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基本原理篇1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对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原《会计制度》已经难以满足事业单位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其修订必要性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适应财政管理改革的需要。2000年以来，围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收支分类、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项财政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很多改革涉及到会计科目及核算方法的调整，为了实现会计标准与相关财政改革的有机衔接，确保相关财政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需要修订《会计制度》。
二是《财务规则》在强化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以及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收入、支出、结转结余、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要求，迫切需要修订《会计制度》，通过加强日常会计核算与管理落实新的财务管理要求。
二、《会计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是遵循《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以下简称《会计准则》）的原则。修订《会计制度》与修订《会计准则》保持同步。修订后的《会计准则》于2012年12月6日以财政部第72号令正式，规定了事业单位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核算基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的定义、项目构成及分类、一般确认计量原则，财务会计报告等基本事项，是制定所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包括《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各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在整个事业单位会计体系中起统驭地位。修订《会计制度》遵循了《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是与《财务规则》相协调的原则。《财务规则》在维持现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制度框架体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重点针对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等各项财政改革对相应的内容作了修订。修订《会计制度》的基本思路和定位与修订《财务规则》相一致，即在维持现行事业单位核算基础和基本会计模式不变的前提下，重点适应财政改革、着力解决会计实务核算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修订。修订后的《会计制度》在适用范围、会计核算基础定位、收入支出科目分类、资产负债确认计量等方面与《财务规则》保持了基本一致。
三是服务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原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是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基础性制度之一。更好地服务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本次修订《会计制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修订后的《会计制度》要求事业单位区分财政补助和非财政补助，分别核算和反映其收入、支出、结转和结余，进一步规范了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要求各项收支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在财务报表组成中专门增加了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由此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为精细、科学，将为财政预算管理、单位财务管理发挥更好的基础性作用。
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结构体系
本制度适用于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下列事业单位除外：
（一）按规定执行《医院会计制度》等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二）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事业单位。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对本制度的适用，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事业单位对基本建设投资的会计核算在执行本制度的同时，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会计核算的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
（新《会计制度》后，基本原则是，如果行业事业单位可以适用或基本适用新《会计制度》，则不再修订相关的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原执行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将转为执行新《会计制度》）。
新修订的《会计制度》篇幅长达近5万字，通过详细规定会计科目使用及财务报表编制，较为全面地规范了事业单位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新制度既继承了原制度的合理内容，又体现了若干重大突破和创新，与原制度相比较，主要有如下八大方面的变化：
1、协调增加财政改革会计核算内容。新增了与国库集中支付、政府收支分类、部门预算、国有资产管理等财政改革相关的会计核算内容，实现了会计规范与其他财政法规政策的有机衔接，有利于促进各项财政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
2、创新引入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新制度要求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或制度规定确定是否计提折旧，并规定了虚提折旧和摊销的创新性处理方法，即在计提折旧和摊销时冲减非流动资产基金，而非计入支出。这一处理兼顾了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双重需要，既不影响事业单位支出的预算口径，又有利于反映资产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程度发生的价值消耗情况，促进事业单位落实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资产管理理念和原则，为事业单位进行内部成本核算提供会计数据支持。
3、明确规定基建数据并入会计大账。原制度下，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资产、负债及收支都只在基建账套中反映，基建账数据长期游离会计大账。新制度要求事业单位对于基建投资，在按照基建会计核算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的同时，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定期并入单位会计大账。这一规定有助于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为事业单位全面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发挥会计信息支撑作用。
4、着力加强财政投入资金会计核算。新制度重新界定了财政补助收入的核算口径，要求在事业支出科目下单独对财政补助支出进行明细核算，增设了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两个净资产科目，对于财政补助收入、支出情况以及财政补助结转和结余的形成过程设计了清晰的账务处理流程，对于实施部门预决算管理、加强财政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5、规范核算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及其分配。新制度严格区分财政补助和非财政补助结转结余，通过设置非财政补助结转、事业结余、经营结余等科目，进一步将非财政补助资金区分结转和结余分别核算，并对非财政补助结余的形成及其分配情况设计了科学的账务处理流程。这些规定符合财政拨款结转结余不参与预算单位的结余分配、不转入事业基金、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等部门预算管理规定，有助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的支出和分配行为，促进事业单位健康、可持续发展。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财政本质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学科定位
1国内财政学研究演进及现状
多年来，国内财政学研究主要的焦点围绕“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以及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论”的演变进行①。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作为分配工具的影响力受到市场的削弱。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西方财政理论界占有主流地位的“公共财政论”传入我国，地位不断提高。目前，国内公共财政研究依然以国家分配论为主线，一些学者如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坚持在国家分配论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学者坚持国家分配论、反对公共财政论，也有些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杨志勇放弃国家分配论、坚持国家财政论。
一切财政理论都离不开实际国情，经济体制转轨是我国财政研究的背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市场论、公共论、预算论还是福利论，国内财政研究探讨依然局限于财政性质的争论——即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公共财政，是否应该定位公共财政的性质，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层次，这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公共财政探讨有着本质的不同。退一步说，我们所把握的，只是财政朝着公共化方向大步迈进，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围绕财政规范内涵、现实制度演变建构的财政学基础理论框架，也没有综合出科学实际的研究方法——甚至同西方相比，我国财政研究方法和财政实际需要的差距相当之大。
2财政的学科定位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就专业性而言，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它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许多人把传统财政学看作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学，其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应该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以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以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研究对象。然而财政学就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财政学研究的方法论能完全按照经济学方法论开展吗？邓子基（2000）作为国家分配论代表，主张坚持、继承“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蒋洪张认为，“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说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决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吴俊培、杨灿明出版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一书，并将其财政系改为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表明财政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另外有的学者主张政府支出经济学，代表是丛树海，他在近年来多次强调“传统财政学必须向支出经济学转轨”，并于1999年出版了其专著《公共支出分析》，系统阐述了财政支出理论，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理论体系。以上理论观点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论更新中国传统财政学体系，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好中国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的兼容性问题。
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现代财政学定性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不够全面的，现代财政学也包括了大量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内容。
3财政本质的研究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国内财政研究日趋繁荣，诸多学者在不同的理论学派间各有倾向。财政认识本身的目的是接近真实情况，是一种思考，是先验的，而非可操控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其自身演进，而必须要有切实的理论进行指导。尽管国内财政理论不断发展，然而依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未从实际出发，混合中西理论后财政本质依然不明，这是财政认识论需要反思的问题。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 宪法；财政税收法；宪法价值；宪法分析
宪法与财政结合而成的财政宪法更是逐渐成为当代宪法及财政法学研究之潮流取向。[1]（p110～111）在财政法、税法领域，无论是发达国家学者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都立足于宪法，站在的高度，对各种现行财政立法进行检讨点评。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概括归纳为财政税收法的“宪法之维”或者“宪法研究范式”。
一、宪法研究范式的国家观
在研究税法、财政法时，重要的问题是整理好自己法学思维背后的“坐标系统。”那么，宪法研究范式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坐标系统”呢？这就是社会国、租税国和法治国的理念。
（一）树立社会国的理念
所谓社会国，是相对于自由国家而言，是指国家介入社会生活，肩负一定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的福利。树立社会国理念的核心是要正确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决反对主张国家自身具有独自生命与目的，将国家从社会中孤立划出或是将社会从国家划出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和意思形成与决策程序。树立私法自治所为之运作模式及其功能在基本价值观上高于国家公权力运作模式和功能的理念，坚持“国家补充原则”。国家不能仅以“公共目的”为由就随意介入社会生活，而是要在社会不能靠自己达成目标时国家才能介入。而且即便是国家介入，单纯的“公共利益之促进”也不能成为国家行为的正当化基础，而是要考虑比例原则，采取对人民侵害最小的财政手段。[1]（p39）
（二）树立租税国的理念
所谓租税国，乃相对于“所有权者国家”、“企业者国家”而言，是指以租税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国家。在租税国中，课税不但是国家收入之合法形态，也是唯一之合法形态。除非公用事业及其它独占性企业，国家原则上不得从事营利活动；，非有特殊法律的依据，非租税之其它公课，不得成立。[1]（p142～143）由于大多数近代国家都采取租税国家（taxstate）的体制，即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税收的一种体制，因此，租税国家的宪法政治可归结为如何征收租税，以及如何对征收的税金加以使用。换句话说，可以将宪法视为规定租税国家的税收方式和使用方法的法律规则。[2]（p320）
（三）树立法治国的理念
所谓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实施法的统治（ruleoflaw）。法治国家为近代宪法所普遍认可的国家理念和制度。近代自由国家演变为社会国家后，并没有改变法治国的传统与理念。“所谓现代社会法治国为社会国（民生福利国），主要系指以租税国之形态表现其功能。”意思是说，社会法治国以自由法治国理念为基础。而福利国家即社会国家如不放弃法治国家之基本保障，只有借助租税国形态作为中介。[1]（p44）“法治国家”与“给付国家”并非是对立的，而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现代给付国家的理念乃是源自对自由法治国家的理念的不满，但是仍旧奠定在法治国家基础上。
二、宪法研究范式的宪法价值观
从宪法的意义和形态看，宪法有不同的分类，反映和体现了不同的宪法价值。在运用宪法作为财政税收法的分析背景、视角和标准时，不能不先对宪法价值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知和定位。
（一）固有意义的宪法还是立宪意义的宪法？所谓固有意义的宪法，是指以宪法为国家统治基本的法，关注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这种意义的宪法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国家都存在。而立宪意义的宪法，是指基于自由主义而制定的国家基本法。是指在十八世纪末期近代市民革命时代，以限制专治权力广泛保障国民权利的立宪主义思想为基本的宪法。其目的与其说是在于政治权力的组织化，毋宁说是在于限制权力保障人权。这种立宪意义的宪法，才是最具有特质的宪法，是宪法学对象的宪法。[3]（p30）因此，作为财政税收法分析标准的宪法，应该是立宪意义的宪法，而不是固有意义的宪法。
（二）近代宪法还是现代宪法？近代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而现代宪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如果说近代宪法的基本原理或特征是国民、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与平衡，那么，在进入现代宪法时期之后，近代宪法基本原理的具体内容则出现了一定的变迁，反映出传统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演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先进立宪国家的“后现代宪法”现象呈现出向近代宪法价值原理的“复归”。[4]（p25）那么，我国宪法的价值定位又当如何呢？一方面，由于我国基本上仍未完成近代立宪主义的课题，某种意义上面临近代宪法的补课问题；另一方面，适应“社会国”、“福利国家”而出现的现代宪法，代表和体现了一定的先进价值理念，需要我国借鉴、吸收。这样一来，我国的宪法价值取向的选择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中国宪法学选择宪法价值时，应偏重于近代课题中的宪法价值原理，而不是偏重于现代宪法。这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宪法并没有彻底完成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由此决定了近代课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均可能超过了现代课题；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重视近代课题的价值原理，才能在“入世”之后契合世界潮流，并迎接国际上“后现代宪法”现象的挑战。[4]（p26）
（三）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还是标签性宪法？从宪法实施效果的角度，可以把宪法分为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和标签性宪法。所谓规范性宪法，是指宪法能规范国家的社会生活，具有法律规范的作用；所谓名义性宪法是指宪法仅仅徒有虚名，不能规范国家的社会生活；而标签性宪法是指宪法规定的权利被一部分人垄断，缺少权利的平等性。显然，作为宪法研究范式的宪法，应当是规范性宪法。
（四）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人民的根本大法？一提到宪法，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这一认识是否恰当呢？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看，宪法是民主的产物，也是民主的保证。1215年的《自由大》就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的产物。此后的《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案》等，都直接而又明确地体现了限制王权的理念。因此，宪法理论一般认为宪法就是“限法”，是限制和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国民的人权的法，是人民的权利根本法。而简单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则没有反映和体现宪法内容的性质和价值定位。因此，在强调宪法是根本法并用以构建和研究财政宪法时，万万不可忽视了宪法是谁的根本法这一重要问题。
三、宪法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钦福认为，财政法学为新兴法学，过去在研究财政税收问题时，多从经济上追求效率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从财政作用的法学角度切入，造成法治的漏洞，形成财政事项往往无法控制在“宪法”的控制之下，造就了财政怪兽的出现。因此，有必要建立财政法学，特别是“财政宪法”。[5]（p351）这种意义的财政法必然以控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益为价值定位。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传统上研究财政法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财政法进行法学研究，以财政权力作用法即税法为研究对象；第二种是狭义财政法即财政管理作用法为研究对象。这两种研究方式都不是自觉地从纳税者立场展开的研究，不能正确维护纳税者的权利，其价值定位有问题。因此，应当建立新财政法学。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从纳税者基本权角度统一地、综合地研究有关广义的租税概念，旨在维护纳税者的新的广义的财政法。而不是割裂税收的征收和适用并限制在税收的征收的狭义租税概念或狭义行政法。[6]（p80）可见，北野弘久教授的新财政法或广义财政法以全面维护纳税人（人民）的权益为价值定位。
从财政论的变迁看，旧时代的财政承认少数统治者的独占利益。而新的财政观是财政理念的民主化。《英国大》第12条规定，国王非经国会同意，不得课以租税和征收其他税金。《权利法案》规定，不仅课税权而且关于财产的开支决定，也有必要经国会同意。联邦德国基本法除本身规定财政制度外，还规定有必要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规定财政的详细情况。日本宪法第83条规定，“处理国家财政的权限，必须根据国会的决议行使之。”体现了鲜明的财政民主主义。[7]（p267）
综上，从宪法特别是的角度看，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应该是控制政府的权力，体现人民的财政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四、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概念
概念是法律和法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概念清晰准确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财政税收法学兴起较晚，不少概念直接取自财政学，未能体现财政税收法学的特质。因此，如何从法律上构筑财政税收的有关概念或者说是如何构筑财政税收法的有关概念，就是财政税收法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从宪法层面构筑财政法学有关概念，大大提升了财政法学的研究水平。
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视角下的租税概念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租税概念，而是法律上的租税概念。阐明法律概念必须要说明法律上的依据。就租税的法律概念而言，也必须依法特别是以宪法的规定作为构筑租税法律概念的根据。但是，宪法虽然有关于租税的条款，并没有具体规定租税概念。因此，我们只能运用法理构筑出宪法所预设的租税概念，并将该概念当作宪法意义上的租税概念。即从尊重纳税人和和平生存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出发而构筑的租税概念，把租税看成是而且只能是：国民基于宪法的规定，对符合宪法（福利目的）理念所使用的租税，遵从合宪的法律所承担的纳税义务。[6]（p15）这种概念规定是一种应然概念，是我们所期待的宪法中的租税概念，是指导纳税者、国民进行各项立法（包括预算）、行政以及裁判的基本法理，而且有时还是从法律上认定立法等因违宪而无效的依据。[6]（p11）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教授认为，法律上的定义只能用作宪法上有关概念的辅助材料。因为，在方法论上，宪法系法律之最终审查标准，宪法概念，只有籍由宪法解释途径，由宪法整体秩序中寻求。[1]（p115）
五、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法基本原则
财政税收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有哪些，是研究财政税收法学的重要问题。由于背景和出发点不同，关于财政税收法的基本原则并未达成一致和共识，特别是这些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何在，一直未能很好解决。而运用宪法学分析法，从角度看财政法的基本原则，则会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宪法分析，以立宪财政为基点，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解释财政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其法理根据和法律根据，体现了规则与价值的有机结合。例如，日本政府关于财政的基本原则在宪法中规定，而财政的具体处理方法、具体标准是由《财政法》及其他法律规定作出规定，财政法服从宪法。《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第一，财政民主原则；第二，健全财政原则；第三，财政公正原则。政府经济活动不同于民间活动，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而是要妥善支出，确保公正。[8]（p453～45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廖钦福在论述公债的财政健全原则时，也是从宪法层面找根据，深入分析了财政健全原则的宪法基础，认为政府永续发展与人民权利保障二者，为财政健全原则的“宪法”理论基础之所在。[5]（p355）就税法的原则而言，根据宪法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自由权的基本理念，应坚持未经人民同意，不以法律的形式，就不能对公民征税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基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税法必需坚持税负公平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保障国民健康且富有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规定和要求，应推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的原则和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的原则。[6]（p100-102）
六、宪法研究范式与税制改革
构建合理公平的税制，是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什么样的税制才是公平合理的，从宪法特别是的角度予以构筑，是一条通向真理之路。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教授都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关于构建税制的指导原则。北野弘久认为，宪法是财政税收法的基础，议会的课税立法权是必须置于宪法制约之下的。由于不论在实体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宪法都在规范上对租税的表现形式作了一定的约束。故，租税立法至少要符合日本宪法的人权秩序，使租税立法的内容首先符合作为法学的税法学的要求。例如，即使都是土地，因为该土地的所有人、使用目的和面积等的不同，而在宪法上产生不同的含义，所以，对税制构造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将生存权方面的财产与投机性财产加以区别，要重视宪法在人权理论上对财产所作的这种区别，反对在宪法理论上不公平的税制。[6]（p2～5）
（二）国税与地方税的改造。北野弘久认为，国税与地税都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的应能课税原则负担，而不是国税按照应能负担，而地税按应益负担原则承担。此其一。其二，在税源划分上，应将税源优先分配给最基本的地方自治体才符合宪法的“地方自治”要求。[6]（p11）
（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搭配。在间接税中，纳税义务人和担税人不统一，作为担税人的纳税人在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之外，无法从法律上主张任何权利。所以，从国民的原则出发，应建立起一个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6]（p24～27）
（四）纳税客体的人性化。纳税客体指的是对什么征税，理论上可以分为物税和人税。所谓人税是指以财产所得和财产的归属为中心并以改纳税人情况所课征的租税。而物税指的是只重视财产和权益本身而不考虑纳税人情况而课征的租税。课征人税必须尊重人的人权，所以，从宪法理论来讲，应尽可能在税务行政中将有关物税进行人税化改造。[6]（p28）
七、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本程序和工具，税法也不例外。然而，解释根据与价值取向不同，得出的解释结果必然不相同，法律适用的效果和结果也必然不一样。而宪法是法律价值和原则的集中体现，因此，税法解释必然也要以宪法为价值取向，并由此获得实证宪法的依据。这在法律解释上称为解释的“合宪性”要求。其功能有二：一是确保税法的解释不超出宪法所确认的价值之外；二是对不合宪法的税法解释的控制。[9]（p286～287）北野弘久认为，在法解释论方面，税法的目的不在于确保征税，而是在于通过表示纳税义务的界限，征税权行使的界限，以维护纳税人的人权。[6]（p69～71）
八、宪法研究范式与财政税收法的合宪性分析
主义是指如何安排国家制度来保障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近代主义的含义就是设定宪法应当采纳限定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价值。长期以来，人们通过“无代表不纳税”的法律保留来制约税收，保障公民的财产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税廓的模糊化，税法立法者支出意愿的加强，议会之外制定税法等，都使得税法难免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因此，税法出现了由立法控制步向司法审查的趋势，税法需以宪法标准予以衡量或具体化。[10]（p49～51）财政税收法的合宪性审查与控制成为财政税收法学的亮点之一，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
（一）实体法上的合宪性审查。德国学者ortz认为税课在宪法的界限，主要可从三个角度观察：（1）何种税及公课，宪法许其课征？国家及省县是否有课税之权限？（2）税法在立法及法律适用上宪法之界限；（3）税负担是否过高侵及人民财产权？[1]（p163）葛克昌教授认为，应当对租税的正当性进行审查，构筑租税体系宪法上的蓝图。为避免租税对财产权的不当侵害，在宪法上可从两个层面加以审查：第一，对特定租税客体之负担是否该当；第二，对整体财产之税负是否合理正常？[1]（p119）
（二）程序法上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与实体的有机统一，决定了程序的合宪性审查是财政税收法学宪法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也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对限制欠税人出境制度合宪性之检讨、对税收复查限制之“违宪”审查等。黄俊杰先生从能否揭示实质平等原则、差别处置是否合理、限制是否必要、规定是否周延等方面对税收复查限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认为这些复查限制规定，不符合宪法规定，是对人民诉愿权及诉讼权之不必要限制，应当予以删除。[11]（p219）
九、宪法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对财政税收法的宪法研究不是以解说制度构架为目的，而是以探索其制度沿革，并针对其趣旨、目的与功能，比较研究相关的种种见解，比较衡量与之对抗对立或相互关联之种种价值与利益，具体地析明其本义，构架理论导出一定结论。[3]（p4～5）为了取得宪法的实效性并防止宪法的形式化，必须根据国民主义来彻底地实现构成宪法的基本理念。因为，宪法分析是承担着提升社会任务的“既有政治性又有实践性的学问，”而不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7]（p2）具体说，宪法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
（一）实证层面之分析、观察与规范、价值、应然层面研究的对立统一。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法学研究的难题之一。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日本宪法学界认为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实证分析与宪法分析的分离。理论宪法学应奉行实证研究，回答宪法实际上是什么，而应用宪法学应从价值角度进行规范研究，回答宪法应该是什么。[4]（p16～19）但是，价值中立只能是相对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是相对的。因此，应坚持实证层面之分析、观察与规范、价值、应然层面研究的对立统一。葛克昌在运用宪法分析法时，经过“宪法”层面的实证分析，认为租税国已确立为基本国家体制，具有宪法上的规范性，受宪法保障。但是，他也注意到租税国在台湾“宪法”所实行者，非纯粹理念之贯彻，财政学上的租税国概念，亦并非一成不变地反映到“宪法”条文中。完全按实证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租税国理念，犹如数学中的“坐标系统”，在宪法系统中，赋予各种制度以适当定位，故仍有认识的价值。[1]（p163）又如，台湾“宪法”对国债并无规定，如果从实证法学分析出发，就很难说在宪法层面上对公债发行做合理限制。但是，如果就宪法整体精神观察，则应当作出限制性结论。[1]（p110）这就是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的统一。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研究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法认识论的研究，将税法学当作一门科学，进行实证法学的研究，以客观解释和阐明其中的法规为目的。第二种是法实践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是科学的、实证的分析法学研究，而是以租税的法解释论、立法论进行研究，属于实用法学的领域。但是，而这并不是不相通。法实践论的研究应当吸取法认识论研究的成果，在以维护人权为至尊的宪法规定的实定法秩序下，去构筑一个最有助于维护一般纳税者、国民人权的或最富有合宪精神的法实践论。[6]（p11）也是实证层面分析与应然层面分析的统一。
（二）比较分析法的引入与运用。比较法擦亮了法律学者们的眼睛，使其能够发现本国法律机制的一些缺陷与弱点。比较法学者能够对他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作出一种判断，这一判断更为成熟，并更具有批判性。[12]（p19）无论是日本学者还使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时，都广泛运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在全球背景下审视和检讨本国、本地区财政税收法律制度，参照先进的理念与制度进行财政税收法律制度的重构，给人的感觉是眼界开阔、论述有力。
（三）分析资源的寻找与确定。在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析资源的确定问题。有些国家与地区，立宪财政解决得比较好，财政宪法的内容比较丰富，自然有利于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但是，还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果宪法上缺少财政的规定，那么，对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无疑更加迫切，但也面临很大困境。因此，寻找和确定宪法分析的资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本国法上如果没有宪法分析资源，可以借用外国法和宪法理论进行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
十、结论与启示
国外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从宪法高度对财政税收法的研究，虽然与我国法制规定不一定相符，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尽一致，但仍有很多值得反省参考之处。现从方法论的角度将财政税收法学的“宪法学研究范式”总结如下：
第一，对财政税收法学进行宪法分析，必须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和国家观。具体说就是树立社会国、租税国和法治国三位一体，以法治国统帅社会国和租税国的理念。
第二，必须对财政税收法予以正确定位。具体说就是：坚持从角度，把保障人民权利作为财政税收法的价值定位。
第三，树立正确的宪法价值观。目前，应当树立近代宪法也就是立宪宪法的价值取向，以此作为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的基准。
第四，财政税收法的宪法分析，涉及和涵盖财政税收法的全部，举凡概念、宗旨、理念、原则、原理、制度、规则、体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法律解释等等，都可以从宪法层面进行分析和阐明。宪法分析的核心，是使财政税收法建立在的框架下，依据的理念予以构建。
第五，在进行宪法分析时，应注意实证分析与应然性研究的统一。首先，要确立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和原理，紧接着以前述基本人权和原理为基准，检讨和分析现有财政税收法律制度，最后按照前述基本人权和原理的基准，对财政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再造。这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有效研究方法。
第六，正确寻找和确定财政税收法的宪法资源是有效进行宪法分析的重要前提。在此问题上，应坚持实质意义的财政宪法而不是形式意义的宪法。在本国资源缺少时，可通过比较法学和宪法原理，寻找和确定对财政税收法进行宪法分析的宪法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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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基本原理篇4
邓子基教授是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一向倡导、坚持与发展“国家分配论”，成为中国财政学界主流派主要代表之一。他一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足国情、借鉴西方、刻苦勤奋、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拓创新。65年来，他研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弥补不少空白，著作等身，自成体系。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75本（含合著），主要有：《社会主义财政学》、《财政学原理》、《财政学》、《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国家财政理论思考》、《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资本论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比较财政学》等；发表主要论文400多篇。他注重倡导、坚持“财政本质”研究，论证“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著名命题；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明确概念，阐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新的“国家分配论”（即“国家财政论”）；提出“一体五重”、“一体两翼”，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管理监督的四大职能等理论；提出并论证“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提出并论证积极动态的财政平衡观；提出并论证征税依据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以及权力、利益、义务辨证统一的“权益说”；提出并论证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复税制模式；提出并论证“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税收原则；提出并论证“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的双重结构模式”和国有资产（本）管理的原则与管理方法；等等。其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采纳，成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曾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丙乾同志于1992年题赠邓子基教授“加强理论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坚持改革开放，服务四化建设”。他于1997年又誉勉邓子基教授“严谨治学，再攀高峰”。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同志在邓子基教授从教55周年之际，书赠“辛勤耕耘五十五年，花开桃李五湖四海”和“繁荣财政科学，指导工作实践”。
邓教授从教65年来，辛勤耕耘，坚持不渝，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杰出专门人才。其中硕士300多人，博士100多人，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6人。他们中有国家和地方省部级领导，有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大学校院长或银行证券公司领导者：如董大胜（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李礼辉（中国银行总行行长）、王永利（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何立峰（中国天津市委副书记）、夏智华（中国人寿保险总公司监事长）、张通（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方上浦（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潘心城（福建省原副省长，原省政协副主席）等等。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5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 of 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a 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成本费用管理；决算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1-0112-04
2012年12月19日，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了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以下简称新制度），要求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与原《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文字〔1997〕第280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相比，新制度既保持了原制度的结构体系，又作了适度的突破与创新。本文试根据个人的学习体会，对新制度十个方面的主要改革与创新逐一解读。
一、适应公共财政管理改革需要，充实了制度内容
（一）部门预算改革
部门预算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相适应的预算管理模式。新制度紧密配合财政部门预算改革，遵循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除保留原制度中对高等学校预算编制原则、方法、程序、审批及调整等具体要求外，明确规定了国家对高等学校的预算管理办法，即全面核定高等学校预算年度收支，对基本支出实行定额补助，对项目支出实行定项补助，严格预算执行，超支不补，结转和结余按规定使用，并对基本支出定额补助和项目支出定项补助具体确定办法作进一步解释说明。基本支出定额补助和项目支出定项补助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导向和财政资金供给可能，结合高等教育事业特点、发展目标和计划、学校预算年度收支情况及资产状况等确定。对高等学校支出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别进行会计核算，有利于会计核算与预算管理相衔接。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库管理的基本运行系统，也是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石。所谓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和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的一项国库管理制度。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主动适应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要求，对按照规定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类资金，应当按照规范、统一的渠道及时足额解缴到指定财政专户，不得隐瞒、滞留、截留、挤占、挪用和坐收坐支。同时，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方式，减少支付环节，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注重科学合理地安排资金。
（三）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业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对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购买。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根据财政部门公布的采购商品目录和政府采购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支出项目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按照政府采购预算开展采购，从而节约采购资金，降低采购风险。
（四）收支两条线改革
收支两条线管理，是指具有执收执罚职能的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含政府性基金）和罚没收入，实行收入与支出两条线管理。即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财政部门规定全额上缴国库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同时，执收执罚单位需要使用资金时，由财政部门根据需要统筹安排核准后，从国库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拨付。这一改革，对高等学校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将教育收费等事业收入全面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各项事业支出要纳入学校预算统一安排，这既有利于高校统筹安排各项财力，确保事业发展的各项支出，也对高校预算收支的测算和高校资金的科学安排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突出成本费用管理
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增添了加强高等学校成本费用管理的内容。如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开展教学、科研等业务及其他活动的实际管理需要，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进行成本会计核算。费用是高等学校为完成教学、科研、管理、保障等日常活动而发生的当期资产耗费和损失，是高校经济利益的流出。成本核算是指按照具体的核算对象和恰当的核算方法，对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保障等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进行归集、分配和计算。高等学校应当在支出管理基础上，遵循成本分配原则，合理地选择分配基础，将业务活动预期效益与本会计年度相关的支出计入当期费用，将业务活动预期效益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相关的支出，按照有关成本核算方法，以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形式分期计入费用，正确划分应计入成本和不应计入成本的费用界限及各会计期成本的费用界限。高等学校应当根据管理目标和实际需要，细化成本核算内容，科学设计费用的归集和分配，严格成本核算手续，加强支出过程控制，正确计算各种成本，推进学校、院系和专业的教育总成本、生均成本及相关项目成本等核算工作。科研活动成本核算应当细化到具体科研项目。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成本费用支出管理制度，加强支出的预算管理，努力挖掘潜力，建立成本费用与相关支出的核对机制，以及成本费用分析报告制度。通过上述成本管理，实现降低成本，节约支出，遏制浪费，促进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三、着力加强财务决算管理
部门预算、会计核算、财务决算，构成了高等学校完整的财务工作体系。财务决算作为高等学校财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等学校预算执行结果的反映，又是高等学校年度财务工作的总结。缺少财务决算工作，高等学校预算管理亦不完整。高等学校应建立健全预、决算相互反映和相互促进的机制，形成“预算编制—决算反映—预算规范”的预算管理循环链，有效发挥决算对预算的反映和促进作用。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专门增加了财务决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如：高等学校决算是指高等学校根据预算执行结果编制的年度报告，是预算执行结果的综合反映。高等学校应当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上级有关规定编制年度财务决算，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批复。高等学校应当加强财务决算编制管理，从技术性、政策性和逻辑性等方面加大对财务决算的审核，注重财务决算分析，不断提高财务决算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保证会计信息和决算数据的全面真实、准确完整。
四、改革支出分类口径
原制度将高等学校支出按不同经济性质划分为事业支出、经营支出、自筹基建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四类。新制度将高等学校支出按不同经济性质划分为事业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其他支出五类，与原制度相比，删除了自筹基建支出，增加了上缴上级支出和其他支出。同时，原制度将学校事业支出按资金使用用途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和福利保障支出等，新制度将高等学校事业支出按资金使用用途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五、创新引入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
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创新引入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新制度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已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可以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规范管理。省级财政部门可以会同主管部门制定计提折旧的具体办法。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动植物等，不计提折旧。固定资产折旧不计入高等学校支出。”通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可以反映高等学校资产的成新程度和高等学校资产随着时间推移和使用程度发生的价值消耗情况，促进落实“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资产管理理念和原则，为资产配置、更新、处置、成本核算提供支撑信息。第四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无形资产在其使用期限内采用年限平均法进行摊销。对于使用期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摊销办法执行国家有关规定。无形资产摊销不计入高等学校支出。”通过摊销无形资产价值，可以反映无形资产的摊销余额，为高等学校进行内部成本核算提供会计数据支持。
六、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
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进一步规范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
（一）调整了固定资产分类和价值标准
原制度将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分为：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六类。新制度对此有所调整，将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分为：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虽然固定资产的类别数量没有变化，但所包含的内容和构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将原制度的“房屋和建筑物”调整变更为新制度的“房屋及构筑物”，原制度的“一般设备”调整变更为新制度的“通用设备”，原制度的“图书”调整变更为新制度的“图书、档案”，原制度的“其他固定资产”调整变更为新制度的“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规定更具体，分类更明确，便于高等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同时，新制度还调整了固定资产价值标准，将资产单位价值从500元以上提高到1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从800元以上提高到1500元以上。
（二）严格控制对外投资
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不得使用财政拨款及其财政结余资金进行对外投资，也不得从事诸如股票、期货、基金、企业债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活动。在保证学校“资金链”畅通、经济活动正常开展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对外投资的，应当遵循投资回报、风险控制和跟踪管理等原则，加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认真分析影响投资决策的各种因素，科学决策，力求降低投资风险，并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努力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以实物、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合理确定投资资产价值，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三）规范资产处置、出租和出借资产程序
与原制度相比较，新制度增加规定，高等学校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处置时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申请处置有论证，资产处置有批复，处置收益缴财政，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高等学校出租和出借资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四）加强学校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管理，维护国有资本权益
新制度规范了高等学校对外投资收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和出借取得的收入和资产处置收入的会计处理。如规定，高等学校对外投资收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和出借取得的收入，属于国家所有，应当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集中核算、统一管理，确保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安全和有效使用，防止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流失。高等学校资产处置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财政国库收缴管理的规定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将在建工程纳入资产管理
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投资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基建工程信息数据“游离”于学校事业账套之外，会计报表自成体系，单独上报。与原制度相比，新制度将在建工程纳入高等学校资产范围，使高等学校披露的资产信息更准确完整、更全面真实。原制度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新制度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同时，新制度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建工程是指已经发生必要支出，但尚未达到交付使用状态的建设工程。在建工程达到交付使用状态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和资产交付使用。”
七、强化内部控制，健全财务监管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高校来讲，办学经费筹措多元化，资金流量日益增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客观上要求高校加强内部控制，在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强化对经济活动的管控。与原制度相比，新制度一方面明确高等学校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1）预算管理。预算编制、财务报告的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预算执行的有效性、均衡性、可控性，预算编制程序和预算调整的规范性。（2）收支管理。组织收支是高校财务工作的主要任务，监督内容主要是各项收入和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3）结转和结余管理。即分别对财政补助结余、财政补助结转、非财政补助结转、事业基金和经营结余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4）资产管理。资产管理的规范性、有效性，资产的安全性、完整性。（5）负债管理。负债的合规性、可控性和风险程度的预警。（6）制度执行力。对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问题进行检查、纠正、整改的情况。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制度、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等监督制度，依法公开财务信息。
八、严格控制财务风险
与原制度相比，新制度增加了财务风险控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1）防范财务风险是高校财务管理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高校不仅存在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而且存在资产不实的运营风险。高等学校应强化财务风险意识，建立财务风险管理制度，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完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学校财务风险的识别、估计、评价、决策、监控的过程管理和对经济活动的财务控制和监督，实行专家论证、集体决策、谨慎投资，有效防范和合理规避财务风险。（2）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机制，特别是对学校“三重一大”事项的内部控制，规范和加强借入款项管理，举债额度要在学校可控范围内；同时，严格执行审批程序，不得违反规定举借债务和提供担保。（3）高等学校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负债的合规性和风险程度。
九、推进绩效评价
为规范和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合理配置资源，优化支出结构，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新制度增加了绩效评价内容。高等学校应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运行机制，促进高校落实绩效责任，提高管理水平。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是预算支出经济性、效益性和有效性的统一。通过对资金投入、产出的对比分析，评价高校经济活动的经济性；通过对项目预期目标和实施效果的对比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的效益性；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评价预算支出的有效性。新制度主要体现在：（1）实施绩效评价是高校财务管理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高校应当科学配置各类经济资源，努力节约支出，加强经济核算，严格成本管理，建立绩效考核和追踪问效问责相结合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2）高等学校应当加强支出管理，规范支出的会计核算，要求高校支出不得虚列虚报，并探索建立绩效评价体系，进行支出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十、全面加强财务基础工作建设
第一，新制度进一步完善了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强化了学校总会计师的权责意识，明确了总会计师的职责、权限，规定高等学校财务工作实行校（院）长负责制，应当设置总会计师岗位，推行在校（院）长领导下的以总会计师为首的经济责任制。总会计师为学校副校级行政领导成员，协助校（院）长管理学校财务工作，并承担相应的领导和管理责任，改善学校财经管理，提升学校财务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第二，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收支完整。新制度继续保留了原制度中关于各项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的规定，增加了高等学校严格支出管理的内容，要求高校将各项支出全部纳入学校预算，强化预算约束，增加执行刚性，建立健全支出管理制度。
第三，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依法使用票据，规范票据管理。新制度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依法加强各类票据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乱收费，从制度上规范收费行为，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使用正确，不得使用虚假票据。具体地讲，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票据管理制度。财政票据、发票等各类票据的申领（购买）、启用、核销、销毁均应履行规定手续。高等学校应当按照规定设置票据专管员，明确工作职责，建立票据台账，做好票据的保管和序时登记工作。票据应当按照顺序使用，不得拆本使用，做好废旧票据管理。负责保管票据的人员要配置单独的保险柜等保管设备，并做到人走柜锁。高校不得违反规定转让、出借、代开、买卖财政票据、发票等票据，不得擅自扩大票据适用范围。
第四，新制度规范了高等学校年末按财政拨款和非财政拨款分别进行结转和结余管理。
第五，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应当加强对事业基金的管理。事业基金是高等学校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是高校历年结余分配后形成的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资金，如“蓄水池”一样对高校收支平衡起着调节作用，应当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量入为出，统筹安排，合理使用，支出不得超出基金规模。
第六，新制度要求高等学校加强对专用基金的管理，遵循先提后用、收支平衡、专款专用、计划使用的原则，以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财务制度为依据，在相关收入或非财政资金结余中按一定比例或数额提取，在相关支出中列支后转入形成，并按照专门的用途和限定范围使用，支出不得超出基金规模。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讲座》编写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讲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7
一、修订原《规则》是适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迫切需要
原《规则》在过去15年对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事业单位经济活动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原《规则》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修订原《规则》势在必行。
（一）原《规则》中一些规定与近年来推行的公共财政建设和财政改革等相脱节
过去15年，是公共财政建设与财政改革十分重要的15年，先后实施了“收支两条线”改革、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改革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得事业单位的财务活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规则》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1.收支两条线管理方面。原《规则》规定事业单位的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即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核算实行大收大支，收支统管。事业单位的收入主要由财政补助收入、预算外收入及其他收入组成。财政补助收入纳入单位预算；属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收入要上缴财政专户，而事业单位其他不属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事业和经营收入等不上缴财政专户；属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收入从财政专户核拨回来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单位预算；而不属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事业和经营收入等直接纳入单位预算。事业单位收入中其他不属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事业和经营收入的核算与财政补助收入、预算外资金性质的收入的核算不统一，与“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有关规定不相符。
2.负债管理方面。原《规则》规定事业单位不允许进行负债发展。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事业单位为了加快自身的发展，在财政拨款难以满足事业单位快速发展所需资金的情况下，事业单位通过银行贷款等手段多渠道筹措资金，事业单位客观上已经存在债务。事业单位因背上债务而需偿还固定的利息与本金，这将带来潜在的财务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将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规范和加强借入款项管理，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和经济责任制，降低与防范财务风险。
（二）原《规则》已不能满足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要求
在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和民主理财的现代财务管理要求下，财政部门正努力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财务监督管理也有待加强。原《规则》部分内容已难以满足目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要求。
1.预算管理方面。部门预算改革首先对预算模式和编制方法进行改革。在实行零基预算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按类、款、项、目细化收支项目（预算科目），将预算单位的基本支出按照定员定额的原则在预算中单独编制，项目支出根据性质、用途分项目详细说明预算金额。其次强化和重视预算执行情况，避免预算执行的随意性。部门预算经“二上二下”编制程序，财政部门根据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草案批复的部门预算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预算编制—预算下达—预算调整—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过程都在财政部门的监控管理之下。原来的预算管理办法缺乏编制预算时所需的基础数据及其合理依据，预算科目属于粗放型模式，编制不规范，模式陈旧，预算的审批与资源配置具有主观性，预算批复不及时以及年度预算调整频繁。
2.资产管理方面。原《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如何核算。目前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只核算账面原值，不计提折旧，这与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不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账面上的价值与实物现时净值差额会越来越大；而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对等核定固定基金，造成净资产虚增，净资产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
二、新《规则》体现新形势下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要求
我国的事业单位情况比较复杂，差异性比较大，大多在一线、基层，是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随着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公益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使宝贵的公共资源能够科学、合理、有效、节约地用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全国120多万个事业单位的财务活动，在新形势下需要一部新的财务规则来规范，《规则》内容涵盖了事业单位所有的财务活动。新规则不但对原来的管理条款进行了必要的修订，还大幅增加了新的管理方面的内容与规定。新《规则》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解决目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创新和充实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内容和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明确《规则》的适用范围
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必须依照《规则》要求开展本单位财务活动。事业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财务管理，应当执行本规则。根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需要，公益服务性组织和社会团体按照本规则执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规定。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的生产经营单位、事业单位经营的接受外单位要求投资回报的项目执行企业财务制度，不执行本规则。
（二）加强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管理
根据我国《宪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办法，事业单位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项补助、超支不补；实行“一个单位一本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从基层预算单位开始编制预算，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事业单位应严格执行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加强预算执行力度，批复的部门预算一般不予调整。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提高预算支出执行效率。加强决算管理，保证决算数据的真实、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事业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人、财、物等方面的基础信息，并加强决算审核和分析利用，稳步推进决算信息公开。
（三）规范收入支出管理，完善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
新《规则》对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支出的定义和支出的分类进行修改完善，加强收入管理，明确收入的范围，强化支出绩效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将各项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专户，与支出全部纳入单位预算，使事业单位收支管理更加全面完整。其中，单位的支出划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对基本支出预算采取定员定额的方法编制，对项目支出预算按照项目管理的规定编制。明确结转和结余概念，将结转和结余划分为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非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两部分，结转和结余资金按规定使用。加强事业基金的管理，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统筹安排，支出不得超出基金规模。
（四）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监督制度
完善资产的分类，增加了在建工程，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合理配置资产，建立资产的共享共用制度。适当提高固定资产单位价值标准，实行固定资产折旧的事业单位不再提取修购基金，净资产账面价值真正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状况。新《规则》中提出应当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借入款项的管理进一步规范，有效防范财务风险。新《规则》新增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完善经济责任制度、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等监督制度，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
（五）突出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严格限定对外投资经营活动
目前，由于事业单位改革相对滞后，事业单位管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属性不明确。全国120多万个事业单位，有履行行政职能的，有搞生产经营的，也有从事公益服务活动的。新《规则》明确规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对外投资。事业单位不得使用财政拨款及其结余进行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票、期货、基金、企业债券等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次修订规则突出了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牢牢把握事业单位财务活动的方向，对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开展经营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定。这是保障我国公益事业及事业单位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此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专用基金管理、财务分析指标等内容在新《规则》中都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三、贯彻落实新《规则》，推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
我国事业单位涉及十几个行业，情况比较复杂。为确保全国120多万个事业单位顺利实施新《规则》，笔者提出贯彻落实新《规则》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尽快完成层层培训任务
新《规则》作为事业单位财务的一项基本制度，涉及面广，修订内容较多，对新规则内容进行学习培训的任务十分繁重。各地方各部门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培训方案，确保事业单位的学习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尤其是部门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带领财务人员学习新《规则》，领会其精神实质，保证新制度的顺利实施。
（二）加快制定行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明确具体实务操作规范
新《规则》是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事业单位种类繁多，涉及行业很广，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各行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办法都需依据新《规则》的规定进行修订完善。
1.新《规则》撑起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制度体系，对事业单位资金的筹集、使用和分配作了统一规范，但具体业务的确认计量和披露需要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加以规范。
2.《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政府收支分类、财政拨款结转结余管理等财政改革政策涉及的会计核算，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部分业务或事项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这需要政策制定部门明确具体口径和使用范围，便于实务部门操作和运用。
（三）各级财政部门搞好统筹协调，各事业单位健全和完善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办法
各事业单位在严格遵守新《规则》、行业财务制度等规定下，健全和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的基础管理工作，增强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关于学习贯彻〈规则〉有关要求的通知》（财办教[2012]9号）精神，根据新《规则》的要求，统筹协调，建立一套有效的内部分工协作机制，检查所属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管理、人员素质等基础情况，支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改革工作，为新《规则》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8号——事业单位财务规则[S].2012-02-07.
[2] 吴理荣.修订《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势在必行[J].财政与发展，2007（8）.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8
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展望
一、我国历次财政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历经了四次大的变革，据此可将中国财政体制划分为四个阶段：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一领导、分层管理的财政体制，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
（一）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统收统支财政体制
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负责组织财政收入，最后全部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都需要经过中央的批准，逐级划拨。在这种状态下，地方没有相应的财权和事权，只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二）地方拥有一定自的财政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1953年―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其基本内容为，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地方分级管理。这种体制给予了地方一定的自，旨在激活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三）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分级财政包干的体制
为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80年代引入了分级财政包干体制。这个阶段有三个标志性的改革，一是1980年开始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二是1985年的“利改税”，即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三是1988年的财政包干制。[1]分级财政包干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地方政府的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但也使得中央政府的经济调节和行政管理能力大大降低。
（四）中央集中与地方适度分权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
1994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将各种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建立比较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约束。[2]
二、我国当前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行为失范
1.事权划分不清晰。我国有关法律对地方政府的事权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体现出“上下对口、职责同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范围的交叉重叠和错位。
2.事权下放的情况比较突出，但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力。中央政府不断下放事权，将一些学校、研究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下划地方，并按照下划时的基数给予补助。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的上涨，补助与实际支出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3.财权划分不合理，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在财权划分上，增值税与所得税的归属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受利益导向，地方政府必然利用土地、税收优惠等条件吸引投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对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二）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影响地方财力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地方可调控财力减弱。中央在现行体制下集中了大量财力，再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补助地方，而且许多转移支付有配套要求，对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极为不利。2.地区间财力差异较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目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3]3.专项转移支付过多。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地方政府有时拿到转移支付也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省以下财政体制不够完善，不利于基层政府有效行使职能。
按五个层级进行分税，中央为提高其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了中央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比重;而省、市作为地方财政的高端，也相应提高了自己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如此造成了严重的县乡财政困难。省以下又有省、市、县、乡四个层级，不仅结算效率不高，而且转移支付在各层级政府间会出现层层“渗漏”，为提高财政利用效率，需对财政层级进行“扁平化”。
三、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
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是整个财政体制的核心。从建国初期适应国家财富少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到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分级财政包干体制，再到后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都体现出了财权与财力的集中程度与当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
（二）统筹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我国立足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财政体制改革既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实际经济环境出发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财政体制改革也要与金融、投资、地产、物价等方面的改革形成合力，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三）坚持渐进原则
财政体制改革涉及资源重新分配，关系方方面面的利益，坚持渐进原则，实行稳步推进，是财政体制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经验。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里程碑。但改革初期尽量保留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在增量的利益格局中做出有利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调整，之后逐步调整和完善，保持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稳定。[4]
（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截至目前，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越来越清晰，财政体制也通过制度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条件。分税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5]财政体制改革要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按照现行法律、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的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以满足地方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目标，努力解决当前事权下移但财权没有相应下移造成的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现象。保持现有的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二）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6]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必须抓住改革预算编制制度这个核心问题，通过统一、规范、透明的预算编制程序，健全的结合预算制度、科学的收支分类方法等编制出便于管理和易于约束的预算。特别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规范部门预算编制，以规范预算制度和整合国家的财力。
（三）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转移支付。同时，还要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尽可能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交叉、重复，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
（四）完善税收制度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五）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
要使现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得到长效地解决，必须考虑减少财政层级的扁平化改革，而在改革实践中有两项值得注意、应该推动的改革，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
乡财县管，全称乡财乡用县管，实质性意义在于把乡镇财政看作县级财政下的一个预算单位，这种体制基本上可以适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省直管县，原来的地级市不再集中县级财力;各项转移支付及补助不再经过市级财政结算，提高了结算效率，避免层层“渗漏”;也有利于全省各县的财政平衡，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六）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地方财政作为一级财政，承担着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征收一些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方税。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对于一些涉及面广、数额较大的地方税，其立法权可归全国人大，以避免不公平，但征收管理权限可留给地方政府。[7]
当然也有人担心，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可能会引起税收秩序的混乱。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的约束，的确可能产生税收秩序混乱的现象。所以，在考虑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问题前，要制定一部符合国情的税收基本法。
（七）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主要是科学界定财政职责与职能，建立并完善公共财政的支出体系和收入体系，构建公共财政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今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必须把均等化服务的公共性与功能区建设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其公共性方面要更加突出公平性，做缩小差距的工作，在主体性方面要更加突出重点性，做提高效率的工作。[8]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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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020105金融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00020高等数学（一）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055企业会计学00066货币银行学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20201工商企业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00020高等数学（一）00148国际企业管理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055企业会计学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20203会计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67财务管理学00020高等数学（一）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156成本会计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20209旅游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06011旅游学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193饭店管理概论00015英语（二）00194旅游法规020228物流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148国际企业管理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182公共关系学00012英语（一）020313销售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10510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00892商务交流（二）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177消费心理学 030112法律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242民法学00261行政法学00223中国法制史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243民事诉讼法学00244经济法概论030301行政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00163管理心理学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3350社会研究方法00182公共关系学00312政治学概论040103小学教育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09美育基础00407小学教育心理学00410小学语文教学论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408小学科学教育00411小学数学教学论00012英语（一）00395科学.技术.社会00412小学班主任040109心理健康教育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5619心理咨询与辅导（一）05616心理测量与评估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2110心理统计06050人际关系心理学050114汉语言文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9文学概论（一）00536古代汉语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050207英语语言文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96英语阅读（二）00795综合英语（二）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597英语写作基础00794综合英语（一）050308新闻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655报纸编辑00654新闻采访写作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853广告学（二）00656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230机械制造00022高等数学（工专）02159工程力学（一）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00012英语（一）02232电工技术基础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080701计算机及应用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42数据结构导论00022高等数学（工专）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00012英语（一）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080801房屋建筑工程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400建筑施工（一）00022高等数学（工专）02387工程测量00170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2396混凝土及砌体结构02398土力学及地基基础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754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0022高等数学（工专）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0012英语（一）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02382管理信息系统090101农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664农业气象学02665农业生态基础00135农业经济与管理02660植物学（二）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2672作物育种学02674植物病虫害防治090402兽医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767动物生理生化02790家畜外科学02787兽医药理学02791家畜传染病与寄生虫病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2792兽医卫生检验02785兽医微生物学100701护理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01病理学02903药理学（一）02996护理伦理学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4729大学语文02113医学心理学02998内科护理学（一）03001外科护理学（一）02899生理学二、独立本科段（含本科段）
财政学基本原理篇10
关键词：个性化发展；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104-02
一、财政学本科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思维
现在的财政学本科大学生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比较严重，一切还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没有主动性创新思维，没有对学习的兴趣，学习效率比较低，不会也不可能尊重个体的差异化发展。尤其是在财政学专业覆盖范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早期的财政学研究范围较广，从学科专业设置来看，一些大学的财政系除了现在所说的财政学专业之外，甚至还包括货币银行学、信贷、会计等专业。从研究方向来看，财政学专业还包括现在财政界很少涉及的财务管理和投资。伴随金融学、会计学专业的迅猛发展，财政学因学界的自我放弃，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甚至连财政部门活动都无法全部覆盖，在发展中甚至放弃了财政部门管理的一些领域，专业设置越来越窄，覆盖范围越来越小，教学内容陈旧、方法单一引起财政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受传统财政学专业的教学理念影响，其培养的学生已明显与现有社会需求不相符。
在过去，财政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多输送到以财税部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如今，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与财税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的形势要求，财政学专业培养的学生明显与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不符。但各高校财政学专业的传统教学理念并未发生重大改变。教师依然主要结合教材，根据财政学专业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来更新自己的讲义，把相邻学科的知识点充实进来，一股脑儿地讲授给学生。这种强调“一切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即教师是信息的组织者、传播者和把关人，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已有观念，使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受到压制，使学生失去了自由思考的空间和激情。这种注重学术养成、注重知识传授、注重批量化生产、忽视个体的差异化发展的倾向，严重束缚了大学生个性的发展。使得就业空间本就不大的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与其他经济类专业的本科生相比竞争能力更加弱化，更加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财政学专业对本科生的教育同样如此，应当实行宽口径的培养，拓宽培养目标，除面向财税等政府部门外，还要面向各类企业、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组织。专业培养目标的改变促使传统的财政学专业的教学理念必须发生改变。而在专业日益细化、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教育层次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要使财政学专业的本科生适应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就必须向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专业本科教学理念转变。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本科教学理念，是与传统教学理念有着重大区别的新的教学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强调重视人的个性与个性化发展，以对个人的独特性及其家长的尊重最大化原则。近年来许多高校也认识到这点，开始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并对财政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修订，尤其是财政人才的培养涉及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二、基于个性化发展财政学本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平台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
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
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培养个性化财政学本科大学生的具体方法
这种以培养个性化财经类本科大学生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应该以“问题―发展”模式为主。正如李亦菲在《个性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中所述：要努力超越“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对立，尽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合作对话、平等、民主和互惠的关系，而不是先知与后知、控制与被控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没有拘束的开放交流，是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教师可以组建多元的小型团队，引导学生各自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建自己喜欢的个性化团队。以公共收入与支出的部门为导向的“职业型”研究团队，以“经济与社会”为导向的“创新型”研究团队等。并将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试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试验法，用于财政专业课程的讲授，将此教学方法运用于各种财政实践中模拟和实践，引导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分析能力。应该以“问题――发现”型的新型模式为主，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为辅，对教师各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一方面，要具备多层次的教师队伍，既要有研究型教师队伍，也要有负责教学任务的一线教师队伍，还要有针对学生特殊需求的专业辅导员队伍，从而使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大学究竟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地方，还是培养个性化、专业化、富有创新思维人才的地方，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一方面，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要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延展到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国库、税务机构等财政活动现场，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积极投入。使“讲堂”变为“讨论”、“对话”、“研究”内容“发酵”、“火花四溅”的具有个性色彩的“研究性学堂”，以增强教学效果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来选择组合教学方法。但要注意在运用试验教学法时，要与课程的合理定位、内容设计和相关资源建设相结合。学生学习的场所不应该受到约束，应该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成长。
参考文献：
[1]冯建军.试论个性化教育的原则[J].江西教育科研，2004，（5）.
[2]李亦菲.个性化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3）.
[3]高慧娟.经济类大学生创业教育及其实现方式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