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1
关键词：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收入来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2
“十二五”规划中把拉动内需作为重要目标，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1年河北省农村市场的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2.8%，而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4.4%，2011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达到2.93：1，说明农村消费市场总体发展滞后，农村消费水平与城市消费水平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河北省消费需求的重点。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以农村居民的收入为切入点，研究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加速。1991-2003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4.8%，2004-2011年为12.2%，2009-2010年人均纯收入增长15.7%，2010-2011年人均纯收入增长19.5%，这一时期是新世纪以来增速最快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增速最快的时期。但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2001年河北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99倍，而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69倍。
从收入结构来看，1990年到2011年，农民的收入结构不断改善。1990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为60.2%，2011年则下降到42.2%，12年间下降幅度达18%。与此同时，收入来源中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8.1%，上升了12.8%。其他收入（转移性、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3.1%上升到9.7%。可见，工资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对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影响已越来越大。
二、收入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目前西方消费理论发展比较完善，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定等，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都是即期模型，在研究消费者跨期决策时存在局限性。弗里德曼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提出了持久性收入假说。
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分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暂时性收入是消费者一时的、非连续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持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可以预期的、连续的、带有常规性质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由其持久性收入决定的，而不是由其暂时性收入决定的，即消费者总是按持久性收入进行消费。
在我国现阶段，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中，以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因此，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成为现阶段分析我国农民消费问题的最佳选择（韩倩等，2005）。运用持久性收入假说理论对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五、结论及建议
研究表明，持久性收入是河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有着正的影响作用，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5，这表明不断增加持久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因此，促进河北省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需要从长期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农村医疗、养老保险的建设等，以减少农民的未来支出，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合理刺激农民消费需求；同时尽力减少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进而稳定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鼓励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尤其是当地乡镇中小生产、服务企业的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增强县域经济对农民就业增收的带动能力，增加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逐步把工资性收入转变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参考文献：
[1]宋焕如.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山东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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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农村消费；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59-004
城镇化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我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转移，即“民工潮”现象。这一阶段的转移是以内地向沿海、农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都市转移为基本特征。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的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新的“回流”现象，即出现从省外向省内转移，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回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的转移也带来了流出省份各方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包括农业生产中土地的流转问题，农村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的重新调整问题，农村居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实际居住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减少以及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等，在此基础上引发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
安徽省是一个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省，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带来了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消费结构的快速改变。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从劳动力流动视角探索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途径，也可以根据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转移速度预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规律。
一、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化
（一）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逐年上升，但转移增速陡降
安徽省是全国有名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从1995年转移总量为228万人增加到2011年转移总量为1199万人，2011年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数量占整个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7.4%。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这种转移总量逐年上升的背后却呈现增速的截然变化。从2000年到2004年劳动力转移年均增长速度为9.2%，但2005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8%，这种劳动力转移增速陡然下降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劳动力转移总基数变大造成增速下降，另一方面是安徽省劳动力转移出现回流的结果。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在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下，安徽省投资规模逐渐加大，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量也在扩大，很多农村劳动力宁愿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区工作，而不选择向外省转移。
（二）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和行业分布相对集中
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向省外转移，其中江浙沪是我省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区，占转移到外省总量的75.67%。根据统计资料，2011年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达1199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省内的350多万人，仅占转移劳动力的31.23%，转移到省外的840多万人，占转移人数的68.77%。[1]
从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分布特征看，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方面，2011年安徽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有53.3%从事工业和建筑业，即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另有14.3%从事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第三产业。
总之，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规模大，出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增速明显下降；劳动力以向省外转移为主，省内转移为辅，主要转移到工业和建筑行业，转移的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二、城镇化对农村人口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影响
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流出省份人口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通过这二者的变化又会引起农村消费群体的变化，进一步造成农村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一）造成流出省份农村人口总量减少
通过安徽省统计年鉴可以看出，安徽省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出现逐年减少的现象。1995年安徽省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792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80.9%，到2011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299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5.2%。根据消费理论可知，人口规模是影响一个地区消费总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近年来安徽农村常住人口的急速下降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64.48%下降为2011年的27.11%。
（二）造成流出地家庭结构的变化
家庭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家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人口的规模结构等方面体现出来。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以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为主，2011年全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中，男性占55.81%，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占外出人口的比重达73.75%。因此滞留于农村的主要是“993861”人员，即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常住农村人口的主体。家庭性别结构以女性为主体，年龄以50岁以上和20岁以下成员为主，家庭人口规模渐渐变小，有的家庭甚至只有祖孙两代人在家。
（三）造成农村消费群体的变化
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出导致农村家庭消费的主体也随之变化。在性别结构上以女性消费群体为主，在年龄结构上以老人和儿童两个消费群体为主[1]，在家庭规模上以1—3人的小规模家庭消费为主。农村消费群体的变化对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显而易见。从统计年鉴的资料可以看出，安徽省类消费品中，农村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类的消费增长最快，这恰好反映出流出劳动力往返探望及日常联系父母和孩子的交通和通讯费用在增加，同时由于老年群体既承担家务劳动又承担照看孙辈，甚至还承担农业生产重任，导致农村的留守老人身体状况急速下降，因此用于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也较快。
三、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一）引起家庭收入总量增加
首先城镇化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2]据统计，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95年的1302元增长到2011年的6232元，劳动力转移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首先表现在人均生活消费总量的增加，从1995年的人均消费1070元增加到2011年4957元。其次消费结构也存在显著变化，食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居住、文教娱乐及服务的消费比重上升，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两大类消费基本没有变化。
（二）带来农民收入结构改变
农民收入是农民一年中各项劳动所得。按照收入的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安徽省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两项合计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90%左右，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小，仅为10%左右。但是近15年来，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呈不断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份额增长迅速，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新亮点。城镇化使家庭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其中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幅度最大，从1995年的234元增加到2011年的2723元，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17.9%升至2011年的43.7%，增加了25.8个百分点，已超过农民纯收入的四成。在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不利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3]
（三）收入及其结构改变对安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农民的收入基本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其中工资性收入显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加上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同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收入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主要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显著，暂时的或一次性收入的增减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农民不太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4]第二，家庭经营性收入属于农村居民的稳定收入来源，但这种收入近年来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趋势，稳定收入的下降也是造成农村消费水平低的主要原因。第三，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农村居民这两项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不到10%，对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大。
四、城镇化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影响
（一）城镇化造成农村“空心化”和消费市场萎缩
首先，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造成大量青壮年外出，许多农村家庭出现“空巢化”，村庄出现“空心化”，常住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制约着农村消费的发展，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小，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和衣着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主要的购买渠道为村庄小卖店、集市、农村小超市等。以县以下的销售总额占比代表农村市场的销售，安徽省农村市场的销售占比从1995年的29.3%下降到2011年的17.1%。其次，劳动力转移以后造成农村消费品市场网点数减少，网点分布分散。安徽省的农村消费品市场个数从2005年的1987个减少为2011年的800个，农村市场的构成比例从69.1%下降到60.9%。在城市消费市场迅速壮大的同时，农村消费市场出现了调整和萎缩。[5]
（二）造成农村消费环境恶化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城市来说较低，加上滞留于农村的消费群体整体素质低下，辨别产品真伪的知识缺少，信息闭塞，导致农村消费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再加上许多配套设施和互补品及产品售后服务质量跟不上，如购买电脑但网络跟不上、购买汽车但道路建设跟不上、购买大宗的家电但售后的维修跟不上等，导致农村消费市场出现价格扭曲、产品质量低下、消费配套服务差、物流配送不方便等多重消费环境的恶化，阻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向更高层次升级和转化。
五、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影响
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总的看法。消费观除了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制约外，还受劳动力迁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改变影响很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原来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转变为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体现在消费观念的变化上。首先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其次，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由于受城市居民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偏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农村居民原有的消费观念是以节俭为主，长期以来农村居民大多习惯于“先攒钱后消费”。外出务工后渐渐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衣着变化、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从原有的节俭消费逐步向量入为出、适度消费转化。从安徽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5到2011年16年间，洗衣机从2.29台增加到55.29台，冰箱从1.9台增加到74.77台，家用电脑从无增加到10.39台，生活用摩托车和汽车消费正在逐步增加。
此外，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也促使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增加。近年来农村居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投入在逐年增加，1995年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消费为79.45元，到2011年增加到376.18元，增加了近4倍，平均每年增幅达到29.59%。这一方面是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知识文化欠缺，注重学习知识技能，增加对文化消费的投入；同时由于城乡教育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使得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改善子女的受教育条件。总之城镇化通过影响农民的收入直接影响消费，通过改变农民的家庭规模和结构、消费偏好、农村消费环境等，间接地影响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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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低消费；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0―0074-03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是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增长放缓，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进一步升级。因此，调查和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近几年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为调查对象，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现状与成因，提出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路径。
一、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海南省是我国南部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规模偏小，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经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整体偏低。2006年末，海南省农业人口为501.53万人，约占全省60％以上，农业生产总值344.20亿元，约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1、农村社会消费品市场日趋活跃，但市场增长慢于城镇。2006年，海南省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4.7亿元，比2001年增加17.3亿元，年均增长6.4％。但是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与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差距不断扩大。2006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26.6％，比2001年下降8.5个百分点。2001～2006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6.6％，比城镇少5.3个百分点，部分年份增长率仅为城镇居民增长率的1／4。
2、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消费尚处于偏高的温饱型阶段。近年来，受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略有下降和粮价上涨双重因素的影响，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额增长放缓，但食品支出仍是农村居民主要的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偏高的温饱型阶段。2006年，农村居民食品支出1191，比2001年增长3.7％，食品支出与全部生活支出之比(即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达53.4％，比全省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都高约10个百分点。、
3、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所改善，消费水平偏低。近年来。海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继续改善，支出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吃的质量逐步好转，食品消费结构逐步优化。对粮食的消费日趋减少，而对肉类和水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2001-2006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粮食年均下降3.1％；人均年消费猪牛羊肉、禽类和水产品年均分别增长6.7％、4.6％、3.4％。二是交通通讯价格的下降，促进交通通信消费的快速增长。2001-2006年间，全省农村居民交通通讯人均年消费205.9元。比2001年增长3.6倍，年均增长35.7％，成为全省增长最快的消费项目。三是住房投资增加，居住条件继续改善。2006年末，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2.05平方米，比2001年增加2.4平方米，年均增长2.4％。四是大件消费品支出增加，家庭设备电气化程度有所提高。2006年末，海南省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家用电脑等大件消费品比2001年分别增长39.2％、68.0％、59.6％、164.3％，年均分别增长6.8％、10.9％、9.8％、21.5％。
4、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不同步，差距继续扩大。随着海南省市场经济和农垦系统改革逐步推进，部分农村人口正向城市转移，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2006年末，海南省农业人口比上年减少3.8万人，非农业人口比上年增加16.7万人，按支出法核算的农村居民最终消费140亿元，约占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的55.1％，比2001年减少18.1个百分点。2006年，海南省农村居民每人年消费支出2232元，比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少4894元，差额比2001年增加1884元，年均增长10.2％。
5、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抑制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从理论上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带动农村消费的强劲力量，但是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意识增强，节衣缩食，大部分收支差额又转为银行存款，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2006年末，海南省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7.1亿元，比2001年末增加37.8亿元，年均增长12.1％。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730元，年均增长15.0％，约为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7.9％，比2001年增加3.5个百分点。
二、影响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因素
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约束了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一是家庭经营费用过快增长。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第一产业经营收入仍是海南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总收入80％以上，但受市场大势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饲料、化学肥料、农机用油等自2001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扬，农村家庭经营费用大幅度增加，导致家庭经营费用占总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的25.3％上升至2006年的31.5％，抵消了一部分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以渔牧业为主的农户，因价格上涨导致生产经营费用已远超过其经营收入，成为低收入家庭。二是农民增收渠道狭窄。近年来，海南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有所调整，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是据海南省调查总队2005-2006年对720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乡村教师、乡村干部等农村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和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在省内劳务所获得收入的增长，而广大中低收入农民外出务工的增收渠道并不宽裕。
2、预期支出增加，挤压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一是居高不下的教育费支出。海南省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以来，农村居民教育费支出有一定下降，但是教育用品及其服务消费经几次上涨之后，价格处于高位运行，导致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居高不下。2001-200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教育支出约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0％左右，仅次于食品消费支出，位居8大类生活支出的第二位，年均增长7.9％。二是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医疗价格大幅上扬和新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尚未健全，导致了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大幅增加。200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支出111.2元，比2001年增长1.84倍，年均增长23.2％，成为较快增长的消费支出。
3、农村消费环境改善缓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难有提高。长期以来，海南省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原有的农村供销社已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新的、畅通的农村消费渠道和网络还没完全建立起来，配送网络和售后服务更未在农村全面开展，因而形成“大件商品进
城里，日用百货赶大集，油盐酱醋靠个体”的农村消费格局。特别是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农村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将假冒伪劣变质的生活用品、食品、农资和药品等大量销往农村市场，严重损害农村居民消费者利益，破坏农村消费环境。打击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抑制农村居民消费。
4、农村金融服务弱化，约束农村居民信贷消费。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从县以下行政区撤销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上收，能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但是，海南农信社历史包袱沉重、经营效益不佳和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功能几乎难以发挥，多数的农村居民获取外部融资基本依靠“友情借贷”，甚至是高利贷。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民间借款成为他们唯一的外部融资渠道。
三、改善海南省农村消费现状的对策建议
1、夯实农民增收基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是加大农业科技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和无污染的热带高效农业和海洋养殖业，打造一批具有绿色品牌的农产品，争取较大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增加农民收入。二是以海南农垦系统改革为契机，合理规划农业布局，指导各县市引进一批优质农产品，对农民购买畜禽、水产、冬季瓜菜、橡胶、香蕉、林木等优良种苗给予直补，同时避免因各县市农产品雷同和集中上市出现相互压价而导致农村居民“增产不增收”。三是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青壮年的培训力度，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农民培训的力度，让农民工都有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外出就业和创收能力。另一方面，引进先进工商企业，发展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拉长农产品加工链条，有效解决部分中年以上农民外出务工竞争力不强的问题，通过本地就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四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消除城乡壁垒，实现农村居民有序转移，通过减少农村土地载荷增加农民收入。
2、完善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顾虑。当前因医疗、养老保险和教育等相关制度不完善，农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约束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因此，完善和健全上述相关制度及其软硬设施，将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一是加大农村医疗投入。降低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准入门槛，扩大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覆盖面，着力解决农民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问题，让农民在合作医疗制度中真正得到实惠。同时实行城乡医疗人员定期相互交流制度，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二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村居民教育费用支出。目前，海南省九年义务制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己取得初步成效，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减少因教育投入不足转嫁给学生的不合理费用，同时探索高中阶段半义务制教育和大学阶段贫困家庭的政府贴息助学贷款办法。三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生活救治等救助制度，解决好失地农民转型群体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生活问题，保护其合法权益。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现状政策建议
自2010年以来，为了应对近些年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天津市政府越来越重视不断优化国民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政策。
一、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天津市，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于全国领先位置，实现了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生活水平不断进步的目标，但随之产生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已关系到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当前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主要从天津市居民收入总体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四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力求提出改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局面的政策建议。
(一)天津市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293元，与2006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83元相比，增长了70.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801元，与2006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42元相比，增长了48.6%。
(二)天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2006年到2010年，伴随着天津市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6341元，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7605元，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9753元，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0727元，直到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2492元，短短5年间，竟以近一倍的惊人速度增长，并且在今后几年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三)天津市各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较明显
高低比是指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率，并以职工平均工资最小值为1。2010年，天津市最高的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额为115555元，是最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额24104元的4.79倍。2006年，天津市最高的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额为59796元，是最低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额17528元的3.41倍。2010年相较于2006年，天津市行业收入差距增长幅度非常明显已达到1.38倍，并且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因为数据可获取的原因，本文主要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行业收入差距的数据。它并不能全面反映不同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事实上，如果再加上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垄断行业的权力寻租收入、实际的职工福利待遇等工资外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四)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2006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总收入为37287.22元，是全市平均人均总收入的2.44倍，更低收入户人均总收入为4640.48元，是全市平均人均总收入的0.30倍。2010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总收入为61604.99元，是全市平均人均总收入的2.35倍，更低收入户人均总收入为8707.58元，是全市平均人均总收入的0.33倍。2006年至2010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总收入与更低收入户人均总收入的对比从8.04倍下降到7.07倍。
二、改善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在中央收入分配政策的支持下，政府需积极改善天津市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和各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较明显这两大问题，从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着力推进天津市收入分配改革。
(一)针对天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公平教育机会，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为缩小天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参与分配的人力资源要素初始条件均等化是必须要保证的。政府要在普及天津市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努力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时期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使其自身素质得到实现。
2、积极建设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机制，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力度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主要是惠及全民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普及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两个部分。针对这两个部分的建设，政府应该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相应的优惠政策，逐年从政府预算中拨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医疗保险事业和农村养老保险事业，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缓解天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提升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
通过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建立城乡互动的市场，实现城乡包括劳动力等各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使得城乡关联产业得以发展，农村经济得以提升，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得以调整，从而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4、保持较快的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同时，合理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近些年，伴随着天津市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短期看，农村城市化会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但实质上伴随农村城市化而缩小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其本身，而是将一部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转变成为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所以，政府应注意农村城市化进程需要与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5
论文摘要: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存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年增长，但消费规模偏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消费层次仍然较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相对趋降等特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农村消费信贷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为此，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消费外部环境建设等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当前，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经济震荡下行、通胀压力加剧的严峻局势，我国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而难点也在农村，因此，找准制约农村消费市场扩大的症结因素，有针对性的采取对策措施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进而全面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农村消费的现状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年增长，但消费规模偏小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年增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8年，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消费零售总额为34752．8亿元，是1997年的2．72倍，但是消费规模依然偏小，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相比，其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30％--40％之间，也就是说，全国超过3／4的农村居民消费了不到2／5的商品。此外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无论是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比较低。从绝对量上看，2008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3730元，比城镇居民少支出9789元，仅相当于1994年城镇居民的水平，可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14年以上。从相对量上看，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1989年，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为2．7：1，2008年，这一比重扩大到3．6：1。也就是说，目前城镇居民一个人的消费相当于近4个农村居民的消费。
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消费层次仍然偏低
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由1997的55．1％下降到2008年的43．7％，十余年间下降了11．4个百分点，与全面小康社会标准的差距逐渐缩小，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温饱生存型特征还比较明显，消费层次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结构以高热量谷物为主。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99．1公斤，是城镇居民的2．6倍；人均消费猪牛羊肉、蛋分别为13．9公斤、5．4公斤，分别为城镇居民的61．2％和50．5％；二是农村居民的衣着支出偏低。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211．8元，不足城镇居民的20％；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占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7％，较1997年这一比重下降6个百分点；三是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偏低。2008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99．2台，是城镇居民的74．6％；拥有移动电话77．8部，是城镇居民的55．9％；拥有洗衣机45．9台，不到城镇居民的五成；而家用电脑更是无法与城镇相比，农村拥有5．4台，远远低于城镇的59．3台。
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留守人员消费意愿总体不高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总量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波动幅度都要高于城市居民相应指标，在经济较热时期，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城市高，如1992年到1996年期间，农村平均消费倾向较同期城市要高于2～3个百分点，而在经济紧缩时期，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城市低，如1997年到2001年期间，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较同期城市要低1—2个百分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容易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消费理念仍不如城市成熟。而近年来，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影响下，新一代的农村青年逐步向城市转移，而留守农民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以妇女居多，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较弱，加之农村经济体制、社会制度缺陷以及和市场波动风险，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预期弱化，更是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
二、当前制约扩大农村消费的客观因素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但总的说来，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水平不高，持续增长乏力。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当前农民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经营性收入方面，由于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落后，还要承受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民的生产经营性收人不确定性较高，同时，近年来农产品供求由原来的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部分农产品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加之受全球经济走势影响，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程度大大增加，农产品价格走势难以预料，致使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日益减弱；在工资性收入方面，由于农民工总体技能水平不高，工作流动性很强，此外由于农民工处于弱势群体，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倒闭现象，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失业的农民工短期内难以顺利实现全部再就业。此外，即使部分有技术的民工能重新找到工作，但薪酬普遍下降，明显减低了工资性收入总额。
2．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
近年来，农村居民福利性保障严重缺乏进一步强化了农民预期收入的负冲击效应。尽管国家在农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福利性消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错似乎，例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实施商业性养老保险，但由于实施力度不够，配套措施跟不上、宣传不到位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的问题，农村居民在生、老、病、痛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还要大量承担费用，因此在这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较为强烈。根据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近期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未来消费支出中，有65．85％的农户选择以教育消费为主，有24．6％的农户选择以医疗消费为主，也就是说在预期收入没有保障、预期支出没有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把非常有限的收入过多用于消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支出外，剩余的钱也只能尽量存起来以备急需。
3．农村消费信贷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有效运转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恰当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安排可以平滑农村居民自身和内部之间的即期和跨期消费，从而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但由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客观上造成了农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较低，截止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比2004年减少9811个，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及时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致使在县级以下地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真空，部分地区的农民不能享受金融服务；二是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县及县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消费信贷方面的贷款种类少、放贷额度小，同时在发放贷款时限制条件苛刻、手续繁琐，令农民感觉申请困难；三是国家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部门之间欠协调，影响消费贷款业务的拓展。
4．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目前大多数农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专门的售后服务机构基本上还没有，目前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个体工商业户；二是农村中消费品的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农村中由于缺乏对消费品的质量监督，大量劣质产品拥入农村市场，劣质商品流通、乱涨价、欺行霸市等问题比较突出，农民消费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深受这些劣质消费品的危害，农业部近期有关抽查表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39家企业的49种面向农村市场的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40．6％，使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严重受挫。三是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全国仍有较多的村行政村不通公路，农民安全用水、足量用水仍面临困难。此外，不少地区农村电网不仅存在老旧、电压不稳的问题的农户对家电需求处于“买得起但用不好、用不起”的窘境，抑制了农村市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三、扩大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现实选择
1．提高农民收人水平，夯实农民消费的基础
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正在稳步推进，各种政策、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不断向农村聚集，因此，要充分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一是中央财政要继续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和补贴，提高农村转移性收人在收入中的比重。二是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入。推动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改革，进一步明确耕地承包权的产权属性，加快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流转，改善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形成机制，推动农村居民宅基地和房屋以及耕地承包权的市场化流转，从制度上构建农村居民土地和房屋等资产性收入的实现形式。三是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供农民的务农收入。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益。四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契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改善农民工待遇，出台优惠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消费的不确定性
只有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村居民对惟一来自农地耕种的保障功能性收入的依赖，财政降低农村居民未来生活和福利预期的不确定性，促使广大农村居民将预防性储蓄转化为巨大的短期消费能力。为此，一是要加快农村医疗制度改革步伐，扩大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农民自愿前提下，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无钱治病、小病拖、大病等”实际困难和因病致贫问题；二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并坚持“强制投保为主，自愿投保为辅”的养老保险原则，真正实现农民老有所养的政策目的；三是要要在全面彻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减免贫困家庭学生高中教育阶段学杂费，提高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补贴额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3．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强农民消费的可及性
一是要充分发挥现有农村金融的支持功能。引导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发挥人才、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加快完善邮政储蓄银行功能建设，鼓励和允许条件成熟的地区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外资以及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服务，直接发展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组织。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种类。应适度放宽农村金融的准入标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继续允许成本低廉、开展简单业务、能够维持微利的各类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在可能的范围内允许和扶持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发展，大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成立消费金融公司机构。三是积极进行农村消费信贷产品创新，可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对贷款的期限、价格、担保抵押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积极探索订单质押、五方联保等方式的消费贷款业务，调整农贷的额度和期限，适度增加中长期贷款投放，增强农村小额信贷的适用性，进一步拓展农村消费信贷领域，以更贴近农民消费的实际设立农村消费需求。四是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强化以“信用县”、“信用村镇”、“信用户”为重点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规范农户信用等级评审和贷款证使用制度，健全农村信用约束和失信惩罚机制。
4．加强农村消费外部环境建设，提高农民消费的便利性
一是要应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的商业网点。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为契机，引入连锁经营等现代营销方式，利用连锁网络为农村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加快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农村中现有的商业、供销部门要适应农村市场的变化，改变经营观念，不断提供适应农民生产和生活新需要的各种适销对路产品，以进一步满足农民的消费需要。二是要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在农民中树立维权意识，依法严惩制假售假活动。净化农村消费市场。彻底改变农村消费“不方便，不安全和不实惠”的现状。三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机遇统筹安排，合理规划，加大对农村水、电、路以及通讯设施的投入力度，鼓励农民集资、参股等，多方筹集资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整合现有信息资源，采用电脑、电视、电话等多种信息传播手段，建立为农民消费提供服务的信息平台，促进农村居民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在农村的投资重点应转向改水、改厕和环境治理，在农村提倡使用清洁能源，鼓励农民美化村庄环境，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拉动农民消费升级。
注释：
[1]国家统计局．2009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安彀。张青．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经济管理与研究．20o7(8)
[3]课题组．对四川十个地区农村消费情况的调查分析．
[4]程国强．力解扩大农村消费迷局中国报道．2009(5)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房爱卿．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6
【关键词】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消费结构农村居民
近年来，虽然支撑居民消费的收入来源渠道逐渐多元化，但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总体却并不乐观。在中国，对于经济增长重要影响因素――内需，却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不足的现状，这不仅仅是全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四川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占四川省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巨大，对拉动内需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四川省农村居民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现况
在收入方面，四川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增长迅速，农村居民消费额年增长率都超过纯收入额年增长率。但与四川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额年增长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城乡消费额对比差距逐年拉大，收入差距拉大势必影响到四川居民的消费需求。
在地区消费水平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东部消费水平提高速度和消费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大大高于我国中西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消费差异，这种差异目前也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将严重影响我国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提高。
在消费结构方面，四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消费集中在食品、衣着、居民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截止到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3%，恩格尔系数较高。对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而且四川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水平还比较低，这些都将影响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
（一）消费主体方面（主观角度）
1.收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今年来，四川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水平的增加，消费水平也随之大速度的提高。1980年四川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87.9元，2012年达到7001元，1980年四川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79.5元，2012年达到5367元，由此可知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正相方向的变动，收入与消费水平密切相关。虽然四川农村市场潜力很大，但由于广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仍然有限，尽管有较大的消费需求，也是无法实现的。
2.期望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受困、农村居民最终需求不足和消费不振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预期不好，从而使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这也是此次由华尔街风暴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原因。而在几次大地震之后，四川受损严重，农业、工业、投资、贸易等全面受损，财政收入增势减缓，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地震重灾区出现负增长也会给四川农村居民对收入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3.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在农村居民的全部消费支出中，大部分储蓄用于住房投资。房屋建筑面积之大、装修标准之高，令大部分城市居民都叹为观止。在调查中得知，农村居民住房投资的浪费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即便是不考虑常住农村居民的住宅利用率不高，那些常年在外打工、办企业经商的农村居民，也往往把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住房建设，一年中只是春节时暂住一段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处于空置状态。因此农村投资机会较少，投资风险大。农村居民出于安全的考虑投资于住房建设，也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一部分。
（二）消费环境方面（客观角度）
1.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四川农村交通闭塞或者道路质量差，严重影响农村市场与外界市场的交流。四川农村的供水、供电情况较差，影响四川农村居民的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农村的供电状况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电视机、电冰箱和空调等电器的消费需求等。
2.农村消费市场。四川农村总体市场规模小，市场体系不完备。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使绝大部分消费品的生产和比较完善的商业网络集中在城市。而在农村，商业网点少，且布局不合理，经营品种单一，而且农村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秩序也较混乱。
3.政策环境。虽然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但由于以前对四川省农村投入太少、欠账太多，因此中央对四川省农村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农村消费环境仍然很差。
三、关于改善四川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
活跃和启动四川省农村市场最根本的措施是尽快地扭转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急剧回落的局面，迅速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村居民负担，提高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从而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做贡献。因此，政府、银行、工商企业、公共产品供给部门和农村居民自身可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拓宽农村市场。
第一，中央政府应给予四川政府更多的财政拨款，让四川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四川农村居民收入，减轻农村居民负担，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如最近为了刺激消费，政府给农村居民购买电视机给予一部分补贴。其次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投资，扶持农村居民和村、乡集体办企业，扩大农村居民的救济范围，增加农村的救济费用，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植，进一步推进完善农村税费改革。
第二，商业银行特别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适当开展农村金融租赁业务。
第三，工商企业应设计生产出适应农村居民需求的产品。我国农村居民在文化传统、收入状况、消费心理、家庭构成等方面都与城市居民不同，这决定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也是不同的。企业要想开拓农村市场，首先应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农村居民的需求。
第四，公共产品如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自来水等供给部门应改善农村地区的供应状况，为农村居民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第五，农村居民自身应该积极提高增收能力，转变消费观念，确立“适度消费”思想，量力消费，合理消费。
参考文献
[1]朱信凯.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J].经济研究参考，2008（27）.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7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明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向，即在人口居住空间上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人口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向工业转移。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在城市区域的集中发展，通过吸收就业的方式吸引+农村居民进城，顺其自然地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工业赶超战略，在资金匮乏和资本存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制经济体制，通过“压榨”农业向工业输血，农业采用集体化农庄式经营，把“自耕农”变成了农业雇佣工人。国家从农村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向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以维持城市工业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产生超额利润，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一套体系，国家控制了全部剩余农产品，据估算，30年间农民向工业体系无偿贡献6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同期农民收入总量的45%。由于价值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工业品缺乏农村市场，因此城市只能以重工业为主。在这种统制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是高度平均的，农民的收入仅限于生存需求。统计资料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长期被控制在每天0.5kg的消费水平上，在这种生存极限下，粮食只能按人口平均分配。
为了配合经济上的“以农养工”制度，防止农村居民流向城市，中国长期实施城乡分离制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49年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乡村人口占比89.36%。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系统封闭运行，城市化进程缓慢。1978年乡村人口占比82.08%，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只提高了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统制经济体制逐步解体，中国城市化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本文由收集整理首超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乡村常住人口6.5亿。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2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了5.7亿，乡村人口减少了2.4亿，30年来中国有数亿农村居民流向了城市。从就业结构看，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3.5%，1978年下降到了70.5%，1997年首次降到了50%以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传统的统制经济体制开始解体，市场体制逐渐建立。由于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农村居民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收入分化。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沿着指数化趋势持续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增长到2011年的6977元，名义收入增长5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1年21810元，名义增长6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5倍。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长期增长速度基本持平。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宏观上看农村居民收入呈现指数增长，但是微观上农村居民收入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农民收入与农村体制变革、经济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演变密切相关。最近两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强劲，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增长速度不断创出新高，拉动农村居民收入远离趋势线，未来几年存在着增速减缓，实际收入向趋势线靠拢的压力（见图1）。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剪刀型”变化趋势（见图2）。工资性收入从1978年的88元增长到2011年的2963元，名义增长33倍。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1978年中国农村是集体农庄式经营，农民参加集体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变现为工资收入，构成农村居民收入的2/3。1978—1985年，中国逐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农民从集体获得的收入逐步减少，而相反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逐步增加。1985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中国式小农经济迅速达到了极限。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农民不得不转向非农产业，这正是“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在农民收入结构中表现为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的逐步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的逐步提高。2011年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从顶峰的74%下降到了46%，而工资性收入从1985年的18%逐步提高到42%。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趋势
随着收入增长，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长期扩大的趋势（见图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上升到了2011年的0.3897，33年间差距扩大了83%，平均每年上升0.0051，收入差距平均每年扩大1.9%（见表1）。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持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以来，基尼系数除了少数年份有轻微下降，总体上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有学者指出，我国即将迎来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笔者认为从现有统计资料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还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根据农业部20000户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20世纪末期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999年达到了0.4279。如果考虑到高收入阶层存在隐瞒收入的倾向，实际基尼系数可能更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省际差距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特征是什么？收入主要表现为省内差距还是省际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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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省内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4”。他们根据200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把全国农民收入差距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结果认为各省内部的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78.1%。而省际差异对总体差异形成的贡献率只有21.9%，而且省内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如果把全国的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则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的收入差异，区域内部的收入差异贡献率为86%，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为14%。朱向东的研究结论不同于统计局课题组，他们在1990年的论文中就指出，收入差异的因素中，有69%是由于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只有31%是由于三个地带内部的差异造成的。周红利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以省为研究单位，把全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占到了总差距的74%，而东部区域内的差距占15%，西部区域内的差距占11%。
张平的研究结论也与统计局课题组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全国的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更集中地表现在省际的收入差异上”，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利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把收入差距分解为省际差距和省内差距，结果显示，省际差距占到了81.87%，省内差距只占18.13%。国家统计局的阎裕民也认为“各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大”，他统计了1994年全国30个省市的基尼系数，1994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2，而全国27个省的基尼系数低于0.32，其中尚有18个地区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这意味着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省际差距，东部沿海省份属于高收入地区，而西部内陆地区为低收入地区，因此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表现为东西差距。
（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差距
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了人均纯收入的90%，那么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收入差距还是来自工资性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计算，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体，但贡献率明显下降。2004年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占50.5%，比1990年下降14.1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显著提高，日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形成的重要因素。2004年，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41.3%，比1990年提高13个百分点。而根据周红利的计算，以省为研究单位，2004年工资性收入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了65%，而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只有25%。在4种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的集中率小于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对农民的收入分配起着平等化的作用，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起着扩大性作用。万广华通过基尼系数分解也得出工资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40%～55%之间。rozell分析了江苏省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后认为，农村工业收入是农村中收入不平等的最大成因。总之，目前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工资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呈现东西大、中间小的u型分布
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因此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东往西依次递减，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但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呈现东西大、中间小的u型分布，也就是东部和西部差距比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1986—1999年平均基尼系数东部地区为0.3899，中部为0.3343，西部为0.3607（见表2和图4）。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阎裕民，他认为中部地区之所以收入差距比较小，是由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性质决定的，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地带，以粮食种植为主，由于种植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家庭经营责任制后基本上是均分的，使得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后张晓辉的研究详细计算了三大地带内部的基尼系数，确认了u型现象的存在（见表2）。朱向东和张平的文献提供了1980年和1988年28个省市的基尼系数，研究者可以参阅。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地区内部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无关，也就是说不存在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的明确关系，从省级的面板数据看，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四、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以及居民劳动素质技能差异很大，在市场作用下，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高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低呢？
朱向东最早关注到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他注意到中国的农村税费和提留有累退性，穷人承担的税费比例高于富人。从信贷分配来看，穷人的信贷规模基本与富人的信贷规模持平，但是穷人的信贷主要用于应急消费，而富人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信贷实际上扩大了收入差距。在价格方面，粮食价格的提升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通货膨胀则扩大了收入差距，因为通货膨胀对穷人的伤害大于对富人的影响。此外，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家庭负担率、家庭拥有的资本数量也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
张平也注意到了信贷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农村基尼系数自1984年以来是不断增加的，但曾出现过三次下降：1984年至1985年，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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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0年，1995年至1996年。这三次下降均与我国银行银根紧缩有关。因为要素配置的不同，银根紧缩对家庭经营影响较小，而对农村工业影响很大。比较富裕的地区农村工业相对发达，工资收入构成基尼系数的50%左右。这样一来，在中央货币政策由松变紧时，收入高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进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异的下降。张平还特别注意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通过对各省的城乡差距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分析，他发本文由收集整理现相关系数高达99%。因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周围的农民收入均居全国农村的前列。但城乡收入差异过大，城乡经济运行缺少联结点，农民就难以从城市经济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
万广华通过把box—cox和box—tidwel收入决定函数结合起来的方式将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了导致中国农村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包括：（1）乡镇企业是最显著的构成区域间不平等的因素。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它们主要在富裕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对地区不平等的贡献介于25%～35%之间，而传统的分解结果则认为贡献率在50%以上。（2）1995年，资本超过教育而成为导致区域间不平等的第二大因素。中国农村不发达地区缺乏正规的资本市场，这对贫穷地区资本的形成是致命的障碍。如果政府不能建立农村信用市场以帮助贫穷地区的农民获得资本的话，那么资本投入对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将持续上升。（3）教育。在1995年之前教育一直是居第二位的影响因素，因为富裕地区的农民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教育对总的不平等程度的贡献为正，从而成为导致不平等上升的因素之一。（4）土地。土地对收入分配起到平等化的作用，因为贫穷地区拥有更多的土地，但是由于农村征收的各种税费，土地对纯收入的边际影响为负，所以土地这个生产要素反而变成了增加不平等程度的因子。
五、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研究证明，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损害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稳定。孙江明通过建立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差距的双对数函数模型，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确定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的负面影响。陆铭的研究则认为，控制收入差距并不只是为了实现道德层面的公平，从经济上来说，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扩大，那么经济增长将受到损害，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利的。如果政府采取政策控制收入差距，将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又反过来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王小鲁等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因素所导致，其中不少因素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这说明政府和社会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同时未必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一）加大贫穷地区的教育投入
提高贫穷地区的教育质量，增加穷人的教育机会。对于西部农村的穷人而言，教育无疑是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西部地区政府财力赢弱，因此教育投资比较低，制约了西部农民收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肯定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发展中西部农村金融市场，促进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是影响低收入地区农民收入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制约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因素是什么？首要因素是资本，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长期的低收入，资本积累能力比较低，资本问题应该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其次是缺乏市场需求，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低、需求小，因此应该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扩大对当地产品的需求；最后，缺乏的是熟练的劳动工人，这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来解决。在农村居民得不到乡镇企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居民得到去城市就业的机会，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健全市场体制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8
abstract:theruralconsumptiongrowthin2009forthefirsttimesince1987incityof15.5%,butourcountryruralconsumptionsituationisnotoptimistic,nearlytwo-thirdsofruralresidents'consumedonly1/3ofconsumptiongoodsofwholecountry,theruralconsumptionseriouslylagged.By2010,thefootholdwasputondomesticdemandexpansioninruralconsumption.Basedontheactualrestrictivefactorsofruralresidents'consumptionDaliisanalyzed,andsomesuggestionsareputforward.
关键词:扩大;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
Keywords:expand;Dalistate;ruralresidents;consume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3-0238-02
0引言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而扩大内需的关键还是农民增收。据测算,农民消费每人增加一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九亿元。农民消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大理州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长期以吃穿为主的消费结构初步得到改变,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已逐步进入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但是,收入、价格、产业结构、体制等诸多因素阻碍着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实际对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旨在找出扩大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的途径。
1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2009年大理州在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总体格局下,消费品市场出现快速发展态势,市场供需两旺,价格基本稳定,城乡居民消费热情高涨,消费结构和升级换代步伐明显加快,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0.43亿元,同比增长16.32%。其中县以下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7.09亿元,同比增长23.53%,农村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农村消费市场比重逐年扩大。2007年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的比重为36.0%;2008年达36.3%;2009年提高到39.1%。第二,消费增长幅度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07年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0.43亿元,2008年为37.62亿元,2009年是47.09亿元。说明中央拉动内需,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第三,从消费结构和消费热点来看:看的从小彩电向大彩电、数字化转变;行的从自行车、小四轮为主向摩托车、汽车转变;住的从一层土砖房、木板房向多层的洋房转变;用的手机从村干部和个别能人等少数人使用向农民普遍使用转变;大件消费品销售渠道由原来的县城向乡镇转变。
整体来说,大理州农村消费存在整体购买力弱、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单一、消费环境差等问题,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呈现明显的二元性。大理州的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1.1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浓厚,对新科技产品接受慢,认识不到位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摒弃传统落后的消费观念,没能接受先进的消费方式,也没有从单纯追求消费数量向提高消费质量转变。由于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形成了“轻消费、重积累”的生活模式。农民一旦有了一点收入结余就把它积存起来,造成农民消费支出的不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并且农村居民大多有“温饱即安”的易满心理,把发展和享受消费看作是一种浪费,存在消费短视。加之农民消费有明显的无计划性,跟风攀比心理较重。人情消费、面子消费有增无减,而且名目、种类繁多,如嫁娶、生儿育女、逢年过节、升学、参军、过寿等都要摆宴席,请客送礼,而且礼金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导致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1.2农村整体消费水平低2009年大理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966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1%。中、低档耐用品还未完全进入农村家庭,比如空调器、微波炉等。由于在收获后农产品才能出售并转换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强的季节性。春耕之时消费生产资料,秋收之后消费生活资料,秋冬是农村购买大宗消费品的黄金季节。加之平时忙于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农村居民平时只购买一些日常用品,而对于衣着、交通工具和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则很少,其消费主要集中在中秋节、春节等传统重大节日。
1.3恩格尔系数偏高,消费层次较低目前,大理州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已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正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70%以上,到90年代60%左右,再到21世纪初的50%左右,一直到2008年的46.4%。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同时也应看到,食品消费占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重较大,消费层次依然较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无论是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是与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相比都有较大差距。生存型消费偏高,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偏低。2009年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20.43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96.41亿元;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19.73亿元;其他行业零售额4.29亿元,增长14.34%。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仍然属于“一吃、二穿、三住”的消费结构。农村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处于较低水平。
1.4公共产品消费不足目前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水平与城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农村长期实行的是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的传统保障方式。农村所能获得的诸如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品一直难以增加,享有的公共消费比重仍然很小。
2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分析
导致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国家政策相对滞后,导致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由于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积累,致使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一直偏低,购买力不足。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在土地征用中农民的收入流失严重,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来源。加之,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服从于“以粮为钢”的思想,农业人口的收入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低收入的粮食生产中,导致他们收入不足,制约消费结构升级。
2.2农村居民收入不高,收支带有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近年来,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大理州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48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580元;家庭经营性收入2828元;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74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4.9%,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5%。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增长缓慢,存在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状况;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增加。随着农药、地膜、化肥、电力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生产成本由过去的一亩地几十元上涨到现在的400元左右。这使农民对未来经营性收入缺乏稳定的预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理州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缓。加之,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流入地的限制,外出打工的机会相应减少。农民在外务工时还经常会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这就更加大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支出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农业再生产、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必然增强农民的储蓄动机,尽量减少现期消费,以应付将来的不时之需。
2.3供给结构不合理,商品质量问题严重多数企业把消费品供应与服务集中于城镇,满足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不足且质量低劣,使农村居民有限的购买力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一些企业将农村当作城市滞销产品的倾销地,把劣质产品卖给农民,出现问题时一概置之不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消费热情。农村市场多处于初级市场,市场秩序和管理比较混乱,监督执法工作又相当乏力,相对于城市农村打假目前几乎还是一片“真空地带”。农村消费者的权益基本得不到维护。产品售后服务质量普遍低下。厂家一般只在地级市设维修点,少数延伸到县城,农村难觅踪迹,很少开展售前、售中、售后一条龙服务。送货上门、使用指导、定期回访实为奢谈,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后顾之忧。
2.4农村基础设施差,流通网络不健全大理州农村基础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需求。其中焦点问题是水、电、路、电视信号接转站、电话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以及收费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现代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和推广。二是商品流通体系不完善。目前,农村市场网点建设多为农贸市场类的初级市场,尤其是县以下的农村乡镇,基本上以私营个体的小商店为主。农村市场基本成了个体、私营商业的天下,形成了“买大件到城里,油盐酱醋找个体,日用百货赶大集”的农村消费格局。
2.5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环境还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网点,集约经营,县级银行基本只存不贷。虽然农村信用社网点遍布农村,但在支农贷款方面力度不大。农民无论是生活性借款还是生产性借款,都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而民间高利贷又使得低收入农户望而却步。农村滞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偏颇的信贷政策成为影响农村消费扩张的体制。加之长期的“重生产,轻消费”的信贷政策,使农村消费始终处于紧缩状态。农民难以进行大额消费,从而制约了农村消费。
3大理州农村居民消费途径的拓展
针对大理州农村居民扩大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以进一步拓展其消费途径:
3.1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村消费政策的调节力度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应进一步加大粮食直补、种粮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补贴。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以增加消费动力。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城镇高档消费品进入农村,丰富农村消费品供给。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消费权益。如应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保障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继续加大对农村的倾斜政策和服务职能的落实力度。
3.2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多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从大理州实际出发,加快发展特色经济,着力形成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和关联产业群,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的规模效益,提升加工水平,发展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传统手工业、旅游业以及各种服务业等。同时要增加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村人口,使农业劳动力成为非农业劳动力,努力拓宽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
3.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道路网、供水网、供电网、通讯网、广播电视网等建设,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降低过高的电费、电话费以及各种不合理收费。据估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电价调低40%,并提高信号接收质量,每百户彩电的拥有量会增加12.5台。如果这些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从而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大力发展农村新型流通方式,形成以县城为重点、乡镇为骨干、村为基础的农村消费品零售网络。以农贸市场为依托,以各类专业市场为中心,以购销网点为补充,并将连锁经营、销售、网络销售以及配送服务等现代营销手段延伸到农村,降低农村消费品进入市场的运输成本,为农村市场的商品价格创造下调空间。规范农村市场秩序,确保农民消费权益不受侵犯。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农村市场,让广大农村居民大胆消费,放心消费。
3.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让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让广大农村居民病有所医。逐步提高社会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村居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加大农村社会救助,让广大农村居民困有所帮。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地方政府职责,足额落实资金,合理掌握标准,解决好最低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以及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困难问题。
3.5调整供给结构,改进营销策略,完善售后服务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发适应农民需求的产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实施符合农村实情的营销策略。如定期举办一些商品展销会,将批零网点向下延伸,组织赶集、送货下乡、走村串户等多种方式,把物美价廉的商品送到村,方便农民购物。完善商品销售服务,让农村消费者买得起,买得放心、用得开心。
3.6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进一步整合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加快制定与农村信贷消费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农民有稳定的消费心态,形成有效竞争、有序运转的农村信贷消费格局。建立信用担保制度,探索建立由政府协调组织,财政、企业以及农户共同出资的担保公司,扩大农村互助担保组织规模,完善各种形式的涉农保险和互助保险机构。建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农村居民以土地的使用权为抵押获得低成本的中长期信用支持,提高消费信贷能力。各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开发其它适合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信贷新形式,从贷款方式、利率期限等方面开发出适应农村特点的信贷品种,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信贷消费、利用消费,鼓励农民信贷消费。利用农村居民之间的攀比心理,把农村不同的消费群体联动起来以加大信贷消费的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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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9
关键词：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特征
从支出的角度来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然而，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继陷入衰退，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出口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保增长目标，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考虑。但是，由于城乡分割发展的二元经济所形成的城乡居民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选择农村居民消费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消费结构，得出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开启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选取河南省的数据作为样本。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乡村人口众多，启动其消费水平成为河南省成功拉动内需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2009年底，河南省总人口规模达到9967万，其中，乡村人口高达6609万，所占比重高达62.3%。但从其消费规模来看，2009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仅为2106.9亿元，所占比重仅为33.7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为3.4（农村居民=1），农村居民消费低下问题十分严重。根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时间序列年度数据可知：除了1995—1997年之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在3.0之下之外，1990—2009年的其他年份，河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均在3.0之上，并且在2000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呈现上升的趋势，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
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看，总收入水平较低，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过低，是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低下的主要原因。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726元，其中，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就有2134元，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仅有474元，所占比重仅为17.4%；2009年，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6414元，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只有1622元，所占比重仅提高到25.3%，年均增幅不到1%。
为了进一步揭示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于《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时间区间为1980—2009年共计三十年的跨度。根据回归系数选择滞后阶数，可以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Yt=37.361+0.405*Xt+0.343*Yt-1
（2.690）（7.529）（4.744）
回归方程中，Yt和Yt-1分别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滞后一期人均生活消费支出，Xt代表农村居民家庭当期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显着不为零，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消费支出具有显着影响，且消费支出受到上期消费水平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近年来，中国三农问题凸显，其中，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
在考察消费总体水平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把握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特点，仍需进一步分析其消费结构。2000—200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如下特点：
（一）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2000—200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人均支出由654元上升到1220元，绝对数呈现上升态势，但从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由2000年的49.71%下降到2009年的36.02%。恩格尔系数的逐渐下降，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更加注重营养，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000年的257.63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194.44公斤，而蛋类及蛋制品和奶和奶制品人均消费量则分别由2000年的9.73公斤、0.14公斤上升到2009年的10.57公斤、2.15公斤。在食品消费结构中，肉禽及制品人均消费量出现了下降，由2000年的12.35公斤下降到2009年的9.84公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2000年以后，肉禽及制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引起了其消费量下降，作为其替代品，蛋类及蛋制品消费量出现了增加。
（二）居住消费持续上升
2000—200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居住消费人均支出由206元上升到876元，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农村居民第二大类消费支出，其所占比重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15.66%上升到2009年的25.85%。造成居住消费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购房和建房支出快速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也会影响到国家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政策的实际效果。
（三）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稍微增加
从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数值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渐增加，但从比例上看，这两项支出的比重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其比重仍大致保持在12%～13%水平之间。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来看，2000—200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洗衣机拥有量由24.52台增加到79.45台，电冰箱拥有量由6.90台增加到34.43台，空调器拥有量由0.60台增加到15.05台，彩色电视机拥有量由38.21台增加到103.76台。由此可见，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继续升级，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庭主要耐用品价格的持续走低，家庭主要耐用品已由奢侈品成为农村居民的必需品；二是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居民消费耐用消费品的能力得以提升。
（四）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
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比重，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出现了快速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对交通和通讯的需求增加，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快速增加。2000—200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百户自行车拥有量由151.95辆下降到132.33辆，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汽车拥有量由2005年的0.33辆增加到2009年的1.33辆，摩托车拥有量由14.57辆增加到51.95辆，移动电话拥有量由1.38部增加到126.24部。另外，随着近年来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其绝对支出金额由2000年的64元增加到2009年的243元，比重也由4.83%增加到7.17%。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为875.52元，比农村居民多出600多元。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这种巨大的差距有望得到改善。
（五）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精神文化需求应逐渐提高。但从河南省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金额来看，由133元增加234元，增加绝对金额有限；从比重来看，则由10.11%下降到6.91%，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造成比重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使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下降，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结合数据分析可知：2000—2006年，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由133元增加到199元，增加66元，年均增加11元；2006—2009年，由199元增加到234元，增加35元，年均增加11.7元；二者并没有表现出显着差异。由此可见，教育支出下降并不能解释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
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
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品膳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消费品继续升级，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快速增加，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持续上升，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大类消费支出，这会对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产生挤压和抑制效应；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近年来，农村居民增收困难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严重影响到城乡一体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从长期来看，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根本决定力量在于收入水平，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首先需要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调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根据《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资料：1994年以后，河南省劳动者报酬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1.06%下降到2007年的41.08%，最近两年，其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50%。其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过剩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土地城市化”，“村民变市民”，那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还会严重损害农村居民利益。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产业城镇化”，把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就业的产业放在城镇化优先考虑的位置。另外，还需要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农业曾为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现在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阶段，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转移。
（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发展成果。需要逐步放开城市门槛，使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用公民代替城乡居民。警惕“摊大饼”式的发展，把“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城乡一体化应该统筹城乡发展，更根据区域相对比较优势原则，实现产业的聚集和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三）调整居住成本
近年来，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农村建房支出也在大幅度增加，大大加剧了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针对高房价，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频繁出台，但效果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机性住房需求。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切实保护农村居民利益，警惕针对农村居民的“圈地运动”再次抬头，增加农村居民居住成本。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农村居民的居住成本，才能降低居住消费支出对日常消费的挤压和抑制效应，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四）加快新农村建设
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乡村空心化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所谓乡村空心化，就是产业空、年龄人空、住房空、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物质和享受的要求也高。但在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并不强烈，仍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归宿地。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才会逐渐改善乡村空心化问题；同时，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也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变市民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只关注物质文明建设，还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新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2010）[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农村居民增收工作总结篇10
【关键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策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支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刺激消费需求、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首选措施，更是当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要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应启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应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因而，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应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因而，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并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其经济的发展对边疆的稳定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要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增长，因而研究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消费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提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信息，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对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快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费问题是现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从心理因素入手提出了包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及“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建立了收入假说下的消费函数理论，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凯恩斯之后，出现了诸多以消费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尤以佛里德曼（1976）、莫迪利安尼（1985）、杜森贝里、霍尔（1978）等人为代表。1976年佛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收入分为瞬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费分为瞬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会直接影响到居民当前的消费支出，即居民当前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
我国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63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在其所发表《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消费结构的概念。1983年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作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远耍系统地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今年来消费结构研究方法更是趋于新颖化。董永茂（2005）采用eLeS模型，利用1998、2003年浙江省农村家庭消费开支调查资料，对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杭斌、申春兰（2005）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来证明潜在的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农户的预防性储蓄有着密切关系；郭爱君、武国荣（2008）通过建立aiD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九五”和“十五”两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居民七大类商品消费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对数模型、二次移动平均模型（Dmam）、综列数据模型等均为目前消费结构研究的主要方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国外侧重于方法的研究和创新，而国内研究则侧重于居民消费结构所涉及的具体方面，如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居民消费结构的预测等多方面的定性分析，以及应用数量方法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定量分析等。尽管在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中已有很多理论成果，但是大部分是研究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关于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急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三、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和变动趋势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近年来新疆农村居民各个方面的消费情况，以下通过对新疆农村居民的吃、穿、住、用等方面人均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比重的变化图来研究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
（一）食品支出
新疆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从2000年的618.2元上升到2011年的1589.5元，11年的时间新疆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增长了2.57倍。恩格尔定律指出，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将随收入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由下图可以看出2000～2011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从2000年22%左右下降至2011年的15%以下，说明新疆农村居民并正向更好生活阶段迈进。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从恩格尔系数变化所得到的结论。
（二）衣着支出
近十年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欣赏品味在不断提高，新疆农村居民在穿着方面出现了较大变化，农村居民已不仅仅满足于“穿”的本身，也更加注重于质量和款式等方面的提高。相关数据表明2000年新疆农村居民用于衣着方面支出为114.26元，到2011年增加到了372.1元，是2000年的3.25倍，而2000～2011年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为2.57倍，低于衣着支出的增加幅度。可见，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民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衣着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下降趋势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年间偶尔有上升趋势，但近十年间新疆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新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也正是恩格尔定律的一次运用。
（三）居住支出
住房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质量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农村住房消费变化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其总的特点是农村居民住宅面积逐渐扩大，住房质量逐年提高，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11年的人均居住支出1025.3元，相比于2000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170.9元，增长了6倍；从下图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新疆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06%上升到2011年的9.11%。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长，改善住房条件成为他们的迫切愿望，建房的积极性提升明显。
（四）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支出
近十年来新疆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一直持续快速增长，其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增加，由2000年的2.61%上升到2005年的3.35%，医疗保健支出的持续增加体现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居民越来越重视身心健康，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四、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
为了进一步研究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征，下面特从农民最终消费支出（亿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农村居民消费规模不断增长
2000～2012年，新疆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亿元）由159.97亿元增加到675.6亿元，增长了4.22倍，年均递增12.75%。
（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
2000～2012年，新疆居民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由1236.45元增加到5301.3元，增长了4.29倍，年均递增12.9%。其中农村居民家庭居住支出（元/人）由170.9元增加到1025.3元，增长了6倍，年均增长16.1%。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增加。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50%下降到2012年的36.1%，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虽然农村居民消费较低，但消费结构已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生存消费比重下降，享受和发展消费所占比重上升。
五、新疆农村居民整体消费结构现状和变动趋势的分析
从下表可以看出，1995～2005年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货币化程度在逐年提高，其中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元/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元/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元）四类消费几乎完全是货币化消费几乎完全是货币化消费。自给性消费程度最高的是食品消费，由2000年50%的自给自足下降到2011年的36.14%；居住类消费货币性程度从2000年的13.82%上升到2011年的23.312%。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元/人）从2000年的5.96%上升到2011年的8.57%，表明新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六、结论与建议
新疆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的比重较多，促进新疆经济增长首先做好农村消费问题工作，农村居民存在有欲望但不能消费的现象。
我们知道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目前状态一下子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刺激消费需求不可能，首先靠投资的力量，南北疆调整投资投入量，促进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异，调整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平衡，保证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然后，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增长，消灭有消费欲望但没能力消费的问题，只有消费增长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再次经济稳定发展，可以缩小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差距，平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才能同步发展。最后政府对农村的投入量主要为调整农村居民居住类支出和医疗保险类支出，所以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调整农村居民文教类，居住类，和医疗保险类支出，文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不足。在增加收入刺激的消费的基础上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消费结构，保持外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增加对农村的投入量，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正确调整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缩小城镇和农村，南疆和北疆居民消费差距，促进新疆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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