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育概念篇1
一、科技的概念内涵
“科学”这一概念是1893年由康有为从外国引进并开始使用的。在西方，“科学”一词渊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了解、知识和学问”的意思。12世纪初期，宇宙论学者威廉士最早给科学定义为：科学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知识。提出了科学是知识的思想。1888年，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根据自己的科研体会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这一观点在今天仍起到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是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就是用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这是对科学研究的性质、方法的说明。《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科学的解释：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辞海》进一步解释了科学的含义，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除上述之外，关于“现代科学”的概念内涵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理解：①现代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的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②现代科学是知识再生产活动;③现代科学是一种新的产业;④现代科学是高层次的社会事业。
“技术”的概念，在西方的原意是“熟练”。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把技术看做是制作的智慧。17世纪英国的培根提出应把技术作为操作性学问来研究。18世纪末法国著名科学家狄德罗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技术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共同协作完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的体系”。这是较早给技术下的定义，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对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辞海》中的释：技术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而关于现代技术，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①现代技术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现代技术注重“软硬结合”;③现代技术是一种方法和技能体系;④现代技术是科学理论的应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科学为技术提供理论基础，促进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反过来为科学提供必要的手段，将科学提出的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二者毕竟有所区别。学界既反对将二者决然分开的观点，又反对将其等同的观点，因为二者的功能和目的不同。科学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的问题，意在揭示客观规律。技术侧重回答“做什么”“怎样做”“做出来有什么用”等问题，目的是形成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活动，一般难以规定其完成的期限;技术则有明确的实用目标，一般要规定完成的具体时间。科学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技术的成果则表现为某种物质形态(物质财富)。科学的社会价值除重大科学发现可以引发某种技术革命外，一般来讲具有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技术的社会价值则与其相反，可以取得直接的、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再者，管理的方式、方法和评价尺度不同。科学研究的管理较为宽松、评价尺度是“深”和“理论性强”;技术的管理则有严格规定，评价的尺度是“新颖”和“实用”。
但是在教育中，科学与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专家开发了科学与技术相融合的教学材料，强调科学技术教学与社会的联系，突出情境教学，把科学的概念与熟悉的情境相结合，以增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1998年，英格兰及威尔士了一份报告，重新强调科学与技术相融合是提高学生兴趣、加深概念理解的重要手段。因此，当前的科技教育是科学技术素养教育。它从最初的精英价值导向转向科学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从培养科学家转向到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的现代公民，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公民的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
二、艺术的概念内涵
当前学界把艺术概括为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剧本)、造型艺术(绘画、摄影、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等)、表演艺术(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电视剧等)。
“艺术”一词，汉语中最早出于《后汉书·伏湛传》，它泛指各种技术才能。在先秦的文献里，对应于“艺术”的是一个“艺”字，它的含义之一就是指才能、技术。古希腊人把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称为“艺术”。音乐、雕刻、诗歌、骑射、烹调、手工业、农业、医药之类，都属于艺术范畴。不仅古希腊人这样理解，“艺术”一词在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捷克语中也都具有同样的含义。
在古希腊时代，希腊语中的techne，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统称的科学与技艺。比如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生命短暂，艺术长存。”他的艺术是指医术。到了歌德(1749—1832)时代，艺术又指诗歌。这说明了从古希腊到歌德时代，其间1800多年艺术的所指是不断变化的。古典后期的卡佩拉(martianusCapella)给自由艺术作了明确的分类，即语法、修辞、雄辩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便是后世所称的“自由七艺”的较早的分类。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HugoofSt.Victor)为了与“自由七艺”相对应，提出了“技工七艺”，分别是编织、装备、商贸、农业、狩猎、医学、演剧。
在这些分类中，“诗”按惯例归入“自由七艺”中的语法、修辞和逻辑里。建筑、绘画与雕塑又都归入“技工七艺”里的“装备”中。从这种分类来看，文学、诗学以及美的艺术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学科、工艺和其他不同性质的人类行为之中。但这种分类却又影响了后世的思想，且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学科模式延续了很长时间。
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aquinas)便接受了这种分类。在阿奎纳看来，制鞋、烹调、耍把戏、语法、算术同绘画、雕塑、诗歌、音乐一样，都可称作是艺术。
文艺复兴使各艺术的社会、文化地位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意大利从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Giotto)开始，绘画及其他视觉艺术取得突出的成就，且在16世纪达到顶峰。人文主义者要求提高视觉艺术社会和文化的地位，以至欧洲其他国家出现重要的新发展，这就使三门视觉艺术——绘画、雕塑与建筑，首次明确地脱离了与工艺的联系。诗与画的平行比较常常导致要求画高于诗。这类争论中最重要的文本是莱奥纳尔多的《比较论》。莱奥纳尔多在这一著作里声称绘画高于诗歌、音乐和建筑;诗是瞎子画，画是聋子诗，二者选其一，谁都不愿做瞎子。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莱奥纳尔多的这种比较又是从文艺复兴以来传给我们关于美的艺术的最完整的体系。
17世纪随着不同艺术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开始兴起。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为将艺术与科学区别开来，首次认为关涉天才和趣味的学科就是艺术。
18世纪下半叶，迪博神父将“诗是美的艺术之一种”的观点普及开来，同时也清晰地将依靠天才的艺术与依靠累积知识的科学区别开来。另一位神父巴托，他于1746年出版了著名的、极有影响力的著作《相同原则下的美的艺术》，第一次写专论确立美的艺术体系，即音乐、诗歌、绘画、雕塑、舞蹈。随之，“美的艺术”以新的词义进入了法语辞典。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个新奇的术语更是有了法定的地位，因为法国政府在1795年将几个老的学院合并为美术学院。学院学术范围包括语法、古典语言诗歌、文物与纪念碑、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朗诵。此外，在德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美学开始影响法国哲学和文学。第二版的《百科全书》于1781年在瑞士出版，由德国美学家、哲学家苏尔泽(J.G.Sulzer)增写了论美学的文章，并在原有的“艺术”一文里加进了“美的艺术”一节。
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库辛(VietorCousin)追随康德(Kant)和18世纪苏格兰的思想家们，通过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著作里搜寻，最终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真、善、美”三个概念上，并认为只有通过美，才能理解艺术和美学的王国。对于现代价值观“真、善、美”的确立以及在哲学体系里强调美学的位置，库辛的影响甚为深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善、美”，可以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来加以阐释。“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并构成价值关系时，所产生的价值的意义。“善”，是在人从事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它以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为衡量标准和尺度。“美”，是从绝对的主体角度出发，透过主体积极地去体验和创造美感，发现客体中和谐的部分，从而达到主客体的高度统一目标。由此而知，“真、善、美”这三种状态和境界，都是主客体相统一的情形，只不过在层次上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别;三者统一的状态和境界是逐级上升的——“真”，是最基本的统一，是主客体简单的一致、等同;“善”，是强调客体应满足主体需要的各种价值，为主体服务;“美”，则是主客体高度的统一，是主体自由的必然性的实现——是从简单的主客体统一到高度的统一，而这其间的差别足以显现出人类历史不断走向前进的历程和方向。
“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学校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主要的途径和内容。艺术教育能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所以说，艺术教育是有超越性、价值导向性的实践活动，它能促进个人思想品德和社会意识形态同质发展，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真、善、美”思想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这正是与艺术教育实践活动相辅相成的，也是将现代艺术教育的科学诠释和正确发挥。
三、体育的概念内涵
体育起源于人类的原始活动，并伴随着人类的生产逐渐发展。古希腊时期的“体操”一词同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含义十分类似，而“体育”一词最先是在1976年的法国报刊上出现的。
在中国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中的射、御则可以理解为“体育”。也就是说，我国在出现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时就有了“体育”的起源之据。但是体育活动几乎都从属于社会其他活动，各种体育活动之间缺乏内在的社会联系，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统一体或理论与方法的体系;没有出现一个可以概括所有体育活动的概念或术语。
近代洋务运动后期，“体操”传入中国并开始使用，它实际上是体育的代名词。清朝统治者实施“体操”以培养“军国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忽视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戊戌变法以后，“体育”一词从日本引进，其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在五四运动以后得到官方确认。但许多学者对“体育”这个概念的表述多不一致，而且不够准确，带有片面性，把“体育”与“运动”等同起来。另外，在一些翻译作品中，体育概念也往往含糊不清，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体育”概念的混乱。
《美国百科全书》对“体育”一词的论述为：“体育”指关于人体构造、身体发展的教育，包括人体生理机能、力学原理及其有效运用的研究。这一教育过程，当儿童学会基本的有助于身体发展的运动方式后就开始，并在儿童后期掌握复杂一些的运动方法的过程中持续进行。体育过程的最后阶段是要培养良好的健身习惯，以帮助制订一种最适宜的身体运动标准。这种最适宜的身体运动标准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质并使人终身受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的论述中说：“这种教育对一切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
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体育运动的指示中阐明：“体育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以，我们对体育这一内涵的理解应该是：以增强体质和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体育通过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教学、训练、比赛以及体育观赏等发挥在培养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科技体育概念篇2
摘要本文从“体育科学”的概念出发，通过分析国内外对“体育科学”的不同定义，分析了不同定义下的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属性，结合现有观点和笔者本身思考，对“体育科学”进行了较为清晰、科学地定义。然后，本文就“体育强国”的概念，从其演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较为清晰与科学地定义。结合上述两种概念及其各自的研究对象，文章着重分析了体育科学在建设体育强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体育科学体育强国概念关系地位作用
一、体育科学的概念
（一）国内外流行的体育科学观
“日本的《大日本百科事典》认为：体育科学就是把指导体育实践的各种课题系统化，或者把关于体育的特点、历史、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原联邦德国的《体育百科词典》认为：体育科学是从单项学科的各个角度，针对体育运动及其分支的科研、学说和实践体系。而国际体育情报协会名词术语委员会出版的《体育运动词汇》，则把体育科学定义为：有关身体练习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是同整体概念体系相联系并作为一种理论，它确定那些可以预见、评价和证实社会生活实践中生物学精神的效果的原则。它的研究对象，是处在社会整体化过程中，借助于身体练习以求机体与心理得到改善并提高其社会效果的人。”
于国内，“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是这样定义的：体育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研究体育现象和揭示体育规律的知识体系。由袁伟民主编的《体育科学词典》认为：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揭示体育内部和外部规律的一个系统的学科群。”
（二）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属性
本文认为，该定义在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阐述上本身是互相矛盾、不是自洽的；对于其属性，该定义认为体育科学是科学研究。而原联邦德国《体育百科词典》认为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单项学科”，而认为体育科学的属性是“体育运动及其分支的科研、学说和实践体系”。本文认为，该定义不仅解决了上述日本《大日本百科事典》研究对象的不自洽的矛盾，而且对于“体育科学”中的“科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清晰的表述，即体育科学应该是科学体系，因此包括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或科学技术）三个方面。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体育科学”概念发展的贡献在于，它认为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体育现象”和“体育规律”的统一。而该项定义的不足，是将体育科学概念狭义化，认为体育科学仅是体育的“知识体系”，而忽略了其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属性。
（三）体育科学的科学定义
本文对体育科学的定义参考了柴王军等人《论现代体育科学概念》一文。体育科学通过对体育这一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研究，进而揭示体育的本质和规律的、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体系，包括体育科学知识、体育科学研究、体育科学技术三部分，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本定义将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体育现象和体育本质与规律，反应了体育科学的一般认识规律与过程，揭示了研究对象自身固有的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规律。同时将体育科学的属性定义为“科学体系”，认为体育科学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体系”。因为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将科学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五大类，很难将体育科学单独划归其中的某一类甚至某几类（除农业科学外）。兹例证之，运动医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医学；运动生理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自然科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属于体育科学，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由此，体育科学不仅仅是某门科学，而是涵盖了多门科学的综合体系，因此称之为科学体系。
另外，本定义着重强调了，体育科学是科学体系，包括了体育科学知识、体育科学研究、体育科学技术三部分，而且不仅仅是三者的线性叠加，而是其有机组合。
二、“体育强国”的概念
（一）“体育强国”概念的起源与演化
一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时代背景，“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大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断认识的结果。“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的起源与演化可以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体委于1979年2月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适时提出了“体育领域应及时地从过去抓政治运动转移到抓体育业务工作中来，转移到攀登体育高峰上来”的发展思路，并做出了“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发展方针，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心在于竞技体育。
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和举措的实施，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以1982年印度新德里第9届亚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比赛中，我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的实力。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十一届亚运会、1992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雅典奥运会中国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竞技体育高度发展，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这奠定了中国体育大国的基础。
4.2008年奥运会至今
2008年奥运会我国不仅取得了金牌榜总数第一的骄人成绩，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奥运会的申办、准备与举办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还体现了我国在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与科技、体育基础设施等等各领域的成就。
（二）科学的“体育强国”的概念
本文认为“体育强国”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体育本身，由于体育是自然与人文社会现象的统一体，因此体育在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等等各个领域都有一席之地。在此仅例举体育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简要说明之。根据功能论的观点，体育运动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因此开展群众体育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减轻个人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体育是一个开放的、外延的概念。
结合以上分析，体育强国可定义为“以增强国民体质为本质，体育法制为保障，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技、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协调发展，体育事业与国家各项事业紧密联系并协调发展，体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强的国家”。
三、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关系初探
本文的题目是《试论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其中“与”字内涵并非意味着对体育科学与体育强国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论述，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暗示了二者内在的关系。由于“试论”，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简要地探讨，在探讨中，我们强调体育科学对体育强国的单向关系——体育科学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体育强国背景下的体育科学，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本文认为，体育强国建设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体育科学，二是公众，三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其中体育科学的地位是理论指导，公众是参与主体，政府和社会团体是引导者和管理者。
下面结合史康成《体育科学的使命与追求》提出的体育科学的使命与本文提到的“体育强国”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具体分析体育科学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史康成认为，体育科学应有以下使命：
（一）以社会化为方向，加强全民健身领域的科技进步
这项使命与体育强国建设中核心工作——增强国民体质契合。国民体质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系统化的知识——体育科学理论来指导，需要针对我国国民体质与影响我国国民体质的因素进行系统研究，亦即需要体育科学研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体育科学技术来指导，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二）以技术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推动运动训练的科学化
这一点主要对应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不同于群众性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以追求更快、更高、更远为目的体育形式，这里尤其需要体育科学对运动人体科学进行研究，指导科学地竞技运动训练。
（三）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加强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大力推进体育决策和管理科学化
针对人均占有量少的原因，需要加强体育经济尤其是场馆经济的研究，调动社会资源与社会参与，大力提升体育设施总量。对于质量低的问题，应该加强体育科学中相应的器材研究，以合理的工程技术手段改进场馆设施。
科技体育概念篇3
关键词：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育知识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志a：a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01-06
abstract：Byapplyingliteraturedataandthethinkingoftheunificationofhistoryandlogic，theauthorsexaminedthecurrentstatusofresearchesontheconceptofkinesiology，collatedideasfor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andputforwardthefollowingopinions：kinesiologyisadedicated，completescientificknowledgesystemforstudyingbodymovement；the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shouldbeinterpretedlevelbylevelfromtheperspectivesofmacroscopic，mesoscopicandmicroscopicconnotations；theconceptvortexcausedbyessentialismshouldbeavoided.
Keywords：kinesiology；sportsscience；sportsdiscipline；sportsknowledge
诚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所说：“真正的科学运动是从修正其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的。”但对于中国体育学界来说，“体育学”概念的修正过程过于漫长且没有明确的修正方向，特别是随着体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体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各种冠以“体育学”之名的论文、著作、教材陆续出现。虽然，理论探索有助于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并推动体育学自身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却对“什么是体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人云亦云，对“体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通常出现“此体育学非彼体育学”的尴尬。由于在“体育学”概念对话中的失衡，继而引发学界对体育学与体育学科、体育科学、体育知识体系，甚至民族传统体育等相关概念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辩与反复商榷。就中国30余年体育概念发展史来看，无休止的纷争从未得出过某种较为统一的概念认识，而这种乱象反映在体育实践中，使得体育学科专业的划分与命名，以及体育学术组织的名称均出现极大随意性。
1体育学概念研究的现状
对于“体育学”概念的阐述，可以从体育类的著作中找到各种的答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认为：“体育学是研究体育科学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研究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层次及其演变；应设置的学科；学科之间及相关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与综合发展的关系”[2]；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主要是通过身体练习充分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以推动人类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且，广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的总称，狭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下的一门学科。”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指出：“体育学是形成中的新学科，是研究人的身体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一门学问，它从整体上认识体育过程的一般规律，抽象地反映出体育的主要特征，准确揭示其本质。”[4]王续琨[5]则认为：“体育学只是体育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用来分析体育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理论问题”；张岩[6]却指出：“体育学是体育运动本质和规律研究成果的系统化。”鲁长芬[7]在辨析“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概念之后得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也是一门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又指导着各分支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凡此种种，对“体育学”概念的认识虽有分歧，但亦有共识――体育学是以研究体育现象、发现体育规律、探寻体育本质为己任，但这种仅有的共识也无法遮蔽不断分化的概念分歧，而其中最大的分歧则在于对“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的理解上，也就是聚焦于“体育学”是否科学？从某一方面讲，这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对于“科学”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一种社会建制、教育主题、文化源泉等”[8]，体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种。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把体育学认为是一种综合科学，既有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也有体育文化发展、运动竞赛组织等社会科学。但这是否就可以把“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等同，学界还是存在极大的争议。如果按照鲁长芬[7]在《体育学、体育科学与体育学科辨析》一文中的结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来看，“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完全是两码事，且出现了层次分明的等级差距，也就是体育科学是体育学的上位概念，而体育学仅是体育科学的组成之一，即呈现出“科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的逻辑关系。诚然，这种理解并非没有根据，可能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阐述的“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9]的影响，将这种认识移植到体育学科中来。但“不可能存在一个教育学之外的教育科学，或者教育科学之外的教育学”[10]的分歧，这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即是物理科学或经济学即是经济科学一样。研究认为体育界有必要将“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问题搁置，因为百家之言莫衷一是，谁也无法拿出令所有体育学界都能信服的理由。无论是为体育学冠以“科学”之名，还是继续力挺体育学是正宗，由于研究者的认识和立场不同，即哲学解释学中常提到的“前见”，对学科划分、知识结构、项目设置等问题上都失之偏颇，并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只能让学界徒增烦恼。
过往的种种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对体育学概念外延的一种限定，也是对体育学范畴的一种规约。回答这个问题切忌用各种体育运动现象进行无限列举，籍此以说明体育学研究对象“是什么”。但这种“是什么”只是表明这种运动形式或规律当下的存在状态，并没有回答它是体育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在逻辑上没有与体育学建立严格的联系。这也是多数学者通常想当然地为体育学下定义所出现的纰漏根源。此外，体育学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直接Q定体育学概念外延的大小：如果把与人相关的所有运动现象和体育问题都称之为体育学，那么这里的体育学就成为非常宏大的绝对上位概念，它将成为所有体育学科体系总和的代名词；如果只是将体育学看做是体育科学的一个下位基础学科，那么此时的体育学将仅仅是一门体育理论学科，通常被称之为“体育理论”，这种狭义的体育学概念是无法表述当前应有的体育现象和问题的。另一方面，体育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这是关乎体育学内涵本质的追问，也是体育学如何“定性”的问题。学界有“自然科学论”、“教育科学论”、“人体科学论”、“人的科学论”、“综合科学论”、“技术科学论”、“人文与社会科学论”等不同见解[11]：有的将教育学上升到“人学”[12]的高度论说体育学的知识架构，有的就把体育学只当做单一的基础学科，甚至有将体育学仅仅作为高等体育院校的一门课程，呈现出三级分化的样态。
从当前体育学概念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多拘泥于抽象的逻辑分析，不断讨论谁是上位概念，谁是下位概念。这种对体育学概念的逻辑探究通常会使理论沦为一个没有现实内容的概念群，不仅非常空洞且不易理解，更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正确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体育学概念是当前应当采取的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必须以逻辑发展为基础，而历史的描述必须以逻辑为依据，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从体育学概念产生的历史起点开始，审视体育学及相关概念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强调对概念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描述体育学概念历史过程中需要用逻辑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梳理并不是简单历史自然进程的白描，而是为揭示概念的发展规律。只有将体育学的概念放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中，辩证审视体育学概念发展的语境及其规律，才能够真正还原“体育学”的本来面目。
也有学者对体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梳理，如鲁长芬[7]、孙晋海[13]等。但是，就当前对体育学概念的历史分析来看，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将“体育学”概念史研究等同于“体育学”的研究，通过“体育学”对古今文献进行检索。比如，将中国“体育学”最早的研究著作聚焦在由中华书局于1924年10月出版的罗一东先生的《体育学》一书；将西方的“体育学”等同于对“kinesiology”的研究。这种中规中矩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狭隘，就如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仅将视野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一样。其二，对“体育学”的历史分析中带有明显的“学科前见”，在论述过程中常出现“在‘体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之类的述说，所反映的则是作者对“体育学”概念的压缩，仅把“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梳理，使所谓的体育学发展历程简化为一门学科发展史，而没有真正去考证什么是真正的“体育学”，因而失去体育学的“学”之本义。
体育学之所以称之为“学”，并非仅指一种结构化的“学科”，而指的是体育学问或知识。因此，基于知识视角下的体育学，就是一种体育知识按照某种内在联系整合在一起的知识体系。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后现代主义者从知识的价值意义出发，知识被看做是在进行某种解释活动，要把握的是对象意义。但是，并不是任何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做出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每一种学问，只要其是按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话，皆可被称作科学。”[14]基于康德这一标准，那些经验性的、默会的、零散的知识则不属于科学知识，那些仅对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主观描述的知识也不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经过长期的观察、实验、实践、反思而生成的可经实践检验的客观存在；是专门知识的总汇，是专门知识条理化、规范化的表现形态。这种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不以人、时、地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体系性、专业性等特征。所以，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考究应当以“体育科学知识”的发展为主线，而非拘泥于“体育学”的史料整理。
2体育学概念的演变
传统哲学似乎已经将这一问题解答：“一个概念反映的就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它是通过人们对个性中的共性的分析、抽象、概括、综合等思维过程而形成的。”[15]但是，微观物理学的研究有了这样的新发现：同属一个类别的任何两个粒子中都找不到共同的东西[15]。也就是说，在传统哲学的概念对象所说的共相或共性根本没有其本体论的存在，只是表现出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家族成员的某些相似性的性质。也正因这种家族相似的模糊性，使得概念的起源研究变得扑朔迷离，反映在体育领域则是体育的“劳动起源说”、“游戏起源说”、“战争起源说”等诸多观点，继而干扰了追问“体育是什么”的体育本体论的研究方向。同样，对于体育学的概念而言，应当规避体育本质研究的漩涡，把体育学视为身体活动（physicalactivity）的知识体系，是人们所积累的有关体育现象的知识达到了体系化、专业化程度的产物。
2.1体育学萌芽期
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各种“类体育”的活动就已经以劳动、战争、宗教、乐舞、保健等形式出现。但是，人们对这种体育样态活动的认识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身体活动形式进行描述，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完整的体育知识体系。古希腊时期关于体育的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并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学。比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葬礼竞技项目有：战车赛、拳击、摔跤、赛跑、格斗铁饼、射箭、标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音乐和体操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理念，强调用跑、跳、标枪、铁饼、拳击、摔跤与角力、驾车和骑马比赛、五项运动等活动，使青年人练就健美的身体、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技艺和优秀的品德以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此外，作为古希腊青年和哲人们训练与辩论的Gymnasium是一大块方形的场地，四周陈列着许多神像和优胜运动员的雕像，青年们在这里从事各种竞技运动和修辞学的训练[16]。这时人们对各种身体活动的认识还尚未有总的概念表示体育，也并没有形成对体育的科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到古希腊、古罗马后期，伴随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帕西安运动会、依斯米安运动会、内米安运动会等四大祭神运动会的日趋兴盛[17]，运动训练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已经发明了水中跑步的训练方法，借助水的阻力提高运动员的腿部力量。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对身体活动认识水平最高的学者当属盖伦（Galen，aD130-200），他不仅对当时身体活动的动力学进行经验总结，还著有《论小球锻炼》（onexercisewithsmallball）[18]。这一时期的体育研究者对身体活动的认知多停留在经验的总结，还上升不到专门、系统的科学知识水平，更没有对体育现象及运动规律进行抽象概括的形而上学。
2.2体育学成长期
15―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全面的突破，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才开始形成。体育科学知识首先在教育领域得到有限的表达。1733年杜博斯所著的法文原版《诗画论》成为较早探究体育教育知识的文字载体，并开创性地使用“educationphysique”表示一类可与智力教育、艺术教育相提并论的体育教育[19]。从表面上看，体育知识已有专属的类概念，体育学的种子在教育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壮大，近代体育从此开始。之后，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用虚构的人物情节表达自然体育思想；1859年斯宾塞[20]曾在《智育・德育・体育》一书中阐明快乐体育思想，“体育”逐渐成为教育家们或哲学家们的常用语之一。另外，竞技体育在西方近代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被称之为现代体育的三块基石。1890年，瑞典学者波西（Baronnilsposse）出版《瑞典的教育性体操》（theSwedishsystemofeducationalgymnastics）是一本非常有代表性的体育学著作，并在1901年第3次出版的时候更名为《教育性体操的专门动力学》（thespecialkinesiologyofeducationalgymnastics）[18]。书中用力学和解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体操动作，并提出按照解剖学原则、力学原则、生理学原则和心理学原则科学指导练习。将这本书与古希腊学者盖伦所著的《论小球锻炼》相比，体育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及操作性都有极大的提高。由于当时人们对身体活动的科学认识大多通过肌肉骨骼的力学原理，这也是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kinesiology理解为“动力学”或“运动技能学”的缘故。从科学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这也反映当时人们对体育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很快从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体育活动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体育科学知识分类研究也更加精细。体育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性科学知识的出现，使体育科学知识综合性和整体性趋势更加突出。学校范围内以培养体育教师为职业定向的传统体育概念physicaleducation已经无法涵盖现代体育学的全部，体育表演、健身指导、休闲体育等多种非教育类型的身体活动表现形式日趋成为现代体育的主流。
2.3体育学独立期
196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富兰克林・亨利[21]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年度学术会议上发表“体育教育：一个学术性学科”中指出：“以前的体育教育主要考虑可以为人们做什么，而现在应考虑拓宽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以前完全从职业考虑的体育教育（physicaleducation）开始向学术性、理论性知识体系建构转向。”亨利的观点在美国体育界引发巨大的反响，进而掀起一雒拦体育的“学科革命”。从此，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动作学习与控制等一大批与身体活动有关的专门知识迅速聚集起来，形成较为完备的有关体育活动和体育现象的科学知识群，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学”概念应时而生。
美国学者现在通常使用kinesiology一词来表达“体育学”的含义，认为它已经超越最初“人体运动学”[22]局限，而可以更有效表示当下比教育更多内涵：它是一种包括锻炼科学、竞技管理、运动训练、运动医学、竞技运动的社会文化研究、竞技和锻炼心理、体能训练组织、体育教育-教师教育和有关身体理疗、职业治疗、用药和其他与健康有关领域的职前培养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学术性学科[23]。kinesiology一词是随着人们对身体活动和体育现象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到科学化程度而产生的，是对各门体育科学知识的综合表达，是体育学知识积累到具备内容的专门性、对象具有成熟性、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反映，尤其是在大学教育和研究语境中，表示知识分科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时使用。
3体育学概念的反思
美国体育学术界在“学科革命”之后逐渐认同kinesiology这一概念指代体育学，这也代表体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体育而言，鉴于中国特殊的体育学术环境，暂时还不具备进行中国体育学科革命的条件，如若此时贸然套用美国式的“体育学”概念，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所以，我们的体育学研究应当站在世界体育学历史发展的高度，兼顾中国体育学的研究现状，对当前中国的体育学概念进行反思，也为体育学概念赋予更适宜的名称和定义。
首先，在宏观上谈体育学，就是指整个体育学体系的总称，也只有在这一维度上才是真正的“体育学”。因为体育学本就应当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所有体育现象、规律及本质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必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而共同形成“体育学”家族。这种“学科群（簇）”是社会发展和学科演进的必然结果，赋予体育学应有的时代意义。至于当前研究者提出的“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系”等概念，表达的实质都是宏观意义上的体育学，是同一回事。诚如张岩[6]所说：“拘泥与纠缠于‘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的字面差别，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能把问题弄明白，反而会适得其反。”存在但是具体来看，则极大分歧：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体育科学）应当包括“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社会科学类（含人文科学和行为科学）、体育管理科学类”；周西宽将体育学划分为3个等级层次，高层次学科指导低层次学科，而具有统筹指导的一级学科包括“体育哲学、体育学、比较体育学、体育未来学、体育史”5大类[24]；1997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后，体育学成为教育学科门类下1级学科，并在研究生专业中设“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2级学科：邵伟德等[25]按照实用、可行、方便的原则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管理科学和运动技术科学”4大类；鲁长芬[26]则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学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支撑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两大学科则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并建议将“身体教育学”、“运动竞技学”、“健身休闲学”作为体育学的主体部分；刘一民等[27]基于体育行为的视角，将体育学分成“竞技运动学、身体教育学和健身休闲学”3个2级学科。中国的体育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关于体育学科分类的分歧始终存在，但是无论怎样划分，学者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类体育活动中存在的理论或实践问题，都在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思索“体育是什么”、“体育应当是什么”以及“体育应当做什么”等问题。尽管不同的学者观点存在差异，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看似彼此独立、自成体系，却又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一个大“体育学”。
其次，中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是指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通常被称之为“体育原理”、“体育哲理”或“体育基础理论”，其中“体育原理”的使用更为普遍。体育原理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其价值在于从整个体育学体系的宏观视野中，探寻不同理论视域下的体育现象和体育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寻找体育学体系中最具普遍性、共性的问题及存在的意义，还肩负着维系体育学各分支学科内在联系的作用。如同教育体系中的“普通教育学”一样，“体育原理”探究的就是体育领域中最一般原理、方法和规律，还需要明确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厘定最基本的体育术语和体育概念，是体育学体系中最基础的一门学科。“体育原理”与“体育学体系”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其它分支学科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体育原理”在体育学体系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由于体育学是研究人类体育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又势必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解决，使得体育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发展越来越快。体育分支学科愈发膨胀，使得人们更希望探究所有体育学科体系中的共性，以及最基础意义上的“体育原理、规律和一般方法”，它不仅要回答“体育是什么？”问题，还要回答某些体育新学科“是不是体育”的问题。体育原理一般不会直接指导具体的体育实践，只是告诉最普遍对待体育的态度和方法。另外，根据学者们对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的考证看，“体育原理”是中国体育学发展的雏形，宋君复、方万邦、吴蕴瑞、江良规均出版书名为《体育原理》的基础著作，有机建立起体育与哲学、教育学、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联系，为体育学科的分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微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主要是指在体育类院系所开设的入门级课程的“体育学”，通常称之为“体育概论”、“体育学导论”或其它名称，其中“体育概论”课程通常面向大学体育专业学生，而“体育学导论”课程大多面向体育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说中观维度的“体育原理”尚且在学科层面提炼体育学体系的共性问题，而微观维度的体育学概念则将目光聚焦到课程层面，直接应用在体育的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们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形成对体育学的基本认识：了解体育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一般规律，掌握体育学体系中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的研究动向，以及体育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和学生可操作的职前准备。“体育概论”或“体育学导论”是“体育原理”学科的课程化展现形式，一方面是体育基础知识的理论教学，侧重体育规范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体育职业能力的实践指导，侧重体育实践技能的提高。@门课程主要是为告诉学生“体育学应当做什么”以及“体育学在实践中具体怎么做”等问题，并藉此为体育专业的学生们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发展方向。
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由于不同的体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名称和所选教材的差异性，使得“体育学”、“体育概念”、“体育原理”、“体育基本理论”、“体育学导论”等课程名称同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界对体育学在中观维度与微观维度意义上的混乱。这种意义的混乱使得体育学课程的内容成了“体育原理”的压缩版，很可能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有中观而没有微观”、“重视理论传授却忽视实践引领”，缺少体育学自身最不可缺少的操作性和能动性。这种观念性的错误反映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不仅可能会让体育专业的学生失去学习体育理论的基本兴趣，还由于缺乏体育实践能力的锻炼而丧失其赖以生存的专业竞争力，以至于最终不被社会所认可和接纳。
从科学史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意义不断演变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表现可能是概念内涵深度的增加，积累概念理论的厚度；也可能表现出概念外延广度的拓宽，吸收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赋予概念的意义，更新人们对概念的认识。但无论是概念的深化还是更新，都能够找到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对概念所有曾经的历史意义的尊重是进行学术研究最起码的科学态度。就体育学而言，以一个学科名词形式出现的时间尚且短暂，但以体育科学知识体系的形式出现已然久远，并且一些旧的概念意义现在依然适用。在当下的认识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体育学概念还可以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总而言之，体育学作为以体育现象和体育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历史上任何体育科学知识的纵向传承，还涵盖了当下不同地域间的横向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在探究体育学及相关概念的时候，一定要真正厘清这个概念所处的具体语境和意义维度，并尽量在同一体育学概念维度内展开有效对话，尽可能地搁置自己的“前见”，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寻求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共同点，才有可能使体育学概念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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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育概念篇4
（一）核心概念教学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在认知结构理论中指出，学生学习与认识活动的实质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过程。生物学习的认知结构，是指在一定阶段学生对于生物学知识及其认识在抽象与理论思维层面上达成统一，在理解己获得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结合现阶段自身的思维、记忆、知觉、想象等心理特点，组合成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科学的整体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提高的过程。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和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自然科学，内容涵盖了许多概念性的知识，且初、高中知识的关联性较强。以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为前提，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结合一线教师精选的50个核心概念，让学生在己有认知的基础上，对旧知识不断反思，对新知识进行探究。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学生准确把握知识、迁移应用知识，更好地进行学习。
（二）核心概念教学提纲掣领、去粗存精，有助于教师明确教学重点
核心概念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概括性，有助于教师前期备课和教学中把握知识的重点，将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资源用于重要知识的教学之中。教师将核心概念提炼并组合成体系，让学生在系统学习中掌握核心概念的内容，以核心概念的内容为目标组织课堂内容，精选出较少量的知识，淡化无关的知识，比课程中庞大繁杂的知识体系具有更强的教育功能，从而明确教师的教学目标与方向，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由此可见，核心概念教学提纲掣领，有助于教师明确教学重点，是一种高效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
二、核心概念教学的思考
（一）准确把握核心概念的内涵，厘清概念联系
传统教育方法往往强调学生对事实信息的记忆和背诵，教师们过于关注细小、琐碎的知识点，而核心概念包含了许多逻辑内容，涉及的是对抽象的重要概念、原理进行精心组织。许多核心概念包含的信息量较大，需要背景知识的辅助教学，因此，在实施具体的教学之前，教师自身要认真梳理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概念的细化拆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梳理构建概念图，将所有联系清晰地呈现出来，分析概念中的“关键词”，从而达到引导学生掌握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并能够迁移应用于新知识、新情境中的教学目的。
（二）丰富核心概念的学习内容，创设生动导课
核心概念的学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必须将事实性知识置于学习者的概念框架中；第二是概念被各种丰富的有代表性的事实细节展现出来。概念放在一定的应用情境下才会显得生动和有意义。在课前导入知识时，不能和传统方式一样，先呈现给学生概念的文字性内容，而是要精心准备素材，巧妙设计导课方式，激发起学生的探索兴趣，引导学生对核心概念有自主探究的热情。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利用学生当前己有的知识导入，或者通过生物实验、生物科学史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导入，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运用纪录片等视频材料进行导入，创设趣味性和知识性并存、探究性与科学性较强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核心概念的内涵。
（三）结合StS教育理念，创新核心概念的教学方式
StS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美国，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和社会（Society）的英文缩写，它旨在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51StS教育的内涵本质在于使人类经验和社会科技发展融入到科学教育之中，一方面，让教育紧跟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增强自然科学教育的社会化和应用性，运用StS的教育理念可以丰富生物核心概念的教学形式。教师在教学素材的选取中尽量来源于实际生产、生活，化抽象为具体，拉近科学与生活的距离，帮助学生理解生物科学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增强核心概念的应用性，鼓励学生多用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去看待和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价值观的形成与统一，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个维度的完美结合。
（四）及时了解核心概念的学习效果，动态调整教学方法
科技体育概念篇5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从事中师“电化教育基础”课教学多年,但看了近期《中国电化教育》及相关电教书籍对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的相关论述后,却被有关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搞昏了头脑:李康在他的《试论教育技术及其研究对象》一文中认为[1],教育技术是最大的概念,电化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是它的下位概念,而现代教育技术又是电化教育的下位概念。另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化教育学》一书将电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关系概括为[2]: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现代教育技术。作者强调: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教育技术之间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而李龙在他的《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一文[3],又提出教育技术和电化教育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完全兼容,教育技术和电化教育不再是两样皮的观点。另有《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一文[4],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电化教育今天已演变为教育技术”。上述三个概念到底应怎样定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同仁指教。
二、观点产生分歧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上述两种分歧观点,关键在于对三个概念的定位。第一种观点,把电化教育看成教育技术的下位概念,是把教育技术定位在美国aeCt1994定义上,而把电化教育定位在必须采用现代教育媒体才算电化教育这个基本条件上。认为教育技术探讨的是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获得教育、教学的整体优化。而电化教育探讨的只是与电教资源交织在一起的教学资源的各种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尽管两者的目的都是要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达到教育最优化,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同。把现代教育技术看作电化教育的下位概念,是因为狭义地定义了现代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技术概念。认为现代教育媒体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因特网等,而把常规电教媒体排除在外;认为现代教育技术涉及的资源主要指与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和因特网等相联系的教学资源。现代教育技术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只是现代教育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第二种观点,把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定位为同一概念,一是因为把系统的教育技术概念,人为地分为实践和理论实践研究两个领域,从而狭义地定义了教育技术概念(1998定义);二是把我国电化教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进行扩大。
三、对三个概念的定位及相互关系的看法
1.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的概念最初产生于美国,随着美国教育的发展,这个概念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现在应该说统一在了aeCt1994定义上,即“教育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有人认为这个定义不符合我国国情,应该按照我国国情重新定义,从而得出1998新定义。笔者不敢苟同,但赞成梅家驹在他的《教育技术的定位与错位》(《中国电化教育》200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教育技术的定位在技术,具体地说就是对有关促进学习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几个环节。对技术方面的术语表述不应该强调国情的差别,重在对本质的理解。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概念应该统一在aeCt1994定义上。
2.电化教育
电化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早,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概念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当今在对定义的论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已形成了共识。梁育腾主编的《电化教育基础》将其论述为: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与其相适应的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活动,以求实现教育最优化,叫电化教育。这个定义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二是必须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三是必须有科学教育理论指导,四是电化教育的目标是追求教育的最优化。
3.现代教育技术
科技体育概念篇6
[关键词]大学课程本体；大学课程编制；本体创建工具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曾玲（1968—），女，江西九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义web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及e-Learning研究。e-mail:。
一、引言
本体是“共享的概念化的、明确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1]实现了对领域知识的本质概念、概念的特性和概念间关系的明确定义，[2]近年被广泛地应用于知识的组织与共享中，成为语义互联网的支撑技术，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者使用“课程本体”表达一门课程或某一专业领域系列课程内容主要概念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3]在构建大学课程体系过程中，通过大学课程本体的构建，能够使大学教育的总目标、专业培养目标在课程体系以及每门课程中培养目标中取得一致，并解决专业内部不同课程在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容重复、交叉、缺漏等问题。
随着本体的广泛应用，研究者提出并研发了大量本体开发工具，其中，tm4L是国外研究者开发的面向教育领域的本体构建工具，本文作者曾探讨将该工具应用于大学课程本体创建的方法与流程，[4]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存在中文支持问题，其独立的图形显示工具完全不支持中文。目前已有的通用本体构建工具，通常面向具有本体相关概念的使用者，对于非计算机信息领域的大学课程编制者，具有较大应用难度，此外，通用本体工具缺乏领域本体框架。[5]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开发一个大学课程本体合作创建工具（UCoCet），该工具面向来自课程研究与编制领域的广大研究者与应用者，提供大学课程领域高层本体框架，使课程编制相关人员能够在一个基于网络的统一平台上，借助工具在客户端人机交互层面使用高等教育领域熟悉的术语，在服务器端数据处理层面提供本体的一致性、相容性检查等支持功能，构建大学课程体系中一系列相关内容，为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培养人才”功能提供帮助，从而也间接地实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大学课程编制相关研究
大学课程编制研究者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大学课程理论研究者和学科领域专家。高等教育学领域研究者主要根据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从人与社会角度探讨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并进而形成相应的大学课程体系构成要素，如大学课程体系目标要素、内容要素和过程要素的研究，大学课程体系的个性化要素的研究，大学课程的生成制约因素的研究与建构要素的研究，以及课程知识的意义性研究等。[6][7][8]这些研究为我国大学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整体上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学科领域专家主要研究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所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知识的构成成分，并据此确定相应的专业课程。如计算机学科领域，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从1968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便根据计算机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召集包括计算机领域专家、教学专家等专业人士组成研究小组，进行计算机学科课程编制，大学本科计算机推荐课程。[9][10]而我国教育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一直在开展有关教育技术本科培养目标、能力体系、教学规范等方面的研究。[11][12]
来自高等教育领域与专业学科领域有关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都不断有新进展。但研究表明，负责具体课程编制与实施的教师，在课程编制与实施过程中，首要考虑课程内容的选择，其次是自己已有知识与经验。不是像理论研究者所希望的那样先设定明确的目标，[13]结果导致在具体课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偏离专业教学目标，出现同一专业内不同课程之间知识点重复、课程内容堆砌、一些重要知识点缺漏等问题。
此外，meyer等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中课程内容不断增加的问题，提出在任何一门学科中，都存在一些棘手但具有变革性、综合性、有界性、重构性、过渡性、认知不可逆转等特性的概念，称为该领域的阈值概念（thresholdConcept）。[14]本文作者将阈值概念应用于软件编程课程本体构建中，提出了一个基于计算机领域阈值概念软件编程系列课程高层本体。[15]本研究将应用该研究的部分成果。
上述有关课程体系构成理论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有关大学课程本体框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大学课程本体及大学课程本
体合作创建工具（UCoCet）
基于上述对大学课程编制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研究领域已有研究成果，下面将描述UCoCet的主要需求，提出一个大学课程本体框架，作为UCoCet的领域框架基础，进而给出UCoCet的界面原型与技术实现。
（一）UCoCet需求分析
构建内含大学课程编制相关的高层本体，作为课程体系生成框架，从而使任何新学科或新专业在编制大学课程体系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应用学科的课程体系生成框架，避免新学科或新专业在编制课程体系时可能存在的课程堆砌、课程设置目的不明确、专业培养目标模糊、知识点在多门课程中重复讲授或缺漏等问题。[16]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编制的层次性，UCoCet应具有多级权限管理功能，分别为学校级本体创建者，能够增加、删除与修改框架中的本体类，从而将最新的课程理论研究结果应用到课程体系编制中；学科或专业教学计划本体创建者，能够创建与维护课程体系中学科教育目标以及专业课程体系；学科任课教师仅能够创建与维护本课程知识点及其之间联系，作为课程本体，所创建的本体在前可以暂存；注册学生能浏览与评价已课程本体；非注册用户仅能浏览已的本体，在论坛提交建议。从而保证所创建与课程本体来源的科学性与广泛性，使学校、学科与课程教师等各级学科课程体系编制人员具有统一的目标指向。
具有一定权限的用户登录后，能够根据本体框架与向导，创建类、实例以及关系，并能够添加约束。界面上呈现的用语均为高等教育教师能够理解与操作的词汇，用户无需知道自己所创建的是类、实例、关系还是约束。程序能够根据用户输入在框架中的位置进行类、实例、关系和约束的判断，并进行相应处理，从而将用户层逻辑与设计层逻辑区分，避免需要由用户理解本体专业术语导致的工具普及应用难，或者错误应用等问题。
保存所有用户操作历史记录，用户能够看到自己的操作历史，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已本体的历史记录。
（二）大学课程本体高层框架构建
在大学课程本体构建过程中，有一些类与关系普遍存在于所有大学课程本体构建中，例如高等教育培养目的、专业培养目标、先修与后继课程关系等，这些类与关系构成了大学课程本体的高层框架，并内置于本研究所探讨的工具中，用于辅助大学课程编制者进行大学课程本体编制。本研究将利用高等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者对大学课程构成要素的研究成果及课程本体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大学课程本体高层框架。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按制定来源分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高等学校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三个层次，它们之间具有依次递进、依次具体化关系，是大学课程体系构建依据，然而在专业课程体系制定过程中，一些高校照抄照搬其他高校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没有具体考虑所属学校层次与人才培养规格，最终导致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竞争力。因此，本研究将高等教育培养的三个目标作为大学课程高层框架本体构成的关键部分，让每一级的课程编制者在进行具体课程编制过程中首先明确培养目标。
根据课程体系构建的树状模式理论、板块模式理论与球体模式理论研究成果，对单门课程而言，首先需要考虑课程在各级培养目标中的定位，包括职业定位、能力目标、知识目标、情感目标等，并据此确定该门课程在学科专业方向课程体系中的类型，包括：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技术基础课程、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主干课、专业选修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经济管理课程、相关技术课程、研究方法课程、核心课程、拓展性课程、理论课、实践课、必修课、选修课、讲授课、自修课、哲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人文科学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学科课程、能力课程、个性课程，其中，能力课程类型包括研究类能力课、科技类能力课、竞赛类能力课、礼仪类能力课、艺术类能力课、体育类能力课。其次，与一门课程相联系的有先修课程与后续课程等。[17]
一门课程通常由若干知识点构成，每个知识点包括明确的教学目的、若干概念、每个概念是否属于阈值概念等、相关概念以及相关知识点等。
（三）UCoCet界面原型设计
对于不同权限用户，在创建课程本体过程中，所获得的本体框架支持及其界面原型将有所不同，但课程本体的浏览界面则一致。图1-图3所示是以教育技术专业远程教育方向为例，生成的UCoCet浏览界面，下面对各部分设计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图1目标体系浏览界面
图1为目标体系界面，通过该目标体系界面，可以完整浏览专业相关的宏观培养目标、专业培养目标、课程列表及课程概念列表。不同权限用户进入该界面有不同编辑权限，单门课程本体开发者能够编辑该门课程概念列表，包括增、删、改概念词条；课程模块负责人能够编辑模块下面的课程列表；专业负责人则有权更改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列表所有内容，但不可以编辑具体课程中概念列表项；学院负责人权限可以编辑宏观培养目标相关内容。
图2为课程简介界面，该界面内容根据目标体系界面中所选择的课程不同而改变，本例在目标体系界面课程列表中选择了“远程教育的技术”模块下的“网络教育编程基础”，课程知识点列表列出模块课程及其概念，该部分数据来自目标体系页面，在本页面中，任何权限用户均只能浏览，不能修改，从而保证数据一致性。页面中间部分为浏览者选中课程的先修课程、核心课程以及课程目标的简要介绍，对该部分内容单门课程权限的本体开发者可以编辑。右边部分“课程实现专业目标”内容来自“目标体系”页面，不能编辑，单门课程权限用户能够编辑选择项。
图2课程简介浏览界面
图3课程概念知识体系界面
图3为课程概念知识体系界面，其中左半部分内容来自于课程简介中选中课程的概念列表，任何权限用户都只能浏览，不能编辑。右半部分给出选中的具体概念的详细解释及其在本课程中的地位。本例中，选中的“事件驱动”概念在“远程教育编程基础”课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核心概念”，单门课程权限用户能够编辑这两部分内容。相关课程及概念在课程中的地位来自本专业所有课程简介中相关数据的自动获取，所有权限用户都只能浏览，不能编辑。选中概念的相关概念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由单门课程权限者进行编辑，包括增、删、改，其中概念间关系可以参考给出的概念间关系下拉列表内容，也可以自由添加新的关系内容。
（四）UCoCet实现技术
adobeFlex、Laszlo和microsoftexpression等富客户端（Ria）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使桌面程序的表现力与浏览器程序的方便、快捷极好地结合在一起，UCoCet客户端将使用Ria技术。
通过制定服务器端与客户端通信协议，将客户端传来的数据转换为本体相关数据，实现用户人机交互界面层的术语与本体处理专业术语分离，用户界面层使用高等教育领域课程编制相关术语。
服务器处理程序使用Jena工具，实现本体数据的写入、生成等操作，并利用本体推理功能，实现对来自不同课程的多人合作创建本体的包含关系与一致性检查。
四、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由大学学院教学负责人、专业负责人、课程模块负责人以及单门课程负责人合作创建大学课程本体的工具UCoCet，通过本体推理功能，能够发现专业课程内容构成方面存在的知识点重复与缺漏、课程先后修学关系混乱等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完整一致的大学专业课程视图，为本专业师生以及感兴趣的人群提供了该专业全面而详细的介绍，是进一步优化教学过程、开发优质教材、开展基于网络的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后续研究工作包括大学课程本体的高层框架的细化、工具的实现、工具在教育技术专业远程教育方向本科课程编制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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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育概念篇7
1.化学概念是用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的
常包括定义、原理、反应规律等。其中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注释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并有其特定的意义，以保证概念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初中化学教材中，基本概念几乎每节都有，而化学概念是学习化学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准确地理解概念对于学好化学是十分重要的。初中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差，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清概念，把好这一关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1讲清概念中关键的字和词。为了深刻领会概念的含义，教师不仅要注意对概念论述时用词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同时还要及时纠正某些用词不当及概念认识上的错误，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例如，在讲"单质"与"化合物"这两个概念时，一定要强调概念中的"纯净物"三个字。因为单质或化合物首先应是一种纯净物，即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然后再根据它们组成元素种类的多少来判断其是单质或者是化合物，否则学生就容易错将一些物质如金刚石、石墨的混合物看成是单质（因它们就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同时又可误将食盐水等混合物看成是化合物（因它们就是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
又如在初中教材中，酸的概念是"电解质电离时所生成的阳离子全部是氢离子的化合物叫做酸。"其中的"全部"二字便是这个概念的关键了。因为有些化合物如naHSo4，它在水溶液中电离是既有阳离子H＋产生，但也有另一种阳离子na＋产生，阳离子并非"全部"都是H＋，所以它不能叫做酸。因此在讲酸和碱的定义时，均要突出"全部"二字，以区别酸与酸式盐、碱与碱式盐。
1.2剖析概念，加深理解。对一些含义比较深刻，内容又比较复杂的概念进行剖析、讲解，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如"溶解度"概念一直是初中化学的一大难点，不仅定义的句子比较长，而且涉及的知识也较多，学生往往难于理解。因此在讲解过程中，若将组成溶解度的四句话剖析开来，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其一，强调要在一定温度的条件下；其二，指明溶剂的量为100g；其三，一定要达到饱和状态；其四，指出在满足上述各条件时，溶质所溶解的克数。这四个限制性句式构成了溶解度的定义，缺一不可。
又如在学习"电解质"概念时，学生往往容易将"电解质"与"非电解质"，甚至同金属的导电性混淆在一起，导致学习中的误解。因此教师在讲解时，可将"电解质"概念剖析开来，强调能被称为电解质的物质①一定是化合物；②该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有导电性；③条件是指在溶液中或熔化状态下，二者居一即可，所以概念中用"或"不能用"和"。如naCl晶体虽然不导电，但①它是化合物；②naCl在水溶液中或熔化状态下都能导电，所以naCl是电解质。而naCl溶液和Cu丝虽然能够导电，但前者是混合物，后者是单质，所以它们既不是电解质也不是非电解质。在教学中若将概念这样逐字逐句剖析开来讲解，既能及时纠正学生容易出现的误解，又有抓住特征，使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能严格区分开来，从而使学生既容易理解，又便于掌握。
2.化学教学和素质教育的结合
2.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近代史和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破除迷信教育，艰苦奋斗、立志建设家乡的教育，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2.2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初中化学教学中要处理好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关系。知识和技能是学生形成能力的基础，而能力是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要重视化学基本概念的教学，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引导学生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要加强化学用语的教学，重视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元素化合物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了解一些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用途间的联系，加强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指导作用。学习一些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的基本技能，初步认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并能引导学生初步运用化学知识解释一些简单现象和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2.3教育学生全面发展，提高身体心理素质。在化学教学中，教育学生要树立自信心，克服自卑感，勇于战胜困难，树立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勤奋善学、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作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团结互助的品德。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点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提高身体心理素质，让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全面发展。
科技体育概念篇8
关键词：体育总概念；健康三维观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4-0051-03
abstract:withtherespectivestatementoftheinternaldevelopmentcoursesastothedefinitionsofsportsandhealth,thisarticlemadeananalysisoftheinternalrelationsbetweenthem.thisarticledeeplystudiedschoolsports,socialsportsanduniversitiescompetitivesports,discussingandexploringthequestionsastohowsportsiscombinedwithhealth,whatquestionssportscanreallysolveinhealth,andhowsportsimproveshealth.
Keywords:thegeneraldefinitionofsports;three-dimensionoutlook
1前言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与健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目前的两大热点问题。由于体育概念的不断发展，健康内涵的逐步深化，体育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在“健康第一”的体育教育指导思想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大众体育实施战略以及“奥运争光计划”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提出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体育与健康自身的形成发展问题
要想清楚地理解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必须先从两者本身的问题开始入手，弄清两者各自内在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对其本质联系揭示的前提。
2.1“体育”本身的一些问题
“体育”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起源在学术界上没有什么争论，都认为是一百年前从日本传入的。问题是随着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体育”一词的内涵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变化，主要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体育界出现了两种态度：对体育总概念的肯定和对体育总概念的否定。所以不同的社会体育群体和个体对“体育”均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韩丹将体育理解归纳为五个方面含义：第一是指“体育”作为总概括性的总概念；第二是指教育领域同德育、智育、美育等并构的“体育”；第三是指竞技体育；第四是指大众体育；第五是指人们各种自娱性身体活动。［1］
然而在当今对体育总概念持否定态度的已是少数，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体育概念的整体性和整体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绝不是人们的臆想，而是体育这一复杂社会文化活动的客观存在。不管体育社会形态或结构如何，他们各自的特性都寓于共性之中，这个共性就是他的总概念。［2］［3］
体育的总概念观点的认同必然要对体育领域的划分进行科学的讨论，至于体育被分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三大类的现状来说，其分法的确有着不妥之处。我国学者任海早在1989年就提出这种分法不符合逻辑分类的原则。首先不符合“同一标准”的原则；其次是“子项相容”的错误；还有就是“没有穷尽整个体育的外延”。任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按以上三方面的要求对体育进行重新分类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对体育的分类能完全达到以上标准的。当前体育的三分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在探讨体育与健康的关系的前提下笔者也很赞同熊斗寅同志的观点：将竞技体育成为“高水平竞技体育”用来区分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中的竞技体育成分。［3］这样更有利于对体育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审视。
2.2健康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
当前健康概念的三维健康观，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乡镇中学的初中生们都能异口同声的将三维健康观的内容说出来，这也能看出我国实施“健康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
健康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也在不断的变化着，这体现出“健康”的进步性与完善性；另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健康有着不相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健康标准，这体现出“健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从疾病观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本体疾病观、自然哲学疾病观、自然科学疾病观。人类对健康的理解也随着疾病关的发展不断深化，远古时代由于本体疾病观的影响，人们认为疾病是由鬼神等主宰，即健康是由鬼神决定的，人类无法抗争，特别是传染病的几次大肆虐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认识。近代社会生产力开始飞速发展，解剖学和生理生物科学已经形成，但对疾病的原因还是无法揭示。由于受到“人是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的影响，认为健康就像机器正常运转，保护健康就想保护机器，肉体的正常工作状态（无病）就是健康。19世纪末，自然科学疾病观的形成，认为疾病是由单一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这个时代认为健康就是保持病原微生物、人体和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这种健康的概念只涵盖了自然因素，忽视了疾病的多元病因。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心理学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生态学观点的提出，人们认识到疾病病因的复杂性，特别是认识到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从而使健康的概念延伸到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个人行为，逐步形成了综合性协调发展的健康概念。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中给健康下了个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而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这个定义将人类几千年对疾病、自身和生存环境的认识高度概括起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至今最为普遍，可认度最高的健康概念。［4］
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也不同，主要表现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两个方面，由于这两个维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具有阶级性并为某特定的阶级服务，所以在针对某些健康指标是不可能有完全的统一标准。如一般人的特质焦虑问题，对待同性恋问题、生活中的行为习惯问题由于受主观性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非常的难于确定。
人类健康概念是动态发展的，健康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由于健康概念的三维性，使健康的认识和理解受到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当然我国所提倡的一系列健康政策中健康的含义必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体育与健康的结合也是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对于健康如何与体育结合，体育究竟能解决健康的哪些问题及如何在体育中促进健康等问题，都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生命在于运动”、“体育促进健康”这些较为肤浅的认识上，应该进一步的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3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不能流于表面判定，对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笼统的概括在学术上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对他们之间有一个较为细致的分析。基于我国体育概念等问题本身的缺憾，现阶段要分别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好只能是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高水平竞技体育三个方面讨论。
3.1学校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发后，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着重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体育也不得不经历一次全方位的变革。学校体育改革的方向无疑是能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健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回顾传统的学校体育，其自身的体育观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它的问题不只是在于只重身体，不重或不顾心理和社会的适应，还在于自己在实践中，用“强身”取代了“健身”，用“竞技”遮掩了“体育教育”。这样导致了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的出现：体育教学内容竞技化、体育教学过程技术化、体育教学组织的一体化，和体育教学目标的达标化。［5］很明显，这样的学校体育不利于学生健康的全面发展。传统的学校体育也不可能达到目前健康的三维观标准，只能对学生的生理指标有些影响，但积极的作用却很不明显。
现在，学校体育以健康为理念，以健康的标准出发，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三方面都做出了针对性的改革，通过体育课使学生对体育活动产生兴趣，掌握一定的体育锻炼方法，教化他们形成良好的体育态度，在今后的生活中能有一个科学的健身手段。改革后的学校体育在理论上是完全符合促进学生健康和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但终究还没有完全被实践证明，学校体育的改革方向正确，意义深远，但需要不断的调整完善，新事物代替旧事物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3.2大众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社会体育是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体育活动。［6］从这一定义来看社会体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善人民大众健康。体育的本质特点是身体活动，它对人的作用也是在人的生理技能变化上，有人说体育对人的心理影响也很大，也能促进社会适应性，但这不是体育的本质作用，其他的社会活动也同样能起到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作用。这提示我们科学的锻炼方法对大众生理健康有促进作用，要使社会体育对大众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有促进作用，必须加强大众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形成良好的体育活动动机、体育价值观等。总的来说社会体育对参与者的健康来说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健康促进功能的前提是“科学性”，据调查中国沿海城市居民有90%的体育爱好者不知道什么是“有氧锻炼”和“无氧锻炼”。［7］
通过目前的调查提示，我国社会体育对大众的健康功能效果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体育还没有体现出健康人民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体育场地严重不足、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的体育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之中、社会体育辅导员严重不足、大众体育健身的科学性极低。另外，我国体育场地开放率很低。有人对北京海淀区一个社区体育场地进行调查，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社区，真正属于居民锻炼身体的体育场地总面积为798m2，人均0.08%，这意味着在社区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社区居民都无法参加体育锻炼。
据1998年《中国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显示，我国有4.2亿体育人口，占总人口31.4%，在4.2亿体育人口中也不乏体育锻炼方法不科学无法起到健康效果的人群，这一事实可以从我国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得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非常匮乏。在德国，人口8000万大约每40人就有一名体育辅导员，全国共有200万辅导员。在我国人口13亿，目前我国所有的体育工作者也就12万人，如果我国要达到德国体育指导员的水平保守的说也需要半个世纪之久。［7］
在我国社会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是相互促进的，社会体育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上讲我国的社会体育还没有体现出它的健康功能，这与我国基本国情有着很大的关系，有待于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此状况及时的做出调整。
3.3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健康的关系
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争议很大，目前我国学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水平竞技体育可以对运动员造成大量的运动损伤，运动员的平局寿命低于正常人，这足以说明高水平竞技体育不能“增强体质”，［8］而且对健康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这种观点所说的事实的确有说服力，也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通过我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任玉衡等对我国优秀运动员的调查得出：6810名运动员中伤病者有4049名，患病率为59.46%；急性损伤占21.10%；急性转慢性损伤占45.95%，慢性损伤占32.95%；共查出317种创伤，6699例，人均0.98处损伤。［9］
由于健康的判定是定性的，目前还无法将健康指标量化，定量的判定健康。所以另一些学者否认高水平竞技体育对竞技参与者有消极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强体质上”的质疑。如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的毕世明在针对目前有人总是否认体育总概念时提出：“虽然竞技体育给身体带来损伤，但身体教育就不会给人体带来伤害吗？也会。不过是多少而已。很明显，不能因为竞技体育带来较多的身体伤害就否认它的增强体质的作用。”［3］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熊斗寅认为：“从体育的功能角度来讲，体育的本质功能就是教育、健身、娱乐，无论是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还是高水平竞技体育都包含这三个因素，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2］无疑他的观点也认为高水平竞技体育也有健身的本质功能。
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在于：专业运动员必须在高水平的体能和心理素质下掌握高难度运动技术，要赢得比赛也离不开高水平的体能和心理素质。另外，某些运动损伤只能影响体质的某些指标或某个指标，而运动员的其他生理指标要大大优于常人。而对这两种体质状况的优劣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田麦久对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中存在的这种问题态度是：运动损伤和运动疾病是现代竞技体育给竞技选手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本质上可以认同为煤矿，纺织等专业工人的职业病，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对运动参与者而言确实是增进人类健康的主体目标相悖，但着眼与社会整体，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1］
高水平竞技体育是服务于全社会整体健康的，他具有极强的促进健康功能，但他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促进人类健康的运行机制不同，具有间接性和推动性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健康功能是以运动员自身健康为代价来换取全人类的健康。我们也能看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项社会活动的影响能大于奥运会的影响，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目标对运动员个体或某群体来说是获胜、提高竞技水平，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归根到底的目标还是为了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水平。
4总结
4.1体育与健康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概念不断的发展所决定的。对体育应该有一个总体概念并在考虑体育与健康关系时应该具体的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高水平竞技体育”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在健康的判定上要根据“三维健康观”的三维指标判定。
4.2学校体育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健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学校体育的改革，使学校体育从传统学校体育的误区中走出，理论上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但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4.3社会体育的本质功能是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并对大众心理、社会适应性有的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根据我国目前社会体育现状，社会体育实际的健康功能却不明显，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体育场地严重短缺、体育指导员非常匮乏，人民大众享受体育锻炼的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在实践和整个社会上讲我国还没有收到社会体育带来的健康功效。
4.4高水平竞技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为竞技运动参与者自身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运动创伤和运动疾病，但他以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了全人类的健康。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目标对于运动员自身是获胜、提高竞技水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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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育概念篇9
[关键词]CtCL；学习者：基本构想：初步研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2)02-0003-12
一、引言
19世纪末幻灯、无声电影等媒体被应用于教育。拉开了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序幕。由于媒体或者媒体技术在该学科中的地位，关注新媒体教育应用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开始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情境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
近年来，一些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这一要素。我们曾以《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两刊2006-2008年的1767篇论文作为研究材料，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这1767篇论文中。以“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仅占10.3％，其余89.7％则多为教育教学系统研发、教育技术学理论等未涉及学习者的研究。而根据《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杂志》，日本这三年内以“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论文约占66.7％。《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是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办刊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在这两本杂志上刊载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因此，上述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学习者，但对学习者的关注尚不充分。南国农先生指出：“成功的电教……要从学生出发。教是为了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电教工作，不论是设计、开发、利用和管理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都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哦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对学习者的充分关注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是深层次的。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CtCL”(CtCL为Culture，technology，Content，Learn-er的首字母缩写)，使其既能反映出教育技术学本身的方法属性，又能在文化的视野下充分体现教育技术学研究不仅对技术、学习内容的关注，同时也对学习者深层次的充分关注。
二、CtCL的基本构想
这里将结合我们对CtCL的思考与认识过程，对该研究范式的形成进行简要介绍。并对该研究范式的各要素及其关系进行初步解读。
(一)CtCL的形成
我们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存在两种较为成熟的基本范式，一种是关注媒体教育应用(以计算机和网络教育应用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媒体”范式，另一种是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整合”范式。
在“媒体”研究范式中，众多研究者关注媒体应用，开展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如我国学者陈丽等人开展的远程教育研究，徐福荫等人开展的电视媒体研究，张舒予等人开展的视觉文化及媒介素养研究，王陆等人在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发展Cop项目中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生田孝至等人开展的儿童对媒体的态度研究，我国青年学者吴鹏泽开展的中日学生对媒体态度的比较研究及提高媒体素养的策略研究等。此外，国内外还有很多学术组织，如美国新媒体联盟(newmediaConsortium)、日本教育媒体学会(Japanassocia-tionforeducationalmediaStudv)、日本视听觉教育协会(JapanaudioVisu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一直在组织本团体开展媒体教育应用的研究。把新媒体、新技术应用到教育中是“媒体”研究范式的突出特征。近几年，一些学者致力于将云计算技术、电子书包、ipad、iphone等新技术第一时间应用到教育中。力求为改善学习条件提供新的契机。如祝智庭等人开展的数字布鲁姆本土化研究等。
技术“因具备信息传播属性而被用于教育”到研究者“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一种技术再到成立专业学术组织的阶段，通过研究、算法、人工智能、数据库学的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中，“整合”范式逐渐显现。我国学者何克抗、李克东、王本中等人[13114115l从1994年开始将计算机技术、现代教育理论、认知学习理论、语文教育的需求等方面进行统合。在中小学开展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2000年，在“四结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何克抗等人又开展了“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先后在700多所试验学校开展了广泛的实践研究，产生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改善学习的效果、效益、效率三个方面考量国内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数据表明，这些研究是有效果的，如日本学者清水康敬等人对在课堂中使用iCt对学生学习的改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等方面，使用iCt的课堂，其学生的主观题测试得分高于不使用iCt的课堂的学生。然而，从改善学习的效益和效率来看，“整合”范式下开展的研究在投入、产出比方面，似乎并不总是乐观的。以美国为例，何克抗指出：“尽管美国早就在中小学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技术环境(例如。1999年美国中小学就已经是基本实现网络化的‘网络年’，到2001年美国中小学已有99％联网，2003年美国中小学生与电脑比例已达到5：1)，为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他们的基础教育质量并未因此有明显的提升。”
我们对上述两种范式进行思考，产生了如下疑问：如果说教育技术学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学习者的发展，那么教育技术学研究倘若重在关注媒体应用，或者重在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而不去深层次地、充分地关注学习者，是否便缺失了其立足于“教育”的根本?换言之，到底谁在学习?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如果忽视了学习的主体——“学习者”，研究是不是很可能会陷入只见技术不见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尴尬境地?美国《2011Horizon报告》指出，四到五年后，学习分析将成为以教育为主的组织机构使用的主流技术，进行学习分析的目标是使教师和学校根据每个到校接受教育的孩子的不同程度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教育方式。从这种开始关注学习者的态势，我们不难看出：学习者在学习，“教育技术学研究”：应该充分关注学习者。
近年来，一些教育技术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关注学习者的态势，然而对学习者关注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适应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已经成为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四大热点问题之一，这足以说明它对学生的深层次关注是必要的。“媒体”及“整合”范式下开展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学习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学习者的关注，似乎并未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对学习者的关照往往是浅显的。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对学习者的关注，应该从系统的角度着眼，将其置于一个包含学习内容、技术等要素的关系网中，从内隐、外显两个角度深层次地去考察，对于这两个角度，本文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笔者之一董玉琦于1993年至1998年先后以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学习和研究，主要开展课堂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变化的系列研究，并对学科学习心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在此后学习与研究教育技术学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结合特定的学习内容对学习者的心理等进行深层次关注的必要性。自此，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将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相统合(tCL)的最初设想便基本成形。
同时，我们发现，近年来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能够体现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相统合(tCL)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例如我国学者徐晓东等人开展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概念转变研究，又如我国台湾学者佘晓清等人开展了利用SCCR数字学习系统辅助学生概念转变的研究等。
学习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印证了文化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学习是反应的强化”这种呆板的论调到“学习是参与和交往”这种关注学习情境的新观念，使得文化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出来。由此，“tCL”进一步发展为“CtCL”，即研究者在文化(Cuhure，C)视野下，将技术(technology，t)、学习内容(Content，C)、学习者(Learner，L)相统合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亦可简称为“学习”范式，从而形成了教育技术学研究从“媒体”到“整合”再到“学习”的范式的演进过程。
(二)CtCL各要素解析
如前所述，CtCL关注的是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文化四个要素。
对于技术(t)，刘美凤在《广义教育技术定位的确立》一文中，将基本的技术构成分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并称为“物化形态”和“智能形态”的技术。我们提出的CtCL中的技术(t)沿用了此划分。所以，此处的“技术(t)”包括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如软件、平台、工具等)，即“物化形态”的技术，也包括以绩效技术为核心的、以追求系统优化为目标的“智能形态”技术。在此基础上，CtCL特别关注和强调的是技术在学习的过程中向问题解决的优化功能发展，是“学习者”通过技术的使用改善“学习者”的学习认知等心理状态及其差异的可视化，为教师提供一种“学习者的学习资源”，使得教师能够实时地诊断学习者的状态，感受学习者与学习内容这一统合体(对此，后文将有详细的阐述)在CtCL中技术(t)这一要素的价值。
对于学习内容(c)，鉴于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科间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CtCL并不局限在某一学科视域内。而是关注学科间的内容交融性，因此，CtCL并没有用学科(Subiect)这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内容(C)。但在具体研究。研究者自身学科领域的划分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讲，学习内容(C)覆盖的学科领域，既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传统理科的内容，也包括语言等文学的内容，以及信息技术等新兴学科的内容。此外，从学科形态来看，学科内容(C)涉及分科形态和综合形态的课程，如我国小学和初中开设的综合科学课程。
对于学习者(L)，从人员组成来看，不仅包括各个教育层次的学生(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等)，也包括教师、企业人员等。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协商”等关于学习的新论调不断昭示着：人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因此，CtCL对“学习者”的理解上升到社会的、学习共同体的层面。从人员形态来看，如前所述，“学习者”构成包括单一的学生“个体”。也包括社会的、学习共同体层面的学生“群体”，在这里，“社会”的内涵是丰富的，它涵盖了面对面的真实社会情境以及基于网络的虚拟社会环境。
前文已述，教育技术学研究应找到合适的切入视角，从内隐、外显两个角度深层次地关注学习者。心理是CtCL的首选视角，它包括学习者的认知、情绪与意志。对于学习者的认知。CtCL借助“学习是概念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学习隐喻，从概念转变出发，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探讨：对于情绪，学生的情绪虽然不易直接测得，但往往能够通过生理指标来探测，比如学习者的皮肤电反应(GSR)、表情等：对于意志，CtCL会关注到学生的感性和理性意志。除此之外，行为视角是CtCL考虑的又一视角，它包括学习者的外显行为、内在行为。对于学习者的关注，CtCL还可以从生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或综合的视角切入。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研究、解释。但在这些研究中，文化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人们往往太过重视知识的传递，却忽视了学习本身是对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正如evford,G.a.指出的，在学习过程中“仅仅有精确的知识与完备的信息是不够的，知识是需要人们通过其既有的价值观与对知识的固有理解去内化的。”学习者“既有的价值观及其对知识的固有理解”，是CtCL对文化(C)的下位理解。对于这些因素，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面的学习者，由于生物遗传、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当这种差异逐渐成形并影响其对事物的认识与决策，便发展为一种学习者特有的文化。由此。在学习者之间、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本身便是一种跨群体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充分利用学习者之间的差异这种独特的教学资源，尊重学习者群体的特有文化，坚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增强学习系统的容错性，通过技术等手段方便学习者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认知等深层次的心理状态，从而使学习者在一种容错性很强的学习环境中感受到对教育的尊重。是CtCL在这一层面上的追求。
学习本身即是文化现象之一。通过学习，学习者自身最终应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其文化自觉是一种关键的学习品质。学习者获取的不仅仅是知识理解力的提升、能力的提高，而且是自身作为社会一员的自我意识，在此基础上，其责任、批判、合作的基本素质才能有所提升。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提出的，“新时代的人类必须能够在自身不断增强的知识理解力、能力与自身情感、道德、性格结构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也就是说，CtCL站在“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的立场上，倡导的是以人为本的研究文化和追求学习品质的学习文化，这是CtCL对文化的上位理解。
(三)CtCk各要素关系
CtCL的四个要素并非毫无交叉关系的独立要素，学习
者(L)使用技术(t)促进自身对学习内容(C)的学习，而技术(t)在设计、开发阶段的主要依据是学习内容(C)和学习者(L)的状况(如心理等)。文化若取其上位内涵，则影响到整个系统中的每个要素，若取其下位内涵。则主要在学习者这一要素圈中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CtCL中的技术(t)要素，其设计、开发的每一个环节，均是建立在对学习者(L)与学习内容(C)充分统整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研究中，通过技术对于学习者的关注往往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学习态度等较为上位的心理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却很少顾及到学习内容，脱离了学习的具体情境，使得技术对于学习者的考虑和关注稍显浅显，故在CtCL中。技术(t)要素不仅分别对应学习内容(C)与学习者(L)，更要对应学习内容(C)与学习者(L)的统合体。且充分考虑到文化(C)要素。
总之，CtCL这种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提倡在文化视野下，以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视角去研究教育，其研究取向在于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种取向的特点在于：对系统性理念的强调，即教育技术学研究在系统中开展：对最优化的追求，即在改善学习方面，不仅仅强调效果，还要强调效率与效益：对可视化的重视，即力求通过技术实现学习者学习状态(如认知等深层次心理)的可视化。此外，CtCL凸显教育技术学的方法属性，即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教育技术，更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教育；教育技术学重在以技术的方法，通过系统化、最优化等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教育技术学应更加关注学习者。指导学习者自身应用技术(包括智化技术)改善学习而促进发展。
三、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CtCL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对当前已经较为成熟的两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以及我们自身多年来的学习与研究之感悟；另一方面源于近年来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科学习心理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与启示。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者将文化、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这四个要素中的两个或三个相统合，从单一学科或者跨学科的视角去关注学习者的学习，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1991年第一次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的成功举行和《学习科学期刊》(JournaloftheLearningSciences)的创刊标志着学习科学的正式诞生。R.KeithSawyer认为，“学习科学是一门研究教与学的跨学科领域，涉及认知科学、教育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与学科。与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严格控制各种变量来研究学习的传统认知科学不同。学习科学关注真实情境中的学习，不仅包括学校教室里的正规学习，还包括各种情境中的非正式学习，希望通过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认知过程，并将这些知识用于真实学习情境的设计中，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深度与效率。”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学习科学的关注点相对分散，尚未对学习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并未影响学习科学的发展。如以annL.Brown为代表的元认知研究、学习者自我调节策略教学研究，以allanm.Collinst321为代表的基于设计的研究。以JohnseelvBrown为代表的数字学习文化研究，andreaa.diSessa的概念转变这些研究，都是国外学习科学的代表性研究。
在我国，在2002年和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和《剑桥学习科学手册》这两部全面介绍学习科学的译著。近年来，任友群、郑旭东、焦建利等皖后发表多篇文章，综述国内外学习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与趋势。
除对学习科学进行系统介绍外，国内众多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学习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上世纪末开始，桑新民等曾多次从学习方式变革的角度阐述学习科学对人类学习文化、教育智慧等面带来的深刻影响。对“学习”这一活动的本质进行了长期探究和思索；2011年，李克东等将mp_Lab等技术应用到数学学科中的研究则是统合了围绕技术与学习内容的研究：任友群等连续发表了几篇围绕中国学习科学研究：基于原创与实证的精神探索的专栏文章，对学习科学的本土化进行了探究。
在学习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中，“概念转变(conceptualchange)”是近年来颇受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认为学生头脑中已有的某些观念会阻碍新知识的学习，学生需要经历“概念转变”过程，才能接受新知识。基于这一认识，研究者们对学习者的前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以posnerG.j.、Chim.t.H.、Vosniadous.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对“概念转变”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基于认识论的概念转变模型、基于本体论的树状模型和基于朴素理论的概念转变理论，以解释“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促进学生的概念转变提供指导。
同时，“概念转变”在国内也是学习科学研究者尤其是学科教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罗星凯啤在1988年就开始关注概念转变研究。从2003年到2010年。罗星凯等还对物理学科中的热学、几何光学等诸多领域中学习者的前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概念转变的学习与教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近10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概念转变”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对“概念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展现出了尝试运用技术促进概念转变的研究趋势。我国台湾学者佘晓清认为。概念转变不应只是单纯考虑知识的本质，还必须针对知识本身的内涵来分析其复杂性及阶层性，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双重情境学习模式(Dualsituatedlearningmodel，DSLm)，并将其与技术相结合，对溶解、扩散、气压等内容的学习进行了实践探索。
从上述对学习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看出，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结合学习内容，对学习者进行深层次的关注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对技术的利用，促进了学习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趋势与CtCL研究范式所倡导的研究思想是相似的。
(二)学习技术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移动终端的出现，实现了技术与学习的无缝整合，国内外研究者对学习技术的关注也日渐增强。虽然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学习技术”一词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致力于“运用技术促进学习”的研究。曾资助过学习技术传播行动(LearningtechnologyDisseminationinitiative)的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ScottishHighereducationFundingCouncil)，学习技术描
述为：“促进教学、学习和评价的技术应用”(theapplcation0ftechnologyfortheenhancementofteaching，1earningandassess—ment)，这一观点认为学习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应用。而英国学习技术协会(associationforLearningtechnology。aLt)则将学习技术界定为：“系统的应用一种整体性知识(abodyofknowledge)来设计、执行、管理和评价教与学。所谓整体性知识，是基于对潜在技术及其能力的理解：基于学习理论、教学设计和变化管理(changemanage-ment)的原理，而进行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我国学者桑新民认为，学习技术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应是介于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整套学习方法体系。张际平等,则将学习技术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
移动学习和基于游戏的学习是近年来学习技术领域较为热门的两大话题。国内外关于移动学习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方面。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设备应用于教育的可行性研究，移动学习资源的开发，短信息服务，wap教育站点的建设，与终身学习、pBL及协作学习等方机相结合的研究嘲。此外，由于移动学习研究需要资金、设备，当前国内外较为著名的移动学习研究主要依托于所开展的各类项目。从移动学习技术的研究状况来看。其重心目前还停留在终端设备、移动学习资源建设、移动学习平台开发等技术性很强的话题上，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作为技术使用者的学习者和技术所承载的学习内容也会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对基于游戏的学习，在以往研究中，表达更多的是“教育游戏”。对此，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与游戏相关的基本教育理论研究(如活动理论、沉浸等)、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基于游戏的学习科学、教育游戏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教育游戏的商业模型等。近年来，严肃游戏、游戏设计学习成为教育游戏研究领域中的热点。我国学者李艺等人曾撰写多篇文章，介绍国外教育游戏的设计思想、方法及研究动向，并对教育游戏中学习者的行为与心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参与者的游戏行为意向与沉浸体验、感知易用和感知有用之间的关系模型。《2011Horiaon报告》指出，将教育和游戏整合的方向之一是开发与特定课程内容相关的游戏。
显而易见。学习技术走向技术与学习内容相统合、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学习技术对于学习的改善已经不容置疑，但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却始终是个黑箱，各领域研究者仍在不断探索。无论从哪个视角去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学习者的发展始终是学习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学科学习心理
日本学科学习心理学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其主要奠基者为东北大学教授细谷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科学习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两种视角，即对学习认知方面的研究和对学习情绪方面的研究。
作为从学习认知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细谷纯认为，学生在接受新知识前已经形成了相关的知识规则体系，所以，学习新知识时会出现“偏差认知”：他还认为人具有学习的能力。由于知识间具有关联性，因而，学生自身可以将其内化为“概念”、“规则”，细谷纯将其称为“自成知识”。细谷纯指出，学生“自成知识”的来源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经验，二是来源于对新知识的学习，将通过学习得到的认识当做无限大的“一般化”，忽视了其局限性与适用范围。当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或遇到新问题时，会主动运用“自成知识”进行解释，然而却并不能得到正确答案，原因在于“自成知识”中的“规则”、“概念”相较于即将学习的规则、概念，具有前提项或结论项的选择错误、抑或选择范围过大或太小，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或缩小的特征，所以细谷纯将之称为“偏差认知”：而学生的这种“自成知识”也正是其在学习新知识时形成“偏差认知”的原因所在。例如，日常生活将经验使学生当作诸如水果核这样不能吃的东西“种子”，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豆子、芝麻等也是种子。显然，“水果核这种不能吃的东西”是学生的“自成知识”，正是因为他们已具有这种知识背景。使其不能正确地将“豆子、芝麻”归入“种子”的概念范畴，从而形成了“偏差认知”。细谷纯认为人具有可塑性，故而学生的“偏差认知”是可以改变的。而对于教师而言，他们应该认识到学生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认知，是有其自身“道理”的：所以，对于学生的这种认知，教师不应简单地告知其正误，而是应当认真听取学生对于自己已形成的概念、规则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变。通过研究，细谷纯指出无论理科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所以在学科教学中所使用教材的构成应该具有系统性，内容应简单化，这样教师在教授新知识时易于改变学生的偏差认知。同时细谷、麻柄等人还认为，“规则学习”是最佳的授课方式，由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讲解方式。由于学生既有的“偏差认知”对于所学规则产生了影响，细谷等人根据改变的难易程度和不同科目提出了应对策略，如反证法、迂回法、融合法等。
日本学者本间明信认为，教师应该重视课堂教学，并且在课堂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活动与思维。那么如何发现学生、认识学生?与细谷纯等学者观点不同，上世纪80-90年代，本间明信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学生情绪的变化上。本间明信认为，有两种途径可以探究学生的情绪变化，一种为通过观察学生的肢体语言、表情等外显行为，把握学生的情绪变化；另一种为通过对学生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探究其情绪变化。后一种研究的根据在于，人的情绪变化会引发生理变化，所以，生理上的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出人的心理情绪的某种变化。基于此，本间明信开展了运用GSR(GalvanicSkinRe，flex，皮肤电反应)测量研究课堂教学中师生情绪上的变化。本间明信运用GSR测量法对不同学段(幼儿园的儿童、大中小学生)、不同学科课堂中的学生进行了测量，尤其对音乐课上合唱、理科课堂实验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GSR集体反应现象、GSR的个体反应类型、学生GSR反应与不同师生行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等研究成果。
如上所述，本间明信分别通过可测量的生理指标及可以观察的表情两种途径来研究学生的情绪变化，在此基础上，董玉琦则将两者同时运用于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情绪变化的研究上，即在运用GSR测量法探测学生的生理指标，同时。还运用摄像机记录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表情变化(如表情、姿势、动作等)，通过两者研究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绪变化。结果显示，学生的GSR反应与表情变化有较好的对应性，如当学生几乎没有GSR反应时，此时其表情多表现为认真、漠然或无聊等；而测量到的这种GSR反应与观察到的这种表情可以获知学生此时的情绪，如认真的表情表
明学生的情绪变化处于平静期，而漠然或无聊的表情则表明学生已感到倦怠。通过研究，董玉琦等还发现由于教师的说明、提问、警告及指示等行为也会导致学生情绪的变化。
在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李克东运用心理生理指标作为研究教育传播效果的课题，指导其硕士研究生黎加厚、吴中江阿叫等开展了一系列学生对电视节目的皮肤电反应规律的相关研究。从统合的视角看，学科学习心理研究可以理解为将学习者学习心理与具体学习内容相统合的研究。与传统学习心理学相比，学科学习心理能够为教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更为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理论依据，因此，也能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四)多媒体学习
多媒体学习研究须将多媒体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媒体作为信息传输的中介，很早就受到广大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末多媒体计算机的出现为学习者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和更为丰富的信息获取通道。将多媒体技术用于教育领域促进学习者学习，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重点。国内外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国外学者paivioa.的双重编码理论、Baddeleya.D.的工作记忆模型、SwellerJ.的认知负荷理论、mayerR.e.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等，均为多媒体学习研究的代表。其中。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对我国多媒体学习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mayer将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与自己所做的实验研究相结合，构造了较为简洁、清晰的多媒体模型，通过这一模型解释学习过程中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多媒体(技术)作用于学生(学习者)的感觉器官，如何在工作记忆形成视觉信息和言语信息的双重编码。如何最终合为一体形成长时记忆。此外，mayer还给出了多媒介、空间临近、时间临近等七条实用的多媒体设计原则。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作为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典型，在研究中必然会涉及具体的学习内容，但此处的学习内容仅仅作为技术所承载的信息，尚未达到统合要求。因此。当运用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开发具体学习内容的教学媒体资源时，该理论并不能提供针对学习内容更为具体的指导。
在日本，随着多媒体在社会生活及学校教育中的普遍运用，有关多媒体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如日本学者清水康敬和伊藤秀子等学者长期关注眼动与媒体声音、画面相互关系的研究等。清水康敬等研究了瞳孔面积变化与心理活动的对应关系，开发了瞳孔面积自动测定装置。该团队发现了瞳孔面积变化与心理活动的对应类型，同时通过这一研究还发现了瞳孔面积的变化类型与人的兴趣等方面的对应关系。清水康敬等认为，这一研究成果适用于对媒体画面的评价。为了研究图像画面、声音与学习者信息获取的关系，伊藤秀子运用视线运动记录仪对处于学习状态的学习者的眼球运动情况作了记录、分析，发现图像画面、声音可以吸引人的视线，合理运用这一发现，可以促进学习者对学习信息的获取。
国内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也对多媒体学习理论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傅德荣等在1996年从学习者认知结构和学习心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多媒体课件交互界面的设计原则。游泽清等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便关注多媒体工具的设计，2003年，游泽清出版了《多媒体画面艺术基础》一书，此后，游泽清等又连续发表多篇阐述多媒体画面设计的研究论文。2004年，游泽清尝试将认知加工理论、媒体画面艺术规律、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理论进行统合，建立一门交叉学科——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他认为，多媒体语言学由语构学、语义学、语用学三部分，分别对应多媒体画面的艺术规律、多媒体画面的认知规律和画面设计的人性化、自然化特证。2009年，游泽清又出版了《多媒体画面艺术设计》一书，系统介绍“多媒体画面艺术理论”。从中提炼、整理出34条艺术规则，为多媒体画面设计提供了参考。胡卫星等将多媒体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相结合，阐述了媒体学习的认知过程机制，并由此提出了呈现多样化、交互化这两条教学环境的设计原则。此外，近年来，他们还运用先进技术，通过实验方式对多媒体学习所进行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如张剑平等曾利用眼动视线追踪等技术分析网络课程的媒体界面对学习的影响：刘世清等㈣也曾利用眼动分析方法，通过注视点、注视次数、注视点持续时间的实验统计，来推断浏览者浏览网页界面时的注视热区、首次注视点和浏览视线规律等视觉特征，为网页设计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参考。
在多媒体学习研究中，研究者虽然将技术与学习者等因素相统合的思想已经有所体现，但他们并未对具体的学习内容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在研究中增加对学习内容以及对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统合体的关注，多媒体技术也许将会对学习产生更大的改善作用。
(五)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理论是一个日渐发展的学习科学分支。该领域关注的是人们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如何开展协作学习，关注共同活动背景下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工具支持这一过程的实现。1989年，在意大利maratea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采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Learning，CSCL)这一术语来命名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CSCL的诞生。2006年，CSCL开辟了自己的研究阵地。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国际期刊《国际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Learning)开始正式出版。
目前，国内外CSCL研究主要集中在CSCL基本问题研究、关于知识建构的研究、针对协作(合作)的研究、CSCL中的问题解决、CSCL的交互研究、CSCL的技术支持、CSCL的实践应用问题等方面。其中，newmanD.、Griffinp.和Colem.(1989)的《建构区》(theConstructionZone)，BmffeeK.a.(1993)的《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Learning)，Crookc.(1994)的《计算机与学习的协作体会》(ComputersandtheCol—laborativeexperienceofLearning)。以及BereiterC.(2002)的知识时代的《教育与心智》(educationandmindintheKnowledgeage)，这四篇专题论文被认为最具影响。
我国学者黄荣怀对CSCL进行了系统研究。早在1997年，他就开始将网络会议系统软件应用于教学方面开展了协作学习的研究。2000年，“基于web的协作学习平台(web，CL)”作为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立项。2003年，《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理论与方法》正式出版。2005年，黄荣怀等通过交互分析的方法，对(CSCL)协
同知识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㈣，并于2007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兼具智能化和可视化功能的协作学习整合性工具VinCa，详细阐述该工具如何在协作学习中有效支持研究者分析交互文本和理解协作学习的过程。
我国学者李克东与赵建华从2000年开始关注协作学习，除介绍协作学习的模式和设计方法外，还对CSCL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特点进行过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2004年，李克东、赵建华对基于web环境的协作学习系统开发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多个提供web环境的协作学习系统，在此基础上对web环境下协作学习系统开发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网络支持的协作学习的四个基本条件。2005年后，赵建华提出了一个包含个体责任、社会协作、知识建构三个维度的CSCL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践方面。2010年，赵建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对网络论坛中的CSCL活动过程中论坛讨论内容的分享情况、对话情况和文本类型数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得到了网络论坛中CSCL活动的特点等研究结论。
在CSCL研究中，关注在技术应用中的学习者的心理以及外显行为是这类研究的最新特点。如2010年，解月光等对虚拟网络社区中影响学习者交互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学习主题、学习者学习动机等五项影响学习者交互的关键因素。而在对学习者的研究中，运用新技术进行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又如2011年，徐晓东等在研究中采用动态视频转录的技术，观察CSCL学习活动过程中由参与者无意识所发出的非言语交互行为信号(身姿、面部表情、手势等)，考察学习参与者的非言语交互行为特征及其行为同调性，为计算机支持下的交互研究和提升协作知识建构绩效提供新的思考途径。CSCL作为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研究领域，目前尚处于不断的发展阶段。
(六)教育神经科学
近几十年来，随着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脑磁图(meG)、光学成像等技术手段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人类大脑的运行规律与学生学习机制的研究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脑与认知科学来探索学生学习的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教育神经科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CeRi)启动了“学习科学与脑科学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对以往脑与学习科学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读写能力、计算能力、终身学习三个方向组建了美国、欧洲、亚洲的研究网络，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该项目的推动下，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群体逐渐发展壮大，2003年，在梵蒂冈科学院成立400周年的庆祝会中将“心智、脑与教育”作为大会的一个主题，并在会上商讨成立了“国际心智、大脑与教育协会”(imBeS)。2007年，该协会的官方刊物《心智、大脑与教育》杂志正式创刊。这标志着教育神经科学正式成为新的专业研究领域。
教育神经科学也是一门复杂的、整合趋向的交叉学科。它尝试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整合，以心理学作为桥梁来连接教育学和神经科学，来探索有关学习的认知与脑机制，并依据研究成果设计出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案，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该领域不仅关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行为的变化、学生学习愿望的激发、学习环境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关注学生的脑机制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神经联结的情况、脑功能区的变化以及功能联结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虽然教育神经科学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身份才刚刚确立不久，但它具有改变教育面貌的巨大发展潜力，各国政府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自2003年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将学习科学作为国家需要大力支持的复杂问题研究项目，设立了“学习科学中心”计划、“发展与学习科学——儿童演技的跨学科项目”计划、“学习与教育的研究”等许多对教育神经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日本政府也非常重视对脑科学与教育的研究。2001年，它启动了“脑科学与教育”研究项目，将脑科学研究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到2004年，该项目包括“东京双生子项目”、“范自闭症障碍症候群研究”、“学习苦难的高级脑功能演技”、“语言获得、大脑一侧化和语言教育”、“开发学生心理健康的生物医学工具”、“学习的动机与效率研究”、“日本儿童研究”等七项子项目。荷兰科学研究组织与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在2002年成立了“脑与学习”委员会。用以促进人们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的知识运用于学习与教育。该委员会于2004年组织了“脑与学习周”活动，活动对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目标、困难与阻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将脑与学习纳入到2006年到2010年荷兰科学委员会认知科学研究计划中，并提出了未来五年“脑、学习与教育”的20个主题。
教育神经科学作为一个年轻的专业研究领域，仍然与学习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常常被划归到学习科学领域中来。早在2002年，在韦钰院士主持的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涉足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2006年，董奇、周加仙等组织翻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撰的《理解脑——走向新的学习科学》一书；2010年又组织翻译了该组织的《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一书，系统介绍了教育神经科学研究的诞生背景与进展，为国内研究者了解教育神经科学提供了参考。周加仙于2009年出版了其编著的《教育神经科学引论》一书，更为系统的梳理了教育神经科学发展的历程，对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功与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对我国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由于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面分布非常广，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学生的学习，同时，这种多层面的研究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实现这种多层面的整合研究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四、CtCL初步研究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在CtCL研究范式下正在开展系列研究，如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高中学生信息技术学习的概念转变研究、基于概念转变的高中物理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作为第二语言的日语学习心理研究等。这里以“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的部分成果为例，为我们的一些初步研究进行了说明。
近年来，学习经验论者与理性论者的争锋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过程中人们的“前”意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命题是：学生在走进教室前，头脑并非空白。而“学习是概念的转变”这一隐喻，使很多研究者聚焦于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科学教育领域的概念转变研究，有关新兴学科的概念转变研究也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即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以高中信息技术学科中的常见概
念为学习了内容(Content，C)，对学习者的偏差认知及其成因(L)进行了探索。并根据研究结果归纳出在信息技术学科中。学生存在偏差认知的深层次原因(Culture，C)。至此，研究者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这一学习者fL)与学习内容(C)的统合体有了较好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结合“偏差认知的成因”这一文化(C)要素，研究者提出针对这些概念的教学设计(t)建议，即体现出对应于“学习者”(L)、“学习内容”(C)的统合体，并充分考虑到文化(C)的技术(t)要素。
研究者首先依据《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体验)在高中信息技术部分选取了常见概念，针对这些概念编制了开放式问卷，并对尚未正式学习高中信息技术的254名学生进行了考查，找到了学生存有典型偏差认知的五个概念(动态网页、程序、算法、数据库、计算机病毒)。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以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出的偏差认知作为选项，编制了半开放式问卷，并在问卷中要求学生对答案进行解释。研究者利用此半开放式问卷对尚未正式学习高中信息技术的209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得出了偏差认知形成的原因。研究者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设计建议。两次问卷调查均采用现场收集数据的方式。因此问卷回收率为100％，问卷有效率均在95％以上。研究主要通过microsoftexcel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通过图表、文字描述、及原始资料扫描来呈现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此处仅以“动态网页”为例进行说明。
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针对“动态网页”的题目描述及学生的答案种类如表1所示。
依据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研究者以上述六种偏差认知中较为普遍的五种为选项，编制了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在半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针对“动态网页”的题目描述如表2所示。上述几个选项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有接近半数(43％)的学生认为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的网页是动态网页，有26％的学生认为有动态图像或者flash的网页是动态网页。
研究者根据学生对答案的解释，对这两个偏差认知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索。选择C(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的网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因为多媒体网页内容生动，所以是动态网页：第二，将动态等同于多媒体。选择B(有动态图像或者Flash的网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动态网页，应该是动态的；第二，一些学生在义教阶段学过flas制作，因此觉得动态网页就应该是有动画或者动态图片的网页。
在对上述原因进行分析之后，研究者提出了针对动态网页的教学设计的建议：在学习动态网页相关内容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制作静态网页的经历，因此，教师可以首先展示几个具有动态效果的优秀网站，学生将看到的网页与自己曾经制作网页进行比较，归纳出不同点，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动态效果的制作，在此过程中体会“真正的动态网页”，替换学生头脑中对于动态网页的偏差认知。
以上“动态网页”的事例，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偏差认知研究的结果作了说明。总体来说。该研究的结论包括：第一，高中学生在未进行正式学习之前，对动态网页、程序、算法、数据库、计算机病毒这几个信息技术概念存有较为典型的、有规律的偏差认知；第二，高中学生对上述概念存有的偏差认知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直觉和想象、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字意的联想、概念间的混淆、受到已有知识的影响、学科知识不足、以偏概全或类比的结果、同伴文化的影响；第三，上述偏差认知具有普遍性、主观性、可归类性、分布性等特性。
五、结束语
科技体育概念篇10
【关键词】规范术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139-03
一、所谓术语
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是一种特定的话语构成模式,通过言语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是区别一种学说、一个学科最为关键、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学科的概念、符号、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等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模型,用以描述、阐释学科内涵的“符号”系统。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单位以单义性的方式为某特殊活动领域内的某概念命名;就其内容而言,是指某意义已有解释或已确定了的技术短语、符号的有组织的集合;就其范围而言,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常用的全部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以及它们的规则的总和。它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发展历史不长,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分子生物学仅经历了50多年的短暂历史。而今生物技术的发展迅猛,大力促进着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和广泛使用,并不断地被引入中学生物教材中。现阶段生物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尚不完备,术语系统尚未完全规范,这给高中生物学的教学带来了不少困惑。
二、高中生物学概念术语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新的课程改革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改变以前过分注重知识积累而忽视对人的能力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培养的陈旧方式和传统死记硬背机械的学习方法。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鉴于此,国家在新课程标准基本要求指导下,推出了多个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新教材在体现新课改精神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编写理念有了较大幅度的跨越,进一步完善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对于概念的阐述注意了准确性、严谨性,加强了科学史教育,理解科学过程,亲历试验和探究等。教材的多样化丰富了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教师“用教材教”,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群体的学习选择。然而教材知识体系的多样化,不应理解成学科的术语系统也可以有多个版本,否则不利于学习与交流。
1.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
由于现行使用的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的编写群体不同,专家们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知识储备、对相应知识要求及理论体系都有所不同,加之一些概念体系在学科内尚未完善统一等因素,在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教材中,使用的概念术语体系出现较大差异。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给初学者的理解记忆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也影响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人教版和浙科版为例,单独使用每一个版本,应该说是各有特色,都是不错的教科书。但如果相互参照使用,问题就出现了,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们会发问“以谁为标准?谁是对的?”如:“物质跨膜运输的主要方式”人教版分为自由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而浙科版对应的则分为扩散、异化扩散和主动转运;“细胞代谢”中人教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两个阶段,浙科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生物变异”中人教版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三种类型,浙科版将其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还有,如“t细胞”和“辅t细胞”,“效应t细胞”和“效应细胞毒性t细胞”,“浆细胞”和“效应B细胞”,“年龄组成”和“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性比率”等等。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体系,但对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惑,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生们不可能不接触其他版本的教材。初学者需要的是一个个定义明晰的概念,去建构自己的知识概念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学生来说,知识性内容与生物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的相关性越高,实现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时效性越长久,对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价值就越高”。[1]
2.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
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但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并被广泛使用,特别是有关生物工程类的概念名词爆炸式发展。这些大多通过翻译过来的“泊来语”。在翻译、定义和使用的过程中,尚未规范完善,概念的内涵界定不少仍是一个研究课题。以人教版为例,ia模块必修三“免疫调节”一节中对B淋巴细胞的描述是:“B淋巴细胞是造血干细胞在骨髓中发育成熟的一类细胞”;[6]“B淋巴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在淋巴因子的作用下,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增殖、分化,形成浆细胞,产生抗体”。[6]在ia模块选修三“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是这样描述的:“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凝聚或杀死这些病原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3)。“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免疫学”定义的B淋巴细胞没有产生抗体的功能,能产生抗体的是B淋巴细胞分化形成的浆细胞。“细胞工程”则明确地说“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显然两处对B淋巴细胞功能的界定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引发概念歧义。
“杂种”一词在教科书中多处引用却无明确定义,也存有歧义。在人教版ia模块必修二“遗传杂交”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杂种后代中,同时出现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现象叫做性状分离”。[5]在ia模块选修三“植物细胞工程”的植物体细胞杂交部分中则有这样的描述:“科学家们采用体细胞杂交的方法,终于得到了‘番茄――马铃薯’杂种植株”(《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6)。“科学家们利用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又相继培育出了烟草――海岛烟草、胡萝卜――羊角芹、白菜――甘蓝等种间或属间杂种”(《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7);在“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有这样的描述:“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可以看出,“杂种”一词,在《遗传与进化》中是指含等位基因的同种个体,即杂合体。而在《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中则似乎是指种间或属间杂交的产物。在种的属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同版本的教材之间同样存在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问题,如“细胞器”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在细胞质中……都有一定的结构,如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核糖体、溶酶体等,它们统称为细胞器”,[4]而在浙科版中的定义是:“细胞器是真核细胞中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7]“细胞核是细胞中最大的细胞器。”[7]细胞器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如,“基因”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在浙科版中“基因”定义是:“基因一段包含一个完整的遗传信息单位的有功能的核酸分子片段――在大多数生物中是一段Dna,而在Rna病毒中则是一段Rna。”[8]等。如果说概念术语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更多的是给初学者带来记忆困扰,那么,概念术语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给初学者带来的是逻辑的混乱。我们在强调概念发生过程和发展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产生的结果。这种“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怎么说(定义)都行的现象,会让学生感觉到科学的不科学。
3.概念术语定义不准确或不定义
各版本的新教材在这方面比老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的定义有了很大的改进,概念的界定都尽可能的做到科学准确,但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前述“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忽略了Rna病毒的基因存在于Rna之中。又如浙科版“由于激素是通过体液的传送而发挥调节作用的,所以这种调节又称体液调节”。[9]将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等同看待。其实人体“除激素以外,还有其他调节因子,如Co2”[6]所以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遗传的分类中“X连锁隐性遗传”(人教版语)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浙科版语),“X连锁隐性遗传”从语法上讲属于偏正短语,含义很明确,说明遗传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则为动宾结构,在词义上存在歧义,若以伴X染色体的隐性遗传解,则与定义(由X染色体携带的隐性基因所表现的遗传方式――浙科版《遗传与进化》p43)不符。
另外,高中生物教材中存很多“裸概念”――即不加定义直接在教材中呈现的概念。如竞争、轴丘、基因敲除等,教材中既不定义也不注释,编写者似乎在默认学生是自己的已知。但事实上有些很专业的名词术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未接触,即使是中学生物老师也未必都熟悉,如“轴丘”,不事先查阅资料,连不少生物老师也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基因敲除”更是1985年才奠定理论基础,1987年建立模型的一项新的基因工程技术,又有几个中学生物老师能熟知其技术规程?有些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与学科术语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竞争”。
三、规范高中生物学术语系统的几点想法
1.规范的必要性
学科术语,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上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设有的专门术语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我国术语工作也有悠久的历史,旬子的《正名篇》就是有关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很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汉唐时期的佛典翻译吸收了大量梵文的佛教术语。19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引进了大量科学术语。到了清末,设编订名词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1919年成立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2年成立南京国立编译馆,开始集中管理全国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1933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1949年后,术语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5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艺术科学和时事名词五大组。1956年国务院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中间曾改为“中国科学院翻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1978年,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先后成立了6个分科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名词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996年12月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对术语的制定和规范化方面的重视。
2.规范的可行性
高中生物学科教材中存在的一些术语规范问题,与生物学科研究发展历史短暂等有关。术语规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借新课改的契机,以教科书作为规范的样板,使中学生物学的术语系统不断完善和规范。对一些有歧义、定义不准确或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概念术语,可以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等权威机构对内容予以恰当的界定、适度的审定,选择能准确扼要地表达定义的、便于腹词、不引起歧义的短语,依据“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的方针,统一概念术语的使用,规范中学生物学的术语体系;或者选择一个版本的教材,在其原有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后推广,其他各教材编写机构建立术语数据库,统一规范引用,为学生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方便。如“物质的跨膜运输”可定义为“自由扩散、异化扩散(又称协助扩散)和主动转运三种主要方式”;“光合作用”可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杂种”一词则可在种内统一改称“杂合子”或“杂合体”,种间则称“杂种”等。“裸概念”可根据其重要性适当调整其在教材中的有效呈现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中学生物教学、减少对中学生造成的不必要困扰,同时也有利于生物科学的健康发展。
规范术语,是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目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为了统一表达。规范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规范,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学生的潜力发展,而扎实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是其前提。如果在入门阶段就让学生对中学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无从把握,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未来的国家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我们理应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生物科学的研究,推动我国生物科学的蓬勃发展。因此,规范中学生物学术语系统迫切而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赵占良.普通高中生物新课标教材的设计思路.课程•教材•教法,2004(12)
2谭永平.国际视野下的人教版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2007(5)
3金振坤.概念术语规范,学科成熟标志――我对远程教育中有关媒体概念的思考.现代教育技术,2005(5)
4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4
5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55、57
6生物必修3:稳态与环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1、35、37
7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