问题最复杂、最难以解决。另外，大遗址的保护经费的投入是巨大的，要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多学科的。具体来讲，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难题和矛盾主要有：
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各级政府应有的认识。“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政策倾斜、行政干预乃至更为重要的财力投入方面，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事情都比较难办”[2]。大遗址保护更多属于公益性投入，对地方政府来讲，其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强调的是发展地方经济，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考虑的是任内的政绩，因此往往忽视大遗址的保护，更不愿投入资金保护。在城乡建设、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往往忽视对大遗址的保护和协调，违章建筑不断，没有依法将大遗址的保护纳入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特别是观赏性不强、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或产出比较慢的大遗址，往往被视为包袱或搁置不管。
对大遗址进行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为了一地一时的经济发展，为了一届政府的政绩，却对一些观赏性强、影响力大的大遗址投入巨资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利用，在遗址保护区内乱建商业设施、营运设施和娱乐设施，甚至为了搞轰动效应吸引观众，对遗址中的大墓进行发掘，如90年代末本世纪初陕西对秦始皇陵、阳陵等的旅游开发。这种盲目地对大遗址搞旅游开发的做法严重破坏了遗址的本体及其环境风貌，不利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损害了遗产的长远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大遗址保护尚未得到政府有力的行政支持。由于大遗址保护涉及面广，如林业、农业、土地、城建、规划、水利、交通、旅游等方方面面，非文物管理部门一家所能左右，需要得到政府行政的多方面支持。在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原本可以促进大遗址的保护的合理的绿地建设、生态农业、植树造林、观光旅游，甚至城乡建设，因为得不到政府的行政支持，所以往往难以落实。在保护规划方面，地方政府总希望保护规划的范围做得越小越好，越省钱越好，因此所做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往往与大遗址保护的基本要求相距较远。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担心大遗址保护规划束缚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对做大遗址保护规划不予配合，不愿意提供保护规划所需的当地地质、地貌、环境、气候、地震、水文方面资料；不愿意提供地方城镇发展规划、地方旅游发展规划、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地方人口、村镇、建筑、企业、经济结构等资料，这使得保护规划方在做遗址保护规划时困难重重。在打击文物犯罪活动方面，由于得不到政府公安、工商、海关的行政支持，对大遗址的盗掘活动常常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大遗址保护规划尚未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按理大遗址保护规划应具有法规作用，规划应该得到贯彻落实，但是，由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所以保护规划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执行。一些地方虽然对大遗址做了保护规划，但是规划是规划，规划往往落实不了。这不仅表现在资金投入方面，也表现在规划的具体执行方面，甚至出现置保护规划于不顾，在大遗址保护规划范围内我行我素，造成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愈来愈严峻，遭受的破坏愈来愈严重。
大遗址保护资金得不到政府财政的有力支持。大遗址保护规划不仅有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农居点改建和市政设施建设方面的费用，而且还有保护设施(围栏、围墙)、展示设施(大棚、棚房)和本体保护方面的费用。如吉林集安高句丽遗址保护规划共投入2.8亿元，其中15万平方米的搬迁费用占了1.5亿元，本体保护化了6000—8000万；秦始皇陵保护规划预算5.7亿元；良渚遗址保护规划预算达17亿。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大遗址有2000多处，要做好这些大遗址的保护规划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仅靠目前少量的资金投入显然是很不够的。尽管《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但是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对大遗址的保护往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除非有经济效益或有看得见的社会效益如形象工程可以短时间内回报，否则，不愿意为大遗址的保护投入较多的资金。
大遗址保护尚未获得国家专项配套政策支持。大遗址保护规划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还牵涉到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问题，牵涉到众多部门和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与协调问题。一些地方虽然做了大遗址保护规划，但是落实不了。显然，要做好大遗址的保护问题，非文物部门一家能完成。要解决大遗址保护规划中的种种问题，仅靠一部《文物保护法》和各级政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国家专项的配套政策的支持。但是，至今我国尚未有支持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相关配套政策。由于没有国家专项的配套政策的支持，涉及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方面的许多问题往往只能悬而不决，大遗址保护难以推行。
大遗址保护规划缺乏理论和技术支撑。我国的大遗址保护是从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虽然做了一小部分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例如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江苏淹城遗址等，但是大遗址保护工作及其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如何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缺乏成功的典范及经验。大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不是简单地围墙盖房，不是普通的人文景观建设，也不是一般的旅游设施建设。如何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是以遗址公园还是以遗址博物馆的形式？在展示中，是以模拟展示的方式还是以复原展示的方式？目前都只是思路和初步的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标准、规范和技术支持的角度看，我国对大遗址保护规划都还很落后。
大遗址保护缺乏人才支撑。“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与一般遗址或以地面建筑或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不同，它需要涉及一套包括学术和管理的综合知识结构。其内容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规划学、生态环境学、人类学、地质学、植物学、文物学、博物馆学、传播学、展示学、旅游学、材料科学、文物保护技术、航拍和遥感技术，以及国家有关法律、国际文物保护公约和相关政府管理行为运行过程。因此，多学科研究在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3]。但是目前我国严重缺乏这样的人才，人才培养的不足也影响了我国的大遗址保护。
大遗址保护缺乏管理体制支持。在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上，突出表现在大遗址规格较高但保护管理层次太低。许多大遗址是部级的遗产，有些甚至是世界级的遗产，但是从管理的层次看，因为属地管理，所以无论从管理的人才还是从管理的水平来讲，明显低于大遗址的规格，例如重庆大足县的大足石刻、甘肃的大地湾遗址等。
大遗址保护规划缺乏文物考古基础工作的支持。大遗址保护的重点是要保护其核心部分和完整性，这有赖于扎实的考古基础工作的支撑。但在这方面，文物考古基础工作往往落后于大遗址保护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大遗址因为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滞后而不能为保护规划提供最基本的依据。例如：一些大遗址考古发掘完后，往往被弃之不管；考古调查、发掘和评估工作不到位，对遗址的范围、分布、核心区、四至等没有搞清；考古研究成果向抢救、保护、规划、展示和其他社会利用方面的转化滞后，与城市规划、园林、林业、农业、环境、生态、旅游、水文、地质等学科的结合不够。
三、做好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的政策思考
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及其规划，固然有赖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技术及其规划水平的提高，但从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难题和矛盾看，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大遗址的保护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因此，要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及其规划，政府必须为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这些政策应该包括：
确立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多学科研究为先导，以重点大遗址治理为突破口，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大遗址保护及其规划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优先做好世界级和部级的、面临威胁或破坏最严重的大遗址，力争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采取维护保养措施、农艺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各种措施科学配置，发挥综合治理效益；坚持依法保护大遗址；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建设进程；坚持抢救保护与连带展示并举，并纳入土地利用和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坚持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与产业调整、特色旅游、生态农业、区域经济、安居工程、城乡绿化、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坚持发挥政府职能，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公益性投入为主导，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4]
制定《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从法律上规定并督促各级政府履行大遗址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文物的保护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在大遗址的保护中，地方政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大遗址的保护肯定做不好；地方政府有了积极性，但出发点不对，同样做不好。地方政府如何看待文物保护？如何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大遗址的命运。例如，河南偃师商城遗址，遗址正好位于市中心，规划专家建议城市中心大道避开遗址或在遗址上方建环形花坛以保护遗址，但是当地政府坚持城市中心大道直接通过遗址。良渚遗址的地方领导一开始也是只强调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经过专家的说服，终于发生转变，积极配合规划专家的工作。在我国，行政干预的重要性是个不争的现实。
为了从法律上规定并督促各级政府履行大遗址保护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各地的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行为，国家必须制定《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大遗址保护纳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轨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中的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针对大遗址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家应该出台专项的管理政策，以解决大遗址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由于大遗址保护涉及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显然仅仅依靠《文物保护法》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国家应该出台专项政策来协调和处理好这些具体的、复杂的问题。例如，拆迁、移民和安置问题是大遗址保护过程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国家制定大遗址保护性移民专项政策，为各地大遗址保护拆迁、移民和安置问题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法规依据。又如在土地利用调整方面，理想的做法是把大遗址保护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结合起来，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建设”、“治理荒漠”、“观光农业”、“城市绿地系统”、“生态环境建设”、“整治水系”结合起来。这样既可避免重复建设和劳动，又有利于文物保护和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位于甘肃、内蒙古的居延遗址的保护与三北防护林建设和当地的退耕还林还草活动相结合，杭州市将市内的南宋太庙遗址建设成为市民休闲的绿地公园，就是成功的案例。为了鼓励和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国家应该制定大遗址保护土地利用专项政策。
建立和健全大遗址保护财政保障机制
保护资金严重不足是困扰大遗址保护的一大难题。没有资金，规划只能悬着，保护只是一句空话。大遗址是国家和全民的财产，其保护投入属于国家公益性投入，需要各级政府承担保护责任。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除非为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目的，一般对大遗址保护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为了改变大遗址保护投入方面“地方等中央，中央等地方”相互推诿的局面，保障大遗址保护的资金，国家应该建立起大遗址财政保障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大遗址保护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共同在各自的财政预算中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否则仅仅依赖中央或地方某一方都不可能保障大遗址保护所需的投入。此外，在大遗址财政保障机制建设方面，可考虑的方案有：建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发行国债和；出台鼓励社会积极投入大遗址保护的政策。总之，只有建立稳定的投入和保障机制，大遗址保护才能落实到实处。
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基本规范》，保障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的质量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指导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操作手册，规划编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遗址的保护。但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中尚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有：一、一些地方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不正确或不明确；二、保护规划缺乏科学的技术标准或指标体系；三、承担保护规划的机构水平参次不齐；四、保护规划的程度和质量与谁委托、谁做有密切关系；五、在规划方案评审过程中，委托单位往往讨价还价，希望保护范围越小越好，甚至一些开发商专门对规划方开展公关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专家也只好委曲求全。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缺乏基本规范。为了提高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技术水平，排除保护规划制定中的人为因素，国家应该制订《大遗址保护规划基本规范》，对大遗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程序及每个程序的管理要求、技术标准、强制性规定、规划机构的资质和权限等做出明确规定，以保障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质量。
明确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律地位，保障规划的实际执行力，加强保护规划执行的监督
规划是规划，关键是执行。地方政府不按规划执行，最好的规划也无用，江苏武进的淹城遗址就是如此。因此，要使规划具有实际执行力，必须明确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并将大遗址保护规划纳入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促使地方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大遗址保护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促使地方认真处理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才能避免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造成大遗址的建设性破坏。此外，为了督促地方执行大遗址保护规划，国家应该建立大遗址保护规划执行监督机制，明确国家文物局为保护规划的审批机构和执行监督机构。
加强大遗址保护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为大遗址保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大遗址的保护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理论研究包括大遗址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大遗址的价值评估体系、保护状况评估体系、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技术研究包括保护措施、保护技术和方法、工程管理、保护规划技术标准或指标体系、保护工艺和材料等。为了加强我国大遗址的保护，必须大力开展对大遗址保护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为大遗址保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为大遗址保护构筑人才平台
要做好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必须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熟悉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的专业队伍。但是，目前国内真正有能力做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的专业队伍并不多，在国家文物局仅中国文物研究所一家，此外比较专业的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但即便是上述两家，至今也没有国家合法的资格认证。为了做好我国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迫切需要加强对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专业人才的培训，加强对大遗址保护规划机构的规范管理，并建立专门的机构资格认证体系和专业执业标准。
做好大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为大遗址保护奠定学术基础
大遗址保护除了要有法规、行政和财政等手段的保障外，保护工作还必须有学术依据，各地大遗址保护的实践表明，科学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是大遗址保护的前提和学术基础。只有充分了解大遗址地上和地下文物的基本情况后，才能使保护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为此，首先要认真做好主动性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定遗址的范围、布局、结构、性质等，为大遗址保护规划提供学术支持；其次要积极配合基本建设，开展大遗址抢救性发掘工作，确保重点，放弃一般，以避免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生产活动对大遗址造成严重破坏，为大遗址保护提供直接服务；第三适时进行保护性发掘，弄清遗址的性质、内涵、价值、遗迹的分布、保存状况等，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帮助。
加强对大遗址保护抢救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
当前我国的文物盗掘活动十分猖獗，田野大遗址的文物首当其冲。针对我国大遗址安全防范基础设施异常薄弱的状况，国家应该增加对大遗址安全保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大遗址安全保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基本的物防设施，必要的防盗报警、自卫器具、交通通讯设备等技防手段。此外，针对大遗址本体面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破坏，增加对重要遗迹本体的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投入。
鼓励各类研究机构对大遗址保护的研究
在大遗址保护研究方面，国家应采取政策，鼓励各类研究机构开展对大遗址保护的研究，特别要鼓励文物保护科学与考古学、建筑学、园林学、规划学、环境学、社会学、经济学、旅游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地质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为大遗址保护奠定科学的依据和准备，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向大遗址保护应用方面的转化。
加强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建设
建立和健全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是保护好大遗址的组织保障，特别要根据大遗址的级别和重要性建立相应权威的保护管理机构，配备相应能力的保护管理人才。此外，还应建立有专家学者、当地主要领导以及有关方面领导组成的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委员会，从事大遗址保护、管理方面的决策、协调和征询工作。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z].2000年11月，内部资料.
[2]孙秀丽.关注中国的大遗址[j].文物天地2004年第4期.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篇10
关键词：合署办公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管理体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各级人民政府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工作人员，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和改革等方式，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事务的科学管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先后将112座城市列入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并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在管理体制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1]即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体制，中央以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主管部门，地方相应地以城建规划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在现行两级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城建规划与文物管理两大主管部门间分工不明确，且缺乏科学的协调机制，历史文化名城日常管理工作容易陷入混乱，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管理。如何合理界定职能、科学设置机构、有效配置资源，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安徽省黟县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上实行“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措施，颇具开创性。
黟县地处皖南山区西部，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它是徽商和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民居、祠堂、牌坊、园林等古建筑，历史悠久，风光旖旎，被誉为“桃花源里人家”、“中国画里乡村”。1988年，黟县被列入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黟县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细则，《办法》规定：“成立由县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镇政府和旅游企业、村委会组成的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负责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重大事项；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办理日常事务。”[2]2006年4月，黟县改革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以下简称遗产办），将原有的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以股室形式纳入遗产办，实行合署办公。现在，遗产办内设三个股室：办公室、世界文化遗产管理股（文物管理股）、规划股；下属二级机构一个：黟县城镇规划所。[3]这一举措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城市规划两大职能结合起来，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中实属首创。
五年来，黟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规划建设上，先后编制《西递宏村保护规划》（2006年）和《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7年），后者是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性规划。在资金投入上，除积极利用国家及省政府文物保护资金和旅游门票收入外，还成立了安徽省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保护基金会[4]，扩大资金的筹措渠道。在保护机制上，首创文物建筑认领保护机制[5]，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古民居的保护与开发。这一机制造就了旷古斋、猪栏酒吧、归止园等一批新型文化客栈，不仅拯救了濒危的古民居，也使黟县的旅游产业结构得到了升级。在保护方法上，严格工作程序，开创古民居修缮“九步工作法”[6]，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参与中外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保持着合作关系。[7]
从国际范围来看，将城市规划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早已有之。“在英国，国家环境部和地方规划部门分别是中央和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机构；在日本，地方城市规划局也介入遗产保护，负责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古都保护及景观保全等工作。”[8]黟县的改革举措与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各地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将城市规划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项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举措，它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它适应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要求。仇保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项基本要求：整体性、原真性、可读性、可持续性。[9]每一项要求的实现，都离不开整体规划与宏观把握。在现行的两级管理体制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务由建设主管部门与文物主管部门共同管理。由于两大部门间分工不明确，城市规划往往不能明确、及时地反映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管理效果欠佳，使得许多文化遗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将城市规划的职能赋予文物管理部门，上述问题便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在这种体制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求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要求，二者合而为一，同时体现在城市规划中，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它为城市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自上世纪以来，城市化建设的浪潮席卷我国的大江南北。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的指导，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呈现出“千城一面”[10]的特征，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地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那么地域文化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重拾与再生，城市化建设也更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将“特色性原则”作为四大规划指导思想[11]之一，提出了“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建设有黟县历史城区特色的文化旅游开发和经营”[12]的规划目标，构造了黟县未来发展的蓝图。
概言之，这是两全之策，有助于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建设的双赢。然而，以上积极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一些现实条件的配合与支持。归纳如下：
（一）从体制内部看，领导者的科学决断是关键，被领导者的积极参与是保证。
领导是体制的掌舵者，拥有不同于一般工作人员的法定权力和影响力，通过指挥、协调、激励被领导者，推动体制运转，实现预定目标。在现今城市化建设的浪潮中，很多地方领导思想观念落后，政绩观狭隘片面，一味追求GDp增长，无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与意义，拆建不断，使许多宝贵的历史建筑化为废墟。又由于不合理的政绩考评制度的存在，这一形势愈演愈烈，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而在这一新型的管理体制中，领导者的权力覆盖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两大方面。如果领导者具备很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能够科学决断，统筹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便能充分地体现在城市规划中，这必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反之，如果领导者只是一味“向钱看”，而不是“向前看”，城市建设的目标代替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这对文化遗产来说，将意味着灭顶之灾。所以，领导者思想观念进步、头脑清醒、决断科学是这一体制灵活运作的关键所在。
在领导者的科学引导下，被领导者（即一般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体制职能的扩大，从根本上要求参与者改变单一的知识结构，积极拓展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转变成符合体制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否则，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员只关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负责城市规划的队伍也只专注于城市规划事务，双方各行其是，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有效的措施也就无法落到实处，两种职能便不能有效融合，体制的作用也就不能得到体现。
从黟县目前情况来看，文化遗产保护和名城规划两方面的人才都较为缺乏，既懂规划又能管理文化遗产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县政府每年都组织业务骨干参加国家和省文物局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保护管理培训班、短训班、研讨会等，并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进行技术交流。在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方面，专业培训活动则相对较少，只是在编制具体保护项目时，主动联系高校研究机构与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通过交流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与能力。《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即是在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筑学院的帮助下编制而成的。[13]对此，黟县将加大投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制度与引进制度，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管理队伍。
（二）从体制外部看，完备的法律法规是前提，充足的资金投入是保障。
管理体制的运作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指导与规范。《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是黟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性法规，自实施十年来，极大地推动了黟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进步。然而，对于“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管理措施，目前尚无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予以确认，其职业规范、执法监督等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文件可供遵循。这远远不能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要求。因此，应尽快完善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保障体制的顺利运作。
除此之外，充足的资金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2000年以来，黟县争取国家文物保护资金630万元、省政府专项保护资金1860万元，同时，每年从旅游企业门票收入中征收20%的文物保护资金4770万元，加上县、镇、村三级投入和个人自筹13500万元，共筹措资金20760万元，实施遗产保护等项目23个。”[14]然而，这依然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濒危古民居亟待修缮、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威胁、居民生活环境需要改善等，每一项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此，黟县人民政府要继续开动脑筋，努力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档案与载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创造的机遇，是时代赋予的使命。黟县所开创的“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管理体制，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即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规划有。在人才、法律、资金等条件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这种新型的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一定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091035723）。
参考文献
[1]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黟县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情况的汇报.
[2]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筑学院.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m］.2007.
[3]王景慧、阮仪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
[5]《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黟县人民政府令第3号2001.03.18）
[6]刘敏、李先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调控机制的思辨[J].城市规划，2003，27（12）:52—54.
[7]仇保兴.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J].中国名城，2008，(01)：04-09.
[8]王咏、陆林、章德辉、陶平、王莉.古村落型旅游地管理体制研究——以黟县西递、宏村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9(3):294—306.
[9]张骁鸣.风景名胜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J].热带地理，2005，25（1）：81—86.
注释：
[1]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章第五条。
[2]2001年《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第六章第二十七条。
[3]黟县政府网.[eB/oL].yixian.gov.cn/sm2111112412.asp.
[4]主要来源：每年对县内各项旅游景点门票征收20%文物保护资金；单位资助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款；资金存入商业银行所得利息；其他。
[5]即以确保遗产地和部级文保单位所有权不可触动为前提，对于部分濒临倒塌、个人私有且无力承担维修费用的古民居，尝试通过市场运作募集社会资金，实行置换所有权、易主保护。
[6]包括申请、勘察、方案、公示、审批、缴纳资金、施工、验收、决算九项工作程序。
[7]参见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黟县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情况的汇报》。
[8]刘敏、李先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调控机制的思辨[J].城市规划，2003，27（12）:52—54.
[9][10]仇保兴.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J].中国名城，2008，(01)：04-09.
[11]四大规划指导思想：真实性原则、发展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特色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