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1
众所周知，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的重要性，即“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时，则由此而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这一规定，对于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问题，即对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被执行人（债务人）及案外人来讲是否存在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不同阶段负有不同的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债权人）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法院执行不能而需中止终结执行阶段负有限的举证责任。被执行人（债务人）案外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在查明财产阶段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当事人靠自已的力量仍无法获取证据的，这时的调查取证工作则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来完成。
一、债权人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8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目前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层次上，我国法律是绝对为债权人的利益设计和服务的。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的地位不平等，债权人对此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该权利与诉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请求主张，适用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改革，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强调执行各种程序公正、程序在先。这就越来越显示出申请执行人举证的重要性。体现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就是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申请执行人应在诉前、诉讼阶段或执行阶段举证。
第一，诉讼保全的举证。一般案件的当事人都能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被保全人的财产，要求法院保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93条谈到权利人发现债务人的财产，申请法院财产保全和诉前保全时均规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立即开始执行。”但并未规定由哪个机构来执行。《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通过实践证明审判庭负责执行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审判人员不积极主动要求权利人进行财产保全。由于实行审执分开，审判员与执行员各负其职，一些该保全的案件因审判员没有告知当事人保全，最后造成执行财产无处可查。（2）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一个债权人申请保全，待多个债权人取得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均申请分配被执行人仅有的已被保全财产。根据《若干规定》第90条，申请保全人保全的财产就不能全部实现。这样就无形增加保全人的诉讼成本，产生对执行工作的误解。（3）保全债务人到期的债权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符，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0号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对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给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和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而目前实践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保全申请审判庭就裁定执行。造成财产保全裁定的结果于法无据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定书相互冲突。
鉴于保全的执行，笔者提出如下观点，申请执行人提出财产保全的执行，应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也就是执行前置。执行人员提前介入。凡是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的，审判员告知权利人到执行机构办理保全手续，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内勤人员负责编号建档，以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及时执行。这就避免了审执脱节的现象发生。
被执行人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申请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应负有举证责任。这一条在《若干规定》第28条及民诉法第64条、第2款都作出规定。这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发现程序，即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命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把占有、保全或在他控制范围之内的与诉讼有关的书证资料，向执行法院和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程序。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法中关于债务人财产的查报方面，要求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强制执行时，除应提交执行名义的证明之外，必须提供债务人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从另一角度来看，申请人自行提供，这样符合申请人利益，申请人往往在诉讼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较为了解掌握。因此，在执行程序开始前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阶段，执行法院在立案时向申请人送达举证通知要求提供其所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状态，包括财产名称、种类、性质、地点等情况。在举证通知书中载明若申请人在3个月内不能举证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也证实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同意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或向法院申请领取债权凭证。由于执行规定对执行期限作出了规定，某种程度上说更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临近执行期限最后时间，申请人必须积极作好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工作。否则将承担执行判决无法兑现的风险。
恢复执行启动工作的举证，若干规定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依这一规定恢复执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职权，一种是依当事人申请。但实际操作中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案件只占有一小部分，一般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案件，如刑事案件中的罚金、没收财产。而绝大部分案件的恢复执行是靠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才进行，这就要求在中止执行期间，申请人必须注意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然后法院才可以启动恢复执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程序中许多人过分强调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有一些申请执行人由于不能承担这样的所谓“举证责任”而被拒之法院的大门之外，有的案件也被轻易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法律法规不符，一些案件申请人是无法靠自己的来举证的，如个人存款帐户帐号，单位开户银行帐号等。况且若干规定第28条也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只是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就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提供给法院。这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理论上被称之为倡导性条款，因此，应将执行中的举证责任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区别开来。
二、执行人财产申报。
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这就说明被执行人申报财产是其应尽的义务。规定中规定了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财产的内容包括：财产状况（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房屋、车辆、工资收入）、生活状况、债权债务、投资状况等。但实践当中，觉得这一条款形同虚设。首先，被执行人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未自动履行义务，这就证实了有逃避执行的心理，在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后，千方百计去转移财产，设法对抗法院执行，根本不可能主动向法院申报财产。其次，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若干规定只是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而没有规定不申报财产或申报不实所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从而助长了被执行人轻视报告财产的心理。笔者认为，如若被执行人不能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其法律后果应是惩罚性的。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若干规定第一百条的规定，视其情节予以罚款、拘留，对于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按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追究被执行人的责任。相反，如果被执行人能提供证明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报告，通过法院查实，申请人的认可后，执行员可按若干规定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中止或终结执行。这样不仅提高案件的效率，而且能够消除申请人对法院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误解。
三、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
在国外的立法中，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的查明，绝大多数是由被执行人或申请人承担的，法院或执行人员并不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在我国，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当事人来收集财产证据较难。国外申请执行的期限一般当作时效来理解的，存在着中止、中断、延长的制度。而我国的执行期限规定较短，逾期不申请就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了。如果采取完全由当事人查明财产后，再申请的做法，则很多当事人申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就决定了主要调查取证工作仍由法院完成。被执行人报告或申报财产状况实际上多数也是在法院依职权调查中在法院的责令下进行的。然而实践中法院在执行中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往往效果不尽如意，经常出现执行人民“跑细了腿，说破了嘴，收获甚微”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法律赋予收集证据的法官权利过弱。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行政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的协助，如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在查处有关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这些也可以成为执行法院的证据来源。评估部门的评估报告，也是一种有力的执行证据。在现实工作中，对这些行政机关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向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等。现在看来，这一习惯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改为“调查令”或“通知书”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应属于配合、服从的地位，而不是监督、协助部门。所以，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行为混淆了执法机关与业务执行机关的界线，消弱了法律的权威。因此，正确地界定其权限，合理地划分其职责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会给法官节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证据认定证据。
法院获取证据应为当事人所无法提供的，当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仍无法获取的。这时法院可以采取传唤、搜查等强制措施来得到。
四、群众举证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规则；行政诉讼；适用；限度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规则。只有部分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而且其适用有一定的限度，必须经过改造。典型的有管辖异议、财产保全、诉讼代表人制度、执行中的和解。民事诉讼规则无法吞并行政诉讼规则。民事诉讼法是关于私法诉讼的规则，行政诉讼是关于公法诉讼的规则。公法诉讼的规则和私法诉讼的规则是否可以通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曾规定，行政诉讼适用民事诉讼规则。但行政诉讼肯定有不同于民事诉讼的规律，于是，在适用了若干年民事诉讼规则之后，行政诉讼法出台了。我国遂有了三大诉讼法并列的局面。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打破了这样一个整齐的格局，因为该解释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过。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该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有强烈的民事诉讼规则的痕迹。有关诉讼法修改的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政诉讼是否仍然需要单独的规则？民事诉讼的规则能否吞并行政诉讼的规则？有的学者提出用民事诉讼规则包容行政诉讼规则，是否行政诉讼规则和民事诉讼规则“久合必分”之后，又“久分必合”了？行政法学者大声疾呼：行政诉讼有不同的规则！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规则之间的关系真应了那句“斩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古话。民事诉讼的规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这一追问对于今日诉讼法的修改也许不无裨益。宏观的叙事于事无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管辖异议、共同诉讼代表人制度、财产保全、执行中的和解明显来自于民事诉讼法，因为这些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根本就没有规定。这些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情形与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情形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一、管辖异议《民事诉讼法》第38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管辖异议的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了管辖异议制度。第10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两个规定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只不过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限有所差别—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限是15天（因为民事诉讼的答辩期限是15天），而行政诉讼当事人提出管辖意义是期限是10天。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管辖异议提出的主体究竟是否包括第三人？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则将这个问题规定得很清楚，但行政诉讼法语焉不详。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继续追问的空间。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有两个进路。第一个进路是对意见的文义解释。我们着眼于该条的第一句，就能得出第三人可以提出管辖异议的结论，因为该条中的当事人应该包括第三人。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民事诉讼规则中，尽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但第三人是没有权利提出管辖异议的。对该意见的文义解释无法得出前后一致的结论，我们能否援引民事诉讼法规则？这就是解决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提出管辖异议权利问题的第二种进路。《民事诉讼法》也未对第三人的管辖异议问题作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作出了解释。该解释否定了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第65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第66条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该意见没有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作出规定。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因为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即以本诉原告和被告为被告的原告，而原告不能提出管辖异议。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7月28日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0]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苏法（经）[1989]第9号《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如果是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他参加诉讼，则他有权选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他在诉讼中始终辅助一方当事人，并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转移。所以，他无权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我们能否这样推演：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定，因此，行政诉讼的第三人也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事实上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与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否可以通约？仔细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发现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笼统地说：民事诉讼的第三人是私法诉讼的第三人，而行政诉讼的第三人是公法诉讼的第三人。行政诉讼中不可能出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同时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和被告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因为行政诉讼涉及到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此问题的判断只有两种可能—合法或者不合法，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形。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问题已经被消解了。行政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无区别呢？区别应该是明显的—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是恒定的，依附于原告或者被告。但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地位是不恒定的，原告和被告有时可以转化为第三人，第三人也可以转化为原告和被告。1．第三人转化为原告的情形：行政复议的第三人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2．原告转化第三人的情形：受到一个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一部分起诉，而另一部分不起诉的，人民法院通知没有起诉的部分当事人为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被告转化为第三人的情形：一个行政行为由几个机关共同作出，原告只起诉其中的部分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2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边界是流动的。我们从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和第三人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边界的流动性，无论是原告还是第三人，都表达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我们可以把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进一步分解为“本来的第三人”和“转化的第三人”。转化的第三人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由原告转化而成的第三人和由被告转化而成的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参加共同诉讼的原告和被告，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参加诉讼，但他们的诉讼地位永远不会变为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第58条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和原告、被告之间不能相互转化，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能享有和原告、被告同样的诉讼权利。但由于行政诉讼中第三人和原告、被告的边界是流动的，因此，第三人理应该享有和原告、被告同样的诉讼权利。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问题分解为三种情形：1．本来的第三人，我们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则，无权提出管辖异议；2．由原告转化而来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人民法院通知他参与诉讼时，如对管辖有异议，可以向他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3．由被告转化来的第三人，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二、财产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用两条的篇幅规定了财产保全。第92条第1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第93条第1款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财产保全，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第48条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的内容来看，含有明显的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痕迹。是民事财产保全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一个变形。那么，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究竟在行政诉讼中能够适用到什么限度呢？对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扩张：从民事诉讼单向的财产保全到行政诉讼双向的财产保全。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申请财产保全的当事人范围，但就民事诉讼的规律来看，应该是原告或者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或者与被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因为财产保全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将来人民法院作出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如果被告要求原告给付，那就应该提起反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总是原告或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或者与被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是一种单向的财产保全制度。而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保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将来的顺利执行，因此，行政诉讼的被告也可申请财产保全，这是一种双向的财产保全。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从财产保全的前提，即“必要性”出发，我们会发现，被告申请财产保全的可能性比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行政主体，履行人民法院含有财产给付内容判决的能力不容质疑：行政主体的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而且国家赔偿的费用列入单独的财政预算，行政主体实际上是用国库资产履行含有财产给付内容的生效裁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主张没有必要对行政诉讼中的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行政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就完全演变为与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反向的制度，即被告对原告的防御手段。当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从民法的角度看，财产可以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如果行政主体对没收的原告特定物采取销毁、拍卖等措施，显然有可能使法院的判决将来无法执行。当然，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的执行尚未开始，原告或者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4条裁定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如果行政行为已经开始执行，或者行政主体有可能置法院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裁定于不顾，法院完全有必要对行政主体扣押、没收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如查封、扣押、冻结等。但无论如何，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应该是一种极其例外的情形。对民事财产保全制度的压缩：行政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只限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无诉前财产保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8条的规定来看，只字没提诉前财产保全的问题。那么，行政诉讼中能否进行诉前财产保全？机械地分析字面意思，我们无法得出结论—没有规定可以诉前财产保全也没有规定不能诉前财产保全。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理由是：第一，第48条没有提及诉前财产保全的问题，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诉前财产保全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诉讼中没有诉前财产保全的必要，而必要性是诉前财产保全的前提。“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原告不存在来不及起诉，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有关财物转移、隐匿、毁损情况……”。我也同意行政诉讼中不允许诉前财产保全的结论，但上述理由显得有些牵强。第一，关于诉前财产保全的法律依据—意见第48条没有规定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就没有法律依据进行诉前财产保全？不是。如果但单就字面分析，该条并不排除诉前财产保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这与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表述有明显的区别，该意见的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没有规定诉前财产保全，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该解释第97条援引民事诉讼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定。第二，关于诉前财产保全的必要性。按照《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前提是“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就行政行为的执行来看，行政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对行政相对人强制执行并不是通过诉讼的程序进行的，因此不存在诉前或者诉中的财产保全之分。因此，行政诉讼被告对原告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问题已经被消解了。那么，原告申请对被告财产保全有无必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行政机关不可能对财产进行对有关财物转移、隐匿、毁损……”。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可以在7日内裁定是否受理。而在7日内，行政机关完全有可能处理扣押或者没收的原告财产。当然，说“行政机关不可能对财产进行对有关财物转移、隐匿、毁损……”蕴涵了对行政主体的高道德值判断—行政主体并不一定比民事主体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那么，行政诉讼中到底允不允许诉前财产保全呢？如果我们遵照系统的解释方法，就可以得出行政诉讼中不允许诉前财产保全的结论。第一，意见第48条几乎完全照搬了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为什么对作为财产保全制度一部分的诉前财产保全视而不见？从立法的技术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不可能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第二，意见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出现在第六部分，即“审理与裁决”部分，审理与裁决是诉讼进行过程中的行为。因此，尽管意见第48条没有限制性地规定不允许诉前财产保全，但从该条所处的章节来看，没有逻辑地包含诉前财产保全的语义。当然，可能有的学者会指出，行政诉讼中没有规定诉前财产保全不利于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这里涉及的是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已溢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三、诉讼代表人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用两条的篇幅规定了共同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第54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第55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共同诉讼代表人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3款规定了共同诉讼的代表人制度。同案原告为5人以上，应当推选1至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一般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结合了集团诉讼和诉讼制度而成的一项制度。自民事诉讼法将这种诉讼形式规定以来，学界有关“完善”或者“不足”的表述就没有停止过。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制度如何移植到行政诉讼中呢？移植的限度如何？从民事诉讼中的任意法到行政诉讼中的强行法。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比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更显示出强行法的色彩。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众多时，“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而行政诉讼同案原告为5人以上时，“应当推选……诉讼代表人”。从双向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到单向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可能是原告推选的，也可能是被告推选的，但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却只能是原告推选的。理由是行政诉讼中出现5个以上的被告是极其少见的，因为5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不应该是行政行为的常态。制度安排不可能立足于偶然发生的情形。从双种类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到单种类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民事诉讼中法第54条规定的是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而第55条规定的是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否也包含同样的两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3款对此语焉不详。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否应该包括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行政诉讼只能受理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而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害关系人的确定性。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只应该包括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诉讼制度。以上三点可能并不复杂，比之复杂的是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条件。行政诉讼代表人制度适用的条件中，除了人数的要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同案”。什么是同案？这个问题在民事诉讼中是容易解决的，应该包含两种：同一个案件或者同种类的案件。其中，同种类的案件指具有相同事实和理由的案件。但行政诉讼中的情形比这复杂。可能的理解有三种：同一个案件，如6个人同时盗窃被行政处罚，6个人提起行政诉讼；同种类的案件，如政府对同一地段若干居民房屋拆迁，5个以上的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同一个行政行为引发的案件，如一个化工厂违法排污，使5个以上的居民受害，环保局对化工厂进行处罚。化工厂认为处罚太重提起行政诉讼，居民认为处罚太轻也提起行政诉讼。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显然可以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这与民事诉讼的规则没有太大的区别。第三种情形—即利益对立的双方同时对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利益对立的双方人数超过5人，是否可以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如果可以，诉讼代表人如何产生？诉讼代表人如何代表当事人利益？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以利益共同为制度前提的。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具有共同的利益，诉讼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不存在损益关系，这是保证诉讼代表人不损害被代表人利益的前提。但在利益冲突双方同为原告的行政诉讼中，诉讼代表人显然只能代表利益冲突双方中的一方。因此，在利益冲突双方同为原告的行政诉讼中，如原告人数超过5人，理论上应分情况处理:1．利益冲突双方中的每一方人数都不到5人，但两方相加人数超过5人，仍不能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双方均亲自参加诉讼；2．利益冲突双方中的每一方人数都超过5人，冲突双方各自产生诉讼代表人，分别代表利益冲突的各方；3．利益冲突双方中的一方人数超过5人，另一方的人数不超过5人，超过5人的一方产生诉讼代表人，另一方仍亲自参加诉讼。四、执行中的和解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执行和解制度。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没有规定执行中的和解制度。行政诉讼的执行阶段能否有和解协议存在呢？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和空间？单纯说行政诉讼中没有调解，从而否认行政诉讼执行阶段可能存在的执行空间显然过于武断[11]。行政诉讼中的执行大体上有三种情形：1．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请对被告强制执行；2．行政机关申请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3．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义务人强制执行。对行政诉讼执行阶段的和解也应分三种情形考察。1．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达成和解协议，要求撤回对被告强制执行的申请。原告对被告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形一般是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案件，因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撤消行政行为实际上很难具有可以强制执行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如果原告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终结强制执行？这个问题和行政诉讼中的撤诉可以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撤诉是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人民法院显然应该同意。但如果原告因为自己相对于被告行政主体的弱势地位，被迫作出撤回强制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就应继续强制执行，并对被告干扰执行的行为进行制裁。 2．行政机关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回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申请。理论上，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经过人民法院审查过的合法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执行阶段和解的合法性空间。这是从行政实体法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但并不是行政机关所有不合法或者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由人民法院纠正。可以分解成三种情况考虑：第一种情况，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并没有因此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或者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但其他利害关系人没有就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起诉，人民法院应该终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在行政程序法中称为行政行为的撤回。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有限的，这种司法审查的有限性首先就体现为：没有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法院不能主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种情况，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被执行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该对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然后裁决是否允许。第三种情况，行政机关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法院裁定允许。但之后行政机关又申请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没有超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定期限，且符合法定的强制执行条件的，仍然应该强制执行。因为行政机关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自行撤销了原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题中致义。3．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与义务人达成和解协议，权利人申请撤回对义务人的强制执行申请。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义务人强制执行的案件中，权利人和义务人和解，和民事诉讼强制执行中的和解没有区别。是私权利主体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人民法院应该允许。民事诉讼法是关于私法诉讼的规则，行政诉讼是关于公法诉讼的规则。公法诉讼的规则和私法诉讼的规则是否可以通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曾规定，行政诉讼适用民事诉讼规则。但行政诉讼肯定有不同于民事诉讼的规律，于是，在适用了若干年民事诉讼规则之后，行政诉讼法出台了。我国遂有了三大诉讼法并列的局面。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打破了这样一个整齐的格局，因为该解释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过。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该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有强烈的民事诉讼规则的痕迹。有关诉讼法修改的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政诉讼是否仍然需要单独的规则？民事诉讼的规则能否吞并行政诉讼的规则？有的学者提出用民事诉讼规则包容行政诉讼规则，是否行政诉讼规则和民事诉讼规则“久合必分”之后，又“久分必合”了？行政法学者大声疾呼：行政诉讼有不同的规则！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规则之间的关系真应了那句“斩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古话。民事诉讼的规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这一追问对于今日诉讼法的修改也许不无裨益。宏观的叙事于事无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管辖异议、共同诉讼代表人制度、财产保全、执行中的和解明显来自于民事诉讼法，因为这些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根本就没有规定。这些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情形与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情形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一、管辖异议《民事诉讼法》第38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管辖异议的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了管辖异议制度。第10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两个规定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只不过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限有所差别—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限是15天（因为民事诉讼的答辩期限是15天），而行政诉讼当事人提出管辖意义是期限是10天。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管辖异议提出的主体究竟是否包括第三人？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则将这个问题规定得很清楚，但行政诉讼法语焉不详。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继续追问的空间。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有两个进路。第一个进路是对意见的文义解释。我们着眼于该条的第一句，就能得出第三人可以提出管辖异议的结论，因为该条中的当事人应该包括第三人。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民事诉讼规则中，尽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但第三人是没有权利提出管辖异议的。对该意见的文义解释无法得出前后一致的结论，我们能否援引民事诉讼法规则？这就是解决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提出管辖异议权利问题的第二种进路。《民事诉讼法》也未对第三人的管辖异议问题作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作出了解释。该解释否定了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第65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第66条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该意见没有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作出规定。但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因为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即以本诉原告和被告为被告的原告，而原告不能提出管辖异议。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7月28日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0]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苏法（经）[1989]第9号《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如果是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他参加诉讼，则他有权选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他在诉讼中始终辅助一方当事人，并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转移。所以，他无权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我们能否这样推演：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定，因此，行政诉讼的第三人也无权提出管辖异议。这事实上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与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否可以通约？仔细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发现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笼统地说：民事诉讼的第三人是私法诉讼的第三人，而行政诉讼的第三人是公法诉讼的第三人。行政诉讼中不可能出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同时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和被告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因为行政诉讼涉及到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此问题的判断只有两种可能—合法或者不合法，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形。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问题已经被消解了。行政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无区别呢？区别应该是明显的—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是恒定的，依附于原告或者被告。但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地位是不恒定的，原告和被告有时可以转化为第三人，第三人也可以转化为原告和被告。1．第三人转化为原告的情形：行政复议的第三人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2．原告转化第三人的情形：受到一个行政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一部分起诉，而另一部分不起诉的，人民法院通知没有起诉的部分当事人为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被告转化为第三人的情形：一个行政行为由几个机关共同作出，原告只起诉其中的部分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2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边界是流动的。我们从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和第三人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边界的流动性，无论是原告还是第三人，都表达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我们可以把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进一步分解为“本来的第三人”和“转化的第三人”。转化的第三人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由原告转化而成的第三人和由被告转化而成的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参加共同诉讼的原告和被告，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参加诉讼，但他们的诉讼地位永远不会变为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第58条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和原告、被告之间不能相互转化，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能享有和原告、被告同样的诉讼权利。但由于行政诉讼中第三人和原告、被告的边界是流动的，因此，第三人理应该享有和原告、被告同样的诉讼权利。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第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问题分解为三种情形：1．本来的第三人，我们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则，无权提出管辖异议；2．由原告转化而来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人民法院通知他参与诉讼时，如对管辖有异议，可以向他认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3．由被告转化来的第三人，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二、财产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用两条的篇幅规定了财产保全。第92条第1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第93条第1款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财产保全，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第48条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的内容来看，含有明显的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痕迹。是民事财产保全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一个变形。那么，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究竟在行政诉讼中能够适用到什么限度呢？对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扩张：从民事诉讼单向的财产保全到行政诉讼双向的财产保全。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申请财产保全的当事人范围，但就民事诉讼的规律来看，应该是原告或者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或者与被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因为财产保全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将来人民法院作出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如果被告要求原告给付，那就应该提起反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总是原告或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或者与被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是一种单向的财产保全制度。而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保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将来的顺利执行，因此，行政诉讼的被告也可申请财产保全，这是一种双向的财产保全。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从财产保全的前提，即“必要性”出发，我们会发现，被告申请财产保全的可能性比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行政主体，履行人民法院含有财产给付内容判决的能力不容质疑：行政主体的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而且国家赔偿的费用列入单独的财政预算，行政主体实际上是用国库资产履行含有财产给付内容的生效裁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主张没有必要对行政诉讼中的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行政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就完全演变为与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反向的制度，即被告对原告的防御手段。当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从民法的角度看，财产可以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如果行政主体对没收的原告特定物采取销毁、拍卖等措施，显然有可能使法院的判决将来无法执行。当然，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的执行尚未开始，原告或者与原告诉讼地位相当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4条裁定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如果行政行为已经开始执行，或者行政主体有可能置法院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裁定于不顾，法院完全有必要对行政主体扣押、没收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如查封、扣押、冻结等。但无论如何，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应该是一种极其例外的情形。对民事财产保全制度的压缩：行政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只限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无诉前财产保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8条的规定来看，只字没提诉前财产保全的问题。那么，行政诉讼中能否进行诉前财产保全？机械地分析字面意思，我们无法得出结论—没有规定可以诉前财产保全也没有规定不能诉前财产保全。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理由是：第一，第48条没有提及诉前财产保全的问题，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诉前财产保全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诉讼中没有诉前财产保全的必要，而必要性是诉前财产保全的前提。“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法》第八条规定，对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在大陆境内有未了结的民商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其限制出境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作出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限制出境措施未作具体的规定，其性质属财产保全还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限制出境措施属行为保全性质，也即大陆法系中的假处分制度，英美法系称为禁令，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判决的顺利执行。
国外立法未对限制出境措施作出特别规定，但作为一种禁令制度规定在其民事诉讼法中。英国著名的玛瑞瓦禁令，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项很有特色的诉前保全措施，其内涵是法院根据原告人的申请，在被告可能将其财产转移出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禁止被告移动或处理资金／财物，直至有效的判决。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设有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它们都适用于判决结果产生以前的诉讼阶段，目的都是为避免申请人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十五编第三章规定了假执行制度，该法第514条、第515条规定：紧急审理裁定、对正在进行的诉讼规定假执行措施的裁定、命令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以及审前准备法官给予债权人预付款项的裁定，只要法官认为有假执行之必要，并且假执行与案件的性质相符合，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应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得命令假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于其第八编第五章规定了假扣押和假处分制度，并对其执行程序作了规定，其中假处分制度类似于禁令制度。如现状变更，当事人的权利即不能实现，或难于实现时，准许对于争执的标的物实施假处分。实施假处分，可以交付保管人保管，或命令对方当事人为一定的行为或禁止对方当事人的一定行为，特别是禁止对土地、已登记的船舶或建造中船舶进行让与、设置负担或抵押。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有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制度的规定，诉讼过程中的禁令制度散见于单行法与司法解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法》第八条规定限制出境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四章规定海事强制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诉前临时措施。
禁令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各国立法对禁令制度的适用条件既积极又慎重。禁令一旦，被申请人的违法生产、经营等行为必须停止。法院制止侵权，维持现状的行为，很快能达到既定的目的，但如果错误的禁令，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难以弥补的，因此，禁令的又是有条件的。根据英美法系的实践，禁令，必须考虑以下准则：（1）有否一个严肃的争端。申请人所提供的宣誓词虽为一面之词，但不应考虑到申请人败诉机会，只考虑申请人确有机会胜诉。（2）损失赔偿是否足够救济。除非金钱给付仍不足以救济，而必须采取制止侵权，以维持现状，否则，不宜中间禁令。（3）平衡双方的公平利益。决定是否采用中间禁令时，法官总是必须充分考虑它会给被告带来的损害。衡量的原则是适用临时禁令给被告带来的不利要小于不适用中间禁令给原告带来的不利。（4）特殊因素。基于国家和社会利益，法官也会中间禁令，如tRipS协议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无不体现了私权保护和社会公益的立法平衡。
限制出境作为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其适用类似于国外的禁令制度，已在一些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视为一项与财产保全制度同等重要的保全制度来进行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禁令制度，尚未作为与财产保全制度同等重要的保全制度，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而是分散于具体的实体法、特别程序法与个别司法解释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法》、《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但上述规定仅有原则性规定，如何适用，特别是其适用条件，还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1）限制出境措施的申请人对案件具有胜诉的可能性；（2）限制出境措施的被申请人大陆境内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一般而言，对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其资不抵债，则不应采取限制措施，而按照我国公司法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定处理；（3）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必须情形紧急，如不采取该措施，其本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业务主管人员出境可能造成案件无法审理；（4）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应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且应提供全额有效的担保，该措施由于属行为保全的性质，应基于当事人的申请。
限制出境措施的方式，《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采取决定的方式，但决定属人民法院依职权而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属禁令的范畴宜采取裁定的方式。限制出境措施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交保全费用。限制出境措施涉及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较财产保全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会产生潜在不利甚至现实不利。因此，针对错误的措施，被申请人应有相应的救济手段。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笔者认为，限制出境措施的发出，应比财产保全更为严格，一般地，人民法院不依职权介入，必须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且，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担保数额，应以被申请人可能遭受的损失或损害为限。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出境裁定并付诸执行，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不准出境，并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注明不准出境的原因。如未能扣押被限制出境人员的证照，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应依照《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中的规定，填写《口岸阻止人员通知书》，并附民事裁定书，交付公安、边防机关交控。限制出境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止。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4
关键词：信用证；信用证欺诈；止付令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51-02
由于我国并没有信用证的成文法，在信用证的欺诈和救济方面最权威的文件仅有1989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第4条第2款就信用证欺诈的冻结问题作了简单而原则性的规定。同时由于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信用证这一国际商业支付工具缺少了解，对其银行实务，法律机制的设计也知之甚少，又无信用证案件的审判经验和必要基础知识，因此在认定欺诈和冻结信用证时只能考虑到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和满足财产保全的条件，而忽略对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考虑。对正当持票人地位和第三人利益的考虑和对影响银行声誉的考虑，只凭一张止付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便轻易中止了信用证付款，由于不当止付给受益人，特别是开证行带来的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一、我国信用证欺诈下法院止付令的法律性质
2005年10月24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此规定中明确了中止支付程序，司法实践中称其为“止付令”。而对于其属于何种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首先，止付令与英美法系上的“禁令”是不同的，英美法上的禁令，其并不具有对物的效力，而只具有对人效力。在中国法项下止付令是一项临时性救济措施，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临时性措施只有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两项，显然，止付令的性质不是人民法院在判决前，为解决权利人生产生活急需，裁定义务人履行一定义务的先予执行。其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可知：财产保全并不是只能适用于金钱请求案件，其规定“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是申请财产保全的条件，而对于是否要求是金钱给付案件还是其他类型的案件则没有设定任何限制。因此，止付令满足“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条件，除此之外，财产保全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此处可以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为效力较低的法律渊源，而止付令则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下，止付令的法律性质是可以定性为财产保全的。
二、我国信用证欺诈下法院止付令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现行立法有关信用证止付令的规定
1.止付令的条件进一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其第8条中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信用证欺诈的情形。从《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不难看出，《美国商法典》中实质性欺诈的法律精神被我国止付令的条件引入。现各国在关于信用证欺诈的司法实践中操作方法虽不一致，但在规避信用证欺诈过程中不能背离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将“欺诈将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作为能够申请中止支付的欺诈的条件。因此,《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指信用证欺诈并不包括数量上的小幅差额，货物质量上的一般瑕疵，或者非实质性的对信用证条款的违背。这种对信用证欺诈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制度，能够有效维持信用证的正常运转和防止滥用欺诈例外。
2.信用证欺诈的豁免制度得到确立
所谓信用证欺诈豁免，是指在法定情形下，即使发生了信用证欺诈，法院亦不能止付信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其第10条例举了欺诈豁免的情形，信用证欺诈的豁免制度得到确立。同时第13条也为当事人和善意第三人对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裁定有异议的情形提供了程序依据。在信用证操作实务中，信用证交易的完成，开证行时常需要通过保兑行、付款行、议付行等中间行来实现。而当信用证欺诈发生时，若法院不当止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在此种情况下，容易导致部分商人对信用证产生信任危机，甚至致使银行不能放心地参与到信用证交易中来。因此，为善意第三人留下了保护合法权益的空间是各国“信用证欺诈例外”适用机制的共性。
3.临时性止付与终局判决止付得到区分
英美法中的“禁令”类型颇多，美国在信用证欺诈的司法实践中，就将禁令分为初步禁令和永久禁令两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这种分类方法进行了借鉴，将止付分为中止支付和终止支付两种。中止支付是法院在诉讼前与诉讼中的裁定，是以程序法上的救济措施存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它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而终止支付是实体法上的救济，是法院根据我国民法、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为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而采取的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中止支付和终止支付的区分为在不同阶段法院用不同方法干预信用证机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信用证止付令存在的问题
1.“信用证欺诈”的认定标准不清，止付令条件规定过于宽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尽管已经初步确定了信用证欺诈的标准，但第8条第4款“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的设置，使得标准存在含糊不清的情况，致使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没有准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法官处理案件的随意性。此外，国内法院有关信用证欺诈的判例中，信用证欺诈通常被当做一般民事欺诈的原理来理解，而没有严格控制适用的条件，而这种界定标准不明确规范的情形，就给法官留下了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间，极易导致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滥用。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5
一、加强学习。
开展专题学习，按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高度重视。并利用机会反复学习，加强自我思想教育，提高反腐倡廉自觉性，提高廉洁自律的意识，使我体会到该《若干规定》若干准则》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和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指导性文件。认真学习《若干规定》若干准则》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诚实守信、维护企业利益和职工合法权益，要求我必须勤政廉洁，积极工作，团结同事，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于的权力。
二、正确树立廉洁从业观
彻实落实好《若干规定》若干准则》加强自身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认真学习的基础上。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阶段为契机，对近年来工作进行认真分析查找自身在廉洁从业方面的薄弱环节，并按照自治区纪委、国资委和监察部的部署，认真开展“五查五看”自查自纠的工作，同时按照《若干规定》若干准则》要求，结合我行业务实际，按照我行制定的信贷岗位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十不准”从工作纪律、财务纪律、保密纪律、操作纪律等多个方面明确自己的行为规范，并结合《若干规定》若干准则》仔细对照自查如下：
(一)维护国家和出资人利益。
1无违反决策原则和程序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2无违反规定办理企业改制、兼并、重组、破产、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等事项;
3无违反规定投资、融资、担保、拆借资金、委托理财、为他人代开信用证、购销商品和服务、招标投标等;
4无未经批准或者经批准后未办理保全国有资产的法律手续。;
5无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进行违反国家财经纪律、企业财务制度的活动;
6无未经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人事主管部门批准。;
7无未经企业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或者虽经企业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但未经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准，决定大额捐赠、赞助事项;
8无其他、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行为。
(二)忠实履行职责。
1个人未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
2无在职或者离职后接受、索取本企业的关联企业、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
3没有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购买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4没有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以其他委托理财名义。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5没有利用企业上市或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消息、商业秘密以及企业的知识产权、业务渠道等无形资产或者资源。;
6没有未经批准兼任本企业所出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的领导职务。;
7没有将企业经济往来中的折扣费、中介费、佣金、礼金。;
8没有其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本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
1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
2没有将国有资产委托、租赁、承包给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
3没有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4没有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5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
6按照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
7无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或者在上述企业或者机构从事、与原任职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8无其他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企业利益的行为。
(四)勤俭节约。
1无超出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的预算进行职务消费;
2无将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费用列入职务消费;
3无在特定关系人经营的场所进行职务消费;
4按照规定公开职务消费情况;
5无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旅游;
6无在企业发生非政策性亏损或者拖欠职工工资期间。;
7无使用信用卡、签单等形式进行职务消费。;
8无其他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以及奢侈浪费行为。
(五)加强作风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1无弄虚作假。;
2无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者借机敛财;
3没有默许、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从事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活动;
4无用公款支付与公务无关的娱乐活动费用;
5无在有正常办公和居住场所的情况下用公款长期包租宾馆;
6无漠视职工正当要求。;
7未从事有悖社会公德的活动。
三、工作中存在不足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6
债权人需在规定期限内就破产债权申报,否则,将丧失在破产程序中优先受偿权。劳动债权指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以及劳动保险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破产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㈠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㈡破产企业所欠税款;㈢破产债权。未将劳动债权及破产企业欠缴的税金列为破产债权,而是规定的先于破产债权受偿的非凡请求权。因此,不适用破产法关于破产债权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规定。实践中,个别法院以税务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破产企业欠缴的税金为由不予清偿,是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我国对劳动者实施的保险,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称为劳动保险,是一种初级水平的保险制度。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职工保险制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取向是强化社会化程度,并改称“社会保险”。目前,保险的覆盖面已从全民、城镇集体企业职工逐步扩及除农民劳动者以外的所有城镇劳动者。虽然我国风险事故伤害的具体形式不同,划分为负伤、疾病、残疾、死亡、生育、衰老、失业七种,但是,在实践中,劳动保险费用的支出也限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基本养老保险金由国家统一向企业和职工强制筹集,但是有的国有企业都未交。本文认为,应当补交、交足,以切实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二、破产企业职工集资款
在政策性破产情况下,企业借职工的款项不属于破产债权,应优先受偿。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上海、天津等18个被国务院确定为优先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城市的国有企业资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护生产经营向职工筹措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优先受偿。
1997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将试点城市由18个扩大到111个,其中包括我省的芜湖市,规定凡纳入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即使土地使用权被抵押,亦应用转让所得安置职工,不足部分还应以企业其他财产支付。1999年4月16日,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1999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列入1999年国家兼并破产项目的国有企业破产,无论是否在试点城市,均适用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从此,取得了试点城市的特权,即无论任何城市,只要是纳入国家兼并破产项目的国有企业破产,均适用破产企业财产优先安置职工。
在一般破产情况下,假如职工集资作为资本金投入企业,自然要承担投资风险,在未事先约定偿还本金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属于破产债权。假如约定偿还本金,属于企业向职工借款,则属于破产债权。
三、破产债权的抵销
我国《破产法》第33条规定,债权人对破产企业负有债务的,可以在破产清算分配前申请抵销。由此可见,我国破产法承认破产抵销权。但是,在宣告破产的情况下,抵销给双方带来的利益是不对称的,一方面,破产债权人通过破产清算不可能获得足额清偿,而破产企业却可能从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那里取得足额的清偿。因此,破产企业的债权人从抵销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1条规定:“债务人的开户银行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不得扣划债务人的既存款和汇入款抵还贷款”。扣划的无效,应当退回扣划的款项。拒不退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其退回并向其开户银行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04条的规定对有关人员和直接责任者予以处罚。另一方面,对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而言,本应可最大化收回的破产财产中获益,但因抵销使该利益受损,比较收益下降。
由于在破产宣告的情况下,抵销给双方带来利益上的不对称,故在破产立法中对抵销权给予了一定限制,一种是破产企业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法定期限内,对未到期债务放弃期限利益而与债权人抵销为法律所禁止。我国《破产法》第35条规定,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㈠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㈡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㈢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㈣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㈤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的行为应认定无效。另一种是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提出后或破产程序开始后取得他人的破产债权的,不得抵销。因为对破产企业仅负有债务而无债权的债务人,应向破产企业履行给付义务,该给付财产应为破产财产,对破产企业仅享有债权而无债务的债权人,应通过破产程序参加破产财产分配。
四、破产宣告对破产债权的期限及所附条件的影响
确定破产债权的时间界点是破产宣告。根据《破产法》第2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企业破产:㈠依照本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宣告破产的;㈡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终结整顿的;㈢整顿期满,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破产宣告裁定具有废止与债权有关的期限的效力,根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破产企业自即日起应当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但人民法院或清算组认为确有必要继续生产经营的除外”。即使原债权设定了某种期限,亦不影响成为破产债权。如在破产宣告时,假如债权原定的清偿期限尚未届满,视为已到期限债务,债权人可以申报债权。只是在确定债权额时减去未到期利息。《破产法》第32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数额超过担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依照破产程序受偿”。在破产宣告时,假如所附条件尚未成就,仍可申报债权,其是否实际参加破产财产分配,则看在破产清算期间条件是否成就。即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在条件未成就情况下,附解除条件的债权在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均将不能实际对破产财产受偿。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7
关键词：购房；按揭；强制保险；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060-02
引言
在一定程度上，购房按揭强制保险的设立无论是对于借款人的利益来说还是对于贷款人利益来说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在办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保险人问题、保险险种问题、贷款人问题及保险金额及期限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购房按揭相关保险积极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应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购房强制保险概述
我国法律规定，借款人在进行住房贷款时，若将房屋产权作为抵押物时，借款人或者委托借款人需要先完成房屋保险等相关手续的办理，之后才能签订借贷合同。同时，贷款人为房屋保险单的法定保管者。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个人在进行房屋借贷时，无论是将房屋作为抵押物还是将其他财产作为抵押物，都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银行作为被借款人，要求借款人将房产作为抵押物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该法律条例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它虽然给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提供了详细的保险操作章程，但其法律效力却远远不足。银行一般所处的市场环境有两种：一种为垄断市场，另一种为竞争市场。若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银行为了确保自身债权利益而向借款人提出一定的要求，甚至要求借款人以办理房屋保险作为合同签订的前提，这无论对于法律规定还是道德约束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然而，若是在市场垄断的条件下，银行强迫借款人以办理房屋保险作为贷款合同签订的前提，这既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及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违反了公平的原则。目前由于我国资金市场供求不平衡问题的存在，银行的一些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及道德约束的范围。这也使得借款人在办理房屋保险时，多数认为自己是受银行强迫的。
二、强制保险相关问题
（一）保险人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房屋保险办理方式有两种：一种由借款人自己完成保险办理，另一种由委托贷款人完成房屋保险办理。同时，只要能够确保贷款人债权的利益，那么借款人对于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然而，多数的商业银行都只会选择一家保险公司进行合作。这也被多数借款人认为是银行剥夺了自身选择的权利，危及了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多数商业银行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做，其之所以只选择一家保险公司进行合作，多数是因为受相关法律的约束。银行与保险公司所进行的合作，真正意义上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所维持的保险关系，而这种保险关系通常只限于银行与一家保险公司之间。因此，贷款银行不仅是贷款人，同时也是保险公司的人。其在接受借款人的借款申请时，只能向借款人推荐自身所的保险公司。但是，如果银行未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那么银行在接受借款人委托时，就可以向借款人推荐多家保险公司的相关险种。但是，一些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仅强行与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同时强迫借款人购买自身银行所的保险。这使得借款人的利益不仅受到银行双重身份的损害，同时也会受到保险公司随意制定保险险种的损害。除此以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保险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
（二）保险险种问题
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及房屋贷款保证保险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两种房屋保险贷款方式。然后无论是贷款抵押房屋保险还是房屋贷款保证保险，本质上两者均处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之内。但与其他的财产保险有所不同，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及房屋贷款保证保险不仅与房屋贷款合同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房屋保险相关的抵押权。针对于贷款抵押房屋保险来说，其具体是指借款人以房屋产权作为抵押物进行借款委托时，贷款人要求借款人先完成所抵押房屋的相关保险手续的办理，之后才能签订借贷合同。这种保险提高了贷款人房屋抵押贷款的安全性。而针对于房屋贷款保证保险来说，其制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借款人没有按期或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时，给贷款人带来利益损害。这种保险的承保范围不仅适用于借款人未能履行房屋贷款合约的问题，同时也适用于借款人因意外死亡而造成的贷款合同继承或受让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购房贷款保险市场中，常见的房屋保险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险，另一种为综合险。单一险具体又指贷款抵押房屋保险。而综合险中不仅包括贷款抵押房屋保险的成分，同时还包括房屋贷款保证保险的成分，为两种保险的综合体。这与目前我国的购房贷款行业中以抵押房屋作为贷款前提的实际情况有所不相对应。例如，在借款人以抵押房屋作为借贷条件过程中，若贷款人要求购买综合险，这无论是对于抵押权的实现来说还是对于债权的保障来说，都是超出范围的。除此以外，个人在进行房屋借贷时，若在此之前已经购买了其他相关的房屋财产保险，此时借款人就无须再购买贷款抵押房屋保险。
（三）贷款人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财产保险中出现的更多的是受害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受益人。同时，投保人及被保人是财务保险中常见的两个概念。在这里，被保人即可以是除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也可以是投保人本身。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是财产保险的核心内容。此时，若被保人就是投保人本身，即保险标为投保人自身的利益，那么这种财产保险又可称之为投保人自身保险；反之，被保人即可以是除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即保险标为他人的利益，那么从该财产保险合同中所获得的保险受益理所当然就由其他人所拥有，该种财产保险形式又称之为被保险人保险。但是与上述财产保险有所不同，对于信用保险来说，无论是单一的信用保险还是保证保险，保险标与被保人可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投保人在签订信用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及被保人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常见方式为：保险标为其他人的信用利益，被保险人也同样为其他人；另一种常见方式为：保险标为其他人的信用利益，而被保人为投保人自身。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他人所面对的信用安全性。
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合同的签订无论是对于借款人的利益来说还是对于贷款人利益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结果上来看，若不进行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合同的签订，那么不仅加重了借款人承担房屋损失的负担，也加重了借款人还款责任的负担，同时不仅使得贷款人的抵押权无法有效实现，也使得贷款人的债权无法得到有效确保。因此，确保贷款人及时的收回贷款，从而有效地保全银行的利益是贷款抵押房屋保险订立的最初想法。但从本质上说，若在进行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合同签订时，保险标为信用保险利益，而不是贷款人的抵押权保险利益，那么保险人的保险金偿付则是以借款人拒绝或无力清偿为条件，而不是以抵押权的最终丧失为前提。虽然贷款抵押房屋保险也同样属于财产保险中的一种，但其与信用保证保险有本质上的不同。
（四）保险金额及期间问题
若想要进一步有效地确保银行的利益，在进行购房贷款保险合同签订时，应该以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总和作为保险金额的标准。保险金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款人的债务金额。目前随着借款人借贷金额的逐年减少，所需偿还债务金额随之减少，从而借款人的保险金额也逐年减少。为了解决债务人借贷期限提前或拖延的问题，同时为了提高购房贷款的灵活性，保险合同内容较前有所不同。目前最为常见的是“一年一保”的保险形式及“一年一缴”的还款方式。除此以外，若到达续保时间，但借款人却因其他因素无法及时续缴保险，此时贷款人可代替借款人完成保险的续缴，但因替缴所额外产生的费用由借款人担负。针对保险金额方面，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不动产，房屋的价值是无法割裂的。因此，无论是要求计算整房价格来完成保单设计，还是要求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合同中的全额投保，均是合情合理的。另一种说法认为，工程建设所处的阶段不同，其保险金额也应有所不同。在对企业财产进行投保时，在对建筑工程进行投保时，应将工程承包的金额总和作为该工程的保险金额。对安装工程进行投保时，工程安装所产生的价值总和作为该工程的保险金额。在进行企业财产投保时，应将该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总和作为保险金额。目前我国鼓励多数企业进行足额的财产保险，这使得相关的保险操作更为简单。但是与建筑工程的财产保险相比较而言，购房贷款保险所处的情况有所不同。购房贷款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以抵押权作为保险利益，另一种以信用作为保险利益。它的利益价值不仅包括贷款本金，同时还包括所产生的利息。而关于不动财产分割问题，其在购房贷款保险中通常是不存在的。同时，房屋的价值也不是根据足额与否来进行衡量的。尤其是对于家庭财产保险来说，因为第一危险赔偿形式的存在，保险标中物的真实价值应该用保险公司所能赔偿的最高金额，而不是用保险金额来代表。
结语
目前我国购房按揭强制保险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随着我国住房按揭体系的不断健全，上述问题也必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同时，随着分配住房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最终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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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炎芳.论购房按揭强制保险若干法律问题[J].西部法学评论，2015，（7）.
[5]张明钱.购房按揭强制保险中的相关法律问题[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5.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8
未办结婚登记，只有“说走就走”
【案例】2013年1月13日，68岁的向志萍收到了“老伴”的最后“通牒”：三日内必须走人。泣不成声的她怎能忘记：自己早年丧夫，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成人，本以为可以安心地找个老伴安度晚年了，可子女偏偏反对。无奈之下，她不惜与子女“决裂”，于2010年与“老伴”未办结婚登记便同居了。可没想到“老伴”却是个“花心萝卜”，仅一年多的时间便对她失去了兴趣，不断在外面沾花惹草，并不时地将别的女人带回家，甚至发展到干脆要与别人另过，而将她撵走。“难道我就说走就走？”向志萍心里实在不甘。
【点评】向志萍与“老伴”的同居关系并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项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未办结婚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指出：“当事人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也就是说，鉴于“搭伴养老”的法律本质是非婚同居、无证同居，决定了因其未遵守《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缺乏法律基础，也不符合道德规范，而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走人，也可以要求对方随时走人，法院所能受理的仅仅是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纠纷。
同居新增财产，并非“一人一半”
【案例】现年72岁的郭玉兰与“老伴”是从2002年3月起开始“搭伴养老”的。此后，郭玉兰为“老伴”洗衣做饭、照顾其孙子孙女，甚至将所有的退休金补贴了家用。2011年元月，“老伴”用包含同居时所攒的积蓄，购买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商品房。由于“老伴”的儿子儿媳担心父亲过世后，房子会被郭玉兰占去，常常在郭玉兰与其父亲之间挑拨是非。由此导致两个老人间失去了信任，在2013年2月选择了分手。分手后，郭玉兰要求分得一半房产，却被对方断然拒绝。
【点评】郭玉兰不能分得一半房产。《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一般共有”即共同共有。就如何“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鉴于本案“搭伴养老”属“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对商品房的分割也就不能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按“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由于购房资金来自“老伴”，郭玉兰没有贡献或是贡献较小，自然只能不分或少分。
个人财产不明，只能“吃哑巴亏”
【案例】经过两个多月的交往，本着“不领结婚证好，合得来一起过，合不来就分手”的心理，2010年元月，69岁的罗琳娇与“老伴”同居了。期间，罗琳娇见“老伴”几乎家徒四壁，遂将自己价值5万多元的冰箱、彩电、空调等家用电器及真皮沙发等生活用品搬了过来。可2013年3月两人的同居生活走到尽头后，“老伴”却坚持称上述搬来的东西全部为其原有，坚决不允许罗琳娇搬走。无奈之下，罗琳娇提起了诉讼。但由于她无法提供购货发票，也不能提供相应的证人出庭作证等，法院最终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9
记者：在新的形势下，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有何重要意义？
张文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制定的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重要文件，《若干意见》的，昭示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到2004年底，我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全省经济总量的50%，是实实在在的半壁江山。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记者：《若干意见》主要从哪些方面体现中央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张文岳：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有助于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一是强调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二是从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和完善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是强调要切实保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四是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五是强调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些政策的落实，将使民营企业家渴望的破除障碍、打破垄断、突破成为现实，为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记者：《若干意见》提出了哪些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张文岳：国务院针对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若干意见》中主要提出了以打破垄断为主要内容的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公平待遇。二是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三是发展社会中介服务，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四是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五是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六是改进政府监管。七是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指导和政策协调。
记者：贯彻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对辽宁经济的发展与振兴有何重要意义？
张文岳：贯彻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加快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是事关辽宁长远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优化所有制结构，增强全省经济实力的重大举措。是加速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任务。是深入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加速全省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学习贯彻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就是要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靠发展民营经济，靠发展中小企业，走“以小为主，以多取胜”的路子，来实现辽宁经济的发展和振兴。目前，我省共有7800多户规模以上的企业，1100多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6600多户产值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从工业增加值来讲，民营企业实现的增加值已经超过全省生产总值的51%。但从企业实现的利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398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247亿元，占62%以上。从资产情况看，全省现在的经营资产大概是1100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6700亿元，占66%以上。从上述两组数字看出，民营经济所占比重还不是很大，所以，发展潜力巨大。学习贯彻国务院《若干意见》，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必将从根本上激活我省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平等竞争，全面解放生产力，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具优势，在经济增长、对外开放、财政、税收、就业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为全省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民营经济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省上下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突出重点，扎实工作，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记者：非公有制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若干意见》对中小企业有哪些支持？
张文岳：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业，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充分考虑了这一特点，对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逐步扩大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研究改进和完善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的会计、税收、统计等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制度；支持建立创业服务机构，鼓励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各类创业服务和政策支持，加快建立适应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息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科技创新服务；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促进以中小企业积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记者：贯彻《若干意见》，辽宁将采取哪些重要举措？
张文岳：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也相继出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对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我省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部分地区、部门观念转变滞后，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不配套、不完善，在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不适当的限制，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健全，政府监管和服务不到位，部分企业行为不规范，自身素质有待提高。针对我省存在的问题，省委、省政府已经着手制定贯彻国务院“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实施意见，目前已经完成了省政府部门的讨论论证工作，并将尽快出台。我省即将出台的新政策，其主要内容有：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促进创办企业，扩大就业渠道。对下岗失业人员、大学生、复转军人自主创办的除国家限制性行业的企业，免征3年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全面落实对民营企业用地公平政策。统筹财政扶持资金，支持民营重点产业发展
完善全省中小企业金融担保服务体系。省财政通过预算安排2亿元，再利用开发银行软贷款5亿元，将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担保资金规模扩大到7亿，建立省、市担保机构业务联动机制，形成辐射全省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体系，重点为“两大基地”、“三大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支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自从2005年，省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除支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外，还用于支持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建设，支持中小企业采用自有技术或引进专利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展技术创新，发展专、精、特、新产品，为大企业配套等。
省政府为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建立企业技术改造贴息资金6亿元（年初预算3.3亿元，拟再增加2.7亿元）、科技发展资金1.5亿元（每年预算安排），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
疏通融资“瓶颈”，改善金融服务拓宽创业投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中小企业创业资金，引导、带动民间资本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小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加快省中小企业银行的组建步伐。
构建民营企业服务体系。支持建立创业辅导、技术创新、信息咨询、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国际服务等服务机构。建立民营经济信息服务平台
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转制和采用托管、承包、购买、租赁、兼并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健全民营经济的法制保障，建立省、市民营企业投诉中心。清理和规范各种对民营企业的收费。保护民营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记者：辽宁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方面将会出台哪些具体措施？
张文岳：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实行公平待遇，是贯彻国务院《若干意见》的首要条件。一是要打破垄断，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步伐。我省要积极配合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的中直企业深化改革，支持我省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和领域。二是加快完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规范招投标行为，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我省各类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三是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四是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波前提下，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组建地方商业银行、推动城乡信用改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五是支持我省民营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六是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今年是我省的“改革年”。全省要大力推进以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为重点的企业改革。除大型煤炭企业要求国有绝对控股外，其他领域的地方国有大型企业全面放开股权限制，通过吸引各类战略投资者，招商引资、嫁接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们鼓励支持我省的民营企业通过收购、控股、参股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省委、省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在财税、金融、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民营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实现做大做强，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当前融资难、贷款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请问，在拓宽非公有制经济融资渠道方面将要采取哪些主要措施？
张文岳：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主要在于拓宽融资渠道，辽宁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将要采取四项积极政策：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鼓励政策性银行依托地方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健全创业投资机制，支持中小投资公司发展。三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信用再担保机构。四是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机制，加强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建立担保行业自律性组织。
财产保全若干规定篇10
[关键词]信用证欺诈财产保全中止支付
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随之而产生的信用证欺诈问题给信用证交易蒙上了阴影。2005年最高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用证司法解释》）对于信用证欺诈问题确立了相对以往更为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和方式，本文结合实务讨论其中几个常见的程序性问题。
一、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形式
发生信用证欺诈时，英美法中通过禁令制度来提供司法救济，但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禁令制度,只有财产保全制度。
从司法救济的效果上来看，禁令制度优于财产保全制度。因为英美法上的禁令是一项“对人的救济”,只针对人而不是针对物，要求禁令指向的人不得做某事或必须做某事。而大陆法上的财产保全制度针对的是物，考虑的是如果不给予保全，允许被申请人将财产转移，则将来法院的判决可能无法得到执行或难以得到执行。
在现有民事诉讼法中引入禁令救济制度对于信用证欺诈问题的处理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但是考虑到目前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整体逻辑性，以及最高法院若在司法解释中突破民事诉讼法而确立禁令制度显然是在越权行使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因此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做些变通。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的相关通知中的表述是“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以后逐步改变为“止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由冻结转变为止付,体现了信用证保全由财产保全行为向行为保全行为的转变。目前《信用证司法解释》第9条采用的“中止支付”的救济形式，基本上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设置的，但相对于过去一般的财产保全而言还是有一定的突破的。《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2款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中止支付类似于,但严格来说又不同于“查封、扣押、冻结”。若是将这里的“法律”作广义的解释,中止支付可勉强归类于“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支付令与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申请人申请冻结自己的财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法院无权冻结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的财产”。
二、信用证止付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信用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的有开证申请人、开证行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这三大类主体。
通常情况下,信用证欺诈的受害人是开证申请人,各国法律大都容许甚至鼓励开证申请人针对开证行将要作出的付款及时向法院申请止付命令,要求开证行不得对受益人的欺诈单作出兑付。在这种情形下,被申请人通常是开证行。
在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通谋欺诈开证行的情况下,开证行可以成为止付申请人,因为此种情形下,若开证行对受益人的欺诈单作出兑付,将得不到开证申请人的偿付。这时被申请人可能是开证行自身,也可能是议付行等被指定银行。
除了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外，其他与信用证支付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可能成为止付申请人，比如在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通谋欺诈开证行和开证行保证人时，开证保证人可以成为止付申请人。这时的被申请人通常也是开证行。
三、止付信用证的条件――自由裁量问题
《信用证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了申请人申请止付信用证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具体包括: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对该信用证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存在本规定第八条(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标准)的情形；如不采取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申请人提供了可靠、充分的担保;不存在本规定第十条(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情形。
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要达到何种程度才是适当的?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一国法律对此作出过规定，司法实践亦有分歧。”另一个值得探讨的相关问题是关于“难以弥补的损害”,该规定来源于《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英美法中的禁令制度也有这样的表述方式，但禁令救济是对人的救济,而诉讼保全是对物的救济,因此对于“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内涵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禁令救济考量的是如果法院不给予申请禁令的申请,申请人将无法获得普通法上的金钱救济，例如损害赔偿从而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被申请人将会将有关涉案资产转移出法院有效控制的辖区,并导致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则法院就提供衡平法上对人的禁令救济,命令被申请人不得将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给信用证的受益人。而诉讼保全的考量却是:如果不给予保全，听凭被申请人将财产转移,将来法院的最终裁决或判决可能无法得到执行从而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
法院要确定止付申请中陈述的事实是否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必然要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不当行使该自由裁量权将会给信用证机制的良好运作带来深远的危害：若是掌握得过分宽松,止付申请得到支持太过频繁,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运作和国际声誉。若是掌握得过分严格,当事人申请止付令会更加艰难,增加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被诈骗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吴庆宝等主编:信用证诉讼原理与判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0
[2]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