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特征篇1
关键词：体育产业；体育服务产业；体育政策；体育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052-04
1提出问题
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指引导、规范、鼓励和支持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的总称。我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2008年出台的《体育产业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将我国体育产业分为体育服务业、体育用品业和体育建筑业。其中的体育服务业即为本文中所指的体育服务产业，如体育培训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业等。体育服务产业在管理和经营模式上与其他体育产业类型具有较大差异，引导和规范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也体现出较大的独特性。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对促进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和优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本身均具有重要意义。
很多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表明：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远远高于消极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有时也会出现低效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否定产业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3］。在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运行中，存在一些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否发挥作用的质疑，通过对南京、无锡、苏州、嘉兴、西安和武汉若干体育产业经营者访谈后，发现很多经营者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认识非常浅薄，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本身持不信任态度，甚至认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没有对体育服务产业起到促进作用。目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进行了若干研究，但是主要以描述现象为主，如政策内容滞后、缺少配套措施、权威性低等［4-6］。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很少针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专门研究，也没有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基本特征的涉及。科学认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基本特征是了解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基础环节，因此研究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基本特征，提高人们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认识，对设计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和提高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都具有重要意义。准确认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基本特征，对深入研究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和指导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具体实施也具有重要价值。
2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概念和基本属性
产业政策通常被描述为：“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形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从而提高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并使供给结构能够有效地适应需求结构要求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根据产业的分类或细化程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可以是某一行业的产业政策，如工业政策、服务业政策；也可以是某一产业类别的政策，如钢铁产业政策、汽车产业政策、体育产业政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等。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分支，是关于体育服务产业的单体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政策、旅游产业政策一样，专门为了发展某一单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从产业经济学和政策学的角度可以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描述为：“国家根据发展的需求，为了提高体育服务产业增长速度，通过优化体育服务产业结构和组织，使体育服务产业能有效地供给，并适应社会需求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各类政策构成的政策体系，如税收、财政、物价等经济政策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些行政管制政策，如行政审批政策、行政监督政策等也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内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归根结底是政策，具有政策的根本属性，如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利益相关性。除此之外同时还具备其他一些属性，如正误性和实效性。人们对体育服务产业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知识水平，以及对政策信息掌握的充分程度等会影响政策制定或者执行是否科学；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现实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可能会失效或者不再起作用。
3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基本特征
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具有政策的基本功能和属性，但是由于其是一项具体的单体产业政策，因此具有独自的基本特征。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在当前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各种政策特点，主要体现在政策环境、政策手段、政策执行、政策目标、政策调整等若干方面。而体现体育服务产业自身基本特征比较明显的几个方面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环境特征、体育服务产业政策需求特征、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特征、体育服务产业内容特征、体育服务产业对象特征。
3.1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环境特征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2
一、农村金融业务适用的现行税收政策
（一）关于农村信用社。
为配合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确保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进行，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税收政策。
1．从20__年1月1日起至20__年底，对参与试点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他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从20__年1月1日起，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取得的金融保险业应税收入，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二）关于农业保险。
根据现行营业税法规规定，对农牧保险，即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业务，免征营业税。
二、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适用税收政策的初步设想
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于商业银行近年来上收信贷决策权，只有具备抵押、担保条件的少数农村企业才能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主要定位于粮棉油收购，在直接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方面的作用并不充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重任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增加了邮政储蓄银行网点，但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
为推动农村金融业务规范开展，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商业银行应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农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适合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产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租赁、期货、银行卡、理财以及代收代付等业务，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
在了解上述背景情况基础上，本文探讨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税收政策。
1．关于实行统一的农村信用社税收政策。目前，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政策，只适用于试点地区，而且中西部试点地区与其他试点地区还有所不同。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区域主要限于当地，对跨区域金融服务影响小，而且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构成主要来源于当地，因此，笔者意见，一是应将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政策推行到全国；二是逐步缩小并最终消除其他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异。
2．关于延长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所得税优惠政策。现行政策关于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税规定，执行期限是20__年底，已经到期。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应使该政策的执行时间进一步延续。
3．关于研究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是整个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需要重点发展的内容，为此，应研究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首先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的办法，即允许按照存贷款利息差额征收营业税，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为完善金融业征税政策积累经验。
4．关于享受优惠政策的主体和业务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农村金融不能只盯大户，乡镇企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需要支持，农民的小额贷款更需要予以满足。根据国外经验，农民违约的比例并不高。应当学习和借鉴20__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支农作用，有效缓解农户贷款难。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即按照主体确定减免税政策。但是，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转制后变成了农村银行，这样就无法继续享受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为此，可以按照业务内容划分适用税收政策，即对于支农信贷业务，可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方法理论上准确，而且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支农贷款，但是在税收征收管理中涉及贷款项目审核，操作难度和成本较高。
5．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适用营业税政策。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前，银行与邮政采取利差方式结算手续费，即邮政局按储蓄存款的统一利率支付储户利息，银行按高于储蓄存款的利率支付邮局利息。两个利息的差额就是邮局的邮政储蓄收入。对邮政储蓄业务，考虑到其经营与行业的特殊性，以往对其利差收入未视同金融业收入，而是一直按照邮电通信业项目征收营业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经营范围将涉及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因此，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得的金融服务收入，应按照现行统一营
业税政策执行。考虑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成本，及其与农村信用社的共同支农作用，或可研究邮政储蓄银行的具体情况，在税收政策方面，考察一定的过渡性税收政策。
6．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原则上应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在不少情况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即可以适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
7．关于农村居民人寿保险项目。与农业保险不同，农村人身保险是指以广大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生育、失去土地、意外事故等可保风险保障需求为对象的商业保险。目前，新型涉农人身保险项目不断出现，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民工综合保险等。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险种，应研究确定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对符合规定的，给予配套税收政策，为保险公司开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8．关于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按照银行业管理部门的设想，利用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机会，财政部门或银行管理当局可以向商业银行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由政策性银行投向农村，由农村信用社，重点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贫困县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对上述支农资金收入，可以研究避免重复征税的营业税政策。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3
关键词：水利工程；征迁；难点；对策措施
1水利工程征迁的特点
水利工程主要功能是防洪除涝、抗旱灌溉，有很强的公益性、服务性和非经营性。因此，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征地迁置工作必须由地方政府部门负责管理和落实，主要在于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政策性、复杂性。水利工程征迁的特点主要是，建设项目的征地面积量较大；时限性和政策性较强；被征迁的群众属于特殊的群体。
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自家”意识和很浓的故土情怀，对于自身的房屋和祖宅祖基具有很强的保护和维护意识，故而对征迁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和阻力；另外，农田土地的征迁由于对农民群众的利益有着重大关系，而征迁上，国家财政不会给予赔偿，多以行政政策和命令进行，且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群众迁置于较为偏僻地方，导致群众不满，产生负面情绪，影响社会稳定和工程的推进。
2水利工程征迁的难点
2.1征迁群众抵触情绪较大
家园祖宅和劳作土地是农民群众的利益根本。而水利工程的征迁会让农民群众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并失去土地的依附利益。农民群众失去土地和家园就意味着下岗和背井离乡，没有劳动对象和栖身地，导致他们生活没有经济来源，而且失去祖辈留下的祖宅房产，失去已经熟悉的生存环境，使得固有的社会关系打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和麻烦。对于农村群众而言，征迁土地是关乎其根本利益的大事。对于城市里的征迁而言，群众虽说没有土地，但其房屋房产的征收拆除，会让他们失去住所而买不起或者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住房，同时还得改变已熟知的生活、工作环境，对于城市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件头等大事。这样就会使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从内心不自觉的产生对征迁工作的抵触等负面情绪，产生一定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征迁工作的展开和进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治安，从而需要加大宣传、解释和化解矛盾的力度。
2.2征迁政策相对不完善
国家有法律法规对公民的土地、房产等资源进行规范保护。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等法律法规，同时地方政府相应的出台了相关的实现方法和实施细则，但在一定层面上征迁政策还有些许不完善和不足，给水利工程的征迁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主要有：（1）征迁补偿的标准不一致，在农村，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水利工程项目标准不一致；各乡各村之间的补偿标准不一致。在城市，同一住宅区不同房屋补偿不一致，各区各街道不一致；城市与农村的补充不一致。特别是前面的两种，导致群众对补偿的不满，引起纠纷矛盾，使水利工程的征迁工作的难度和力度加大。（2）补偿费标准较低国家和政府财政为尽大力对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了降低了补偿标准，导致被征迁群众未得到合理的资金补偿，引起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
2.3征迁单位的工作方法不到位
水利工程的征迁工作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存问题，事先应做好方案和准备工作。征迁工作中，应及时进行必要的公示公告以及政策的解释，做好征迁协议。但在征迁过程中，有些实施单位以建设工期为由，不进行必要的公告公示和解释，未签协议就断水断电、野蛮搬迁，严重影响群众的生活和安全，导致对立、矛盾的出现，地处弱势的群众就会上访，甚至引起群体对立冲突事件，影响征迁进度，影响社会的治安和稳定。
3对策措施
各种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施工进度，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不断增加。在操作层面上来说，有些问题是不可预见的，也是正常的。例如：缺漏项等。有些问题是可预见的，是人为的。比如：拆迁政策、征地所需资金、财务管理制度等。要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来预防并提高效率。
3.1高度重视基本情况摸底
摸底是打胜仗的前提条件，所以容不得半点马虎，理应抽调精干力量专门负责，超前做好各项基础工作。一是确定施工方案，明确施工涉及的范围；二是详细掌握施工范围内的各种搬迁内容以及施工中可能出现的新内容，尽量不重、不漏；三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凡涉及的内容都要掌握和研究最新的相关政策动态，比如：征地的政策、拆迁的政策、涉渔的政策，以保证出台的政策和标准不与当地实际、当地标准脱节。
3.2充分相信各级基层组织
拆分包干任务是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征迁及相关矛盾化解、快速保证施工的最佳方式，不能因为队伍里曾经出现过贪腐现象就全盘否定基层干部，应以从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好制度和规定来约束。将任务层层分解，目标级级落实，让压力传递到底，充分做到让基层的人处理基层的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解决，效率自然会得到提高。同时，要邀请基层论证实施方案，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实施方案须反复论证并充分听取来自一线的意见，反复修改、补充、完善，使其更贴近实际、更具操作性。不能仅从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便利出发，出现理想主义、闭门造车或以上压下等现象，以致给制订的方案和制度捆住手脚，对具体工作造
成被动。
3.3畅通问题快速反应机制
遇到未预见的问题，各级必须要由熟悉基层事务和政策的专人组成快速调查、研究小组，建立上、下级联合调查、研究的机制，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限期解决，不能躲、推、搪、拖、糊。只有超前发现、超前解决问题，才能始终掌握施工推进的主动权。
4结语
水利工程征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因其和被征迁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征迁单位和被征迁群众存在一定的矛盾。征迁工作的到位与否，密切关系到区域发展、社会稳定、民生保障和群众的利益，随着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投入，水利工程的征地迁置工作也在突出位置，而切实的落实好水利工程的征迁工作，有利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区域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健全完善，有利于被征迁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
当前在水利工程的征迁工作中仍有些许困难和不足。征迁的难点在于群众的情绪对立化；补偿安置的标准和措施不到位；征迁到位工作力度不够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对此，政府及负责单位及时做好征迁的解释和政策的到位，规范水利工程征迁行为，完善工作程序；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补偿机制，加强补偿金的监管力度；规范和创新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被征迁群众的利益。确保在水利工程征迁中的群众不失利，不失业，不失居，不失医，不失教。
参考文献
[1]董西平.水利工程征迁安置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江淮水利科技，2012（1）：32-33.
[2]陈永生.土地征迁工作难点及对策建议[J].福建国土资源，2011（5）：335-337.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4
“十一五”期间，国家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内需，众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纷纷开建，征收农民土地已成为建设过程中必要且重要的环节，征地环节中涉及的人数广泛，引起的社会问题众多，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能否做好是影响社会是否和谐的关键因素。庞大的土地收储面积造成了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保障被征地拆迁农民的生活和就业关系到能否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国外征地相关政策
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征地补偿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上独特的风景。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征地补偿都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的。在征地中，对被征地人的权益保障往往是征地的核心。国外在土地征收大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也与我国有所差别。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均是站在被征地者的角度进行土地征用补偿，对由于征地造成的当前和未来的以及相关的利益损失进行相当于被征用土地的市场价格的赔偿，还有的国家对于原业主不做迁移的地上物，以及对相关和相邻业主造成的经济上、使用上、就业上的损害的，也都在补偿范围之列；如果业主希望自己迁移地上物，则迁移费也属于补偿之列。
国外土地征用范围包括：第一是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征用土地的价值，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第二是土地补偿额，是对因征地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此外，补偿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及其经济损失可以用金钱的尺度评价，但考虑到目前现金补偿在土地评估技术不足和低价上涨的情况下，若被征地者所得到的补偿费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各国也制定了一些补偿方式以弥补资金补偿的不足。
三、我国相关征地法律政策分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法》及有关条例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国家具有征收权，自然人和法人必须服从，带有强制性。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重城轻农”的政策导致我国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在实践中表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的特征，并在学理研究中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而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到了重视，农村集体土地仍然出处相对忽视的位置。
在我国，农村的社会政策一直是一种特惠制而非普惠制的政策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已发展演变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将“老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解决，为农村人口提供户籍、住房、教育、就业、劳保、医疗等诸多方面政策，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已日趋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
“新三农问题”中的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均是由征收土地造成的。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保障功能、发展功能、增值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更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的保障。农民失去土地时，同时失去也是关系生存的一系列基本权益。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重点项目”、“重点工程”，而发展的条件就是征收农民的土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土地。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问题一直是很严重，急需解决。失地农民随着“身份”的改变也丧失了部分民主权利。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稳定、和谐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认识深化，我国社会的政策理念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经过差别主义回归到社会政策的本义，即非单向度地追求公平，而是追求发展与公平的一致性和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却始终是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弱势者。近年来，南京市委、市政府将提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进一步加强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被征地人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其中，再就业培训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职业指导培训：被征地农民所属区、县劳动部门应为其提供为期两天，不少于16课时的免费职业指导培训，帮助他们认清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为他们提供职业需求信息和求职方法，积极指导他们实现再就业。
（2）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被征地农民的特点，确定培训项目，制定培训计划，开展适应性较强的职业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使被征地农民尽快掌握技能，尽早实现再就业。
（3）创业能力培训：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开展创业能力培训，使他们熟悉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了解创业必备的知识和程序，指导他们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方案，帮助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在开业后对他们继续进行必要的咨询服务和业务制定。
新的补偿政策比以往有3个方面的提高：一是补偿标准：安置农民的进保费标准提高到50%到100%。青苗和附着物补偿实行综合补偿标准，由集体经济组织所在辖区内统筹调剂平衡，由市物价部门会同国土部门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制定青苗和附着物补偿价标准及具体补偿指导价，报请市政府批准公布实施。二是保障待遇提高，失业保险比原来生活困难补助提高近300元钱，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标准上，每人每月比原来的养老保险提高70至205元钱。三是在资金补助来源和渠道上比以前有所增加，政府和部门筹集了两部分资金，一个是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个人社保账户不足的问题，同时从土地出让中按每亩2万元保障筹资社会统筹资金，主要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不足的问题。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5
经济政策不同于经济法，其不属于法律的一种，只是在执行经济政策的时候为了使其内容更加规范，和行使过程中有相应的保护一般会制定相应的法律赋予其真正的法律效应。作为国家计划以及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具有分解计划中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总任务和实现各种宏观调控总量指标的能力，对各种方面的基本行为方针与准则都能直接的发挥出调节的作用。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在概念以及行使上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两者虽在字面上较为相近，但绝不能混为一谈。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法内容以及性质的一个重点，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绝大部分的经济法都是透过经济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相通性以及同一性等内在的联系。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
经济法具有三大明显的性质特征，第一经济法具有系统性，上层建筑直接能反映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综合性以及其系统性都是由经济法所呈现。经济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物质生活过程中满足了社会以及国家对于经济关系，经济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且具有系统性的调整，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或是具体的权益纠纷中带来有法可依的解决办法，但经济法所设立的最主要根本点是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或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活动，以系统的理念实施全面实时的宏观的，系统性的协调。经济法第二个显性质就是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而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主要由国家做出的经济协调调控所体现出来。作为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市场上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需时刻秉着社会责任的理念思想，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准点，凸显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政策性是经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性质，主要从政策法律化，法律政策化以及法律政策相互混合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国家内的经济生产活动往往最先是以政策先行，最后慢慢为了政策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才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让成文的经济法具有为此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特性，同时也不失一般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受到法律滞后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也由此而有了紧密的联系。而法律政策化就是同政策的法律化相对而言的，指法律具有了某些政策性的特征。法律与政策相互间的混合性作为第三个方面表现出经济法政策性，这一里所说的法正混合简单而言就如，现代国家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政策等，几乎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及经济法的每一个部分和分支，这些政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的政策”，而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对法律体制具有“补漏”和“缓冲”价值的政策。经济法政策性的特征要求经济法成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日趋成熟。
三、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表现
近几年，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下在关乎民生，社会利益等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现社会较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在经济法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就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限购令”。从“限购令”的内容以及其内容可以看出，“限购令”是由政府所制定，但其所制定的程序上会不同于其他的行政法规或是政府的规章。“限购令”推出所有具有的政策相对而言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而从其所表现的内容上看，其实质上是对购房者，或是针对一些炒房者在消费权利上的直接约束，具有经济法的规则性特点。从其实施的主要目的上也可以得知，“限购令”就是政府对房地产调整控制所使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时能到达抑制房价高涨所采用的临时性措施，完全符合政策的特点，从内容和目的上看表明了“限购令”即法律的特点，也具有政策的特点，是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调控措施。
四、结语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6
第二条凡本省区域内的农业税纳税义务人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享受农业税社会减免的对象：
下列人员纳税确有困难的，经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一)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农村特困户耕种农业税计税土地，酌情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二)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耕种农业税计税土地，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三)家庭承包经营中保留土地，正在服役的义务兵，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四)伤残军人耕种农业税计税土地，根据其伤残程度酌情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残疾人耕种农业税计税土地，根据其残疾程度酌情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五)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五保户以及未成年孤儿，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
第四条农业税社会减免的报批程序：
(一)农业税社会减免实行纳税人书面申报制。凡符合农业税社会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在每年农业税征收前，应向村委会提出减免申请，并填报《农业税社会减免申请表》。村民委员会要按照政策规定，对减免申请人进行调查核实，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后，以村为单位提出减免方案报乡(镇)农业税收征收机关。
(二)乡(镇)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应根据村民委员会提交的减免方案对申请减免对象按照政策认真审核，合理确定减免税额，提出享受农业税社会减免纳税人和减免税额的初审方案，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后，下发各村民委员会在村务公开栏中进行公示。公示的内容应包括：享受农业税社会减免的纳税人及其当年应纳税额、减免税额、减免原因等。公示时间一般不得少于7天。如遇有群众对公示的内容提出异议，乡(镇)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应及时会同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据实做出调整。无异议后，经县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审核，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条农业税社会减免实行先减后征。享受农业税社会减免的纳税人享受的减免税额，每年在下发《农业税纳税通知书》之前，要核定到应享受减免的纳税人，并在《农业税纳税通知书》中填列清楚。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7
1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
在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就需要立足物流的“新兴服务性”，从其自身内涵和职能以产业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研讨。现代物流是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而出现和发展的，并为适应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以此种观点分析：
（1）从产业发展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传统工商企业物流和传统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结果；
（2）从产业技术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以及组织技术支撑的新型产业；
（3）从产业深化特征看，现代物流也是产业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从传统产业剥离出来的独立产业。
2物流产业的战略定位
就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自身产业特征而言，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对物流产业的需求，物流产业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如下战略意义：
（1）物流产业需承担推进和纽带作用，加快商品、人员、物资等社会资源的流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借此联接国民经济各产业和部门，使之同步和联动发展；
（2）物流产业需承担产业整合作用，通过全面覆盖和整体联结国民经济各产业使之得以整合优化、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
（3）物流产业需承担降低社会经济成本作用，物流作为服务性的“第三利润源”，其本身并不创造利润，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高效运作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和资源浪费，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时效，使社会资源能够在更广的空间做出最优选择。
二现代物流经济的公共政策需求
现代物流业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水平上发挥巨大推动、整合和联结协同作用，同时也肩负公共职能，对改善社会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作为新兴服务产业，物流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
1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属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畴，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在法律赋予的权责范围内按照一定程序而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就政府决策的经济职能而言，公共政策则是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目标而做出的评价、规划、选择和行动。通过上述概念界定可知，政府决策具有以下特性：政府主体性；实施合规性；决策目标性；政策公共性。就政府决策的本质内涵而言，其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极具影响性的变量因素，通过此变量输出可以及时调节和解决整个社会系统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公共问题。
2物流经济对公共政策的需求
新兴产业在其发展初期通常具有不完全的市场特征以及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结构，此时就需要国家给予相应产业政策，对整个产业进行有效支撑、规范和引导，使整个产业在资本积累、规模导入、市场竞争力、产业绩效等方面逐步强化和发展，顺利度过产业导入期和培育期而向成长期和成熟期过渡，之后将产业交给市场。反之，对于新兴产业不能给予必要的公共政策扶持，则反映出政府职能缺失，既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视角下公共政策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到现代物流产业，其对公共政策需求尤其迫切，表现如下：
（1）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模式
还更多地停留在“学”的阶段，主要向欧美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学习和模仿其物流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而随着我国物流市场对全世界开放，国际大型物流企业纷纷进入我国抢占市场。面对这一挑战，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然要发展自主物流，以确保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自主和高效。此时，引入国家公共政策扶持，有利于我国物流产业增强自身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缩小同国际先进企业间的差距。
（2）物流产业作为联通纽带产业
其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跨产业、跨空间、跨地域性的增强，尤其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物流时代，物流产业已经突破了单一企业和单一行业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全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并如前所述，承担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整合的职能，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利益分配和产业、地域分割的制约，不突破此种分割和制约，物流的结构整合功能也就无从谈起，物流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而这一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时介入尤显必要。
（3）现代物流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性产业
不仅在推动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上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性产业。物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现代性和先进性，如以物流为依托和保障的电子商务、零库存管理、农超对接等，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产业能力，此种极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也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扶持物流产业发展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必然需求。
3物流公共政策决策存在的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行政观影响，现代公共政策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时代流弊，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导向的现实需求做出政府决策的方式屡见不鲜。政府制定物流相关公共决策时，往往缺乏细致全面的市场调研，而仅凭领导片面的了解、掌握更多发言权的大型企业意见或专家组报告而做出政策决策，此种政策更多地倾向少数物流企业利益，而无法体现整个物流经济产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2）从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看，继我国政府机构精简撤销物资部后，国内贸易部和国内贸易局也相继撤销，相应地却没有新的部门机构填补这些空缺。目前，整个物流行业管理职能分散于交通、商务、信息等部门之内，机构职能割裂，这也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物流牵涉环节和层面众多，如没有统一的主管机构和政策决策机制，其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着主观割裂和诸多制约，往往表现为耗时长、成本高、时效差。
（3）物流经济相关公共政策是在物流产生发展之后而产生的，因同属于新兴事物，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在政策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知识相对较少，案例和决策能力匮乏，这同样成为我国物流经济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没有成熟和可借鉴的经验就没有决策的效率和先进性，也同样没有决策的勇气和胆识，为此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策同汽车、电子等其他新兴产业相比，数量和幅度都明显不足。
三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及构建策略
以上基于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综合考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我国物流产业作出了“新兴服务产业”的战略定位。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尤其对物流产业而言，其发展本身对基础设施要求高，且跨空间、跨地域性强，这样的产业特点无疑更加迫切地需要国家政策的整体筹划和协调统一。我国政府部门应以战略性眼光为出发点，积极布局、组织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具有体系性和前瞻性的公共政策，无疑会对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简言之，公共政策运营机制就是公共政策主体为某一目标经过利益博弈而对公共政策工具做出选择。通常公共政策体系包含以下五方面内容：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公共政策选择以及公共政策工具。
（1）物流公共政策目标。从物流经济公共政策目标分析，其目标设定应明确、简捷、易于表达，并最大限度符合多方利益。在现代物流经济背景及物流产业发展趋势之下，物流公共政策目标应定位为“泛在性”，即无所不在，表现出突破地域和产业限制的高覆盖率和高渗透率，着力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效率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其发展目标则应体现为依托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流协同联动。
（2）物流公共政策主体。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主体即是政府决策所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人，具体涵盖了物流链条的整个环节以及相互关联影响的政府机构、供方和需方三大主体的总和，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企业、物流基础设施运营方、物流信息运营方、金融投资者、储运配送企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主体都应反映在公共政策制定体系之内。
（3）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在物流经济活动和物流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都存在各自的“自利”特征，而如何协调这些“自利”行为并最大限度引导自利行为、兼顾利他性，则是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的实施方向和重点。其具体实践方法可采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进行利益调节，同时以公共政策变量输出规范和调节，此种市场调节机制可促成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物流产业利益格局，即由利益诉求到市场下的利益博弈，再到随后的政策选择和补充。
（4）物流公共政策选择。物流公共政策选择是前述利益博弈的延续和必要补充，这一环节的核心要求应体现出“公平性”，避免政策选择的主观倾向性，应以多数民主和多数一致的原则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标准，力求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受益。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少部分未受益甚至因为政策而受损的利益主体，也应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考虑和补偿，由此将全部主体纳入到产业发展规划中来，并减少政策推行阻力。
（5）物流公共政策工具。物流公共政策工具主要采用财政政策等工具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化推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公共政策工具及其所承载的政策体系：①投资重大物流工程；②物流基础设施收费；③物流财税调节；④物流服务定价；⑤物流用地征地；⑥物流环境及配套设施构建；⑦物流人资政策；⑧交通运输规范；⑨货物验放。
2物流经济公共政策构建策略
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实际上展示了物流经济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整个机制，这一机制以公共性和公平性为原则，以社会经济和福利为目标，以利益博弈为过程，以政策工具为内容，以政策决策为结果，以此彰显决策的逻辑性、完整性和现实性。而本节则以不可绕过的政治视角继续深入讨论这一决策机制的可操作性，即物流公共政策决策也应体现民主政治活动程序。在这一民主政治程序框架下，应具体采取以下策略以达成强化决策机制和流程的目的：
（1）建立和强化政府相关部门跨部门沟通机制，同时以现有的物流采购联合会为行业协会，加强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反映和争取利益诉求；
（2）引入和强化物流信息汇总和数据统计机制，以数据为支撑，确保利益诉求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效能性；
（3）引入科学的政策分析模型及演示机制，强化政策的实用性；
（4）建立畅通高效的政府、供方与需方三者间的双向互通渠道，以及意见征求和政策草案意见反馈渠道；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8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未有效建立起来,广大农村居民的养老主要依赖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等非正式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开始在部分富裕地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民政部从1992年开始推行"老农保”政策,但由于政府责任缺位、集体补助不足等因素,“老农保”制度很快陷人困境,广大农村居民继续依靠土地和家庭等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养老。2007年8月,劳动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重新加强了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指导。2009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对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模式等方面作了具体要求。直到2009年年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我国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制度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尤其是2007年中央开始重新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以来,各地纷纷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探索。从地方的制度探索实践来看,从2007年至今,许多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均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然而,已有研究对这段时期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的现象却关注不够,并且缺乏对这一现象的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重点梳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并做简要评述?第三部分为案例情况介绍,通过对广州市的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07年以来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在第四部分,本文尝试对''''‘短期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并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角度探讨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讨论。
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开始在部分富裕地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1992年,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要求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许多地方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于潇、申斯迎,2000;王凯、雷丽,2001;尚长风,2004;安增龙,2004;乐章,2004;杨玲、吴湘玲,2005;方越峦、黄富荣,2005;文莉等,2006)。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围绕“是否要在全国普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在全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发达地区可以优先推进,落后地区则应暂缓推行(杨翠迎、庹国柱,1998;何文炯等,200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和战略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卢海元,2003;范献亮,2009),应尽快在全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加速、农村家庭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滞后、政府责任缺失、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等方面论证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王延中,2001;殷俊,2002)。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政治因素,而且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贡森、侯塞因,2004)。在农村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与“老农保”制度实施陷人困境等背景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全国普遍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尽管如此,对于如何推进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改革这一问题,学术界尚存有诸多分歧。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成为争论的焦点。关于制度模式的选择,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根据不同人群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分类设计、分步实施(郑功成,2002;卢海元,2003;刘洪波,2005;李春根,2006;杨翠迎、米红,2007)。有些学者认为,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应该回归传统,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保障中的主体作用。如陈银娥、王亚柯(2002)提出,应按照自下而上,经由自我养老保障一家庭(宗族)养老保障一社会养老保障一政府养老保障的路径,推行内敛型养老保障模式;应以家庭(家族)养老保障为主线,建立家庭(家族)养老资源的纵向风险分散机制,构建内源式生长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复兴,2005,马红鸽,2012)。同时,也有学者主张强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如陈志国(2005)认为,应在中、低收入地区实施非纳费型养老金计划,并逐渐由商业保险取代个人账户养老金,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整合统一;宫春子、王杰峰(2008)则建议采取缴税、出售或出租集体资产、分享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收人或国企利润、政府财政“买单”等方式完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此外,部分学者提倡建立‘‘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如尚长风(2006)提出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伙伴关系(即ppp模式);范献亮(2009)提出,应建立具有收人补充型、农民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普遍覆盖、现收现付制、DBS、ppp型基金管理、市(省)级统筹等特点的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学者主张建立基金积累制(曾毅,2005;刘昌平、谢婷,2009)和普惠型(杨德清、董克用,2008)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实践中,虽然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模式,如北京模式、苏州模式、嘉兴模式和宝鸡模式等(黄庆杰,2009),但各地在养老保障制度模式选择方面仍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制度模式覆盖范围趋向于“全覆盖”;二是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三是缴费标准参照城镇,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四是建立以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账户为辅的模式(刘昌平等,2008)。广州市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较迟,因此针对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不多,但也有这方面的文献论述。裴培(2009)认为,广州市当前主要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模式,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保障措施,且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城镇与农村二元分化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进行探讨。已有研究大多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路径及总体特征进行梳理(王国军,2004;刘荃玲,2007;黄佳豪,2009;张艳,2012)。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原因,有学者分析了制度变迁中出现的各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形式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集体经济力量削弱和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等一系列矛盾,催生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萌发(王国军,2004);也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处于诱致性变迁的过程中,强制性变迁则很少发生(刘荃玲,2007);张艳(2012)则认为,由于受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家庭模式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家庭的养老照料以及经济保障功能的弱化,从而推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化养老模式转变。综上所述,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已有研究在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制度模式选择、筹资机制等方面做了一些理论探讨,近年来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实证研究方面有所加强,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及基本经验的介绍有所增加。然而,巳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专门针对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较少;相关的专题研究较多但专题间的关联研究不够,相对缺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把握,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研究不够深人(王晓琴、杨翠迎,2011)。此外,从地方的制度探索实践来看,2007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均经历了几次变迁。然而,目前关于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仍然较少,已有研究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的现象却关注不够,并且缺乏对其制度变迁动力的系统理论解释。本文将重点关注2007年以来我国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现象。通过对广州市的个案研究,总结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本文尝试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视角,探讨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以期对上述‘‘频繁制度变迁”现象进行理论解释。
三、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
本研究拟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罗伯特?殷(2004)认为,案例研究法最适合用于如下情况:研究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研究者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不能控制或极少能控制。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而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频繁变迁这一现象及其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对制度变迁的动力讨论也不深人。本文选择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仅具有一般地级市的所有属性,而且在政策制定方面通常比普通地级市拥有更多的自;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许多制度创新或试点均发源于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然而,近些年来广州在社会政策领域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政策方面却明显缺乏政策探索的主动性和政策创新的动力;再次,自2007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均伴随着频繁的政策调整’而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的频繁程度却明显高于周边其他大部分地级市。本文旨在通过对广州这一典型案例的梳理,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这些互动是如何推动地方制度变迁,从而为解释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村养老制度变迁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利用网上公开资料(包括相关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数据等),开展实地调研,以及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主要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获得了大量关于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手或二手数据资料。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制度建立时间较晚,而且伴随着频繁的制度变迁。截至2006年年末,广州市登记农村住户人口为316.59万人,农村居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0.89万人①,仅占农村人口的0.28%?,绝大多数农民仍缺乏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总体而言,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见表1)。
(一)第一次制度变迁: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1.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除制度的初步探索2008年4月,广州市颁布实施了《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将“16周岁以上、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未享受基本养老金)的被征地农民”纳人制度覆盖范围。广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a根据被征地农民的年龄情况,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分类保障”:即对于达到35岁但未达到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采用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办法,实行养老保险的保障原则;对于60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其可以选择用缴费的方式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或选择不缴费但直接领取老年生活津贴,实行福利保障;对年满16周岁但不满3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通过以培训后转移就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方式,或者选择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方式来保障其生活,主要实行就业保障。同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保险费主要由个人缴纳,对个人缴费设定了从每月50元到130元五个档次标准,每个档次相差20元。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助规定了每月20?60元五个档次标准,每个档次相差10元(见表2)。而根据《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91号)规定,各地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应坚持“政府、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筹资责任”的原则,但由于并未明确三方尤其是政府应承担的筹资责任及具体比重,导致广州市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将主要筹资责任转嫁给了“被征地农民”。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实现在2008年4月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后,于同年11月颁布并实施《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标志着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制度覆盖范围从原来的“被征地农民”扩展到“16周岁以上、未参加各类社会养老保险(含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本市农村户籍人员”,基本实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沿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分类保障方式和筹资模式,并明确了政府的筹资责任,规定了对集体缴费和个人缴费的政府补贴标准(见表3)。
(二)第二次制度变迁: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到新农保
2010年11月1日,广州市开始施行《广州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对原来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标志着新农保制度在广州市正式建立。与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保制度在以下方面做了调整:⑴改革制度模式。新农保制度实行“统筹账户+个人账户”的模式,参保人每月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全额由财政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平均余命系数。(2)强化政府的筹资责任。从表3和表4的对比可以看出,与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保制度降低了个人的筹资比重,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比重,政府和集体承担了新农保的主要筹资责任。同时,为了解决新征地项目社会保障工作中征地主体与失地农村居民商定缴费档次耗时过长、征地主体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过重的问题,新农保制度重新规定新征地项目征地主体应按第5档标准(90元/月)预存15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共1.62万元),并规定征地主体所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应单列计提,并列入征地成本,从而明确了征地主体所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资来源。(3)激励参保人长期缴费。为鼓励45岁以下的参保人提高缴费年限,新农保制度对于参保人累计缴费满15年以上的,每超出1月增加0.1%的基础养老金。
(三)第三次制度变迁:从新农保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2012年8月,广州市颁布了《印发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以新农保制度为政策框架,在对原新农保制度进行局部调整的基础上,将新农保与原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建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居民筹资标准和养老金待遇的城乡一体化。尽管总体上依然遵循原新农保的制度框架,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在筹资和待遇给付两方面强化了个人增加缴费的激励: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或集体经济组织未给予补助的参保人,可参照集体经济组织补助标准缴纳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费用,同样享受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对应的补贴”“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每超1年,每月加发基础养老金6元”?,强化了参保人提高缴费水平和延长缴费年限的激励。
四、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
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制度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制度建立到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从2008年4月至今,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后经历了3次较大的调整。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短时期内地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如此频繁?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在推动地方制度变迁过程中,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呢?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角度,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探讨。
(一)分析视角: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看,在过去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加之其垄断了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稀缺资源,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很高,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的自主性相对较小。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府“放权”和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性逐渐增加①。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和立法规范,同时鼓励地方积极进行试验和探索,对下级的变通行为表示默许,而下级对政策变通的运用完全出于地方的利益驱动(孙立平,1996)。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政策就不是靠强行指令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积极合作和支持(金太军,1999);另一方面,当中央政府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时,原先地方政府采取的变通措施(试验或探索),可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孙立平,1999)。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尽管中央政府通常是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则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然而,在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依然模糊,“统放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黄书亭、周宗顺,2004)。在中国当前行政体制下,尽管市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上级政府的政策安排对于市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二)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随着中央和省政府新农保政策的出台,广州市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快被新农保制度所替代;随后,广州市又确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总体而言,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是上级政府政策推动与市级政府自发探索相结合的产物;具体来看,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次制度变迁的动力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次制度变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议程设置上的政策自主性,但政策内容上缺乏实质创新。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一问题,2006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并设定政策目标;广东省政府很快出台实施办法,对中央的指导意见和政策目标进行细化;广州市政府则根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要求,制定具体的、可操作化的政策。尽管广州市在2006年提出要“探索失地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并于同年出台了“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2007年又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农转居,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研究被征地但未‘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但却一直未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具体政策。为贯彻中央和省政府政策文件,广州市直到2008年4月才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由此可见,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其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推动。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则更多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2007年5月,广州市提出要“着力研究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办法?”。2007年8月,劳动保障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可选择1?2个县级单位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广州市名列其中。2007年11月,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转发了上述通知,并在覆盖人群、筹资原则、制度模式等方面对各市开展新农保试点做出要求。在此背景下,广州市在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于2008年11月在全市范围内探索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次变迁。在本次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只要求广州市等地级市选择1?2个县进行新农保试点,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向市级政府传达中央的文件精神,而广州市则在执行上级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覆盖全市所有县级行政区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如在访谈中广州市人社局的一位官员所说:‘‘农保政策不是说2008年才有的,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有了农保(老农保),这是大势所趋,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这跟‘有没有试点’是没有关联的。直接实现制度全覆盖,是大势所趋。这主要是国家(中央)的要求,是在建立制度全覆盖大趋势的前提下。”(GBoHRaSSQ09Z01)由此可见,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次制度变迁的发生,是中央政府行政推动与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自主性,广州市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出台了新政策,实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加速了制度变迁的到来(或加快了议程设置),但是在总体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中央政府仍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其次,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第二次制度变迁,主要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的产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安排对于广州市新农保制度的加速确立起了关键作用。2009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新农保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要政策和有关要求,新农保开始正式列人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回应中央的政策要求,广东省政府于同年11月印发了《广东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对新农保试点的目标、参保范围、基金筹集、养老金待遇、待遇领取条件、相关制度衔接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上述背景下,为执行中央和省政府的政策,广州市政府在对原来两项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于2010年11月确立广州市新农保制度,导致仅仅实施两年的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搁浅。关于此次制度变迁,广州市人社局一位官员认为:“跟省政府基本上没有关系,这主要是跟国家大的政策环境的调整有关系。因为广州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主要是看国家大的政策环境背景的’这跟某些人为的或者某些省领导的重要讲话是基本没有关系的’还是主要根据中央政策的大方向来确定。”(GBoHRaSSQ13ZoD可见,第二次制度变迁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省、市两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中央的政策,市政府在本次变迁过程中相对缺乏政策的自主性。再次,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三次制度变迁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但市政府对于加速制度变迁的到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央政府早已明确“城乡统筹”的发展方向,如国务院于2011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应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其他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紧接着,2011年8月,广东在全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农保试点经验交流会议上明确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以城乡统筹为方向,着力抓好两项制度的政策衔接。各地在制定试点实施办法时,对城居保的各项具体规定要尽量与新农保保持一致,以利于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①,,但是中央与省级政府却一直未出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农保制度并轨的具体实施办法。在此背景下,广州于2012年7月启动实施新农保与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并轨,并于同年8月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在具体做法上基本遵循了中央与省政府所提倡的并轨模式。“广州从上到下都是按照国家的模式来实行的。国家出台政策都不是一时兴起,也都是经过实证调研,所以这个思维在运用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定型的。所以’我们很多思路基本上与国家模式是一致的。”CGBoHRaSSQ17ZoD“就广州的情况来讲,在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的时候之所以采取与其他个别城市不一样的制度并轨模式,是由于各个地方的不同条件所造成的。之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是因为我们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跟省领导的个人讲话或意志没有关系。我们都是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要求来做的,因为省里面对于这两项制度并轨的工作还没有具体展开。当时,广州相对来讲在全省是走在最前列的,在全省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办法。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办法,全省其他城市多数是今年(2013年)出台的。”CGBoHRaSSQ16Z02)由此可以看出,在第三次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广州市(地方政府)在加速政策议程方面具有一定政策自主性,但中央政府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如政策模式的选择)中仍起主导作用。
五、结语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9
一、深入调研、科学决策
南京的征地拆迁工作自1983年开始，被征地人员累计已有50多万人，不少人被征地后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境地，处于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尴尬状态，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难以保障，也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工作的难点，全市每年上访的有上万人次。为此，我们组织了四位市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全市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工作时间跨度长，从1983年至今历时30年；涉及面广，直接涉及50多万人，涉及10多万家庭，加上家庭成员，近百万人；人员构成复杂，不同时期安置政策不一样，享受的补偿不一样，群众反映强烈。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给被征地人员加点补贴，每个月加50元钱，这样能安抚一下老百姓；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狠下决心，把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被征地人员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之所以要狠下决心，首先是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估计市区两级财政需要筹资近150亿元；其次是征地工作历时30年，人员基数很大，用地情况及补偿政策复杂，被征地人员范围的划定、身份的认定、信息资料的采集难度很大。但我们强调，做好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之举，对党委政府是不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是不是真正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是一个考验；是尊重和保护百姓权益之举，维护了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利益权、物质帮助权。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于2010年12月制定出台了《南京市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办法》等一系列政策，真正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完善，全面解决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二、系统设计、创新政策
一是建立了全市普惠、统一规范、较高水平的保障体系。新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办法》，用统一的政策解决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政策的被征地人员保障问题，变原来单一的一次性货币补偿为终身补偿，使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人员全部纳入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全面享受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城镇社会保险；养老年龄段人员纳入被征地人员生活基本保障、老年生活闲难补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是建立了公平公正的资金筹集机制。资金筹集是被征地人员进社会保障的难点和重点。特别是对以往被征地人员，需要补缴15年的社会保险，当时预计全市共需补缴近200亿元的资金，其中市区两级政府需筹资150亿元。为此，我们制定了约期支付制度，用5—8年的时间约期支付补缴的社保资金，大大地缓解了财政的压力；对被征地人员个人，只要把征地时领取的劳动力安置费（保养费）拿出来补缴，平均每人补缴8500元左右，大部分由财政全额补贴。征地保障工作实施以来，市区两级政府筹集资金139.38亿元，被征地人员补缴了43.35亿元，这样既没增加被征地人员的负担，也保证前后征地政策的统一，确保了政策的公平公正。
三是建立了与社会保障制度相适应的征地补偿制度。我们把推进被征地人员进城保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相结合，全面推行征地片区综合补偿价制度，将劳动力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合并为征地片区综合补偿价，将被征地农民的养老和医疗、就业补助等列入征地成本中，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要求今后征地按城保标准为被征地人员缴纳保费。
四是建立了就业培训和失业救济制度。就业是民生之本。被征地人员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就业技能缺乏，竞争能力较弱，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相对比较困难。对此，我们规定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但未能就业的被征地人员，可申领《就业失业登记证》，领取失业救济金，目前，全市已有11.04万被征地人员享受到了失业保险待遇，每人每月可以领取702元的失业金；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范围，享受就业扶持政策。同时，定期开展被征地人员再就业培训，较好地解决了被征地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三、精心实施、阳光操作
一是深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为了使老百姓更早更多地了解这一政策，我们梳理了《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100问》，通过电视、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通过进社区、进家庭等方式，对被征地人员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市、区、街镇均设立了政策咨询、业务服务窗口，增设电话热线，开通绿色通道，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咨询、参保、补缴一条龙服务。
二是部门联动配合服务群众。各级政府、人社、国土、财政、农委、公安等部门，都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同步开展信息采集、身份认定、资金筹集、社保金缴纳等工作，遇到问题不推诿、不扯皮，全市一盘棋，实现了各项工作的无缝对接，展示了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务实落实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对信息资料不全、补偿协议文本丢失的7万多被征地人员，有关部门和街道在全市建立了信息档案查询联动机制，逐个单位逐个项目收集材料核实信息，避免了被征地人员多部门奔走，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保证了征地保障工作的高效有序推进。
三是公开公平操作依靠群众。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到所有的政策向群众公开透明，所有的工作流程规范操作，所有被征地人员名单向社会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保证进入社保的人员不错、不漏、不重，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政策阳光操作。同时，对一些缴不起社保金的低保户、困难户，联系了银行低息贷款，确保了所有愿意进保的被征地人员进入城镇社会保障，维护了每一位被征地人员的切身权益。
四、实践创新的理性思考
社会政策的特征篇1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先后出台多个文件，要求各地严格落实。省市分别在20xx年、20xx年下发专题文件对辖区内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给予政策扶持。可以说，在这方面，政府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那么最重要的落实还是在基层。要落实，不折不扣的落实，就一定会面临一些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对于我们县来说，由于经济基础条件薄弱，财政困难，地方上筹措资金十分有限，多靠中央省市转移支付或财政补助，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如何应对现实困难，争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利益最大化，就需要基层摸清情况，掌握需求，因地制宜，提供科学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
根据《安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转发〈关于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调研的通知〉的通知》（安劳社办发〔20xx〕82号）文件精神，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做好我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努力实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失地而降低的长远保障目标，对我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研。
一、基本情况
镇坪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大巴山北翼。地处东经109°11′—109°38′，北纬31°42′—32°13′，东与湖北省竹溪县接壤，南与重庆市巫溪县、城口县毗邻，西北与本省平利县连界，南北长57公里，东西宽43公里，总面积1503平方公里。全县辖6乡4镇，总人口5.8万人，农业人口近5万人，（近年来城镇人口增幅较大），县内无大工业企业，属山区农业县。
1、据统计，截止20xx年底累计被征地农民人数628人，其中，规划区以内116人，规划区外被征地农民总数512人。
2、20xx年新增人数：无。
3、按照当地政策规定，属于(人均土地在0.3或0.4亩以下)保障范围的人数（已征地）45人。
4、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人数46人，享受标准为110元∕月∕∕人（主要将他们纳入城市低保管理）。
5、养老保险待遇情况：我县被征地农民目前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6、培训情况：我县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主导产业培训、创业培训等等，已参加各类就业培训的被征地农民315人（其中城市规划区内91人），通过培训就业256人。
二、政策规定
止20xx年我县未出台专门文件，严格按安劳社发〔20xx〕23号文件和安政发〔20xx〕19号文件执行。
三、当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方面
我县的被征地农民在就业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重视程度不高。被征地农民由于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他们往往注重的是补偿费用的高低合理问题，今后的生计问题，而对如何提高就业机会，有所忽视，对自己的身份转换角色还难以适应，虽然部分农民有就业愿望，但对培训重视不够。被征地农民在得到相应补偿后，对相关部门组织的各种培训一时认识不够，认为对自己就业创业帮助不大，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干，所以创业竞争力不强。②就业项目单一。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被征地农民选择跑出租行业、开个体、搞养殖业，他们缺乏对市场的充分调查，加之自身就业技能缺乏，所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致富相对困难。③就业岗位有限，培训资金不足。对被征地农民政府应开发专门的岗位来安置这类群体，多开发公益性岗位保障他们的就业率。在培训上开展专项培训，政府配套专项资金扶持他们，提高他们培训技能，提高竞争能力。
2、社会保障方面
我县的被征地农民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①政府配套补助资金问题，参照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城市规划区内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安政发〔20xx〕19号），财政配套资金占40%，我县财政困难，保障起来有一定难度，需要省市财政支持。②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坚决贯彻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同时，明确各自职能，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主要诉求
我县被征地农民目前生活状况总体平稳，基本实现了征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的目标。但是离长远生计有保障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一份稳定的固定工作，拥有固定收入，能够维持家庭的必须开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房和子女上学有所优惠。在自主创业上能够给予税收优惠，信贷扶持等政策扶持。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区以内的人员，他们的生产资料失去以后，在寻求生活出路、就业门路上表现尤为突出。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方面对于目前被征地农民所涉关政策有些头重脚轻。中央、省、市都十分重视，到了基层县上这一级就有些落实的实际困难，政策可以比照制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也如同废纸一张，归根结底，是目前征地这一块由于商业利益潜力并不太大（如工业园区规划征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城市规划征地等），多数资金需要政府来筹措，而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征地涉及的人数又较多，需要一大笔资金，政府无力筹集。另一方面，被征地农民由于生活来源单一，加之许多农民只重视眼前利益，如果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来养老，他们就要精细算账，因为靠儿养老思想根深蒂固，如果费用过大，他们则就要放弃。据调查，20xx年在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中，有许多被征地农民就没有参加，原因是认为自己身体还好，子女还小，不会有很大问题，不愿意做贡献。这是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不慎，认识不够造成的，还有就是宣传未跟上。
五、对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建议
1、细化完善政策，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2、政府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尽可能让被征地农民得到更大更多实惠，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3、开展好就业再就业政策宣传工作，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的相关优惠政策宣传，适时适量给予免费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小额信贷扶持。
4、大力开展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选择有针对性、实用性的专业组织进行创业培训。（从务农的手转变为经商或者创业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