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品暴露评估篇1
多年的监测数据表明，农药残留及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添加剂滥用等化学性污染所造成的急性（如中毒、死亡）、慢性（癌症、痴呆、心血管疾病等）疾病，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实践证明，对食品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了解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为制定污染物限量标准提供数据；同时通过定量评估可以为今后的预防工作指引方向，为政府部门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提供依据，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1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评估问题的形成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第一步，不仅与风险评估者及管理者有关，同时也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通常一项完整的风险评估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需多个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包括化学、毒理学、药理学、数学、食品安全等多个学科。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估之前要考虑该问题是否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需要哪些人员参与，怎样给风险管理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已经具备的资料和预计完成时间等。之后，根据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进行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描述［1］。其中，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是风险描述的基础，也是风险评估的核心部分（图1）。
1.1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目的在于确定人体摄入化学物的潜在不良作用，这种不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以及产生这种不良作用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由于资料往往不足，进行危害识别的最好方法是证据加权。该方法对不同研究的重视程度顺序为：流行病学研究、动物毒理学研究、体外试验以及最后的定量结构-反应关系。
1.2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是确定毒作用终点、作用机制和剂量反应关系。其中剂量-反应关系是风险特征描述的核心内容，多数是基于动物试验的毒理学资料得出的。污染物在食品中的含量往往很低，为了达到一定的敏感度，动物毒理学试验的剂量必须很高，需要把动物试验数据经过处理外推到低得多的剂量。因此，用于剂量-反应关系外推的生物学机制模型一直是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
1.3暴露评估
食品污染物暴露评估的目的在于求得某危害物的剂量以及暴露的频率、时间长短、途径和范围等。由于剂量决定毒性，关于污染物的膳食摄入量估计需要食品消费量和这些食品中相关化学物浓度的相关资料。需要注意的是，在暴露评估中没有一个数据能够代表所有个体的消费量以及消费相关物质浓度。因此,饮食成分的暴露评估经常需要建立模型来代表真实的暴露情况。
1.4风险描述
风险描述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最后一步，其结果是给出人体摄入化学污染物对健康产生不良作用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考虑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的结果。在进行风险描述时应依赖于科学的数据而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说明评估过程中每一步资料分析和利用、模建立时的不确定性。
2数学模型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随着风险评估技术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应用，用于风险评估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剂量-反应关系和暴露评估方面，这里作一简单介绍。
2.1应用于剂量-反应关系的生物学机制模型
与传统的毒理学方法相比，根据解剖结构、生理学、生物化学、毒理学等建立的生物学机制数学模型减少了进行各种外推因不确定性造成的误差；使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降低，观察毒作用终点提前，更能够客观真实地评估人类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生理学基础的药代动力学模型（physiologically-basedpharmacokineticmodels，pBpK）可描述任何器官或组织内化学物及其代谢物浓度的经时变化，以提供其体内分布的资料，并可模拟肝脏等代谢转化的功能，提供毒物体内生物转化的资料。应用pBpK模型不仅能够预测在靶组织中毒物原型或其活性代谢物的剂量，为风险评估定量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而且有助于阐明化学危害物的毒作用机制。Dybing等［2］根据pBpK模型完成了丙烯酰胺内剂量及生物标志物含量（血红蛋白加合物、Dna加合物、胱氨酸加合物、缬氨酸加合物）的评估。Sharma［3］等用pBpK模型完成了由食物中摄入铅（外剂量）到体内血铅浓度（内剂量）的推导。
生物学基础的剂量反应关系模型（Biologicallybaseddoseresponsemodels，BBDR)是根据毒理学机制结合pBpK和pBpD模型
（physiologicallybasedpharmacodynamicmodels，生理学基础的药效动力学模型）,可定量地描述靶组织剂量与毒作用终点之间的关系，能够明确地描述接触外源性化学物后所发生的生物学效应或反应，可反映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到器官水平多个阶段的生物学变化，定量地描述外剂量和毒作用终点的关系。美国环保署（epa）联合多个机构建立了有机磷农药毒作用的BBDR模型［4］，描述了有机磷农药的代谢机制，模拟了抑制乙酰胆碱脂酶活性及活性恢复的全过程，因此能够根据接触剂量较准确地阐述乙酰胆碱脂酶受抑制的时间变化和剂量反应（效应）关系。
2.2概率暴露评估模型
用于计算人群暴露量的点评估方法和简单分布方法由于操作简单、经济，曾被广泛应用。但由于点评估方法把食品消费量和化学物在相关食品中的浓度都视为固定值。简单分布虽然应用食品消费量分布数据,但对于化学物残留量/或浓度却使用一个固定参数值的方法。当选择代表食品消费量或化学物浓度数据存在系统的偏高或偏低时就会发生偏差。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反映人群暴露的分布情况及暴露风险的大小。
与点评估和简单分布相比，概率暴露评估模型可用来描述食品化学物的暴露风险分布［5］,如对某一特定的健康影响发生的概率；它也可用于描述最终可能用于概率风险评估的暴露分布。在概率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monteCarlo模拟分析的方法，市场上的风险分析软件@risk4.5、CrystalBall等可用于食品中化学污染物暴露评估模型的构建。在食品化学物的膳食暴露概率分析的模型中,食品消费数据及残留量/或浓度数据均使用分布,并且依据每一个输入的分布,找出与暴露过程相一致的数学模型,用随机生成的一些数值来模拟膳食暴露。即一旦模型和输入的数据被选择了,运用合适的软件系统,就可以设置所需的模拟和重复数据,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也可对一些与暴露评估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定性。
3国内外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现状
3.1wHo/Fao
wHo/Fao共同成立了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下属的3个国际性专家委员会，即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及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会议(JemRa)，分别负责食品添加剂、化学、天然毒素、兽药残留的风险评估，农药的风险评估和微生物的风险评估，为CaC决策过程提供所需的科学技术信息。《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法典标准》(Codexstan193)附件i《制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值的原则》中规定［6］，在制定污染物限量值(mLS)时要附以摄入量的计算及其风险评估资料。CaC在2003年制定了适用于法典风险评估的《在法典框架内应用风险分析的工作原则》(alinorm03／41)［7］，有关风险分析的原则和指南为风险分析在各国的应用提供了共同遵守的框架。
3.2欧盟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是欧盟进行风险评估的主要机构，其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政策、立法。目前eFSa主要是应欧洲委员会的请求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根据新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一些项目研究［8］。eFSa提出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风险评估指导性文件、鱼中汞问题、食源性致病菌的风险评估中暴露量评估相关的定量方法［9,10］。实施的“欧洲食品安全-食品和膳食中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项目，为食物链中化学物质风险定性定量评估方法奠定了科学基础［11］。
3.3其他国家
在美国制定食品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HHS)、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局(epa)完成。2003年美国USDa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提供实施风险评估的技术指导，加强各机构在风险评估中的合作与交流。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在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基础上制定的。
德国于2002年成立了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际认可的评价标准基础上，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独立于政府开展消费者健康保护和食品安全评估工作。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遵照国际组织制定的原则和框架进行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3.4中国
近年来，我国虽然已经在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在应用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污染物限量标准的制定未按照CaC制定的“风险分析原则”,不能与国际接轨。目前我们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困难有：缺乏高质量的人群暴露资料（如总膳食研究、以食物分类为基础的摄入量研究等）、采样和检验方法与国际上不统一、未明确设立专门机构来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食品行业的参与不足等。
风险评估在科学评估食品中污染物危害水平、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措施、降低危害、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在降低食品中污染物风险方面尚未充分发挥风险评估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应采用国际通行的原则和方法开展风险评估研究工作并制定相应规范，将风险评估与管理相结合，使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和卫生管理规范与国际接轨，为管理者制定保护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依据。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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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ybingpB,Farmerm.andersen,Humanexposureandinternaldoseassessmentsofacrylamideinfood［J］.FoodandChemicaltoxicology,2005,43：365-410.
［3］Sharmam,maheshwarim,morisawaS.DietaryandinhalationintakeofleadandestimationofbloodleadlevelsinadultsandchildreninKanpur,india［J］.Riskanalysis,2005,25(6):1573-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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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陈冬东，唐英章,等.论食品安全暴露评估模拟模型［J］.食品科技，2007,（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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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yingDowntheGeneralprinciplesandRequirementsofFoodLaw，establishingtheeuropeanFoodSafetyauthorityandlayingdownproceduresinmatersoffoodsafety［S］．eCno,17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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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FSaprovidesRiskassessmentonmercuryinFish：precautionaryadviceGiventoVulnerableGroups［R］．europeanFoodSafetyauthority,2004：1.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2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iRB初级法;高级法
中图分类号:F540.57文献标识码:a
新巴塞尔协议最主要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计算信用风险的iRB法(内部评级法)。iRB法是建立在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结果基础之上,根据银行自己掌握的信息对借款人可能出现违约的概率和银行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这种评估与资本充足率挂钩的过程。其计量依据是对借款人和特定类型交易风险特征的评估,主要依靠四方面的数据:一是违约概率(pD),即特定时间段内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二是违约损失率(LGD),即违约发生时风险暴露的损失程度;三是违约风险暴露(eaD),即对某项贷款承诺而言,发生违约时可能被提取的贷款额;四是期限(m),即某一风险暴露的剩余经济到期日。
根据银行之间对风险要素计量能力的不同,巴塞尔将iRB法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形式。在iRB法中,包括许多不同的资产组合,各类风险暴露所采用的资本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按照iRB法的要求,银行将其账户分为具有不同潜在风险特征的五大资产类别,包括(a)公司,(b),(c)银行,(d)零售,(e)股权。下面本文就各类资产组合采用的iRB初级法和iRB高级法之间的区别做个简述。
一、公司、银行和的风险暴露
iRB对、银行和公司风险暴露采用相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高级法和初级法主要的区别反映在数据要求上,前者要求的数据是银行自己的估计值,而后者要求的数据则是由监管当局确定。具体区别见下表:
数据iRB初级法iRB高级法
违约概率(pD)银行提供的估计值银行提供的估计值
违约损失率(LGD)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指标银行提供的估计值
违约风险暴露
(eaD)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指标银行提供的估计值
期限(m)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指标或各监管当局自已决定允许采用银行提供的估计值(某些风险暴露除外)银行提供的估计值(某些风险暴露除外)
上表表明,对于公司、和银行同业的风险暴露,所有采用iRB法的银行都必须提供违约概率的内部估计值。此外,采用高级法的银行必须提供LGD和eaD的内部估计值,而采用初级法的银行将采用监管当局考虑到风险暴露属性后而规定的指标。总体来看,采用高级法的银行应提供上述各类风险暴露剩余期限的估计值。而对于采用初级法的银行,监管当局可自己决定是否全国所有的银行都采用规定的固定期限假设,或银行自己提供剩余期限的估计值。
iRB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即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处理。iRB法本身,特别是LGD参数,为评估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技术的潜在价值提供充分的灵活性。因此,对于采用初级法的银行,监管当局规定的不同LGD值反映了存在不同类别的抵押品。在评估不同类别抵押品价值时,采用iRB高级法的银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于涉及金融抵押品的交易,iRB法力求确保银行使用认可的方法来评估风险,因为抵押品价值会发生变化。
二、零售风险暴露
对于零售风险暴露,只可采用高级法,不可采用初级法。iRB零售风险暴露公式的主要数据为pD、LGD和eaD,完全是银行提供的估计值。相对公司风险暴露的iRB法而言,在此不需计算单笔的风险暴露,但需要计算一揽子同类风险暴露的估计值。
考虑到零售风险暴露包括的各类产品表现了不同的历史损失情况,在此将零售风险暴露划为三大类。一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担保的风险暴露,二是合格的循环零售风险暴露,三是其它非住房抵押贷款,又称其它零售风险暴露。新巴塞尔对这三类业务规定了不同的风险权重公式。
三、专业贷款
新巴塞尔将不同于其它公司贷款的批发贷款做了细分,并将他们统称为专业贷款。专业贷款是指单个项目提供的融资,其还款与对应的资产池或抵押品的营运情况紧密相关。对于除一项专业贷款外,对于其它专业贷款,如果银行能够满足估计相关数据的最低要求,他们即可采用公司贷款iRB法计算这类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
对于特定的一类专业贷款,即“高波动性商业房地产”(HVCRe),有能力估计所需数据的iRB法银行将采用单独一项公式。由于这类贷款的风险大,所以该公式比一般的公司贷款风险权重公式要保守。不能估计所需数据的银行,可以将HVCRe风险暴露细分为五类。新巴塞尔对各档明确规定了风险权重。
四、股权风险暴露
iRB法中,银行需要单独处理股权风险暴露。巴塞尔规定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建立在公司贷款的pD和LGD基础上,要求银行提供相关股权风险暴露的估计值。但是这种方法规定的LGD是90%,另外还规定了其它方面的限制,其中包括在许多情况下风险权重最低为100%。第二种方法旨在鼓励银行针对一个季度内持有的股权市场价值下跌的可能性建立模型。此外巴塞尔还规定了一种简易方法,其中包括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固定风险权重。
综上所述,初级法中,金融机构需根据内部数据对于不同级别的借款测算违约概率(pD),金融监管当局则必需提供其他所需参数如违约损失率(LGD)及违约风险暴露(eaD)等。而高级法中上述参数由银行自行测算决定,但必须由监管当局加以确认方可实行。
同时,初级法和高级法在不同资产组合的计算公式及授信期限等调整因子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其最终结果是金融机构在计算风险资产及提取相应准备上存在巨大差异。
参考文献: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3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上海210000）
摘要：随着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风险评估已成为场地环境调查和修复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国家和地方层面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文件以指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以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为主线，依次对国家和地方技术规范文件确定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工作内容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
中图分类号：X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500（2015）07－0047－06
收稿日期：2015－06－09
作者简介：李春平（1988－），女，辽宁阜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场地修复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我国大中城市多种行业企业的关闭和搬迁一直在持续进行，由此遗留的潜在污染场地的环境管理工作正受到国家和地方层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早在2009年10月，北京市就开始实施《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656-2009）［1］（北京导则），以规范北京市污染场地的环境评价和风险评估流程，防止潜在污染场地的开发利用危害群众健康。2010年1月，重庆市颁布《重庆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2］（重庆指南），从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及修复方案3方面规定了重庆市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要求。2011年8月，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3］（北京筛选值），作为潜在污染场地开发利用时是否需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的判定依据。2013年6月，浙江省颁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892-2013）［4］（浙江导则），详细规范风险评估的整个流程，并提出浙江省适用的部分关注污染物的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2014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5］（国家导则），从国家层面规范了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2014年10月，上海市制定《上海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规范》（试行）［6］（上海规范），以规范上海市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人体健康的定量风险评估已成为我国污染场地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7］。本文以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为主线，依次对国家导则和各个地方技术规范文件确定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工作内容的异同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并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设。
1风险评估的工作内容和程序
国家导则按照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工作流程将其划分为5部分：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控制值计算。地方导则中，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北京导则中，风险评估作为场地环境评价中污染识别和现场采样分析后的第三阶段，主要内容为建立场地概念模型、进行风险计算、确定修复目标并划定修复范围。重庆指南中，首先要求对第一阶段场地污染调查进行了工作回顾，在补充污染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暴露分析、毒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的要求，并要求在污染土壤修复方案中提出土壤的修复标准，重庆指南中同样未涉及地下水的修复标准。
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关于风险评估工作内容的规定比较见表1。
由表1可见，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风险评估的主要工作程序基本保持一致，只有北京导则在工作程序中未明确提及毒性评估，仅在附件中列举了一些常见污染物的毒性参数，作为污染物毒性评估的参考依据。
2危害识别与筛选值
2.1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为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第一阶段。国家导则中，此阶段需获取如下场地信息：详尽的场地相关资料及历史信息、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中污染物的浓度数据、场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数据以及场地气候、水文及地质特征信息数据等，并要求明确场地及周边地块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场地的敏感受体，并结合相应筛选值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来确定场地的关注污染物。
北京导则中虽未明确提出危害识别这一阶段，但在场地环境评价的第一阶段污染识别及第二阶段现场勘查与采样分析中分别提及资料收集及污染识别等相关内容，并在第三阶段风险评价的“建立场地概念模型”中，明确在此过程中需要确定污染源、未来用地方式并确定污染场地受影响的人群。重庆指南中场地环境风险评估程序中提及了污染源分析阶段，但其资料调查分析及采样分析分别在场地环境调查及污染调查工作回顾中进行，土地利用方式、敏感受体及关注污染物则在暴露分析中进行详细阐述。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危害识别阶段的内容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场地敏感受体时，除考虑居住人群等敏感人群外，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均考虑了土壤污染对地下水的影响，将地下水同样列为敏感受体之一。北京导则在此阶段提及的敏感受体仅涉及受影响的人群，而重庆指南在风险暴露评估分析中提及的敏感受体包括居民和临时活动人员，但均未考虑地下水体等其他可能的受体。
部分地方导则将危害识别阶段与场地环境调查或其他相关工作阶段一同进行阐述，而国家导则对此的技术要求则相对清晰完整。
2.2筛选值
在进行关注污染物的初筛时，一般应用筛选值作为判定是否开展土壤或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的启动值。
国家导则中虽暂未制定污染物的土壤和地下水筛选值，然而环境保护部已《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征求意见稿），待正式后可作为国家层面筛选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参考。北京市有一套完整的土壤筛选值［3］，共制定了88种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可以作为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的参考启动值。重庆指南中，对于未来用地性质没有明确规定时，要求应用《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350-2007）［8］（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对污染物进行筛选。浙江导则中同样列举了88种污染物的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作为当地土壤关注污染物筛选的参考依据。上海目前要求分别应用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9］（地下水国标）Ⅲ类标准及其他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对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筛选。目前看来，除上海参考地下水国标进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筛选外，国家和其他各地方均暂未制定地下水中污染物的筛选值。
对比北京和浙江的土壤筛选值，污染物的种类及筛选值均相同。北京筛选值中单独制定了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的土壤筛选值，与住宅用地相比，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的土壤筛选值相对宽松；浙江则将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用地方式统称为住宅及公共用地。对比北京/浙江住宅用地土壤筛选值和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仅少数污染物如砷、镍、多氯联苯及滴滴涕等的住宅用地土壤筛选值与展览会用地标准a级标准相同，大部分污染物均存在差异性。
3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确定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暴露情景、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确定评估模型参数取值，计算敏感人群对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暴露量。
3.1暴露情景
暴露情景是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场地污染物经由不同暴露途径迁移和达到受体人群的情况，其对后续暴露量计算公式的选择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国家导则、重庆指南和上海规范均对暴露情景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基本可分为以住宅用地为代表的敏感用地和以工业用地为代表的非敏感用地；浙江导则中对暴露情景的分类则以敏感人群中是否涉及儿童来定；北京导则中暂未明确提及暴露情景这一说法，但在北京筛选值中分别提及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和工业/商服用地的土壤污染物筛选值。
3.2暴露途径
暴露途径是场地污染物迁移到达和暴露于人体的方式。对比分析各导则的暴露途径，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对暴露途径的考虑比较全面，在综合考虑保护人体健康各途径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对地下水的保护即土壤淋溶至地下水的暴露途径。重庆指南对各暴露途径尚未进行详细的划分，如未区分土壤呼吸吸入途径的室内外颗粒物及蒸气，未考虑土壤淋溶至地下水及地下水室外蒸气途径等，但增加了其他导则中没有的土壤果蔬种植摄入及地下水皮肤接触暴露途径。
风险评估技术的暴露途径比较见表2。
3.3暴露量计算及暴露参数
在进行暴露量的计算时，国家及各地方导则应用的模型基本保持一致。其中，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直接将污染物的浓度带入暴露量的计算中，计算得到各暴露途径土壤或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暴露量，其他导则仅计算得到各暴露途径下土壤或地下水的暴露量。此外，重庆指南在计算呼吸吸入途径污染物的暴露量时，未区分污染物室内外颗粒物及蒸气。
国家及各地方导则均按照敏感受体及暴露情景的不同，对风险评估中需要的暴露参数进行了统计。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统计的暴露参数相对较为详细，考虑了住宅和工业用地两种暴露情景；北京导则中统计了包括体重、皮肤表面积、暴露频率在内的7种暴露参数，考虑了居住、公园、商业和工业用地4种暴露情景；重庆指南在统计暴露参数时，考虑的暴露情景更加详细，综合考虑了居住、工业、商业/娱乐/市政用地、开挖施工及农业用地。
风险评估技术暴露参数的比较（以住宅类敏感用地为例）见表3。
表3以住宅类敏感用地为例，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暴露参数进行了比较，与国家导则相比，上海规范的参数取值与其基本保持一致，其他导则中部分参数取值与其保持一致，取值不同的各参数与国家导则相比差别不大。
4毒性评估
毒性评估即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理学及理化等参数。
4.1污染物毒性分级及参数
美国国家环保局（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USepa）对污染物进行了如下毒性分级。a：人类致癌污染物；B2：很可能的人类致癌污染物；C：可能的人类致癌污染物；na：暂时未对其致癌性进行划分［10］。我国目前参考USepa对污染物进行毒性分级。
污染物致癌效应的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iUR）、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SFo）和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SFd）。污染物非致癌效应的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参考浓度（RfC）、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经口摄入参考剂量（RfDo）和皮肤接触参考剂量（RfDd）。
国家导则中，呼吸吸入途径的SFi和RfDi可分别通过iUR和RfC外推得到，皮肤接触途径的SFd和RfDd则可分别通过SFo和RfDo外推计算得到，并列出了外推计算公式。北京导则中，呼吸吸入途径的SFi和RfDi及皮肤接触途径的SFd和RfDd直接为文献参数值，未进行外推计算。重庆指南中暂未列举污染物的毒性参数。浙江导则中直接列举了部分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对于未收录的污染物毒性参数，规定可参考国外毒性数据库或可根据相关外推模型进行计算。上海规范与国家导则保持一致，在毒性参数取值时应用了具体的外推模型进行计算。
对比国家及各地方导则中污染物的毒性参数，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各有不同，污染物毒性参数的差异会导致后续污染物风险的不同，在风险评估中需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合理选择污染物的毒性参数。
4.2污染物理化性质及其他参数
风险评估中还涉及到一些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及其他一些和暴露途径相关的吸收因子参数。
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分别列表给出了部分污染物的理化参数，而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中暂无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具有代表性的理化性质参数即无量纲亨利常数（H’）、水中扩散系数（Dw）、空气中扩散系数（Da）、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Koc）和水溶解度（S）等，浙江导则中未给出溶解度的参考取值。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各导则中污染物的部分理化性质参数取值也存在不同。以四氯化碳为例，对比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其H’和S的取值相同，而Dw、Da和Koc存在轻微差异；对比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其Dw和Da的取值相同，而H’、Koc和S存在轻微差异。
四氯化碳理化性质参数的比较见表4。
污染物的吸收因子参数主要包括消化道吸收因子aBSgi、皮肤吸收因子aBSd和经口摄入吸收因子aBSo，分别用于计算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及参考剂量、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和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对吸收因子参数考虑的较为全面，北京导则中仅考虑了aBSd，重庆指南中考虑了aBSd和aBSo。参数取值方面，各导则中污染物的aBSgi和aBSo的取值均相同，由于参考不同的文献，各导则中污染物的aBSd不完全相同。
5风险表征
风险表征是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在进行污染物的风险表征时，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分别考虑了致癌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商，并首先分别计算土壤或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再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指数，计算方法也保持一致。此外，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均选择相对保守的10～6作为单一污染物的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选择1作为单一污染物可接受非致癌危害商。
国家和地方导则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在进行单一污染物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时，是否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SaF和waF。上海规范同国家导则应用的推荐模型保持一致，在进行非致癌危害商的计算时，均考虑了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而北京导则、重庆指南和浙江导则未对其进行考虑。此外，在完成污染物总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指数的计算后，应进行不确定性分析，以分析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国家导则、重庆指南和上海规范中分别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北京导则和浙江导则中未涉及该部分内容。
6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及修复目标值的确定
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是基于健康风险评估模型的计算值，是确定污染场地修复目标值的重要参考值。而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是根据不同修复方式（原位/异位）和不同修复技术（污染物总量削减/风险途径控制）而确定的，修复目标值不完全等同于风险控制值。
6.1风险控制值的计算
当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场地土壤或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时，需要计算土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国家导则、浙江导则和上海规范中计算污染物风险控制值应用的模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在进行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计算时，国家导则考虑了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SaF和waF，而地方导则中未对其进行考虑。北京导则和重庆指南中均仅提及计算方法，未给出计算模型。
此外，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中考虑了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主要考虑土壤污染物淋溶至地下水后对地下水造成的危害，制定了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的确定方法。其他导则中暂未考虑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
6.2修复目标值的确定
国家和各地方导则中对污染物修复目标值有不同的确定方法。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4）［11］中指出，在分析比较风险评估计算获得的风险控制值、场地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背景含量及国家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后，合理提出土壤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北京导则中，在确定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时，还应参考该污染物的检出限、评价地区的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背景值、当地的法律法规和修复技术的可行性。重庆指南中，需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等，执行相对严格的修复目标值。浙江导则中指出，应根据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以及场地的实际情况和用途确定修复目标值。上海规范中明确区分了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及修复目标值，当选择原位修复技术时，修复目标值可引用风险控制值；选择异位修复技术时，修复目标值应根据不同的修复策略和处置方式制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下水的修复目标值，浙江导则还有一特殊规定，要求在比较经过风险评估计算得到的地下水修复限值及《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规定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最大限值的基础上，选择最小值作为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建议目标。
7其他
铅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在国家和地方导则中均有提及但各有不同。与其他化学物质的非致癌性危害相比，铅的主要特点即在很低的浓度下依然可能对儿童或胎儿造成非致癌危害。
国家导则和上海规范的适用范围中均指出其不适用于铅、放射性物质、致病性生物污染及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而北京导则和浙江导则的适用范围中则未提及不适用于铅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也未给出铅的毒性参数，但均提出了铅的土壤参考筛选值。重庆指南中，对于住宅用地及公共用地，铅污染场地风险评估采用儿童血铅评估方式，要求经各种暴露途径导致的儿童体内血铅水平高于0.1mg/L的概率小于5%，其具体方法参照USepa公布的方法；而对于商服及工业用地，铅污染场地采用单因子评价方法，评估标准为展览会用地标准中的B级标准。
8结论与建议
8.1结论
从以上综合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相关的国家导则和地方导则中有关风险评估的工作内容和程序要求基本相同，各工作程序的内容综合比较也无很大差异。
（2）在进行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时，各导则考虑的污染物暴露途径各有不同，而暴露途径的选择不同，将导致风险评估的结果存在差异。
（3）各导则对于包括暴露参数、毒性参数及理化参数等在内的数据库的选择各有不同，这也将导致计算得到的污染物风险控制值或修复目标值存在差异。
（4）在进行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评估时，计算危害商及风险控制值时，模型中是否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将对非致癌污染物风险评估的结果存在影响。
8.2建议
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有关的国家和地方导则各有优势和不足，国家导则在评估程序、各程序的工作内容、风险评估各计算模型的选择等方面相对完善。通过对比分析，对完善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提出了如下相关思考和建议。
（1）国内有关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的筛选标准尚不完善，且大多仅有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基于此，建议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完善各自的土壤筛选值并制定地下水筛选值。
（2）暴露评估阶段，各地应以国家导则作为参考依据，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善地方特定的暴露参数数据库。
（3）毒性评估阶段，国家和地方导则中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取值各有不同，且均参考国外的污染物毒性参数数据库，建议从国家层面整体规范污染物的毒性参数。
（4）建议在制定非致癌危害商及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时，统一考虑暴露于土壤和地下水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
（5）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应从健康与环境两个方面来进行，应考虑对地下水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DB11/t656-2009.场地环境评价导则［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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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B11/t811-2011.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S］.
4DB33/t892-2013.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S］.
5HJ25.3-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S］.
6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规范［eB/oL］.上海：上海市环境保护局，2014［2014-10-10］.
sepb.gov.cn/fa/cms/shhj//shhj2103/shhj2104/2014/10/87719.htm
7陈梦舫，骆永明，宋静，等.中、英、美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导则异同与启示［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1，23（3）：14-
18.
8HJ350-2007.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S］.
9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S］.
10United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GuidelinesforCarcinogenRiskassessment［eB/oL］.UnitedState：United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2005-03［201304-10］.www2.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3-09/documents/cancer_guidelines_final_3-25-05.pdf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4
（试行）
2019年5月23日
感染预防与控制（以下简称感控）是医疗管理的重要内容，做好感控工作对保障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等要求，指导医疗机构开展感控工作，提高感控水平，制定感控基本制度。本制度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遵守和严格执行的基本要求，具有“底线性”、“强制性”。
一、感控分级管理制度
（一）涵义。是指导和规范医疗机构建立层级合理、专兼结合、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感控分级管理组织体系，并有效开展感控工作的规范性要求。
感控分级管理组织体系的各层级主体包括：医院感控委员会、感控管理部门、临床与医技科室感控管理小组，以及感控专（兼）职人员等。
感控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医务、药学、护理、信息、总务后勤、医学装备、质量控制，以及教学科研等管理部门；涉及的临床与医技科室包括全部临床学科、专业，并覆盖各学科、专业所设立的门（急）诊、病区和检查治疗区域等。
（二）基本要求。
1．按规定建立感控组织体系，结合本机构规模和诊疗活动实际，配置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感控专兼职人员。
2．明确感控组织体系的管理层级与责任主体。管理层级有“医疗机构、感控管理部门和临床科室”三级管理和“医疗机构、临床科室”二级管理两种基本模式，后者主要适用于依规定不需要设置独立感控管理部门的医疗机构。采用二级管理模式的医疗机构应当设置专（兼）职感控管理岗位。
3．明确管理体系中各层级、各部门及其内设岗位的感控职责；明确各层级内部、外部沟通协作机制。
4．教育引导全体工作人员践行“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的理念，将感控理念和要求融入到诊疗活动全过程、全环节、全要素之中。
5．规范预检分诊工作，落实医疗机构内传染病防控措施。将发热伴有呼吸道、消化道感染症状，以及其他季节流行性感染疾病症状、体征的就诊者纳入医疗机构预检分诊管理；将基于特定病种、操作和技术等的感染防控核心措施纳入重点病种临床路径管理和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参与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与管理。
二、感控监测及报告管理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根据感控工作需要，对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的发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数据信息开展收集、分析、反馈，以及依法依规上报等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二）基本要求。
1．制订并实施可行的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监测与报告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的类型、指标、方法以及监测结果的反馈等；明确监测责任主体、参与主体及其各自职责；强化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履行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监测与报告义务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2．为开展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监测提供物资、人员和经费等方面的保障；积极稳妥地推动信息化监测工作，并将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的监测质量、结果评价及数据利用等纳入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考核体系。
3．加强对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监测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并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及效果评价。
4．完善健康保健相关感染监测多主体协调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反馈机制，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开展，监测结果能够有效应用于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改进的实践。
三、感控标准预防措施执行管理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中各相关主体自觉、有效、规范地执行感控标准预防措施的规范性要求。
（二）基本内容。标准预防主要包括手卫生、隔离、环境清洁消毒、诊疗器械/物品清洗消毒与灭菌、安全注射等措施。医疗机构应当加强资源配置与经费投入，以保障感控标准预防措施的落实；不得以控制成本和支出为由，挤占、削减费用，影响标准预防措施的落实。
1．手卫生。
（1）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依据标准预防的规定和诊疗活动的需要，合理配置手卫生设施、持续推动和优化手卫生实践的规范性要求。
（2）基本要求。
①根据《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等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制订符合本机构实际的手卫生制度，全面推动手卫生的实施。
②指定相关部门负责手卫生的宣传教育、培训、实施、监测和考核等工作；定期开展覆盖全体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宣传、教育和培训，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临床科室是手卫生执行的主体部门，日常实施自查与监督管理。
③根据不同部门和专业实施手卫生的需要，为其配备设置规范、数量足够、使用方便的手卫生设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水洗手设施、洗手池、洗手液、干手设施、速干手消毒液，以及手卫生流程图等。重点部门、区域和部位应当配备非手触式水龙头。
④建立并实施科学规范的手卫生监测、评估、干预和反馈机制，不断提升医务人员手卫生知识知晓率、手卫生依从性和正确率。
2．隔离。
（1）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针对诊疗过程中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感染传播风险，依法、规范地设立有效屏障的规范性要求。
隔离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明确或可能的感染传播能力的人员，对其按照感染源进行隔离；另一类是具有获得感染可能的高风险目标人员，对其进行保护性隔离。隔离屏障包括物理屏障和行为屏障。物理屏障以实现空间分隔为基本手段，行为屏障以规范诊疗活动和实施标准预防为重点。
（2）基本要求。
①根据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及特点，制订并实施本机构的隔离措施管理规定。
②对需要实施隔离措施的患者，应当采取单间隔离或同类患者集中隔离的方式；对医务人员加强隔离技术培训；为隔离患者和相关医务人员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隔离患者所用诊疗物品应当专人专用（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等）。
③在严格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按照疾病传播途径和防控级别实施针对性隔离措施。
④加强对隔离患者的探视、陪护人员的感控知识宣教与管理，指导和监督探视、陪护人员根据患者感染情况选用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
⑤对隔离措施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反馈，并加以持续质量改进。
3．环境清洁消毒。
（1）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诊疗区域的空气、
环境和物体（包括诊疗器械、医疗设备、床单元等）表面，以及地面等实施清洁消毒或新风管理，以防控与环境相关感染的发生和传播的规范性要求。
（2）基本要求。
①确定实施环境物表清洁消毒的主体部门及监管部门，明确各部门及相关岗位人员的职责。
②确定不同风险区域环境物表清洁消毒的基本规范、标准操作流程和监督检查的规定，并开展相关培训。
③规范开展针对诊疗环境物表清洁消毒过程及效果的监测。
④制订并严格执行感染暴发（疑似暴发）后的环境清洁消毒规定与床单元终末处置流程。
⑤明确对空调通风系统、空气净化系统与医疗用水实施清洁消毒、新风管理和进行监管的主体部门及其职责，制订并执行操作规程及监测程序。
4．诊疗器械/物品清洗消毒和/或灭菌。
（1）涵义。是医疗机构对临床使用的诊疗器械和物品正确地实施清洁消毒和/或灭菌处置的规范性要求。
（2）基本要求。
①根据所使用可复用诊疗器械/物品的感染风险分级，选择适宜的消毒灭菌再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形式的清洁、低水平消毒、中水平消毒、高水平消毒和/或灭菌等；相关操作人员应当做好职业防护。
②在实施消毒灭菌处置前应当对污染的器械/物品进行彻底清洗。但针对被朊病毒、气性坏疽及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在灭菌处置前应当先消毒。
③建立针对内镜、外来器械、植入物等的清洗消毒灭菌管理规范和相应标准操作规程，做好清洗消毒灭菌质量监测和反馈。
④诊疗活动中使用的一次性使用诊疗器械/物品符合使用管理规定，在有效期内使用且不得重复使用。
⑤医疗机构使用的消毒灭菌产品应当符合相应生产与使用管理规定，按照批准使用的范围、方法和注意事项使用。
⑥器械/物品清洗、消毒、灭菌程序符合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规定，做好过程和结果监测，建立并执行质量追溯机制和相应的应急预案。医疗机构对经清洗消毒灭菌的器械/物品应当采取集中供应的管理方式。
5．安全注射。
（1）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为有效防范因注射导致的感染风险所采取的，对接受注射者无害、使实施注射操作的医务人员不暴露于可避免的风险，以及注射后医疗废物不对环境和他人造成危害的临床注射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2）基本要求。
①制订并实施安全注射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明确负责安全注射管理的责任部门和感控部门或人员的监督指导责任；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安全注射相关知识与技能培训；严格实施无菌技术操作。
②诊疗活动中使用的一次性使用注射用具应当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废弃；使用的可复用注射用具应当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清洗灭菌；杜绝注射用具及注射药品的共用、复用等不规范使用。
③加强对注射前准备、实施注射操作和注射操作完成后医疗废物处置等的全过程风险管理、监测与控制，强化对注射全过程中各相关操作者行为的监督管理。
④提供数量充足、符合规范的个人防护用品和锐（利）器盒；指导、监督医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正确处置使用后的注射器具。
四、感控风险评估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针对感控风险开展的综合分析、评价、预判、筛查和干预等活动,从而降低感染发生风险的规范性要求。感控风险评估种类主要包括病例风险评估、病种风险评估、部门（科室）风险评估、机构风险评估，以及感染聚集、流行和暴发等的风险评估。
（二）基本要求。
1．医疗机构及其科室、部门应当根据所开展诊疗活动的特点，定期开展感控风险评估。
2．明确影响本机构感控的主要风险因素和优先干预次序。
3．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合理设定或调整干预目标和策略，采取基于循证证据的干预措施。
4．建立并实施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开展感染高危人员筛查的工作机制。
五、多重耐药菌感染预防与控制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为预防和控制多重耐药菌引发的感染及其传播，根据本机构多重耐药菌流行趋势和特点开展的监测、预防与控制等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目前要求纳入目标防控的多重耐药菌包括但不限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肠杆菌科细菌（CRe）、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菌（CR-aB）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铜绿假单胞菌（CR-pa）等。
（二）基本要求。
1．制订并落实多重耐药菌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明确各责任部门和岗位的分工、职责和工作范围等。
2．依据本机构和所在地区多重耐药菌流行趋势和特点，确定多重耐药菌监控范围，加强信息化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重点部门和易感者的多重耐药菌感染。
3．加强感染防控、感染病学、临床微生物学、重症医学和临床药学等相关学科的多部门协作机制，提升专业能力。
4．加强针对本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的多重耐药菌感染预防与控制知识培训。
5．严格执行多重耐药菌感染预防与控制核心措施，核心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手卫生、接触隔离、环境清洁消毒、可复用器械与物品的清洁消毒灭菌、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无菌技术操作、标准预防、减少侵入性操作，以及必要的针对环境和患者的主动监测和干预等。
6．规范病原微生物标本送检，严格执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合理选择并规范使用抗菌药物。
六、侵入性器械/操作相关感染防控制度
（一）侵入性器械相关感染防控制度。
1．涵义。是诊疗活动中与使用侵入性诊疗器械相关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侵入性诊疗器械相关感染的防控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呼吸机相关肺炎和透析相关感染的预防与控制。
2．基本要求。
（1）建立本机构诊疗活动中使用的侵入性诊疗器械名录。
（2）制订并实施临床使用各类侵入性诊疗器械相关感染防控的具体措施。
（3）实施临床使用侵入性诊疗器械相关感染病例的目标性监测。
（4）开展临床使用侵入性诊疗器械相关感染防控措施执行依从性监测。
（5）根据病例及干预措施依从性监测数据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二）手术及其他侵入性操作相关感染防控制度。
1．涵义。是诊疗活动中与外科手术或其他侵入性操作（包括介入诊疗操作、内镜诊疗操作、Ct/超声等引导下穿刺诊疗等）相关感染预防与控制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2．基本要求。
（1）建立本机构诊疗活动中所开展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的名录。
（2）制订并实施所开展各项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的感染防控措施，以及防控措施执行依从性监测的规则和流程。
（3）根据患者病情和拟施行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的种类进行感染风险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采取针对性的感染防控措施。
（4）规范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的抗菌药物预防性使用。
（5）实施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相关感染病例目标性监测。
（6）开展手术及其他侵入性诊疗操作相关感染防控措施执行依从性监测。
（7）根据病例及干预措施执行依从性监测数据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七、感控培训教育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开展针对性、系统性、连续性的感控相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训教育活动的规范性要求。感控培训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目标、适用对象、进度安排、实施方式，以及考核评估等。
（二）基本要求。
1．医疗机构人力资源、医疗、护理、教育科研和后勤保障等相关管理职能部门和各临床、医技科室应当将感染防控相关内容纳入所开展的培训教育之中。各部门和临床、医技科室应当根据培训对象制订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2．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工作人员接受感控知识培训的形式、内容与方法等，并做好培训教育组织管理工作。
3．制订并实施感控知识与技能培训教育考核方案，将考核结果纳入相关医务人员执业资质（准入）、执业记录和定期考核管理。
4．向陪护、探视等人员提供感控相关基础知识宣教服务。
八、医疗机构内感染暴发报告及处置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针对诊疗过程中出现的感染疑似暴发、暴发等情况，依法依规采取预警、调查、报告与处置等措施的规范性要求。
（二）基本要求。
1．建立医疗机构内感染暴发报告责任制，强化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定位；制订并执行感染监测以及感染暴发的报告、调查与处置等规定、流程和应急预案。
2．建立并执行感染疑似暴发、暴发管理机制，组建感控应急处置专家组，指导开展感染疑似暴发、暴发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处置。
3．强化各级具有报告责任主体履职情况的监督问责。在诊疗过程中发现短时间内出现3例或以上临床症状相同或相近的感染病例，尤其是病例间可能存在具有流行病学意义的共同暴露因素或者共同感染来源时，无论有无病原体同种同源检测的结果或检测回报结果如何，都应当按规定逐级报告本机构感控部门（或专职人员）和法人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4．制订并实施感染疑似暴发、暴发处置预案。处置预案应当定期进行补充、调整和优化，并组织开展经常性演练。
九、医务人员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处置及上报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处置和上报等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按传播途径分类，主要包括血源性暴露、呼吸道暴露、消化道暴露和接触暴露等。
（二）基本要求。
1．建立适用于本机构的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处置及上报规范和流程，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明确管理主体及其职责；制订并执行适用的预防、处置和报告流程；实施监督考核等。
2．根据防控实践的需要，为医务人员提供数量充足、符合规范要求的用于防范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风险的设备设施、个人防护用品，以及其他支持、保障措施。
3．对医务人员开展有关预防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的培训教育，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高风险部门应当定期进行相关应急演练。
4．建立医务人员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报告管理体系与流程。
5．对发生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进行暴露后评估、处置和随访，严格按照相关防护要求采取检测、预防用药等应对处置措施。
6．建立并执行预防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相关医务人员疫苗接种管理制度。
十、医疗机构内传染病相关感染预防与控制制度
（一）涵义。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依法依规开展本机构内传染病相关感染防控活动的规范性要求。
（二）基本要求。
1．诊疗区域空间布局、设备设施和诊疗流程等符合传染病相关感染预防与控制的要求。
2．确定承担本机构内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预防和控制工作的主体部门、人员及其职责；明确感控管理部门或人员指导监督本机构内传染病相关感染防控工作开展的职责。
3．严格执行传染病预检分诊要求，重点询问和关注就诊者发热、呼吸道症状、消化道症状、皮肤损害等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史，并了解就诊者症状出现以来的就医、用药情况。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的救治条件时，应当规范采取就地隔离或转诊至有能力救治的医疗机构等措施。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5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腌酵食品；风险评估
《舌尖上的中国》一片中大量的天然食物和传统制作工艺，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生态农业，制作良心食品，让身处工业化时代、深受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的我们向往，但天然传统的是否就是安全的，却值得讨论。这部系列纪录片中涉及了大量的手工腌渍食品、熏制食品和发酵食品，其中存在着安全隐患。另外，一些不合理的烹调和饮食，也给健康带来了潜在威胁。本文将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究工业化时代从传统食物中得到的启示，挖掘传统腌酵食物暗含的风险，形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一、《舌尖上的中国》概述
《舌尖上的中国》包括三季，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主要是第一季中的《自然的馈赠》和《我们的田野》，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寻找松茸、土藏冬笋，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发展稻鱼鸭共作的生态农业，维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转化的灵感》和《时间的味道》中，通过腌渍、发酵和食材形态的转化，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泡菜腊肉、米酒大酱、豆腐乳扇等美食应运而生；第二季的《脚步》和《时节》中，人们追着时间的脚步，赶花期、采花菇、做鱼酱、卷饼的脚步突破了地域限制，春之蒿粑、香椿鱼，夏之青蛳、葡萄，秋之桂花香、雁来蕈酱，辛苦劳作的同时也享受着当季的美味，静候四季轮回；《心传》中的土法榨油、手工空心挂面、苏式糕点等口味与手艺都在保留与创新中传承。
二、《舌尖上的中国》中传统腌酵及发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一）概述
1.腌酵及发酵食品概述。腌酵食品主要是因过去缺乏冷藏设备，为延长食物保存期发展而来的以新鲜食物为原料，用盐或酒及其他辅料进行腌制，或继续经过风干、熏烤以及微生物作用，形成得以长期储藏且具有独特风味的食物。片中涉及的糟货、泡菜、虾膏虾酱、火腿、腊肉、腌鱼等都属于腌酵食品。腌酵食品可以根据制作工艺分为干湿两类，如糟货、酱菜、泡菜等需在腌制液中浸泡的属于湿腌，火腿、腊肉等需要在调味之后进行干燥、熏烤并在通风处保存的则属于干腌。发酵食品则是经过简单调味或未经调味直接主要依靠微生物的作用，产酸或其他风味物质，提高食物酸度，改善食品风味。发酵食品则包括馒头、发糕等纯发酵面食，腐乳、臭豆腐、乳扇、奶豆腐等富含蛋白质的发酵制品，酱、醋、酒等完全改变食物形态的发酵制品。两者大体一致但又各具特点，前者侧重于腌制，发酵是作为腌制过程的副反应，后者侧重于发酵，腌制或调味只是非必须的预处理。2.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概述。风险评估是食品风险分析的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风险因素的危害识别、暴露评估、危害特征描述和风险特征描述。危害识别主要是识别可能给人体及环境带来不良影响的危害物质，并对其带来的后果进行定性描述。暴露评估主要是评价危害物质的摄入量。危害特征描述是对危害物质的性质进行描述。风险特征描述则是对某一特定人群中发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进行估计。
（二）传统腌酵及发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1.危害识别。无论什么食材，两类腌制方法中均存在微生物总数和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风险。除此之外，不同的食材在制作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特定的风险。在腌制肉类食品中还可能存在具有强致癌性的亚硝胺。片中提到的宣威火腿、诺邓火腿、各地的腊肉等腌酵肉类，以肉和盐为主要材料，在腌制后，经风干晾晒、熏制或发酵保管制成。大量的盐在繁复的制作过程中很容易由于微生物作用被还原成亚硝酸钠，长时间储存会使肉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胺类物质，在合适的条件下，亚硝酸盐与胺类发生亚硝基化作用生成具有强致癌性的n-亚硝胺物质。部分需要熏制的腌肉食品还很容易含有苯并芘等多环芳烃类物质。腌制蔬菜中易出现亚硝酸盐超量。蔬菜，尤其是叶类蔬菜中的硝酸盐含量较高，腌制后微生物作用使得亚硝酸盐含量急剧上升，片中的各种泡菜存在亚硝酸盐超标的风险。腌制水产品易被重金属和致病菌污染。片中还提到了腌鱼、醉蟹等盐酒生腌水产品，除存在亚硝胺风险外，还有水污染造成的水产品铅、砷、汞等重金属超标风险，极易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污染，很多地区会生腌生食，放大了安全风险，存在较大隐患。发酵豆制品和酱类食物中多含有毛霉和曲霉等霉菌和酵母菌，其中腐乳中多含有蜡样芽孢杆菌。片中的建水豆腐、安徽毛豆腐、东北的大酱等发酵豆制品和酱类食物，在生产制作时会接种毛霉或曲霉等菌种，在后期发酵过程中，由于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不当，非工业化制作时无法做到人为干预，食用前又很少经过加热处理，霉菌超标的风险较大。在腐乳中的蜡样芽孢杆菌主要来自加工过程中的空气和水体，尤其是凝乳、排豆腐、发酵和腌制四个过程中，不洁的加工环境和操作工具很容易被蜡样芽孢杆菌污染。发酵乳制品中容易存在原奶的微生物总数、抗生素含量不达标等问题，如果盛放器具和操作人员卫生清洁度不够，发酵及后续存放环境的温度或湿度条件不当等，很容易被毛霉、曲霉等霉菌和酵母菌等微生物污染。2.危害特征描述。超量摄入亚硝酸盐会使人类机体异常，造成高铁血红蛋白症。亚硝酸盐在胃肠道的酸性环境中会与各种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基化合物反应，产生致癌的n-亚硝基化合物，具有急性毒性和三致性（致畸、致癌、致突变），易诱发消化系统癌变，潜藏健康风险。多环芳烃化合物对脂肪组织有迁移能力，能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吸收，潜伏期长，具有三致性和生物难降解性，其中苯并芘致癌作用最强，多与胃癌、肺癌、白血病等的发生有关，主要变现为神经毒、肺毒、血液毒、肝毒和心肌损伤及致敏等。汞是一种毒性较强的有色金属，有机汞的毒性大于无机汞。水产品中最常见的为甲基汞，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引起精神和行为障碍。铅多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对人体的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和肾脏的慢性损害较大。砷的化合物有毒，无机砷的毒性大于有机砷，具有致癌和致突变作用，中毒后表现出肠胃炎症状，以及皮肤异常等，严重时因中枢神经系统麻痹而死亡。很多致病菌、寄生虫和霉菌都会导致消化系统问题，引起急性肠胃炎，表现为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常见症状。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盐、耐热性强，普通烹饪无法将其杀死，会引起人体局部化脓感染和全身性感染等。水产品中常见的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不耐热，可通过加热杀灭，降低中毒风险。3.暴露评估及风险特征描述。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下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局制定的每日耐受摄取量(tDi)和参考剂量(RfD)，参考已有研究对亚硝酸盐及重金属铅和砷进行人体暴露风险评估。亚硝酸盐的毒性较强，小鼠经口半数致死量为220mg/kg体重，人中毒量为0.3~0.5g，致死量为3g，儿童自身解毒能力差，只需成人1/5~1/3的量就可以导致中毒或死亡。在GB2760标准中规定了肉制品类食品亚硝酸盐的最大使用量及残留量，最大残留量为70mg/kg。在GB2762标准中对粮食、蔬菜、鱼类、肉类、蛋类、酱腌菜、乳粉、食盐八大类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进行规定，限量值最高的为腌渍蔬菜20mg/kg。根据Fao和wHo规定，亚硝酸盐每日容许摄入量为0~0.07mg/kg体重，成年人体重以60kg计，则每人每日亚硝酸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4.2mg。依据我国膳食构成估算出每人每日从八大类食品中亚硝酸盐的摄入量为3.32mg，小于最大限值，正常食用基本无风险。以梭子蟹为例，铅和砷的含量分别为0.68、21.11，重金属铅的tDi为3.57，砷的tDi和RfD分别为2.14、0.3μg/(kgd)，以海产品每日摄取量最大约为25g/d，摄入重金属铅和砷的人体日暴露量0.06、1.61，均小于参考剂量，基本无风险。
三、传统腌酵及发酵食品安全建议
（一）保留传统与工业化相结合
传统制作的腌酵及发酵食品传承着手工技艺和饮食文化，且具有特殊风味，应该积极保护，但并非鼓励外部环境不确定、无法调节自然条件使其适合食物发酵、单纯依靠经验的手工制作。将这类食品作为一种饮食技艺和文化进行传承，通过老字号、特定厂家生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在保留技艺和文化的同时，让人们享受到地道的老味道，还能避免因不稳定性导致的风险。工业化的优势在于严格的参数控制。能够通过人为管理，控制并调整时间、温度参数及过程中的操作和用量，确保发酵过程中优势菌种的数量符合规定，生产出合格安全的食物，但标准化制作的食物风味较差，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保留传统与工业化相结合，工业化实现大批量供应市场，传统手艺作为文化符号一代代传递，留住、传承并享受安全放心的美味。
（二）与时俱进，调整工艺
工业化和传统手工制作，都应该与时俱进，调整工艺。工业化制作在保证产品安全的前提下，学习传统手艺的精髓，努力提高产品的感官品质；手工制作者应提高安全意识，规范操作行为，在过程中实现科学化管理。二者共同行动，积极思考和谋划科学的现代化操作，提高产品的安全性，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三）科学烹调，安全饮食
家庭要在确保原辅料和操作过程安全的前提下制作和食用腌酵及发酵食物。从经过检测的正规厂家购买原辅料，充分清洗原辅料和腌制容器，防止腌制和发酵过程引入杂质，时刻观察腌酵物的状态，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丢弃。工业化制作的各个环节制定并执行详细的标准参数，加强原辅料验收和成品检测，确保食品安全。为确保安全，腌酵食品在充分加热杀菌后再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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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暴露评估篇6
近年来，通过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事件并不少见。所以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也越来越受重视。中国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文件有《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11、《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02、《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本文就检验科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实施实验室合理建筑布局
实验室整体布局应符合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实验室总体布局应符合安全性、科学性、灵活性、适应性及可拓展性的原则。
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根据所处理的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各自分为BSL-1、BSL-2、BSL-3、BSL-4。我们在新建、改建和扩建时就要按照规范来设计、施工和验收。每个实验室门宜带锁，可自动封闭。每个实验室应设洗手池、非手触式水龙头、配备洗手液、干手物品、墙上贴七步洗手示意图。洗手池宜设置在靠近出口处。
二、减少职业暴露，加强个体防护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传染病病原体，从而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类职业暴露。比如锐器伤害，生物性职业暴露和化学性职业暴露。为了减少医务人员锐器伤职业暴露，工作需注意的是：不得重新套装针头；不得故意弯曲或折断针头；使用易碎玻璃等锐器物品时应提高警惕。生物职业暴露时特别需要注意气溶胶的吸入。Sulkin和pike对不明原因的实验室感染进一步分析认为，有65%以上的感染是由微生物气溶胶引起的，病原微生物形成的感染气溶胶在空气中扩散，实验室工作人员因吸入被污染的空气而感染发病。比如我们在标本离心时，革兰染色或抗酸染色时加热玻片时都有可能产生气溶胶。那么工作中离心时、加热玻片时需在生物安全柜内完成，待离心结束后打开离心机。不能在生物安全柜内操作时需使用安全密封的专用离心杯，同时也可做面部的防护，戴手套，衣服袖口砸死。在检验科我们经常要遇到各种具有强酸、强碱、强腐蚀性的化学试剂及消毒剂，长期的皮肤接触以及吸入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在有可能发生化学性职业暴露时，我们需要使用自身防护用品，并且要小心操作。如果一旦发现职业暴露，我们应立即进行紧急处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必须向有关专家和领导汇报，由专家评估是否需要进行预防性治疗。
加强个体防护是基于标准预防基础上进行。检验科工作人员每天面对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以及接触所有可能污染的材料、仪器、容器、特殊表面物体时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所以要加强医务人员的个体防护。个体防护装备包括手套、口罩、帽子、工作服。必要时穿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或防护面屏。特别注意的是：仅在工作区域穿戴防护用品，不能穿着防护用品到临床其他科室以及值班室休息区等地方。
三、严格遵从标准化的工作及操纵程序和规程
按照不同等级的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所规定的安全操纵规程，包括标准的安全操纵规程和特殊的安全操纵规程。
四、治理制度
实验室内的布置和准进制度，以及实验室工作职员的资格和培训。比如在实验室内不得进食和饮水，严禁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实验室工作职员在上岗前进行岗前培训，达到合格标准，方可开始工作。
五、生物危害风险评估
根据危险度评估的结果，可确定所有计划开展工作的生物安全级别，选择合适的个体防护设备，并结合其他安全措施制定操作规程。比如结核分枝杆菌的繁殖和培养必须在BSL-3实验室内完成。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7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标准；巴塞尔协议
一、国际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趋势
（一）增强监管框架的风险敏感度
巴塞尔协议中，资本框架风险敏感度被视为国际资产证券需要改进的重点之一，巴塞尔管委会指出：风险敏感度一方面指不同风险暴露的资本占用要充分反映其个性特征，即计量系统针对风险特征设置不同风险权重的细分程度；另一方面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能尽可能反映银行实际财务状况。新资本框架增强风险敏感度主要表现在：在这三层阶梯系统中，如果只是以简化监管计算公式基础下的内部评级法，对不同风险权重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将会产生较大差异。即使采用与外部评级法相似度较高甚至有紧密联系的评级基础法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在细分差异性有所增加，这一差距尤其表现在长期外部评级债券的B+及以下级的情况中。在巴塞尔Ⅱ体系中统一将1250%设置为风险权重。而新框架下，外部评级基础法将每个级别以及期限都设置了独立权重。除此之外，权重计算的动态特征也能侧面反映出风险敏感度的变化。具体来说，在巴塞尔Ⅱ的标准法和评级基础法框架下，一般只有外部评级变更才会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在实际情况下外部后续评级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间隔性导致风险权重的数值一直处于静态状态。在新框架简化监管公式法中，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率（LGD）、受损结合点（a）、全损分离点（D）及债券期限（mt），作为标准法风险因子的滞期比（w），都是动态连续的，使风险权重也开始具有动态连续的特征。
（二）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
2008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的失准，以及巴塞尔资本监管系统对外部评级机械依赖导致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不准确问题。在危机过程中，外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众多优先层级债券在内的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急剧恶化。对于评级失准的原因，一是认为由发起人买单的评级费用支付模式，导致评级过于乐观。二是认为评级模式不稳定，包括特定资产池信用风险计量模式、交易对手风险处理方式等变化较为频繁，且外部评级机构对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方式缺乏连续性；三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结果与基础资产所在地区主权评级的机械联系。巴塞尔新证券化框架改善了对外部评级结构过度依赖的问题，一是外部评级基础法不再是三层梯级系统的首选方法，而是将内部评级法作为新资本框架“三层梯级”系统的顶端，引导监管当局及银行机构尽量使用简化的公式模型来计量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二是即便提供了外部评级法下的风险权重表，也将外部评级法使用的裁量权赋予监管当局，并且将其他风险的驱动因素进行考虑，例如非优先级风险暴露的期限及层级厚度等因素。
（三）制定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标准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证券化结构复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累积：复杂和不透明的结构将导致投资者难以预计证券化资产的外来现金流入情况，以及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断裂等突发事件。并且，导致投资者在评估其信用风险及为这些资产定价时，出现不易模型化的问题。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有关证券化风险评估尽量充分的信息，委员会计划制定定性标准（简单、透明及可比）来帮助交易各方（发起人、投资者以及承担受托责任的其他各方）更好地评估一项证券化的风险及收益，并致力于提高相同类型基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可比性，促使金融市场发展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结构。委员会对符合StC标准的风险暴露进行资本优待处理，据委员会的定量影响测算：新的符合StC标准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资本要求平均可以减少16%至22%的资本计提，这表明委员会引导发展简单、透明、可比证券化市场的导向。
（四）设置合适的风险权重减缓监管资本套利
巴塞尔委员会也认为巴塞尔П框架系统为资产支持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不合理，评级基础法下为高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高，而对低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这一方面在危机期间造成了“悬崖效应”，即随着外部评级机构大幅降低评级结果，导致持有资产支持证券银行的风险储备资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不同风险计量模式之间风险权重设置的差异导致监管套利空间存在，由于评级基础法对高评级债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相同类型的资产，证券化前后其监管资本的要求差别较大，这给监管套利留有空间。同时，在巴塞尔资产证券化新资本框架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都将简化监管公式作为风险计量模型进行使用参与计算，在新的外部评级法中已经在权重确定因素中增加了债券期限、档次厚度等风险因子。这些计算方法的提升和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使三种计量模式最终得出的风险权重计算结果相差无几，极大程度减小了利用监管漏洞牟利的空间。
（五）强化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信息披露是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核心，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目的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但在危机前，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只要求发起人向投资人披露有关基础资产总体特征方面的信息，投资人并不能获得单笔基础资产的个体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对内部评级法的使用而只能依赖于外部评级。新证券化资本框架提高了在交易账户的证券化暴露、证券化发起人、证券化度量模型、证券化估值、证券化过程中管道及仓储风险、发起人留存份额、基础资产池及单项基础资产等方面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及监管现状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
2015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紧随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稳步推进，证券发行效率逐年稳步增长，呈现良好态势。根据目前发行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保险交易所三大发行市场。从最初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主，到现在各类金融机构都参与到发行机构的行列中这一趋势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实现发行机构的多样化。随着近年来产品创新的程度不断提升，产品更新的步伐逐渐加快，创新产品例如绿色资产和住房公积金资产证券化、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以及创新交易结构例如特殊目的载体（SpV）、信托型资产支持票据（aBn）、循环购买等也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共发行标准化资产证券化产品9363.23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比下降1%，但从6月末市场存量分析，证券化产品市场存量为43307.92亿元，同比增长26%。上半年信贷aBS发行2077.24亿元，同比下降42%，占发行总量的22%；存量为19646.83亿元，同比增长22%，占市场总量的45%。aBn发行1676.84亿元，同比增长40%，占发行总量的18%；存量为4822.42亿元，同比增长73%，占市场总量的11%②。
（二）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规定
我国现行的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标准与方法体系基本沿用了巴塞尔Ⅱ的理念，《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规定：商业银行使用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计算某类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取决于该证券化对应基础资产信用风险的计量是否经过银监会批准使用内部评级法，这与巴塞尔Ⅱ及巴塞尔Ⅲ的相关规定一致。在方法体系方面，我国的规定与巴塞尔Ⅱ基本相同，包括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其中内部评级法包括评级基础法和监管公式法。在标准法下，按照合格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确定相应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而在内部评级法下，批准使用监管公式法需要计算五个指标，即：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前的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要求（KiRB）、该档次的信用增级水平（L）、该档次的厚度（t）、资产池风险暴露有效数量（n）和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
三、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方向
（一）针对不同类型基础资产，引导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引导StC证券化市场的思路，我国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时，在注重基础资产同质性的同时更要提高基础资产的分散性。一方面支持零售贷款证券化，根据零售贷款入池笔数多、同质性较高、易于估值、基础资产历史绩效较好等特点控制证券化风险。另一方面契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支持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以银监会将绿色资产证券化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基础，发行基于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等各类证券化产品。此外，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ppp资产证券化及互联网金融类基础资产证券化将会成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资产支持票据（aBn）的产品结构虽然与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类似，但其并不受投资人数量的限制，可借鉴既有信托型aBn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基础资产类型，发展资产支持票据满足非金融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加强信息披露，规范信用评级业发展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难以充分评估风险是引起资产证券化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加强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力度，以此对证券化产品结构的透明度进行提升。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才刚刚起步，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可更好地防控风险。要持续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化程度，增强有关基础资产历史绩效等信息的披露。在规范评级行业发展方面，增加监管机构实现对评级机构进行更严密的监管。除了要对评级机构中失职甚至违法人员进行处理，还要加强评级机构本身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深入分析评级机构的状况和能力。特别要完善对评级机构评级技术的监管，改善信用评级结果与风险收益关联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引进国外更为完善的评级系统及方法，对现有产品质量进行更细化的评价以实现更精确的质量控制。
（三）审慎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及再证券化业务
一方面，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法律条件的满足；应慎重选择基础资产，基础资产要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已经坏死、呆账的不良资产坚决不能纳入基础资产池；同时也要保证估值定价的合理性，吸引投资者资金的同时也要维护银行债。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证券化起步发展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不再进行进一步资产证券化，将产品结构尽量公开透明以保证最终风险承担者能够对风险收益进行明确。
（四）加快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提升市场流动性
巴塞尔资产证券化资本框架最突出的特点是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因此对需要完善的市场基础予以帮扶才能高效实施。我国应逐步在法律、会计、税务等基础制度方面完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处理规定，通过推出新的政策，在维护现有统一政策管理标准的同时，对存在的漏洞进行填补，并在法律层面上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定义与规范。对法律、会计、税务、评级、评估等中介机构推出帮扶政策，以使其更好地帮助政府实现各个市场板块的互联互通，对目前已有的证券资产化市场基础进行巩固，尽快实现高效统一的证券市场化体系。面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利差不足、价格发现功能不强的挑战，可尝试通过以吸引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以及其他交易机构的参与等方式对现有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扩张，打破目前其与银行互相对峙的金融格局。
（五）发展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巴塞尔委员会的StC标准详细描述了市场上不同类型证券化产品的结构特征，可以极大减少证券化产品结构的复杂性，更容易捕捉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因素，有助于引导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我国可借鉴巴塞尔Ⅲ的StC标准，在遵循巴塞尔StC标准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建立我国资产证券化简单、透明及可比标准，减少标准描述的复杂性，引导我国证券化市场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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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暴露评估篇8
欧盟以其2001年2月《关于未来化学品策略战略白皮书》制定的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经2002年5月完成对《白皮书》中提出的化学品新政策的商业影响评估，于2003年5月7日推出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制度（ReaCH制度）的咨询文件（法规草案），供社会公众进行网上评议。这表明欧盟的化学品新政策已经进入到法规制定的实质性阶段。在可预见的将来，当ReaCH制度以欧盟法规的形式确立之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对以化学工业为起点、延伸到各个工业部门的产业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并对全世界的货物贸易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2003年4月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ReaCH制度的研讨会上，欧盟企业总司司长Jean-paulmingasson先生也承认，“新化学品管理体制可能导致贸易壁垒的产生和贸易水平的全面下降”。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欧盟化学品新法规中隐含的贸易壁垒。
ReaCH制度将引发欧盟技术法规体系的大地震
欧盟委员会在《白皮书》中历数了欧盟现行化学品管理制度的缺点，这个制度由一系列的指令（Directive）和法规（Regulation）构成。拟议中的新法规将取代40余种现行指令和法规，包括：《危险物质分类、包装和标签指令》、《危险配制品分类、包装和标签指令》、《现有物质风险评价和控制法规》和《关于限制某些危险物质与配制品营销和使用的指令》，以及欧盟新指令中的《关于协调各成员国有关民用爆炸物投放市场和监管法规的指令》等等。而新制度的实施又将辅以一系列新的指令和法规。新指令、新法规在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必然会有新的要求。这与以往的法规修订、增补不同，是一套全新的体制。新制度将引发欧盟技术法规体系的大地震，房倒屋塌之后，在旧体制的瓦砾堆上矗立起新制度的大厦。其他国家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ReaCH制度对欧盟技术法规体系带来的重大变革。如此规模巨大的法规体系的变化，对于已经熟悉欧盟现行法规、并按现行法规组织生产、出口的各国企业而言，无异于背负一座大山，步履维艰，徘徊在欧盟市场之外。利用技术法规的变化来形成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欧盟将达到其保持和增强在化学工业领域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的目的。
在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各成员在制、修订其技术法规时要做到对贸易影响的最小化，而欧盟化学品新政策的出台显然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高额注册费用带来高生产成本
在欧盟的现行化学品管理制度中，将1981年以前上市的化学品称之为“现有化学品”，而1981年9月以后进入市场的化学品是“新化学品”，要按要求进行通报并进行安全使用的评估。根据拟议中新法规的要求，10万种现有化学品中约有3万余种要进入ReaCH制度，其中80%只需注册，其余20%在注册之后还要经过各成员国主管部门根据注册文件进行的评估和提交附加信息、进入许可程序。根据2002年5月欧盟企业总司聘请瑞典一家独立咨询公司所做的新政策商务影响评估报告，仅仅注册的直接费用就达26亿欧元。平均每种化学品用于注册的直接费用高达8.5万欧元！这些费用用于准备注册申请文件，包括该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毒性、生态毒性等性质的测定和报告、生产和进口该化学物质的预期用途、在预期使用中对人类和环境的暴露量、预计产量或进口量、对该物质的分类及标识建议、对安全使用的初步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等。商务影响评估报告还预计4亿欧元用于约7万种中间体的“简化注册”，平均每种注册费用约为6000欧元。对于7万种左右的聚合物，工业界估计约有55%将在新制度下豁免任何要求，其余3.2万种聚合物需“简化注册”，预测费用为6亿欧元，平均每种注册费用达到1.88万欧元。加上拟成立专门的机构（agency）管理ReaCH制度的实施，商务影响评估报告的估算费用为4亿欧元。这样，总计直接费用为40亿欧元。由于新制度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对化学品的安全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所以这些高额费用必将摊入化学品的生产成本中并对下游用户造成直接负担。特别是对那些依赖从欧盟进口化学品为原料的企业，这无疑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压缩了他们产品的利润空间，削弱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生产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开发新产品的热情。
ReaCH制度内含的连锁反应
ReaCH制度的主要要求直接适用于化学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他们要提供其生产或进口的化学品性质的资料、进行安全评估并制定降低风险的措施。这是因为化学品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化学品的环境中。如车载芳香剂、定型发胶就是人们直接接触或暴露在化学品环境中的典型例子。除这种直接接触外，更多的是间接接触和暴露。如造纸工业在制浆、脱色、漂白等工序中都要用到化学制剂。而人们则通过纸张的消费接触到化学品。再如纺织工业在印染、后整理等工序也要用到大量的化学制剂。而衣物更是人们须臾不离的朋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带来了ReaCH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下游用户（DownstreamUser）”。除要求化工产业负责产品安全外，拟议中的新法规将这一责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生产链。包括生产商和进口商在内的化学品下游用户应对其产品各方面的安全性负责，并提供有关化学品使用和暴露量方面的信息。化学制剂（即化学品半成品）生产商和其他的下游用户也有义务对其生产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因为其生产的产品延长了有关化学品的生命周期。相关评估工作应包括有关产品的处理和废料管理。此外，产业还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证明使用有关化学物质的效益大于为消除该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而引发的成本。实际上，只要一种商品在正常使用或处置中释放大量化学物质，如果该物质尚未注册，该商品的生产商或进口商就要向ReaCH制度注册该物质。例如，木制地板中的甲醛。对于已经注册的化学品，下游用户要支付相关费用。另外，下游用户须确保其客户（即其他产业部门和消费者）能安全地使用其产品。当一种化学品以最初注册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使用时，应向ReaCH制度的管理机构报告新的用途或降低风险的措施。由此可见，ReaCH制度不仅影响到化学工业本身，而且还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角落。这种大面积的注册要求，对于所有工业部门而言，都是一个严重的壁垒。
“首注永享”制下的信息费用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9
[关键词]中药；安全性结局；药物暴露程度；强化瓮；波利亚瓮；允许的最长疗程
中药是指在我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用物质及其制剂[1]。药品上市后的再评价，则指的是药品批准上市后所进行的研究，以确认该药品在实际使用情况下对广泛人群的安全性（FDa）[2]。当前市售的相当部分中成药，或未标注疗程长短（如证候类中药），或虽标注疗程，但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验证（如地方标准转国家标准），或该疗程仅在严格限定条件（如临床试验严格限定的适应症人群、治疗目的、给药条件等）下确定。在上市后的广泛应用条件下，某一药品疗程的相关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最具有临床价值的便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安全性结局）该品种所允许的最长疗程。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有助于更好的确定广泛应用条件下，针对某一特定的安全性结局确定中药所允许的临床应用最长疗程。
在充分考虑中药自身特点的前提下，并基于既往研究结果[3]，本文将强化瓮过程（reinforcedurnprocesses，RUps）方法[3-4]应用于中药上市后安全性评价研究中药物暴露程度的描述，利用该方法精确估计广泛应用条件下与该中药品种某一特定安全性结局密切相关的药物最长疗程。
1RUps方法
RUps方法属于自适应类型，最初被应用于金融等领域的数据分析，2007年，2010年探讨了该方法估计Ⅰ期临床试验中目标剂量（如mtD，meD等）、获得目标剂量精确的事后点估计值的应用[4-5]。
假定对于离散的单调递增序列{xk}，存在与之逐一对应的pólya瓮{Uk}。瓮Uk分别由wk个白球与bk个黑球组成。最初的瓮Uk中，随机抽中任意一个黑球的最初概率p（bk）=bk/（wk+bk）。pólya瓮的更新遵循RUp规则：每次随机从瓮中有返回的抽取1个球时，同时放入m>0个同色的球。很明显，从瓮中抽取并同时添加m个颜色为C的球，直接改变了瓮中不同颜色球的整体原始组成进而增加了颜色为C的球下次再被抽中的可能性，这就是瓮的强化过程（RUp）。
当从瓮Uk中抽取任意颜色的1个球后，瓮Uk各种颜色球的整体原始组成遵循RUp规则发生了变化。在瓮Uk中有返回的抽取并加入m个同样颜色新球的过程，增加了瓮中该种颜色球的整体数量，直接导致了随机抽取到指定颜色球的概率被更新了。
将“从瓮Uk中随机抽取到任意的黑色球”定义为预期事件。重复以上过程进行反复的n次抽球就可以得到n个随机变量序列{Zj}，{Zj}={Z1，Z2……Zj-1，Zj}。很容易证明，独立同分布（independentandidenticallydistributed，iiD）的随机变量Zj服从Bernoulli分布，有Zj～Bernoulli[pb1（xj）]。将每次抽球的结果以变量θn标注，就可以得到随机变量{θn}。其预期分布为^n+1=∑jxjp（n+1=xj|1=θ1，2=θ2……n=θn）。
特别的，关于波利亚瓮的贝叶斯解释如下[4-7]：如果将随机抽中颜色为C的某个球定义为预期事件，则瓮各色球最初的组成就代表了对于该预期事件发生概率的先验猜测。研究者从瓮中抽取到的任意球代表了随机抽球试验的结果。而有返回的抽球并加入新的相同颜色球到瓮中的过程，更新了该预期事件发生概率的先验猜测，形成了新的预期事件的事后发生概率。值得注意的是，新放入的m个球控制了随机试验结果影响先验信息的权重。随机试验的结果在新放入m个球后，更新了预期事件发生的先验信息，影响了预期事件的事后发生概率。研究者对于事件发生概率先验猜测的把握度不高，则需要更多的依靠随机试验的结果来更新先验猜测的事件概率，需要一个较大的m；反之，当研究者认为先验猜测的准确度较高，不需要过多的参考随机试验的结果来形成更准确的事后概率，则仅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m。
2中药的药物暴露程度
对于某一具体的中药品种而言，除外个体差异等因素引起的B型不良反应（剂量不相关）、C型不良反应[8-9]，与最常见的a型不良反应（剂量相关）这一安全性结果直接相关的就是患者的药物暴露程度，或称为用药程度。用药程度直接的反映了患者服用药物的情况，可以用一定时间的总剂量或累积服用时间等因素来体现。
与多数西药不同的是，大部分的中药（尤其是中药注射液）品种往往其临床试验的用量或获批上市的规定用量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剂量（或变化较小的剂量范围），几乎不涉及其他因素（如公斤体重等）或很少涉及（如女性的生理周期、儿童的年龄分段），对于具体的患者而言，也很少存疗程中的剂量调整问题（如某些激素类药物逐步剂量调整的给药方式，几乎不见于中药品种）。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中药品种而言，直接反映患者个体的用药暴露程度、进而与患者个体的安全性结局密切相关的首要因素，就是患者的累积用药时间。即，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简单的认为，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对于药物暴露程度-安全性结局可能关系的探索，实际上就是研究累积用药时间-安全性结局的关系。
简单的考虑，某一名患者应用中药时，促使其在下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停止服药的主要因素就只有在当前时间点（或时间段）发生了安全性事件（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否则，该名患者将一直服药直到治疗目的达到，其服药状态很明显服从Bernoulli分布。在该药品的某项安全性信息被传达给大众前，每一名患者服用该种药品的累积天数与继续使用与否的状态，明显独立于其他患者的使用情况，也不会受到其他患者是否及如何服用该药物状态的影响，即具有iiD分布特征。
此时，很容易发现，如将患者服药后的安全性事件视为预期事件时，观察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发生安全性事件的每一名患者，其服药状态、发生安全性事件的累积服药时间等因素，完全符合使用RUps方法的要素。因此，如将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中，患者的累积服药时间视为一个单调递增序列，将“患者发生安全性事件”视为预期事件，就可以采用RUps方法计算出“与某一特定安全性结局事件密切相关的某一人群累积最长服药时间”的精确点估计值，进而可以很容易描述某一上市药物的暴露程度（累积用药时间）与该药品引发的安全性结局（某一特定安全性事件）之间的关系。
3模拟
假设存在一个治疗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用的中药品种DtCm，其每日用法与剂量相对固定，标注疗程1年。其上市后安全性评价研究目的是在广泛应用条件下（预期最长使用4年）观测一个特定的安全性结局（轻度的、剂量相关的a型不良反应aDRa），从而最终确定针对该aDRa的中药DtCm临床应用所允许最长疗程Dcourse（年）。
模拟数据的产生，则按照“三例原则”[2]，根据不同发生频度不良反应类型[10-11]，假定aDRa发生率为0.1%，该研究预期完成样本量3万例。发生aDRa患者的Dcourse以正态分布函数产生，n（θResponse，λResponse）=n（2.8，0.2）。
应用RUps方法时，对于不良反应aDRa患者Dcourse的先验猜测以正态分布函数表示，n（θpriorguess，λpriorguess）=n（3.0，0.1），m=0.01[3-4]。
模拟1万次，采用RUps方法精确估计的Dcourse为（2.737±0.051）年。结果见图1。
模拟结果可见，虽然对于Dcourse的先验猜测均值为3.0，但采用RUps方法精确估计获得Dcourse点估计值的均值为2.737，与模拟试验中发生不良反应aDRa患者Dcourse均值2.8非常接近。增加模拟次数如2万次、3万次等，或调整aDRa发生率≥0.1%等，结果与此类似。基于既往研究及本次模拟试验结果可见，在明确研究某一种（类）特定安全性结局的前提下，只要可以满足一定样本量并（相对）准确的设置先验猜测，可以获得关于药物累积最长给药时间的相对精确的点估计。
4应用
虽然RUps方法暂时没有在i期临床以外的研究阶段使用的实例，但用于估算中药最长疗程的精确点估计值，需要关注以下若干要点。
4.1试验设计当期望采用RUps方法计算最长疗程精确点估计值时，明确中药最长疗程与预期事件发生之间的关系，是临床研究主要目的（之一）。特别的是，当（主要）评价有效性的临床研究中，预期事件为“达到预先定义的临床治疗终点”；而当评价安全性时，某一类或某一特定的不良事件/不良反应被视为预期事件时，应该在试验设计时预先明确。
直观的，患者/研究者观测是否发生预期事件（不一定填写日志卡）的频率越高，记录的个体疗程则越精确，但同时也会因为操作的繁琐而降低临床可操作性。特别的RUps方法既往理论研究，观测预期事件的时间间隔多是等距的[3-4，12]。
4.2先验猜测如同其他Bayes方法一样，RUps方法实际应用时的关键就是设置关于“中药最长疗程”的先验猜测相关参数。
对于“最长疗程”点估计值的分布形式，往往出于简单易行等原因，将其视为正态分布。基于此，如模拟试验中，最关键的就是“相对精确”的设置先验猜测参数θprior，m（既往理论研究表明[3-4，12]，λ对于事后的点估计值θestimate影响有限）。
既往研究着重讨论相对准确的设置θprior，m的策略[3]：在一系列由θ，m组成参数组合中，当θprior逼近θestimate时，随着m的指数递减，获得的θestimate波动也递减。换言之，当根据“精确的θprior组成的参数组合得到的事后估计值波动最小”的特性，可以相对精确的设置先验猜测θprior，m，进而得到精确的事后点估计值θestimate。
4.3估算流程当明确了设计与应用要点（主要是如何设置先验猜测）后，应用RUps方法的流程则相对简单明确[3]。
假定，θestimate=2.8。对于清理完的、发生预期事件受试者的疗程数据，研究者可以根据既往资料和专业知识判断，主观的提出一个关于先验猜测θprior的范围，如认为相对精确的θprior应该落于1.8～3.8。此时，结合以指数方式变化的参数m（如从0.001～1000）[3-4，12]，可以形成大量的先验猜测参数组合。然后，利用已发表的相应SaS宏程序[12]分析获得受试者疗程数据，可以高效、准确的计算基于这些先验猜测参数组合所得到的事后点估计值。进一步的，根据上文的“波动最小”特性，可以获得相对最准确的先验猜测组合（当固定θprior使之取2.8时，随着参数m指数递减，获得的事后估计值波动最小）。最终，可得到准确事后点估计值θestimate=2.8。
5讨论
RUps方法能获得估计精度相对较高的点估计值且操作相对简单，近年来已经成为i期临床试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对于RUps方法对于其他阶段临床试验中的应用，国内外研究暂未能检索到发表的研究成果。
而本文初次探讨了RUps方法在中药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中的应用，以相应的理论探讨和简单的模拟试验，初步证实了应用RUps方法精确估计中药临床应用最长疗程的可能，并结合笔者临床实践，对于RUps方法的应用步骤与要点进行了简单归纳。但应该认识到，RUps方法在中药上市后安全性评价的应用，目前还有若干理论要点亟待解决，如中药上市后安全性评价研究整体样本量的估算[2]、发生不良事件“可供分析”的样本量与RUps方法估计精度的关系、RUps方法先验猜测的设置策略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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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aboutrelativitybetweenpost-marketedsafetyoutcomeand
treatmentcours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drugson
basisofreinforcedurnprocesses
ZHonGCheng-liang1，2，HUSi-yuan1，XieYan-ming3*，wanGYong-yan3
（1.GCpCenter，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tianjin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ianjin300193，China；
2.post-DoctoralResearchprogram，ChinaacademyofChinesemedicalSciences，Beijing100700，China；
3.instituteofBasicResearchinClinicalmedicine，ChinaacademyofChinesemedicalSciences，Beijing100700，China）
[abstract]Basedonrelevantresearchanddevelopment，thepossibilityofapplyingthereinforcedurnprocesses（RUps）statisticalapproachto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drugssafetyresearchisdiscussedinthispaper，primarilythroughtheoreticaldiscussionandsimulations.alsointroducedareworkflowsandthekeypointsfortheapplicationoftheRUpsapproach.thispotentiallynewapproachhasrecentlybeenappliedtothetargetestimationofphaseihumantoleranceclinicaltrials.atraditionalRUpsapproachhasalsobeenwidelyappliedintheprecisepoint-estimationofallowablelongesttreatmentcourses，accordingtotheparticularsafetyoutcomesofpost-marketedtCm.
化学品暴露评估篇10
六六六（HCHs）曾经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有机氯农药，它的产量和使用量在我国都曾居世界首位。HCHs具有长期残留性、生物蓄积性、半挥发性和高毒性等特点[1]，在全球范围的各种环境介质中长期广泛存在，导致全球性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动植物和人体健康[2]。牡蛎是我国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在水产品产量中占有较大比重，是沿海居民非常喜爱的经济贝类；同时有关研究发现，牡蛎等双壳类动物可较准确反映背景水体的污染物质的含量，长期以来作为良好的检测生物被广泛地应用于海洋环境中痕量污染物的监测[3]。因此，研究牡蛎产品中HCHs残留情况和食用安全性，无论是对海域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都有重要的意义。以贻贝、牡蛎等双壳贝类为指示生物的“美国贻贝观察”“、亚洲贻贝观察”、中国“南海贻贝观察”计划及其他相关研究项目报道了全球一些沿岸海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残留情况，为这些区域海洋环境污染物的风险评估提供了连续性的可比资料，贻贝检测也成为可操作的常规海洋环境监测方法[4-5]。但迄今为止关于海南岛有机氯农药污染情况的报道很少，特别是关于海南岛沿岸海域贝类体内HCHs的时空分布状况尚未见报道。鉴于此，本研究于2006—2011年间的每年3月份采集海南岛沿岸4个重要港湾的近江牡蛎样品，测定其软体组织内HCHs残留量，分析了HCHs的组成特点及时空分布规律，并评价了研究海域牡蛎的生物质量和食用安全性。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南海贻贝观察”相关研究[5]表明，生物体内污染物质的含量随季节的变化呈现波动性，初春3月份，南海北部海域生物体内的HCHs等污染物含量受生物体自身生理因子（如体重、性腺、脂类含量等）和环境条件（如径流量、水温和盐度等）的影响最小，故采样时间选在2006—2011年间的每年3月份。采样地点选在海南岛沿岸4个代表性港湾，分别是东寨港、马袅港、八所港和榆林港（图1）。采集3~4龄的牡蛎样品30只以上，以消除个体差异的影响。在采样现场剥离软组织，冰冻保存送至实验室。所有样品的采集、运输均参照《海洋监测规范》[6]进行。
1.2样品分析取5g（准确至0．001g，湿重）试样，经解冻、均质，用V（正己烷）∶V（二氯甲烷）=1∶1的混合液50mL均分2次超声提取，提取液经浓硫酸净化，无水硫酸钠脱水，硅胶/氧化铝柱层析，收集滤液旋转蒸发至干，最后定容至1.00mL，气相色谱分析[7]。气相色谱条件：美国agilent公司Hp6890n型气相色谱仪、DB-701型石英毛细管柱（长度30m、内径0.32mm、涂膜厚0.25μm）、63ni微电子捕获检测器，高纯氮气做载气（恒压70kpa）、吹扫气（60mL•min-1），进样口、检测器温度分别为220、250℃。柱箱升温程序：150℃保持1min，以25℃•min-1升至180℃保持5min，再以5℃•min-1升至220℃保持9min。标准物质溶液由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提供，HCHs包括α-HCH、β-HCH、γ-HCH、δ-HCH。用Hp化学工作站软件采集和处理气相色谱数据，根据相对保留时间定性、外标峰面积法定量。空白试样的色谱图上无干扰峰，表明分析过程未引入污染。结果取平行双样测定的均值，相对偏差为9.7％～13.7％。方法回收率为84.4％~85.2%。牡蛎体内HCHs的测定结果均以湿重表示。1.3牡蛎体内HCHs的质量评价牡蛎体HCHs的质量评价采用单因子指数评价法，计算公式如下：pi=CiSi式中：pi为i污染物的单因子指数，Ci为污染物的实际浓度，Si为i污染物的评价标准。采用GB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HCHs≤20ng•g-1）[8]。1.4牡蛎食用风险评价关于食物中化学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目前主要包括可疑致癌物的致癌风险评估和暴露风险评估。参考甘居利等建立的牡蛎安全消费量评估方法[9]：（1）每人每千克体重日均可接受的致癌风险的牡蛎安全消费量CRa（kg•kg-1•d-1）：
2结果与分析
2.1HCHs的空间分布特点由图2可见，海南岛沿岸4个采样站点连续6a采集的24份近江牡蛎样品中，有17份检出HCHs，各个站点均有检出：东寨港检出率100%，马袅港83%，八所港67%，榆林港33%，总体平均检出率为71%。表明各采样站点的牡蛎体内仍有一定量的有机氯农药残留。牡蛎体内HCHs（包括α-HCH、β-HCH、γ-HCH、δ-HCH）含量范围是未检出~1.16ng•g-1（湿重，下同），所有站点的总体平均值是0.15ng•g-1。4个采样站点中，马袅港HCHs的平均含量最高（0.33ng•g-1），其次是东寨港和八所港（分别为0.14ng•g-1和0.10ng•g-1），最低是榆林港（0.03ng•g-1），最高站点是最低站点的12倍。总体而言，海南岛沿岸4个站点含量水平均较低，在这6a中HCHs区域分布格局也基本稳定。2.2HCHs的时间变化特点2006—2011年海南岛沿岸4个采样点近江牡蛎体内HCHs平均残留浓度年际分布如图2所示。2006年的平均含量最高，为0.44ng•g-1，2007—2011年含量在0.04~0.12ng•g-1之间上下波动，其中2008年和2011年平均浓度最低，均为0.04ng•g-1。最高年份HCHs浓度是最低年份的11倍。6a间HCHs在牡蛎体内的残留浓度呈先略微下降后处于小范围波动的平稳趋势，但总体而言其残留量均保持在较低的含量水平。从空间变化的角度分析，东寨港、马袅港、八所港牡蛎体内的HCHs浓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与总体平均值的年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是先下降后趋于平稳。其中马袅港的时间变化波动最大，主要是2006年HCHs浓度很高，为1.16ng•g-1，是总体平均浓度（0.15ng•g-1）的7.8倍。榆林港仅在2007年和2011监测到少量HCHs，其他4年浓度均在检测限以下，表明榆林港牡蛎体内HCHs残留量很小。1985年海南岛海岸带污染调查结果表明[11]，海南岛贝类体内HCHs的平均残留量是6.7ng•g-1，与本研究中2006—2011年HCHs总体平均值0.15ng•g-1相比，在20多年间，HCHs浓度降低至原来的1/45。结合本研究中2006—2011年在牡蛎体内HCHs的残留浓度呈先下降后趋于平稳的变化趋势，表明从1983年禁用到目前的20多年，海南岛沿岸近江牡蛎体内HCHs在禁用初期先大幅下降，但在后期降解速率放慢，目前残留量趋于平稳，在较低水平内小范围波动。当前牡蛎体内的较低水平的HCHs含量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总体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检测到的HCHs来源于历史使用残留或者是远距离大气运输，近期没有新的污染源的输入。
2.3HCHs的组分特征及来源变化状况分析工业体HCHs和农药林丹是环境中HCHs的主要来源。工业体HCHs在我国的产量和使用量都居世界首位，到1983年禁用期止，累计产量达到490万t，其中包括60%~70%的α-HCH，5%~12%β-HCH，10%~12%γ-HCH和少量其他异构体[12]。γ-HCH是唯一具有杀虫活性的异构体，林丹主要含γ-HCH，含量达99%以上，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广谱杀虫剂。目前环境中的HCHs可能来源于其历史使用残留、远距离大气运输或新的HCHs污染源输入。对各年份和各采样点牡蛎体内HCHs组分分析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各HCHs异构体占总HCHs中的比值因年份或站点有一定差异，总体上各年份和各采样点中，δ-HCH在HCHs各组分中一般都占优势，δ-HCH/HCHs平均比值为46.5%，在17个检出HCHs的样品中有10个占优势。但是有些站点某年份只检测到少量的δ-HCH异构体，如东寨港（2007年和2009年）、榆林港（2007年）。此外，2008年和2009年δ-HCH/HCHs比值偏小（仅为0.18和0.24），较其他年份异常，原因可能是由于2008年和2011年样品中的HCHs含量值最小，各个组分为检不出或在检出限附近，使得检测误差偏大，在比值计算过程中再次放大了这种误差。δ-HCH在HCHs各组分中占优势的现象似乎与很多文献报道的δ-HCH很少检出且含量较低相矛盾，但这种现象其他文献也有报道，例如窦薇等[13]报道鱼类对δ-HCH的富集高于其他异构体，menone[14]在阿根廷南大西洋沿岸的泻湖水域沉积物中只检测到HCHs中的δ-HCH和γ-HCH。有研究认为δ-HCH是γ-HCH的分解产物[15]，因此本研究中较高浓度的δ-HCH可能是历史上输入的HCHs的风化分解产物。尽管β-HCH在工业六六六混合物中只占5%~14%，但在环境中其残留量却可能很高，这是由于β-HCH的生物富集性较强，在环境中很稳定、不易被降解，且HCHs其他异构体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成β-HCH。本研究中β-HCH在HCHs各组分中所占的平均比例虽然不是最高（β-HCH/HCHs为25.7%），但从图3可以看出，2006—2011年间β-HCH/HCHs比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一般而言，六六六在环境中存在的越久，该化合物的比例就会越高。α-HCH在总HCHs中所占的比例与β-HCH相似（α-HCH/HCHs平均比值为27.7%）。尽管α-HCH在工业体六六六中含量高达60%~70%，但有研究认为α-HCH能在环境中转化为化学性质更稳定的β-HCH[16]，故α-HCH/β-HCH值可以反映是否有新的HCHs污染源输入，各采样站点能计算的α-HCH/β-HCH值在0~1.8之间，也远远小于工业HCH中该比值（至少5），进而也能反映出没有新的工业体HCH输入。值得注意的是，东寨港α-HCH替代δ-HCH在HCHs中占优势，原因是2006年东寨港检测到较大浓度的α-HCH，究竟这是由于该年有新的HCHs源输入还是其他原因所致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中γ-HCH在所有样品中均未检出，故认为近年采样站点附近很可能没有林丹使用。
2.4HCHs残留水平比较与质量评价
2.4.1不同海域贝类HCHs含量的比较与国内外部分沿岸海域双壳贝类研究结果相比较（表2），2006—2011年海南岛近江牡蛎样品中，HCHs平均含量与广东省、福建省沿岸含量相近，低于东海、渤海、珠江口和浙江沿岸。与发达国家相比，海南岛沿岸牡蛎HCHs含量与日本东京湾的相似，但是低于丹麦格陵兰岛、韩国沿岸和德国波罗的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海南岛沿岸牡蛎HCHs含量略高于印度尼西亚沿岸，与菲律宾沿岸、泰国海域含量相近，低于土耳其黑海和印度海域，远低于埃及红海和西班牙海域。总体而言，目前海南岛沿岸牡蛎HCHs含量与世界各地沿岸区域相比，处于较低的污染水平。
2.4.2HCHs残留水平中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GB2763—2005）规定了水产品中HCHs允许的最大残留量为100ng•g-1（湿重），而我国无公害水产品质量标准中对HCHs残留量的要求是不超过2000ng•g-1[4]，与之比较，2006—2011年海南岛沿岸24个近江牡蛎样品中的HCHs残留量均远低于该类标准值，并且也低于欧美等国家的最高残留限量（德国500ng•g-1；法国300ng•g-1；瑞典200ng•g-1）[32]。
2.4.3生物质量评价GB18421—2001采用《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HCHs≤20ng•g-1），单因子评价结果显示，2006—2011年海南岛沿岸24个近江牡蛎样品中的HCHs残留量均未出现超标现象，评价指数最高在2006年马袅港，为0.0193。各采样点由平均含量计算的评价指数范围在0.0009~0.0193之间。综上，海南岛沿岸海域牡蛎体内HCHs符合中国《海洋生物质量》一类质量标准，近年未受到HCHs农药的威胁。
2.5健康风险评估人体中累积的pops等有机污染物质，除部分来自呼吸作用和皮肤接触外，绝大多数均来自食物[33]。鱼、牡蛎等海产品的摄取是人体所蓄积的有机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相比于内陆居民，沿岸居民因食用海产品而接触到有机氯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有机氯污染物对其健康的潜在威胁也更大。HCHs4种异构体均对人体有害：γ-HCH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α-HCH和δ-HCH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β-HCH被认为是一种环境雌性激素，对生殖系统有影响。此外，肾脏、肝脏、血液等生理系统均受HCHs的影响[34]。按可接受的农药致癌风险（CRi≤10-4）和可接受的暴露风险（即人体对HCHs接触量不超过危害剂量参考值）进行评估，每人每天每千克体重可以食用的海南岛沿岸近江牡蛎软组织重量如表3。由此可见，可接受的致癌风险安全消费量由α-HCH的含量决定，平均最高安全消费量为0.38kg•kg-1•d-1。可接受的暴露风险安全消费量由β-HCH的含量决定，平均最高安全消费量为12.99kg•kg-1•d-1。在4个采样点中，可接受的致癌风险的安全消费量中以东寨港最低，为0.02kg•kg-1•d-1，而可接受的暴露风险的安全消费量则以马袅港最低，为6.51kg•kg-1•d-1。一般而言，计算的安全消费量数值越小，意味着相对应的HCHs异构体对安全消费量的限制越大。当推算的安全消费量低于或接近对应地区可能的日均消费量时，就存在对当地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的风险[35]。Fung等[36]估算的我国东海沿岸地区人均牡蛎日消费量为0.011~0.126kg•d-1；唐洪磊等[37]2006年对广东沿岸居民膳食结构的调查显示，人均牡蛎日消费量为0.02kg•d-1。参照以上消费标准，上面估算的可接受的致癌风险和接触风险的近江牡蛎安全消费量远远高于人们可能的日均消费量，即海南岛沿岸海域近江牡蛎体内HCHs致癌风险和暴露风险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值得提到的是上述评估只是基于α-HCH和β-HCH做出安全消费量评估（γ-HCH未检出），由于δ-HCH没有找到相关的致癌系数或危害剂量参考值的数据，但本研究中δ-HCH占HCHs总量的比例最高，故我们尝试在已知的α-HCH、β-HCH和γ-HCH中选择致癌性最强和危害性最大的相关值来评估δ-HCH的安全性，即假定δ-HCH的致癌系数采用α-HCH的（CSF=6.3），危害剂量参考值采用γ-HCH的（eRi=0.3×10-3）。结果如表3所示，可接受的致癌和暴露安全消费量分别是0.23kg•kg-1•d-1和4.32kg•kg-1•d-1，由此可见各个采样点的致癌风险和暴露风险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消费者在正常食用水平下因食用海南岛沿岸监测海域的近江牡蛎而受到HCHs危害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本评估仅是一个初步尝试，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