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认知篇1
1 认知建构主义和发现式教学的内涵
认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的过程。认知建构主义的学习观首先是对环境的重视，即情境性：知识并不是脱离活动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识只有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即互动性：学习任务是通过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完成的。同时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对学生原有经验的重视。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
发现式教学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阿道尔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学知识是不应该传授给学生的，而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独立地掌握它们。”其后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也有相同论断，认为：“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从理论角度诠释，发现式教学的思想指导基于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主动建构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以自身为主体，以自己原有的认知为基础去探索外界知识，并伴随着对原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修正。而发现式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就是强调的以学生为主，指引其积极主动“发现”新知识，感悟新理论。本文将从认知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对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2 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认知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认知行为都是在一定活动情境中进行的，无法脱离特定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现式教学要求学生有充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的学校和教师就要创造和学习有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正确的探索性思想活动。
无论是实物、模型、音乐还是语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轻松愉悦可接受性和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并不一定指客观实在，其真正内涵在于基于建构主义“图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够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对事物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较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学生对新知识、新刺激的同化，达到理解上的真实，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的“情境”，一种是存在于实践性教学中，如新闻摄影中的实践操作，报刊媒体和具体新闻的分析，自己动手撰写新闻稿、编撰刊物等等。这些是从属于新闻实务方面，但在提升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主义的理论素养方面，“情境”应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为主义学习。新闻传播理论性课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师营造出的并被学生所感触的学习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课前准备，借用超媒体、多媒体等手段营造直观的情境，如用历史事件的影音资料和解释新闻理念的典型案例实物图片加深思维刺激、加深印象、引发思考；用新闻理论的组织结构图，给学生以思维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情境从来都是直观手段和语言描绘相结合的，教师良好、恰当的语言描述能够提升感知的效应。情境的好处在于形象、生动、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识的不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鲜活的情境、事例上，让学生自己于情境中总结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传播理念在旧有图示的同化过程中更容易达到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
2.2 “互动”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
互动式教学，就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新闻传播发现式教学中，互动式教学可以采用换位的方法进行，即首先由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即建构主义中的旧有图示），自己进行新知识、新理念的融合、同化，这个同化的时间不能过长，在学生已有大概新知识印象的前提下，在课堂上开展互动交流，让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进行碰撞，让学生发现碰撞的异同点、优劣点并产生趋同一致的理念图示。此过程要有教师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最终导向正确的课堂知识。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会中学生故有的新闻传播经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高等学府的学生对于网络、媒体等传播媒介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潜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图示。仅以08年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对江苏数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每天花在报纸杂志上的时间为42分钟、广播30分钟、电视95分钟、互联网131分钟。”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在课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丰富的媒介传播经验，甚至可以说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已经亲身参与到了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这在教学当中，其优势是学生很容易联系自己的经验图示和书本上的知识内容，更好的进行知识的发现之旅。
3 重视发现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
发现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自发式的知识探索。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发”带来的另一个定义，“盲目”。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认知理论上说，它反映了客观的差异性。认知建构主义所揭示的学生在传播学上的旧有图示则加剧了这种差异性，因此，发现式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角色。根据建构主义观点，师生之间是一种交往和共同创造意义的关系，是一种“你——我”关系。教师要积极创建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并且作为学生的指导者、交流者和合作者，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启迪学生的思维。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加以引导，在学习的阶段性时期加以解释和拓展，在学习终了加以总结与评价。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认知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发现式教学是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努力做好新旧经验融合，建构新的传播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在恰当的、易于接受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开展独立探讨、知识的互助交流、互动式教学，产生知识的碰撞、融合，在教师角色的指引下，由学生自己建立起新的传播经验图示，实现由抽象知识到科学概念的转变。（说明：本论文为衡水学院教改课题成果论文之一，课题编号jg2010012）
参考文献
1 姚勤华．温特建构主义哲学观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5）
2 温彭年等．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5）
3 鲁锋．浅谈对“发现式教学法”的几点思考.数学学习与研究：教研版，2010（17）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2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给了人们收获的欣喜,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不可预期的问题:全国各地高校新闻专业遍地开花,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能进入新闻媒体,即使是名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并不都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媒体所需,但在质量上却未能满足媒体的需求,一些新闻媒体依然叫苦“人才短缺”;有部分新闻单位领导评价,新闻专业的学生通常上手快,架势像,但略显后劲不足、特色不明显。[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引发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2]
面对这种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大传播生态,面对新情况、老问题,新闻传播教育又该如何应时而动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应该以“融合”应对“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推动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对话、学习、合作,培育既具本土特色,又具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还要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解的社会,媒体走上分众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一方面要坚持并进一步巩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知识化,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人才的融合,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充分融合,善于把学生的智慧、思想化为教学发展的动力,保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副主任何舟认为,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对新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重在阐述新闻与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条件下首先是跨学科层面的融合;第二是传播学科各专业的融合;第三是建立一体化数码平台;第四是学位课程内部的融合;还有课程内部的融合。何舟提倡学科建设要“走出去”,与社会中的具体项目嫁接,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学科间的藩篱应当拆除,在核心课程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状态,有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指出新媒介化时代媒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媒体不再是一个资讯生产的机构,而是一个平台;第二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不再是单向道;第三资讯和知识的价差越来越大,资讯并不是知识;第四新传播时代需要创新性的设计理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mills)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材,同时让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新闻业进行联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商业、消费、广告模式;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加强学院和媒体公司、技术公司、个体企业家、研发机构的通力合作。
过去和将来将会对美国新闻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和情形中,最大的力量来自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崩溃――新的内容传播模式和新的产品生产环境可能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唯一答案;而排在第二的力量是话语权、传播权的转移,从职业性专业性传播机构转到个体记者和广告公共关系实践者的手上;紧随其后的是现在买方市场的形成――把内容通过各种介质呈现给受众,而不是把受众塞进媒体内容的覆盖区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朱迪•特克(Judyturk)认为,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工作者的职业模式: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意味着作为新闻和传播学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来主导探讨出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讨论,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CharlieHBeckett)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的新闻时代”,尽管文化、经济的模式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新闻媒体却都发生了相同甚至是普适性的新闻本质的改变――转型到新兴新闻业。从传统新闻业到新兴新闻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内容上的、也是商业模式的同时还是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改变。现在,所有公司、组织都开始履行类媒介公司的公众职能,如协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与民众直接沟通,这种平台可以培养一类新型新闻从业人员为民众服务;与此同时,媒介公司内部也在经历着结构的改变,它们不再是单体的公司,而成为网络式的、点与点相联的互动性公司。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二是连接性。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告诉大家怎样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而是告诉大家新闻业到底是什么。
与会者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指出,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另外,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提出要正确和充分地认识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起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转型中的无序和乱相恰恰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够所致;面对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后劲不足的问题,要为学生搭建一个继续发展的坚实的技术平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在新媒介技术融合的态势下,新闻专业教育也应该有一个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的培养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中国复杂的国内问题,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西方更好地互动沟通,减少他们的误解与偏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向世界,要求国际传播教育做到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国际传播人才迫切需要掌握国际传播语汇,需要具有国际报道的能力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本次院长论坛举行正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系80周年庆典之际。成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素有“记者摇篮”的美誉。80年来,累计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投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他们坚持真理、崇尚客观,以真实的记录、理性的表达探求事实真相,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践行了陈望道等先辈提出的“好学力行”传统。
在对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认为,秉承新闻学传统是每个新闻院校应当贴上并引以为自豪的标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创新不应该是简单地否定、推倒重来,而应该是尊重历史、积极扬弃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是从原有的经验中不断突破和拓展的创新。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历史的和实践的营养合流,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代际平等”,续接传统,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mills)从经济气候和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两个方面对美国传统媒体的生存现状作了简略勾勒,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于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教育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最为糟糕的时刻”。虽然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对传统媒体的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米尔斯认为新闻业不会死,只要新闻业的学生有经验和技术,就能在新媒体时代游刃有余地生存下去。目前传统媒体遭遇的困境对于新闻业教育来说也意味着改革的契机,学界应该抓牢机会,开发出更加创新性的课程,施行更优化的培养方案,输送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也致力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雨果•蒂伯(HugodeBurgh)主任提出:新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试图从反面给出一个答案: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教育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于公共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新闻学比其它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因为21世纪是一个参与的世纪,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需要使用技术和具备交流的技巧;同时新闻学教育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智能,还可以提高其实践的能力,如新闻故事分析与组织的职业技巧、信息调查研究评估的延伸技能、分析与思考的能力以及学术专业素养。面对未来,蒂伯充满信心,他认为新闻学是属于是21世纪的学问,新闻学教育任重道远。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彼特•赫尔弗德(peterHerford)通过不断提问来质疑传统新闻教学与实践中的所谓的“常识”。他激发与会的学者和同学们一起来思考,在新闻实践中,如何让没有经历的人去体会他不曾拥有的经验?如何让一无所知的人明白想要知道的内容?在新闻报道中是不是只是讲故事就已经足够?我们要对媒体进行改革,再造一个新的报纸,是不是仅仅改革内容就可以了?媒体的受众是谁,仅仅是社会精英么?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价值是什么?它们能否实现这些价值以及它们能否肩负起改革的重任?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认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表面一片繁荣,实际暗藏危机:(1)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媒介发展制度生产和供应严重不足;(2)世界传媒行业的重大结构重组和迅猛发展态势已与我国的传媒业发展密切,但是相关研究缺乏深度感和细致性,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多,对前沿性议题的敏锐感受力、深刻反思和论辩精神却十分鲜见;(3)技术是人发明的,但人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新闻学教育中历史、艺术等方面被严重遗忘,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有的新闻记者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认为,中国传播学教育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是维护社会既存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变革者;同样,新闻学教育也没有什么起色,远没有跟上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新闻必须与民主有关,传播学教育在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及美好社会的建构外,在中国从事新闻传播教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迷失了方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从社会传统的土壤中建立起变革的基础来。
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夯实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这些共识在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下还是应该继续弘扬。对于学生来说,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的基本素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但优秀的教育传统应该保持不变,比如新闻人的责任意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叙事能力、报道功夫等。
如果一个职业没有一个公认的职业理念,没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标准,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没有应有的职业尊严,所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提出,现在新闻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新媒体时代,重新把新闻工作的职业价值观、意义和功能找出来。她认为,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介快速变化和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快速变化,新闻业需要三种人才:一是复合型人才,从内容制作到管理到营销,整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要需要理解;二是跨媒体人才,学会多媒体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的理念;三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公共话题中间,通过公共服务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自觉地变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工作者。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立足之本
新闻传播学教育究竟是重技术还是重学术的争议并不是新鲜话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他认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人常常把它当成三对矛盾,但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面向。每一个面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研究与教学两者都是要做的,不能只做一样,另外一样不做,问题是比重不一样,这要看一个院校的传统定位,也要看整个学术环境,教师的取向。理论与实务也是一样,怎样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这个很难决定,它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要看大学以及教育从业者自身的定位、人事安排等等。新闻与其他领域是相关的,不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它们如何并存也要看院校的规模以及需要,看历史传统、教师的专长、学生的取向、社会的需要等。
从新闻教育模式来看,中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梳理了日本新闻教育的历史脉络,阐释了日本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新闻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的出现,工作培训已经不再奏效,24小时新闻计划使得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他还以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系统课程一波三折的设置过程为例,指出当代日本和所有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惑:专业课程的设置如何跟业界的需求接轨?在媒介自身发生剧烈嬗变的今天,工作培训还行得通吗?他认为应该以新的课程设置应对这种变化,尤其要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给予特别关注。
除了批判能力,在一个遭遇诸多挑战、媒介生态剧烈嬗变的时代,什么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如何突显新闻传播教育的科班优势?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对未来的新闻学子提出了“八个力”的期待。第一是趋势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必须与时俱变;第二是创造力。新媒体的诞生,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学会创造而非抄袭;第三是根本力。必须具备资讯搜集、分析、诠释、呈现的能力;第四是设计力。找到最有效的方式重新创造、即兴创作;第五是整合力。要善于整合不同媒体,不同行业;第六是故事力。要把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用新颖、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让人感动;第七是行动力。必须把想法变成真正可行的方案;第八是团队力。如今不同媒体的人从生产到行销、经营都必须在一起工作,团队合作的能力越来越重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认为复合型新闻媒体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整合、优化的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新闻教育从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着手,在理论、社会责任感方面要加大力度,传统只着重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发展学生跨媒体工作的能力――“既能跑动、又有学问;既会管版面、又会管人才;既懂得媒体、又懂得经营”俨然成为新闻教育的必然趋势。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传播教育构成的挑战,因为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特性,有某种程度的不清,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认为当代媒体的特点是:新媒体主导多元传播业态;融合媒体多介质表达;自组织形态媒体生产;急需媒体创意人才。这就要求新闻教育机构从实施理念、教学结构、评估体系等方面实践教学体制创新,培养适合当代媒体特点的人才。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教育改革取向,认为技能的掌握还是比较能够掌控的,理念的形成比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更费力气,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从业界来看,解决理念的问题也更为迫切,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提出,要警惕新闻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三个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用化偏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简单化偏向,应对媒体技术变革的技术化偏向。
就现状而言,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讲授的还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对于培养专业化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来说更是无能为力。[3]技术与学术的争论,说明对新闻传播学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欧尼斯特•J•威尔逊(ernestJwilson)主张,新闻院校培养的未来人才“要写好故事、清晰地讲故事、有深刻的分析、有明确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做的50%的内容,另外50%的内容就是有新的技能”。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本杰明•希尔•蒂伯坦(BenjaminHillDetenber)认为新媒介时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不断演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新的需求。写作教学的能力、技术诀窍、与新闻相关技术(包括理论与实务)的教学能力、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跨平台演示介绍的经验、对叙事与描述的理解能力以及其它相关领域如金融、科学、卫生、城建规划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必须的。同时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如信息收集、信息评价、事实核查、批判性思维、叙事沟通技巧、人际交往技巧和关系管理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国内高校现有技术装备无法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专业师资知识结构与现实需要存在落差,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他提出了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磐、课程重构等一系列改革方法。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民华认为,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创新,需要重新审视既往的、现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同时更应重新审视媒介化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育人目标与办学模式,特别需要我们厘清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职场”(就业机会)与“考场”(育人成果)的“落差”与“错位”,前瞻性地把握职场需求与社会期待。
四、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但相较于以传媒市场庞大而闻名的就业指数来看,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也没有逃脱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体滑坡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认为各所新闻院校的生存之道在于它的优势和特色,而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三个困局:⑴大陆地区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呈现“千校一面”、“千院一面”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如何突出各自的特点和差异?⑵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放弃掉,做广播还是做电视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是推出一种非媒介化和平台的意识。传统的分科如何来应对今天这个媒体越来越不分界的现象?⑶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学生去向之间出现矛盾。现在的传播机构越来越多地按照业务流程再造,而不是媒介类别划分,流程再造对学生就业的多样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认为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不失为一条可行之径,而设计目标和人才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如何再提高是首先要解决的;另外,每个学校应结合自己的服务理念和面向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专业结构层次。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瑞克•普伦(Rickpullen)和杰弗里•布罗迪(JeffreyBrody)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在国际上现行的英、日、法、美等新闻教育传统中,美国乃至北美地区的教学传统是很多的新闻院校本科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几乎都在培养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记者。硕士学位课程却为学生们提供了比较广的天地,重视新的理念和目标的灌输,为社会进步服务,以便学生在将来的新闻工作中游刃有余。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论坛上也有经验交流,反映了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特色差异。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此举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在国内,目前新闻传播学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在各个院校原有的培养目标中各有所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发言中谈到,该院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针对该院自身的定位,提出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目标使该院的教育培养方案紧密结合国际新闻传播前沿,在保持语言训练的同时,派青年教师和本院学生赴海外学习,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互动互助、合作共赢,他还呼吁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交流机制能够制度化。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结合陕西文化大省、经济弱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媒介化时代的要求,培养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发展规划。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有利于适应新闻传播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一些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新闻院系对积极参与新闻教育变革都高度认同,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他们大多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安排。
当今时代对军事新闻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主任顾黎认为第一要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第二是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能力,第三要娴熟地掌握传播致效的策略方法。对于在新闻教育和实践中出现的刻板化、过于直露和泛政治化的现象,顾黎认为应当强化信息服务意识,学会在提供信息、保障“知情权”中实现舆论引导,避免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抒情和空泛的议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对驻沪三所高校相关专业的近330名师生进行了调研,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度较高,普遍看好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新媒体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浓厚;在新媒体专业人才的素质需求方面,高校师生与从业人员的看法相距甚远。尤其是在数字版权、流媒体研发、专业技术标准应用、产业环境分析等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还没有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其中有来自传统学科体制的束缚,也有来自于新媒体行业发展变化太快,无法构建起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实证研究,有利于初步掌握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状况,为调整学科定位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策略支持。
五、结语
经过大会主题发言和10场圆桌讨论,与会代表取得了几点共识:第一,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应充分认识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自身转型的紧迫性;第二,行动比研讨更重要,从重新评估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性入手,到具体教育目标的设计、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和新的动作;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传播国际化和媒介现代化的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背景下的新闻院校间的交流与切磋、沟通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4]来自亚欧北美、港澳台等海内外众多知名新闻传播院(系)院长与著名学者,相互沟通、相互砥砺,达成了多方面的合作意向,相约为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而共同努力。
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大众传媒结构的重组或融合,极大地改变和创造着人类的传播身份、传播功能和传播行为。这种转变对新闻教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对这种空前严峻的变动和转型,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生物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是“适者生存”,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并不是机会均等的,必须主动把握住各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才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保持生命力。尽管本次论坛并不足以为新闻传播教育勾勒出一副清晰完整的未来图景,但新闻传播教育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教育转型的迫切,并着手确定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理念,设计未来的新目标和新方案。
(与会者观点来源于现场记录,未经发言者审阅。)
参考文献
[1]宋超:《当向潮头立――在新闻学院2009年秋季迎新大会上的讲话》,《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第1页。
[2]宋昭勋:《新闻传播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2、53页。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3
【关键词】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新闻传播；特质；专业人才教育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一种非常广泛的传播方式；网民的急速发展奠定了网络新闻传播成为主流传播的基础，它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如报纸、广播等，从非主流传播地位上升到主流传播地位。这无疑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究竟要怎样的专业才人才可以适应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其进行讨论。
一、网络新闻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新闻传播，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新时代的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变得模糊、不明确，传受关系不在是单向的，而是受众与传媒双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意见，从而影响到他人，微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今网络传播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它的传播速度快捷，并且传播便利，不受空间的限制。像世界瞩目的奥运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出来，实现新闻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并且传播的方式往往也并不单一，不像报纸只是通过纸质、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传播，也不像广播通过声音来传播，更不同与电视单一的声像传播方式。而是融合了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画、影像多种方式并存。
传播的快捷，也直接带来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社会、人文、科普等等，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同时也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的新的挑战，过多的信息量会使广大群众难以分辨是非，无法确定其真假，从而导致网络新闻传播混乱，影响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群众对其权威性有所保留。
二、专业人才教育
面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笔者认识到其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带来了挑战，边缘化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成为了主流传播主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迎接这种挑战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这种培养不在是单一的、传统的培养，而是要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与时俱进。
1.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对其自身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在专业上，更应该表现在思想、生活等等方面。作为新闻传播者，要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坚定的思想原则，忠诚的政治素养。在面对网络新闻传播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必不可缺；试想在面对众多的新闻时，怎样正确的引导群众，发挥新闻传播的作用，对传播者都是十分大的考验。新闻传播者要对新闻内容，有着正确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全球化的急遽发展下，英文也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必修课，想要获得传播第一手的信息，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并且要知法懂法，这种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也要懂的国外的法律，只有知法懂法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新闻内容的正误，从而正确的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总之，只有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上的去，才更有利于新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
2.那究竟怎样才能使得网络新闻传播者具有高素质呢？这就对专业人才教育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新闻传播者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注重人文，而不注重其他学科，当代的网络新闻传播不在单一的属于文类，而是一种文理交叉的学科。这种性质上的转换，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对计算机的水平提出了要求，不在是你会写稿子便可以进行新闻传播，只有懂得网络技术，利用视频、动画、文字等等多媒体方式，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文学素养，同时也要文理兼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理兼顾的基础上，还应该认识到网络新闻传播者也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领域有着相应的理解，网络新闻传播不能只掌握专业内知识，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十分重要，只有凝聚各个领域的精华，融会贯通才能更的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
3.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就是要注重培养的方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于这门学科的教学，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实践中，向我们表现出来其缺点。传统的培养方式并不适合新生的网络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成长。纵观当下的各种学府，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教学体系，有的只按照新闻传播者进行培养，有的也只不过加入了计算机教育，甚至对于这门学科，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课程体系上也明显十分混乱，公共基础知识、专业课知识等包含的内容复杂、混乱。这都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也向我们揭示培养方式需要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并不适合“专业”培养，只有做到因材施教，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进行培养，才更有利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在因材施教的同时，更要注重实践，现今许多大学生都感觉在大学上所学，和到岗位上所做，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一无所用，空有一腔理论，却只能纸上谈兵，这种不能学以致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想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只有加大对实践教学的力度，可见只有实践才能更好的进行培养，只有实践才能验证其成果。培养方式的创新才能产生更多网络新闻传播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三、结语
快速发展的网络新闻传播，无疑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成为主流传播主体，对于怎样做好这项工作，是对其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考验，这种传播方式的壮大依靠的是人才。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从根本上变革，迎接网络信息时代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洪宇.关于网络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J].中国报业，2011（12）.
[2]车英，郭文明.我们新闻教育如何应对网络信息时代的挑战[J].武汉大学学报，2002（1）.55：113-118.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4
【摘要】新闻传播的效果与受众认知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受众的认知心理背景、认知心理现象和认知心理效应对传播效果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往往会导致新闻传播的效果偏离传播者的传播意图而发生异化。
【关键词】新闻效果;异化;受众;认知心理
新闻传播效果是一切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评判新闻传播质量的重要尺度。然而，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传播的效果会偏离传播意图而发生异化。导致新闻传播效果异化的因素很多，但作为新闻传播接受终端的受众，其认知心理对传播效果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受众认知心理背景与新闻传播效果异化
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进行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所处的心理背景状况往往决定他们对新闻的接受态度和解读结果。受众的心理背景主要包括受众接受信息时的心理准备、心理需要以及原有的态度倾向。
受众的心理准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有一个心理准备过程。受众的心理准备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他们对新闻信息的接受态度。如果对一则信息事前毫无准备，则有可能产生不安和恐惧，严重时，还会引起社会恐慌，从而直接导致新闻传播效果发生异化。如非典初期，新闻媒体对其传染性、危害性的报道不够重视，致使人们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因而，当非典造成巨大危害时，甚至有些人会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和恐惧的扩散者。对非典的过度反应造成的损害，超过了非典本身，给社会的健康运行和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受众的心理需要。受众能否接受新闻信息，还取决于受众当时的心理需要。传播者只有掌握受众接受新闻时的心理需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转型期的中国，受众当下的心理需要有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安全感”的需要。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化加剧，受众往往希望从媒体获取信息以消除忧虑和不安全感。其次是“情爱感”的需要。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急需填补情感与心理空白，于是受众在解读新闻过程中寻求情感归属的需要变得分外强烈。再次是“根基感”的需要。社会转型时期，生活的动荡不安会使人产生一种回归传统、寻求宁静的心态，这便是“根基感”的需要。若媒介报道与受众强烈的心理需要背道而驰，会助长社会转型期中受众本身潜在或显在的心理阴影，导致新闻传播效果的异化。
受众的态度倾向。美国传播学家卡兹·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四种“中介因素”中，受众既有的态度和立场会对大众传播的效果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人们总是会注意到不违背他们坚持的态度与信仰的那部分信息，而忽略违背自己的立场且会导致心理上不舒服或不和谐感觉的那部分信息。受众在已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下，在接触到新信息时，往往会有一个将外在的信息与头脑中原有的信息进行比较的思维过程。如果外来的结论与自己原有的态度相抵触，马上会产生怀疑，甚至产生排斥情绪。
受众认知心理现象与新闻传播效果异化
受众在对新闻进行认知加工时必然会形成诸多的心理现象，这些心理现象反过来又会对受众新闻接受的认知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使他们对信息的加工和判断出现误读，从而使新闻传播效果发生异化。
定式心理。定式心理是指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对世界的印象及其观点。定式心理往往会使认识僵化，趋于保守或出现偏见，甚至形成认知偏见。在解读新闻之前，定式心理会“自以为是”地为受众替媒介作出解释。它会干扰受众对媒体内容的筛选、理解和接受，从而可能会导致错误信息、干扰信息的传播。例如，有媒体称板蓝根冲剂对肝炎有很好的预防效果，有些人就放弃其他更重要的预防措施，结果又影响了预防肝炎。因此，受众定式心理可能使得新闻媒体的影响异化。
反射心理。反射心理是指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把自己的经验、情感反射到类似事物上的一种心理现象。反射心理可以帮助受众体验和理解媒体内容，但也可能因为受众的主观导致偏见、消极情感。尤其是批判性的报道，对受众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所谓“四大名爹”的报道，使得恃强凌弱的卑劣行为、群众的谴责行为等等，因为反射心理，受众容易出现对政府的不信任。再如“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报道，受众往往在谴责道德滑坡之时，也会暗自庆幸，或者相互忠告。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
预期心理。预期心理是指受众对媒体持一种预期，以满足其希望和要求的一种心理现象。在传播活动中，如果媒体传播的内容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传播将获得积极的结果;反之，受众很容易出现认知偏见，新闻传播有可能形成负面的传播效果。现在，新闻媒体的作用越来越被受众期待，他们希望媒体报道能够解决关注的问题，并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一些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的报道，往往对犯罪过程不厌其烦，但对政府的作为甚少提到，于是受众容易归咎政府部门反应迟钝、打击不力，从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
归咎心理。在社会知觉中，人们还会试图对行为原因进行探求，这种探求行为原因的心理过程就是归咎心理。当受众接触一则新闻时，他们在获取新闻事件表面信息的同时，往往会对新闻中人物的行为和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求，并希望媒体能给予解释。如不少受众在获知贪腐新闻事件的同时，还会对导致这些事件的成因提出疑问：为何国家干部的职位能够成为个人私欲的温床?某些干部为何能滥用权力?在这种归咎心理的作用下，受众不仅会迁怒于媒体，也会对政府的人事制度产生怀疑，甚至对政府对党产生不信任感，致使新闻传播效果发生异化。
受众认知心理效应与新闻传播效果异化
受众认知心理效应是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一些心理惯性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下面主要探讨受众解读新闻过程中常见的几种认知心理效应与新闻传播效果异化之间的关系。
权威效应。权威效应是指传播者或媒介的权威性、可信性对受众的心理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一方面，传播学研究认为，当受众把传播者或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性、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对实现传播意图而言无疑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心理效应也会使受众无意对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甚至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1938年美国一家广播电台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剧本，广播剧播出时人们真的以为火星人在进攻地球，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社会一片混乱。这与该节目原本想给受众提供娱乐的传播意图明显违背。
逆反效应。所谓逆反效应是指受众因某种预存立场、思维定式的影响产生了与传播者的观点相反的情感或心理倾向，是对新闻传播信息作简单逆向思维和反向理解的心理意识。由于这种心理意识的作用，受众往往会同传播者之间形成一道抵御信息的心理防线，从而使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受值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导致新闻传播效果的异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逆反心理主要有三种：一是评价逆反，即受众对新闻的判断，与传播者所持的判断呈相反状态;二是情感逆反，即传播者在传播中所蕴涵和表现的情感，不仅未被受众接受，反而激起反感;三是行为逆反，即传播者企盼受众采取某一种行为，受众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在信息接受时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倾向。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者纽曼认为，在新闻信息接受中，大多数受众都力图避免被孤立。单一受众若确定自己的意见同占据优势的观点不一致时，随后大都改变看法，和优势意见保持一致。由于受众的意见和情绪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在解读新闻时不重视个人的体验，不能明辨是非真伪，而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媚俗从众的姿态消除内心的压迫感和冲突感，直至产生误读，从而导致新闻传播效果的异化。
参考文献
[1]杜俊飞.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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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5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6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教学思考优化与整合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7
关键词：跨学科 交融 人文素养 新媒体技术
传播学相对于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传统学科，还是一个“小兄弟”。但它并不是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而是海纳百川，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呈现出聚散共生的趋势。近年来，传播学与文学等相关人文科学的交融，尤为引人关注。如何改变传播学学科范围的局限，打破学科壁垒的羁绊，需要开放的思想、宽广的胸襟、多元的文化，而文学恰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多元资源——方法、技法、审美、实用等，让我们在多位的视野、广阔的视域下探讨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寻求学科交融下传播学的发展之路。
本文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董小玉教授(以下简称“董”)与学生程赛博(以下简称“程”)就“文学与传播学交融”这一话题的对话。
程：董教授，你如何看待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呢?
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受益。文学是人文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文学可以为新闻提供坚实的写作基础，新闻写作离不开文学的典型选择、人物形象、情感因素、事件描述、细节刻画和语言个性。复旦大学黄旦在谈及自己由文学转向新闻学时曾说道：“我认为从中文转向新闻，评报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要先会读报纸，这就如同赏析文学作品，看起来简单，涉及面却很广。”同时，新闻有助于我们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激发创作灵感。
从传播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和传播学的渊源。传播学科建立的历程中，文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分立与分工才使得两者分道扬镳，传播学偏向整合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文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用与语文识读层面，走向纯文学与美学的研究发展。
程：那文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董：新闻传播需要广博的知识面，从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等学科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其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点和结合点。可以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和研究共同的话题，并做到由点到面，融为一体，实现“1＋1>2”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充分利用“文、理、艺等”资源，以工科背景为技术支撑，以文学积淀为素养基础，以艺术熏陶为发展平台。在新闻传播的学习研究中，既要讲个性，又要讲共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培养复合型传媒人才的基础条件。
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特殊性质必然要求其进行多学科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有效的整合，使传播学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就会更加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这就需要在新闻传播和各学科之间搭建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间的支撑和融合。要实现传播学科在我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程：在当今新的传播格局下，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如何在学习和实践中适应传媒环境的变化呢?
董：首先，传媒专业学生要做一名社会认可、业务能力强的新闻传播者，必须具备以下几点基本素养，即自身定位上，要有浓厚的人文素质，敢担当，敢立言；从业基础上，要有专业精神、职业素质和技能；发展目标上，要有前瞻思维，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发展；求学态度上，要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第二，传媒专业学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新闻采写能力，做“高理论性+强实践性”的复合型人才。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做具有较强专业理论素养的深邃的思想者。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传媒学子还要努力改变“重技巧轻素养、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人文”的现状，切实提高新闻采写能力。
第三，传媒专业学生要培养自己的“思考力”、“传播力”、“实践力”。作为传媒专业学生，不应只将眼光停留在一些短期发展上，要有长远的眼光、自觉追求可持续发展。要自觉培养发展自己的“三力”：通过不断阅读、钻研知识、观察现实，培养自己的“思考力”；通过内外兼修、广采博取，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把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实践力”；通过各种演讲、辩论以及日常交际等活动，培养自己的“传播力”。
程：传媒业永远都是新的，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需要关注哪些传媒前沿话题?
董：做为传媒专业学生，要做到“三敏”，即敏感、敏锐、敏捷，要有一双善于捕捉和发现的眼睛。当下，新媒体技术普遍应用、新闻热点层出不穷、三网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应该关注这样一些话题：
一是关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当下，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研究已成为传媒研究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八件大事能触动老百姓神经：涉及政府官员违法乱纪问题的事件；涉及代表国家强制机器的公检法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垄断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群众利益的衣食住行、深层需要问题的事件；社会分配不合理、社会分化问题的事件；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问题的事件；敏感国家和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火爆事件。这些热点事件总结，能开启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这些舆论热点事件值得我们去关注、思考、报道、应对。
二是从新闻价值、新闻视野出发关注当前新闻热点。其一、新闻价值。“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言记者“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影响新闻价值的因素主要有：新闻本身、国家因素、国际博弈等。其二，新闻视野。作为记者，不仅要做一名会报道的记者，还要做一名具有新闻视野、能够深度洞悉新闻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挖掘新闻背后的真实，理解新闻背后的真实，思考新闻背后的真实，做把握新闻能力的记者。
三是关注三网融合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互联网、电信网及广电网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对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关注法规、掌握技术、加强管理、开放竞争。
程：现在很多高校都在进行专业硕士的培养，你能以新闻传播为例，谈谈未来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之间各具怎样的优势?
董：首先，来看国内外专业硕士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西方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种类多、规模大，是研究生教育主体。如美国不完全统计有74种专业学位，2006年，占硕士学位的63.7％。而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过小，仅占硕士学位的10％。2009年，我国首次下达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名，并逐渐推出一系列教育体系、评价体系的改革，目的在于优化研究生的整体教育结构。
我国现有报纸近2000种，广播电台近1000家，电视台3000余家，期刊杂志近万种，形成了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三足鼎立的局面。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16.3％，远远超过2009年GDp8.7％的增长率。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超过3亿，手机用户6.6亿，手机上网用户超过1.176亿，网络和移动媒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平台。
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家大力振兴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我国传媒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亟需进行知识更新、观念更新、能力提升，掌握多媒体融合的传播技术。树立社会责任感，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的能力，目前学术型硕士的培养不能满足传媒发展的实际需求，设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大量适应产业升级环境的新型内容生产和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中国传媒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需要，也是振兴文化产业的需要。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以实务为导向的学科，随着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与变迁，对新闻传播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诉求。当今的传媒行业需要能够把握市场动态、聚合社会资源、驾驭资本运营的高端人才，需要文化事业广阔、深诸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精锐人才，需要精通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学术型硕士在学术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学术型硕士是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涵养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主要从事学术研究、高等教育等学术性工作。
而专业型硕士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专业硕士将更加适应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的需要，为传媒教育培养真正具有强实践能力的人才。专业硕士是应用型人才，他们夯实专业、注重运用、善于交流，将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和职业性紧密结合，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在学科知识维度上，专业硕士熟知新闻传播专业核心知识，如新闻采写、广告策划、广电编导、资本运营等；能力结构维度上，专业硕士能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将文化理论、市场经济的知识应用到创意和策划中，将语言文学知识应用到新闻编辑和校稿中，将计算机网络知识应用到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等；在工作经验维度上，专业硕士能更好的在工作中培养、积累和丰富自己的工作技巧和能力。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8
[关键词]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G219.27[文献标识码]a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是我国新闻传播的一个特色，蒙古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新发展，增强了蒙古族人民的归属感，得到了社会认同，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上生活过的系列民族中的幸运儿，这一民族避免了其他民族迁移或者灭亡的结局，从十二三世纪至今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得到了长期的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蒙古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新闻传播就是一个显著的表现。从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起步早、发展时期较长。我们知道，中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蒙古族的新闻事业有着长期的积累，开始可以追溯到1905年《婴报》的创建，这一份报刊为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为标志，蒙古文化的发展有了政治体制上的保障，虽然改革开放前的长期政治运动使得内蒙古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减弱，原来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积累也被破坏，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到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内蒙古地区的高校开始设置新闻传播专业，几十年内这些高校培养了大量从事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进入21世纪，蒙古族文化新闻传播事业在先进技术的快速应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进入到内蒙古地区，促使蒙古文化新闻得到空前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新闻事业单位数量的增多。以前，内蒙古地区的新闻事业单位仅存在于像呼和浩特等较大型的城市中，进入现代以后，不仅较大城市的新闻事业单位的数量增多，而且较小城市甚至一些小县城也出现了不少的新闻媒体单位。其次从事蒙古文化传播事业的人数增加。一方面，要归功于内蒙古高校对新闻传播事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内蒙古地区近年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国家对内蒙古地区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大力扶持，这一切使得全国各地新闻传播的人才进入内蒙古地区服务于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事业。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产生的效果
第一，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加速了蒙古文化的发展。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化内容，还需要有先进的传播方式。从内蒙古地区的地理环境来看，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呈现地域分割且各自封闭的现状，其文化传播中口口相传的方式要多于文字传播的方式。我们知道，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因此蒙古族文化文字传播方式的缺乏制约了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蒙古文化新闻传播是对蒙古文化缺乏文字传播的一种补充，加强了不同地域蒙古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强化了蒙古文化的凝聚力。第二，我们还应该看到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对蒙古教育事业的推动。新闻传播对文化传播中文字使用的增加刺激了蒙古族人民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使得内蒙古地区的教育普及率得到了提高。这一影响是对蒙古族文化基础的夯实，也完善了蒙古族文化的系统性与全面性。第三，蒙古文化新闻传播营造了内蒙古地区的新闻文化氛围。我们知道，新闻文化既是一个地区整体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新闻文化发展的根基。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对蒙古族人民来说是一种熟悉的了解新闻文化的方式，长期的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使得蒙古族人民得到了充分的熏陶，使得他们对新闻文化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第四，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丰富了我国新闻传播的种类。一个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兴盛也体现在其种类的多少上。中华民族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新闻传播也不应该局限于几种单调的形式。对于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来说，新闻传播研究种类的增多也可以探究新闻传播发展的有利因素。第五，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也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强边疆地区的稳定。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北方的边境问题始终是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不少王朝因为边境问题导致国家衰落。蒙古文化新闻的传播加强了相对不发达的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的交流，使蒙古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社会主义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顺利传播也与蒙古文化新闻传播有极大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今我国的主流文化，各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保证国家稳定的重要措施。社会主义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单单依靠政府机关和学校是远远不够的，新闻传播则使社会主义文化辐射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蒙古新闻文化传播引起的效果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这取决于新形式的文化发展方式给蒙古文化注入了大量的活力。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社会认同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社会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蒙古族人民对这一文化传播方式的认同。我们知道，文化能否具有包容性是一种文化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当新闻传播这一属于当代新型文化传播方式融入蒙古文化以后，蒙古族人民在看到其产生的巨大效果后，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接受。这一成功的接受是蒙古文化原有的包容性的体现。二是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与其说是蒙古文化的创新形式，不如说这是原有蒙古文化和新型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结合。我们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成功结合时，会发现这与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在内蒙古地区的长期发展有关，得益于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对蒙古族人民进行的长期的新闻文化熏陶。也就是说，文化的成功融合、人们对新型文化传播方式的认可需要一定的基础，我们应该明白这种认可要有一定时期的努力才能实现。三是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社会认可表现在新闻传播工作者对其的充分肯定。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使我国新闻传播种类增多，也使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在内蒙古地区成功实现。在各类竞争压力极大的今天，大量的新闻传播从业者看到了新的天地，发现了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的空间。四是新闻传播工作者事业成就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蒙古文化传播事业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种类，是近代无数新闻传播从业者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这一伟大的成果，新闻传播工作者感到无比的自豪。对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人员而言，他们看到了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与成果，他们认为对这种新闻传播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五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成功传播中，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蒙古文化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蒙古文化新闻传播给予了大力支持，以保证其发展的长效性。
结语
蒙古文化新闻传播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时期长，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变了蒙古文化传统的传播方式，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教育发展。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也丰富了我国新闻文化传播的种类，维护了民族团结，加快了社会主义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蒙古文化新闻传播产生的巨大效果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可，蒙古族人民对这一文化传播方式为蒙古文化发展带来的便利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新闻传播种类的增加、新闻媒体业务的拓展，也给新闻传播从业者提供了广阔的才能发挥空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其内在的研究价值，党和政府对其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陶格图.内蒙古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现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07）.
[2]王征国.论文化传播的三维方式[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9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特点
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孕育了具有英国鲜明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虽然国情，体制不同，但了解、学习和研究英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机制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着可借鉴之处。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层面，认为英国传播学教育在强调实践性、丰富教学手段，注重评估及反馈、强调复合性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print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Communications,mediaand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mediaand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新闻传播学认知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