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1
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在西方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一般是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所以更易追溯其语义理据和逻辑理据。而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也十分丰富，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下面我们就中西文化中颜色的不同象征意义进行具体描述：
1．红色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如把促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形容繁华；它也象征顺利、成功，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它象征着残暴、流血，如redrevenge血腥复仇,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如aredrevolution赤色革命，它还象征着放荡、，如aredlightdistrict花街柳巷（红灯区）。
2．白色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与红色相反，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在中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所以白色象征死亡、凶兆。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办“白事”，要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它也象征失败、愚蠢、无利可得，如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总是打着“白旗”表示投降，称智力低下的人为“”，它还象征奸邪、阴险，如“唱白脸”、“白脸”奸雄。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象征着纯真无邪，如（1）awhitesoul纯洁的心灵，（2）whitewedding新娘穿白礼服的婚礼；它又象征正直、诚实，如（1）awhitespirit正直的精神，（2）white中国整理hand廉洁、诚实。
3.黑色
古代黑色为天玄，原来在中国文化里只有沉重的神秘之感，是一种庄重而严肃的色调，它的象征意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它象征严肃、正义，如民间传说中的“黑脸”包公，传统京剧中的张飞、李逵等人的黑色脸谱；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觉。它象征邪恶、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黑手”，称杀人劫货、干不法勾当的客店叫做“黑店”等。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它象征死亡、凶兆、灾难，如（1）Blackmass安灵弥撒，（2）ablackletterday凶日；它象征邪恶、犯罪，如（1）Blackman邪恶的恶魔，（2）blackguard恶棍、流氓；它也象征耻辱、不光彩，如（1）blacksheep败家子，（2）ablackeye丢脸、坏名声。
4.其他颜色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红色的一种发展变异，如旧时人们把宜于办大事的日子称为“黄道吉日”，但是它更代表权势、威严，象征中央政权、所以黄色便为历代封建帝王所专有，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黄色”的，如“黄袍”是天子的“龙袍”，“黄钺”是天子的仪仗，“黄榜”是天子的诏书，至于现在流行的与“性”有关的“黄色”观念，有一种说法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现象。据说美国纽约的《世界报》用黄色油墨印刷低级趣味的漫画以争取销路，人们便称这一类不健康的刊物为“黄色刊物”，所以黄色带有不好的象征意义，表示低级趣味的报刊、毫无文学价值的书籍。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现代足球文化；应对方式；基本特征；中国；日本；韩国
西方足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方式，通过商贸往来，传教士的宗教传播，以及战争扩张等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现代足球史就是西方足球文化的冲突与扩散史，在西方足球文化的冲击下，各区域和各民族的足球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效果。
中日韩三国在漫长的文化交流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认同，具有文化资源与文化传统的同源性。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经过“鸦片战争”“黑船事件”和“江华岛事件”被迫“开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足球文化也在各国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效果，这对以后的足球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现代足球传入及传播初期的历史背景
1.1现代足球传人中国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鸦片战争后的战败缔约，使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中断，战后的中国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前古代足球“蹴鞠”出现在中国，并广泛流传于日本和朝鲜等邻国。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文化涌入了中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在互动中发生了猛烈的撞击，西方体育竞技运动最终以它不可替代的气势在中国登陆，现代足球运动也随之传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占领香港，足球运动随之带入中国。19世纪60年代前后，香港的英国人足球活动日趋活跃，引起部分中国人的兴趣。到了19世纪80年代前后，香港的两所官立小w“育才小学”和“王东宁小学”，毗邻英国人的足球场，孩子们经常看到英国人在球场踢球，也开始仿照英国人踢法踢起足球来了。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现代足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大学、北京协和书院、汇文书院、广州格致公学和南武公学等一些教会学校开展起来，随后武昌、天津、南京、青岛、厦门及杭州等一些沿海城市的教会学校开展了足球活动。
1908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足球组织“南华足球会”成立，它对现代足球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后，在上海成立了“乐华足球会”和“东华足球会”，此时各大城市中的校际比赛频繁，并举行了上海与香港等埠际之间的足球比赛。
1910年旧中国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足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13-1923年，旧中国足球队先后参加了6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获得5次冠军。1923年7月，南华足球队出访澳大利亚获得8胜7平9负的战绩，亚洲球王李惠堂的精湛球技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中国足球协会”成立。
1.2现代足球传入日本
在日本近代史中，“黑船事件”是日本打开国门，促使明治维新变法，接受西方文化的起始点。“黑船事件”是19世纪中期，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事件。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培里将军第一次造访。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日本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日本称这次事件为“黑船事件”。
日本国门被撞开，整个日本列岛面临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危急时刻和内外交困之下，日本实行了维新变法，建立了明治政权。在“求知于世界”“文明开化”等口号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吸取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和魂洋才”“文化转型”中快速实现了体育的“脱亚入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873年现代足球通过英国海军带入日本，而且1874年一名叫约翰斯的英国教师首次向古岳良学校的学生传授了足球基本知识。1912年日本足球协会成立，同年日本国家足球队首次出访外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1917年日本承办了第三届东京远东运动会足球赛。
1.3现代足球传入韩国
日本侵占朝鲜时期朝鲜半岛统称为“朝鲜”。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饱受日本的欺凌。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被解放。
“江华岛事件”是1875年8月21日，日本军舰在朝鲜的江华岛海域测量海口为由侵入朝鲜领海。朝鲜炮台开炮示警，日本军舰便攻毁炮台，日军登陆，屠杀朝鲜军民。1876年2月2日，在日本的胁迫下朝鲜缔结了《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江华条约”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促使朝鲜开始走向殖民地的道路。
朝鲜“开港”后，1882年一艘来自于英国的军舰停靠在仁川港，足球通过英国海员带入朝鲜。到了1904年，当时的国立外国语大学将足球作为正式的体育项目，这标志着朝鲜正式开始开展足球运动的普及工作。1906年，在首尔的三善坪，大韩体育俱乐部与黄城基督青年会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现代足球比赛规则进行的比赛。而真正使朝鲜普通百姓对足球感兴趣的是从1929年开始的京城（首尔）对平壤的“京平对抗赛”。1933年朝鲜足球协会成立，南北分裂后1948年韩国更名为韩国足球协会，并加入国际足联，同年韩国足球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便打进了伦敦奥运会。
1.4现代足球传人及传播初期各国国内状况的比较分析
从中日韩三国在现代足球文化传入及传播初期国内状况的比较分析来看，具有共同点和不同点（见表1）。其主要共同点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武力的威逼下国门被迫打开，本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二，现代足球传人的途径基本相同。第三，现代足球文化的传播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同点有以下两点：第一，足球传人的年代不同。从各国的传入年代来看，中国最早，其次为日本，韩国最晚。第二，足球协会的成立时间不同。足球协会的成立意味着足球文化有组织地普及和传播，从各国成立足球协会的年代来看，日本最早，其次为韩国，中国最晚。
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足球传入最早，在传播初期曾称霸东亚足坛。但是长期的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家受创严重，重建过程缓慢，导致足协成立最晚，使足球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滞后于韩国和日本。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内耗严重，加上战后日本体育的主要目标定在奥运会（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足协虽然成立较早，但其作用和效果不大。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问成立了足球协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足球文化的传播带有一定的反日色彩传播下去。后来，虽然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朝鲜战争），但恢复较快，崛起迅速，战后的第二年（1954年）参加了瑞士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杯赛。
2.中日韩三国接受现代足球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2.1中国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处于东亚“中心文明”地位，四周的藩属国家一直是吸收中国的文化，这使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天朝上国”“富有四海”“唯我独尊”的意识，将中华文明视为正统和天道，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视为四方蛮夷，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往，不愿去解读并学习他人的长处，甚至不愿意睁眼看世界，形成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认识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选择了“中内西外”“中体西用’’的文化接受模式。曾玉华等认为：“这种文化接受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强调了发展的民族性，弱化了时代性。其二：在文化抵抗和批判中接受。”由于中国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这种特征，其吸收过程较为消极、被动，而且未能从深层的意义上吸收西方体育文化。正如王平指出：“我们向西方竞技文化学习过程由末反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有形向无形，由物及人的逐渐深入过程。但这种深入又不是一次完成的，浅层变化的显著性和深层变化的艰难性，使我们经常重新返回到表层而追求较易到手的东西，但没有深层动力的外部变化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极易变形变质。”
从文化传播的“扩散一碰撞一融合”的三阶段来看，足球文化在中国传播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至今仍然处于“碰撞阶段”。所以，尽管中国在汉代就已有古代足球（蹴鞠），却没能使现代中国足球在冲击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征程中有质的飞跃。2016年3月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96位。
2.2日本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其特殊的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日本人强烈的原始好奇禀性。日本文明的特殊发展，养成了日本民族师法他族的认识传统，铸就了其主动摄取外来文化的性格，使“日本容易醉心于成为外国文化的模仿者”。事实上，日本较早地接触了西洋学。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有了约百年的荷兰学研究，而且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体育的发展已经显现出文化的转型，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进步的同时加以学习，基于这些业已形成的对西方的认知，主动向西方学习并实现“脱亚入欧”。
日本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主动接触并无抵抗地全方位吸收。在与西方的交流时，日本更注意对西方体育的体制和价值观等深层面的考证。正如日本学者指出：“船炮之制造，武技之操练，仅为武备之外形，若不探究其精神原理，则外形无一益处。”正是这种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以后的日本足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日本重视奥运会，并不十分重视足球运动，在亚洲足坛还默默无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开始认识到足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亚于奥运会，便开始重视国内足球运动的发展，经过4年对西方足球先进国家全方位的考察，了解和认识了现代足球文化的深层意义，并在国内进行改革，提出并推行“三位一体+普及”和“百年足球构思”，2005年提出“日本足球宣言”，分别设定了2015年和2050年的目标。通过这种有效措施，使日本足球得到迅速发展，多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韩日世界杯闯进16强，2010年亚运会和2011年亚洲杯赛获得冠军，2016年3月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56位。
2.3韩国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朝鲜的“开港”比其近邻的中国和日本晚了近20年。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黑船事件”，使得朝鲜对外来势力高度警觉，在文化政策上更趋保守，“开港”后接受西方文化的方式类似于中国，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东道西器”的接受模式。1910年朝鲜沦为殖民地后，长期受到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为了实现“皇民化”，殖民统治者实施了严苛的文化同化政策，实现教育的亲日化，统治者将日本化了的西方体育文化输入朝鲜。
1919年爆发了反日斗争“三一独立运动”，不少爱国志士通过不同的形式暗地里进行抵抗运动。例如：利用足球运动特点，组织足球运动会，集结大众进行反日宣传，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足球活动，达到强体与培养意志的目的。据有关资料表明，这种反日活动模式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期，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和龙井等地再现。足球文化在韩国以抗击殖民统治的特殊形式被接受和利用，并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格特征的社会文化现象，足球文化在韩国呈现出的这种适应性反应，对以后的韩国足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韩国60年代开始的经济赶超发展时期，足球文化已深入韩国社会，特别是1983年推出职业足球以来，曾以独特的韩国风格称霸亚洲足坛，多次入围世界杯和奥运会决赛圈，2002年韩日世界杯获得第4名，创造了亚洲在世界杯参赛史上的最好成绩，2016年3月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57位。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辽西沿海地区；大雾形成规律；气候特征；环流形势
中图分类号p4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3）17-123-03
海雾是一种发生在近地层空气中稳定的中尺度天气现象。海雾出现时，垂直和水平能见度极低，海雾登陆时，能够深入内陆几十km、甚至几百km远。大雾是渤海西北部和沿岸地区的危险性天气之一，尤其是秋冬季大雾发生频繁，严重影响海上的航运安全以及沿岸的陆路和空中交通安全[1-2]。
黄渤海大雾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王彬华[3]研究表明，黄海是中国近岸几个海域中海雾发生频率最高的海区。许多研究[4-8]分别对黄海、大连及其近海海雾的气候特征进行研究分析，探讨了海雾生成、维持和消散的大气环流和水文要素特征，为当地大雾的预报预警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随着沿海各机场飞行训练任务不断增加，因海雾而造成正常飞行训练计划被打乱、训练被迫中止以及各等级训练事故的次数都不断增多。因此，研究辽西地区附近海域海雾的生成规律和形成条件，对于提高预报准确率和保障飞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大雾的年月日变化特征、环流特征、大气低层风场的属性等方面入手，对大雾的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为飞行保障天气预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1沿海大雾与海雾关系
辽西地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我国沿海最北端，虽四季分明，但又冬季寒冷，西部有松岭山脉，东部又紧挨渤海，受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共同影响，因此就形成了具有辽西特点的地方性气候特征。但由于西北部干燥少雨，基本没有平流雾形成，同时本地区由辐射雾形成的大雾又极少，因此本地区的大雾与海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成的天气形势和成因上又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则将辽西沿海大雾与海雾统一起来。
2资料来源和雾日定义
所用资料取自1998-2007年北半球地面和高空常规气象观测资料，1998-2007年锦州机场气象台、葫芦岛机场气象台、兴城机场气象台、绥中机场气象台地面常规观测资料，以及日本传真图、欧洲中心数值预报的格点数值预报产品等数值预报产品资料。
当锦州、葫芦岛、兴城、绥中任意一站点观测到大雾时，即定义该日为一个大雾雾日。
3大雾的基本特征
3.1年季分布特征1998-2007年10a间辽西地区沿海出现大雾日数为317d，平均每年为31.7d。从统计的雾日资料可以看出：2001年、2006年为多雾年，2003年、2005年为少雾年，其中2006年雾日最多为44d（图1）。
3.2月变化特征从雾的逐月分布（见图2）分析来看，出现大雾的天数由多至少依次为7月、12月、11月、10月、8月、1月、2月、4月、6月、3月、5月、9月，并主要集中在7月、10月、11月、12月。各月的平均次数都大于1.5次，而1998年7月份出现次数最多达9次，为近10a来最多的月份。
3.3日变化特征海雾的日变化受当地的海陆分布和局地环流影响很大，有越靠近海岸处越明显的现象。从黄海、东海、南海地区的资料都可看出，在近海深处的海雾日变化不明显，而近海沿岸地区的海雾有比较明显的日变化。
从雾日的起始、消散时间分布特征分析，春夏季的大雾一般出现在凌晨到上午9∶00以前，且持续时间较短，9∶00之后由于气温升高较快，能见度逐渐转好。但秋冬季的雾，一般入夜后出现的次数较多，消散时间也较晚，并且经常出现连续性的大雾天气。如2001年11月18～23日出现了连续6d大雾天气，1～2d的连续性大雾基本每年都会出现，其中2007年分别在2月、3月、10月和12月4个月中都出现了连续3d的大雾。
3.4大雾与风向、风速的关系统计大雾生成前1d12∶00～18∶00的平均风向、风速，得出大雾生成的最多风向为偏南风，主要是120°～200°之间的风。而300°～70°之间基本无大雾生成。从风速的分布来看，大雾主要出现在2～7m/s内，8～10m/s大雾出现较少，而风速在10m/s以上的大风则基本无大雾出现。
3.5大雾形成的环流形势影响辽西地区的雾主要可分为平流雾、辐射雾，另外还有蒸发雾。而70%以上大雾是以增平流雾为主，其次是平流辐射雾，这是在我国沿海常出现的雾，而且持续时间长、能见度极差。大雾形成前，在850hpa及其下层都有暖湿平流存在，我们以地面天气流场为主，中低层环流为辅，大致可将这几种雾生成时的形势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气旋和低槽东部：如图3，低压东移到辽西地区西北部附近，形成东北气旋，但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或台风等大系统的影响，低压移动减速，并趋于静止，风场上表现为以偏南风为主，并有强劲的暖湿气流形成。当气旋持续较长时间时，2d以后能见度迅速转差，第三天开始，辽西以南部分地区将有大雾形成，并快速影响北部地区。
（2）西太平洋高压东部（鞍型场、倒槽型）：如图4，辽西地区以东太平洋上有一较深厚的高压存在，西部虽也有一高压系统存在，但这个高压主体较弱，或高压中心位置偏西或西南，在移向上经河套地区后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移动，此时本地区将长时间受西太平洋高压后部、倒槽前部暖湿气流影响。
（3）入海变性高压后部（弱气压场、均压场内部）：如图5，当系统较弱时，在移过本地区以后，在辽西地区西部海上常生成一个小的弱高压系统，而本地区将一直处于均压场内部，或者辽西地区西部为一个极弱高压或低压系统。此时这些周围系统基本对本地区将不产生影响，辽西地区将会受地型槽影响，底层吹起偏南风，随着辐射雾的生成与增厚，后期只要有合适的流场，将会生成长时间影响辽西地区的平流辐射雾。虽然总结得出了辽西沿海地区大雾天气出现的3种天气类型，但是由于资料和能力水平所限，具体到每种形势所对应的要素和物理量场关系等情况，本文没有进行总结分析，有待于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4结论
（1）辽西沿海地区大雾有明显的月变化。在夏季7月份大雾日最多，其次就是秋、冬交替的季节（10月、11月、12月）。
（2）辽西沿海大雾的日变化也很有特点，基本日变化与其它沿海地区很相似，但出现连续性大雾的次数较多。
（3）辽西沿海大雾生成的环流形势主要为地面形势有气旋和低槽东部型、西太平洋高压东部（鞍型场、倒槽型）型和入海变性高压后部（弱气压场、均压场内部）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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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4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先锋戏剧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这使中国的先锋戏剧常被误读为西方戏剧的照搬。但实际上中国的先锋戏剧是有独立品格和特征的。中国化的先锋戏剧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演出地以中国为主战场；第二，演员主体是中国人；第三，戏剧本身具有中国风，即具有本土化特征。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戏剧有着特定的背景。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引入，使人们迅速打开视野，对照中国的现实加以引用、吸收与发挥，这一事实本身便带有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
一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先锋派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结，又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文化范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被译介的。二者并没有被做出过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是采取一种几乎同时接受的方式进行的。从这一点上看，先锋派等同于现代派，而现代派当中又包含着后现代的元素。它们在中国缺乏强烈感和时间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它们是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先锋”被笼统接受、摹仿和学习的。
回观20世纪，反理性原则一直贯穿其中。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派、荒诞派都透露出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对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进行全面反叛首先是对常规的舞台表现手段的反叛，其次是对近乎平面化的表现内容的反叛。在戏剧领域．斯坦尼斯拉夫演剧体系、安德烈·安图昂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对“第四堵墙”所强调的生活本真状态与细节真实的强调均遭到质疑进而被不断反叛。戏剧的表现视角从关注生活的浅层真实走向生活的主体——人所具有的内心的本真状态关注内心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是从宏观的社会关注向微观的自我关注转型过程。如果说此前的戏剧是以社会问题为核心，以人为串连基点的话，那么此时的戏剧在社会巨大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转向了以人本身存在为核心，以人性的可能存在为基点。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内心的巨大震荡．为各种先锋戏剧形式得以产生并且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
可以说西方“先锋”意识的产生是其内部自发进行的，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是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是自己对自己反省和批判的产物。而中国的“先锋”意识多是从对外部社会的怀疑开始的，是外部的变革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这种社会外力的作用下，急功近利地借用西方的一种现代意识并且采用其相对应的概念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其是否完全适用中国的现状并没有做出清晰积极的思考。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先锋和现代主义观念来自于外部．而不是自发的内在的衍生物．它是对西方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种加工改造甚至是变形。中西方的先锋派的起源于此相当不同。西方的艺术多源于对自己的否定，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比如象征主义戏剧对自然主义戏剧的否定，它们是植根于自己的母体进而对其步步否定慢慢建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先锋派艺术开始多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从西方选择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奇的混合物。它们既有着中国气质。又有西方“异质”。
历史时间的错位、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个人、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心理的差异．使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的接受带有强烈的自我文化记忆。新时期以来，主体意识的薄弱和生命感性意识的缺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贪婪得注视着西方的精神成果。进而希望借此对中国民众进行一种精神的启蒙。如果说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的话，那么这些流派和主义在中国却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展开的，他们在中国呈现一种平面化、杂乱化以及拼贴化。他们缺乏一种时间性．可以说是在一种取消时间语境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特色。
[1]
二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永远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这其中夹杂着诸多的误解和误读。误解和误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化这一视点，即我们对西方各种思潮的关注其实是以我们本国的发展以及变化为基点的，其根基在于中国。因为我们所以引用借鉴。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先锋戏剧的主体并不是对西方先锋戏剧原本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准确的折射出新时期以来中国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现实矛盾、思想困惑和人性变化的中国戏剧。它通过借用西方先锋戏剧的种种形式来展现具体的中国化的内容，直指中国情境下人的心灵和灵魂，其带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特征是一种思想内容上的中国化现实化。另外，对于戏剧本身来说。它还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戏剧元素。所以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中国的先锋戏剧都因具有自己的特色而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世界各种先锋的产生及发展来看，其先锋性都深深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中，对的固有规律和稳定状态进行反叛、消解，从而寻求艺术发展的新路径。而不同国家先锋艺术发展的相似和相通之处，也在于它们的精神诉求的相似性，也即是在对现代性追求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先锋艺术在深层上，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特征在不断区域化进而全球化的开放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影响．同时被一种文化本质追求的精神相似性所掩盖。先锋艺术并非凭空产生，不同国家的先锋艺术相互影响进而发展，都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先锋艺术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意志，但是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基础和反叛的目标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本土化的基础，先锋艺术本身就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各种不同的先锋艺术之间跨国性的影响也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寻求的。一种先锋艺术影响并促成另外一种先锋艺术．无论是本国内的，还是国家之间的，从本质上说，都潜藏着巨大的本土化背景。
具体来说，在思想内容上，中国的先锋戏剧所做出的思考永远走在中国的时展的前列。它是一种前卫思考的具象化表现。这种前卫性思考带有强烈的文化对抗性特征，而对抗的本质在于对民众思想上的启发和思路上的开拓，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诉求。萨特的存在主义所主张的生命存在和个体意识、叔本华的悲剧意识和非理性、尼采对上帝的否定和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弗洛伊德的分析和人的潜意识探究等等这些对中国人起到了巨大启发作用，但这种启发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其带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中国化特征的体现主要是在一种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上。这一点中西方永远存在一种可比性，而不是一种完全的照抄。因为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制度．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存在一种意义上的完全吻合。在“文革”之后，中国人开始思考人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思考的原因源于“文革”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屠戮，人在一种外在强力的直接作用下丢失了自我，完全附属于国家的政治话语，忽略了自我的个性要求，摒弃了个人化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集体共同意识追求的特征。人的内心的丰富性遭到了强烈的抑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道和人性被引起强烈关注。
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了《关于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场报告使人道主义得以关注。周扬在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中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Ⅱ可以说是人们对“文革”的巨大反思成就了人们对人道主义的关注。虽然对于中西方的先锋派来说，对人性的关注即对人的“灵”的关注是一个共同的话题。但中西方对此关注的巨大的历史背景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如果说西方更多的是在“异化”领域对人性的关注．进而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则是非常直接得由“文革”这样一场政治运动所引发的。这里实际上掩藏着中西方“异化”具体内容的重大不同。西方的“异化”更多的是源于大机器生产和高度发达的物质化文明。这些导致了人类精神的空虚、人与人之间冷漠麻木难以沟通，人被自己所制造的“物”所挤压、控制、吞噬从而丧失人性丢失自我。而中国的“异化”更多的源于中国的某些陈旧观念和传统文化造就的人格模式以及政治强权对人性所造成的扭曲。另外新时期以后。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都转到正轨上，人们在建立一种类似西方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对这一物质文明所造成的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还缺少非常真切的体验．而只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偶尔对“物”对人的“异化”产生体验和感悟，而无法形成一种牵涉全社会的深刻的共识和理性的全面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先锋戏剧中，中国的先锋戏剧有异化主题。但是其异化主题不可能像西方的先锋戏剧一样大量涌现，它更多的关注的是在“文革”之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人性的尊重．即对人的正常欲望、渴求、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正视和肯定，人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探讨以及人在和欲望间穿梭时的自省。
[2]
西方的先锋戏剧更多的呈现出非理性化的倾向．它在一种审丑的追求中显示出其独到的价值和意义。非理性的本质是对人的直觉、情绪、潜意识等精神状态的关注。它主要呈现的是人的活动。而这种心理活动无法逃脱无序混乱的命运。这些是西方先锋戏剧关注的中心。由此西方的先锋戏剧出现了无中心事件、无矛盾冲突甚至没有结局的状态，幻象大量进入戏剧当中，戏剧结构也随着呈现非理性的状态，人物形象呈现抽象化和符号化特征，无任何个性可言。中国的先锋戏剧受西方先锋戏剧的影响，虽然也呈现一些非理性的特征，诸如台词的凌乱、任意的结构、荒诞的情节。但在这些非理性的背后却闪现着一种理性的光芒。它不是要着力表现人的心理．不是要通过展现人的心理真正引发人对潜意识的关注。而是为了凸现现存的物质与精神的冲突，艺术追求与商业利益的冲突，金钱与的冲突，良知与物欲的冲突。在中国的先锋戏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情节上的内在．基本的脉络可以清晰判定，同时我们在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事件的线索。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多的中国先锋戏剧没有走入完全的抽象化符号化的道路，在探讨人性以及人在现实生存的两难的过程中。凸现人生存的权利以及人本真的状态．这种权利和状态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当中的，而绝非仅仅以人的心理变化为依据．也因此在中国的先锋戏剧中人物还有着个性化的特征。而绝非像西方先锋戏剧一样，人物完全淹没在一类人当中，失去自我的特征。
中国的先锋戏剧多具有喜剧性或正剧性的特征。也就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在凸现启蒙性的过程中。还兼顾了戏剧所应有的娱乐性功能。喜剧性元素充斥在中国的许多先锋戏剧当中。这在2o世纪8o年代的高行健、90年代的盂京辉那里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另外在中国的先锋戏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游戏化的特征，正如王贵所说：“戏剧的本质就是游戏．只不过成人的游戏稍有些不同于儿童的游戏罢了……我坚持戏要好玩些。”对于西方的先锋戏剧来说，悲剧色彩充斥其中，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人的被“异化”的恐惧，人被放置于一种无法逃脱的悲剧色彩当中，散发着浓浓的悲伤情绪。而对于中国的先锋戏剧来说，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影响渐渐得以平息，人们跟随国家建设的步伐纷纷走人为个人正常需求不断奋斗的道路上，人生的荒诞感只是一种偶尔的体悟．而无法成为主流。所以在对诸如“死亡”等主题的呈现过程中充满着幽默感，在对人的生存本身思索的过程中，多以游戏化的方式表达。让人们在轻松的过程中做出积极的思索，而不是让人置身于完全的绝望过程中无法自拔。
在中西方先锋戏剧之间。西方先锋戏剧建立的根基是一种人存在的绝望，它有着深厚的基础，诸如叔本华认为人的意志就是盲目的欲望和永远无法平息的冲动，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欲望的永远无法满足。这也就注定了人的～生将充斥寂寞、孤独和痛苦。再比如海德格尔对人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揭示．告知人无法避免得走向沉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遭到异化。可以说“危机意识和悲观主义．构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先锋艺术的又一重大主题。”但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来说，悲观绝望情绪只是一条微小的支流。而主流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是一种怀有巨大热情的对未来的憧憬。每个人都在一种不断寻找式的思维方式中奋力前行，每个人都渴望更高的精神支点．并且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真理。人们力图摆脱的是一种世俗性的缠绕，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神圣意味的情怀。这二者巨大的差距使中国的先锋戏剧无法像西方先锋戏剧一样以悲剧性的完整呈现为主体风格，而只能是穿插在戏剧当中引发人们思考的元素之一种。
三
我们强调中国的先锋戏剧，其重点在于中国化，而中国化的着力表现点在于先锋戏剧中的中国元素。这也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存在的重要理由，即其本土化特征。本土化是一种主体有别于异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首先植根于之中，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人中国的大门。在戏剧领域，梅耶荷德、布莱希特、贝克特、尤奈斯库、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布鲁克、谢克纳等一大批戏剧创作者和理论家的著作得以在中国，一时成为热点。在翻阅这些大师的著作过程中，梅耶荷德和布莱希特等人受到了亲睐，因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等人都从中国的传统戏曲中吸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这一点使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戏剧元素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于是，出现了一种先锋戏剧创作向传统回归的现象。
1935年梅兰芳出访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此后，梅耶荷德写下了《论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一文，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可以说．梅兰芳对梅耶荷德的假定性理论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促进作用。梅耶荷德的假定性理论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了强有力的解构。这一点恰恰迎合了“文革”后先锋剧作家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否定的想法。布莱希特的重大价值在于他给予了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以巨大的启发，即从本的传统戏曲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1936年受梅兰芳的启发，布莱希特写成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后来又写成了《论中国人的传统戏剧》一文。可以说布莱希特演剧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典戏剧给了他很多的滋养。“布莱希特戏剧，包括他的演剧方法。是在继承德国及欧洲戏剧传统。并汲取东方古典戏剧尤其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滋养，贯通古今，融会西东，长期探索，艰苦实验而形成的。”
[3]
传统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他融多种元素于一炉，唱、念、做、打在其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一点深深启发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剧作家，他们纷纷在戏剧中加入了、、等多种艺术成分，同时对戏剧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综合，对各种视觉和听觉效果进行综合。先锋剧作家高行健提倡“完全的戏剧”，即在现代戏剧中充分调动唱、念、做、打等多种表现手段，“或讲究扮相，或讲究身段，或讲究嗓子，或讲究做功，能歌者歌，善舞者舞。”同西方荒诞派戏剧从传统和民间艺术。比如马戏、模仿笑剧、丑角表演等中汲取了各种方法具有相通的道理。传统戏剧中具有典型的假定性，无论是动作、语调还是舞台布景、音乐都是如此，这也深深吸引着中国的先锋剧作家。高行健在1983年《随笔》的第7期上发表《论假定性》一文，在他看来，现代戏剧在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时必须诉求于传统戏剧的假定性手段．在传统的假定性手段的基础上灵活变通，以此造成“表现的自由”、“舞台空间的无限”，从而打造“表演的自由王国”这种假定性同西方先锋戏剧所营造的假定性气氛不谋而合。
在具体的操作中．中西方的先锋戏剧都凸现了舞台的假定性，采用夸张、变形、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以外在的假定性存在为基础，意在追求一种内在意蕴的深刻性．同时在戏剧的时空关系上，纷纷采用传统戏曲的处理方式，采用一种符号化和抽象化的方式，使戏剧意义的展现更加集中。“戏剧舞台借助假定性的艺术革新，从根本上说是和传统戏曲的原则相一致的。”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传统戏曲表现方式，成为中国先锋剧作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手段。这似乎同戏剧本身的特质又不谋而合．“在日常生活里，‘假如’是一种虚构，在戏剧里，‘假如’是一种实验。在日常生活里，‘假如’是一种逃避．在戏剧里，‘假如’都是真理。”戏剧本身是假的．但是戏剧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对真理的接近。
中国先锋戏剧所采用的开放性舞台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深刻影响，而绝非是对国外先锋戏剧样式的照搬。“在传统的戏曲艺术种，演员通过亮相、提嗓子、身段和台步提起观众的注意力。在观众的注视中，直对观众抒发胸臆和情怀。有唱段和念白、独白和旁白。倘若是丑角，还能插科打诨。兴致所来，灵气顿起，还可以即席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活人与活人之间这种活生生的交流，艺术创作中没有比这更动人心弦的了。”在高行健看来，“现代戏剧艺术没有理由不重新拣回这些手段。”el4]可以说互动性的剧场追求得益于传统戏剧的启发，观众与演员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流．而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观看和演出。具体到细节．我们看到中国先锋戏剧中所采用的演员直接跳出角色面向观众讲话的方式来自于传统戏曲中丑角的启发。直接与观众交流．充分调动现场的气氛，拉动在场观众的积极性，利用一些有效的手段激发现场观众的感情，这些也来自传统戏剧的启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先锋戏剧采用这些方式的原因与西方先锋戏剧非常的不同，一种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加入。为了丰富先锋戏剧的元素：另一种是为了显示一种破坏力，在一种破坏力中引起思考。进而思索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外在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出现了某些巧合，但在实际内涵上却非常的不同。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高考地理试题区域地理复习
区域地理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许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案例都离不开区域地理的具体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它们的分布、特征、成因、变化等,都是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最好“注解”或“说明”。近年来高考试题有很多以区域地理内容为载体,考查学生的空间定位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等。如2009年全国高考文综卷Ⅰ第36题、卷Ⅱ第36题,广东单科高考第33题,北京文综高考卷第36题,安徽文综高考卷第33题等。这就提示我们:在复习备考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区域地理的掌握。区域地理的内容是复习地理知识的基础,许多图像判读技能的训练、基本概念的理解、地理要素间的联系、地理事物的分布、空间概念的建立、地理基本观点的树立等,都应在区域地理学习中完成。复习中应以高考考试大纲为依据,以高中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为指导,重视对知识的加工、整理、重组和联系,建立知识框架与体系,并巩固在图像或图表中。下面我谈谈在区域地理复习方面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一、突出区域定位,建立空间概念
高考地理试题一般多运用有注记的经纬网地图、局部政区图、含有特殊地理事物注记(如湖泊、河流等)的地图、地理图表、资料、文字说明等为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设问,提出选择和问答的相应要求。在解答试题中,区域定位往往是解开试题的第一道门槛,在此前提下再进一步考查学生对该区域重要原理和规律的理解程度及应用能力。为使学生越过这个门槛,在平时教学中教师要始终做到运用地图,“认识”区域。通过读、填、绘图训练,把地理知识落实在相应图形,努力做到“心中有地图”。训练中要注意区域定位训练。
1.经纬网定位。
经纬网是人们为了确定地理事物而创设的一个球面坐标体系,通过经纬网能十分准确地确定地理区域的位置,从而为正确解题打下扎实的基础。学生不可能把所有经纬度都记牢,因此掌握几条关键的经纬线和主要区域、国家的经纬度范围再由此推出大致的地理位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1)经线:根据东西半球的界线20°w、160°e就可确定是东半球(亚、非、欧、大洋洲)还是西半球(南、北美洲),除此以外,还需掌握其它几条较具代表性的经线,如0°经线、30°e、60°e、90°e、120°e、150°e、180°、150°w、120°w、90°w、60°w、30°w通过的地形区、国家(行政区)、河流、海洋、城市等地理事物。如30°e:穿过欧洲中部、非洲东部;主要的地理事物有摩尔曼斯克(东侧)、莫斯科(东侧)、东欧平原和波德平原交界处、黑海、小亚细亚半岛(西侧)、地中海、开罗、尼罗河、东非高原(西侧)、南非高原(东侧)等;主要的气候有苔原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
(2)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30°n、60°n、30°S纬线通过的地形区、国家(行政区)、河流、海洋、城市等地理事物。如赤道:穿过非洲中部、东南亚、南美洲北部;主要的地理事物有刚果盆地、东非高原、维多利亚湖、马来群岛、亚马逊平原;主要气候有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
(3)主要区域、国家的经纬度范围:如南亚大致在60°e―90°e附近、10°n―30°n附近,中亚大致在50°e―80°e附近、40°n―50°n附近,日本大致在130°e―145°e附近、30°n―45°n附近,等等。
(4)重要(特殊)地理事物的经纬度:如北京(40°n,116°e)、巴拿马运河(10°n,80°w)、非洲的控制性经纬线(20°e、0)、秦岭(32°n―34°n附近)。
2.轮廓定位。
包括海陆、行政区、地形区等形状特点来确定相应地理位置。不同地区的行政区域,海陆轮廓、地形单元的形状千差万别,各有特色,对各种类型的轮廓进行对比分析,找出重要轮廓的鲜明特点就能快速、有效地判定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轮廓定位既可以根据面状地理事物的轮廓形状特征,又可以根据线状地理事物的分布特征(如山脉、河流、交通线、行政区划界线、海岸线等分布状况)和点状地理事物的相关位置(如城市、矿产、山峰等)分析定位。根据轮廓形状判断区域时首先要识别各种行政轮廓,侧重识别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轮廓和世界主要国家轮廓,其次要识别海陆轮廓,主要指大洲、大洋的轮廓,对一些著名的湖泊(如五大湖、贝加尔湖、里海等)、海峡、河流、山脉等也要关注。
3.特征定位。
根据自然地理特征、人文地理特征、文字资料、图例、注记等进行区域定位。
二、理清复习思路,构建知识体系
区域地理复习有规律可循,即通常所说的“地理八股”。区域地理特征往往从自然地理特征到人文地理特征。其中自然地理特征主要包括位置、地形、气候、河湖、生物、资源等;人文地理特征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旅游业、交通、人口、城市等。在此基础上运用高中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相关知识进行整合、综合。掌握知识的层次、脉络及相互关系,绘出知识系统图或列出系统联系表,是复习的重要环节。如日本:
三、突出区域特征,类比区域差异
分析区域特征,比较区域差异是区域地理复习的重点,是解决区域问题的基础。区域地理涉及的内容繁杂,区域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复习时不要死记硬背。区域特征首先要抓住影响区域的主导因素,归纳出区域最具特色的特征。如干旱是我国西北地区最突出的区域特征,深居大陆内部是形成这一特征的主导因素;高寒的气候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特征,海拔高是形成这一特征的主导因素;欧洲西部地区,海洋性气候特征显著是本区最突出的区域特征,位于温带大陆西部是形成这一特征的主导因素;气候南北对称分布是非洲最突出的区域特征,赤道横贯大陆中部,气压带、风带在非洲大陆南北对称分布是形成这一特征的主导因素。其次要理清知识头绪,抓住知识联系,形成知识网络。抓住各地理要素之间联系,是地理学科学习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复习中要弄清每一个区域各种自然要素之间、自然要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制约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整个区域特征形成的前因后果,形成有利于记忆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网络。如青藏地区的知识网络:
又如复习西亚和北非,有两条主线:①纬度位置副热带高气压带、信风带气候特点(高温干旱)农业生产特点(畜牧业和灌溉农业);②自然资源(石油)石油生产石油运输线路。
一个具体地区形成了其区域特征,而不同的区域之间其特征存在着差异性或相似性。两个不同区域间其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一般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区域对比”是目前高考能力考查的一种重要模式。对比分析、抓区域差异还可以提高复习效率与效果,进一步巩固各区域的区域特征。区域比较的着眼点是区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气候、地形、水文、植被上,也表现在对资源开发、区域发展和人地关系的影响上。在复习时进行区域对比应注重以下方面。
1.轮廓相似区域的比较。如智利和越南,非洲和南美洲,巴西和印度,英吉利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2.地表形态相似区域的比较。如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南美洲地形和北美洲地形。
3.气候特征及自然带相似区域的比较。如欧洲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与北美洲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比较,中亚与撒哈拉沙漠气候的比较。
4.区域综合特征相似区域的比较。如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日本与英国的比较等。
5.相邻区域的比较。如日本与蒙古气候的比较。
6.特殊线路连接的两个区域的比较。如亚欧大陆桥东西桥头堡的比较。西气东输起点与终点的比较。
7.区域特征有明显差异的两个区域的比较。如我国南方与北方地区的比较,西欧与北非的比较等。
四、运用高中地理原理,整合高初中地理知识,提高地理综合分析能力
从近年的地理高考题可以看出,区域地理所占比重较大,但区域地理主要是作为命题背景和切入口,对于地理事实往往要求利用高中地理的原理加以解释和分析。因此在区域地理复习中首先要在具体的区域地图的基础上,逐步学会运用高中地理的地理原理探究地理过程、地理成因及地理规律。例如,用南亚季风的高中地理知识解释南亚西南季风进退对南亚农业的影响。因此,在复习东南亚地理位置时,一定要结合板块知识,巩固东南亚火山、地震、滑坡、海啸多发的原因。用风带、气压带的高中地理知识,解释地中海气候在欧洲南部分布广泛的原因等。其次要注重区域地理的地理事实与高中地理原理之间的有效结合,整合高初中地理知识,突出地理主干知识和主干思维方式,提高地理综合分析能力。如西北地区的整合。
1.区域定位。
由西北地区的经纬度位置(大部分在40°n以北和120°e以西),得出西北地区为我国内陆地区。
2.区域特征。
3.区域问题及其原因、危害分析。
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干旱”为主要特征,在“干旱”的环境下,加上人类的不合理活动,很容易出现的土地荒漠化问题,再从自然和人为方面分析荒漠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4.国土整治措施。
根据西北地区荒漠化产生的原因,以“人地协调”为核心,以“因地制宜”为原则等提出防治荒漠化的主要措施。
通过这一过程的学习,学生会对西北地区的区域位置、区域特征、区域问题等有全面认识,既能掌握西北地区相关的地理主干知识,又能培养和训练学习区域地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地理综合分析能力。
五、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区域发展
发现区域发展问题、提出区域发展对策是研究区域地理的目的,也是近年高考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复习中首先要重视区域问题,如南美洲热带雨林的破坏、中东的水资源问题、欧洲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北方草原区的草场退化沙化、黄土高原和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问题等。其次要注意引导学生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对区域发展作出合理评价,并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这是决定区域地理考题得分的关键。从近几年的高考情况看,尤其要重视中国区域地理的复习。在熟练掌握中国行政区划、人口、地形、气候、河流、铁路干线、自然资源等知识的基础上,要会分析典型地区如新疆、青藏、东北、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沿海四个工业基地、台湾等区域的区域发展问题及发展策略等。如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问题:
六、精选练习,加强解题训练
在区域地理复习过程中,要适当做些与内容相关的练习题。所选题目应该立意明确,考察目标清晰。试题的情境设置和设问角度巧妙、科学、合理、恰当。题目使用的材料、数据准确;题目涉及的地图、图表规范,注记清晰;题目的答案准确,表述规范。训练时要以近年典型的高考试题为样本,一要通过实战训练,巩固所学知识原理;二要深刻体会命题意图和正确的解题思路,及时对错误进行诊断和纠正;三要注重审题、信息获取及解读、正确使用地理术语规范答题等解题方法训练。
如(2007北京卷36题)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1)描述图示地区年降水量分布状况。
(2)说明图中河流特征及其原因。
(3)简述导致塔里木河流域荒漠化发展的人为原因。
(4)说明图中城市分布特点,概括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5)简述途经乌鲁木齐的铁路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解析:本题属于在既定区域微观图背景下的综合考查,区域识别的难度不大,较为关注区域特征的描述和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利用题目提供的地理要素进行设题,解读区域图中显性和隐性信息进行解题,成为高考36题的基本思路。在分析问题的思路上着力,在描述问题的质量上着眼,关注学习细节和思维品质。
第(1)问:受地形的影响形成山地降水,本题根据图中等值线规律及降水量图例的显示特征,容易对区域年降水量的分布特征进行整体描述(自天山山脉向南北两侧递减)。
第(2)问:说明河流特征和原因,考查学生对地理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确说明的对象是区域内的河流,很明显是内流区河流特征的描述,河流特征包括水系、水文特征。多内流河和时令河(河流类型描述),河流短小(长度属于水系特征),流量季节变化大(流量属于水文特征),有结冰期(水文特征)。然后对河流特征的成因进行逐一分析,形成一一对应,回归区域特征。
第(3)问:突出人类活动与环境不和谐的一面,荒漠化是西北地区主要生态问题,其成因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过樵、过垦、过牧,以及水资源利用不当,是荒漠化产生的人类原因。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中国西部；社会特征；举要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3-0003-03
李乾元将军认为：中国“西部是一个融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概念”［1］，概括地讲，在中国西部社会宏观性社会客体方面有以下四大特征。
1.高、大、才、宝的地理区位和禀赋资源特征
“高”是对西部地势的描述。我国西部的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世界的屋脊，因而构成了中国的地理高地、资源高地和战略高地。［2］“大”说的是我国西部国土面积在共和国版图上所占分量的巨大性。按照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确认的西部地区地理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广西共12个省（市）自治区。土地面积达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的71.4％［3］。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资源。所以这里所说的“才”，就是针对西部人才济济的状况而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西部不仅给中国贡献了数量不菲的两院院士，而且也为国家培育了大量的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西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构、西部社会治理的实践和西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是促成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持西部政治稳定的弥足珍贵的人力资源。“宝”说的是西部的物性资源禀赋的富集性。简单讲，除了广袤无垠的国土资源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以外，其他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全面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资源要素在西部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以新疆和青海、三地为例：新疆是三山夹两盆，“黑白”（“黑”指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白”指棉花等）两道出；青海和则是雪域拥“水塔”，莽原缠玉带（水资源富集）。
2.边、远、荒、穷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在西部历史上，由于缺少交通这个“现代工业的先驱”的先导要素的拉动效应，于是就形成了西部“山高皇帝远”的地理阻隔性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封闭性。同时，落后生产力要素在人为破坏面前的无能为力，还放大了西部天老地荒的人文景观，并且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建构的时候，西部人民不能把资源优势转变为商品优势和市场优势，“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又造成了西部社会财富的高度匮乏和人民生活的拮据困顿。
3.中、重、深、要的政治军事和国防战略性特征
如果说第二个特征是农耕文明维度和封闭文化视阈观照下的一个即将消逝的既然性特色的话，那么，中国西部之中、重、深、要的特征，则是从全球化维度和世界性眼光审视问题角度产生的一个极其鲜明的新特征。“中”是对西部经济社会“边缘性”特征的解构，中国西部恰恰是靠近世界中心即中亚地区的战略要地。尤其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已经把占领世界中心即中亚地区并进而削弱自己的“战略对手”（即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作为自己称霸世界的重要战略步骤。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政治安全重点已经悄然转到了西部。即由过去的“东急西缓”转变为“东急西重”。所以，西部已经由过去的边远之地一跃成为战略纵深之地和军事要冲之地。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我们前进的战略纵深的腹地而不是边疆。其实，有眼光的古代历史学家也一直把西部当成中国的军事要冲。《后汉书·傅燮传》曰：“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也”[4]。
4.西部社会蓄势雄起的时代性特征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讲：“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赐，中国西部各族人民在蓄养德性、整合资源和再谋发展中迎来了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西部人蓄势已久，又逢天时之机、地利之便和人和之缘，故平地崛起、健翮扶风的气势雄厉无前。西部属于后发区位，所以能在跨越式发展中实现“后来居上”的理想。这个“后”在这里既有时间在后之义，更有逻辑超越之义。逻辑超越的对象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美国后现代哲学大家格里芬说过，如果发展中国家知道了西方“先发型”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做的错事，那么，作为“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已经站在了后现代的门槛[5]。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西部人民知道了“先发型”的中国东部人民在发展自己的现代化事业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那么，中国西部人民在西部大开发之际，也就事实上站在了后现代化的门槛。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西部发展必然是对西部人民在历史上就业已存在的前现代田园牧歌的人文观念的某种对接。因而西部人民在“近悦远来”的善治氛围和“来兑”卦象日益彰显的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中就自然会体验到“诗意栖居”式幸福生活的美好。而这样的上位生活品质的获得，就是对“后来居上”的生动诠释。我们认为，经过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运动，一个再现春秋气象和汉唐雄风的新西部一定会引来有识之士的赏目顾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西部壮美雄浑的宏观性社会客体文化条件的熏染，西部人民在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并且在精神信仰、地域文化性格等方面表现了不同凡响的主体风采，初步概括中国西部微观性社会主体地域文化性格有以下四个特色。
1.西部人民忠、信、悃、的信仰性特征
儒家一直有“身国一体”的观念，所以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要求“持重虑远”的君子在个人修身上要有“主忠信”的品格，惟其如此，他才会识大体、顾大局，在建构社会生活的基础性结构即诚信友爱中形成对他者的亲和感和对国家悃不二的忠诚感。我们发现，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各族人民，就具有忠贞不二、诚信友爱等社会性情情感的人格集合。西部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集中且人数最多的区域。多少年来，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相处，和谐共生，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大都能恪守“三个离不开”和“四个认同”的基本规范。我们不难发现，西部还是中国革命参天大树成长壮大的圣地。中国革命之树发轫于红土地，成长于黄土地,而“收官”于黑土地。相对于发轫和收官期，成长期的历程最长，经验最丰富，也最值得总结和汲取。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战争年月所辖空间最为广大、历史延续最为久长的红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月里创造的延安精神，已经成为中国西部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信仰。延安精神代表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时代高度，她和西部少数民族几乎全民所信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道教文化的优秀颗粒交相辉映和相互作用，组成了中国西部人民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真实图景，这种信仰的力量反过来又激励着西部人民在战胜千难万险中奋勇向前。
2.西部人民在主体价值世界中洋溢着创造性特色
这里说的价值是指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的本质诉求是创新。创新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而是在“守本”和“归正”基础上的“开新”和创造。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一脉相承中才能自力更生和与时俱进。而中国西部，恰恰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生态即礼乐精神的诞生地、中国历史基因的形成地、炎黄子孙祖宗崇拜观念得以释放的精神家园和中国儒释道哲学形态的产出地。流淌在八百里秦川的渭水，可谓萌易之水、生道之水、立儒之水。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人民是“得天命一族”。梁漱溟先生说过“有本不穷”的话。得了“天命”的西部人民，就是“有本不穷”的“精神贵族”。所以，他们就能在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中焕发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和“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情怀。这种创新求变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类型的西部人文化性格中。其一是三秦人文化性格的生蹭愣倔和纳异进取，其二是西河人文化性格的尊儒重文和阐佛惟创，其三是塞上人文化性格的插花杂居和开放精进，其四是草原人文化性格的天人合一和尚武善征，其五是天山人文化性格的悦纳会通和机智包容，其六是巴蜀人文化性格的怪异善变和至乐活身，其七是雪域人文化性格的积德行善和慈悲心肠，其八是西南人文化性格的多元互补和质直笃实，等等。所有这些精神气质，或指向思维方法，或指向交往理性，或指向道德情操。它们都是创造性实践活动展开须臾不可或缺的主体条件。今天，无论是中国第四个增长极——关中西咸新区的异军突起，还是新疆大开发向纵深发展，抑或是青藏地区的超常规突进，都在活生生地表征着西部人民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教育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观念创新方面的无穷想象力和不竭创造力。
3.西部人民生、动、交、美的社会流动性和高文化性特征
“生”除了具有上述“守本开新”中所氤氲的创新意味外，在这里更是指向西部人民表现在主体身上的质直朴野的个性特质。这一个性特质是西部人民通过向上层社会流动而不断完善自我和创新自身文化的不竭动力。而“动”则表现了西部人“人在路上”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其一是生活在广袤原野之上的“马背民族”，其二是国际交通贸易过程中传薪接火的文化使者，其三是建国后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其四是部队军旅和西进科研人员组成的生活群落，其五是“海归”西部并在桑梓创业的新社会阶层，其六是历史上的流放者群落，其七是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八是来西部寻找真情真性真自然的迁客骚人和探险勇士。鉴于此，文化学者肖云儒把西部称之为“动感西部”［6］。“交”在此指交通要道。西部在历史上的交通要道主要有四条：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道和南方丝路。“美”则指西部人民在文化自觉过程中所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臻于至善、至美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西部人民创造的文化审美成果体现为以下六大文化圈：其一是新疆文化圈，其二是青藏文化圈，其三是陕甘文化圈，其四是蒙宁文化圈，其五是川渝文化圈，其六是云贵文化圈。
4.西部人民在自身关系上彰显出的和、合、平、健的人类学特征
马克思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7］。审视西部人民自身所承载的关系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堆积，我们发现最为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景观：其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其二是人际和谐的人文景观，其三是心物平衡的心灵景观，其四是身心俱健的价值景观。所以，西部人民，少了些许庸俗、媚俗和恶俗的社会心态，抛却了些许霸气、戾气和邪气的不良习气，从而在得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中显得宁静自足和得大自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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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多元文化;民族声乐艺术;审美内涵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不断发展，时代不断革新的背景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随之改革，融入了多元文化，实现了民族声乐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声乐艺术代表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国家文化形式的充分体现，具备了独特的审美内涵。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顺应时展的潮流，与不同的文化艺术相互借鉴和吸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为推动民族声乐艺术的创新发展，需要充分了解其具备的审美内涵。本文对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展开探讨，旨在为同行提供参考。
一、民族声乐艺术的概述
民族声乐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受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民族声乐艺术来源于民间，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其中最具特色的民族声乐艺术是民间歌曲、曲艺说唱、歌剧唱法等。随着时代的推移，历代的民族声乐艺术工作者逐渐探索出一套相对完整的民族声乐体系。民族声乐主要体现为受当下时代文化内涵的影响，对传统音乐形式的进行革新，使其满足民众的审美价值观的一种艺术形式。民族声乐唱法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声乐唱法，在传统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民歌特色，结合西洋唱腔所创造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民族声乐艺术融合了丰富的音乐形式，具备多重音乐元素，是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体现。民族声乐艺术具备的独特内涵为听众带来了别样的听觉享受。
二、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
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具有民族性、多样性和创新性的艺术特征。其中民族性主要表现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交流频繁，相互之间借鉴吸收，促使我国民族的声乐艺术具备民族性的艺术特征。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相互融合的民族声乐艺术具备统一的情感美学标准，在吐字、润腔等方面具有“字正腔圆”的特点，因此，民族性是民族声乐所具备的鲜明艺术特征。中国历史悠久，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产生的文化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为多样化的民族声乐艺术特征做了铺垫。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中的江南小调、蒙古长调、青海花儿等艺术表现形式共存，充分展现了民族声乐多样化的艺术特征。在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民族声乐基于传统的声乐艺术，吸收了西洋唱法的精髓，立足于本民族艺术的发展规律下，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使得传统民族声乐曲目更加丰富，突显创新性的特质。
三、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
1.融合多元文化，实现艺术创新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音乐进行了交流借鉴，实现了艺术的创新，彰显出民族声乐艺术多样化的审美内涵。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受西洋声乐唱腔的影响较早，也出现过“土洋之争”的情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族声乐通过融合多元的文化，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声乐方法和技巧方面。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立足于传统的声乐形式，重视吐字咬字、行腔润腔、真假声转换等曲艺唱法，通过正确认识西方艺术与东方艺术之间的差异，吸收和学习西洋声乐唱法的演唱技巧，取其精华，求同存异，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充分彰显出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当前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挑战在于民族声乐在演唱时具备浓厚的中国地域特征，吸收外来声乐文化具有一定难度，机遇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实现全球化的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走出国门的机会，因此，为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面发展，需要把握住机会，勇于接受西方声乐艺术的冲击，逐渐吸取西洋唱法中的精髓内容，创新民族声乐的演唱模式，打造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的民族声乐艺术。在多元文化视域下，通过融合多元文化，实现艺术创新，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声乐演唱形式，通过结合新的时代审美取向，不断探索出巧妙的演唱技巧，丰富表演形式，促使民族声乐艺术朝时代化、艺术化、群众化的方向发展。在统一民族声乐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不断挖掘出多元文化的审美内涵。通过观察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阶段可知，我国的民族声乐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创造和内涵创新，展现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声乐艺术作品。例如：《夫妻识字》、《白毛女》、《江姐》等。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不断融合多元文化并进行实践创新的基础下，发现了咬字不清、喉头不稳等声乐演唱技巧的问题，并结合西洋唱法的发声技巧，有效解决传统民族声乐唱法中的问题。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们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多元文化，有效的拓宽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道路。2.时代主题鲜明，突显艺术个性在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艺术被赋予了时代的烙印，并且具有鲜明时代主题的审美内涵。艺术作品充分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真实情境，是民众表达内心想法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时代的变迁中通过时代主题突显出艺术的个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不断创新发展，在演唱方式和语言特点中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主题。根据中国民族声乐的时展背景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我住长江头》，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颂》，解放战争之后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改革开放后的《走进新时代》等民族声乐艺术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民族声乐作品的创造体现了鲜明的时代主题的同时还突显了艺术的个性，基于当时民众的真实需求，在声乐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包含了不同时期的曲式特点、声乐词汇和色彩。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融合了多样化的文化，在声乐艺术的演唱方法上做出了较大的个性。基于中国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融入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多元文化视域下，实现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繁荣发展。时代主题鲜明表现为民族声乐艺术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明确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展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具有强烈民族艺术的声乐艺术作品。为突显民族声乐艺术的个性，在传统声乐语言元素的基础上，融入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声乐艺术创新。多年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下，依然根植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下，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个性，突显具有民族特征的审美内涵。在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丰富艺术元素，实现民族声乐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在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逐渐丰富多彩，随着西方国家摇滚乐、乡村音乐等声乐演唱风格和形式的融入中国，在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新民族声乐作品。3.民族特色浓郁，展现本源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文化艺术的不断传承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声乐艺术，并具备浓郁民族特色和展现本源文化的审美内涵。民族声乐艺术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立足于本民族的民间音乐，吸取民间音乐的特点，并将口头性的民歌改变为民族声乐艺术作品，突显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民族声乐艺术作品在演唱风格上重视民族性特色，通过民族声乐艺术家的传承和创新，向世界展现出具有本源文化的声乐艺术。例如：《小白菜》改编自河北民歌的旋律和调式；《走西口》改编自山西民歌。将民族曲调作为基础改编的声乐艺术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将民族精神传递给广大听众。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根植于民族文化艺术的沃土，从多元文化视域出发，民族声乐艺术仍然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色彩，基于本源文化，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过程中借鉴了我国的戏曲音乐文化，吸收传统戏曲的音乐元素，在节奏、韵律等方面相互交融，逐渐展现民族声乐演唱的独特审美内涵。本源文化是文化的源头，当文化经过时间的变革和创新时，通过本源文化仍能找到其发展的起始和脉络。艺术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文化。民族声乐艺术根植于本源文化，通过本源文化对声乐艺术的形式、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多元文化视域下，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展现本源文化的审美内涵，并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为本源文化，融合多元化的艺术特征，借鉴西方唱法的演唱技巧，逐渐创新民族声乐艺术，体现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声乐艺术。不同时期的民族声乐艺术呈现出不同的多元特质，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民族声乐艺术重视本源文化，结合民族特色，不断把握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脉络。通过近百年的探索，民族声乐艺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多元文化视域下，扎根于本源文化，将浓郁的民族特色发扬光大。
四、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类文化艺术不断的涌现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浓缩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展现出深厚的审美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融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为迎合现代审美需求，在发展过程中立足于传统的音乐艺术，勇于接纳多元文化，将民族声乐艺术独特的审美意识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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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8
一、引言
19世纪中期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传统的政治史、政治理论、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逐渐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作为长期以来被忽略、甚至被轻视的一个性别———女性的政治权利、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政治遭遇等等问题，开始成为了学术界和普通人群日益关注的对象，并造就了一个百年不衰的热门话题。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从本质上而言，性别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1]（p10），是一个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范畴。在不仅要研究妇女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更要“改变”[2]（p15）它的这一宏大目标和历史责任感的强烈驱使之下，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一直处于兴盛不衰的状况。由于这一议题的介入，政治领域的概念被扩大了，不仅国家、王朝、阶级、民族、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等内容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性别也逐渐成为了政治学、政治史、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本土的女性学研究于较晚时期开始出现，并分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之后出现了3个研究的高峰[3]，在这其中，受西方早期经验及其研究成果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传统中国的妇女长期处于“卑下”、“被动”、“受戕害”的地位[4]（p1-5），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父权压迫模式”成为他们分析这一群体时的主要研究径路和分析范式。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5]（p4）应运而生的分析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西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概念化、格式化了真实的历史场景的同时，也无助于厘清基本概念，从而推进中国本土女性学的进一步展开。在此，本文将通过分梳中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特征，来发掘出它们各自为中、西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资源和特征，并通过对二者的特点进行比较，反思早期西方经验在运用于中国本土研究时的局限，以期促进中国本土女性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二、“二元对立思维”：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性别定位
作为西方传统的典型思维，“二元论”（dualism）和“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理性/感性”、“精神/物质”、“灵魂/肉体”、“公共/私人”、“文化/自然”、“主动/被动”等等。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每一组对立都被分析出一种等级制，并最终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对立结构———男女对立。换而言之，男女对立隐藏在所有的对立之中，而在这一对立的结构之中，男性一方是积极、主动和有力的，而女性一方则永远被看作是消极、被动和无力的代表。同时，这些本质属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限定，已“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都不受影响。”[6]（p16）正是这个特殊的二元性，构成了西方性别关系定位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众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持续建构起来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观点，“其固有的内在特征就是，通过这个二元对立的一极（女性）来紧密地确认男性，同样通过另一极（男性）来紧密地确认女性。”[1]（p7）而其具体的做法则是“将男性的政治理论严格地认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则与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1]（p9）由此，女性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地位、价值被理所当然地边缘化、低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是“二元论性别歧视观”[7]（p164）。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这种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两性职责与社会地位的截然两分，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化对于女性的歧视。通过将女性与更不理性、更低级的代表着“自然”的私人领域相连，以及与更高级的代表了“文化”的公共领域的截然分开，女性被长期地排除在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外，变为男性附属的存在。正是这一点，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和不满。
三、整体性思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性别定位
自董仲舒之后，传统中国的性别定位在总体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阳尊阴卑”的两性不平等结构[8]（p97-98），但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同时还表现出了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7]（p169-170），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与西方性别格局的不同特征所在。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看来，事物的全体构成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宇宙或人世的和谐，不在于某个单独的因素独自发挥作用，而取决于各种因素之间的协调、融合并共同发挥作用。体现在具体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中，则是尽力去保持各种因素之间的平衡和配合，而不是要一方取得绝对的独占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只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网络中的一分子，都应当最终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家族、社会、政治秩序。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这种整体性特征，在客观上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合作”与“分工”，而非西方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绝对化的“对立”与“对抗”。
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思维特征的第一重体现，表现为道家传统的“阴阳观念”。在这一学派看来，“阴”与“阳”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事物两极，恰恰相反，这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变化，并在持续的运动过程中被另一方所塑造和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另一方，最终影响到宇宙的秩序。阴阳关系的存在和维持，必须建立在二者互融互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和实现的可能性。宇宙是这二者间的浑然统一体，整个社会体系的和谐也有赖于这二者间的融会贯通。因此，虽然中国传统也有将女性、男性等同于“阴”、“阳”的做法，并将女性置于较弱的“阴”的位置，但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的是，建立在“阴阳和谐”观念基础上的两性关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而言是“相互补充、互融互生，而非相互隔离、内外悬绝”。男、女两性不可能被彻底地分离，女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生活的公共领域之外。也正是由于二者间的不可分割与相互混融的特征，才使得传统中国的性别哲理思想不但并非注定了要鼓吹男尊女卑，反倒是注定了会反对“一阳独大”的单一性别结构。[9]在实际的生活中，女性也不可能被限制在与男性彻底隔离的领域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的第二重体现，表现在儒家传统对于家族的重视。在富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的儒家学派看来，家族的稳定和繁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线”[10]（p73）和“最看重的价值”[11]（p135），是优先于个人成就和价值的文化意义与现实目标，有时甚至还具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12]（p24）。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只是家族网络中的一分子，两性的共同目标都在于维护这一体系的存在和繁衍，对于单独的个人和社会而言，某个性别并无绝对的意义。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而言，“男主外女主内”是两性之间一个普遍性的地位设定和分工限制，但在这样一个关联着的范畴里，两性应当保持一种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关系，而非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激烈对抗关系。换而言之，男女两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多体现为一种差异之别，而非高低之分。这种宇宙观反映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则具体化为如下一种现实的存在：当家庭内部缺乏一个有能力的男性领导来完成外在的事务时，女性也会被指望主动出来主持局面，并由此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外在机缘与合法性。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构筑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很有生命力”[13]的性别文化哲学体系。#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的第三重体现，表现在儒家传统对于伦理秩序和“孝道”的推崇。在儒家看来，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平稳延续，来自于五伦秩序的最终实现，在此之中，“孝道”既是一切礼制秩序的根源和基础，也是全部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起始点[14]（p131）。因此，虽然“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看上去将女性明显地置于男性的权威之下，但孝道原则却在事实上弱化了这一性别等级结构，使得当面对着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之时，性别秩序则成为了位于其后的次要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两性之间的性别等级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在与父亲的比照中母亲的地位属于“从”，但对于儿子而言，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对于“孝”的更高价值的推崇，则使得母亲在人伦秩序中的地位显然要尊于儿子，获得参与原本属于男性特权的政治事务的“文化和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15]。对于这一点，林语堂先生在其影响深远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也已明确提出：“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评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者之知识。所谓‘被压迫女性’一词，绝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首脑。”[16]（p130）尤其当家中的男性家长———父亲去世之后，更是如此。正是在“阴阳”、“家族主义”、“孝道”这些充满了整体性与关联性特征的观念支撑之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两性关系，并不像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那般激烈、对抗、紧张，而是在划分了等级地位、活动界限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相互融通、互生互荣、不可分割的温和特征与“性别弹性（genderflexi-bility）”[17]（p76）。这种关系定位赢得了女性的主动接受和配合，也由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使得“传统的中国文明因没有产生公开的性别冲突和女性主义者的抗议而引人注目。”[18]（p60）
四、西方早期女性主义：二元对立思维的延续与挑战
西方女性主义虽然流派众多，但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为主要组成的早期女性主义“三大模式”和“三大论”[2]（p167）的一个共同之处则在于，她们均认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被历史刻意贬低为劣于男性的“第二性”[19]，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则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历史根源。同时，这也是解释所有文明体中关于两性不平等关系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普遍性的框架”[1]（p60）。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挑战父权制，从而“捣毁所有以性别为基础的统治关系”[20]（p25），成为了她们的共同目标所在。尽管西方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反对传统的两性关系，但在方法论和思维上，却仍然深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换而言之，她们接受了“男性/女性”、“文化/自然”、“公共/私人”等二元划分，并试图使女性进入男性占主导的文化、公共领域，从而改变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因此，这一理论体现出了一种激烈的对抗、紧张和张力的特征。
如在第二波女性主义（1960—1980）的奠基人西蒙娜•波伏瓦看来，两性先天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是后天的教化和社会环境才逐渐将两性特征区分开来，形成不同的性别存在。换而言之，女性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被塑造成女人，从而成为了男性“主体”（thesubject）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theother）[19]（p5）。同时，她承认在两性特征之中，男性的理性、智慧是更为优秀的品质，因此，女性应当放弃自身的情感、不理智等特性，通过模仿男性，并最终变成男性，来最终改善自身的地位。受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深刻影响，她还明确提出，女性应当像男性一样出外工作，甚至应该不结婚、不生育，从而摒弃生理上的弱点，取得与男性一致的地位和权利。
而在当时影响甚为深远的激进的女性主义，则坚持认为男女两性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在这种差异中女性属于更加高明的一方。不仅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生理缺陷[19]（p4），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女性特征和品质也要远远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为了获得女性所应当享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女性不需要追求与男性的平等，而是应当视男性为敌人，并从各个方面争夺一切权力，占据一切主动地位，因为“女人比富有攻击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22]（p176）。可以看出，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论是试图放弃女性的生理特征、通过模仿男性进而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各种努力，还是试图通过发掘“女尊男卑”的各类特征进而颠覆传统父权制的激进做法，无不体现出了一种激烈的冲突、对抗、紧张和张力。从本质上而言，这种观念仍然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映和延续，并在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两性间的对立关系。
五、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资源
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研究中国女性地位的学者大多认为，传统中国的女性同西方女性一样，都处于被动、受压迫、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就是这一状况的典型写照，而传统中国的性别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也来自于与西方社会基本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当此之时，整个思想界对于“‘自我’（中）与‘他我’（西）的认同进行了激烈而彻底的转移”[23]，“五四父权压迫模式”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的固有模式。但是，这种观念忽视了中国政治思维模式与西方政治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从本质上而言是服务于当时特定时代任务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特征，曾内在地赋予了中国女性以广阔的活动空间与富有灵活性的政治权利，两性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也远不像五四父权压迫模式所认为的那样，充满了残酷的压迫与激烈的对抗，而是更为温和、协调。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漫长历史中两性分工模式之下的女性日常生活的诸多研究已经证明，事实上这一女性群体并未被局限于家庭生活的内部，而是也有诸多跨越界限、参与外事的举措，而且，这一群体对于外部的经济生活、法律诉讼以及宗教生活等各类活动的参与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五四“父权压迫模式”影响下的人们所能想象出的场景。如邓小南在《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以苏州为例》中就已指出，由于男性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治学、入仕和经商等事务之上，因此，事实上宋代苏州士人家族中的女性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管理着家族的产业，并成为家族事务正常运转和提高家族声望所倚重的对象，并非只是男性的附属品。[24]而美国学者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伊沛霞的《内闱》、高彦颐的《闺塾师》、曼素恩的《缀珍录》等等著作，已经通过对传统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地位等问题的详细考察，令人信服地证明，传统中国的女性享有非常灵活、充满弹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即便是在被普遍认为是妇女地位最低、最受压迫的宋、明和清三代，将女性严格限制在“内”的空间之内、从而剥夺其参与外事的机会与可能性的观念，在实际上也并没有被真正严格地执行过。女性并没有处于彻底被动、受压迫的悲惨地位，恰恰相反，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并且明显地享有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权力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在理解中国传统思维之“整体性”和“关联性”特征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处境，并进一步反思如何在此基础上解构中国式的父权体系，而非简单沿用西方早期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也许才是中国式女性主义得以诞生的本土文化资源。#p#分页标题#e#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9
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在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都很丰富。我们不仅要注意观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意义，更要留心它们含义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伸、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由于我国与绝大部分英语国家相隔万里，地理位置、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等千差万别，人们对于颜色的感受和表达不尽相同。这样，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然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就中西文化中词语的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作一些对比和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颜色生成的这种定义，对经历封建社会时间相对短，且在近代和现代教育和科学得到普及和飞速发展的西方来说，是比较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从文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方法的发现，对客观世界和客观认识采取现实的科学态度。因此，西方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一般是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所以更易追溯其语义理据和逻辑理据。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主要指鲜血（blood）颜色，而blood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奔腾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液"。一旦鲜血流淌下来，生命之花也就凋谢。所以red使西方人联想到"暴力"和"危险"产生了一种颜色禁忌。美国学者阿思海姆在他的《色彩论》中说："色彩能有力的表达情感。……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含义。"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由于意识到red可能使现代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来曾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storyofthestone。但是由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教育和科技的相对落后，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它的发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较大影响。在先秦，颜色词就已经与古人的世界观、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后来又与政治挂钩。所以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而且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例如，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源于太阳，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我们的初祖在祭祈巫舞的过程中，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红色的喜庆和吉祥之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古人还认为"日至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感到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令人振奋，因而对代表太阳的红色产生了特别亲切的感情。再以白色为例，在人类初始阶段，我们的祖先弱小而无力，无法抗拒凶恶猛兽的攻击、光天化日的白昼使他们暴露无遗，有一种随时都有被食肉猛兽扑食的危险，因而对白色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另外，我们的初祖还观察到"月到中秋分外明"，因而认为明月与萧煞的秋季连在一起，而代表秋天的颜色也就是白色了（银白色的中秋之月）。这样白色在中国文化里就成了一种颜色禁讳。可见颜色的象征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约定俗成的，体现出某种心理功能。下面我们就中西文化中颜色的不同象征意义进行具体描述。
1、红色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如把促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形容繁华、热闹的地方叫"红尘"；它又象征革命和进步，如中共最初的政权叫“红色政权”，最早的武装叫“红军”，把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的人称为“又红又专”等；它也象征顺利、成功，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得到上司宠信的叫"红人"，分到合伙经营利润叫"分红"，给人发奖金叫"送红包"等；它还象征美丽、漂亮，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或"红装"，把艳妆女子称为"红袖"，指女子美艳的容颜为"红颜"等。
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它象征着残暴、流血，如（1）theredrulesoftoothandclaw残杀和暴力统治，（2）redrevenge血腥复仇，（3）aredbattle血战；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如（1）redhotpoliticalcampaign激烈的政治运动，（2）aredrevolution赤色革命，（3）redactivities左派激进活动；它也象征危险、紧张，如（1）redalert空袭报警，（2）aredadventurestory一个令人紧张的冒险故事，（3）aredflag危险信号旗；它还象征着放荡、，如（1）aredwasteofhis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2）aredlightdistrict花街柳巷（红灯区），（3）isshereallysoredassheispainted？难到她真的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放荡吗？
至于红色的褒义，如red—letterday喜庆的日子，theredcarpet隆重的接待等，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据考证，red的褒义是从远东经波斯传到西方的。
2、白色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与红色相反，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在中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为白虎，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古代常在秋季征伐不义、处死犯人。所以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穿白色孝服）办"白事"，要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旧时还把白虎视为凶神，所以现在称带给男人厄运的女人为"白虎星"。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功能的影响，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如视为"白专道路"；它也象征失败、愚蠢、无利可得，如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总是打着“白旗”表示投降，称智力低下的人为""，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叫做"白忙"、"白费力"、"白干"等，它还象征奸邪、阴险，如"唱白脸"、"白脸"奸雄；最后，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白衣"、"白身"，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作"白面书生"等。
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
色。它象征纯真无邪，如（1）awhitesoul纯洁的心灵，（2）whitewedding新娘穿白礼服的婚礼；它又象征正直、诚实，如（1）awhitespirit正直的精神，（2）whitemen高尚、有教养的人，（3）whitehand廉洁、诚实；它也象征幸运、吉利，如（1）oneofthewhitedaysofsb''''slife某人生活中的吉日之一，（2）whitemagic有天使相助的法术；它还有合法、无恶意的意思，如（1）whitemarket合法市场，（2）whitelist经过批准的合法明单，（3）awhitelie无害的谎言。
3、黑色
古代黑色为天玄，原来在中国文化里只有沉重的神秘之感，是一种庄重而严肃的色调，它的象征意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它象征严肃、正义，如民间传说中的"黑脸"包公，传统京剧中的张飞、李逵等人的黑色脸谱；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觉。它象征邪恶、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黑手"，把统治者为进行政治迫害而开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称为"黑名单"，它又表示犯罪、违法，如称干盗匪行径叫"走黑道"，称杀人劫货、干不法勾当的客店叫做"黑店"，违禁的货物交易叫"黑货"、"黑市"，用贪赃受贿等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等。
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它象征死亡、凶兆、灾难，如（1）Blackmass安灵弥撒，（2）towearblackforhcrfather为她父亲戴孝，（3）blackwords不吉利的话，（4）ablackletterday凶日；它象征邪恶、犯罪，如（1）Blackman邪恶的恶魔，（2）ablackdeed极其恶劣的行为，（3）blackguard恶棍、流氓，（4）blackmail敲榨、勒索；它也象征耻辱、不光彩，如（1）ablackmark污点，（2）blacksheep败家子，（3）ablackeye丢脸、坏名声，它还象征沮丧、愤怒，如（1）blackdog沮丧情绪，（2）thefuturelooksblack前途暗淡，（3）Hegavemeablacklook。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4、其他颜色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红色的一种发展变异，如旧时人们把宜于办大事的日子称为“黄道吉日”，但是它更代表权势、威严，这是因为在古代的五方、五行、五色中，中央为土黄色。黄色象征中央政权、国土之义，所以黄色便为历代封建帝王所专有，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黄色"的，如"黄袍"是天子的"龙袍"，"黄钺"是天子的仪仗，"黄榜"是天子的诏书，"黄马褂"是清朝皇帝钦赐文武重臣的官服。至于现在流行的与"性"有关的"黄色"观念，有一种说法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现象。据说美国纽约的《世界报》用黄色油墨印刷低级趣味的漫画以争取销路，人们便称这一类不健康的刊物为“黄色刊物”，还有《纽约新闻》以夸大、渲染的手法报道色情、仇杀、犯罪等新闻，人们也称这一类的新闻为"黄色新闻"。其实中国古代的黄色已与"性"有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有《黄书》，现书虽之佚，便确知该书重在"房中之术"；另有唐代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之"房内补益"中有"赤日黄月"之说。张清常据此在他的《汉语的颜色词》一书中指出："则中国古代之''''黄''''与''''性''''有关系。此说甚是，只不过中断千余年，人们早已忘记而已"。西方文化中的黄（yellow）使人联想到背叛耶稣的犹太（Judas）所穿衣服的颜色，所以黄色带有不好的象征意义，它除了表示低级趣味的报刊、毫无文学价值的书籍（如yellowpress黄色报刊，yellowjournalism黄色办报作风，yellowback廉价轰动一时的小说）外，主要表示卑鄙、胆怯，如（1）yellowdog卑鄙的人，（2）yellowstreak胆怯，（3）yellow-livered胆小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色有两重性，它除了表示义侠外，还表示野恶。这是因为在人类初始时代以及其以后的漫长生活过程中，人类借助绿色保护自己，赖以生存下来；但同时，绿色也保护着人类的天敌及其它猛残的食人动物。这样一来，义狭是正义的，如人们泛指聚集山林、劫富济贫的人为"绿林好汉"；恶野是邪恶，所以旧时也指"绿林"为占山为王、拦路抢劫、骚扰百姓的盗匪；绿色还象征低贱，如汉朝时的仆役着绿帻，元朝以后凡娼妓都得着绿头巾，以示地位低下，因妻子有外遇而使丈夫脸上无光，低人一等，叫给丈夫戴"绿帽子"。西方文化中的绿色（green）象征意义跟青绿的草木颜色有很大的联系，是植物的生命色。阿思海姆说："绿色唤起自然的爽快的想法。"它不仅象征着青春、活力，如（1）inthegreen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2）inthegreen血气方刚，（3）agreenoldage老当益壮；而且表示新鲜，如（1）greenrecollection记忆犹新，（2）keepthememorygreen永远不忘，（3）agreenwound新伤口；但是它也表示幼稚、没有经验，如（1）agreenhand生手，（2）asgreenasgrass幼稚，（3）agreenhorn容易上当的糊涂虫；它也象征妒忌，如（1）thegreen-eyedmonster妒忌，（2）greenwithenvy充满妒嫉，（3）agreeneye妒嫉的眼睛。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天帝居于天上的"紫微宫"（星座），故而以天帝为父的人间帝王（天子）和以天帝为信凶的道教都以紫为瑞。紫色作为祥瑞、高贵的象征，更多地被封建帝王和道教所采用，如称吉瑞之气为"紫气"、"紫电"，皇宫叫做"紫禁宫"、"紫禁城"。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往往将"紫袍"赐予品位低的臣下，而"著紫"则成为封建文人奋力追求的荣禄；人们还把道书称为"紫书"，把神仙居所称为“紫台”。无独有偶，英语中的紫色（purple）象征意义也跟帝王将相和宗教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巧合，如（1）thepurple帝位、王权，（2）beborninthepurple生在王侯贵族之家，（3）marryinthepurple嫁到显贵人家，（4）beraisedtothepruple升为红衣主教。
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相对而言，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多一些。阿斯海姆在评析蓝色时说："蓝色象水那样清凉。"是“阴性或消极的颜色”。它能象征高贵、高远、深沉、严厉，如（1）blueblood名门望族，（2）blueribbon最高荣誉的标志，（3）bluenose严守教规的卫道士；（4）bluel
aws严格的法规；它又象征忧郁、沮丧，如（1）feelblue不高兴，（2）ablueoutlook悲观的人生观。（3）thingslookblue。事不称心，（4）bluemonday不开心的星期一，它也象征猥亵、下流，如（1）bluemovie，（2）bluerevolution“性解放”，（3）bluetalk下流言论；它还有突然迅速的意思，如（1）outoftheblue突爆冷门，（2）havetheblue晴天劈雳，（3）bluestreak一闪即逝的东西。
粉红色（pink）是红色的一种变异，可以将其视为红色的一种应合或复归。在中国文化中，粉红色又叫桃花色。唐代诗人崔护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以桃花与女人相比，究其根由，是女子为修饰自己而施用粉红色胭脂，脸色白中透红，可与美丽的桃花相比之故。粉红色（桃色）可以象征女性，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青年男子把心爱的女子称为“红颜知已”。称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为"桃色事件"。在西方文化中，粉红色象征精华，极致，如（1）thepinkofperfection十全十美的东西或人，（2）thepinkofpoliteness十分彬彬有礼；它又象征上流社会，如（1）pinklady高格调鸡尾酒，（2）pinktea上流社交活动，（3）apink-collarworker高层次女秘书。
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是基于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封建迷信及其原始、落后的科学、教育状况而形成的，所以颜色的象征意义有相当强烈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而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象征则更多地得益于西方民族开放性及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其象征意义少了神秘，多了些理性，使其语义、词义理据更易追踪。不同文化之间颜色象征意义又都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它们能够使语言更生动、有趣、幽默、亲切，所以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注意。
参考文献：
1、夏征龙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同忆主编，《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编社，1987年版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篇10
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在现代人心目中无疑拥有世界性的价值，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哲学冠有“希腊”二字而认为它只是地方性的。若我们对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地方性思想。
希腊哲学源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希腊哲学思想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黑格尔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只在希腊世界和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之内。”②
黑格尔的观点是典型的“西方(希腊)中心论”，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古希腊所在的地中海区域并存着多种古代文化，希腊文化并不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化的后起决定了其来源有非希腊的一面。“希腊古典世界并不是一切事情的开端，相反，希腊人是在东方其他早期民族尽力投出的飞标所达到的地方拾起了这支飞标;这是一个白温克尔曼和赫尔德以来就得到承认的真理。表明这一点的，部分是在希腊文献本身中已有的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回顾，部分可以从宗教诗中，尤其是从赫西俄德的诗中读到。”③
关于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公元3世纪时即有“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说法，即认为希腊哲学的起源是非希腊的。持有这一说法的古人看到其他民族的思想家有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相同之处，于是就认定这些非希腊的思想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波斯人的袄教僧侣、巴比伦人的迦勒底学派、印度人的苦行僧、凯尔特人的神圣一族、埃及人的祭司，等等，都被他们抬出来作为“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证据。④
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是个“希腊中心论”者。他反对“蛮族起源说”，认为“这些作者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⑤他批评“蛮族起源说”的方法是:承认这些非希腊人的观点与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指出这些非希腊的思想还不是“哲学”。“那些将哲学的源起归于蛮族的人又抬出了色雷斯人奥菲斯，称他———这个人距今年代久远是毫无疑问的———为哲学家。现在考虑一下他说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我几乎不知道是否应当称他为哲学家。”⑥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泰戈拉;因为，他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很快，人们就把研究称作智慧，称其专职者为贤者，以表明他达到了精神完美的境界;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⑦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用过“哲学”这个词，但它在文中的意思是“智慧”或“教诲”。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71－400年)也用过这个词，意思也是“智慧”。⑨由此可见，哲学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是不确定的，哲学的最初表现形态是“智慧”和“知识”，最初的“哲学家”是“贤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一章记述的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各位希腊“贤者”，而非哲学家。
考察希腊哲学的起源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讨论希腊哲学的策源地。希腊哲学并非源于希腊本土，而起于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城邦，带有种种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的策源地是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而不是希腊本土的阿提卡半岛。早期哲学家大都来自希腊人在伊奥尼亚地区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而非后来被政治家伯里克利称作“全希腊的学校”⑩的雅典。“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泰戈拉。”阿那克西曼德的家乡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瑏瑢毕泰戈拉出生于小亚细亚沿海的萨摩斯岛。瑏瑣塞诺芬尼生于科罗封。瑏瑤赫拉克利特是爱菲索人。”巴门尼德是南意大利的爱利亚人。
早期哲学家拥有的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五花八门的、缺乏理性论证的。阿那克西曼德“发明了日晷指时针，将它安装在拉栖代蒙的日晷上，用以测定冬至夏至和昼夜平分点;他还造了一个计时器。他又是第一个画出陆地和海洋轮廓的地图的，并且造了一个球体。”瑏瑧毕泰戈拉去过埃及，通晓埃及文字，当过埃及僧侣，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瑏瑨塞诺芬尼是个吟游诗人，主要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活动。瑏瑩赫拉克利特“长大后宣称自己什么都懂。”瑐瑠恩培多克勒对各类自然现象作了大量观察和解释，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和医学等方面有过许多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掌握的科学技艺夸大到近乎江湖奇术的地步，并公然以“不朽之神”自命。总之，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充满着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观点对世人来说是新颖的、无法理解的。
第欧根尼说:“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这一说法的要旨不在于否定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而在于强调希腊哲学的原创性。确实可以认为，承认希腊思想来源的非希腊性并不会导致对希腊思想原创性的否认。希腊哲学确实是古希腊民族的原创。罗素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瑐瑣那么，希腊人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提供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逻各斯”(道)，就是理性，就是理性思维。希腊哲学的诞生就是将希腊各城邦的那些原有的地方性“智慧”上升为一般的“逻各斯”的过程。
哲学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这一认识内容本身决定了哲学必然采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方法。理性思维在西方始于古希腊，始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思想家处在人类认识从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过渡阶段，在他们那里，非逻辑思维仍占主要地位，逻辑思维则处在萌芽状态。“伊奥尼亚思想家有关宇宙和自然本身起源的思辨起源于一种以荷马、赫西俄德和‘奥菲教的诗歌’等希腊思想为代表的、古老的宇宙论传统，一种与埃及的神话体系和近东文明有相当大亲和性的传统。”瑐瑤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成果更像智慧，而非理论，把它们放回广阔的智慧语境中加以理解更为妥当。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有过一个很奇怪的评价。他说:“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者。”瑐瑥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哲学兴起之前，还有思想。希腊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早期思想家那里。人们通常称他们‘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但海德格尔认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思者”。不过，否认希腊早期思想家是哲学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起作用，因为没有过渡和预备也就没有真正的开端。如果我们认定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理性思维方式，那么在爱利亚学派那里，这一特征已经明显表露。这是寓于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之中的“世界性”。
理性是人类文明中现有的最高成就，它的发展过程和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过程同步。“哲学思维并不从某个零点开始，而是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瑐瑦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喜欢把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称作“逻各斯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之为西方近性主义的前身。以此为希腊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那么巴门尼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希腊思想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已经迈入了理性思维的门槛，其主要表现是形式逻辑在思考中的不自觉的运用。在巴门尼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临界点。他的《论自然》从形式上看是诗歌，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散文。大量的抽象概念，连篇的假设、推理、证明。从假设存在的单一、不动的属性开始，推论出存在的各种标志，演绎出一系列的结论。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是真正的“概念的劳作”(黑格尔语)。古希腊哲学从他那里开始真正迈进了理性王国的大门。
希腊哲学的主要思想成就
希腊哲学兴起于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辉煌于雅典。公元前500年，伊奥尼亚诸城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这是希腊城邦制度从繁荣到衰落的时期，被史家称作古典时期。“希腊古典时代大约只有一个半世纪，但这阶段的哲学发展在历时千年的全部希腊哲学史上却占着最显著和最辉煌的地位。”瑐瑧在这一时期，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从殖民地区转向希腊本土，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考验，成为希腊民族的文化代表。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中心亦从海外殖民城邦向希腊本土转移，向雅典汇聚。
阿那克萨戈拉是把哲学引入雅典的关键性人物。他本是伊奥尼亚的克拉佐门尼人，瑐瑨成年以后去了雅典，在那里待了30年。希波战争的胜利为雅典赢得了全希腊的尊敬，给她带来了空前繁荣，但此时的雅典公民思想却仍旧很保守，无法理解阿那克萨戈拉带来的原产于伊奥尼亚地区的科学知识。比如，阿那克萨戈拉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雅典人对此大惑不解，有人控告他不敬神，连伯里克利也无法保护他，最后被逐出雅典。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出现了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克里底亚是其中的知名者。他们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收费授徒，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技能，传播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提高了雅典公民的文化素质。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许多新观念，对雅典的现实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智者运动”，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从智者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从宇宙转向人，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有吸引力的理性问题转向更迫切的人生事务和行为的问题。”瑑瑠希腊哲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
经历了这种启蒙和哲学转向以后，希腊哲学成形了，涌现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希腊文化经典，是希腊哲学的代表性成就，对后世，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西方学者对柏拉图的溢美之词无数。伯奈特说:“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瑑瑢这一评价着眼于文化，柏拉图是西方文化之源头，就好像中国文化中的孔子。怀特海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瑑瑣这一评价着眼于西方哲学的传承，认定由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波普尔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分好坏)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瑑瑤这一评价着眼于柏拉图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后世西方哲学所起的定型作用，你再怎么反柏拉图，也摆脱不了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后人对西方哲学自发端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概括。本质主义认定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隐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essence)，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作为哲学认识的根本目的，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知识，其他知识则是意见或谬误。
追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起源，许多人将它归于亚里士多德，而实际上应当归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在青年时代，柏拉图开始熟知克拉底鲁，也赞同赫拉克利特的意见，即一切可感事物都在不断流变，关于它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却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把思考集中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教诲，不过他认为定义不是关于可感事物的，而是另一种存在者。由于可感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这样，他把这另一种存在者称作型相。”瑑瑥亚里士多德的阐述符合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寻求一般的定义就是寻求共相。柏拉图看到普遍的定义不能归于可感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变化的;普遍的定义只能归于另一类存在者，这类存在者就叫做型相;可感事物的变动不居表明它们不真实，而事物的名称、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型相是事物的共相和本质，型相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恰恰相反，型相就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柏拉图是第一位专心思考这些事情的西方哲学家，而且他的型相论就试图解释这些事情的存在。”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它之所以能发挥长远的影响，不在于柏拉图提出了“型”和“相”这样的本体，而在于他确定了一个求真和求实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有时空限制的在者都不是本质，驱除了时空的限制方能达到本质。只要我们像柏拉图的“型相论”一样设定一切“存在者”均有真实程度之别，并将最真实的“存在者”规定为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抛弃了“型相实在论”的思维框架，就等于彻底放弃理性思维，而诉诸于其他。作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柏拉图奠定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峰，“希腊哲学达到完善”。瑑瑧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分析，那么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里士多德铸就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建立，是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而结出的硕果，标志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奠定了西方分析理性的传统。”瑑瑨创建系统的逻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领域，并且它掌握了各种知识的早期发展线索，同时对这些线索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详细阐述。它对每个知识领域都有同样的兴趣并给予了同样的理智上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全面地满足了知识发展的需要。”瑑瑩得益于推理和证明，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这样具有严密公理化的数学演绎系统。天文学已经从对天体现象的零星观察进入对天体的系统研究，提出有关天球模型的假说。生物学的经验性知识快速积累，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知识。物理学知识虽然仍以自然哲学的形式表达，但已具备理论物理学的科学价值。可以说，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逻辑学的诞生准备了大量思维材料，而逻辑学的创建又为当时的科学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独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彻底的发展。由于他广泛的科学成就，他成为希腊科学的化身，并因此在两千年的时间中充当‘哲学家’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在纯粹的哲学理论中也有重要贡献。“本体问题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瑒瑡他最先把“本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有一门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ontology)。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哲学是“第二哲学”，本体论和研究终极因的神学则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尽管他本人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楷模。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希腊的，仍然是地方性的，但却具备了世界性的价值。而在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世界性的价值日益彰显。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逝世。这个年份是整个希腊哲学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含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早期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Hel-lenisticphilosophy)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统称“晚期希腊哲学”(LaterGreekphilosophy)。
学界长期存在着“重希腊、轻罗马”、“重古典时期、轻晚期希腊”、“重哲学、轻宗教”的倾向。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重视“古典时期”，忽略长达八百年的晚期，重视“纯希腊”的东西，忽视希腊哲学走向东方，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后的情况，重视“纯哲学”，忽视哲学与宗教在罗马帝国文化环境中的内在联系、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哲学在罗马帝国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代基督教哲学家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超越。产生这种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了解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不了解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嬗变。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出发看问题，从希腊哲学的世界化角度去看待晚期希腊哲学，我们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判断。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步伐传遍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国(希腊化时期);第二步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步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西方中世纪)。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era)的时间边界很清晰。“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瑒瑢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传播至北非和亚洲，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原有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它虽然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言，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从雅典转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希腊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并存。
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样，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罗马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的结合。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拥有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从此时算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帝国的历史长达5个世纪。再往后，则有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长达1000年的延续。帝国建立之初，罗马帝国文化实际上处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状态，而以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为主干。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统一的罗马帝国文化基本形成。再往后，罗马帝国文化由盛转衰，而基督教文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上升为帝国文化的主流，完成帝国文化的转型，经过帝国晚期的动荡，向中世纪文化过渡。
希腊哲学是“希腊精神的嫡子”。瑒瑣广义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在内。晚期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它已不是纯粹的“希腊哲学”。把握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方能准确认识晚期希腊哲学。“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
把握了地中海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状况，描述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框架。首先，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对晚期哲学有重大影响，晚期哲学是古典时期哲学的延续，晚期各个哲学流派的表现形式受到古典时期哲学体系的制约;其次，晚期哲学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哲学的社会功能突显，因此，各种哲学普遍具有伦理化、实用化倾向;再次，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晚期各种哲学必然要反映时代的变化，要对当时的宗教浪潮作出回应，因此在观念交流与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与神学的界线消融。希腊哲学经过晚期的发展，多样化、非希腊化了。斯多亚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及其世界主义、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怀疑论对不可信与不可知的探索、新柏拉图主义中哲学与宗教的合流，所有这些有关晚期希腊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哲学有比较宽泛的理解，不能把晚期希腊哲学问题仅限于所谓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的发展在外在形态上走向终结，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论证方法并没有死亡。它们被基督教思想家系统地吸取并加以运用，成为建构基督教神学教义体系的根本方法。奥古斯丁在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他用基督教的教义精神重整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理论，终于把基督教哲学扩展到自成家数的阶段。他是西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大都继承这一路线，其融合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努力贯穿于整个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让理性服从信仰，但并没有驱逐理性。所以，整个中世纪虽然没有独立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院哲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希腊哲学的遗产在地中海世界大部分佚失，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却得以保存。“当哲学正象科学和艺术一样，在西方由于日尔曼民族的统治而枯萎的时候，它就逃奔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并且在那里达到一种美好的繁荣;并且正是从他们那里，首先有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来到了西方。”瑒瑥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世界开始对希腊哲学著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扩展了阿拉伯词汇，形成了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概念。“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瑒瑦到了公元9世纪末，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阿拉伯人积极主动地掌握希腊文化的遗产，并且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的兴趣集中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人之获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件事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最初乃是通过这条道路，西方才知悉了亚里士多德。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和亚里士多德的章句的彙编，对于西方各国，成了哲学的源泉。西方人曾在一个长时期里面，除了这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译本和阿拉伯人的评注的翻译之外，半点也不认识亚里士多德。”瑒瑧以翻译希腊哲学著作为基础，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希腊哲学进行研究。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才得以重新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宝藏里把希腊文献发掘和迎接回来，使之在欧洲重新得到研究和发展。希腊哲学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告诉我们:希腊哲学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
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
把握了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性?
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确实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以后依然是希腊哲学。为什么?因为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并没有丧失其基本特征，希腊哲学锻造的理性思维方式没有被后人抛弃，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没有被后人遗忘。而且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它的世界性价值才体现出来，才令后人“感念古代的崇高成就，始终不忘希腊思想为人类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瑒瑨“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瑒瑩
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宗教同处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希腊哲学一旦发育成形，它就越过民族文化的藩篱，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就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拉丁文化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一站，整个地中海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二站，阿拉伯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三站。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希腊哲学继续向全世界各个地区传播。希腊哲学在其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地方性，甚至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乃至于最终将会失去它的希腊名字，但它的基本精神已经化为更新中的其他文化的基因。
什么是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黑格尔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正如希腊人在生活上安于家园一样，哲学也是畅适自足，哲学上的畅适自足，亦即人在精神上的畅适自足，怡然如在家园。如果我们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就应该对他们的哲学特别有家园之感，———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在希腊人那里有如故乡，因为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我们在哲学里所从事的，乃是思想;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思想的发展，在希腊人那里，是从他们最原始的素质中启发出来，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必远求于外在的机缘，便可研讨希腊哲学。要了解希腊哲学，我们必须亲身流连于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瑓瑠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的特征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的消失正是其“世界性”特征增强的同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