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的政策篇1
[关键词]绿色经济税收政策环境税税收优惠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对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在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外部效应,促进绿色经济的顺利、协调发展,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干预和调控,而税收政策将是政府推行绿色经济道路中最灵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一、基于绿色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解读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绿色市场和绿色技术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生态化为基础、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式,是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道路上所体现出来的健康经济状态。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绿色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广泛开展,标志着人类已经摒弃了传统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做法,转而形成了基于绿色经济、以福利最大化为准则的新价值观。
而我国政府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规划是比较早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可视为初期关于绿色经济的建设的试水,随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各种新型经济发展的理念纷纷被提倡开来。
总的来说,绿色经济近年来在我国的探索和所受到的重视,代表了一种将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的政策制定范式的转变。在各种政策制定中,毫无疑问,税收政策的转型应该是绿色经济带动下的最直接的影响。
随着绿色经济的出现,税收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绿色税收”便是这种新型经济下的一个产物。关于绿色税收的定义,学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笔者认为,绿色税收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绿色税收政策改变了资源之间、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通过税收价格效应对生产和消费起到调控作用,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不仅鼓励利用可再生资源和废旧物资,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建设环境和谐、节能高效的社会,而且由于环境的改善,减少了环境退化成本和治理成本的支出,从而更好地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二、绿色经济条件下构建绿色税收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为我国建立绿色税制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积淀,这为我国引入或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物质保证基础。
首先,健康的生活模式促进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为我国税制绿化的推行提供了主观条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为我国引入和建立绿色税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温饱问题了,而将需求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舒适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的生活模式成为时下人们的追求。换句话说,优美的环境、资源的永续应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也为我国绿色税制的建立打下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科学的政策导向为我国税制的绿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探索没有停滞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前一阶段探索成果的一个总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环境,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我国还积极逐步推进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体系的完善,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些努力都为我国绿色税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也决定了税制的绿色化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再者,国外税制绿化的成功为我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世界各国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采取法制政策手段之外,纷纷引入税收手段。比如美国为了保护环境,不仅开征了二氧化硫税、噪音税等环保税,还及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现行税制进行“绿色”调整。挪威、瑞典、荷兰等国也相继采取了税收的“绿色行动”,开征了燃料税、塑料袋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固体废物税、二氧化碳税等。这些税种的开征,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之势。这些国家的成功做法为我们构建中国“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构建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现行税制
目前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保护环境,实现资源的循环经济利用这一块还存在着不少制度上的漏洞,许多企业就利用这些现存的漏洞,进行各种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实现绿色税收的转型,我国相关税收政策的实施细则应逐步完善,以弥补环境保护的法律空白。针对各种税制的管理,具体采取以下措施:继续贯彻实施增值税全面改革方案,加强政策执行力度;提高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率,引导公众绿色消费,体现国家限制污染性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导向;扩大征税范围,将树木、水源、滩涂等列入范围,推行费改税,将资源性收费纳入绿色税收的有力调控下,并且按照年份,进行切实的调整。
2、整合绿色税收体系,强化行政管理手段
构建绿色税收体系,通过绿色税收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通过对公众经济行为礼仪的调节,矫正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使其从事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活动,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在管理方式上,要坚持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用,经济刺激可以对污染的费用进行有效的预测,但可能会出现因为成本和利益的问题产生偏差,直接管理通过行政的控制对污染进行监控与管理,对费用的关心较少,二者各有所长。当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节能减排工作时,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根据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来决定管理方法,将税收准确运用在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地方。
3、开征新的专项环境税
环境保护税是国家为了促进环境保护,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而开征的专门性的税,其税收收入通常作为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国外对环境税的引入和实施证明,开征这个税种对于环境的保护、绿色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这一税收模式,将目前的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进行整合,开征专项的环境保护税。从征税对象来看,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应该包括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所有单位和自然人,这样可以全面敦促社会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深刻认识;从征税内容来看,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具体可以包括空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以及噪音污染税等等几个独立的税种。
4、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税收优惠制度
税收能否有效地支持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税收优惠机制是否科学。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机制,应从经济利益方面着眼,从全社会角度计量和考虑综合效益,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形成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首先,确定好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把有利于改善环境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高新技术、环保技术的发展作为税收优惠的重点;其次,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主体,即不论是何种经济实体,只要其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符合绿色经济发展要求,都应给予平等的税收政策优惠。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保护环境,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工程,在利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时,各种税收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各种税收制度之间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反作用,从而抵消税收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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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的政策篇2
一、沈阳经济区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背景
2003年以来，随着国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沈阳经济区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也越来越强，实现绿色发展转型已迫在眉睫。
（一）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严重并存，高耗水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辽宁是我国淡水资源严重缺乏的省份之一，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856m3，约占全国人均水量的1/3，世界人均水量的1/12；而沈阳经济区又是辽宁省最缺水的地区之一，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642m3，水资源形势异常严峻。水资源短缺导致开采过度。辽宁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39.9%，而沈阳经济区内的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达到73.8%，浑河、太子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更是高达83%以上。由于对地下水开采强度不平衡、开发技术落后等原因，已造成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形成漏斗区。如沈阳城区漏斗枯水期面积为49.7km2，辽阳首山漏斗枯水期面积为317.6km2，沿海的营口市已开始出现发生海水入侵。
过度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还对生态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辽河流域70%监测断面为劣Ⅴ类水。由于辽河水系污染严重，沈阳经济区城乡地下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造成污染型缺水，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水资源严重短缺要求沈阳经济区限制高耗水的重化工业发展。
（二）资源开发地区土地破坏严重，城市发展空间受限
沈阳经济区多数城市都曾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开采地区。作为以采矿业为支柱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土地资源占用与破坏严重。尤其是煤矿和铁矿，采矿、地表剥离、矿渣、煤矸石等占用大量土地。仅沈阳经济区的10个大中型铁矿区占地总面积约119km2，破坏地面积81.67km2，采场面积22.84km2，排土场、尾矿库占地面积58.83km2。抚顺西露天矿和3个排土场破坏土地达35.8km2，占市区土地面积的31.13%，仅采煤形成的矿坑长约6.6km，宽约2.2km，深390m，占地面积10.4km2，占抚顺市区面积的9%。由于人地矛盾突出，造成土地承载容量不足，用地十分紧张。
（三）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高，支柱产业增长后劲乏力
沈阳经济区是一个以煤炭、钢铁、建材、化工、矿产等资源性产品供应和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偏重的老工业基地，能源资源消耗的强度比较高。2010年，沈阳经济区GDp占辽宁省的64%，但能耗却占73%；沈阳经济区钢铁每亿元产值的能耗高出全国同类产业平均水平的18%。同时，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使得号称“煤都”的煤炭资源已近枯竭，人均煤炭占有量160吨，为全国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本溪、营口等地区铁矿、煤矿、菱镁矿采富弃贫现象严重，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资源能源的高消耗给沈阳经济区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四）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新中国建立以来，沈阳及周边的城市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辽宁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沈阳经济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74.5%。随着汽车数量的逐年增加，汽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在城市的主要交通干线上曾发生光化学烟雾现象。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较大的城市为鞍山和本溪，其次是抚顺、铁岭和辽阳。沈阳、营口、抚顺、大连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相比较高，其余城市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很低，最少的仅占15.2%，加上城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使得工业固体废物、垃圾围城现象严重。
此外，由于环保投入严重不足，造成生态条件难以做到根本改善，森林面积分布不均，天然湿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36.32%，其中沼泽、芦苇湿地降幅达72.41%。以上情况说明沈阳经济区的环境承载力极其脆弱，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二、沈阳经济区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困难
国家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领域内取得了许多成效，但在实现绿色发展转型方面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双高”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导致绿色发展转型缓慢
沈阳经济区是黑色冶金矿产和能源资源分布区，较早以前就建立了以消耗资源和初加工为主、严重依赖积累和投资来支撑的原材料、能源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并由此形成了与国民经济计划性及国家产业赶超战略相吻合的重、轻、农序列的区域产业结构。1997年以后，特别是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随着国有经济的重大战略调整，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方式有了明显改善，其他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有所缓解，但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存在着“传统产业多，新型产业少；资源依赖性产业多，高科技产业少；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少”的“三多三少”局面。根据辽宁省环保厅的研究，电力行业、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占辽宁省总排放量的62.77%。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发展缓慢，被称为朝阳工业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比重偏低、规模偏小，欠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沈阳经济区内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导致经济区内产业演进出现断层，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沈阳经济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将是延迟沈阳经济区绿色发展转型重要因素。
（二）低资源依赖、低排放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2010年，沈阳经济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39.59%，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3.51个百分点。从服务业内部看，沈阳经济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生产业的比重也偏低。2010年我国生产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为48.11%，占GDp的比重为19.01%，比沈阳经济区同期的42.37%和16.26%分别高5.74个百分点和2.75个百分点。从生产业内部看，沈阳经济区的教育、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这两大知识型服务部门占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2.27%和0.78%；金融服务、租赁与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2.70%、1.02%和2.11%，均未超过3%；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的比例甚至低于1%，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技术含量稍低的生产业占的比重却最高，表明生产业的结构层次还比较低。生产业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新型产业基地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
（三）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速度
从沈阳经济区整体来看在技术创新方面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经济区技术创新尚未形成合力。由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工作缺少协调配合，公共政策统筹协调不够，财政投入没有形成合力，区域整体技术创新发展工作缺乏有机协调。其次，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沈阳经济区还没有形成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互动机制，企业创新缺少外部支撑，高校、科研单位成果未能充分向应用领域转移。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尚不完善，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的服务和条件仍显不足。第三，高端创新人才不足。高层次科技人员短缺。辽宁省内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为65.7%，排在全国第16位，比北京低14.6个百分点；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为56.3%，排在全国倒数第8位。这些都制约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难以为创新成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2010年11月7日，沈阳经济区八城市知识产权局代表签署了“沈阳经济区知识产权战略联盟”协议书，提升了区域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能力，为增强沈阳经济区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奠定基础。但是沈阳经济区域内跨地区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仍会发生，侵权人往往在多个地区同时实施侵权行为，或将侵权行为在多个地区分布完成。另外，借助于网络等技术，侵权行为也更加隐蔽，这就增加了由某一地区、某一执法部门单独打击与防范的难度，执法资源显得相对不足。
三、加快沈阳经济区绿色发展转型的政策建议
沈阳经济区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来，在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方面已开启一市一点专项改革试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以及强化生态环境领域合作等重要举措，虽然目前还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效果将越来越显著。为更好促进沈阳经济区绿色转型发展，建议进一步强化以下政策：
（一）加快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
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的“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以及中央组织部印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沈阳经济区要逐步推进新的基于绿色发展能力评价的绩效考核体系建设，扭转传统发展观和唯GDp的政绩观。当前，加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一步，沈阳经济区在这方面可先行一步。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是：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
（二）积极探索有效的协商议事方式
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尽快建立由国家有关部委和省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领导组成的高层协调机制，定期会晤，为经济区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组织保障。并根据新形势变化，紧密结合城市各自的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和拓展互利合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实现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一步探索建立有组织、可操作的专项议事制度，积极推动各类经贸活动的开展，提高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和水平。为保证经济区产业整合和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应从统计、税收、金融等方面着手，建立有利于协同调整的利益调整机制。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推动作用，尤其要鼓励行业协会勇于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促进沈阳经济发展逐步由行政推动向加强内在经济联系转变。建议在辽宁省发改委和经委及各市计委、经委指导和协调下，组建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和具有发展潜力产业的行业协会，如装备工业、石油化工及化纤、钢铁、农产品加工，高新产业，化学制药及中药制药，新型建材、信息产业、商贸物流、旅游业等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协调区域产业发展，推进产业整合等。
（三）积极打造重点生态工业园区
从沈阳经济区的工业园区和各地经济结构分析来看，各地发展生态工业的基础很不相同，由此针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推进策略和工作重点，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模式：规划全新型、深化改造型、网化虚拟型。
规划全新型的生态产业园前期资金投入较高，适合在具有一定资金基础和招商吸引力的地区发展，因此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可以考虑采用此种模式。大多数工业园区的生态建设需要把深化改造型发展模式作为主要方向，即在现有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的基础上，对园区内企业的技术经济联系按照工业生态学原则进行重新整合或引进若干能够建立工业共生关系的企业。同时，鼓励建立虚拟型工业园区，在园区之间寻找合适的企业，采用合理有效的链接，充分利用各种需求和供给信息，拓展物质的循环，最大限度实现物质集成。
生态工业园区一方面要严把产业准入门槛关，坚决禁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准入，同时要积极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大力提倡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和区域内部的循环经济。
（四）推进资源环境建设一体化
绿色经济的政策篇3
关键词：绿色建筑；激励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40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绿色建筑是以节约能源、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来建造低环境负荷下安全、高效、健康、舒适的环境空间。是人、环境与建筑共生共容、永续发展的新建筑模式，是“四节两环保”的建筑。发展绿色建筑对于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对能源需求和利用的现状与趋势日益旺盛、中国自身能源供给的产能不够与储量不足日益严峻”的形势，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此外，大力发展绿色建筑，能够对改善和优化环境起促进作用，也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容。
2012年4月，住建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高度对绿色建筑提出具体放入奖励标准，并且针对我国现阶段绿色建筑的发展现状，指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绿色建筑项目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绿色建筑起步较晚，并且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各方面规章制度和经济激励政策不完善，但相信在以国家为强大后盾的支持下，我国的绿色建筑项目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绿色建筑经济激励政策会进一步的完善。
1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绿色建筑发展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有效需求不足；绿色建筑相关产业不发达。
1.1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有效需求不足
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认识不足，是影响绿色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绿色建筑了解不深，大部分人认为绿色建筑就是“绿化”建筑，是造价不菲的建筑，而消费者往往看重的就是房屋的价格，大大忽视了绿色建筑在使用中的舒适性、成本节约等优点。在这种观念下，让广大市民购买绿色建筑显然很困难。所以，要做好这方面的的宣传工作，让广大群众了解绿色建筑的好处，提高市民的绿色消费意识，这样才能扩大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为推广绿色建筑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1.2绿色建筑相关产业不发达
绿色建筑的建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研发、生产、销售状况的限制，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或者低效都会影响绿色建筑的成功推广。国内绿色建筑相关产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技术开发相对落后，缺乏专业人才，绿色建筑产业研发资金不足。第二，绿色建筑产品发展滞后，绿色建筑对各种建筑材料、采暖、通风、空调系统有较高要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仍以制造传统产品为主，绿色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不足，不能达到规模化生产。第三，绿色建筑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设计、安装、施工等单位的大力配合，现阶段我国从事绿色建筑的专业人员不足，为降低难度和工作量，他们往往采用比较熟悉传统的方式进行设计施工，影响绿色建筑目标的实现。
2我国绿色建筑经济激励政策现状
我国在绿色建筑方面制定了一些经济激励政策，主要采用的手段有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和信贷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绿色建筑项目的发展。下面具体介绍各个激励政策:
2.1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减轻参与绿色建筑投资者应履行的纳税义务，实现对绿色建筑给予间接补贴的经济激励行为，从而提高绿色建筑投资者的收益水平。税收优惠政策实质就是减少纳税人税赋进而提高纳税人的收益水平。绿色建筑可以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函盖以下税种：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契税等。
以所得税为例说明具体的优惠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1994年《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凡利用本企业外的大宗煤研石、粉煤灰、炉渣作主要原料，生产建材产品的所得，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5年。该项激励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对绿色建筑中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限制使用实心粘土砖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国家对生产、使用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的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2008年7月颁布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规定:民用建筑节能项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2.2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方式对投资者实施补贴，直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投资收益水平。在绿色建筑建造中，财政补贴方式主要有财政直接补贴和财政贴息两种。财政直接补贴是指政府根据绿色建筑的建造规模、对周围环境的带来的贡献和建好后达到的效果对投资者进行直接补贴。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有一次性财政补贴和分期支付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是指由绿色建筑企业或个人向银行贷款进行绿色建筑建造的投资活动，由财政对银行优惠利率与正常利率之间的差额给予补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国家为符合条件的节能
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2.3信贷优惠政策
信贷资金可作为绿色建筑建造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为了发挥信贷资金在绿色建筑建造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制定信贷优惠政策，包括贷款期限、贷款担保、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内容，以便绿色建筑投资者利用信贷资金进行绿色建筑的建造工作。国家加大绿色建筑项目的投资力度，也是我国节能工作的一部分。《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规定:拓宽节能融资渠道;各类金融机构要切实增强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和推动社会多方面加大对节能项目的资金投入。2007年我国出台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3针对我国绿色建筑经济激励政策的几点启示
我国对绿色建筑经济激励政策起步较晚，虽然加大了对绿色建筑的经济激励的力度，但形势过于单一，有些激励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不能按质按量的实施，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尽完善。这就导致了绿色建筑建造投资者积极性不高，延缓了我国绿色建筑项目的发展。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以下启示：
3.1强制性税收政策
强制性税收政策是对非绿色建筑产品的投资者实行高强度、高标准的收费政策。如我国环境法规中规定，对于建筑主要是针对其污染而言，常见的环境法规包含“谁污染谁治理谁赔偿”和“绿色税”原则等。这样做不仅给非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一警示惩罚，也给绿色建筑投资者一定的导向作用，从税收方面引导建筑投资者向绿色建筑建造方面发展。
3.2尽快形成绿色建筑经济激励的长效机制
在不同的政策形势下不同条件的经济杠杆作用效果不尽相同，在制定经济激励策略时，要分开对待。在制定绿色建筑激励策略时应立足于“以奖代补”的经济激励对策。采取建立绿色建筑专项补贴、出台多元化的税收政策、合理制定能源价格、发挥贷款优惠的积极作用等经济激励手段。经济激励政策只有形成长效机制，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绿色建筑长期健康发展。
3.3加强绿色建筑评估的实施和监管力度
近些年来我国建设部相继制定了《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管理办法》和《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实施细则》，2006年又颁布了《绿色建筑技术导则》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反应了我国在推动绿色建筑长期发展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当然，仅有这些标准还是不够的，更要加大该标准的监督力度。为了推动绿色建筑长期健康的发展，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绿色建筑开发与管理模式非常重要。绿色建筑的开发和管理必须走政策激励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道路，尽快开展绿色建筑等级认定工作，政府针对不同等级的绿色建筑项目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同时等级评价结果也可以作为市场选择的依据。
3.4不断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法律法规体系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关部门应对现有的节能和能源法律进行完善，补充作为调整建设领域各项活动法律基础的《建筑法》、国家节约能源方面根本法律《节约能源法》在绿色建筑领域法律上的空白。此外，随着我国绿色建筑项目的逐渐深入，尽快制定出台与绿色建筑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专门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绿色建筑实施行为。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和经济奖励政策还不够完善。各级政府要以身作则，加大绿色建筑经济激励的力度，同时要不断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法律法规体系，这样才能有效推动绿色建筑长期健康发展，为我国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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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的政策篇4
本文作者：张迎春工作单位：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
绿色建筑产业经济的现状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有目共睹，建筑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城乡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但是，看到建筑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注意到我国建筑业的发展是一种粗放式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循环为代价的。我国建筑业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严重等等严重问题。建筑用能效率低、污染严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比气候条件接近的发达国家高2－3倍，建筑供暖造成的空气污染高2－5倍。2000－2004年，我国大城市新建居住建筑在施工图设计审查阶段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北方严寒和寒冷地区为90％，夏热冬冷地区为20％，夏热冬暖地区仅为11％。而实际按节能设计标准施工的建筑，北方地区为50％，夏热冬冷地区仅为14％。这些数据提醒我们，我们建筑经济的这种发展模式尽管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效益，获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建筑产业的经济效益不但要看短期效益，还要看外部经济效益，即从建筑物外部得到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这也是一种产出，是一种外部经济，而不应该仅建筑本身反映出的那部分产出。发展这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的绿色建筑应该是我们将来建筑经济的发展方向，初期阶段应该得到国家的大力护持。绿色建筑产业经济发展的问题（1）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绿色建筑政策和管理体系。政府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积累的制度性问题，致使绿色建筑在政策制定和配置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另外，在绿色建筑监管和协调机制上的不完善，大大削弱了政府对绿色建筑发展的引导作用。（2）绿色建筑建设的经济激励措施不足。绿色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与许多经济主体利益密切相关，这些经济主体包括开发商、设计者、所有者、普通公民等，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他们的利益。绿色建筑提供了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改善了人居环境，减少了各种能源资源消耗，这种正外部性特点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进行激励，但是目前这种经济刺激政策还没有形成规模，使得绿色建筑的建造成本比非绿色建筑的要高。执行绿色建筑政策不会带来更多的收益，甚至有可能增加执行的成本，这种情况不利于绿色建筑市场的拓展。
完善绿色建筑政策体系，通过多种手段促进绿色建筑经济发展（1）建立健全完善的绿色建筑政策体系和绿色建筑标准，对于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绿色建筑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在标准的制定上必须更多的体现量化的内容。对节能、节水、排放都应该设定具体细致的量化评价指标，对评价的度量单位、测量工具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只有设定了专门的绿色建筑评价量化标准，按照绿色建筑的特性设定定性和定量指标的适当比例，才能使绿色建筑评估标准得以推行。（2）加强综合协调，建立以建筑工程管理部门为主的监管体系。对于我们目前的建筑管理中，财政、劳动、民政、人事等多个部门共管，职权责相互交叉不清的现象，建议建立专门的绿色建筑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各机关部门利益，形成以建筑工程管理部门为主的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中央建立隶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绿色建筑管理司，省和地方建立归口于建设厅和建工局的绿色建筑管理处，中央负责制定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地方负责根据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制定自己符合地方要求和实际的具体细则。通过各级绿色建筑管理部门，协调财政、劳动、民政、人事各部门的关系，在工作中相互支持与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国家绿色建筑政策、标准贯彻落实到位。同时还可以通过绿色建筑管理部门整合开发商、供应商、设计部门、研究机构、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等各方面力量建立绿色建筑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构建绿色建筑产业链，发展绿色建筑技术，并加强对本行业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定实施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经济激励政策（1）税收激励政策，主要包括强制性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各级主管部门考虑对普通建筑开发和高能耗建筑依据“谁损害谁赔偿”“谁污染谁赔偿”原则开发开征能源税、排放税和环境税，通过这类强制性税收逐步将传统高能耗建筑的成本提升到绿色建筑的水平上，增强绿色建筑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其绿色建筑正外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2）财政补贴政策。设立财税补贴要从市场机制出发，为的是解决绿色建筑外部性所带来的成本障碍，通过获利来吸引市场上的建筑开发企业、材料供应商、普通购房者参加到绿色建筑的发展中来。补贴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如对绿色建筑的相关利益方进行资金上的奖励；也可以是间接的，如购买绿色建筑相关产品可以获得价格上的减免。另外，还要政府机构也可以引入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评估的专业性，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平。金融激励政策由于建筑开发一次性投入巨大，大多数开发商需依靠银行贷款才能完成工程的顺利开发建设。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贷款优惠所起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对于开发绿色建筑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贷款贴息优惠，在主管部门经过核查严格按照绿色建筑标准施工的前提下，在每个计息期内补贴相应利息。这种激励方式可以减轻开发商的财政负担，是比较理想的激励工具。
总之，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外部性激励政策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前我国政府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财政、金融、税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提高相关行业、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对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企业部门、普通购房者实行一定的政策优惠，通过税收激励、财政补贴、金融激励政策推动其发展。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绿色建筑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转变城镇发展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强化绿色建筑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激励策略，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为我国建筑节能减排做出更大贡献。政
绿色经济的政策篇5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调整经营理念、业务流程和经营政策，将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潜在风险、成本和收益充分融入日常金融业务处理中，从而支持绿色经济增长，保护生态环境。绿色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绿色金融主要是指绿色信贷。广义的绿色金融除了包括环保部与人民银行等部门在2007年联手推出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外，还包括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一、新常态下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但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有利时机。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转换。
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绿色金融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绿色金融互动，金融业信贷模式转型更需要绿色金融引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保障和改善民生大背景下，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念，发挥金融杠杆在绿色发展中的调节和支持作用，促进社会整体合理地把经济运行有效控制在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破坏得到恢复和修复，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
二、绿色金融国内外实践
在绿色金融理念下，金融部门在经营决策中，将影响环境的潜在因素考虑在内，纟综合评估环境风险并将其纳入金融风险管理中，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的。绿色金融通过对环境风险的核算，将企业生产和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对环境的负外部性与其融资成本、融资难易程度紧密挂钩，使绿色产业和项目相对拥有融资优势，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行业，并带动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优化配置。在一些国家，绿色金融的制度女排和绿色金融产品的实践已有几十年的经验，由此推动的绿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003年“赤道原则”的出台，确立了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为金融机构推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提供了可参照的一般准则。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尝试依照“赤道原则”开展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相关的制度设计和产品实践也越来越成熟。
兴业银行是我国唯一一家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在实施绿色金融过程中开展了诸多探索，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指引也相继出台。我国2003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9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从法律的高度将发展循环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2012年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通知》等文件，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积极发展“绿色信贷”，建立健全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2015年底了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为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产业开辟了债务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并引导各类投资者加大绿色投资、履行社会责任。
三、基层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约束
近年来，伴随绿色经济产业快速发展，基层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实现了业务领域、业务数量、业务管理等各方面的突破，以绿色信贷为主的绿色金融业务稳步发展。但由于绿色金融涉及业务广、政策联系紧等情况，基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绿色金融长效机制不完善、外部合作交流缺失等诸多制约因素。
(一）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与金融生态环境难以改善并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经济永续发展的原始积累较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性较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存在，制约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十二五”末，三次产业结构由“十一五”末的21.8:46.9:31.3调整为26.2:29.7:44.1。从产业结构看，全市煤电独大的风险依然突出，原材料工业占比大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农业龙头企业少、产业链条短，整体效益不高。第三产业总量偏小，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低。从产权结构看，非公经济总体规模小，增加值占比仅为43.6%。从产品结构看，新产品开发不足，知名品牌、精深加工、高精尖产品少，附加值不高，市场占有率低，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弱。
(二）绿色发展的融资机制不健全与绿色金融配套政策较滞后并存。平凉市经济发展的融资手段，主要是依靠银行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投入，给予利率优惠，以及限制对污染企业的授信等间接金融手段，直接融资一直处于低位，截至2015年末，平凉市共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26家，通过融资平台完成直接融资56亿元，推荐在甘肃省股权交易中心和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52家，完成直接融资5亿元，直接融资量占当期银行贷款总量的13.3%。而在经济发达国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为70:30。这反映出平凉市企业资金需求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工具使用率低以及风险投资的缺乏，极大地收窄了循环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现阶段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是限制对“两高”企业及项目的信贷投放，而鼓励、补贴性政策落实不到位，绿色金融战略安排和配套政策还需完善，如环保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对绿色金融政策执行效果还未与货币政策工具、监管和税收进行有效结合，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成本较高、积极性不足，制约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三）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与绿色金融评价标准缺失并存。环保信息作为金融机构评价企业环境风险的依据之一，是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重要信息之一。金融机构对不属于国家监控范围的企业、项目的环保违规信息，只能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得，在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信息获取方式的高成本显而易见。绿色金融涉及节能技术以及污染物排放量、能耗及循环利用能力的计量等各项标准，目前国家制定的标准多是综合、原则性的，对业务准入标准、环境风险评级标准以及绿色金融政策执行标准等不够明确具体，对融资主体或项目涉及污染影响、生态影响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绿色因素还缺乏一致可比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体系，导致各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难以量化环境风险，难以制定比较细化的内部实施细则，影响绿色金融政策的有效落实。
四、绿色金融发展的理念
(一）坚持金融先行的理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作为金融资源配置重要主体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顺应经济金融的发展趋势，把握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对金融需求日益强劲的现状，抓住传统产业节能减排升级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的机遇，抢抓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等战略机遇，实施金融创新驱动，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实现金融向“新常态”的转变，建立完善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满足经济新常态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创新推动绿色金融产业发展。
(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一是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保持信贷和社会融资适度合理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始终应成为金融的“新常态”。二是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的本色需要相适应。利用金融手段鼓励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和智能电网等产业贷款比重和市场份额，优化金融资源、信贷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重点项目、重点行业、支柱产业和薄弱环节的融资需求，始终应成为金融的“新常态”。
(三）坚持绿色发展视角下精准操作和管理的理念。经济新常态下，对金融精准操作和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精准发力贯彻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分类调控稳定融资总量，确保经济不减势；定向调整、实施金融精准行动计划，服务实体经济和扶贫开发，确保经济量增质更优。要细化客户和服务标准，细化操作流程和内部管理，适应新常态客户的新变化和管理的新要求，加快培植未来的优质客户群和利润增长点，支持低碳产业做大做强、形成集群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动力。
(四）坚持金融安全底线思维的理念。一方面，通过强化金融法治建设，深入推进金融监管部门依法行政，金融机构依法放贷，前移风险控制关口；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和协调配合，建设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长效工作机制，逐步形成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协调的市场环境。始终保持底线思维的理念，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化解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风险防控前瞻性和敏感性，守住防范新常态下金融风险发生的底线。
五、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运用金融手段推动绿色发展，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一）增强绿色金融政策的导向^生。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的引导功能以及货币政策配置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风险担保补偿基金等财政政策工具，以及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等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金融机构实施绿色金融政策的引导，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职能定位、财政出资比例及后续资金补充机制等，探索商业银行出资模式以及担保金补充方式，构建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渠道，逐渐形成以贷款贴息为主、财政补助为辅、财政股权投资基金等多元化导向体系，推进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发展绿色金融债券，促进社会资金逐渐向绿色环保产业和项目倾斜，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于生态保护、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循环经济等绿色产业，支持以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使绿色金融成为金融机构业务新增长点，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助推器。
(二）注重绿色金融与其他产业的协调性。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用国内外公认的企业和产品的绿色评价标准和方法，推进企业环境标志认证和绿色企业认证，通过政府推动，绿色项目申报指南和绿色产品信息库，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奠定良好的基础。金融机构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自身愿景、发展战略、信贷文化、产品服务等各个环节之中，结合绿色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特点，制定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和制度，完善绿色信贷实施细则和信贷审批程序，加强绿色金融业务各个流程的管理，在产品创新、尽职调查、审查审批、授信、贷后检查等各环节落实绿色金融要求，拓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强化企业层面的绿色生产和绿色销售，积极引导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融入绿色理念，鼓励企业实现绿色产品包装，培育绿色产品销售市场，建立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企业从项目设计到产品开发设计、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的全过程绿色管理体系。
(三）推进绿色金融评价标准的规范性。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强大动力。为规范绿色金融的实施，应加快绿色金融的标准化建设，尽快建立绿色金融统计制度，制定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环境风险评估标准，为“绿色信贷”评贷审贷提供技术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监督，督促金融机构履行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在环境风险评级、绿色金融统计口径等方面，制定系统、量化的标准，以此建立环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绿色金融政策执行效果指标体系，使其与信贷调控、货币政策工具、监管指标、政府的奖励以及税费减免等挂钩，推动绿色金融政策和制度的落实，增强执行力。
绿色经济的政策篇6
论文摘要：绿色金融政策是“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资利用的一种市场激励机制，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保险等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规则内容上还有完善的空间。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可能路径，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把它从环境经济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其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是“两型社会”的“先行先试权”和“先行先试”立法模式。
一、“两型社会”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启动，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机遇。两型社会的建设，只有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才能达到在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环境保护效益和生态平衡效益。这种目标的达成，既需要市场经济主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建成两型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命令一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1)的管制措施来强制企业符合两型产业的要求，更应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使企业向两型产业的转变，而绿色金融政策，正是一种具备这种功能的市场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greenfinance)，也被称为“可持续性金融”(sustainablefinance)或“环境融资”(envi—ronmentalfinancing)，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政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口]。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进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金融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证券、税收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总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政策，掀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风暴。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型社会与绿色金融政策都旨在实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绿色金融政策对于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构成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绿色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绿色信贷政策”是指致力于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方向发展的信贷政策。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始于2007年
4．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环境信息之一，因此，科学地确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如iso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企业周围的环境状态指标(ecd，其中前者(epi)又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和操作绩效指标(opi)。
(三)绿色保险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设置。在保险公司对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收取统一保险费率的保费时，造成清洁生产企业与污染企业要同等保险，即意味着污染较大的企业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这可能导致清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因此，需要对它们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从而在制度上刺激和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
2．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确定。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保险与财务保证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单一强制保险制度；三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第一种模式范围窄，金融机构不愿参与，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础上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等原因，我国应采取强制性责任保险模式。
四、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及法理基础
把绿色金融制度具体落实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需要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对绿色金融进行区域性立法。区域性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绿色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两型社会”试验区内的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固定的行为模式，避免了经济政策的易变性和短期性，从而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2)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在总体上有局限性，并不能对“两型社会”建设起到完全激励机制的效应，例如绿色证券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而不能影响到那些不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绿色金融的理念，只有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来实现，反过来，这种创新型金融立法又有利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绿色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后，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对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利益的调整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政策转化为法律，应该遵循立法的正当程序，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立法ll。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在法律化的表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软法”或“硬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缺乏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引。在法律表现形式，“软法”主要指“促进型立法”；“硬法”多指权利义务明确对应的“管理型立法”，强制性规范较多，且违反强制性规定后的法律责任占主导地位。而“软法”或“促进型立法”中，法律主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对弱化，倡导性规范相对较多，强制性规范较少。
我国环境保护国策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金融业配合，通过环境金融政策工具来激励企业践行环保社会责任；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绿色金融制度，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比较妥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在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符合“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因为绿色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倡导性规定。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最佳形式应是“促进型立法”，因此，由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软法”或“绿色金融促进法”，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合适路径。
当然，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和实践经验不足，目前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促进法”并无太大的可能性。但是，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还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即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或《保险法》等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信贷制度、绿色证券制度以及绿色保险制度的内容，即“金融法的生态化”的法律化路径。但这种立法模式，在目前似乎也不太现实，理由在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还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缺乏绿色金融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而我国在立法上采取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因此这些制度要进入各个金融单行法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因此，对于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而言，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路径，就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策略。
(二)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法理基础
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来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既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也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前所述，绿色金融制度与“两型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都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同时，推行绿色金融制度，有利于建成“两型产业”从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有利于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内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另外，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施，也是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是践行金融创新理念和权限的一种积极措施。当然，这种金融创新理念应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
那么，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权”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权”的本质是改革创新，就是要突破成规的限制，通过推行创新型的制度来对现行的体制、机制及制度进行改革。可见，通过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也是“两型社会”中的“先行先试权”一种制度实践。“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以适应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型立法”模式的结合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先行”要求通过“立法先行”的方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达到对社会某种秩序的追求。“立法先行”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其变量多来自外部，是通过立法这项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现实的变革性活动；二是“先试”则要求依赖“试错先行”的方式，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通过在特定领域和时空背景下的试验获取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然后将其扩展，使其更具普适性。“试错先行”是客观性经验的获取，其变量更多地发端于实践本身，是通过检验立法的实效而进行的自治性活动[1。具体到“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制度，“先行先试权”要求首先是“立法先行”，即通过地方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此外，它还要求以“试错先行”的方式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措施，一方面使绿色金融制度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绿色经济的政策篇7
首先，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以知识经济为导向，从社会生态条件出发，所建立的一种“可承受的经济”。绿色农业经济作为绿色经济形态之一，其本质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与社会、生态资源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绿色农业经济对防止单纯追求生产增长或强调生态保护，使农业生产从经济数量增长向社会效益增长转型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绿色农业经济生产过程是先按照农业生态规律，对各种农业资源进行开发并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然后在此基础上达到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活动过程。所以，绿色农业经济生产与一般农业物质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通过采用具有节约、清洁、无污染等优点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将经济发展同农业生态环境附加值的增长联系起来，实现了二者协调统一的发展。
最后，由于绿色农产品减少了生产、消费过程中及消费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因而降低了未来社会治理污染所需投入的资金、技术与人力的强度，也就是降低了未来清洁环境的成本，使得绿色农产品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发展绿色农业经济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
2.1地域环境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环境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生产区所在地的地域环境体系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生产区的区位条件，生产区空间分布的特性，生产区的地域、地势、地带特点，生产区的区域差异规律，生产区所在地的生态结构、生态环境状况、人文环境状态及地区环境容量。
绿色农业地域环境体系有助于我们掌握绿色农业生产区的区位特点，使绿色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能扬长避短，根据各种生物所适应的特定繁殖生态位来发展相应的种植与养殖业，以逐步达到绿色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目标；有助于我们看清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条件与不利环境条件，使绿色农业生产者及时掌握区域环境容量，确定绿色农业生产区所必须遵循的环境约束条件的临界点与阀值，进而将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控制在可承载的环境容量之内。
通过提高一个绿色农业生产发展的环境预警屏障，促使绿色农业生产者保持这个生态环境体系的良性循环，以使其足以支撑绿色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下去。所以，地域环境在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是最为基础的支撑条件。
2.2农业资源承载力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支撑条件
农业资源是农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固有资本”。农业资源承载力是指：一个地区范围内，人均占有的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当代及后代人口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支撑能力。从农业生存的角度来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质量越高，那么该地区的农业资源承载力就越强，其支撑作用也随之增强，农业的生命力也就越旺盛；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当某一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能够承载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满足当代人口及其后代人口对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需求，那么，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绿色农业作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虽然依靠绿色技术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欲望，但并没有改变农业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原始承载力，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农业自然资源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的弹性。
2.3绿色农业生产力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生产力是指：绿色农业生产在农业劳动力、绿色技术与农业资本（含物化资本）的总体水平运动下，可能转化为绿色农产品的能力。
显然，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会受到绿色农业生产力的制约，制约的程度取决于绿色农业生产力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强弱，而其支撑能力的强弱又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在人力上表现为绿色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水平；在技术上表现为绿色农业科技含量水平及技术普及状况；在资本上表现为资金投入水平及融资渠道的数量和种类。所以，绿色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将决定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它是推进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
此外，绿色农业生产力是一种集合生产能力，其中某单一要素生产能力的大小虽对整体生产能力有影响，但不能决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同时，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而要巧妙结合、有机组装，以达到效益最佳的目标。所以，绿色农业生产力作为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条件，对其支撑能力的改善应给以相当的重视。
2.4智力支持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决策支撑条件
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条件也可称为绿色农业生产者的管理调解能力，它需要绿色农业生产者的认识能力、决策能力及调节应变能力能驾驭“农业—自然—社会”这个复合系统，以适应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在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最小”、“最安全”、“最经济”、“最合理”、“最协调”等目标的行为，可统统包含于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决策范畴。
绿色农业的经济发展决策可分为2类：一类主要解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最优化”的一般性决策，另一类是主要解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中最可能的“安全临界”的风险决策。其中，风险决策是绿色农业经济发展处于某种最优化前提下，综合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某些不确定因素，经过分析后得出到的以最小风险为代价，获得的某种最佳效益的具体结论。也就是说，风险决策是对一般决策的调整与修正，其目的在于使决策更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
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不仅要求绿色农业生产者能控制某种或某些变量，还要求绿色农业生产者能评价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系统在这些变量被控制后其反应的合理程度，以便由此回溯，再调整或重新制定相应的若干控制措施，直至系统反应表现出最佳效应或最优特性为止。因此，绿色农业生产者智力素质的高低也成为支撑绿色农业经济顺利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3加强以上条件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的政策性建议
3.1法律法规
国家根据现有的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出台国家和省级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以此为准绳，严格贯彻落实，做好配套细则工作；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建立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的观念，通过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意识，以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并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各地区尤其是绿色农业试点区要积极拓展有关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的覆盖面，并将绿色农业生产、绿色技术推广、绿色农产品销售统一起来，共同纳入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系统中来。
3.2财政政策
国家结合现有的财政扶持政策，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同时，出台一系列支持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绿色农业领域的转移；探索建立绿色农业经济发展基金，对致力于研发绿色技术、从事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发绿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组织给予财政上的重点扶持。
国家在完善现有税收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专门针对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区再依照国家规定的优惠标准，根据自身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际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制定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扶持政策，对积极从事绿色农业生产，推进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农业银行和信合以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等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并拓宽他们的融资渠道，以逐步完善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的融资模式。
通过探索绿色农产品的资源价格体系构造，理顺不同地区的价格体系间的关系，出台绿色农产品的价格调节政策，以确保绿色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
3.3技术研发
减量技术：大力普及高效喷灌设施，推广高效栽培技术和集约化养殖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用绿色农产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推动农业资源高效产出技术和无害化生产。
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应用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在某些相对产出效率较低的农业生产部门，积极推广投入产出转化系统的优化技术，以促使绿色农业生产者更新现有生产设备、再造生产工艺流程、调整绿色农产品结构和提升生产管理水平。
替代技术：重点研发再生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技术，积极推进绿色农业能源的应用技术，大力鼓励低物耗、低能耗和高转化率的生物质能转换技术。
系统化技术：加快建设以绿色农业生产试验区为载体的绿色农业产业化经济发展平台，在整个绿色农业产业系统中建立起“生产资料供应商—绿农—绿色产品分销商—绿色产品最终消费者”的持续性物质流和资金流途径，以实现绿色农业经济链上各节点的共生耦合。
3.4教育培训
加大对绿色农业生产者道德文化、市场意识和管理技能的培养力度，以提高他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树立经营管理理念和市场竞争意识；在已有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的基础上增加绿色技术的培训，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充分发挥资源生产力；采用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培训模式，不仅要有国家、省级的农业科教机构，地、县、乡也要积极推动绿色技术推广中心、农广校、农业中专的建设与发展；各地区对于开展绿色农业教育培训的组织机构要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并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媒体广播及网络，大力发展农村远程教育；政府要做好普法教育工作，让农民了解与绿色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应经的义务，以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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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的政策篇8
一、世界各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总结
（一）日本
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日本制定了四大战略：一是加强节能法的执行力度，即“限制战略”；二是在政府和经济团联间达成协议，企业自我限制，即“协定战略”；三是建设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的核电站，即“原子战略”；四是呼吁人们控制使用石油等，即“呼吁战略”。在四大战略指导下，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公布《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该草案提出：一是在学校等公共设施内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二是整顿并建设利用自行车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为防止地球温室效应要保护和培植森林；四是利用生态点数积分普及节能家电；五是通过隔热翻修工程普及节能住宅；六是通过促进太阳能发电及电动汽车等长期的技术开发，并提出至2015年将环境产业打造成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量，环境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00万亿日元，就业人口达220万人。
（二）韩国
2009年，韩国提出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的经济振兴战略。《绿色增长国家战略》确定了韩国2009年至2050年绿色增长总体目标和具体政策，核心内容是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产业、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和能源福利，全面提升绿色竞争力，到2020年跻身全球“绿色七强”，2050年进入“绿色五强”。随后，2010年1月韩国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施行令，开始正式推行这一法案。基本法主要内容是在2020年以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温室气体排放预计量”的30%，主要包括制定绿色增长国家战略、绿色经济产业、气候变化、能源等项目以及各机构和各单位具体的实行计划，还包括实行气候变化和能源目标管理制、设定温室气体中长期的减排目标、构筑温室气体综合信息管理体制以及建立低碳交通体系等有关内容。
（三）美国
奥巴马上任以来实施绿色新政计划（“绿色经济复兴计划”）。美国“绿色新政”可细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绿色新政的核心。美国新政府在其82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在未来两年将用1000亿美元，约合美国GDp的0.7%用于绿色经济恢复计划。其中包含2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免税，320亿美元用于升级电网促进清洁能源利用，160亿美元用于降低公共建筑能耗。美国发展新能源的计划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在其提出的“绿色振兴计划”中，美国政府将建立1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基金”，在未来10年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
（四）欧盟各国
2007年底，欧盟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Set－plan）的技术路线图及低碳技术开发的投资，对风能、太阳能、电网、生物能、碳捕获与封存（CCS）、可持续核能等优先领域的技术开发、部署、研究、实施、投资、取得的主要成果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2008年底，欧盟27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2020年碳排放协议》，要求欧洲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0%，并通过27国各自不同的排放指标以及欧洲范围内的碳交易系统来实现协议目标。2009年3月9日，欧盟正式启动了整体的绿色经济发展计划。根据计划安排，2013年以前，欧盟将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培育、支持与建设。这一计划既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产品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也包括现有产业经济的技术革新和改造，还包括以“减排”为目标的能源替代和工艺创新。
二、联合国环境署（Unep）、经合组织（oeCD）等开展绿色经济相关研究观点总结
Unep、oeCe等国际组织开展的绿色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领域及政策建议上。在Unep2009年3月的《全球绿色新政政策纲要》中，Unep呼吁各国领导人实施绿色新政，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大约7500亿美元投入五个关键领域：提高新旧建筑的能效；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推广清洁能源车辆，发展高速列车、公共汽车等便捷公交系统；对淡水、森林、土壤、珊瑚礁等地球生态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发展可持续农业。Unep建议，2009—2010年的财政刺激应优先考虑具有能源效率的建筑物以及可持续交通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国家应优先考虑投资于农业生产力方面的措施、淡水管理和卫生设施，因为这些具有明显的、非凡的社会回报。
而在Unep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通向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中，Unep认为从现在起至2050年，每年将全球生产总值的2%（目前约值1.3万亿美元）投资于主要经济部门中，包括农业、建筑、能源、渔业、林业、制造业、旅游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便可实现绿色经济转型。
在国内政策框架上，经济政策方面，oeCD认为，一些经济政策阻碍了各国走向绿色增长之路，包括对环境有害的补贴、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效率低下的监管干预和相互冲突的政策工具。鉴于征收与环境有关的税费可能引发重大的政治经济挑战，oeCD建议最好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收信贷及增加社会福利来实施绿色税收改革。此外，为环境的外部效应制定一个价格，例如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计划中已拍卖的许可证，可能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为温室气体排放定价可能成为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而Unep则建议通过建立健全的监管框架、将政府投资和支出优先投入能刺激行业绿化的领域、限制耗竭自然资本的领域的支出、运用税务和市场工具改变消费者偏好、促进绿色投资和创新、投资于能力构建和培训以及加强国际治理等方面促成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绿色建筑领域，Unep建议政府投资将公共建筑改造为节能建筑，同时激励家庭和办公室使用环保能源。此外，也可以通过税收激励政策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家庭分别在办公室和住宅改进绝热效果、安装节能设备。从长期来看，建议政府在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中纳入零排放建筑、节能建筑的政策。
在能源领域，oeCD认为，投资能源效率能带来几项重要优势：能源安全感提高、能源成本降低，环境得以改善。而更好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包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和地方污染，以及提高能源安全。实现向可持续能源市场大规模一体化的平稳过渡需要对现有市场进行深入变革，经过变革的市场应当对碳和其他外部效应进行适当定价，帮助发展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技术融合的基础设施。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逐渐减少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特殊支持，转而由消费需求和总体市场力量推动这些技术的应用。
在可持续农业领域，Unep认为，绿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应以小农户为重点，这样不仅能减少贫困，而且还能对贫困群体所依赖的自然资本有所投入。Unep建议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可持续的农业和淡水系统，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以获取附加价值，减少灌溉沟渠和传统水处理系统中的水资源流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应致力于改善蓄水系统和提高水质。
在可持续交通领域，Unep建议政府充分利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刺激方案和资金来开发更加节能、污染更少的交通模式和基础设施，改进公共交通运输，促进环保车辆的使用。新的投资和融资应直接用于开发交通运输规划和经费的综合性方案，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应优先投资节能、低碳且具有高成本效益的机动车辆，例如火车、快捷交通系统、综合公共和非机动化交通，同时支持全球大幅提高车辆燃油效率。
在国际政策框架制定上，Unep认为需要关注贸易、援助、碳定价和技术以及政策的协调等领域。应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哥本哈根进程，建立全球碳市场，并且建立一个完善且具包容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三、世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经验总结
（一）向绿色领域投资社会经济效益明显
在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都保持在10—20％的水平，韩国高达80％。绿色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包括建筑、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世界资源研究所对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评价结果显示，向绿色领域每投入10亿美元，可以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取得4.5亿美元的节能效果。而实践也证明，在创造就业方面，可再生能源行业已为全球约230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尽管该行业能源只占到全球主要能源的2%。而比较起来，1999年石油、天然气和炼油行业总的工作岗位才刚刚超过200万个。
（二）绿色科技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发达国家为推进绿色科技创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日本依靠政策引导开发出了一系列称雄世界的低碳绿色技术，包括混合动力车技术、关键的零部件与材料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普及节能家电技术等等。近年来，日本不断研发的低碳绿色技术使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展现出扭亏为盈的倍增趋势。德国政府同样认为技术上能否突破是可再生能源能否高效运用的关键。德国政府实施“高科技战略”规划，投入40亿欧元用于支持和奖励企业可再生能源创新。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其在能源利用技术研发经费投入实现了高速的持续增长。
（三）完善的绿色制度体系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建立一套让整个国家都朝着绿色低碳化目标努力的机制是绿色经济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这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法律标准体系，管理、服务机构以及工作制度，推行绿色税收制度，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构建生产者联盟和健全的监测体系，实行个人消费碳排放可视化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完善对日本十年循环型社会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贡献显著，严格的标准体系（如燃料经济性标准）在控制美国和欧盟机动车污染等问题上卓有成效。通过设立绿色税制或是在商品上标明制造和运输过程中的污染排放量大大增强了日本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通过发展小额信贷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实践表明其为贫困人口提供清洁能源的非电网解决方案的功能十分强大。通过发展生产者联盟在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实践证明其能够提高有机生产者的商业意识和有机生产技能方面的相关知识，降低有机产品认证成本。
同时，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绿色经济政策及与之相关的能效政策必须激发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政策才能有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影响。为此，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每一位国民的作用，让国民了解“绿色新政”的意义、重要性和做法，从而参与到绿色经济的建设中。
（四）经济激励政策组合有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把经济激励作为最基本的推进绿色经济的手段之一。政府推动绿色经济的资金主要有两类：一是政府的财政拨款，二是公益基金。政策激励方式主要有：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三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发达国家利用财税政策推动高效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美国日本等国的燃油税和其他车辆税费政策（将这些收入专门用于道路建设和汽车运输的环境治理和鼓励高能效汽车的生产和使用）、日本居民屋顶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补贴政策、美国联邦政府的光伏投资税减免政策、德国的固定电价政策都切实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和促进了新能源的推广应用。财政激励对于能效产品和技术的应用有较大的帮助，但是财政激励政策如果没有设计好，会导致很高的资金投入却没有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发达国家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一种方式是将财政激励用于那些初始成本高，但是随着需求增加成本降低大的新技术，这种产业初创期的政策扶持与普适性政策相比，不仅体现出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而且有明确的时效性和享受优惠的产量限制指标，从而通过有限的政策扶持弥补了市场机制的短期失灵。
（五）不公平的补贴政策阻碍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经济的政策篇9
【摘要】绿色投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之上的一种新型投资模式，并带有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对绿色投资必要性与不确定性的分析，揭示了企业角度下对绿色投资决策不确定性的分析方法，结合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背景，提出了政府主导下减轻绿色投资不确定性的途径，以促进绿色投资的开展。
【关键词】绿色投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是投资活动的延伸，是当代经济中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是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通过贯彻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思想，达到人类与自然共赢的投资理财活动。绿色投资是以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为主要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投资体系，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循环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一、开展绿色投资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母体。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各国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都在加大扶持力度，引导投资走向“绿色”。在证券市场上，环境问题和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倾向及其“绿色效益”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在加入wto后，为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应引导投资于绿色产业。
绿色投资要求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按照有利于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重原则的标准进行投资决策，因而在投资项目的立项上就保障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将资源合理利用、防治污染的有关措施与生产投资结合起来，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在污染治理方面遵循的是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是从始到终的防治，并且重视始端治理。与绿色投资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可以称作灰色投资，因为这种投资生产活动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使得资源耗费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投资可以引导资金发展循环经济。从企业的决策看，由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具有外部经济性，而且企业在实行循环经济措施时，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效益有时还会降低，因而企业对循环经济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一些节能环保措施还是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下实施的。大力发展绿色投资将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投资适应绿色经济发展而产生，并随绿色经济发展而壮大。
二、开展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
由于绿色投资比传统的投资活动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新的效益评价标准，给绿色投资增加了更多影响其收益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绿色投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预期作用和影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绿色预期收益模型与在确定性条件下的收益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只有减少人们对绿色投资不确定性的预期，才能使绿色投资需求旺盛。
企业在投资决策时，首先面临的是外部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谈到，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结构和方法时企业面临的两种风险是：首先，一般无法保险的企业风险（因为无法测度，而无法测度又源于无法分类）与企业家决策中所做出的判断有关；其次，这类判断，其波动一般会相互抵消掉，因此，一般可能趋于稳定和可以测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事后发生，并且由于人生短暂，这种情况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成为预测的基础。而且，由于道德风险与这类风险存在着极难控制的联系，这一分类或组合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某个机构在有限程度上进行。在这一情况中，由于决定性因素基本掌握在决策者手中，以至于情况不易被客观描述和由外部控制。随后，无数的学者从市场结构、经济规模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转性，他们逐渐将信息博弈以及金融理论中的期权引进投资决策的分析中来。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首先面临的是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市场变化莫测。因此，在网络经济初现端倪时，很多企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跟风，最后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倒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企业面对外界出现的发展机会时，又不能坐失良机。因此，好的企业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的衡量标准，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出与自己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决策。
在考察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存在于普遍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之外，还会发现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其不确定性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因素。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主要指：对于参与绿色投资项目的双方，任何一方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金钱、物质、人力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技术、时间、精力等很多无形资源。对一个绿色投资项目的投入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其它机会的追求，这种机会的损失就是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绿色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无论对于哪一方，如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会诱使其采取不合作的行为策略。例如，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发现一项绿色投资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机会，他可能会采取退出或只投入少量精力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已存在的投资项目。同样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风险投资在不断地评估新的投资项目，一旦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他就有可能减少对原来项目的资源投入。虽然双方采取的不合作策略将降低特定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但这种损失他们将有可能从其它的替代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来进行弥补。
三、绿色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是以计算和分析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价格、投资费用、项目寿命期、产品生产规模等)的变化对绿色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由于绿色投资项目和绿色项目评估工作本身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给绿色项目的实施带来风险，因此在对绿色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不仅要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按正常情况(即确定条件下)计算项目经济评价指标，还应该估计到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将会给绿色项目投资效益带来的不利后果，据以评价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了各种易发生的不确定因素的不良影响后，项目有关的经济评价指标仍然不低于基准值，经济上才是可行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自主性强，不确定性高，面临各种投资机会的选择，这就使得将投资决策置于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考虑是必要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是评估代表其投资中较高或较低收益（损失）的不同结果的概率。不确定性投资的决策，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只能预测到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但是，每种自然状态可能发生的概率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的资料，全部为未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对未来状况分析判断的能力、审时度势的胆略和决策风格。因此，对不确定投资的决策，至多只能计算出各个方案在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或损失值，并根据计算结果按照决策者个人的特点相应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最终决策。解决此类问题的决策准则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决策方法也容易带有主观因素。
四、减轻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要做到疏堵结合，疏就是出台有利于促进绿色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从政策环境上减小绿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堵就是增加高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成本，迫使其进行循环经济方向投资。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绿色消费变成人们经济行为的习惯。政府应加强绿色投资的法律法规建设，用制度保证企业和有关部门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使绿色投资成为社会的普遍习惯和社会共识。（一）支持绿色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
绿色投资活动需要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国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帮助企业从事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物资的投资活动，以解决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绿色投资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做法一是政府奖励政策。例如美国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奖励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可以防治污染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1999年颁布的法规中，对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在再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特别退税。三是政府优先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许多西方国家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强调优先购买具有环保意义的绿色产品。在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金融业对绿色企业优先贷款和实行优惠利率，对符合上市条件的绿色企业，提供上市的便利通道。
（二）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有两个内涵：一是消费无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二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目前，我国多数人的消费状态与绿色标准相差甚远，一方面人们消费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因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富含化学物资而对人体产生大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们环保观念淡薄，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大量使用对环境构成污染和危害的产品及高耗资源产品，对他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持续发展重视不够。这种情况表明，提倡绿色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关系人们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现在，人们已开始注意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达到促进绿色投资的目的，应倡导人们购买食品时首选绿色食品，选购生活用品时要首选绿色产品，同时，提倡人们从环保的角度，抵制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过度包装，用后变成污染物，生产时造成污染或使用时造成污染和浪费的产品。
（三）提高环保标准
完善基于市场的交易体系和政策，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条件。首先是建立市场，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约束企业进行基于环境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利用市场，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贸易。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积极引导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实现现代化、轻型化与污染减排。推进本国或地区的贸易产品由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和绿色化，保持并逐步提升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及优惠，鼓励企业积极投资于节能技术和环境友善的R&D或合作开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和采用绿色技术，既注重基于环境的产品创新，也加强基于环境的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创新，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在税收方面，可以考虑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资源税并入资源税中，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统一内外税制，促进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建立限制型税收制度，将排污费等实行费改税，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设立废气、废水排放、固体废物排放、噪音污染、有毒有害物泄漏等税目；完善鼓励性税收制度，对从事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环保技术开发和引进、生产开发环保设备、环保与绿化对环保项目的捐赠等，实行轻税或减免税优惠政策，或者通过快速折旧、提高税前列支标准、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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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的政策篇10
关键词：绿色小额信贷；政策性金融；政策建议
基金项目：2015年河北金融学院大学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政策性金融支持绿色小额信贷发展研究――基于张家口地区调研数据的分析（课题编号：DXSKYY2015009）；2016年度河北省党委讲师团课题：精准扶贫视角下河北省绿色小额信贷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6024）；2015年保定市科技局课题（课题编号：15zr060）一、绿色小额信贷的内涵和意义
绿色小额信贷一般意义上是指将扶贫、绿色生态与经济活动相结合，通过引导小额信贷领域的经济活动，促使扶贫、绿色生态与信贷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主要包括清洁能源的开发，生产及合理利用，将低碳减排理念和技术应用到小额信贷领域。绿色小额信贷概念的正式确立要追溯到小额信贷，鉴于国外研究人员从减少贫困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研究，因此绿色小额信贷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同时，促进对生态的维护，激励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绿色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和环保手段，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尚未成熟，但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绿色小额信贷的时展趋势。这就需要从地区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新的绿色小额信贷发展模式，促进扶贫、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将绿色小额信贷作为处理环境问题的工具之一，已经存在很多可借鉴的方面，包括向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推广绿色产品和技术。绿色小额贷款以可持续环保的贷款行为，兼顾金融与环保，构建绿色经济。通过绿色小额信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小型企业革命，通过市场化解决方案创造一个更舒适、公正的生态经济环境，实现生态农业与绿色金融的双赢发展。
根据党的十报告确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而我国已经将环境保护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更为绿色小额信贷的可行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河北省绿色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宣传力度小，农民对其认识不高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只有2.44%的农户对绿色小额信贷十分了解，22.31%的农户比较了解，不清楚绿色小额信贷的占比75.66%，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健全、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局限、金融产品创新有限、宣传力度不大等问题都影响农民对绿色小额信贷的认识程度。
（二）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难
正规性金融机构都是以营利性为目的的企业，绿色小额信贷要求低息无息的援和扶贫性不能吸引正规金融机构参与放款，在客观条件下，农村处于欠发达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绿色小额信贷领域只会使其陷入亏损境地，因此其在在小额资金借贷方面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仍旧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小额信贷公司利率偏高
数据表明，大部分农民获得小额信贷资金的利率集中在6%-10%，这个利率水平对于贫困农民来说是比较高的。而0%-3%的真正意义上的低息只占到11.11%。小额信贷公司满足绿色小额信贷的“小额”要求，但其仍是追逐利润的企业，不提供无偿性与援的贷款，无法实现扶贫与绿色的结合，其较高的利率使得大部分农民因无法按时还款而不敢申请贷款，绿色小额信贷需求在小额信贷公司难以得到满足。
（四）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位
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面向大型公司和企业或者农村联合性组织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对农民个人的信贷资金力度较小，在扶贫和保障金融弱势群体平等的信贷资金支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使得农户绿色小额信贷需求的解决存在很大困难。
（五）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金融机构中对于绿色小额信贷的发展需求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面对众多农户的绿色小额信贷需求，缺少相关专门的贷款业务及专业的工作人员来满足。
针对融资体系，我们对信贷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了解到，我国目前的融资种类相对单一，并不能满足当前绿色农业发展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只有绿色小额信贷同时促进扶贫与环保发展，小微企业与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可以通过向银行申请环保项目的贷款，利用贷款资金发展低碳经济项目，操作简单便捷，适合小微企业与农户。
三、促进政策性金融支持绿色小额信贷的建议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角度
1.创新信贷产品，促进投资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
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农村信贷情况调研，切实了解农户的绿色信贷需求，针对不同农户需求开发基于实际情况特色的绿色小额信贷产品。
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展该地区农业及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状况情况调研，密切关注农村经济及农业发展动态，为创新绿色小额信贷产品做好宏观基础铺垫。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积极借鉴国外优秀合理的发展经验，培养、利用优秀人才，研发适合我国农户的绿色小额信贷产品，创新业务发展方式，进而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融资可能性，指导农户投资，鼓励农户进行绿色信贷，促进农民经济健康发展。
2.加强绿色小额信贷产品的宣传及介绍，增加民众认知度
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展绿色小额信贷知识宣讲会、绿色小额信贷知识下乡等多形式的宣传活动，深入农村宣传绿色小额信贷知识及政策，全面介绍国家绿色小额信贷政策的优惠措施和对农村绿色经济发展的扶助举措。
积极宣传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小额信贷的优惠措施，加大机构信贷产品的宣传力度，结合农户实际介绍相适应的绿色小额信贷产品，加强民众对相关产品及政策的认知度，提高绿色小额信贷的普及程度。
3.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由于农户贷款额度低，群体大，管理相对困难，管理成本高，以往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金额较大，致力于服务整个农村经济，主要针对大型机构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而不面向农户个人及小微企业提供小额信贷。
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小额信贷的支持就要适度调整和放宽对贫困人群提供绿色小额信贷的准入政策，降低进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构建多元化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和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能够增强绿色小额信贷对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帮扶作用，同时要注意严格制约的适度性，避免过于严格的限制导致绿色小额信贷主体发展受阻。
4.制定绿色小额信贷标准化体系，提高信贷操作流程可行性
标准化体系的缺失直接影响我国绿色小额信贷的实际操作，推动绿色小额信贷体系建设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绿色信贷准则――“赤道原则”。第一，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成立专业的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团队，建立具有独立处理资格的小额信贷审批通道监督绿色小额信贷的执行。第二，对绿色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按不同标准进行归类，制定更适合地区实际的绿色小额信贷操作细则。第三，对借款人环境信息进行强制披露，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具体操作体系参考如下：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据专业人才和技术成立专业绿色小额信贷部门，结合地区实际经济状况建立相关信贷机制和操作方法，深入农村地区开展信贷操作。
由于绿色小额信贷发展多以农户或小微企业为资金需求对象，因此小额信贷中心可以以农村村委会为依托，开展建立农户信贷档案工作，并将与贷款相关的资料宣传页发放到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手中，使群众了解绿色小额信贷的办理步骤和方式。在授信过程中，充分征求村委会或村民代表意见，确保信贷公开、公正。根据具体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布局，确立该地区农业发展核心方向，以该方向为重点支持对象，建立特色信贷机制。期间信贷业务负责人主动深入辖区重点农户、村委会调查了解农户信用状况；深入工商部门了解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注册信息。实地调查，真实了解客户自有资金情况、信用程度及贷款资金用途等，为小额信贷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条件。
5.加强建立专门的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完善机构设施及人员配置
依据绿色小额信贷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规范绿色小额信贷操作程序和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改善机构硬件及软件设施，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形成高效便民的借贷机构。
6.积极开展部门间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开展绿色小额信贷模式建设，其中关键的部分就是要处理好绿色产业和污染产业的矛盾关系。要大力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努力解决污染产业，这就需要绿色小额信贷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共同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矛盾关系。各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彼此的优势，相互监督、共同合作，推动绿色小额信贷的开展和实施，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在开展绿色小额信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及部分政府扶贫相关部门之间，加强机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部门间的特殊运营通道，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度，提高绿色小额信贷的实施效率，在维护环境绿色发展的同时推动绿色小额信贷的建设完善。
（二）政府部门角度
绿色小额信贷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配合，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其特殊职能和作用加强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为其推进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农户双方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推动信息共享及时、有效发展，降低信息交流成本，提高信贷服务效率
基于农户对政府部门的了解程度高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自身机构优势，充当信息传播中介平台，综合利用电信、电子邮箱、网站公告等多种方式，建立农户绿色小额信贷需求收集反应机制，有效收集农户绿色小额信贷需求信息，另一方面将政策性金融机构创新、优质的信贷产品向农户宣传介绍，即以政府机构为中心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共享。
2.创新绿色小额信贷激励机制
绿色小额信贷的激励机制是指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的激励措施，进而推动绿色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各个途径的调研，综合各种因素设计出适合本地区农户和小微企业发展特点的绿色小额信贷产品，并建立专门机构开展此业务。当地政府部门应采取实质性的奖励措施，对绿色小额信贷业务开展良好并且为本地带来较大生态经济效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奖励，就此形成长期机制，带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小额信贷层面的积极性。
3.健全金融信贷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绿色小额信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将绿色小额信贷纳入政策性银行信贷体系进行推广，将小额信贷与环境保护、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帮助贫困地区脱贫与环境修复。绿色小额信贷政策的法律化就是国家将一些科学、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绿色小额信贷法律化方面，增强绿色小额信贷的法律强制执行力。完善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借款人对环境的保护及其他要求进行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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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蓉.国际绿色小额信贷的发展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期货，2013.
[4]张燕，庞标丹，侯娟.绿色小额信贷：低碳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路径探析[J].武汉金融，2011（2）：32-35.
作者简介：
张亦男（1994-），河北金融学院金融系学生；
刘璐（1994-），河北金融学院金融系学生；
李莎莎（1995-），河北金融学院金融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