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1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2
关键词: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人口实践人口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政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政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2]吕荣侃主编.人口科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计生工作
一、科学发展观对人口计生工作的理论指导
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树立人口观念，从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树立大人口观念，从协调发展的高度审视人口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树立可持续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解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矛盾，妥善处理人口安全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
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发展是最高准则，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提升和深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三个基本点。发展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又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进程上的可持续性。从发展的本质看是人、自然、社会的统一体。发展应是系统的，要求各发展要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既要从现实的发展去规划未来的再发展又要按照未来的发展要求来规划现实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状态的演变，人们对于人口发展认识也有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人口发展，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也必然要求具备科学发展的基本要素，即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特性。
1、人口与资源利用。人口的发展依赖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支撑，同时要注意，资源的稀缺程度又与人口的数量变动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以人均指标来衡量我国资源的稀缺程度，判断我国未来资源的供需形势，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耕地、林木、草场等资源的再生能力。首先要保护资源，即对现有的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加以保护和合理开发，不得随意滥垦滥伐、胡挖乱采破坏资源。其次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包括节约资源，发展替代资源，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以集约型的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性资源的消费，调节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之适度化，从而减轻对资源的压力。
2、人口与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二者之间存在“人类—环境—发展”的系统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ppe怪圈”，即人口增长、贫困和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验证了人口与环境、发展之间的系统性。贫困导致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趋向脆弱，反过来，人口增加又加剧贫困，并致使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协调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将保护环境、改善环境、人口与环境和谐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同时，积极开发国民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才能，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类适应和调控生态环境的能力。
3、人口与经济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全面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要认识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就是说要有相对于投资、资源适度的人口条件，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人口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另一方面，要认识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对人口变动与结构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高低以及技术进步的状况，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人口质量，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人口与社会进步。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本身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动力中心。马克思说过，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财富之本质的东西。社会发展说到底就是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统筹人口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培训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并以人均观念、大人口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我们的人口计生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结构，高水平的人口素质，从而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开创健康的良好的人口局面。
二、用科学人口发展观审视新时期人口问题
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三十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压力。但是，人口数量过多，发展差异较大，我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人口与自然不和谐、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尖锐、人口文化素质低、出生人口素质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人口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问题，反映出我国新时期的人口问题、有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而且有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问题，人口问题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特点。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审视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应把握以下几点：
1、树立科学的人口问题治理观，人口观决定人口问题的治理观。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来理解人口发展本质将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适应人口形势的变化，再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制定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的应对策略。
2、树立和落实人口与计生工作的人本观
人口与计生工作是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人口与计生工作中，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观念。论文参考。就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来创新人口与计生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法，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关心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此外，人口计生工作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其目的是通过对人口行为的引导，调控来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坚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积极开展科学管理，优质服务。作为计生工作者应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计生工作的实践
科学的发展观赋予了人口计生工作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人口条件的历史使命。服务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目标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1、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家庭将更趋理性地对待生育问题，计划生育由按指标生育转变为按政策生育，由国家强制计划为主转向家庭自主计划为主。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在坚持“三不变”，落实“三为主”，推广“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在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过程中，要努力避免人为因素造成人口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倾向。
2、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出生人口素质。一是要向广大育龄群众宣传优生优育知识和生殖保健知识，让年轻夫妇掌握科学育儿知识，防止环境污染、遗传和疾病的影响。二是要提供服务，尤其是对孕妇开展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把出生缺陷儿降到最低限度。三是要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本”，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力资源的存量，使其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3、重视人口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论文参考。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三养结合”的老年供养体系，积极发展社会供养，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人口再就业自养，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要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继续建设适用而方便的活动场所和老年服务设施，广泛开展老年文化和体育活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4、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势头，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要认真分析性别比升高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宣传以人为本、男女平等、生男生女一个样等新观念，帮助有女孩的困难家庭发展经济，解决养老方面的实际困难，帮助辍学女孩回到学校，救助贫困母亲，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禁止非医学需要的B超和染色体胎儿性别鉴别，计生、卫生部门共同做好出生婴儿性别监测和跟踪服务，计生、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有关部门，要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的违法案件，努力使人口出生性别比趋向正常。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4
感谢长期以来对我省人口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给予很大关心和支持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议。省人口学会在这里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谨代表省人口委党组向省人口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新当选的新一届人口学会的各位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表示热烈的祝贺。
既有我省人口界的专家、学者，这次人口学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也有我长期从事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参加会议。人口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聚一堂，结合全省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际，研究讨论当前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热点问题，对繁荣我省的人口科学、推动我省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刚才，王会长全面总结了第三届人口学会的工作，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新当选的人口学会会长李晓琼同志对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希望大家认真抓好落实。
王会长的带领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把握人口计生工作研究的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按照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断研究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特点的人口计生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形成了一批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决策参考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优秀研究成果，为推进我省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为此，代表省人口计生委向上一届理事会的辛勤工作和对全省人口计生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回顾过去，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成绩显著，圆满地完成了本届理事会的任务和使命。展望未来，新的一届理事会担负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此,省人口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以来。想讲几点意见：
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既是执行基本国策的战略性工作，也是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手抓，推动实践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当前，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的人口形势比以往要复杂得多，人口总量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老年人口高峰将相继到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的几大任务非常繁重。理论来自于实践，应用于实践，也深化于实践。现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和以往相比，外延要宽广得多，内涵要丰富得多，这就给人口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遇。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需要理论支持。掌握和运用人口理论指导工作的能力，加强学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保证，促进人口学会上台阶的重要途径。当前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正确方向，必须有理论上的指导；要推动工作创新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希望人口学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大人口观;特别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摆到重要日程,进一步增强理论创新意识，提高人口理论素养，带头深入基层和群众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极撰写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稿，善于对新形势下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研究。
深化调查研究和人口理论研究的成果。人口理论研究要继续坚持客观、严谨、务实、开放的科学态度，二是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坚持理论创新、繁荣学术、服务实践的方针，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全省人口计生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前沿问题，特别是要抓住我省人口计划生育的工作重点，比如，人口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如何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效工作机制问题，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何缓解劳动就业压力问题，如何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出生人口素质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问题，等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研究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先进经验，更需要及时对我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进行总结提升，用新的理论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开展学术研究，认真总结、提升人口计生工作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努力创造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要在促进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作用，力争使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进入领导决策，更好地服务和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实践。
借助社会力量推动人口理论研究工作。党的十七大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三是要善于整合资源。进一步明确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为人口计生事业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要紧紧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发挥计生部门联系广泛的组织优势，加强与大中专院校等有关单位的合作，借助这些单位的人才优势，促进人口研究工作拓展视野、活跃思维、提高水平。省人口学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省内的人口理论工作者和爱好者团结、动员和组织起来，多关注人口发展动态，多接触计生工作实际，多开展人口理论研究活动，多推出人口理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人口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研究领域不设，研究观点不定框框，充分调动和发挥人口理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多角度、多层面地观察和研究人口与计划生育现象，广泛深入地探索和揭示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在规律，争取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加强对人口计生干部的培训。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人口学会大有作为。建设一支人口理论骨干队伍是适应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创新发展需要，实现人口计生工作和人口计生干部队伍建设创一流目标的应有之义。因此,四是要发挥人口学会的作用。各地要加强对人口计生干部的培训,把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业务培训纳入人口计生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和实用理论培训，增强人口计生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人口计生干部的综合素质。各级人口计生委要对从事人口理论研究的同志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为他工作提供更多的财力和物力保证，保护和激发他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的积极性。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5
一、“抛砖引玉”――找现象
教师给出不同的背景资料，引导学生观察，去发现隐藏的地理信息。当然，在此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读图（如图2）。如给出俄罗斯的行政区划图以及区域聚落分布图等不同背景材料，首先引导学生读图例，确认不同图例所代表的含义；其次以“地理位置”分析为抓手，引导学生观察俄罗斯行政区划图，并估算经、纬度位置，从而归纳区域地理位置的显著特征――“地广”；再次以“聚落分布特征”为抓手，引导学生观察俄罗斯城市分布图，归纳出该区域人口或者聚落分布的特征――“人稀”。
大多数观察的效果取决于观察的目的和观察的要求明确到何种程度，观察的目的、要求愈明确，观察者对知觉对象的反映愈完整、愈清晰，观察效果就愈好[2]。大多数同学由于长期养成的学习习惯，仍停留在被动获取教师告诉的地理现象，而懒于去观察、去体验。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学会去观察，以几个点为抓手，告诉他们先观察什么、后观察什么，多次训练下来，会大大提高学生主动观察的能力，从而让他们逐渐养成主动获取地理现象的能力。
二、鼓励“联想”――猜本质、求论证
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更何况是高中生的想象力，鼓励学生根据所观察到的地理事物和现象去联想尤为重要，在联想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会主动思考，学会去猜本质、求论证。
一个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因此在猜本质、求论证的过程中要全面把握要素，用综合的观点去分析地理现象，同时考虑到区域的开放性即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用动态的观点去看区域的发展。如学生在“联想”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俄罗斯地域广大？”“人稀与气候是否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人稀与文化是否有关系？受到什么文化的影响？”“人稀与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人稀与国家政策是否有关系？有什么关系？”等等。
三、“旁征博引”――识本质
学生可以通过地图册或者教材的相关内容去论证提出的问题，或者通过教师提供生动的地图、详实的数据、客观的文字资料等去论证前面的猜测。如观察俄罗斯男女性别比例图，可以发觉不同年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从而验证“人少”与“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关系；通过对俄罗斯气候的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冬季漫长寒冷，影响到女性的生育能力，从而使得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同时人口趋向于分布在相对温暖的地方；通过对俄罗斯人们生活习惯的了解，可以发现最近十年来，酗酒、吸烟、吸毒人口不断增多，从而使得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通过对俄罗斯宗教文化的了解，其实俄罗斯人民信仰东正教，可以得知东正教是鼓励生育的，而俄罗斯出生率如此之低的重要因素是俄罗斯妇女受到西方文化“少生孩子”的影响等等。
通过论证，巩固相关的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在论证的基础上，让学生通过比较的方法去看待区域的差异，去寻找共同点，找出不同点。如“影响聚落在俄罗斯东西部地区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让学生学会用矛盾的观点，去看区域发展的主次因素。“为了开发西伯利亚，俄罗斯有计划地在这布局新的工业基地，带来人口迁移至西伯利亚。（系统的辩证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俄罗斯人口西多东少，但国家为了综合考虑，采取了一定政策，使人口迁移至西伯利亚。）”也要让学生学会用动态的观点去看区域发展，让学生明白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区域时刻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四、小结
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说过“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有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的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由此可见，培养学生具有敏锐而精确的观察能力，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区域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提供平台，组织学生进行观察，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合乎逻辑的思维，进行深入、细致地论证，从而发现地理事物之间本质的联系，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参考文献：
[1]吴春霞等.巧用地理观察优化课堂教学[J].地理教学，2012（17）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6
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我们撰文《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以下简称《马尔萨斯》），对李中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进行批评，并对其他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论。我们在文中认为：李中清等学者在宏观人口史的认识上无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灾难性剧烈变动；在微观人口行为研究上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他们对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存在误读，并且缺乏体会；因此他们的新理论没有能够改变学术界自马尔萨斯以来对中国人口的基本理解。[1]
同期王丰、李中清发表《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下简称《摘掉》）一文，对我们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王和李指出：清代以来的中国宏观人口变动与他们所研究的微观人口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微观人口行为方面我们在解读原作、引证和概念上犯有20点错误。此外他们还指出：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观点；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思路是简单的人口决定论。[2]
首先需要说明，《马尔萨斯》一文是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由我们合作完成。文章初稿在200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的有关编辑转给了李中清，李曾将此文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复印散发。文章在8月间被《历史研究》正式接受后，我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一次修改为《历史研究》所拒绝，理由是，此前已将《马尔萨斯》初稿正式寄给了李中清，约请他们写反驳，如果采用我们最后的定稿，王和李写作中的反驳将会变得无的放矢。这一过程还是导致了王和李在一些问题上对我们了做出了没有对象的批评。
例如在《摘掉》中，王和李对我们进行最重大的批评是生育“反弹”。他们认为：曹和陈将中国农村1960年后的高生育率简单地解释为所谓的“反弹”；把中国历史和现代人口升降统统解释为“被动的”人口过程；这种关于“反弹”的思路实质上视中国为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即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理性，不可能去“主观地”调节人口。因此，他们指出：曹和陈关于生育反弹的认识所主张的是一种人口决定论。
我们的确在《马尔萨斯》初稿里使用了“反弹”的概念，但却是从李中清、王丰的书中借用的。李和王讨论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生育率时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42页注释13中写道：“惟一的明显例外是1963年不寻常的高生育率，到达了7.4，这是大跃进引起的饥荒之后的反弹”。在第171页又写道：“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农村人口开始激增，而且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持续了达十多年之久，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成功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3]基于李和王的“反弹”思想以及1961年以来的农村人口持续性激增，我们觉得如果要界定大跃进之后的“反弹，”那么它可以从李和王所引证的1963年高生育率开始，到1983年后农村生育率被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抑制到3.0以下为止。“反弹”首先是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主张。如果我们对“反弹”的使用是“人口决定论”，那么，李和王何以面对自己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使用的生育“反弹”思想？也就是说，李和王到底该摘掉谁的光环？
我们在初稿中借用李和王的“反弹”概念旨在说明：如果大跃进之后中国农村的无控制生育持续了近20年，那么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和华北大旱灾造成了人口巨量死亡之后，农村更会有“反弹，”无控制生育将持续得更久。而在这样的“反弹”中，李和王所描绘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控制体系不可能存在。由于考虑到借用“反弹”概念对《人类的四分之一》所进行批评主要是一种基于逻辑而非史实的批评，我们在第一次修改时删去了“反弹”，发表稿中也没有关于“反弹”的论述。不幸，这一差错却让“反弹”成为《摘掉》一文对我们进行“人口决定论”批评的主要证据。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几处错误，但它们不具有根本性，出版的技术原因还使得王丰和李中清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失去了实质意义。《摘掉》批评中的第4点指出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有一处把李和王以及普林斯顿学者对不完整数据所估算的婴儿死亡率系数不恰当地套用在1940-49年婴儿死亡率的完整数据上，这是人口学常识上的错误；第19点指出有一处搞错了美国学者沃尔夫的学术单位；第20点指出有一处注释弄错了作者与著作。这三点批评都正确。在最后定稿中，我们不仅改正了以上三处错误，还重写了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部分，但我们对这三处错误的修正没有能反映到发表稿中去。
至于《摘掉》中第16点批评我们在人口预期寿命与死亡率的关系上概念混乱，我们有写得不够清楚之处，并非对这一关系误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了阎瑞和陈胜利的研究指出：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或者说开始了有意义的增长”。预期寿命依据人口学的生命表计算，取决于分年龄组人口死亡率。即便总人口的年死亡率不变，分组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也会导致预期寿命的增高或减低。我们的论断旨在说明：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1950年代里经历了大幅度下降，并在大跃进后逐渐趋向于稳定，此后预期寿命增长的意义在于实际寿命的增长。我们没有说清楚所引证的“人口死亡率”指的是“年”人口死亡率，而非“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由此所引起的批评当是我们的责任。
撇开文章传送和出版的技术原因，王丰和李中清对我们的所有其他批评可以被归入二类问题。一类是他们对我们的误读。如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李和王认为：溺婴造成了中国女性的短缺、婚姻市场对男性的挤压、婚姻的高攀性、以及为实现婚姻的难以负担的经济成本和情绪成本，而为了减少这两种成本，中国父母不仅对已婚生育率进行抑制，有的还宁可杀死或出卖他们的孩子以逃避为子女操办婚姻的义务，因此，婚姻在中国是形成生育控制的一个原因。[4]我们在《马尔萨斯》中认为，用婚姻来解说中国历史上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是不合理的。理由是，第一，婚姻率与生育率没有关系。生育率取决于女性，男人是否都能结婚并不是一个家庭或妇女实行生育控制的原因。第二，中国男性单身的真正原因是贫穷，把女性的短缺解释为男性单身的原因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误读。我们所批评的是李和王所阐述的婚姻形式与生育控制的相关性，《摘掉》批评的第15点指责我们分不清人口出生率与女性生育率的根本区别。这一指责与我们毫无关系。
第二类，王和李对我们批评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可以辩论的问题。例如《摘掉》批评的第10点指出：我们使用了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证明近代中国农村的高生育率。对于费先生的研究，王和李认为，“我们不仅要引用他的概括性结论，更要看重他的实地调查。”王和李提醒我们：费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他本人观察到的节育、人工流产、溺婴现象。我们读到过费先生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广西瑶族的一些集团，一家只准有两个孩子，继续受孕的胎儿要被堕胎、溺死、或抛弃；在花篮瑶，一个不知堕胎方法的女人被称为“笨婆”；而对生育的限制是瑶族地区感到了资源的限制，他们需要保持恒定的人地比例。在江南开弦弓村，村民“通常把女孩送给镇上的大户人家做使女，或送到专门的慈善机构去以代替溺婴”。在开弦弓和其他地方，农村妇女吃螺蛳和鱼鸟蛋一类的东西堕胎，这是极普通的。[5]这些现象可以被解读为：广西的瑶族感到了人口的压力；开弦弓的村民有着对女婴生命的尊重；在花篮瑶之外，乡间的堕胎方法不管用。这些现象的意义与《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基本观点相悖。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没有引用这些现象是因为篇幅的限制。问题在于，费先生依据其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得出了中国农村高生育率的结论，在引用他关于农村生育制度的研究时，我们更要看重的是他的概括性结论还是他实地调查的一些现象？
我们不准备就《摘掉》对我们做出的所有批评逐条回应，因为我们不希望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在细节上锱铢必较，成为语言的反诘和逻辑的纠缠。就我们而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我们只想在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上做一澄清，更主要是从学术上就《摘掉》所涉及到的中国人口史的重要问题做出回应。
二、学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摘掉》指责我们在学术讨论上违反了公认的常识性原则，其核心是认为我们在批评李和王的微观研究时并没有自己的微观研究或依据他人的微观研究。至于“常识性”原则，王丰、李中清在《摘掉》中认为：要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判断，“所依靠的应是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所谓实证科学研究的方法，便是通过微观研究结果的积累来推翻或肯定已有的结论，或提出新的结论。”
这一原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微观研究的积累有时可以用来推翻已有的结论，有时不可以用来推翻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在实证研究中，一项微观研究的判断可以与另一项不同，但并不表明此项一定比彼项正确。当争论的双方各自举证相反的微观事例时，这一原则就可能陷于困境。中国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社群多样，十项微观研究的积累，如果没有更多地覆盖中国的各种特点，也未必比一项微观研究的判断更为正确。为了通过个案研究提出具有某些普遍意义的判断，人们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的抽样与推理，将研究的意义从部分推及全体，从微观推及宏观。此外，一项微观研究本身也可能存在各种错误，也需要批评。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对于一项微观研究进行批评，既可以是针对其微观研究本身，也可以是针对其推理过程，还可以是针对其判断的意义，或者举证更多的相反的事例以证伪。
我们的批评并没有违反这一原则，而李中清和王丰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也远非尽善尽美。李和王的微观研究主要是19世纪的辽宁村庄道义屯的人口和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清皇室人口。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道义屯和清皇室人口的不具备代表性，不能用以推及全国。李和王在《摘掉》中批评我们使用的数据不具全国代表性，但又同时认为他们“所使用的历史登记资料也不具有全国代表性”。那么，道义屯和清皇室历史人口行为是否能代表全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李和王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做出的批评也并非是基于“通过微观研究结果的积累”。王和李也还指出，他们所依据的“回顾性现代调查资料”不仅具有全国代表性，并且质量也获得肯定。这些资料指的是1982年和1988年的生育节育调查。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证的赵中维[6]和周夷谷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正是依赖这些资料，赵与周的结论却与《人类的四分之一》不相同。我们依据赵和周的微观研究对李和王的进行批评正是基于“同样微观研究反证的积累”来推翻一项微观研究所形成的判断。
对于从微观研究向整体的推论，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20页解释说：“因此，当所有的中国人口——不管其地区、时间和社会经济背景——都证明了低已婚生育率和普遍的女性结婚率时，就有理由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口体系的典型行为。同样地，当不同的人口展示了与某种特征相连的共同行为时，也有理由得出结论，具有此种特征的其他人口也可以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按照同一书第217页的总结，所谓“不同的人口”包括了九项不同的微观人口研究，累积共52.3万人口，其中台湾学者刘翠溶的研究人口的26.1万，[7]恰为全部案例人口的一半。李和王显然认为刘翠溶的人口与他们所研究的人口展示了特征相连的类似人口行为。然而，在仔细查证后我们发现，刘的研究并不完全构成对李和王丰研究的支持。
例如，关于婚姻，李中清、王丰和刘翠溶都证明了中国女性人口的普遍婚姻率。但是，李和王认为道义屯的男性在40-45岁时，大约有20%是单身汉，并据此推论“中国男性的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缺乏”，“男性婚姻模式明显不符合马尔萨斯提出的中国婚姻模式”。[8]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若以年满40岁以上为准，中国男子只有2.2%未婚，[9]男性独身率极低，两套数据大相径庭。又如，李和王指出：“随着19世纪后溺杀女性现象的减少，男性结婚率大大提高。”[10]刘翠溶的研究则表明，18世纪末叶，即清朝由盛转衰之际，“开始有更多的男子在四五十岁时尚未结婚”。[11]两项研究所描述的事实相反。李中清、王丰的研究和刘翠溶的研究都认为中国有着低已婚生育率，但是，关于生育率的变化及原因却大不相同。刘翠溶强调18世纪中叶以后至19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生育率降低，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所致[12]，而道义屯人口和清皇族人口则未经历这场战争。关于人口预期寿命，各自的结论也不相同。李和王认为中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3]，刘翠溶的数据则显示18世纪末叶或19世纪初以后人口的死亡年龄降低，死亡率有增高的趋势。[14]
以上一系列对比证明，在不同的微观研究中，既存在相同的事实，也存在完全相反的事实。即使人们不考虑孰是孰非，也绝不可以将相反的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支撑。李中清、王丰基于刘翠溶数据中的某些相近指标，而不顾其他不同指标所做出的推论，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即便从李和王所认可的微观研究的角度看，道义屯和清皇室这两个相当特殊的人口群体特征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所作中国人口行为特征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宏观人口变动与微观人口行为
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对清以来中国人口的认识的根本差异之一是：在考虑到19世纪以来宏观人口史上的灾难性剧烈变动时，一个如他们所描述的微观低生育率人口行为特征是否可能存在？在《马尔萨斯》中，我们批评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的描述有意忽视了19世纪中期以来战争和灾难对人口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他们对人口史的描述不足以成为他们对微观人口行为讨论的基础，而在宏观灾难性人口变动之下，他们的低生育率人口行为特征无法存在。《摘掉》在这一问题对我们做出的有学术意义的反批评共有三点。第一，证据的可靠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我们所计算出的太平天国等灾难性事件在1850-77年间导致了中国人口减少1.18亿不仅“骇人听闻”，并且是个“迷”，而灾难后人口如何反弹的机制是一个“黑箱”。第二，宏观人口史与微观人口行为的相关性问题。王和李指出，清代人口宏观变化与他们所研究微观人口行为特征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两种可能性可以并存，即便人口大量减少也不能否定中国家庭与个人曾对人口积极干预。第三，学术讨论的范围问题。王和李指出，《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核心是对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及其社会背景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的估算，而我们以1850-1900年间细微的人口变动趋势强行作为判断他们研究的基准，是改变了他们学术讨论的范围。
我们认为，我们所提供的灾难性人口变动证据是可靠的。我们除了指出何炳棣和珀金斯等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外，主要依赖的是曹树基近年对清代人口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已经指出，曹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读，以一个一个“府”为单位建立起来的，这比过去学者主要依据清中央政府的资料所得出人口数据要准确。进一步而言，曹对清代中后期的人口研究是在清中央政府的资料和大量地方志基础上，再以其他资料进行对勘与修订，建立了5个比较可靠的人口标准时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元年（1851年）、光绪六年（1880年）、以及宣统二年（1910年）。在这些时点之上，曹采用户均口数分析法、性别比分析法、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样本分析法和不同时代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重建了分“府”的人口数据。而在“府”这一单位基础上，这些数据不仅与曹对明代和清前期人口研究结论有着连续性，并与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也有着一致性。[15]至于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与光绪大灾中人口死亡数据，曹的结论是根据逐县、逐府的资料进行计算得出的。在此类计算中，曹审视了数据的可靠性问题、外逃移民的回迁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影响计算的统计或制度问题，并参考了大量当时人笔记著作中对死亡的经验性描述。[16]
曹树基对清人口的研究不仅仔细考虑过王丰和李中清在《摘掉》中提到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虚假增长的分析，或者说中国人口资料的可靠性问题，[17]并且正如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的，曹以“府”为单位对清人口自下而上研究的整个构想就是受到了施坚雅关于四川人口研究的启发。鉴于曹的研究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再采用多种方法反复研讨和修订，我们认为曹对清代人口增长变动的整体描述和对太平天国等战争和灾难的损失人口估计是大体准确的。我们在《马尔萨斯》中也引证了近年来葛剑雄、路遇等对太平天国所导致人口损失的估算数据来强调：中国学者对清中后期灾难性人口变动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既没有如《摘掉》所批评的那样强求李和王引用曹对清中后期人口规模变动的估算，也没有如《摘掉》所指责那样借此宣扬曹对人口研究的新发现。我们在《马尔萨斯》中的批评非常清楚：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里引用了何炳棣、赵文林和谢淑君等学者的人口史著作把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以来的增长描述为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却没有同时引证这些学者关于19世纪中期以来人口过程中灾难性下降，因此他们对清中期以来的人口增长描述不能成为讨论微观人口行为的依据。我们引证曹的研究只是更准确地说明灾难性的人口变动不仅存在，并且不容忽视。
关键在于这些灾难性的人口变动是否影响我们对人口行为特征的认识。如果人口行为特征只局限于李中清等研究的辽宁道义屯与清皇室，那么影响将微乎其微，但如果是关于整个中国，那么宏观人口的变动与微观人口的行为当然存在着对称性关系。仅以李和王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所采用的人口数据为例：中国人口大约从1750年的22500万增长到了1850年的42500万，然后再增长到了1950年的58000万（1850年的数据为我们基于《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0页人口曲线表所取的近似值），[18]前1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38‰，后100年为3.11‰。在李和王看来，这后100年中的慢了一倍的增长率是中国对已婚生育抑制和溺婴的结果，而在我们看来，这一较慢增长率是灾难对人口影响的结果。按有记载的数据简短地计算，我们认为1850-1950年间的战祸、饥荒、灾难至少导致了大约152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估算的11800万和其他学者对其他事件所估算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假如1850-1950年间的人口依然像之前100年一样按6.38‰的速率增长，那么在1950年中国的人口将应该是80280万，但实际上只有58000万。在这一宏观的人口灾难变动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已婚生育控制体系对中国人口起着作用，尽管我们不排除道义屯的农民或清皇室贵族可能有生育控制。此外，这些灾难性的人口死亡的确发生过，既不是“谜”，也不是“黑箱”，虽然死亡人口的准确数量还可以做深入研究。
我们以上对灾难性人口的举证表明我们在宏观人口史方面的批评没有改变李中清和王丰的学术讨论范围，这些举证也显示“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与近三百年来的宏观人口变动不可能没有关系。事实上，李和王也论证了宏观人口变动和微观人口行为的关系，只不过与我们的思路相反。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里，李和王不仅对何炳棣以来的宏观人口史研究做出了批评，并且在第七章里确切地描述了1700年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两个阶段：第一段是持续了2个多世纪的人口缓慢增长，第二段是从1950年开始的人口激增。李和王认为第一段的缓慢人口增长主要是受到了低已婚生育率的抑制，而在第二段里，由于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打碎了传统的家庭集体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在无控制的情况下激增，直到国家的计划生育运动为止。[20]李和王的确没有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动的进行估算，但他们的这些论述却是以对微观人口行为的描述来取代以往对宏观人口增长的解释。显然，要摧毁“马尔萨斯的神话”，仅指出中国有过一些生育控制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中国人口宏观变动也是在生育控制体系调节之下。我们对《人类的四分之一》的批评则在于指出：宏观人口史上的巨大灾难性人口变动足以否定低生育率控制体系的存在。
转贴于四、微观人口行为与中国人口史
在微观人口行为领域里，我们与李中清和王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核心是关于中国生育率及其解释。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指出：《人类的四分之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错误地将复合家庭界定为中国的主要家庭模式并在其之上虚构了一个家庭集体性的生育控制体系，不恰当地以有限的资料论证了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在《摘掉》中，王丰和李中清认为我们的批评在人口学的常识性方面犯下了许多错误。
我们想从“溺婴”开始说起。我们双方都认为溺婴是一个家庭对人口和性别的主动控制，区别在于我们反对把溺婴视为“产后流产”。李中清等认为，道义屯之所以有较高的溺婴率是因为中国农民们可能把溺婴理解为“产后流产”而非对生命的杀害，因为在中国传统里生命从虚岁2岁或实足6个月开始，在此之前婴儿只是“幼小动物”或“不完全的人”。李中清等依据唐代均田令所说“民始生为黄”，把“黄”译为“幼小动物”（younganimal）；依据《周礼》所说“登民数，自生齿以上”，认为在婴儿“生齿”前不能被登记入人口时是“不完全的人”。[21]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婴儿被视为有生命的。在明代小说中，五代钱公要溺去刚生下的儿子钱镏（吴越王）时，邻居王婆劝言：“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那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这类例证在中国古典文献里还有很多。[22]均田令中的“黄”，元代马端临解释过，指“幼儿”。[23]“生齿”的意义也很清楚：婴儿是人在发育成熟过程中的最初阶段，或许是“不完全的人”，但绝非“完全不是人”而被毫无道德思考地溺杀。
“产后流产”概念的关键之处是它使溺婴有了生育率控制的含义。李和王指出，溺婴是较高生育率的当然后果：一个家庭在想要更多儿子时，可能导致溺杀更多的女孩。[24]雷夫里和王国斌在诠释这一概念时更指出，溺婴的功能是一种“出生控制”(birthcontrol)。[25]我们认为中国溺婴主要是依据婴儿“性别”的决策，而非高生育率“数目”的后果。实际上，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即便不具有高生育率水平之也会溺女儿。我们还认为，“产后流产”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指对脱离母体后婴儿的窒杀，但李中清等没有说明是脱离多久。假如婴儿脱离母体后的第1秒或6个月内被窒杀是“产后流产”，那么在第7个月的第1天被窒杀还算不算？正是基于以上对溺婴的认识，我们在《马尔萨斯》中批评了李和王“产后流产”的概念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传统里对生命的看法，改变了现代医学上“活产”的定义。
至于死亡率，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李和王的《人类的四分之一》提出了三点批评。第一，我们批评李和王高估了道义屯的溺婴率。我们没有对李和王所估算的道义屯婴儿死亡率水平挑战，只是指出以户籍来推算溺婴会扭曲历史的真实。李和王通过19世纪道义屯的户口登记中的数据，推算非正常的婴儿死亡来自于少量的溺杀男婴和大量的溺杀女婴。[26]我们引证了赖惠敏的研究指出：当时辽宁和道义屯的婴儿死亡的主要杀手是天花。第二，我们批评李和王低估了封建社会晚期以来的中国婴儿死亡率。李和王认为中国自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溺婴特别是溺女婴的持续下降，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清皇室和北京的医疗条件取得了进步，导致儿童死亡率出现长期稳定的下降。[27]我们举证了民国期间农村婴儿的高死亡率，指出这些“降低”没有在农村中国发生。第三，我们指出李和王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整个讨论无视危机死亡。李和王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在最近300年里中国人口死亡率在上升或死亡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在上升；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下降。[28]我们除了引证曹树基的灾难人口研究说明这一“稳定”的趋势在1850-1950年不存在之外，还批评了李和王无视了何炳棣等人著作中对危机死亡的讨论。我们现在依然认为上述三点批评是合理的。我们所举证过的危机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表明，直到1950年之前中国人口基本是一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由死亡率所驱动，即便基于李和王所认同的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的研究也无法让人得出相反的结论。[29]
我们认为李中清和王丰对中国三百年来的生育率估算过低。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双方引用的中国生育率数据列成下表。
中国妇女已婚总和生育率（tmFR）
1700-1890年清室贵族5.3
1774-1873年辽宁道义屯6.3
1929-1931年22省农村6.2
中国历史上6-7.5
1914-1930年出生中国妇女6.7
1940-1949年结婚的中国农村妇女6.17
1950-1957年中国农村妇女6.25
1962-1971年中国农村妇女6.57
资料来源：第一项是李中清等对清室人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二项是李中清等对道义屯户口登记做的推算，第三项是李中清等对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研究做的调整；第四项是赵中维通过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及一些族谱研究后对中国历史人口生育率的认识；第五项是赵中维对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数据中30000名出生于1914-1930年的妇女所做的分析；第六项是周夷谷对1988年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1940年代结婚妇女的分析；第七项和第八项是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抽样调查的数据，数据为总和生育率，由于并非所有年龄上的妇女都已结婚，已婚总和生育率应该稍许高一些。以上第一、二、三项参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4页。第四项转引自wilson，Christopher，andpaulineairey.1999.“Howcanahomeostaticperspectiveenhancedemographictransitiontheory?”inpopulationStudies，53:2:117-128。第五项参见：Zhao，Zhongwei，1997.“Deliberatebirthcontrolunderahigh-fertilityregime:reproductivebehaviorinChinabefore1970，”in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3:4:729-767。第六项参见周夷谷：《近代中国妇女婚后生育研究》，载于常崇煊主编：《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46-171页。第七、八项参见沙吉才主编：《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李中清等对历史上的生育率的讨论主要是依据上表中的第一、二、三项数据，其中第一、二项是李中清等人的推算，第三项是普林斯顿人口学者对美国学者卜凯的1929-31年中国农业调查资料的推算。清贵族的生育率比较低；在对道义屯的户口推算中，由于李中清和康文林以一个较高的死亡率和漏登率对生育率进行了调整，因此实际的已婚生育率也有可能要低一些；而普林斯顿学者则指出，22省农村的总和生育率（tFR）为5.5。[30]基于以上的数据和理由，李和王认为，历史上中国已婚妇女很少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与她们同样条件的欧洲妇女平均有7.5-9个孩子，这种低已婚生育率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明显的特征之一。[31]
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引用了赵中维的两项研究以及周夷谷的研究，说明从历史上直到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的已婚生育率一直在6以上，中国并没有李和王所认为的低生育率特征。考虑到周夷谷研究的人口队列在育龄晚期时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现在再加上沙吉才人口小组所提供的数据，我们认为传统农村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6.5左右。
李中清等对中国1950年前的生育率看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人口如何增长。在1774-1804年间，道义屯的农民没有溺婴，它的男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但从1804年左右起对女性实行性别选择溺婴后，它的人口停滞了。在1804-73年间，道义屯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其中1828-73年间它的总人口从3270人增长到了3271人，45年里只增长了1人。[32]同样，在普林斯顿的人口学家所估算的生育率水平里，1929-1931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年出生率和年死亡率分别为41.2‰和41.5‰，即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3‰。他们理解：“中国农民的死亡率似乎正好处在可以被生育率体系所造成的出生所替代的水平”，并且认为这种水平“显然也为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民所经历”。[33]换言之，如果妇女不增加生孩子的数目，人口只能下降。如果李中清等和普林斯顿学者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口在1800-1950年间增长过没有？怎样增长？
第二，中国生育率与欧洲的差别。我们在未发表的初稿中写过“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与欧洲妇女没有差别”，《摘掉》对此进行了批评。其实我们是在对婴儿高死亡率和妇女生育率的关系进行逻辑推论时如此写的，主要指生育是否有控制而言。我们在《马尔萨斯》的发表稿中已删去了这一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洲的低些，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较低的生育率是否可以让人推断出对生育的抑制？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已对这一比较的含义进行了批评。进一步说，按照李中清和王丰的引证，欧洲妇女的自然生育率以英国的平均7.5和法国的平均9.0为范围，中国妇女只有6个或更少的孩子，这显示了中国妇女或家庭对生育采取了抑制。但这一比较也同样意味着：中国妇女必须生满至少7.5个孩子才算是没有对生育采取抑制。假如中国妇女比英国妇女差1.5个孩子是因为生育抑制，那么我们觉得李和王首先应该解释英国妇女比法国妇女少生1.5个孩子是否也是因为生育抑制。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对生育没有抑制。《人类的四分之一》在说到中国的生育抑制时认为：“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家快生孩子的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中国夫妇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的生育率要低得多”。[34]这一论述使传统中国夫妇的人口行为有了一种想生就能生，想不生就能不生的理想境地。我们在《马尔萨斯》中对“集体家庭”进行了批评，认为复合大家庭不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模式。《摘掉》将此归结为“观点之不同”的一类问题而未加讨论，那么我们也留待读者们去判断，看一看历史上的中国是否有一个集体家庭的生育控制体系。我们在《马尔萨斯》中还指出了中国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方法没有效用，王和李在《摘掉》中说：“我们也同意历史上的避孕和流产方法的效果无法与现代的相比”。在这一说法之下，李和王关于中国夫妇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而导致低已婚生育率的论断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一点可以推测生育抑制可能性的证据是中国的生育间隔要比欧洲长得多。《人类的四分之一》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的生育间隔比人口体系转变前欧洲人口的生育间隔要长20-40%。[35]这主要是由于长哺乳期所造成，李和王也看到了这一现象。问题在于，长哺乳期是否是出于生育控制的目的？李和王认为这是中国家庭或妇女对生育的一种婚姻抑制，我们认为不是。沙吉才的人口学小组的研究表明，在1950-6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间隔比城市妇女要长，原因是农村哺乳期比城市长，但农村的多胎生育比城市要严重得多。[36]换言之，长哺乳期并不说明中国农村家庭在实施生育控制。
五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
我们认为，理解过去300年来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落入过去已有的认识框架还是创造一个新的认识框架，首先需要尊重中国人口历史的真实。这不仅包括中国宏观人口史的真实，还包括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微观人口史的真实。李中清和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新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以过少的资料过度推论了一个微观中国人口行为史，结果他们的理论里充斥着根据不足的假设和错误的诠释。推论中国历史人口的行为对理解中国当然重要，但中国巨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一推论需要有大致充足或典型的证据，特别是要有关于中国内陆的证据，并考虑各地区差异。一个边远省份辽宁的汉八旗小村庄和一批清皇室贵族人口，对于中国而言，过于偶然和特殊，他们不应该被作为基本证据来诠释中国人口行为的历史模式，更不应从中演绎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微观人口行为的变化可以解释历史，历史的变化也可以解释微观人口行为。对中国人口行为的论证需要有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正确理解，否则所作论证将背离历史。从这一点来看，李和王、甚至普林斯顿人口学家都过度诠释了他们的证据。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想一想他们为中国封建晚期以来所界定的低已婚生育率和溺婴率是否还能让中国人口增长，是否能契合19至20世纪的宏观中国人口变动，其中充满了巨大的灾害和饥荒、剧烈的造反与革命。
在道义屯的人口和清皇室的人口方面，李中清等学者的数据也许离真实并不太远，尽管他们主要是对不完整的资料进行推算。然而，当这些数据被作为中国的典型与欧洲相比时，他们过度信任了自己的数据和人口学中依经验所确定出的一些标准数据。他们把中国相对低的生育率视为一种无法与自然生育状态相匹配的过低生育率，然后从数据中读出中国对生育率抑制的制度化机制，丝毫没有体会到贫穷、艰难和超支的体力都更可能导致中国妇女的生育能力下降。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比较以改变马尔萨斯论或欧洲中心论的人口史，而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试图中，将传统中国农民和传统印度农民或者埃及农民作比较，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行为以及破解欧洲中心论。
经济理性是分析人口行为的关键性工具，但它更适合于市场经济社会。传统中国的农民的确是理性的农民，但理性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多生儿子对贫穷农民可以是增加劳动力的经济理性，但对富有乡绅可以是增加家庭势力与荣耀的文化理性。在1990年代，中国农村已向市场经济转型了一个阶段以后，人口学家们在几个不同区域的调查发现：农民们的生育是基于“风险最小化”的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农民们生孩子的动力是因为集体医疗保障水平太低、宗族冲突增加、治安状况不良、官员与群众关系太差，担心自己会容易失去一个、或唯一的一个儿子；或者简单地是因为别人有了儿子。[37]中国农民所体现的生育社会理性至少可以让我们认为：李中清等在研究道义屯和清皇室时分别把粮价变动和婚姻支出与溺婴和生育率水平作为对应关系、是过度应用了经济理性。
正确修正马尔萨斯理论，重要的是检验他的理论思考。在马尔萨斯之前，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超越了农业生产的容量。马尔萨斯与他同时代中国人的不同在于：他思考到如果人口继续增长，中国将面临贫困和苦难。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里现代技术的持续进步已逐渐使中国摆脱了粮食短缺，但随着另外一些生存和环境危机的出现或迫近，使得马尔萨斯对中国的思考并没有过时。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种超越却是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利用为代价的。当代中国有400个城市（超过一半以上）永久性缺水，华北的农民为取得饮用水而必须打井打到100到600米的深度，使华北平原出现了巨大的地下漏斗。人口的过度活动所造成的沙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长江洪水泛滥等构成了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这些都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从现代学者角度来修正马尔萨斯理论需要有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更广阔眼界，而不应是对马尔萨斯200年前的字句进行批判。李中清和王丰更多地是以19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行为和社会经济条件为重要证据之一来批评马尔萨斯，以证明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灾难的预见不合时宜。然而，这是以有意识的转型社会来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传统社会的描述，是不公正的。
正是基于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我们论述了中国从19世纪以来的人口压力，批评了李中清、王丰关于300年来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的观点。我们从来未将超常规模的人口死亡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太多或增长太快，也未将人口视为万恶之源。其实，我们在《马尔萨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人口压力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一连串社会动荡的长时段根本性动力之一，而另一根本性动力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我们既没有显示出是自己是人口决定论者，也没有把超常人口的死亡或工人下岗、农民失业等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过剩。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人口压力，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需要解决而非争辩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努力。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和我们所引证到的其他中国人口史学家对认识这一问题的贡献在于：我们指出了当代人口过剩在中国是人口历史的积累，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因此而对解决这一问题负有责任，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950年代中国领袖对人口的错误理念极大地增长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它既不因马尔萨斯学说的描绘而存在，也不因马尔萨斯“神话”被摧毁而不存在。严肃的、负责任的学者绝不应该否认中国存在的过剩人口和严重的人口压力，或者，至少应该解释，近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为什么不是过剩人口。在这一点上，王丰和李中清对我们的讥讽并没有意义。如果将中国的人口问题视为马尔萨斯式人口过剩的神话，而以道义屯和清皇室的人口行为经验去破除西方中心论，那么，这一学术无论如何勤奋也只是一种“洋中国”：它的“中国”是为了与西方的对话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中国的真实而存在。
转贴于注释
[1]参见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
[2]参见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5-61页。
[3]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2，171页。
[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96-102，113-116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248-249页；Fei，Hsiao-tung，1939.peasntLifeinChina:aFieldStudyofCountryLifeintheYangtzeVilla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p.53.
[6]我们在《马尔萨斯》一文中根据拼音误写为“赵忠伟”。
[7]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00-102页。
[9]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45页。
[1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03页。
[11]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51页。
[12]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100页。
[13]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77-78页。
[14]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306页。
[15]有关曹树基对清人口史研究方法的具体说明以及清中后期人口标准时点选择的理由等，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9-71，690-722页。
[16]有关曹树基对这三场大灾难中损失人口的具体估算和讨论，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455-689页。
[17]有关曹树基对施坚雅的学术讨论，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266-274页。
[1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0，50，165-166页。
[19]曹树基的研究显示在1850-77年间有11800万人死亡。另按葛剑雄和他同事们的估算：1932-34年四川军阀战争造成了110万人死亡，1920-21年华北五省大旱造成80万人死亡，1928-30年西北大旱造成了1000万人死亡，1930年代国共战争造成了100万人死亡，1938年爆破花园口的黄泛造成了90万人死亡，1942-43年中原大旱造成了300万人死亡，总计1680万。参见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120页。按路遇和滕泽之估算：1931年黄河和长江水灾造成了370万人死亡，参见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7页。侯杨方认为为战争索赔进行的死亡人口调查具有权威性，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多达950万。见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第582页。所有以上数据加起来总共是14800万。但我们还需要加上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1899-1900年义和团造反、1904-05年日俄战争、1916-27年军阀战争、1926-30年国民党统一战争、1946-49年国共战争等中的死亡人数。假如这些战争总共造成了另外400万人死亡，那么1850-1949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5200万。
[2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5-27，127，153-175页。
[21]Lee，JamesandCameronCampbell.1997.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SocialorganizationandpopulationBehaviorinLiaoning，1774-187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70；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85，92页。
[22]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98页。中国历史上视婴儿为生命的看法，还有唐代“三日为洗”风俗，魏晋既有的“指腹为婚”风俗，以及“满月”风俗等。参见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冷国栋、黄正建：《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5-397页；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Fei，Hsiao-tung，1939.peasntLifeinChina:aFieldStudyofCountryLifeintheYangtzeVilla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p.35。
[23]马端临（元）：《文献通考~第一册~卷十~户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页。
[2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86页。
[25]Lavely，williamandR.Binwong.1998.“Revisingthemalthusiannarrative:thecomparativestudyofpopulationdynamicsinlateimperial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57:3:714-748.
[26]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74页。
[27]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68-69，74-75页。
[28]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0页。
[29]普林斯顿人口学者为1929-1931年中国人口的结论数据为：死亡率41.5‰；出生率41.2‰；预期寿命24.2岁；总和生育率5.5。这显然是一种由死亡率所驱动的马尔萨斯式人口，而非由生育率所控制的转型人口体系。参见Barclay，w.G，a.J.Coale，m.a.Stoto，andt.J.trussell.1976.“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populationindex，42:4:606-635.
[30]Barclay，Coale，Stoto，andtrussell，“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
[31]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25页。
[32]LeeandCampbell，FateandFortuneinRuralChina，pp.18，37.
[33]Barclay，Coale，Stoto，andtrussell，“areassessmentofthedemographyoftraditionalruralChina”.
[34]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56页。
[35]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8页。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7
而目前职校生“说”的能力仍很成问题。例如，随便插话；说话词不达意，缺乏条理；或是脸红耳赤，抓耳挠腮，忸怩作态……因此，职校语文教师必须在“听”的基础上，把培养学生“说”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鼓励“说”，训练“说”，灵活“说”，强化“说”，从而逐步提高学生“说”的能力。如何训练提高呢？笔者认为：
一、循循善诱鼓励“说”
（一）建立科学认识论，确立正确人生观
科学的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有些学生故作深沉不屑于说，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把“沉默”当作成熟的标志，课上课下三缄其口，大脑、牙齿层层设防，信奉“沉默是金”，认为课堂上举手发言是稚气的表现。他们的观点是，啃会书本就能成才。殊不知当一人带着只属于自己的那个禁锢的无言体走向成熟的时候，自身价值同时也被禁锢。这种成熟实质是自我封闭的。为此，我们必须让学生懂得口头表达是受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制约的，嘴巴的讲和大脑的想存在着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依存关系。口才的发挥是藏之于内在的无声语言向表之于外的有声语言的转化过程。好的语言表达，不仅能融会贯通书本知识，而且能训练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促进他们变“不屑说”为“积极说”，活跃课堂。
（二）学习名家伟人，树起远大目标
青少年时期是充满理想抱负的时期，也是上进心最强的时期。但有些学生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把在公共场合发言看作“出风头”。堂上从不举手，演讲退避三舍。孰不知他们所崇拜的名家伟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十分重视口才的训练。克林顿在学校被鉴定为“说话太多”，而正是这一天然“声响”优势使他登上总统宝座。、青少年时期也都十分重视表达能力的培养，积极参加辩论、演讲，为他们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伟人打下良好的基础。世界名人华盛顿、罗斯福、丘吉尔无一不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所以有人把舌头、美元、电脑相提并论，称之为现代世界威力无比的战略武器。过去把公共场合说话视为出风头的学生，学习了伟人风范后深有感触地认识到：一个有志青年就应该从小培养各种能力，包括“说”的能力，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三）活跃课堂氛围，增强表达信心
语文教学中，活跃课堂氛围正是学生训练“说”的良好环境。如果教师能精心策划讲授内容，巧妙引导学生“说”，一些心理素质差，缺乏自信心的人也会在活跃的氛围中受到感染，勇敢地“说”起来。为此，先要设法让学生练嘴皮子（仿效当代语文教育家魏书生的做法），或根据教材设计一段话，或把某些记叙文或小说改编成课本剧等等，让学生在群体中心想口说，久而久之，口语表达能力就会有提高。中职语文中略读篇目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第二步是练胆子。教学中根据课文内容提一些贴近学生实际水平的问题，由学生当众独立回答，由于问题难易适中，故学生能在思考后正确答出，从而增强了他们口头表达的自信心。第三步是练思维。教师可结合教材设计讨论题，诱导学生各抒己见，意在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
（四）鼓励学生改变怯场心理
常言道，良言一句三春暖。青少年的自尊心极强，为此教师要理解、尊重他们。对于那些胆小的同学多予鼓励。只要他们勇敢地迈出“说”的第一步，即使说得不尽人意，甚至很糟，教师也要鼓励，从内容、形式、思维、态度诸多方面给予肯定。使他们从心理的低谷中走出来，大胆“说”。
二、循序渐进训练“说”
训练首先要从叙述表达入手，建立最好基础的思维模式。因为叙述的表达是对人和事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概括的描述，叙人叙事都是以时间顺序为转移，这是一种基础的思维方式，表达也便于操作。训练应以课堂和课前一分钟演讲为宜。如教材中记叙文篇目就可以让学生通过概述、祥叙、改叙、补叙等形式进行训练。叙述的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理解教材的能力。
其次是说明的口头表达训练。当前是商品信息社会，无论是新产品的推销，还是新科技成果的问世都离不开介绍、说明。日常生活中需要口头说明的情况更多。一般的说明顺序是以空间顺序为序，有时也要辅助以逻辑顺序。表达时要注意抓住事物的特征，合理安排说明顺序，恰当地使用说明方法，努力做到思维的条理性、完整性、科学性。训练内容，一般选用学生熟悉的事物；一个仪器、一项实验、一个文具和一种产品的制作过程。例如，在教完《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篇课文后，笔者要求学生结合本市生产的杨梅、龙眼、杨桃等水果，作150字以内的口头介绍，学生们基本都能达到要求，课堂发言相当热烈。
再次是议论的口头表达训练。要求学生能用简洁的语言对人或事提出见解，做到观点正确，论述条理，使用证方法恰当。这种训练较前两者难度又再增加。它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要拥有大量的事实事理材料；同时还必须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正确使用概念，合理进行判断，严密加以推理，从而做到观点正确，论据有力，论证严密。训练以课堂讨论和作文课（口头作文）训练为主。生活中一见一闻，国事中的重大举措都可以作为作文课上的演讲内容。
描述的口语表达训练则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训练，意在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和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对人物和环境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联想、想象，如相关联想、相反联想、相似联想和因果联想等。一位学生由十五的月亮联想到远在他乡出差的父亲，联想到寄一封书信送去儿子对父亲的问候。还有一位学生由校园秋景的和谐联想到社会也应有和谐美，但往往不遂人意，又由此联想到正是由于社会存在不和谐才让人们去逐步改变它。前者用了相关联想，后者用了相反联想。口语描述练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即兴表述力。
作为职校生，学生的素质普遍不够高，因此，在进行这些训练时，应以第一、二步为主。
三、丰富多彩灵活“说”
（一）利用课堂常规“说”
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要环节。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理解作品时，通过设疑、提问等方式调动学生“说”的积极性，达到消化知识、提高能力的目的。设疑、提问的内容可由每篇文章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难点而定，在讨论和释疑中完成教材的学习。
培养“说”的技能，提高语文能力
（二）联系生活即兴“说”
生活是创作最丰富的源泉，是口头作文最广阔的素材。每一节语文课前一分钟即兴命题，即兴说对训练学生的快速思维极有好处。下雨了，以“雨衣”为题说一件有关雨衣的事或对雨衣进行说明、介绍。刮风了，以“风”为题让学生口头描述一段或联想一段。检查作业，发现有人未完成，以“说作业的重要性”为题让学生发表议论……
（三）配合周会针对“说”
周会是班主任总结班内工作，进行思想教育的特别课。语文教师可兼训练与教育为一体，抓住班级本周出现的问题，拟定有关的演讲题目，如“教室地上的痰迹”“值日小议”“谈迟到”“也谈上网”“我的就业观”等，借以教育那些随地吐痰、逃值日、迟到、经常上网吧的学生，达到寓教于讲的目的。
（四）结合中心比赛“说”
青少年应当养成从小关心国事的良好习惯。对中职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国情、法治和安全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中心工作，组织演讲比赛是常见的一种形式。语文教师要不失时机让学生参与。配合中心，在班内组织小范围的演讲，争取人人都有机会“说”的机会，然后从中挑选佼佼者，参加学校的比赛，而不是图省事主观确定参赛人选。
四、扎扎实实指导“说”
职校语文大纲对“说”的能力和“说”的训练作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规定学生在训练中要做到当众说话、语音清晰、音量适当、态度自然。说话语句连贯，意思完整明白。说话注意对象和场合。用语文明得体。课堂回答，参加讨论，说话比较简洁，有针对性。讲述风闻，内容具体，有条理，用较恰当的语调表达感情。按一定的顺序，用恰当的方法口头介绍事物，说清事物的特征。扣住话题发表意见，观点清楚，有一定说服力。为此，教师要从说话规律的基本原则，口头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口头语言的表达技巧诸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扎扎实实的指导。
（一）说话规律的基本原则
一是话由旨变的原则，即说话要有主旨。课堂回答问题，参加讨论的主旨是传递自己掌握知识的信息，用语力求简明准确，有针对性。课前一分钟口头作文讲述见闻意在引起大家兴趣，表达内容要具体，说话要有条理，并注意语调和情感。演讲的目的是为了折服听众，表达要扣住话题，做到观点清楚，论据充分，有说服力。和同学、朋友交谈，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了解和信任，用语要诚恳平和。总之主旨不同，表达也要变化。二是因人而异的原则。中职生虽然生活圈狭小，接触社会少，但说话的对象和场合还是有差异的。同性格开朗的人讲话可以快人快语；和性格内向的人说话要委婉谨慎；和同龄人讲话可以随便些，和长辈说话则应有礼貌。三是话随事迁的原则。环境改变，说话的语气、内容也要改变。有些学生在老师、家长面前说话不讲方式，和同学说话也爱占上风，到社会上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小摩擦也不懂得礼让三分，结果只能使矛盾激化。反之，如果说几句谦让的话，也许能化干戈为玉帛。
（二）把握口才的语言特征
其一，当众说话要语音清晰，明白易懂。多用口语，少用书面语，多用格言、俗语。
其二，说话做到音量适当，态度自然，感情饱满，声情并茂，富有节奏感。对此，教师一定要认真要求，认真指导。
（三）提高口头表达技巧
对学生表达技巧的指导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1.指导学生掌握各种表达方式：叙人叙事，条理完整；说明事物，抓住特征，条理表达；阐明问题，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描景状物，生动形象。2.努力丰富表达的语言。叙述、描绘事物时学会运用各种修辞，使叙述描绘的对象生动逼真；说明事物时，学会使用科学术语，采用多种说明方法，使被说明的事物清楚明白；对某人某事发表见解时能运用逻辑推理形式论证，恰当使用论证方法，语言表达简洁畅晓，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3.引导学生积累丰富的资料（历史的、现实的、人文的、自然的），以充实表达内容。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8
[关键词]技术;人才;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中图分类号]R197.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5(c)-127-02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医疗竞争日趋激烈,一家医院要在强手如林的医疗行业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从本行业的特点出发,走依靠技术进步,强化质量管理,更新职工的思想观念,以超常规的发展思路,开辟医院服务新领域,才能实现医院的跨跃式发展。
1以内涵建设为重点,努力打造医院品牌
1.1以质量为核心,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医疗服务质量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是医疗工作的核心和根本所在,是医院的生命线。医院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创新服务模式,丰富医院管理内涵,挖掘现有潜力,以规范的管理促进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和谐医患关系。
1.1.1加强医疗质量监控,规范医疗行为“质量是医院赖以生存的核心”,本院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患者至上的行医原则,按照《医院管理评价指南》和“三级甲等”口腔医院的标准,建立、健全口腔诊疗技术规范、技术操作规程、完善医疗纠纷预案和医疗护理质量标准、存档制度等各项医疗规章制度,根据口腔医疗独立操作的特点,建立、健全口腔医疗质量监控制度,制定医疗质量责任追究制,以根管治疗、修复、正畸等几类常见病为质控点,加大医疗质量监控力度,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严格执行诊疗规范,从制度上保证医疗行为规范。同时,要加强对医护人员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考核,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切实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1.1.2为患者提供快捷优质的医疗服务,积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是患者,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使医院赢得更多的患者,医院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医院要真正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热情对待患者,尊重患者,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医护人员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动患者。同时,医院要改进服务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信息系统技术如网络预约挂号、预约病房、检验项目条形码等项目,想方设法为患者提供安全、快捷、方便、优质的医疗服务[1]。
1.2加大技术创新步伐,凝炼特色品牌,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1.2.1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口腔医院品牌建设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技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技术制高点,医院要加大对开展新技术的支持力度,制定新技术的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对发展迅速、优势明显、具有较好前瞻性和发展前景的学科给予重点扶持,进一步调动口腔医务人员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积极性,挖掘临床科室潜力,加快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步伐,填补技术空白。同时,要创造条件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不断提高医院和专业骨干的影响力,以及品牌效应,增强专业技术的核心竞争实力。
1.2.2做好医院品牌策划和宣传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发展,塑造一个深得患者信赖的品牌已成为医院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医院要建立一套以品牌为先导的营销策略,要策划出广州医学院口腔品牌特色,有自己的个性,避免与其他口腔专科医院雷同。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借助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的作用,全方位地宣传医院的科研成果、新技术、新项目、知名专家、教授等,给患者和职工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增强患者对医院的认知,使更多患者了解医院,熟知医院,增强患者的归属感,提高医院的美誉度和认知度[2]。
1.3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加快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
医院一定要坚持“科教兴院”的发展理念,加强学科建设,抓好科研项目管理,给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加快科研课题的申报,力争省级以上课题的数量和质量有新的突破;加大对发表SCi论文、高级别(部级)课题的奖励力度,为完成重大课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撰写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同时,积极参与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和邀请国内外专家来院讲学,进一步扩大本院的对外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把本院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口腔医院[3]。
1.4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扩大口腔服务网点
充分利用本院分布于广州市各区域卫生所的资源优势,逐步在各卫生所开设口腔门诊,做出口腔特色,形成统一标识、统一风格、统一服务、统一质量的口腔门诊网点,不断开辟新的服务领域。
2坚持“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要素,是最革命的要素,人这个因素最活跃、最重要、最根本,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医院事业的发展靠的是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持,行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广州医学院口腔医院经过几年的发展,医院的硬平台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缺乏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人才队伍匮乏已成为医院发展的瓶颈。医院要实现跨跃式发展,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关系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来抓,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关心、爱护、尊重人才贯穿于医院工作的全过程。
2.1实施人才立院战略,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医院建设发展速度的加快,必需一大批高层次医疗、科研型人才,才能提高医院的总体实力,提高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能力。医院管理者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根据广州医学院口腔医院是从铁路企业医院转制过来的实际情况,坚持“用好现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引进特需人才”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口腔专业的人才引进,并根据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多方式的培养体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出谋献策。
2.1.1加快人才引进力度,为医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口腔医学平台的搭建,口腔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医院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医院要在人才引进方式上大胆创新,以搭建完善的口腔医学平台为契机,采取各种措施,主动出击,尽快引进具有较高学术地位,能够为医院带来先进医学理念和先进医疗技术的高层次学科带头人,来带动医院科研、技术的发展,同时,给学科带头人在继续教育、薪酬、住房和家属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人才搭建良好的创业平台。
2.1.2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技术骨干和各类紧缺人才。根据医院发展的需要,要大力引进具有技术专长的实用型人才和较高学术造诣的科研型人才及素质较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断充实医院的人才队伍,搭建一支结构合理、层次清晰的人才梯队,为医院注入新的活力,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同步提高。
2.2多措并举培养人才,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2.2.1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选送有发展前途的学科骨干到国内、外著名院校进修深造,使之尽快成为医院及学科领域的权威,从而带动口腔医学各个学科发展。
2.2.2重视低年资、低职称有前途的青年医师的培养,提高其专业技能,使其尽快成为业务技术骨干。在现代医院管理中“以人为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事关医院的生存关键。医院的硬平台建设固然重要,但这些硬件建设都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发挥作用,如果人的思想意识不强,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再好的设备、再好的发展蓝图都不会自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医院管理者要根据本院是从综合性医院转制成为专科医院的实际情况,重视低年资、低职称医务人员的培养,加快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对于原来不是口腔专业的人员要让他们转型学习,给予他们再就业的机会,充分调动一切积极性,为医院的建设作贡献。力争在5年内本院在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有较大的突破和提高,为医院的发展提供支撑[4]。
2.2.3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通过聘任口腔界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作为医院的特聘专家,定期到医院坐诊,发挥专家、名医的辐射效应,并通过传、帮、带作用,带动医院技术水平的提高。
3突破传统思路,培育竞争意识
人的行为必然要受观念的支配。没有先进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行为方式。因此,医院党组织必须要超前引导,主动服务,讲求实效,切实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1抓理论教育,为转变观念奠定思想基础
理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以及未来的发展。只有掌握科学的理论,才能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才能促进医院跨跃式发展。由于本院是从铁路企业医院转制过来成为一家高等院校附属医院,长期以来,受到铁路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职工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缺乏自主性,不注重研究市场需求变化的信息以及如何主动抢占医疗市场,挖掘潜在市场。因此,医院要加强对职工市场经济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教育,强化职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培育职工具有竞争观念,使大家认识到“错过机遇是罪人,不争不抢是庸人”,使职工充分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科学内涵,使职工认识到只有全院职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破解医院发展难题,从而树立“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观念,自觉把个人力量溶于医院建设中来,实现医院的跨跃式发展。
3.2抓党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转变观念发挥示范效应
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的言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党员、干部尤其是医院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为政清廉,不贪不占,在职工中树立良好的威望。其次,要有开拓创新的思路。医院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专业化要求比较高,懂专业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是对医院领导班子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医院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不进则退,进得慢也是退”的思想,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发挥后发的优势,大胆创新,把握医疗市场的发展方向,切实加强医院管理,不断强化内涵建设,建立学科平台,提高工作效率,使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刘若雯.人性化服务是提升医院品牌的深层次的内容[J].医院管理论坛,2009,21(10):8-11.
[2]王富珍.创新医院文化引领改革发展[J].医院管理论坛,2009,21(10):44-47.
[3]周洪柱,胥雪冬.医院变革过程中的医疗质量管理[J].医院管理论坛,2009,21(10):26-30.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9
1）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计划，口腔解剖生理学是高职高专大学一年级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刚通过高考进入了医学院校，对医学知识没有任何的基础，口腔解剖生理学作为第一门专业基础课，传统的传递-接受式理论教学让学生很难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听的一头雾水，难以理解。
2）对于刚刚进步大学的新生，他们习惯了高中时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讲解的授课模式。而大学里课程相对比较多，课时少，任务重，讲解也是一遍而过，很难有多余的时间反复复习进而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3）口腔解剖生理学期末考试采取纯理论考核的形式，考核形式单一，学生将大量的时间用到了背诵的过程中，考完很快将知识又还给了老师。缺乏实践考核让学生误以为口腔解剖生理学是一门单纯的理论课程，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学生很难提高学习的兴趣。基础没有打好，势必会影响以后临床专业课程的学习。口腔系有8020口腔医学协会，每学期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口腔专业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是侧重于临床学科，比如排牙比赛、外伤缝合比赛等，很少有关于口腔解剖生理学的活动，导致学生忽略了口腔解剖生理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性，以至于在临床实践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与基础知识脱节。中国现代口腔之父林则博士说过，要做医学家，不要做匠人。这也正是要求口腔医学生不仅要会做手术，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这样做手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作为一名口腔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口腔解剖生理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让学生在口腔医学学习过程中打下好的基础，开一个好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2改革措施
2.1理论教学改革
1）课前认真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课前，教师要针对本次教学的教学目标，尤其是与助理医师考点相关联的知识进行充分备课，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授课。不能信马由缰，漫无目的，看似很热闹，其实重点不突出，眉毛胡子一把抓。
2）教学模式转变。摒弃传统教学中单纯的传递-接受式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的积极能动性，强化学生主动学习，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开放式教学法。开放式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学生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而不是仅仅聆听、观看别人(例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讲解和操作。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理论授课与实训充分的联系到一起。比如讲授进行牙体形态和特点时，让学生跟随着老师的讲解和演示，将牙体的外形一步步的雕刻到手中的蜡块或者石膏块上。每雕完一个面，教师带领学生总结，学生边学、边听、边练习，达到教学做一体化。课程结束时，将学生的作品分组评比，并派出代表进行总结。最后教师根据其形态特点与其生理功能和临床应用相关联，让学生明白这个知识点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学生充分的参与到了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开展自主学习，而教师充当的是一个引导者的身份，完成了教学目标，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2）图表法。学生对于图表的接受和理解能力远远强于枯燥的文字叙述。基于这一点，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利用板书的形式在黑板上绘图，制作表格，而不是依赖于课本和ppt上的图片。学生则准备一个专门的口腔解剖生理学绘图本，跟随教师绘图。此举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绘图过程也会大大活跃课堂的气氛，让学生融入到绘图过程中。比如讲解血管和神经走行分布时，教师通过绘图讲解，学生更能形象生动的想象出血管神经动态的走行，而不是死板的文字和叙述。比如讲解颌骨，让学生去描绘整个头颅，进而能明确颌骨在头颅的位置以及其大致的形态结构。当学生自己绘图完毕后，整个知识点在脑子里就有了画面感，掌握的也更彻底和全面。当死板的文字转化成可视性很强的图片，并且经过自己动手完成的勾勒，更有利于学生的掌握。
（3）课下总结。传统的总结方式往往是教师主导，带着学生复结，将重点内容画在课本上，慢慢就演变成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总结，学的快忘记的也快。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本次课结束后，教师以问题的方式给出需要总结的知识点，鼓励学生收集资料，解决疑问，将结论和自身的反思总结到笔记本上或者制作成ppt，下次上课前，教师留出时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总结对上次课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充分的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使其具有强烈的存在感。这样的课堂便充满了新鲜的创举，百家争鸣的奇思妙想。教师引导课堂，学生积极参与也反馈于老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2.2强化实训教学
1）在口腔解剖生理学实训项目的选取上，主要是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作为口腔临床课程的基础和桥梁，为日后临床课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帮助同学们毕业后能顺利的通过口腔助理执业医师的考核。明确实训课在执考中的重要性。
2）在日常实训课中，阶段性的进行考核，从而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将考核成绩按照一定比例纳入期末成绩中，有利于学生重视实训课学习，从而更好的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3）建立学习小组，展开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小组合作学习更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主动参与的意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合理搭配小组成员，使每个组员都能在对方身上学习到优点。同时小组学习也强化了学生的责任感。在合作性科学教学中，同学们之间可以互通有无，通过查阅资料，上网查询，或者临床求教等诸多方式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个组员都是主体。这样的学习气氛显得轻松、活泼而又团结互助，有利于学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有利于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有利于师生间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学生间的彼此了解，从而促成他们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进而培养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篇10
可以说,社会公共管理面临着的是整个社会,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社会实践领域,涵盖着涉及全体公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非常典型的就包括在教育、交通、卫生、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因此,要对这样一个宽泛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行归纳、概括,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活动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不仅出现了大量不同的术语和概念,而且同一概念也具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概念和术语最经常见到的包括:“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公共物品”(publicgoods)以及“公共部门”(publicsector)等等。显然,这些概念既代表着不同的内涵,又反映着分析者和实践者对社会干预的不同视角。以“公共行政”的概念为例,在过去10多年,就出现了不下数十种的定义。
尽管出现了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但是在对“公共行政”的界定过程中,归纳起来人们都是在尝试着回答下列问题:(1)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某种方式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相关)的地位和作用;(2)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推行;(3)涉及到大量与人类行为和人类做出的合作式努力相关的问题;(4)一个在诸多方面与私有性质的行政管理不同的领域;(5)产生公共物品与服务;(6)植根于法律并涉及对法律的实施1。在社会管理领域,基础概念没有权威且被大多数人公认定义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特别是对于公共管理这样一个面对全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领域来说,尤其典型和突出。为此,需要在不同的概念和同一概念的不同定义中,发现其内在的共同要素、特质及其“边界”。这也是我们考察人口管理是否属于公共管理的一条基本途径。根据研究社会公共管理历史更悠久的国外文献,从“公共管理”的概念来看,涉及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所要达及的社会目标、为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以及管理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这些要素又集中表现在配置(主要是对有限资源的配置,其中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关系(例如:政策与管理的关系、组织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决策与推行的关系等等)、过程(例如:决策过程、政策推行和干预过程、项目实施和评估过程等等)、机制(沟通、激励、惩罚等等)和行动(诸如服务提供、需求评估等等)等一系列的方面。
概括地说,公共管理就是公共部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通过建立和协调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利用一定形式的社会行动与干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满足人们的人性需要,从而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社会实践。显然,联系所涉及到的“公共部门”、“公共事务”、“公共行政”以及“公共管理”等基本概念,这里的关键是它们都体现着“公共”(public)的性质与特点。这既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概念范畴中的关键性要素。综合以往的部分研究、分析成果2,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公共”性质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1)所面对的是相当复杂、且极有可能出现歧义的社会任务;(2)在决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面临着更多、更困难的问题;(3)有着更复杂的组织团队且其激励机制更为多样;(4)更多地涉及保证机会与提高能力的问题;(5)主要是在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或方面起主导作用;(6)从事着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各项干预活动;(7)具有更严格的社会承诺和合法性标准;(8)具有更大的机会回应社会公平的问题;(9)必须代表并推动公众利益的实现。
通过上面对公共管理基本概念及其内涵的简要讨论,结合人口管理的范围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管理具有“公共管理”所具有的一切“公共”的性质,它是一项十分典型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首先,人口管理面对的是调控人类社会的主体———人口群体的自身行为(包括婚姻、生育以及迁移流动等)这一复杂的社会任务,而千百年来这一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生活及其选择的领域。因此人口管理所面对的是异常复杂、也极易出现分歧的管理和服务客体。其次,人口管理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及其复杂的行为,这些行为关联着人们社会需求的多个层面。如其中的婚姻、生育等行为就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且体现着生存、繁衍的基本生物需求;人口在地理空间的迁移流动更是集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为一体的复杂现象。
这不仅导致人口管理的决策及其推行异常地复杂和困难,而且其中很多方面都是市场的力量所无能为力的。再者,从根本上看,人口发展是宏观意义上的发展与变化,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无法依靠个体甚或某些群体的努力来进行调整与约束。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个体的现实生活需要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国家的人口发展目标与个人的具体行为不仅存在分歧,甚至存在矛盾,为此需要通过社会干预和调整,来回应社会公平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整体利益的更好实现。第四,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能够从“被动”转向“自为”,自觉调整自己的“人口”行为,将社会发展需要和整体利益的实现作为自身选择与行为的准则,而要实现这一点,提高人们的发展能力并提供发展机会至关重要,这成为人口管理的核心任务所在。第五,人口管理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关系到个体生活的重要方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靠某些群体或小的组织团队能够完成的,因此人口管理直接涉及到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团队,涉及到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这些公共管理的所有基本方面,它的激励机制与组织运行机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最后,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适应,是实施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宗旨和终极目标,这就在最高的层面上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人口发展表现出的巨大惯性和人口事件发生后的不可逆转性,更赋予了人口管理其特殊的深远涵义。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管理不仅具备公共管理所有“公共”的性质,而且在很多方面非常突出和典型,是最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共管理。
它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合理、科学的管理活动,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更健康、协调和稳定的发展。
2人口管理的特殊性质
社会公共管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活动,与经济管理共同体现着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基本的管理职能,但是与经济管理又有所不同,社会公共管理十分注重信息和服务功能,强调它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人口管理在认同上述基本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在人口的婚姻、生育和迁移流动管理等具体领域都十分重视其社会服务功能、沟通功能和信息功能。同时我们看到:近些年国际社会中计划生育管理和生殖健康服务等社会系统工程的存续与发展,对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和作为基本人权的生育权利的论争等,无不集中反映着人类社会在人口问题上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从这些意义上说,人口管理活动也体现着公共管理最典型的特征。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人口管理的一般性定义:人口管理就是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为实现预定目标,对人口行为或事件(诸如婚姻、生育、死亡、迁移流动及人口老龄问题等)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服务及信息储存与传递等活动的社会实践过程。尽管人口管理是最典型的社会公共管理,但是由于它的具体管理目标、服务对象和社会职能等与其他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专项管理有所不同,因此人口管理具有自身的特质,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占据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特质主要缘于人口管理对象的独特性和人口管理活动的特殊性。
2•1人口管理对象的基本特征
(1)人口管理对象、即人口事件或人口行为大多属于无组织行为(有组织行为在管理学中一般是指有共同目标的机构或整体,即指人们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工作与协作)。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行为或人口事件已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来说,婚姻、生育以至死亡,依旧是充满“个体色彩”的行为或事件。无组织行为与有组织行为有很大的区别,它主要表现出下列特点:①目标的隐含性与复杂性;②发生的随机性;③主体的分离性;④个体的多样性;等等。因而相对于有组织行为而言,社会对无组织行为的调控、约束和引导就特别的复杂和困难。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人口行为多属于无组织行为。例如:对于一个人口总体来说,个体的死亡现象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随时性。又比如婚姻现象,它虽然在各个社会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但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各个个体来说,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在哪里结婚以及以什么形式结婚等就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类社会标准。与此类似,人类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也一直被认为是个人私事,孩子生多生少、生早生晚和生男生女是夫妇个人的选择权利和自然法则(若不考虑胎儿性别鉴定这类人为干预技术)。就连按惯例在世界各国都属于有组织行为的劳动就业活动,在诸如中国这样存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或仍具有传统经济色彩的国家和地区,农村人口的自然就业方式也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无组织行为。正是由于人口管理对象的这一特征,使得人口管理与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有很大区别,与经济管理活动的差异就更大。
(2)人口管理对象多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对于人口婚姻、生育、死亡等现象来说,这一特点十分明显。例如人类的生育行为,就其生物学意义来说,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它维系着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延续。但是在当代社会,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与她们的自然生育能力(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1.3)有很大差别,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显著:有的发达国家平均每对夫妇只生1个多孩子,而有的发展中国家夫妇平均生到7个孩子以上。显然,这些差别已超出了自然生物现象的范畴,只能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来解释。人口行为(事件)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这一特点,使人口行为模式具有相当强的发展惯性和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旨在引导或约束这些行为的人口管理活动的介入,必须十分谨慎和适度。这也使得人口管理与经济管理和某些社会公共管理有明显不同。
(3)人口管理对象多属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很明显,在当代,无论是生育还是婚姻现象都已远远不只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生理现象了,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它们已变成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人们常称之为“婚姻文化”或“生育文化”。就婚姻而言,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在嫁娶方式、婚姻形式、离婚的规定等很多方面差别就很大。像我国云南省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数十年前还盛行具有母系社会特征的走婚制———“阿注婚”,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就具有很浓厚的民族、地域文化色彩。生育行为也同样复杂。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内涵非常丰富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俗语,它们是被老百姓世代相传、广为接受的重要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并被赋予了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所以我们要对这类人口行为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难度显而易见。清楚了解和认识这些活动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科学、成功的人口管理活动实现的必要条件。
(4)人口管理对象多属于涉及面很广的大众行为。例如:婚姻与生育行为,在每一个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不婚或不育外,绝大多数成年社会成员,都将在适当的时候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在开放、有活力的现代社会里,一生中只呆在一个地方、即从未迁徙过的人已不多见。这使得人口管理相对于某些经济与社会管理活动而言,所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个人,因而它是一种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宏观社会公共管理。并导致在人口管理活动中,管理幅度通常较大,这对于管理者及管理活动本身都提出了更高也更为特殊的要求。
2•2人口管理活动的重要性质及其特殊性
由于人口管理对象的上述特点,就带来了人口管理活动与其他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相当不同的重要性质:
(1)人口管理是以人口总体为对象的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管理活动。尽管人口行为是通过大量个体的具体行为来体现和实现的,但是人口管理活动本身却属于有特定总体目标、涉及整体利益的社会管理活动。因而它的核心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调控。按社会学术语来说,人口管理具有社会整合作用。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后果并不具有“意义”,而是要通过宏观意义上的人口管理活动,引导大众实行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目标和整体利益的行为。这一点在中国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即当某些人口行为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需要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利用一定形式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干预行动,通过涉及全体社会成员且有目标的人口管理活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人口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人口管理活动常常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和独特的社会进步意义。
(2)人口管理活动是以“人为本位”的社会管理活动,因此它的信息功能和服务功能十分显著。目前在世界各国,无论其人口状况如何,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人口管理活动。因为不管是刺激人口增长,还是控制人口增长;不管是规范婚姻行为,还是调控生育行为;不管是鼓励人们空间移动,还是限制国际移民;终极目标都是要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不断提高人口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这意味着:人口管理活动的实施,最终还是为了“人”本身。因而人口管理重视对人、即全体社会成员的服务,成为它区别于其它许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且鲜明的特点。同时,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人口的动态过程是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和“源数据”,这使得人口管理活动的信息职能非常突出。
(3)人口管理是一项在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人口管理活动中,人们对人口行为都是有价值判断的,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来确定管理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也以我国为例。首先看计划生育。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曾就是否应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限制性生育政策展开讨论。当时在迫切希望尽快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大背景下,有的学者就提出:依照中国国情,实行“二孩加间隔”的政策可能更为适宜;但也有人主张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女儿户”可再生一胎。他们的立论依据是:中国的既定人口目标同样可以达到。显然,这中间就有价值判断。即:生育政策应以下限为准还是以上限为准。也就是说,老百姓对政策的承受力和管理的成效到底有多大?为此,是应该紧紧地把住生育下限,还是赋予一定的政策弹性?20世纪90年代初,在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曾又一次掀起一场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缘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8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增长反弹的现象。
其争论的焦点是:这次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否得当。实际上,这次争论的产生,也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分歧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暂且不论这两次论战在观点上的是与非,从中所看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争论的实质)就是:在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共识下,要不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在中国主要是农村地区和农民夫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种意愿。由此可见,人口管理是一项具有明显社会价值判断的管理活动。另一个例子就是对迁移流动人口的政策与管理问题。先看我国。近些年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我国大批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做工、经商、搞服务。他们在给城市居民带来极大方便、进一步激发了城市发展活力、给城市经济以必要补充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社会治安、公共设施等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许多问题。为此有人曾主张应把严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大门;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流动才有发展。其中显然也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即长期以来人为设置的城乡壁垒、居民身份差别,是不是应该打破;农民有没有权利做出进城的选择。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价值判断的准绳是什么?它的“度”在哪里?再看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有国际人口迁移政策。从中东石油国家外籍工人的大量涌入,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智力流失”;从不少发达国家的移民限制政策,到部分地区的难民问题;这中间无不充满了基于国情和利益权衡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说,人口管理是在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4)人口管理活动大部分都是对社会“边缘行为”进行的约束、引导和调控。也就是说,人口管理所要引导、约束的行为,经常且大量是符合“微观”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但与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和全社会整体利益有距离的人口行为。这类行为无论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还是从人情世故的角度,都并非是“越轨行为”或“不良行为”,而只是一种“边缘行为”。像我国农民夫妇的多育行为,农村地区的“礼仪婚”形式等等,都属于这类“边缘行为”。由于这类行为往往缘于传统,又多符合乡情民意,个体行为的实实在在与宏观影响的虚无飘渺反差极大,因此对这类行为进行约束、引导和调控的难度就比较大。总之,通过对社会公共管理基本范畴和人口管理特质的上述简要分析,可以看到人口管理不仅“当仁不让”地隶属于社会公共管理,而且在最高的层面上体现着社会公共管理的共性与特性,是十分典型的专项社会公共管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人类社会的人口管理实践几乎有着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是无论是人口管理对社会公共管理的理论贡献,还是人口管理对自身的实践总结和概括,迄今与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