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1
论文摘要：城市是不断发展的．在城市的历之主化保护中应谊正确认识保护与发展的辨证关系．积极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并在城市历吏文化保护规划中引入发展的观点。使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迭到和谐统一。
1前育
一个城市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而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是力求在发展中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等进行修复和控制，因此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保护和发展成了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体。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了现今城市保护与更新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在处理二者关系的时候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对立和冲突．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矛盾关系。通过采取积极的手段和科学合理的方式使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达到和谐统一的动态平衡。
2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源于城市发展
城市的发展从城市起源的时候就一直未曾停息过．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同样。一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个城市。正是因为城市是这样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才使得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成为可能和必要．城市的历史文化环境就产生于城市过去发展的痕迹之中。试想一个永远静止的、没有时间空间变化的城市(虽然这样的城市不可能存在)。既没有历史可言，也就更不存在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了城市的产生和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无数的沧桑变幻。而每～个变化都显示着城市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历史保护就是这种延续性的主观表现。也就是通过人为的手段来保证城市发展中文化及精神的延续。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源于城市发展的延续性
3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城市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它本身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环境，保存街巷空间的记忆。保持城市景观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连续世世代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精神纽带．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不可能产生像技术发展那样快的改变。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需要～定程度的延续性。城市的历史保护“不只是为了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而尊重过去”。一个长久保持的记忆将超出记忆的领域而形成地方精神的统一和延续，促进城市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资源分为“可再生“与“不可再生“两类，而再生的意义包括“繁殖“与”再循环”。再循环使用旧建筑，有利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和残余物排放。改善城市环境，保护生物圈。正因为如此。历史建筑、历史环境也成为可以再开发、再利用的潜在资源。
另外，旧建筑和环境中储存着能量。新建建筑将使这些材料和资源被耗散，带来材料上的浪费。而且旧区在开发中被夷为平地。旧的居民一般处于贫困的边缘，不得不被安置到遥远的城市的边缘区，增加了城市基础建设的成本。同时，在原地新建的摩天大楼能耗基本上是传统建筑能耗的4倍。因此保护历史文化环境从宏观上来说为城市节约了能源和资源。历史文化环境在旅游观光活动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适当的旅游开发。良好的城市定位和宣传可以为城市带来新的活力
开发历史环境的旅游资源一般有两种：一是举办活动．即按照古老传统，每年在一定时候举办民风民俗活动。以此吸引游客。还有一种是以历史文化环境吸引游客参观文物古迹、古建。观赏地域风光，了解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并以此来带动旅游业
前者如老北京庙会。潍坊风筝节等。以重庆磁器口街区为例，重庆磁器口老街利用街区的历史条件，连续举办庙会活动。在春节期间成为重庆游客们旅游的好去处，为城市人们的节el增添了新的旅游项目。除此之外，磁器口举办的民族乐曲表演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特别受到外地游客的欢迎。
后者比较突出的例子有云南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在1996年以前一直陷入保护不利的困境。民居建筑破败不堪。大型古建沦为机关大院，古城的发展陷入死角。1996年。丽江大地震之后。政府和民间投资捐助4亿多资金进行古城修复。不仅修复了重要的古建。而且还对古城的历史环境、古街区进行了整治。自此。丽江成为了全国古镇游的热点，也是云南省旅游线路的中心．旅游经济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的保护可以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为地方带来经济收益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国家或地区发展必须要考虑的背景，它给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同时也带来挑战。
从文化方面看。文化的发展有“趋同”之势，但是这种趋同并非对每种文化都是平等的，往往表现为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激烈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加强地方文化特色，增加城市文化活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没有明确的保护历史文化的意识，没有发展方向。就会显得被动，丧失竞争力。
4正确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
城市中保护、更新和再开发三部分是不断变化、交替进行的。也是城市基本而持续的生长活动。好的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取得同一时代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均衡，使城市能够协调共生。有机成长。片面鼓励新形式的开发而牺牲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过分强调保护旧建筑而牺牲城市的舒适性和创新性都是不应该的。
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腾飞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城市记忆的保留．许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更新中把原先的历史建筑和街区完全推倒重建．造成原来具有悠久历史并非常富有特色的城市逐渐失去了记忆。城市差异越来越少，面貌却越来越趋一致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求从物质的层面向更高的精神层面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中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城市精神和传统文化延续的物质基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必然面临很多的困境。从过去的经验和国外成功的例子我们发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搞好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必须要政府、专家和公众的共同参与。政府通过立法、执法和行政的手段规范城市发展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同时通过行政手段，以异地补偿等方式．使地方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达成经济上的良性运作。而专业人士应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使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得到技术上的支撑。并保证保护工作严谨、细致地完成。同时。作为城市居住的主体。公众有权参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并且通过有效的组织手段监督政府和专家的作为，提供广泛意见。从当今的发展情况看，我们同样还{_}要广大房地产企业的责任感。也就是说，企业应把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把延续历史文脉、彰显城市个性保持城市肌理作为判断一个项目是番成功的重要标准。只有当我们同时具备了政府的规范、专家的技术、公众的参与、开发商的责任，才能保证不因为发展中的失误而导致历史文化的缺失，在发展中做好历史文化保护的工作。
一个历史阶段城市风貌特征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科学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一些城市或地区虽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和风貌，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样的城市也具有历史文化保护的意义。历史文化保护也应该具有发展观，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特征。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诞生的深圳，虽然历史很短，但其规划理念、城市功能、空间形象和发展速度等，都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新兴城市的时代特征。这样的城市在百年之后，有可能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代表。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名城。
还有一些城市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保留着各异的城市记忆，在历史文化保护中也应该以发展的观点。体现出多元化的时代特征。比如哈尔滨的花园街，虽然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建设的俄罗斯农庄式街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多世纪的变迁中。原来的街区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殖民地时期建筑．还有解放前后修建供红军办公用的房屋．甚至一些解放后修建的具有苏联时期建筑风格的红砖房。这些建筑保留了各个发展时期历史的痕迹。再现了不同阶段的历史信息。在做规划的时候除了保留俄罗斯农庄式建筑。还应对其他时期的建筑都进行整治、保护，使各个阶段的风格都得以体现．保证地方记忆的完整延续和文化的多元性。
历史文化保护“主要是指对现有的美好的城市环境予以保护，但在保持其原有特点和规模的条件下，可以对它作些修改、重建或使其现代化。”由此可见，真正的保护本身就需要与发展相协调．它的目的并不是要重现已逝去的旧时风貌。而是要保留现存的美好环境。避免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场所遭受不适当的改变和破坏，防止社会生活频繁、过度变迁，实现社会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所以说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应该以动态、全面的方式进行。做到以下几点。立足于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发展而尊重过去。
(1)积极动态的保护。历史保护规划应该作为总体规划的一个有机部分。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协调，在总体规划、城市设计中充分注意保护历史文化传统．维护并发扬城市的格局特色，而不该以消极、静态的方式把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仅仅看作是以保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主的专项规划。
(2)全面复合性的保护。应该认识到历史文化保护不仅是城市中的一个文物古建的保护，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全面地分析城市的结构，找到值得保护的对象，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使潜在的经济效益得到发挥，从而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3)避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是指理论没有超前性，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城市发展：二是指理论对规划、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未能深入研究：三是规划与建设备行其是。一旦基础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必然导致保护规划与实际发展建设脱节。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2
【关键词】语言；文化；法国历史
一、文化和语言
何为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少的学者一直努力，试图从各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的定义。广义来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的意识形态；狭义上来讲，文化指的是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细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各种社会制度等。何为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语言，不仅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比如说汉语、英语、法语、俄语等等；而且借助语言，人们还能够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比如文章、文献、报告等等。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尤其是外语的学习，就是掌握其语音、词汇和语法；可是，通过进一步的深化学习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习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字”或“词”的学习，而是要将这些字或词放到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和体会到它特有的意义，也就是说语言要和文化相结合。比如说，le roi soleil，从字面上来看，表示的是“王太阳”，可是它实际上指的是“太阳王”，再深究一步，它指的是法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路易十四。再比如说，如果一个法国人说“tout cela est lu chinois pour moi.”，从字面上来说是“对于我来说，所有的就像是在读中文”，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它指的是“一窍不通”。由此可见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保存、传授和传播必须借助语言。本文将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它们的发展和变化，来浅谈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法语发展状况
（一）中世纪前期（le moyen-age）
在被罗马人征服和拉丁文引进之前，凯尔特语通行于高卢地区（主要是在日常用语方面）。公元前52年，高卢沦为罗马行省后，罗马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统治的同时，还加紧向高卢移民，竭力从文化上进行渗透，推行罗马化。由于高卢人当时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就为拉丁文——罗马帝国通用语言——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通过商人和移民在高卢人中的广泛传播，拉丁文广泛取代了凯尔特语。在高卢境内，随着罗马移民的增加，高卢人与之使用的通用拉丁语融合成为通俗拉丁语（le latin vulgaire）。这是一种有点俚化的拉丁语，与当时罗马大作家所用的文言拉丁语稍有不同——法语和其他所有罗曼语都是从这种军队和贩夫走卒使用的通俗拉丁语起源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通俗拉丁文远在高卢被完全征服之前，就已经受到非拉丁语的影响，比如基督教的传播，使通俗拉丁文也深受书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的影响。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通俗拉丁文融合了征服者的语言——法兰克语，在音韵和构词上发生了改变，甚至在句法上也对其进行了重新调整。公元6、7世纪时，通俗拉丁文变为了一种混合性语言（un langage composite）。到公元九世纪，拉丁文和日耳曼语最终融合成为罗曼语。从公元939年的卡佩王朝开始，法语成为法国唯一的官方语言。由此可见，法语的起源和发展是和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实现的。法兰西民族是由多个欧洲民族融合而成，因此，基于拉丁语的法语也是由这些民族的语言，在其演变过程中，经过相互渗透和融合而逐渐形成，并且留下了各自的特点。
（二）文艺复兴时期（la Renaissance）
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发展，使得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法国国力渐强，封建君主政体逐步巩固。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手工工场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在法国开始萌芽。随着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思想上也开始反映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打着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旗号，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当时的主要思潮就是人文主义（l’humanisme）。人文主义除了指按照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去培育人的思想外，还指一种获得智慧的理想和以一种生活这些，因此它反对作为神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号召摆脱教会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主张用以人为本，以“人权”对抗“神权”，尊重人、重视人、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求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主张追求知识、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重视教育，主张采用全面传授知识的方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法国的文艺复兴是在吸收和继承国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如拉伯雷（F.Rabelais）、蒙田（m.de montaigne）以及七星社等。七星社（la pléiade）是由七位人文主义诗人组成的文学团体，以龙沙（p.de Ronsard）和杜贝莱（J.du Bellay）最为著名。他们在诗歌方面的声望很高，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却是对法语改革的主张。中世纪时期，法国所有的学校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兴办的，不仅所教授内容浅薄、荒诞，而且还没有普及到高卢的一般民众，“甚至查理曼大帝的大多数官吏也处于文盲状态”，再加上，学校学习的都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因此法语发展停滞不前，与希腊语或拉丁语比较起来，显得贫乏粗糙。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丰富法兰西语言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因此杜贝莱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La Défense et illustra
-tion de la langue fran caise）于1549年发表了。针对文艺复兴前期，有些人主张用拉丁语或意大利语进行文学创作等情况，七星社的诗人们提出了语言改革，指出丰富法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主张：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创作出可与古代诗歌相媲美的作品，为法语添彩；向希腊语和拉丁语假借词语，创作新词，丰富法语词汇；细心培护，推进法兰西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他们还提出要加强修辞手段，使法语具有新的表达能力。七星社的理论和主张引起了人们对法语的研究和重视，推动了法语的发展和规范化工作，使法语作为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奠定了其应有的地位。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17世纪成为法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众多的学者、作家和语言理论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对法语进行“打磨”工作，使严谨的、简练的、明晰的、优美的和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语言基本定型。而这个时期的一些著名作家传世之作的流传，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国文化和语言的传播。
（三）启蒙运动时期（le Sièce des Lumières）
18世纪30年代起，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加速。工业、农业和商业都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再加上路易十四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在思想上对新教徒的迫害，促使了一些先进人士追求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从而促进了启蒙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主张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成为为资产阶级登山历史舞台、进行舆论准备的得力工具。这个时期，人们崇尚理性，用理性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他们认为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都是源自自然法则的理性被封建专制和教会偏见所堵塞，因此他们将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他们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期望发展工商业，主张自由竞争。作为人类思想直接体现的语言，科学、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使语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加上沙龙文化对文化和语言的促进和传播作用，经济、科学等方面的专业术语大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并且被人们所接受。同时，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交通运输的发展，外省与巴黎的交往密切了，法兰西民族的语言无论是在普及的范围，还是在新词的数量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由于启蒙运动在欧洲的先后开展，法语成为了文化交流和宣传启蒙思想的最适用的语言。经过17世纪语法学家和法兰西院院士们的雕琢，法语变得更清晰、准确，也更容易让人理解；所以法语也以其简洁明快、结构严整的特点，受到普遍赞扬，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很多欧洲作家都纷纷以法语进行写作，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公贵族、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也以会法语为傲。而因为法语的广泛传播，法国文化也融入到各个欧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诸如英国、德国、瑞典等。
三、结语
纵观法国历史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前期，法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种融合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的法语也如一盘大杂烩，什么都不缺；16世纪文化着重“摆脱”，强调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因此，每个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书写自己的作品，文学作品里充斥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是同时又充斥着“统一”，强调语言的一致性和民族精神，所以法语开始如一块璞玉等待被雕琢、被完善；18～19世纪的文化着重“理性”，所以法语呈现多方向、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被广大的欧洲国家所接受，并且也由于法语在欧洲的广泛应用，法国文化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崇。所以可见，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文化变化，而文化的变化势必会左右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普及和发展又会影响到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郑克鲁．法国文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曹德明．法语与法国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3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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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analysis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Literatureandart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4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相关概念界定
1.1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9(10):85．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5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语境；文本主义；历史诗学
中图分类号：1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38-02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经历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洪流，在80年代迎来了一个全面的转向，正如解构主将希利斯？米勒（J.H.miller）所述：“文学研究抛弃了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无疑成为这次转向的中流砥柱。
新历史主义试图摆脱了文本分析的泥淖，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最终使文本历史化变为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从而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划清了界限。作为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世纪末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他试图打破历史和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构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观萌发自肥沃庞杂的土壤，经过包括福柯理论在内的后现论的浸染，它整合、变通各种理论，大胆地跨越了文学与非文学、历史学与人类学、艺术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与此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谱系中，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子，在批评实践中，这些理论资源充当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前驱，也支撑着它的对话语境。新历史主义从事文学批评时，便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结合部，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而既定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动地控制和把握这一认识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文本，文本又如何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这便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学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即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人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
在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中，作品文本的历史性虽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研究者的历史性却要求完全沉没于他的“客观性”，即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历史文献”。这是新历史主义所不能认同的。后结构主义认为，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结构，而是一个“网状结构过程”，它没有起源也没有尊卑贵贱。伊格尔顿在讨论后结构主义时指出，“认为历史或语言只是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理论都忽略了我一直在描述的符号的网状复杂性”，新历史主义就是用这种“文本网络”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的，这也是所谓“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
“文本的历史性”赋予文本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并在其身上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文本因而具有特定的历史视野，对文本的解读也必然带有社会历史性。文本在时间的坐标中定格延伸，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一种动态开放的局面。“历史的文本性”使历史借助文本得以保存流传，并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之桥。通过文本人们可以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然而文本并不是被动地随意地反映历史，它必然受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用文本建构历史的过程就是用文本阐释历史的过程，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对话的互动关系。这对于经历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来说，无疑是应运而生。
要理解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要理解其对文化及文化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的定义，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分析从定义上来说，就不是一种与艺术品的内部形式分析相对的外部分析。这种对严格划分作品的“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的拒绝，是他和他的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的基础。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化，为了理解一种文学，我们不得不理解一个文化。对特定文化的探索可以加深对产生于其间的文学作品的理解，而对文学作品的仔细阅读也能加深我们对产生它的文化的理解。文化分析不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相反，文学研究是为文化理解服务的。
新历史主义所谓的“文化诗学”，其实是同时受到历史和对文学文本的审美与形式维度的启发的阅读实践，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个文本与似乎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对于新历史主义者而言，一个诗人的观念牢固地扎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他们强调的不是作者的创造性，也不是读者的想象力，而是积累、改变、再现和交流。艺术品从它特定的文化中吸收养分，同时以一种新的方式，越过文化内部、文化之间和时代的界线产生。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在吸收了格尔兹人类学的“厚描”学说之后，新历史主义将其中两个术语的含义都大大扩展了。“文化”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或者‘高级文化领域’，而文化的‘诗学’也不仅包括文学文本，还包括通过实践、仪式、事件和结构而对意义的创造。文本与文化相互关联，但不是以作品被联系于作品‘之上’或‘之外’的历史背景、经济条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方面的关联，而是文本生产文化，文化正是通过文本实践而获得价值体系和理解方式。”新历史主义将语言和形式的研究与创造与文化重新联系起来，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反复描述和考察获取文本的意义，从而消解了话语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对立，用人类文化的全部知识来审视文学。新历史主义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这也就是格林布拉特所认为的，文学永远是人性塑造的心灵史。
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任何阐释都不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达到与文本意义的契合，因此，只有不断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接近文本意义的原貌，完成自我的有力塑造。新历史主义对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经典性发出质疑，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历史话语分割开来，从而坚守一种将文学和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立场，试图达到对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目的。它打破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走向了视野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完成了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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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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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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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6
这是本好书,是读了还想读的书,一本给人惊奇的史学书。说好,是因为它与我的生命很贴近。说还想读,是因为它的美。说惊奇,是因为它激起我的思。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在我看来,它是一本真正的最具现代意义的史学书。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说:“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要理解这里所说的“好的史学书”,应先理解现代史学观。
一、现代史学的基本结构
现代史学观不同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奉行“如实叙事”原则,这一原则下的历史事件,被看做了客观独立的对象,这也意味着对象是死的。对象并不是死的东西,历史往往以惊人的相似性重演着,历史事件常会越出它的边界,又怎能界定其边界?
就活的对象问题,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一书中,曾以下面例子来说明的。
他说,一群羊围牧在一片丰盛的草地上,这些羊总不安分,它们不断地打翻栅栏,跑到围栅外面寻草吃。羊的不安分,不是因为草地不够大,也不是因为草地不够丰盛,而是另有原因。并解释说,羊吃的不是草,而是草与草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说,当我们划定对象范围时,同时也割裂了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不顾联系的方法是危险的,用一句形象地话说,在我们千方百计地为羊围起安全的栅栏时,狼早就钻了进来。
进一步研究上述现象后,人们发现,羊喜欢吃带有羊吸肝虫的草,而这种虫一方面必须寄生于羊的体内,另一方面它会依附于草尖处,以最大机会让羊能够吃到。于是一种复杂的关系链形成了。羊不仅吃草,而且还吃草与草的联系,羊吸肝虫成了草的联系中介,不仅如此,羊也是它的寄生对象。换一种说法,羊与草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能吃与被吃),被吃的草包含有联系,这个联系是羊的相关项――羊吸肝虫。就羊吸肝虫与羊关系(能寄生与被寄生)而言,羊成了羊吸肝虫的寄生对象,草则成了中介,它是羊吸肝虫的相关项。
能吃、相关项和被吃三者模式,被称之为共时态结构。这一结构是自然、语言、历史、意识等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语言学的基本结构是能指(词)、意义(相关项)、所指(对象)三者关系。又如意识的本质是意向性,意向活动、意向内容(相关项)、意向对象是意识的基本结构关系。
现以语词“狗”与其表达对象为例,简述这一结构。“狗”这个词,是写在纸上的一个符号。一般以为,“狗”代表了真实的狗。于是“狗”与真实狗被理解为一一对应的关系(表达和被表达),如此理解的关系是武断的。其实,二者关系不是直接的、武断的,而是随意的、可能性的关系,武断的关系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因此,在语词的“狗”与真实的狗之间,必存在着一个可能性领域即相关项(词的意义)。语言分析就是以这个词(符号)、相关项(词的意义)和所指对象三者的关系结构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种词的意义分析。
所以,对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对象,其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关系。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就是插入主体―客体之间的相关项,它是属于主体的,是有待开发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领域。主体―相关项―客体是共时态的关系结构,结构的本质是关系,结构分析就是相关项的分析。
但是,在传统史学叙事模式中,历史事件作为客观的独立事件,混乱的历史事件被排列在时间中,并根据因果关系归纳出一种规律,以预测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实叙事”力图把历史事件从叙述者和事件主体中分离出来。但从关系结构角度来看,这一传统史学观有两个问题:
第一、历史事件本身不是建立在主体―客体的关系上,而是在主体、相关项和客体三项的结构关系中。历史主体的相关项领域极广,如政治、经济、生产力、文化以及地理等等,这些相关因素同时对历史发生影响,其相关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或者说,这些相关因素是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历史并不存在必然规律。一般来说,文化和地理因素相对稳定,可以作为参照点,观察或解释长时间段的历史演进。而生产力、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可作为短时间段历史的参照点,以观察或解释历史的演进。
第二、历史事件不可能作为客观对象独立于叙述者,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关项。属于叙述主体的相关领域同样包括了当代的一切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历史主体是人,历史事件活在当代人中,所以历史始终在创造中,始终是开始。
现代史学观是以相关项分析为基础,即建立在共时态关系结构上,因而它是与传统史学观根本不同的分析模式。现代史学的基本观点有:(1)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2)历史是演进的,这种演进只是关系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由低向高的进化;(3)历史事件只有现在和开始,没有事件的先后顺序,也没有过去和未来,因为在结构中没有时间的位置。所以,20世纪大史学家年鉴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自信地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
二、文化中国的历史地理线
从现代史学观来看,《文化的江山》作者敏锐地把捉到“文化中国”的共时态关系结构,越过了传统史学观下的“王朝中国”分析模式。作者说:“重读中国史,要从《山海经》开始”,并提出五条地理线的“文化中国”新史学,以这些地理线为参照线,生动地叙述了由殷、周到宋代的历史和文化的演变。
比如,“司马迁线”是一条从龙门到碣石地理线,这是中国农牧分界线。作者论证说:“说这条线占据了历史的主动权,不是说它的政治、经济地位最重要。而是因为它最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一代王朝命运。”(《文》下,p64)
可见,作者若没有新的视角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不可能勾画出这样的宏大历史。如此把握历史,使人想起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叙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精神、太阳运动和地理位置关联起来,展开了他的历史叙事。注意这里的太阳运动只是精神外化的历史事件(对象),而不是时间的先后顺序。时间在他那里只是变异,不具有先后顺序的意义。地理位置则是精神主体的相关项,以此作为参照位置,考察精神运动的过程,从而把握了历史的精神本质。
黑格尔是这样描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曙光初现,人们为这绚丽光辉而惊讶,而忘却自己。这是历史的第一阶段,即一种精神全然忘却自己的单纯关系。随着太阳运行,惊讶也随之消退,人们开始关注起太阳下显现的事物,并劳作其中。白天象征着历史的第二阶段,即精神转向他自己内在的东西。这一阶段,精神告别了静观,活动在与事物关系中,由此逐步发现自身,并建筑起自己的内在太阳。黑夜是历史的最后阶段,此时的精神回顾白天所发生一切,他重视自己内在太阳,更甚于外在的太阳。于是精神与自身结下了“自由”的关系,从而终结了历史。
当然,在黑格尔的精神运动中,地理不仅仅是比喻,更重要的是作为位置而起作用的。没有这一位置,便无法进行宏观的历史精神的结构考察。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突出了地理在文化上的重要位置,从而重新发现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即自由之精神本质。作者说:“书的内在精神,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书的美学形式,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本书,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文》,p3)因此,自由之精神的文化江山,不是王朝中国下的史官文化,也不是嫁接过来西方的自由观念,而是我们文化的本源。
三、文化个体性和价值重估
“文化个体性”是《文化的江山》一个洞见。作者说:“要确立文化个体性,要自觉而非启蒙,要自律而非规定,要自由而非强制。……以此我们有了文化个体性的原则:自觉、自律、自由。”(《文》书前言,p4)作者以此作为“文化中国”的尺度,重新评价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以下为书中给出的几则例子,以说明作者如何以“文化个体性”评价历史人物的。
孔子以“王文化”而自觉、自律、自由,成就了“王”的文化个体性,从而进入文化的江山。“从思想上自命为王,以平民身份代王立言,以学者志趣来行王道,就是要将自己王化,所以他说,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文》,p136)
庄子以“无为之乐”而自觉、自律、自由,在平民生活中实现了人格尊严,完成了他的“至乐”的“文化个体性”。
项羽以“英雄”而自觉、自律、自由,面对秦始皇的帝王之威,只此淡淡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英雄血溅沙场,只取别人头颅,他的脑袋却无人能取,因此只好自己砍了自己,从而实现了“英雄”的“文化个体性”。
李白以“诗性”而自觉、自律、自由,不入科举,天子呼来不上船,是为了诗性,入翰林院,仰天大笑出门去,也是为了诗性。他,为诗性而生,为诗性而死,诗性即是悲剧性,天夺壮士心,诗性才成就他的“文化个体性”。
韩非和李斯,只算王朝历史的失败者,他们不能进入文化的江山。因为韩非要做思想王,却说君道应同体,李斯助他一杯毒酒,夺去他的自觉、自由、自律。李斯自比粮仓硕鼠,本是一奴才,却要做起主人来,招致腰斩,没有将奴才进行到底,从而失去的“文化个体性”。
王安石开有宋一代思想风气,破殷周天命、破先秦诸子天道,破汉注唐疏经学,破象数之学,以义理为要,程朱天理观由此确立。他本是思想家,却误入王朝,玩起了政教合一,而不能自觉,没了“文化个体性”,文化的江山也没了他的位置。
作者以文化个体性为尺度,重读中国史,重估历史人物的价值,书中所勾画出的文化江山,回答了我们文化为什么历数千年而不绝,为什么有顾炎武的“亡国可以”,“亡天下”则不成的说法。这就是说,中国精神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是一座从未被征服的文化江山!
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冲破了形而上学的统治。海德格尔说:“尼采所实行的重估的要义并不在于:他把新价值设定起来,以取代以往的最高价值;而倒是在于:他干脆就把‘存在’、‘目的’、‘真理’之类把握为价值,而且仅仅把握为价值。尼采的‘重―估’根本上根据价值对一切存在者规定的重思。”(海德格尔:《尼采》下,p745)
这一理解同样适用于本书的作者,重估历史价值,走出“王朝中国”的困境,根据“文化个体性”,重思我们自己。
四、余论
“他被生了下来,劳作了,又死了。”这是海德格尔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墓志铭。
人都经历出生、操劳和死亡。这是形而上学的真理,是思者与我们看到的绝对同一者的真理。这一意义的人,其实是海德格尔的“常人”。而“常人”是不死的,不死也就不生。这也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可见,形而上学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抹去一切差别,抽象出永恒“真理”、“上帝”和“最高存在者”,并以最高存在者规定其他一切存在者。所以,在形而上学统治的世界中,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个体性。
当然,我们无法拒绝形而上学的思想,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但是,形而上学只是一个设定,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显示出这个设定。因为第一和第二本体的深刻矛盾,迫使他以辩证法来统一。
海德格尔看穿了形而上学这个设定,并指出存在者与存在的根本差异,从而拒绝了抹掉差异的形而上学思想。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实的人和世界是真实不虚的,因此必须从存在者返回到存在上(即溯源),返回的步伐首先是返回到此在上。此在是一切存在论的源始或本源,所以海德格尔称此在现象学是基础存在论。这就是说,所有的自然、科学、历史、生命、哲学等存在现象都源出于这个此在的存在。注意这里所说的“源始”(“本源”)。从存在者的意义上,本源序列无疑是:先宇宙,再有太阳系和地球,继而生命及人类,最后有此在的我。但在存在序列上说,先有此在的存在,再有物的存在,或价值物的存在。海德格尔由基础存在论,而走出了西方的形而上学困境。
所谓此在,就是指你、我之人,表达的是人的存在。其存在有两种可能状态,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人以怎样的状态存在则是不确定的、自由的,也是可选择的。以非本真态存在则是不死的“常人”,“死亡”、“恐惧”和“良知”等等,显示人的本真状态,揭示并见证了人的自身存在是有限的、整体的、绝对的、孤独的、个别的。存在是人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要成为他自身,就要作出决断,而不像在常人那里,无决断地失去了存在自身。
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就存在自身性来看,他向我们显示他的思想自身(就其自身显示自身),同时他果敢地决断:我更爱真理!从而终身投入到形而上学的真理之思上,并作为“爱真理”的思者,成就他的思想存在(成就自身)。这就是海德格尔“他被生了下来,劳作了,又死了”更深刻的意义,也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存在意义。
更确切地说,“他被生了下来,劳作了,又死了”,以亚里士多德立场(形而上学的真理意义)来看,他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失去自身)。但是,若站在海德格尔立场上(即存在自身性)来看,亚里士多德作为“爱真理”思者,成就了他思想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进入了真正的历史。
在海德格尔意义上说,《文化的江山》只是将“文化个体性”与“重估价值”作了联系,虽显示文化中国的持久魅力的美,但若不深思形而上学,则很难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纠缠,也随时会陷入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泥坑中。比如,《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仅在终结意义上结束形而上学,后来他的纳粹问题正是对“终结不是开始”的诠释。因而,后期的海德格尔思想开始了新转向,他作为思者转向到存在之途中。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7
一、档案整理的定义
档案整理应以维护历史原貌为宗旨。档案整理理论是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档案实践中，零散形成的文件只有经过档案整理的过程，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才能成为真正的档案。档案整理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体系。
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应当拥有四个层次，即：实践理论、应用理论、基础理论和理论内核.。从档案整理的实践的角度说，档案的整理工作，就是将处于零乱状态的和需要进一步条理化的档案，进行基本的分类、组合、排列和编目，组成有序的体系。从基础理论的角度看，档案整理是利用文件实体及其历史联系的记录来记录历史的过程。这里，有必要说明历史联系的定义。经典档案学认为，历史联系来源于档案与文件之间的一维关系;而现代档案学认为，它来源于社会实践。由于档案的历史联系来源于构成档案的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而文件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文件之间的历史关系也就来源于社会实践，所以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也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是线性的结构，它是多维的。所以档案整理不应该是像经典档案学一样只注重实体整理，而是应该体现其多维性：即进行虚拟整理。
档案整理是构成档案理论内核的元素，是最富实践性的。因此，档案整理是档案理论内核的实践基础。只有从基础理论的角度认清档案整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二、档案整理的结构
不同档案物质结构造就了不同的档案整理实践，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关系的关系，因此，档案物质结构就成为了区分传统档案整理与现代档案整理的最可靠的标志。
1.档案的来源。档案是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产物，它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档案实体和档案历史联系两个方面。这就是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的思想，用公式表示为：档案二文件实体集合+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档案历史联系是存在于档案之间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因此，档案的整理可以分为档案实体整理和档案的历史联系的信息整理两个方面。
2.档案的实体整理。档案的实体整理是一种在传统纸质档案环境下，通过对文件进行实体排序来揭示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记录历史原貌的档案整理方法，它是一维线性的，以维护历史联系为目的。
在传统档案整理的实践中，文件的实体排列是线性的结构，我们只能从档案文件之间多维的历史联系中选择一维来记录历史。传统档案整理的结构是隐含着档案文件之间某种历史联系的“文件实体集合”，这个结构中包含的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是一维的。
3.档案的历史联系信息整理。档案的历史联系是存在于档案实体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对文件实体进行排列以记录历史联系的整理方法难以在电子档案时代继续独领，“用计算机全面自动解析隐藏在文件材料之间的历史联系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实体整理本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的结构，但在现代档案整理过程中，它却破坏了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因为历史联系是多维的，满足了某一维度的联系就必然破坏了其他维度的联系。由此，利用虚拟排序来记录和物化档案之间历史联系的方法便应运而生。“虚拟整理技术是一种与文件实体排序无关的，单纯记录和揭示档案之间历史联系的技术，它是一套能脱离档案实体排列，而仅仅使用一套符号及其符号语法逻辑来记录和揭示档案历史联
系的技术。这种整理技术操作的对象并不是实体的档案，而是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
“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是档案历史联系的物化结果。在档案实践中，档案的历史联系是来源于对文件之间客观历史关系的认识，而我们只有将所形成的“档案的历史联系”的这种认识加以记录和物化，才可能固化档案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一旦档案失掉这种内在的联系，这些文件就将成为历史的碎片，甚至会因此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4.档案的实体与历史联系之间的关系。实体整理技术之所以不能从多个维度去维护和体现档案的历史联系，是因为传统档案整理技术对历史联系的整理是与实体整理同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实体整理技术中，是通过对档案文件实体的排序来记录档案历史联系的，所以在完成对实体整理的同时，历史联系的整理也随之结束。由于文件实体的唯一性，限制了其排列只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线性排列，这种排列结构决定了其所整理和记录出的历史联系必然也是线性一维的。因此，在采用实体整理技术对档案历史联系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档案工作者只能选择更为重要的历史联系要素（即来源联系）作为其整理的依据，按照来源原则对档案进行整理，而不得不放弃历史联系中所包含的其他要素，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历史联系是多维的。
档案实体整理是为了建立一个档案实体凭证体系。档案并不像史书那样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是一个巨大的凭证链条，它不必在意有伪证，即使是内容不具真实性的档案也具有证伪的作用，具有历史真实性。现代档案整理包含对档案实体的整理和对档案之间历史联系的信息整理两部分。档案是由文件实体集合和档案之间历史联系的记录两种物质构成的，“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是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三、档案整理的本质
结构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任何事物都有结构，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本质、属性和功能，所以，通过对结构的研究，能够得到事物的本质。文件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直接地记录到文件的实体排序中，无需档案人员进行加工;而档案的历史联系虽然也来源于社会实践，却并非像文件实体排列一样是线性一维的，它是多维的，需要档案人员进行加工。因此，现代档案整理以档案历史联系的信息整理为核心。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8
论文摘要：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发展方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中的历史合力的具体内涵。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层次上，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我们超越环境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创新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内涵。这就是要超越先污染后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9
关键词：人物史；新史观；教材；教学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则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以阶级斗争解释全部历史的观念已经被摈弃，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的合理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也不再是一种史观统领全部。尤其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专题，有基于革命史观的设计：“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有基于现代化史观的设计：“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有基于全球史观的设计：“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展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有基于文明史观的设计：“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等。各版本的教科书实际也是各种史观缤彩纷呈。那么选修教材又要如何进行新史观的教学呢？
一、高中教师首先要清楚各种史观的着眼点，以此为基点处理教材内容，设计教学过程
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率先开展研究，现代化史观随之产
生。罗荣渠教授认为：“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存在多种社会形态”，因此现代化理论从生产力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并强调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现代化包括了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制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内容；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自然经济到市场化等内容；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合理化）、大众化（或世俗化）进程；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即城市化。其中尤其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核心，并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军事、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现代化史观”则运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具体到人物身上，就是要重点关注近现代杰出的历史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孙中山、甘地等，了解他们对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乃至整个社会变革的影响和贡献，如克伦威尔的对内对外政策、华盛顿对美国共和制的影响、拿破仑的《民法典》、孙中山的中华民国等，并从这个角度认识和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如对克伦威尔的争议、拿破仑的非议、甘地的质疑等。
全球史观的着眼点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全球史观（即整体史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考察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这一转变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新航路的开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标志其基本完成，这个过程至今仍在延续。通过解读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孙中山、甘地等近现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相互影响及其体现出的一系列共性，了解人类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当然从全球史观（即整体史观）出发，不仅要研读西方文明，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同时也要重视东方文明，如孔子对人类历史的卓越影响以及孙中山、甘
地等为世界历史所作出的奉献。
文明史观以生产力作为划分文明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把人类文明的历程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同时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勾勒出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脉络，总
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充分肯定人类社会取得进步的同时，揭示存在的问题。显然，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包括两个层次，即整个人类的文明和不同类型的文明。文明史观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勾勒出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脉络，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充分肯定人类社会取得的进步。因此十分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以历史联系现实，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的，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省略那些与现代文明关系不太密切的历史事物。如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理解孔子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相对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意义比较薄弱，可以适当削弱。其次从长时段考察历史，重点考察那些历史当中比较稳定、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像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文化、社会心理等。如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这就涉及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
华盛顿设计的美式共和制、拿破仑颁布的法典、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这些应该成为学习相关人物需要重点介绍和阐述的内容。物质文明方面，列宁和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理应成为学习相关历史人物的重点。精神文明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影响、孙中山的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的精髓、华盛
顿的崇高品格对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辐射力量等都是历史人物留给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同一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各种合力的激荡作用，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我们应承认历史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既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看到不同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发展道路。各种文明虽有强弱之分和大小之别，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别，都有同等价值。各文明也不是封闭、隔绝的，各文明之间多以和平往来与暴力冲突两种形式发生交往，通过这两种形
式，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整合，促使世界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全球化的进程必定是文明的多元化共存。经济技术、社会组织、信息手段等领域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价值上的统一。因此既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也要注意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华盛顿与孙中的比较、孙中山与甘地的比较，把中华文明纳入世界文明中考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文明的演进，同时又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在把握历史线索和阶段划分时，改变按社会形态“由底向高”的传统做法，以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为主导线索，并按照中国文明在某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进行历史分期。此外更应明了一些基本原则：宽容差异、包容分歧、鼓励多元、寻找合作与共识、求得共赢与多赢。
社会史观认为研究历史，不仅要“眼光向上”，关注“大人物”和“大事件”，还要“眼光向下”，关注“小人物”，关注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小中见大”。如果说文明史观侧重于宏观，社会史观则侧重于微观。这就要求重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如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张、唐太宗的“存百姓”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甚至可以适度突破教材增加相关的一些内容，如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的移风易俗措施、甘地的经济主张等。
二、教师应通过全球史观进行世界意识的教育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所谓“世界意识”，是指以开阔、理性的全球视野、人类视野认识、对待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的思维方式。他要求高中学生具备足够开阔的知识视野，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而通过用全球史观来进行教学，让学生立足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
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历史力量、历史运动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冲突对抗和相互交汇，就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利于学生的世界意识培养。
三、在接受和运用新史观时必须要处理好各种史观的关系
总的前提必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前提下借鉴和吸纳了近年来兴起的一系列新的史学观念和理论。那种把新的史学观念与历史唯物史观对立和割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这即是明确提出了关于唯物史观历史本体论的一系列教学原则。那么如何将新的史学观和唯物史观有机结合呢？一是尝试用各种历史观去分析、研究同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培养学生多角度地看待历史的思想意识和思维能力。比较典型的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的评价。二是在教学中可以运用各种新史观，通过优化设计，打破必修模块的分割，整合选修与必修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学科体系，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三是明确多种历史观的共同价值追求，帮助今天的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以及走向未来的启示。如现代化史观中的“经济工业化”、整体史观下的“工业发展中的开放性”和文明史观里的“工业文明”，这些核心价值，也是我们历史教学的基本追求。最后三种史观都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和包容的。文明史观更具有宏观性，着眼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而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史，强调的是1500年以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兴起和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的历史，是文明史范式的一个特定阶段。因此，我们在运用新的史观时应注意针对性，如对近现代史的把握应更多地体现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而对中国古代线索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把握则应着眼于文明史观。在一些具体的提法和表述中注意使用新史观的术语，抛弃和淡化社会形态方面的理论和语汇，如古代部分很少提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封建统治阶级等概念；在论述中国古代剧变和社会转型时，不再提及社会形态的变化。
四、要充分利用高考资源
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史学角度；马克思；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伴随着科技资讯发达、新媒介充分运用、国际交流频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成果颇丰。①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而且对于人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全球化理念，均大有裨益。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现，现有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言说实质；2、该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3、该理论与全球化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通俗来讲，就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和针对的对象。这不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与实质，也是后两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正因为大家对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有不同，才导致对后两个方面出现不同意见。因此，只有搞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义，才能合理、准确地回答后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但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很少。既然是“世界历史”理论，便有从史学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从而进一步扩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为此，本文先从第一个方面入手，从史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再简要探讨后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和学术渊源
要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应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众多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背景，但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的较为匮乏。那么，其史学背景是怎样的呢？
一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传承了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与解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西方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已在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萨贝利科、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其中，对马克思影响至深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两人。1784年11月，康德发表了名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哲学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普遍的历史观念”思想。而《历史哲学》一书则是黑格尔一生中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概念对马克思影响巨大，下文还将详述。
二是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来看，在19世纪40年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往神学和宗教垄断历史研究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探索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的趋势，使得学界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差不多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同时的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也提到“世界史编纂”、“通史”等概念，说明世界史的概念已为人接受。②另一方面，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③历史研究范式一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而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模式。这是由政治社会事件而引发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论述得非常明显。鲁滨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曾因法国革命而起并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消退，而欧洲各国的民族思想、国家精神开始觉醒，而且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1]3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是对当时史学研究路径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是从马克思早年经历来看，他对史学有过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早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曾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经济学，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涉及近现代多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内容也涵盖了法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横跨2500多年。需要指出的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给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度评价。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成体系，但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历史眼光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备时段长、视野宽、范围广的特点。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要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2]一种认为是人类的解放事业，[3]52一种认为是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的综合。[4]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大家方法论的不同。看法虽不同，但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后，我们应回归文本、研读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在经典文献中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几部经典文献中。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是在《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其实，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便可发现上述观点不很精确。早在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已提到“世界历史”概念，即，“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代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恩格斯也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他在《英国状况》中称，“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困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⑥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应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尚未对其延伸、扩展，但至少该理论（或概念）已纳入马克思关注的范畴，而且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6]158有论者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异同，成果斐然。⑦在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一般会形成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言说对象的实质是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精神或意志，这一点与黑格尔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开始。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他多次提到世界历史研究对象是精神、意识或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7]15“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7]9而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而且，他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⑨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列出来，只是想从文本角度、用文本自己“发声”的方式来体现两位哲人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人的交往，而不是理性或观念，这也与黑格尔的观点迥异。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8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级加大，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历史越容易建立起来。他论述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⑩“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两人之间的不同，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慧眼独具，有着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8]339
再一方面，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目的（趋向）不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趋向是“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社会，他描述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7]18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因此可见，两个人对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或者目的的认识是存在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鲁滨孙的论述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认为，“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1]37这句话，把马克思从经济（物质）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恰当。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关系
理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理渊源、基本内涵和言说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第一方面与第二、第三方面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论据。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当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3]1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毕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等不完全对等。他从大工业开拓的世界市场、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联系、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萌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更多强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与不同，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结合上述材料，在没有新的文本依据发现以前，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可能更稳妥一些。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问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有的论者认为，无论认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有片面性和认识偏差。[9]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在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至今，无论理论界或实践层面都无法给“全球化”一个明确的界定，可以说大家意见纷纷。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指定时段问题，大致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诞生之日、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等几种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百五六十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全球化概念相联系，恐怕不很恰当。其实，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但这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倒寻理论依据的研究方法是否妥当，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向很明确，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探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其初衷与目前大家讨论的“全球化”、“国际化”关联不大。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是各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现在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尽相同。在2000年，已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尽管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主体、制度、价值取向、逻辑线段”等四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10]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多从哲学视角和该理论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入手，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紧密结合体现该理论的经典文献，分析其基本要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注释：
①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
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其他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景中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4期；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
11期。在学术专著方面，可参见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
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6月。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下再引相关著作时直接注明页码，不再
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材料所限，笔者未能深入查找上世
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
②恩格斯提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但毕竟不
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
第18页。
③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
27章有关“民族主义”的介绍。
④可参见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5页。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世界历史形
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和研究。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第22-23页。
⑦可参见注释①中提到的叶险明、向延仲、顾红亮等人的讨论。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3、89、86、88、87、92页。
?诚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一词，而是由恩
格斯运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参见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
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3]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J].学术月刊，1997（11）.
[5]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6]（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