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区别
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使命与人的地位的学说，突出人的地位是其核心，强调人是发展的主题，人是活动的目的，人是评价的标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应当努力提高、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及生活质量，给予人民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及享受，消除一切对立于人的合理需要和追求的各种关系和异化的状态。
面对当今世界世俗化愈发深入，导致人性的冷漠和道德不断滑坡等丑陋的社会现象，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实践人道主义价值这一基本的价值追求，迫在眉睫。所以研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及其与其他人道主义的区别来体现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优越性，有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特征
1、一种现实的人道主义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张从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来阐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政治因素，使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绝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具有了可能性，而且具有了现实性。
2、实践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要变革不人道的状况，需要切实的行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主张通过实践活动清除社会现存的各种异化现象、剥削及压迫，实现个体解放、自由与幸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仅是一场现实的运动，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3、人民拥护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强调必须热爱人民，同时必须仇视人民的敌人，对于危及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1、在尊重人的价值上有区别
资产阶级一直标榜自己代表人民，却为实现其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去利用人民。他们所谓“个人尊严”、“自由、博爱、平等”等等，实际只被理解为满足个人利益。他们以一切抽象的人的观点来谈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只不过是以牺牲他人，甚至社会整体利益为条件的个人享受以及对财产的私人占有。
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关心和尊重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只能从一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出发来考察。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于他为集体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在于他努力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由此构成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的新型社会关系，用来取代“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式社会关系。
2、在以平等态度待人上有区别
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平等观，是虚伪，狭隘和不彻底的。讲的是法律和政治的平等，而不是经济和社会的平等。他们所说的平等仅施于本阶级内部，而不施于外部，而对工人和其它劳动者并不讲任何平等。人们之间充满着欺诈、竞争、利用、嫉妒、“吞食”。他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对一切人的公正、合理的态度。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主张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公民，反对任何人享有特权并且不允许以不公正的态度待人。不论何种工作，不论职务高低，彼此之间都以友人相待。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人们相互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日益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道德和理想，相互间就产生了新的平等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平等态度。
3、在“以人为本”上有区别
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将“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生活中认识、处理社会关系的唯一、最高的原则。服务的对象仅是资产阶级，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里不怕牺牲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些奠定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必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以人为本”是以个人为本。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全体人民，以实现人民的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这些奠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必是集体主义。这里的“以人为本”是以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
4、在追求“人的发展”上有区别
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仅仅对社会不人道进行抗议，又或者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时，寻求某种短暂的安慰和满足，把实现人道主义寄托于统治阶级大发慈悲或救世主的出现、寄托于人性，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主观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及动力。在人的发展上，它是具体地、历史地考虑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按客观规律，进行各种建设，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并对解决某些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三、宣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必要性
其一，宣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领域中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展开强有力的斗争，反对打着人权的旗号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争取世界的进步人士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了解，增加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建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国际新秩序。
其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注重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必然会为我们塑造健全的社会生活的人格素质，提升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所以宣传并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持久任务。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及各种职业活动中，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保护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事实上，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人道主义的实行开辟无限宽广的天地，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言行一致地执行这个准则和规范。
【参考文献】
[1]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译文集）[C].1984.3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巻）[m].人民出版社，1995.9.
[3]李一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J].资料通讯，1997.11.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2
关键词：刑罚；社区矫正；预防
中图分类号：D9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03-03
一、刑罚公正与效益价值的兼顾
刑罚的本质是刑罚的临身痛苦性[1]，这种痛苦性体现在对犯罪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上。刑罚是国家对犯罪人一定权益的剥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理论上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综合主义以及分配主义之分。
绝对主义也称报应刑主义，以绝对的报应刑论为内容。经典表述为“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绝对主义认为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刑罚是对恶害的犯罪以痛苦的刑罚进行报应。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报应的正义性。报应起先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射，从神意的报应思想，演进为道德的良心报应，后形成为法律报应。现代刑罚理论所谓的报应，是指理性化以后的法律概念，是基于分配正义原则的作用，对于不法侵害行为给予等价责任的刑罚之意[2]。绝对主义论者认为，刑罚的正当理由植根于由报应所体现的人类道德情感和社会公正理念，刑罚蕴含在报应之中的公正理念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公正是刑罚的惟一价值诉求，效益不应纳入刑罚的考虑范围之内[3]。
相对主义亦称目的刑主义，以目的刑论为内容。经典表述为“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刑罚应以预防再犯，防卫社会为目的。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目的的正当性。相对主义所主张的刑罚目的，主要是特别预防，即对犯罪人科处刑罚是为了避免他再次犯罪。特殊预防论内部由于立论不同又分化成矫正论、剥夺犯罪能力论、综合论等不同派系。目的刑论完全以刑罚可能会带来的效益作为刑罚的价值取向，认为刑罚不是对已然之罪的回顾，而是立足于对未来犯罪的预防和减少，完全否定正义作为刑罚的价值取向，片面地强调刑罚的效益[4]。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在刑罚的价值追求上则表现为刑罚公正与效益的价值对立。绝对追求正义和绝对追求功效的刑罚理念，都是缺乏理性的。“建立在报应论基础上的惩罚，其意义相当有限。它除了满足当代的杀戮欲，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社会效益。报应既未改变犯罪人，也未阻止犯罪人或任何其他犯罪人将来可能进行的伤害”。但在量刑时仅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就可能导致轻罪重罚，报应刑论正好给刑罚划定了上限，使得刑罚不得超出报应的范围。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并非不可调和而是互补的，于是将报应刑论与预防论结合起来的综合理论应运而生。
综合理论是一种折衷的观点，以相对报应刑论为内容，“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综合主义刑罚理念的经典表述。相对报应刑论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是为了满足恶有恶报的报应正义要求，同时也是防止犯罪所必须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的范围内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5]。综合主义体现了对刑罚公正与效益价值的调和。现代各国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报应主义与功利（预防）主义兼有，客观行为与主观恶性统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6]。
分配主义的代表人物为迈耶。迈耶认为刑罚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刑罚理念，认为刑罚的确定、量定、执行三个阶段，刑罚指导理念分别是报应、法的确证与目的刑，其间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刑罚理念[7]。迈耶的分配理论是一种立法和量刑以报应为根据、行刑以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结合论。
犯罪不仅是不可消灭的，其原因也是多元的，刑罚作为对犯罪责任承担的方式之一，为了达到理想的控制犯罪的目的，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追求。刑事责任的配置原则应体现多元化，刑罚的分配原则应适当的兼顾到报应正义、社会复归、消除犯罪能力、特殊威慑、一般威慑，兼顾刑罚的公正与效益价值。
报应主义论抑或目的主义论都有其本身的弊端，现代的刑罚观念体现为一种综合的刑罚主义，既考虑刑罚的报应正义，又兼顾刑罚的功利效益，综合主义或者分配主义都体现了这一点。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综合主义的刑罚观念，我国实际上也是采取综合主义。
社区矫正在我国被定义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体现了在行刑上对刑罚效益价值兼顾。社区矫正是在坚持刑罚正义的基础上，对于罪刑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实行教育、矫正，以帮助其实现社会复归。
社区矫正的刑罚理论基础是以教育刑为核心的综合主义论，兼顾刑罚的公正与效益价值。首先，社区矫正以报应正义为基本前提，体现刑罚的正义追求。社区矫正应当首先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基本依据，这是社会正义的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包括管制、缓刑、假释犯三种。管制、缓刑犯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罪犯，假释犯属于经过有一段监禁刑的教育、改造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并非所有犯罪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这表明我国刑罚是建立在报应正义的基础上、兼顾刑罚的效益价值的。其次，社区矫正主要体现的是刑罚的效益价值追求。社区矫正以教育刑论为核心，教育刑论是在个别预防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罚目的论。社区矫正以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最根本的行刑目的，即防止再犯。社区矫正的核心任务就在于追求矫正犯罪人以促进其再社会化。其本质是追求刑罚的预防犯罪的效益价值追求。此外，社区矫正降低了行刑成本，符合刑罚经济主义。
刑罚的报应公正与预防效益价值是刑罚必须坚持的价值追求。但报应正义作为刑罚的本质特征应是处于第一位的，预防效益是第二位的。刑罚的效益价值追求不能违背基本的报应正义，况且追求正义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犯罪控制功用。没有哪一个国家将社会复归作为唯一的刑罚配置原则，因为矫正计划只对有限的犯罪和犯罪人有效，过于强调社区矫正的社会复归作用而忽视了基本的报应正义，不仅可能会发生矫正无效，还会导致刑罚的威慑作用下降，基本的法秩序亦会遭破坏，这也是我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需要谨慎对待的。
二、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理论的融合
罪刑均衡是有关刑罚配置的理论，可表述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罪刑均衡的基本价值蕴含就在于公正[8]。罪行均衡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来自于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在现代社会，绝对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似的罪刑均衡早已被摒弃，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也难以实现，找到适宜的惩罚的度，做到罪刑相抵，仍是一个深刻和疑难的问题。现代的罪刑均衡只能做到对严重的犯罪处以严厉的刑罚，对轻微的犯罪处以轻微的刑罚，对中等程度的犯罪处以中等程度的刑罚，实现相对的罪刑均衡。
绝对主义坚持客观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犯罪，以行为构建罪刑均衡的理论大厦。主张刑罚应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绝对主义的罪刑均衡，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标准，又可分为罪刑绝对均衡理论、罪刑比例均衡理论。罪行绝对均衡理论要求刑与罪的绝对相等。典型体现为康德的等量均衡和黑格尔的等价均衡。罪行比例均衡理论，强调比例均衡，只要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保持适当的比例，罪刑之间就达到平衡了。报应主义的罪刑均衡理论仅强调刑罚应该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而不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问题。
相对主义坚持主观主义的标准，主张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决定而不是刑罚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主义的罪刑均衡是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刑罚配置理论，即刑罚的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是由德国学者沃尔伯格在1869年首先提出的，由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最终成为刑罚配置的一个重要原则应用于司法实践[9]。特殊预防论是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基础。刑罚个别化的基本内涵在于：刑罚的制定、发动、执行都应当考虑那些与犯罪人特定特征有关的情况，这个情况主要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当然还包括其他值得怜悯、同情、宽恕的个人特征[10]。刑罚个别化首先是适用刑罚应当以犯罪的个别预防为出发点，其次刑罚个别化要求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决定刑罚的适用[11]。
我国《刑法》第5条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规定，实际上是绝对主义罪刑均衡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完全否定刑罚个别化。我国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还吸收了刑罚个别化的合理成分。比如对人身危险性严重的累犯的从重处罚，对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有关内容，如作案动机、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的考虑。我国在刑罚配置上是要求刑罚的轻重既要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又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仅仅满足了报应的正义性要求，刑罚还必须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符合预防犯罪的效益要求。如果没有预防犯罪的必要，判处刑罚就是多余的。但刑罚的适用首要根据应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此基础上兼顾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罪刑均衡原则在刑罚配置上，改变了原来只注重正义或效益的缺陷，而兼顾正义和效益；改变了原来只注重刑罚和犯罪相适应的缺陷，开始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满足报应基础上，考虑功利的均衡。
社区刑罚执行的最终目标实际上除了消极的惩罚犯罪人外，更主要是通过积极的惩罚、矫正、教育、保护等手段促使犯罪人再社会化――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说，整个社区刑罚都是围绕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来进行的。首先，社区刑罚的适用前提是社区刑罚的适用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又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其次，整个社区刑罚的执行上，都是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展开，比如在社区矫正的分类管理、危险控制以及具体的矫正措施适用上，需要针对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采用不同类型的矫正措施。最后，社区矫正的目标就是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社会复归。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对刑罚个别化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
三、行刑社会化提倡和社会复归的追求
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缓解监禁环境对罪犯再社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尽可能拓展监外行刑，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同时鼓励行刑过程中的社会参与，从而有助于罪犯重返自由社会[12]。
其理论上的支撑是二战后兴起的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社会防卫”最早由实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菲利（ferri）于19世纪末提出，普林斯（prins）首次将之系统化。1945年人道主义复兴，格林马蒂卡倡导新社会防卫运动，但因过激地主张人权保障和全盘否定刑法而遭到多方批评。1953年以后，安塞尔以折衷调和特色异军突起，自立一派，称新社会防卫论[13]。
安塞尔将社会防卫思想的基本观点归纳为：（1）对现有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制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公开宣布与某些规则和禁令决裂，并对某些所谓“神圣原则”提出质疑，如区分动机与目的原则、法人无责任能力原则、侦查与判决两阶段分离原则以及刑罚执行阶段法官不得干预原则等。（2）主张综合所有人文科学，包括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及教育学等，对犯罪现象进行多学科性的研究，反对把犯罪现象研究视为法学家的专利权。（3）在科学地批判刑法及综合所有人文科学基础上，社会防卫运动还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坚决反对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第二，坚决保护权利，保卫人类，提高人类价值，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新体系，使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回归社会[14]。
安塞尔坚决反对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积极主张刑法应注重保护个人权利，提高人类价值。他认为，犯罪人具有再社会化的权利，刑事政策的目标不是要把犯罪人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是应当尽一切努力将犯罪重新纳入社会。同时，对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只能通过增加刑法的人道化来实现，刑法必须在确保犯罪人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基础上，积极唤起犯罪人的一切积极要素，努力恢复犯罪人的自信和个人责任感[15]。社会防卫运动所倡导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行刑社会化思想，已经被广大刑法学家接受并成为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向。
行刑实践上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的弊端在于：监禁刑的任务是改造、教育罪犯，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而监禁刑的行刑环境却是将犯罪隔离于正常社会之外，造成了犯罪人监狱化与再社会化、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监狱的行刑悖论。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则在于：首先，行刑时间短暂无法据以教育或改造受刑人，威慑功能亦不佳，反易使受刑人受监狱亚文化感染；其次，短期自由刑受刑人数过多，只会增加国家财务之支出；再次，犯罪标签作用极易导致受刑人因前科之身份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再犯。
新社会防卫论所倡导的行刑社会化思潮以及监禁刑和传统监狱在矫正罪犯方面的弊端和缺陷，促使人们对监禁刑以及传统监狱制度反思并寻找解决路径。为了避免或减少监禁行刑的弊端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各国在自由刑的运用和执行上采取的措施为：一是改变传统的行刑方式，实行行刑社会化和开放式处遇，尽量保持罪犯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使其对回归社会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适应能力；二是尽可能摆脱社会对刑罚尤其是监禁性刑罚的依赖，大量动用罚金刑、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性刑罚和刑罚执行方法，努力探询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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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3
同时大别山精神研究的前提“不是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与中国革命实践、与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活动紧密相连的。大别山地区28年的革命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存在”。对于大别山精神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刘国胜还提出“应从实践路径开展大别山精神研究，注意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整体研究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2012年，河南省组织了“大别山精神”研究组，对大别山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组将大别山精神内涵概括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在这16字的内涵中，“坚守信念”指大别山军民凭借坚定的信仰，在白色恐怖和困境下，百折不挠，坚守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凝结出对党忠诚、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核心所在。“胸怀全局”指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革命全局，大别山军民从全局出发，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胜利创造条件，凝结出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风格的体现。“团结一心”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大别山军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保证战争胜利和政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凝结出热爱军队、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根本保证。“勇当前锋”指大别山根据地不仅是中共创建的全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大别山军民都处在最前沿的地位，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凝结出听党指挥、英勇善战、勇字当头、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革命品质。现如今，大别山精神时代价值在于:高举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坚守的信念;站位高远、视野广阔、胸怀全局，是需要继续发扬的风格，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团结一心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也是根本保证;勇当前锋对经济欠发达、发展相对落后的革命老区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红安精神是中共革命精神在大别山地区的更为具体的地方表达。湖北省红安精神研究课题组认为:红安精神的内涵是“万众一心，为党为民，朴诚勇毅，不胜不休”。“万众一心”指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而这种团结是在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结果。“为党”指胸怀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为民”指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私地奉献。“朴”指朴素实在，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诚”是忠诚诚信，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勇”指敢于斗争，勇于创新，勇于献身。“毅”则是坚毅顽强，坚韧执着，自强不息。“不胜不休”指为夺取革命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矢志不渝，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概括而言，就是一心为人民，一心跟党走，一心干革命，一心夺胜利。而“一要三不要”，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即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种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情怀，构成了红安精神最重要的品质，也是红安精神最显著的标志。
对此，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李良明认为红安精神应概括为“朴诚勇毅，一心向党，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不胜不休”，它蕴含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根本宗旨、思想路线与革命作风，具有乡土气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红安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此外，有学者还探究了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陈荣芳认为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是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语境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人民，结合革命斗争发展的区域实际，制定并实施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以保障革命能够顺利进行，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革命财务精神。”其本质特征是“官兵平等、军民一家，公正廉明、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保障有力、效率优先”。弘扬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具有利于反腐倡廉的文化建设、干部群众素质提升、财务管理制度创新、节约型财务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价值开发
(一)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与组成部分。何晓坚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含有“实事求是作风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而弘扬与传承大别山红色文化“有助于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释其地域特色，有助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物质基础。”刘喜元则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存在，对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它具有鼓舞革命斗志，满足民众精神生活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见证革命历史等作用。
(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红色文化含有丰富的廉政教育资源。居继清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是加强廉政教育的宝贵财富，有助于坚定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法制观念，有助于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形象。红色文化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张威认为充分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理想教育，有利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同时，将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以及实践教学三元对接，在传承与发扬大别山精神同时，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江峰指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的六大教育价值，即认知深化的多维透视模式，契合互动的主体参与模式，直觉感悟的具象体验模式，渠道畅通的信息传输模式，主题突出的文化创新模式，资源整合的文本建构模式。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加以综合开发利用，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为思想政治课教学提供富有价值的特色教材，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强化教学实际效益;可以帮助大学生深入大别山红色文化之中，体验革命艰苦，感受革命精神，接受红色熏陶，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江峰、李小莉还具体研究了红色歌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大别山红色歌谣是“大别山地区人民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竞相传唱的革命歌谣，以及人民群众沿袭这些革命歌谣的内蕴而后续创作的新歌谣。”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歌谣具有心理导向功能:第一，心理意识导向，历史责任与使命感驱动;第二，心理情感导向，革命豪情与柔情交错感应;第三，心理境界导向，心灵净化与美化的律动;第四，心理接受导向，立意自然与通俗的内外催化。蔡新职则阐述了红安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启示和精神支持:第一，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第二，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积极开创成才道路新局面;第三，不计名利、安于奉献，置个人成才于民族复兴的大局之中;第四，与时俱进、勇于进取，争做新世纪新时期的创新人才;四五，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努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第六，早立志，立大志，用远大志向激励自己。
(三)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魏继萍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大别山红色文化拥有构建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三大功能，其实现路径是政策积极扶持、打造红色文化精品以及加强宣传与教育。大别山红色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互联系，应该努力找出二者的结合点，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这样“既推动大别山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又大力弘扬了大别山红色文化。”柯珍堂通过研究，认为充分开发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其作用体现在:农村“生产发展”得以实现;实现农民“生活宽裕”;促进农村“村容整洁”;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推进农村“管理民主”。利用红色文化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一是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合理定位，做好旅游规划;二是加大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三是突出旅游重点，科学选择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四是整合资源，合理开发，突出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五是强化旅游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塑造乡村旅游特色。
三、大别山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红色文化产业实际上是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与利用，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红色旅游产业的相关研究。
(一)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存在问题余维祥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分布广、重点遗迹和遗址相对集中的特点”。由于红军等革命力量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红安、安徽金寨和河南新县三个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革命遗存和纪念建筑相对集中。而大别山除了红色旅游资源具有独特优势外，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和风土民情资源也颇具特色。刘汉成从大别山拥有众多有形和无形的红色旅游资源角度，阐释了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他认为在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大别山地区拥有2条，一是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一线，二是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一线。在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安徽六安有5个，河南信阳有5个，湖北黄冈有4个。黄佩则从大别山的区位优势探究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大别山地处武汉、鄂州、黄石、九江、安庆等大中城市群和庐山、黄山、九华山、鸡公山、九宫山、黄鹤楼等旅游景点群之中，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并指出湖北省东部旅游发展存在巨大契机，即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已涵盖湖东部地区。此外，安徽、河南省内大别山旅游系列产品发展较早，已初具规模，湖北应与安徽、河南大别山区形成联盟，进行联动开发，共同构建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在有着众多优势的同时，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刘汉成认为主要问题有:一是各自为政与利益本位主义严重;二是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景区缺乏吸引力;三是在产业发展中，旅游企业的主体地位不突出;四是未能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江峰认为“文化创新形成的良好文化发展背景、多方协作构成的强大社会推动合力、红色网站创造的优势资源整合条件、研究中心提供的坚实学术研究平台”是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正向影响因子。而“观念陈旧、资源分散、融资艰难、机制不活、人才短缺”则是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负向影响因子。只有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正向影响因子的作用，克服负向影响因子的障碍，才能实现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理想价值目标。
(二)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如何促进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成为学者探究的焦点。刘汉成认为要推动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就必须深化大别山区域旅游合作，构建红色旅游共同体;同时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人文内涵，积极培育与扶持跨地区的大型旅游企业，整合区间各种旅游资源。黄佩提出可以从发展战略、思想认识、资源整合、产品策划、市场营销和管理机制六个方面推进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积极争取国内市场，并努力拓展国际红色旅游市场。而发展的重点则在于协同合作，以“红色圣地，将军故里”为核心，从三省范围对整个大别山进行开发，塑造和提升大别山整体形象，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建立红色旅游产业集群。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旅游体验系列产品，深度挖掘特色功能性旅游产品;建立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合作和联动开发，增强大别山红色旅游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王制军则提出了大别山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八条实施战略:第一，交通基础设施优先战略;第二，红色、绿色和古色等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战略;第三，精品战略;第四，政府主导，多渠道促销，多手段宣传的市场开发与营销战略;第五，体验性、参与性开发战略;第六，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七，多元化投资战略;第八，区域联动战略。余维祥认为要加强资源整合，“打造红色名片”，“与井冈山、延安、韶山等红色旅游区不同的是，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不是在一省区域内，而是散布在鄂豫皖三省六市”，因此大别山红色旅游只能走三省合作之路，合作的第一步是从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整体出发，聘请专家、学者精心设计品牌旅游路线，而旅游路线的设计要尽量做到“红”、“绿”结合，历史积淀与风土民情兼顾，重要景区与一般景点呼应，彰显大别山区域特色。以上可见，加强区域合作、整合资源、打造品牌成为学者的共识。对此，刘宏明强调，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开发，要加强六安、信阳、黄冈三市合作，以交通区位为枢纽，遵循产品互补、客源互流、利益共享的工作原则，建立具有特色的旅游新网络。
四、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一)以应用研究为主，对基础研究和理论探索不足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而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存在形态、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还稍显薄弱。而即便是应用研究，也多集中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研究，即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研究居多，而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探讨还是较少。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4
关键词:正义;罗尔斯;麦金太尔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64-02
罗尔斯和麦金泰尔都是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他们的“正义”观代表了当今伦理学界最流行的两种观点。对此介绍和评析的文章也有不少,但是多是做分别的描述,将其放在一起比较的并不多,仅有的几篇也是从两种“正义”观的内容角度做了一些简要的区别。本文着重关注罗尔斯和麦金太尔“正义”观形成的不同的理论背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
一、从理论背景探讨两种正义观区别的必要性
(一)现行观点的局限性
目前,关于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麦金太尔的“正义”观的探讨的文章有很多,但是多是选取二者之一,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并不多见。仅有的几篇文章都是从“正义”观的具体内容出发做这两种正义观进行介绍和比较。从具体内容出发,这两种正义观的区别表现在一种是“规则正义”,而另一种是“德性正义”。他们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观确立了规则相对于德性的优先地位,人们的道德生活就是对规则的遵守;麦金太尔的“正义”观表明正义是一种德性,是人内在的良好的道德品格。通过比较,说明“规则正义”和“德性正义”各有优劣,要扬长避短,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方式虽然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麦金太尔的“正义”观之间的区别,但是局限在“规则”和“德性”的形式比较上,而不能探究到实质性的不同。
(二)应当从理论背景探讨两种正义观
要想真正理解一种理论,必须深入探究它形成的理论背景,对正义观探究更应当如此。从理论背景出发,了解罗尔斯的“规则正义”和麦金太尔的“德性正义”两种正义观分别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确立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的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两种正义观。
二、两种正义观产生与其理论背景的关联
(一)罗尔斯“正义”观与其理论背景的关系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主要体现在《正义论》一书中。在书的开篇,他就明确的提出了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他指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不可侵犯性……因此,正义否认某个人失去自由会由于别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它不承认强加给少数人的牺牲可以由于许多人享有的更大利于而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自由权被认为是确然不移的;……”①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的批评。因为“功利原则承认为了一部分人的较大的利益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较小的利益,而我们作为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和自由。鉴于此,罗尔斯提出,要用“正义原则”替代“功利原则”。
罗尔斯认为是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分配公民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社会制度。因此,正义原则就是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从这一出发点上,罗尔斯将他的正义理论命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
要如何解决正义中的公平问题,罗尔斯认为,契约论的方法可以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我努力把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普遍化,并提升到一个更为抽象的高度,用这样的方式,……我或许可以证明这个理论似乎能够提供另外一种对正义和系统的看法。……”②(罗尔斯《正义论》)通过对洛克、卢梭和康德契约理论的概括和抽象化,罗尔斯认为,应该要完全地抛弃社会历史和现实,设立一种假设的“原初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所有订立契约的人都缺乏任何对自己或他人有利的和不利的信息,只有这样的理想的环境下产生的正义原则,才能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体现绝对的公平性。
(二)麦金太尔“正义”观与其理论背景的关系
麦金太尔考察社会现实,指出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冲突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正义所要求的?而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正义理论。“有些正义概念把应得的概念作为中心概念,而另一些概念则根本否认应得概念与正义概念有任何关联性;有些概念求助于不可转让的人权,而另一些概念却求助于某种社会契约概念,还有一些正义概念则求助于社会契约标准。”③这些正义理论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在很多方面相互对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麦金太尔认为,要正确解释正义,应该首先要探索实践合理性对人的要求:即如何行动是应当的。
现代许多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家都认为,合理性要求我们首先要抛弃对任何一种理论的忠诚,并且把自己从那些我们一直用来理解我们的责任和利益之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中抽离出来。那么,合理性原则就是要获得独立于所有文化和社会特殊性的抽象一致的原则。麦金太尔认为,根本不存在独立于所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抽象一致的原则。我们探求的只能是与各种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关的基本原则,也只有从文化和社会背景出发正确理解合理性的要求,才能消除各种正义理论的竞争。
对此,麦金太尔列举了四大传统: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苏格兰启蒙文化为典型的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共生共荣的传统;在与各种古典传统的对立和抗争中生长起来的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要通过对这四大传统的重述来正确探究正义和合理性。在这四种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是贯穿于前三种中传统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探究传统,而与此对抗的自由主义传统则是存在致命痼疾的探究传统。
(三)两种正义观的区别根源于理论背景的不同
通过对罗尔斯和麦金太尔的两种正义观的理论背景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发现两者之间之间的区别就不仅仅是“规则”和“德性”这种形式上的,在“规则”和“德性”的形式区别下,两者有更深层次的不同。
罗尔斯的“正义”观和功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自由主义。出发点是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目的是为了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一致的原则。所以说,罗尔斯反对的是“功利原则”,他认为功利原则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罗尔斯提出用“公平的正义原则”替代“功利原则”,假设“原初状态”和用社会契约的方法,抛弃所有社会现实和传统,都是为了使他的“正义”论能够体现公正性,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对一切社会具有普遍适用性。
麦金太尔认为,正义和合理性始终是与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背景来讨论。通过对历史传统的回溯,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是贯穿于前三种中传统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探究传统。他反对罗尔斯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他认为自由主义想要为社会建立一个普遍实用的原则,结果却造成了各种正义相互斗争的纷乱的社会现实。
三、从理论背景看两种“正义”观的区别
(一)正义是一种普遍一致的原则还是具有不可通约性
罗尔斯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同现代许多的伦理学家一样,认为应该提出一条独立于所有文化和社会特殊性,被所有人接受的普遍一致的原则。“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都是为了保证正义能摆脱历史和自然的影响。社会基本结构安排的原则也必须满足:形式的一般化、应用的普遍化。这是为了证明他的正义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使其凌驾于文化和社会背景,能够为所有人所接受的普遍一致的原则。
麦金太尔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抽象一致的原则,正义具有不可通约性。首先,麦金太尔通过对社会历史和现实进行考察,说明当今社会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正义原则。接着,麦金太尔指出,现代自由主义的错误是运用普遍性把自由主义的正义和合理性说成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所有社会的统一原则,其本质是用自由主义的正义和合理性凌驾于一切社会的正义和合理性之上。而在他所列举的四种探究传统中,每一种传统都有独特的文化背景,每一种传统对正义和合理性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因此,应该承认正义和合理性的多样性,存在多种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合理性,存在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
(二)正义是脱离社会现实和传统的规则还是对传统的承载
罗尔斯,为了确保其正义理论的公正,他设立了订立契约的“原初状态”,在这种“原初状态”下,契约当事人都处于“无知之幕”的选择背景中,他认为只有只有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作出的选择才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自然以及社会历史和现实背景下的人们有一些这样的特点: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的哲学和或政治与社会学说的影响;具有大致相似的需要和利益;由于无知和道德上的缺陷,在知识、思想和判断上存在缺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们选择的正义不能保证绝对的公正性。因此,要假定一种“原初状态”,通过“无知之幕”屏蔽掉人们一切的背景和传统。所以,选择正义原则的是这样一些抛弃掉任何个人信以及和社会传统和现实背景,有的只是关于理性知识和逻辑思维、推理能力的个体,所选择的正义原则也是与社会传统和现实无关的,调节和评价社会基本结构的泛化的标准。
一方面,麦金太尔认为正义具有不可通约性,由此,要正确把握正义及合理性概念就必须回到它们当时的社会传统中。另一方面,麦金太尔也认为每种传统中的正义和合理性概念并不是相互独立、竞争的。承认正义和合理性的多样性并恰当的描述它们,是它们达到相互理解的前提。
麦金太尔的叙述说明了正义的两个特点。一是正义是历史的,具有传统性,而抽象的、超历史的概念。一是正义不是僵化的、它在历史的传承中彼此融合、沟通,而又不断创造性发展创新的。
在这种比较下,其中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抽象一致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中,却存在大量的偶然事件,因此缺乏对社会的指导。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就意识到的,“正由于规则之本性,无论它们如何系统周全,它们都无法给所有偶然事件提供指导。”④同时,他的“正义”观剥夺了人类道德生活不可剥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把正义和合理性变成了无传统无根源的主观解释。而麦金太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正义,承认正义的传统性和多样性,而且正义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融合、创新,他的“正义”观是具有生命力的。因而,从两种正义观的具体内容出发,把两者的区分放在“规则”和“德性”的形式区分上,就会简单地将“规则”和“德性”放在同等的地位,然后得出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结论。但是,应该看到麦金太尔的“正义”观之于罗尔斯“正义”观的优越性,“规则正义”与“德性正义”并不是同等的地位。正义首先是一种德性,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寻求正义的德性品质与正义的规则的融合,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两种正义观长期以来的争执,这是从理论背景探究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②atheoryofJu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m].谢延光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5
论文关键词：社区教育；文化；民族；科学；大众
“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1]党和国家一贯重视文化建设，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见，繁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直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和任务。社区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任务当然也应是繁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目前学术界少有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拟对社区教育这一根本任务的内涵作一探讨。
一、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繁荣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文化就意味着带有这个民族的特性，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基础与特性上为社区教育定位，也即是说，社区教育必须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应成为我国社区教育区别于其他国家社区教育的最重要特性。社区教育的这一根本任务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继承和传播优良的传统民族文化，发展与超越传统民族文化。
（一）继承、传播优良的传统民族文化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正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才使其虽屡遭侵略和挫折，却能延续几千年而屹立于世界。因此，继承和传播优良传统文化应是社区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一些：进行传统的大丈夫人格教育，进一步形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国民精神；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视修身慎独的优良传统，进行不断提高居民修养的教育；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社区大力进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育；强调诚信教育；开展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教育，树立和谐理念，建设和谐社区；继承我国强调天人合一的优良传统，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思想，建设学习化社区；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统一的精神，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的理念。
文化包括实物文化、观念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和制度文化（包括风俗、规矩等）几个方面，也可以说，在自然、建筑、古迹、历史、民俗、典籍等中无不蕴含着民族文化，特别是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在社区教育中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必须利用当地已有的教育资源，紧密结合当地的传统、民俗等进行教育，这是社区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世界各国及地区都非常注重这一点。如日本松本市充分利用本市拥有的博物馆、纪念馆、民间艺术馆、历史村等资源进行社区教育，冲绳那霸市的公民馆开设成人讲座，聘请社区人士担任教师，讲解社区历史及前人创造的传统本土文化，使社区居民重新认识家乡，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法国的生态博物馆致力于发掘民族性资料以及能反映劳动人民历史的资料，从而加深人们对所在社区传统产业和生活文化的认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中，设立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主题展示馆、加强地方文化艺术发展、古迹维护与民俗活动、传统戏剧保存与推广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大陆也有不少社区充分利用古迹、民俗等，以多种形式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教育。如成都市温江区在社区教育中实施了以“诵读经典、传承文明、浸润人生”为主题的“国学经典诵读工程”，聘请国学大师、老成都民俗专家等主讲；“武术之乡”永宁镇城武社区，开发了《武术与武德》、《练武与养生》等课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刚健与和谐；“兰草之乡”和盛镇石牛村，开发了《兰草栽培30问》、《兰花鉴赏》等课程，不但有技术层面的如何种植兰草的教育，还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被赋予的高尚人格的教育。
（二）发展、超越传统民族文化
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特征，前者说明文化总是由一定民族创造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后者说明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这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要求社区教育不但要传承民族文化，还要建设面向世界的文化，即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超越。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显然早已遭到唾弃，自近代以降，徐光启、魏源、孙中山、蔡元培、恽代英等一批有识之士都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社区教育也应选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作为教育内容，同时，还要根据本社区的具体情况，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繁荣我们的民族文化。
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应特别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民主观念教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的宗法制度造成了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这种观念到今天仍然存在，表现为官本位、懦弱、屈从、讲名分和等级等。在社区教育中，不但要加强对社区居民民主观念的宣传和灌输，更要真切地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社区教育中来，加强他们的主体意识，使之从自发的参与逐步走向树立自觉的民主观念。现在社区教育的总趋势是要弱化政府微观行为层次的直接操作，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其实这也是整个世界社区教育发展的趋势。西方民众社区意识和民主意识浓厚，因此，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社区教育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地区住民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活动，也即是说，从发起、组织、参与到实施，社区居民具有极强的主体观念和民主意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社区教育的定义，“社区教育并不是仅仅指有关社区的教育，或为了社区发展的教育；它更重要的是社区的住民对教育拥有的决定权，以及为创造社区教育而负有的责任。”我国学者吴遵民也认为，强调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参与及拥有的权利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有当社区教育权真正回归到社区居民时，才可能使他们真正明白和树立民主的观念。
2.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礼是人们社会生活及整个社会的最高规范。今天我们的法制本身也还并不完善，人们的法制观念有待加强，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法制宣传理应成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方面，不少社区主要是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活动进行了一些普法宣传，如在编印的公民手册及各种读本中融合进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通过讲座、橱窗、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宣传法律知识等。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社区教育本身的规范性，如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在不少国家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社区教育提供保障，而我国至今没有），各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各社区学院（学校）也应有完备、严密的规章制度，规范办学，使社区教育走上法制化轨道，以实际行动来对社区居民进行法制教育。如成都市武侯区从2002年至今，先后出台了55个社区教育文件，不但规范了社区教育，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居民法制意识的形成。
3.加强创新教育。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的创造力，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因循守旧的不良因素，这与当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社区教育应“充分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充分挖掘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文化创造潜能”。首先，要注重培养居民的创新意识。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鼓励居民不断对社区发展、社区教育以及自己的人生规划提出新的想法，打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其次，要注重培养居民的创新能力，要为居民创新能力的发挥提供充分的机会，让每一个居民的潜力都得到充分的展现。
二、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二：繁荣科学的文化
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二是要繁荣科学的文化，这是从内容、价值体系、管理体制及方法等方面进行定位。
从内容上看，繁荣科学的文化，不是指繁荣狭隘的自然科学文化，而是指要繁荣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包括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人类精神等在内的知识与价值体系等文化。在社区教育中，既要崇尚自然科学，对社区居民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又要重视社会科学，进行人文社科知识教育，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顾明远先生认为，要特别强调文化的人文精神，认为“失去人文精神的创造成果，不能称之为文化，或者只能称之为‘垃圾文化’、‘文化渣滓’。”日本社区教育非常注重人文社科知识的教育，这一点尤其值得我国学习。转贴于 从价值体系上看，繁荣科学的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社区教育当然也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进去：其一，在社区教育中，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保持社区教育的科学方向。其二，在社区教育中，要注重让居民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注重理想信念教育，让这种理想与信念深入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凝聚社区居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其三，在社区教育中，要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宣传，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及形势政策教育。其四，在社区教育中，要特别注重让居民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承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反对低级、腐朽、庸俗的文化，使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从管理上看，繁荣科学的文化，社区教育必须有科学的管理体制，这是繁荣科学的文化的体制保障。目前我国社区教育基本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主体。“政府主导就是目标导向、政策引领、法规保障、规划统筹、信息指导、督导服务与经济资助等行政作用的发挥。社会主体，指的是社会力量应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参与，更不是听命和依赖。”具体而言，我国大多数社区教育都采用了“委员会”这种体制形式，社区教育委员会属于半行政、半社会行为的中介性教育管理服务组织，在这种管理机构中，既有各党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又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各社会团体的力量，即是以党委为领导，政府进行统筹，教育部门主管，其他部门协作，整个社会支持，社区具体实施，所有社区居民参与。这种管理体制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体制上较好地保障了社区教育完成繁荣科学的文化的任务。当然，在我国大多数地方都还存在着严重的多头管理，实际上却没有主管机构和主管部门的问题，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社区教育管理机构，使科学的文化得不到系统和有效的传播，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繁荣了。
从方法上看，繁荣科学的文化，社区教育应做到以下两点：其一，要树立大教育观，整合社区内的教育力量。整合社区教育资源，是建立学习化社区、迈向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科学的文化的重要方法。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社区教育中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如美国的社区学院非常看重资源的共享，特别是设施的共享，积极参与当地的工商企业界协同合作，民间团体也积极投入到社区教育之中，另外，美国所设立的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及社区科技中心，都充分体现了社区中不同主体的参与，体现了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性与开放性。其他如日本、韩国社区教育中等都非常注意整合当地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民俗馆、纪念馆等教育资源。其二，要贯彻双百方针，以各种教育形式进行社区教育，这是繁荣科学的文化的重要载体。社区居民身份多样，年龄跨度大，文化水平也相差甚远，因此，在社区教育中必须针对群众的不同情况，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我国不少社区中开展的理论讲座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拳剑、腰鼓、骑游、、外语等各种兴趣班及沙龙，以及举行大型文化节等活动，都是较好的社区教育形式，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也收到了繁荣科学的文化的效果。
三、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三：繁荣大众的文化
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三是繁荣大众的文化，这是从社区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上进行定位，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即民主性。所谓大众性，也就是人民性，体现了民主意识和群众观点的统一。具体来说，社区教育繁荣大众的文化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含义：
首先，以社区居民为本是社区教育中繁荣大众文化的基本理念。以社区居民为本意味着“以社区中的每个人为本”和“以社区中一切人为本”的统一。一方面，教育要以毎个人为本，这里的每个人包括社区内的每个成员，强调了社区成员作为个体的存在，凸显了人的个体性。另一方面，教育应以社区中的一切人为本，强调了社区成员作为“类”的存在，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全民性特点，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和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夸美纽斯主张的“把一切知识交给一切人”的“泛智”教育都是这一思想的朴素体现。
其次，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是社区教育中繁荣大众文化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最高准则。“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表明，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教育方针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再到“为人民服务”，具有深远的意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社区居民的有些文化需要，如对教育公平的需要、提高社区文化建设水平等方面的需要是共同的，但社区居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由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群体组成，这些个体和群体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很不相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也不同，因此，他们的教育需求也就不同。要繁荣大众的文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民主性，就必须从所有社区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特别要注意照顾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的需要和利益。这一点经济较发达地区做得较好，而在我国广大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教育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就谈不上繁荣大众的文化。
第三，社区居民是社区教育中繁荣大众文化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活动，是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国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把社会当成教育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社会甚至只以社会的政治或经济来作为评价教育的标准，人的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人们普遍摒弃了那种极端的社会价值主体论和社会评价主体论，强调人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社区教育繁荣大众的文化如何的评价中，社区居民是其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社区居民是社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作为教育价值的创造主体，当然就应该是教育的价值主体。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说，人是衡量万物的评价主体。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教育的价值主体，是最有资格成为社区教育的评价主体的，邓小平同志就一贯坚持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的一致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个根本观点。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6
论文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接受教育，特别是公平的优质教育，不仅是每个孩子的根本权利，也是每个人所应承担的对国家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还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这不仅关系到教育发展的速度，影响教育公平的实施，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义务教育的发展任务有：要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到2020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在2000年，我国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适龄少年儿童“有学上”的问题。但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还很薄弱，各地区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其中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一、义务教育失衡的现状
我国在2000年基本完成了“两基”任务。近几年的教育成果也很突出。已经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适龄少年儿童“有学上”的问题。但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薄弱，当今社会大众追求的“上好学”的矛盾日益凸显，教育质量很不乐观，各地区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区域差别。义务教育区域发展失衡，主要是指我国东、中、西部义务教育整体发展状况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比较发达，基本实现了“普九”。中、西部以及边远和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学校由于财政投入的不足，办学经费紧缺，教育条件缺乏保障，一些学生时时面临失学的困扰。
（二）城乡差别。1.经费保障与办学条件方面。城区重点中小学不仅能够得到政府经费投入的倾斜政策，设备先进；而广大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异常缺乏，办学条件十分艰苦。2.教师待遇和整体素质方面。最好最优秀的教师大都集中在城市或重点学校。而农村教师年龄老化，学历层次、科类结构不合理，小科教师紧缺。
（三）校际差别。义务教育发展的校际发展失衡主要体现在同一区域、同一城市学校之间的发展差异上。实力雄厚的重点校得到政府的重点支持，具有较高的教育质量。而非重点学校无论是在教育质量、办学声誉，还是在办学设施和经费数额方面，均无法与重点学校相比。
（四）群体差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等困难群体在受教育方面所应该占有的份额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就学困难、辍学严重。城市居民和农民、流动人口之间差距十分明显，尤其是城市中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缺乏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学业因为经常流动也容易中断。
二、关于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原因研究
（一）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距，是影响教育均衡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的经济状况差异加大，并指出受教育已成为农民改变子女、家庭的命运的重要手段，但目前的就业形势影响了农村学生的在校率，这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二）国家经费总量投入不足。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经费总量不足，拨款标准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短缺和浪费并存；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资金补充不到位。这些都会对我国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师资配置不均。农村教师队伍质量差是城乡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存在明显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3]不合理的师资配置也是当前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必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小学教师政策以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危害
义务教育发展失衡对于整个国民的影响来说非常不利，会影响到国民的教育质量、整体人口的素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等。具体来看，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数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和非贫困地区的薄弱学校还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最低办学条件，甚至无法保证最基本的教育质量，影响我国“普九”任务的完成。第二，受过高质量教育的劳动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发展不到位会严重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三，义务教育发展失衡成为社会和谐的不协调音符。教育的不公平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公平，并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四、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采取了很多分类指导及分步实施的方案和策略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限于各地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实现全国同步的义务教育是不可能。但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可能的。
（一）政府责任
1.推行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投资中承担较大的义务与责任。西部和中部地带，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应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而不是由财政收入较少的县来承担。
2.政府应从宏观上调控义务教育整体均衡发展。政府应弱化对学校的直接管理，要赋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发挥学校自身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加强市场机制对学校教育的调节作用。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尽快完善相应的教育及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学校在市场中竞争的公平性。
（二）学校责任
1.倡导多元化的办学理念。学校应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特色课程，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全面发展每位学生的轨道上来。
2.实行校长、教师“定期流动轮换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持学校间教师队伍的年龄、专业和性别结构的相对合理。而且有助于各校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管理水平的相对平衡。
（三）社会责任
1.正确的公众舆论督导。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有效性的程度。参与的基本理由在于“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重大决策的参与，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在教育领域中的政策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同样需要公众舆论正确的督导。
2.正面的文化价值引导。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行政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行政文化，改变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只有树立为民服务和以民执政的理念，才能使我国的公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村儿童得到政府的服务。第二，加强对公众文化意识的培养。改变公众长期以来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理念。这需要统一社会各界的思想，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义务教育，共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http://wenku.baidu.com/view/cd7694c5bb4cf7ec4afed043.html,2011-3-8.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119-05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处边疆，在维护边疆安全和国家稳定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是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理想的现实基础之一。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建设社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由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状况、历史因素、风俗习惯等因素的特殊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少数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理论武器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陲、国境线漫长，长期以来都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沿阵地。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深化，西方国家更是利用这种机会加紧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统一，必须不断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的一致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它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可以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精神动力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然而民族地区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发展，需要普遍认同的主导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各民族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增强思想认同与共识，积极主动地化解民族矛盾，消除民族之间的冲突，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要求的是一种安定有序的社会，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地区安定有序是整个国家稳定社会和睦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很大提升。然而由于历史、现实、社会、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发展差距过大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会导致民族地区社会成员产生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从而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我们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这样可以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了解、掌握社情民意，从而使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顺民意、得民心，真正起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的作用。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政治敏感程度高，现阶段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以及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在经济总量、发展效益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西部民族地区8个省（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34734.83亿元和18075.35元，中部地区8个省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86443.31亿元和20534.22元，东部地区11个省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211886.90亿元和40375.49元。西部民族地区只有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均生产总值（4028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575元），其余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为全国最低，仅为10309元。
这种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和传播，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制造事端的借口。
（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历史上，关于“民族”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以前，我们一般引用斯大林同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关于“民族”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我国民族的实际，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不难看出，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多样性和差异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多样的文化形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我国部分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些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三）教育事业发展落后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分布在边疆地区，教育经费短缺，教育设施较差，教育资源匮乏，这些因素大大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脱离了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普遍来讲，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率较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譬如，云南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32年，总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只占2.23%；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只占7.27%；接受初中教育的占23.53%；接受小学教育的占49.60%，文盲率为17.37%。”
（四）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软实力”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西化”中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受到冲击。
境外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民族宗教因素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国内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遥相呼应地进行破坏活动，配合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民族分裂主义本质上是对国家统一和领土的破坏，不是一般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但由于他们利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进行宣传鼓动，因而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破坏性。例如，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事件，是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联手破坏北京奥运会和我国政治稳定的一次攻势。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同样是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蓄意制造的破坏民族地区稳定的恶性事件。虽然这两次事件均为个别事件，但是仍然在民族地区造成了不良影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各族公众的综合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会对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形成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我们克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的根本保证。因此，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要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相适应，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力。
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地处祖国边陲，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其次，少数民族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扶持当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牧业。再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当地要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最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境，漫长的边境线是民族地区发展边境贸易的重要条件。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展边境贸易，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其本身就是一种先进文化。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发展和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本民族文化。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尊重多样化的民族地区文化。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任何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都需要通过建设一定的主流文化，提供发展的导向。当前在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意识和宗教观念深刻，社情民意复杂，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民族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融入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
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就是一个“底线”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被突破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严重混乱。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底线”原则不动摇，必须“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其次，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权利，建立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机制，使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包含、协调发展。
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发展和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重视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中有益的、积极的部分，要加以保护、继承和发展。
再次，包容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国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信仰宗教，因此，我们要包容信教公众的信仰，充分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和宗教道德中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内容，积极引导这些地区的宗教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譬如，中国新疆地区是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的地区，“伊斯兰教教义所倡导的爱国、关爱、平等、诚信、宽容、和谐等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存在着广泛的适应性和一致性；又如孝顺父母、助人为乐、包容他人、扶危济困、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团结等教义精神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引领作用，对各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进行正确引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和谐文化建设中‘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功能”。正如卢梭所说的，要把每个个体变成整体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以便加强他们的力量”。
（三）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我们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才能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各族群众的共同意识，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国家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改善现有的教学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水平，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享受到其他地区学生同样的教育。其次，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专门的培养体系，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培养。再次，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不仅能有效地吸引人才，而且能保证教师队伍的完整性。最后，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发展远程教育，建立信息化的教育模式，形成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有效补充。
（四）增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能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长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进行渗透和破坏，民族地区安全形势严峻，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我们需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公众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能力，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增强抵御敌对势力政治意识渗透的能力，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当前我们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努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正确引领民族地区的社会思潮。
其次，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党的十六大把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概括为两个四句话，这是我们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依据。关于民族工作的四句话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关于宗教的四句话是：“全面贯彻党的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再次，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8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9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实践表明，现行宪法保障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迅猛，客观实际不断变化，因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十分必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适时地修改宪法。现行宪法自从1982年12月公布以来，先后经历了1988年、1993年和1999年部分内容的修改。每次修改都使宪法与时俱进，增强了保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的修正，反映了多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业绩和宝贵经验；通过法定的修宪程序，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使现行宪法更具科学性、权威性，更好地发挥治国安邦的巨大作用。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次修宪完全遵循了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其内容重大，意义深远。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化
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并明确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战略目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进了该第7自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要求。它意味着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指针。
现行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宪法修正案在规定这个目标的前面增写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无疑是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紧密相联。假若没有“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民主和文明。另外，既然规定“三大文明”要“协调发展”，那么，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三者就要齐抓并重。如果厚此薄彼，就必然同宪法精神相背离。总之，“三大文明”的提出并写入宪法，是对文明内涵和宪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发展，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曾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逐渐消失。直到改革开放起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对此，1982年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修宪，又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宪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并规定对其“引导、监督和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1999年修宪，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了对它们加强监督与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按照十六大的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样的修改，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公民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大量增多，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私人拥有日益增多的生产资料。在此情况下，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规定公民合法财产保护的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加强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是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所以这次宪法的修正，顺应了民意。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宪法还增写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规定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我国的人民民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民主的政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首先表现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存在着工农联盟和比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
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据此，这次修改宪法，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使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它既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包括“建设者”和“爱国者”。这种广泛的联合无疑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还表现在宪法第二章增写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我们国家历来重视人权，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确认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它写入宪法，是进一步为这个方针的贯彻提供宪法保障。鉴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所以我国一直把人权的基本内容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形式规定在宪法里。现在把人权直接写入宪法，使人权的宪法保障更加明确。另外，我国已加入、签署了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因此，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进行交流与合作。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体系就是我国的国家机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有多处修改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某些环节：
1.关于全国人大的组成。在宪法第59条中增加了“特别行政区”，把该条文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个修改符合实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的产生，除军队代表外，采取地域代表制，即原宪法第59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这个规定在1982年宪法公布的时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在全国人大里虽然也有来自港、澳的代表，但由于香港、澳门尚分别处于英、葡占领下，因此他们只能以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后来，中国政府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因此，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成立了香港代表团和澳门代表团，而不再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修正了宪法第59条第1款，在关于全国人大组成的规定中，增加了“特别行政区”，这是必要的。由于“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不设本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特别行政区的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可能与内地相同，但特别行政区的人大代表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人大代表的地位与作用是等同的。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同的规定。现在，经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进一步给予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以宪法保障，必将增强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激发他们振兴中华、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爱国热情。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宪法第81条规定了国家主席在外交方面的职权。该条文所规定的内容，来源于1954年宪法第41条。但是在50年代的中国，当时国家主席由于客观情况，只限于接受外国使节，因而这样的规定是恰当的。到了新世纪，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变，同样的规定就落伍了。我国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进行元首外交的实践，例如，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举行会谈并达成重要协议；代表本国作出某些国际承诺，等等，这些成功经验给国家带来很多裨益。因此，新的宪法修正案把宪法第8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这就适应了客观实际的发展需要。增加“进行国事活动”的规定，也就是宪法给予国家主席的直接授权。根据宪法的该项授权，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同“接受外国使节”一样，不需像行使其他职权那样要“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所以宪法第81条的修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家主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为元首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法制空间，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其他。除上述内容外，这次修宪把宪法中关于“”的规定，修改为“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包括“”，但范围更宽，不仅适用于动乱、暴乱等突发事件，而且还可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诸如非典等公共卫生事件，因而规定更为完善。这次修宪还修改了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其用意是使县、乡两级人大任期一致，直接选举同步，以便减少直接选举的次数，降低换届选举成本，从而有利于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
宪法修正案的最后一条是把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并在第136条中增写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深得人心的。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可以维护国歌的庄严、权威和稳定，从而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荣誉感和凝聚力。
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域文化;肇庆地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97-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新时期的核心价值，是当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灵魂所在，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核心作用。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德性为核心价值。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新时期与时俱进的新产物。然而新事物的出现，必须要接地气才能发展。如何接地气，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研究如何接地气的问题之前，需要了解最易为社会民众所接受的传播形式。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灵魂的东西，文化也是核心、灵魂的东西。其中文化又是具体的东西，如很多地域文化是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当地民众最喜爱、最易接受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当与这样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来培育。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之前，必须要先深入认识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地方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地域文化很多，很宽泛，各地都有，今以肇庆地方文化为例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方文化的区别
从内涵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别。2012年11月，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而“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1]简而言之，地域文化是在某一地域内产生的多种文化的总称。如肇庆地方文化是肇庆地域内产生的各种文化的总称。肇庆古称端州，是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先秦是岭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曾经是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称“岭南名郡”，如明清之际的两广总督府就曾长驻肇庆约153年[2]。同时，肇庆还具有丰富多彩的端砚文化、宋文化、龙母文化、包公文化、利玛窦文化、七星岩文化、鼎湖山文化等等地方特色文化。所有这些文化都是在肇庆这一地域内产生和传承，都属于肇庆地方文化，是属于地域文化。
从地域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全国范围，地域文化指的是某一地区内。二者的范围显然有很大区别。从字义上讲，核心价值观虽然属于文化范畴，但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范围比较狭窄;地域文化则比较宽泛，包罗各种文化。从一和多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地域文化是多。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容，地域文化是形式。从抽象和具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抽象的，地域文化是具体的。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可以看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甚至是世界各国人民都普遍接受的价值。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具有共性，具有普世价值。而肇庆地方文化则不同，如广府文化主要在广东地区，而且还只是广东部分地区，因为广东岭南文化除包括广府文化外，还包含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此地方的人去彼地方的人并不一定能接受彼地方文化，广东内部如此，全国各地亦如此，世界各地更是如此。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等词汇已是屡见不鲜。又如肇庆端砚文化、包公文化。端砚、包公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即便是有些地方有砚石或包公的足迹，但并不一定形成了文化，即便是有文化，文化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如此说，肇庆地方文化并不具有共性，而是极具个性，具有地方特色。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域文化的联系
（一）传统文化（肇庆地方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3]肇庆地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肇庆地方文化包含多种文化，而且各种文化在肇庆地域里和谐共存，如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中西文化等。广府文化的开放包容、务实、善变特征，包公文化中的公正、廉洁特征，以及端砚文化、利玛窦文化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公正、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是相通的。可以说，肇庆地方文化、地域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促进地域文化的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国家要实现这些价值，必须要得到地方的配合。地方不富，地方不民主，地方不文明，地方不和谐，哪有国家的整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必须要求地方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此同时，地方有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整体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地域文化的发展。国家富强，地方富裕，将会有更多的资金等资源用于发展地域文化;民主的政治氛围将有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因个人或少部分人的偏好而强制性地阻止或中断某种地域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国家将指引地域文化走向积极向上的发展道路;和谐的氛围将给地域文化提供一个安静互融的发展机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的社会，将有利于各种地域文化的自然形成、发展、繁荣，使地方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平等的社会，可以使地方各种文化各自发展，而不会出现人为性的破坏、打压，甚至消除某种文化;同时各种文化可以平等享受同样的待遇，获取同样的资源和发展机遇。公平正义的社会，可以让地方各种文化公平竞争、发展，并积极向善。法治社会，可以给地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保障，防止人为破坏、消灭自认为不好的地域文化。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要求公民爱国，自然要爱本国文化。不爱本国的文化，那是没有灵魂的爱国。爱国就要爱本国文化，就要积极传承、创新、发展本国文化，绝不能因为本国文化有缺陷就坚决抵制、抛弃，甚至消灭本国文化。抛弃民族文化者，将是民族罪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助其发展，方是正道。公民爱国，就应自然爱本国文化，自然传承、创新、发展当地文化。如果文化传承者是敬业的公民，那么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是后继有人了。诚信、友善的地方文化传承者，显然会让地域文化具有诚信、友善的文化特征，让文化积极向善。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整体环境，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
（三）地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正如前所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性，抽象的;地域文化是个性，具体的。作为抽象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悬空培育，而必须要有具体的形式允其存载落地，并进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地域文化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培育和养成，必须大力发展地域文化，并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加以引导，让其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观念，让其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让其形成积极向善的社会氛围。如肇庆广府文化中蕴含着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包公文化中蕴含着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端砚文化中蕴含着和谐、敬业、诚信等核心价值，以及其他文化中包含着一些核心价值。那么在开展这些地域文化活动和发展这些地域文化时，就要相应地积极倡导这些核心价值，使之在开展地域文化活动和发展地域文化时实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由此可见，只要积极地引导肇庆地方文化的发展，肇庆地方文化是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域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绝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兼容、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缺乏具体的形式来推进。如果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应与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而各地的地域文化就是各个地方自然形成和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当地民众具有天然的吸附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得到培育和践行，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当地的地域文化当中，使之依附地域文化而培育。更何况，地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一些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这种关系决定了二者具有天然的吸附性，完全可以共融互助，共同发展。因此，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域文化中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也是完全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曹毓民.地域文化对地方高校办学起积极作用[n].光明日报，201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