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1
[摘要]从逻各斯的角度，马克思分析了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发现财富的演变是从单纯财富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知性，进入存在论领域。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26-05
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套用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做稳了财富的奴隶的人们”和“想做财富的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们”。这可能比马克思对近代社会关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更加适合于用来描绘当代社会。但马克思对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散发出真理的光辉。让人们看到，财富的逻辑对人的统治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在资本面前奴颜婢膝的人类，每一根骨头都已经被榨干。不能没有对立面而又失去了对立面的资本，下一步只能把枪口对准自身。从此，财富的逻辑将转化为人的逻辑。从资本这只烧毁自身的火凤凰的灰烬中，将诞生出一个崭新的物种：自由的人。
一、逻辑、人和财富
正如逻辑(Logic)分为狭义的逻辑和广义的逻辑一样，人和财富也有其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逻辑即知性的逻辑，广义的逻辑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逻各斯(Logos)的表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常道”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常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名学”即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再进一步，如果给名词下定义，通过一个抽象化过程把它们变成概念，然后研究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即命题，在此基础上研究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即推理，就形成狭义的逻辑。知识通过狭义的逻辑来把握广义的逻辑。但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把握到的只是“现象”，即能够显现在知识中的逻各斯(“常道”和“常名”)，而不是逻各斯(“道”)本身。按照当代人的看法，对逻各斯的认识只能通过现象学，而不能通过知识学。
同样，狭义的人即主体，广义的人却是个人(individual)，它们都是人本身的表现。狭义的财富是指交换价值，广义的财富是指使用价值，它们都是财富本身的表现形式。
显然，当我们把“财富”和“人”与“逻辑”放到一起，构成“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狭义的“逻辑”和狭义的“财富”、狭义的“人”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如果我们规定：狭义的逻辑指知识论的逻辑，狭义的财富指货币和资本，狭义的人指资本家和与此相应的认识主体；广义的逻辑则追溯财富的历史、现实的人的历史；逻各斯研究人和人的财富的生成――如果这样规定，那么，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分别揭示了狭义的财富、广义的人和人本身(连同人的财富)的生成过程。因此，本文是从辩证逻辑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的一种尝试。
二、财富的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历史现象学要求，我们可以发现：狭义的财富即当代人们所说的财富表现为货币或资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财富的哲学；但广义的财富是个历史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呈现出变幻不同的样态，从而导致狭义的逻辑无法应用；要研究财富的历史演变，就必须立足于广义的逻辑，即财富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穷，这样财富的哲学就转化为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则是对这两种哲学的扬弃。
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自给自足，不存在与他人的交换，财富也表现为其自然形式，即物之有用性。物之有用性构成对人而言的使用价值，此时财富就表现为它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指那些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有用的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屋等。使用价值的数量愈多，人愈富裕，使用价值的数量少，则愈贫穷。
商品经济条件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嵌入了交换这一环节，生产出的商品是为了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财富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开始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在于手中使用价值的量所能换到的货币的量，如果这些使用价值没有交换出去，就不能表现为财富。经济危机时期曾经发生过让粮食烂在地里，将牛奶倒进海里的事件，就是因为使用价值没能成功地转换为交换价值，人类生命活动的凝结蜕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被处理掉。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和完成，此时用于交换的商品范围空前扩大，远远超出了“劳动产品”这一范围，诸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甚至于人的肉体、荣誉等等都可以用于交换，都成了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时代的来临，财富的形式再次发生质变，以资本的面目现身。由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意味着财富的衡量指标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了，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因为财富仍然以其个别形态存在，尚未被抽象，无法变成“财富”概念。只有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富的自然形式被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所取代，它才获得了其特殊性和普遍性，进而先被抽象在“价值”形态下，后被抽象在“效用”形态下，分别形成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与这两种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财富的异化的形态和它所蕴含的属人形态。
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表现不同，但它的物质内容始终是一样的，这就是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物质内容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换的中介。这一中介使得劳动产品以价值形式呈现，只有借助抽象力，抽取掉一切可感觉的属性，我们才能看到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的抽象人类劳动。也只有借助抽象力，才能进一步解开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潜藏着的秘密，否则就会被表象迷惑。
当资本时代来临，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虚拟财富的出现，财富抽象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与财富一样，虚拟财富也有其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虚拟财富或者说财富的虚拟形式，是财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在虚拟经济中，财富是其虚拟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财富的价值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和使用价值形态(或物质形态)的统一。”
价值的虚拟化与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不是一回事。从财富的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是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从价值形式到虚拟价值形式，则是价值的虚拟化。随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价值转化为虚拟价值，财富演变为虚拟财富，原本切实可感觉的物不仅越来越抽象，而且披上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要面向财富本身，看清其真实面目，只有运用辩证逻辑进行分析。
马克思指出，使得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谜底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财富也不能脱离其“社会”的性质。他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的应用，说明了价值如何作为商品的“原子”，构建了商品这一市场经济的“细胞”，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打算研究“有机体”的进化，这需要在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生产力经济学。遗憾的是，马克思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就去世了。庸俗经济学撇开生产关系研究财富，只会把清水搅浑，但它在无意中探讨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准备了另外一翼。尤其是效用价值论，本质上研究的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与研究价值对劳动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相比，研究使用价值的抽象的效用价值论是对财富的自然形式的知性分析。它为对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从而进一步为研究社会形态的有机体的演化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三、财富的逻辑悖论：人的异化
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在思想中的发生和概念所对应的事物在现实中的发生，并因而主张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一思想应用到财富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富概念上的异化，无非是反映在财富上的人的异化的反映。
财富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范畴，它总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食物满足的是动物的自然存在(肉体存在)，那么，财富满足的则是人的社会存在。因此，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对应着人的不同社会存在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家一国一天下)中的存在；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的双重存在；在产品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人的自由存在生成之前，首先必须经历人的异化存在，它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的奴化和财富的物化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异化形式以强有力的势头，侵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决定性支配性的力量，哈贝马斯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当财富的形式是使用价值，表现为衣、食、住、行等消费资料时，它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为生命活动的展开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随着由具体变抽象，财富愈来愈远离人，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构成对人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是价值即抽象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由此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有交换就需要确定交换价值的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而货币则是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相比之下，作为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虚拟经济的产物，虚拟财富更加容易产生拜物教，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统一体。在交换活动中，价值被当作物，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虚拟价值也被当作真实的财富。
可见，财富形式的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性，从中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哲学即财富的形而上学)是其产生迷幻魔力的本质所在。财富逻辑愈是深人展开，财富身上被赋予的神性光环也愈加灿烂，并日渐取代传统神灵，成为世俗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在“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的现代社会，一切存在都要接受财富的洗礼，自我的沦陷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就其本质而言，财富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私有制情况下，这种社会力量变成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支配着每一个个人，社会变成抽象社会，个人变成抽象个人。对财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表达了大众对抽象社会的认同，意味着个人已经被异化的社会同化。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增长恰恰表征着生命的减少：“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财富幻象使我们认识不到这种异化，拜物教赋予我们一套颠倒了的世界观，以物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颠倒的世界，如何能够发现世界的颠倒?“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我们不但认识不到遭受剥夺的生命和人性，反而争先恐后地汇入到获取货币和财富的时代洪潮之中。
使用价值的抽象化强化了财富幻觉的真实性。相应地，欲望本身被抽象化，先是成为抽象欲望，后是成为欲望幻觉。在财富被普遍欲望所抽象、所幻化的社会中，抽象的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是一种“交换价值”，忽略掉的是自己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变成了“人格市场”上的商品，形成了一种“商品销售性格”，当“商品销售性格”成为社会性格的主要方面时，个人的情感异化，社会的道德沦丧，大众的心理病态，人类彻底沦为财富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肯定了以“禁欲”、“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为基础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表达了对这种精神终究要崩溃的忧虑：纯粹世俗的取代天职观念，财富的生产将变成人类生存的铁笼，以致于将来有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毫无疑问，韦伯的忧虑今天已经不幸成为事实。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维持财富生产的关键不再是通过禁欲来增加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来实现财富增殖，其后果必然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除了消费生活用品，人类开始消费符号，进入了意识经济，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单纯从事实出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无视这一切，以“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为基本前提，只是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种经济学的成功实现以对自然的掠夺作为基础，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财富逻辑演变的最终结局是对人的否定，它导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但异化的顶点也是扬弃异化的开端，财富的逻辑必然回归人的逻辑。
四、人的逻辑：财富逻辑的必然归属
如何消除财富的悖论，让财富是其所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超越知性逻辑，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于财富之“是”，马克思给出了明确论断：“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
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存在论视域中的财富就是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财富是人自身实现的手段，财富生产是人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矛盾，指出消灭经济危机的途径是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私有财产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至此，财富逻辑导致的悖论将彻底得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人真正地生成为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对抗也不再存在。
阿玛蒂亚・森表达了与马克思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是财富的获得，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不能用传统福利经济学所采用的个人或社会的效用函数，也不能用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做指标，因为它们并不是人所追求的全部目标。最重要的是自由，实质自由就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显然，森所理解的财富实际上仅限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即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森主张抛弃这种形式，以新的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而不是以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这已经进入实践探索的领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将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以代替传统的Gnp指标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尺度。这也表达了由单一的财富衡量尺度向人的存在的衡量尺度的转变。虽然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它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的道路。下一步，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应当携起手来，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推进。让其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的逻辑在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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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3
一、资本与劳动的区别是其相互作用的前提
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作用：资本离不开劳动（即使是资本家本人的劳动），劳动也离不开资本（即使是劳动者本人的资本），两者只有结合起来，现实的生产过程才会出现和进行下去。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首先，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本家预付工人一笔货币，工人用它来购买生活资料维持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存，并再生产出劳动力来。此外，资本家可以进行一定的教育投资，提高工人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从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其次，劳动也可以转化为资本。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和剩余产品，资本家把这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新的资本；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是劳动的物化，是死劳动。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否定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他们也认为，工人可以通过勤奋工作，挣更多的收入，将一部分积累起来转化为资本。但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前提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因此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肯定都会否定劳动就是资本、资本就是劳动这种直接的同一性，他们肯定不会接受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这类取消了资本与劳动对立、消除了两者的边界、混淆了两种含义的“混乱的”概念。尽管亚当•斯密等人也经常把劳动力或人本身纳入资本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也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将成为最大财富的说法，但他们在原则上均坚持资本与劳动的本质区别，取消这一区别，也就等于抽掉了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这些理论大厦就会轰然倒地。
二、劳动和资本各自的历史发展
1．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发展
在农业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劳动主要是一种以体力为主的简单劳动，知识在其中的作用很有限：直接生产劳动者固然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很低，就是专门从事智力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人和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宗教和哲学等非实用性的、“形而上”的研究，自然科学极不发达，即算有，也很少运用于直接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在工业文明时代，知识成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具体表现为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即以机器体系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发展和使用，因此谁能够拥有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谁就掌握了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谁就会在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仍然从事简单劳动，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被动的环节。虽然全部简单劳动之总和在整个生产体系中（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但单个工人的劳动则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没有组成工会之前，单个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十分被动和软弱的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和对立就是建立在这种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可以归结为一种旧式的劳动，两者的区别在于，少数人所创造的知识在农业文明时代还没有应用于直接生产过程，而在工业文明中得到了应用，但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总劳动结构中，两者都以简单劳动为主，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占劳动人口的绝对多数。信息和知识文明时代，则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这时的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运用，以至劳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已由简单劳动者变为复杂劳动者、由蓝领工人变为白领工人；不是少数人的智力和知识及作为其物化的生产工具，而是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这种新型劳动的出现，使它的对立面，即资本也改变了自己的形态。
2．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发展
20世纪中叶，传统的以物质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经济学受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难解之谜的强烈挑战。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计算，从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快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大量的估计数字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比国民资源的增长要快……与用于产生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资本的数量三者结合起来的数量相比，美国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几十年间，从一个商业周期到另一个商业周期，两个增长之差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尽管美国农业的投入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而产出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这个巨大的差值、差率和差额是怎样产生呢？
（2）库兹涅茨之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相对下降了。这就是说，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例如，美国资本与产出之比，1869～1888年间是3.2∶1，1909～1928年间是3.6∶1，而1946～1955年间却只是2.5∶1“。换言之，在最近几十年中，更多的产出是用较少的资本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中由资产所创造出来的份额从大约45%降至25%，而在劳动工时相对降低的情况下，归于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却由55%提高到75%。那么，这部分贡献是怎样产生的呢？
（3）工人收入增长之谜20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1900年～1920年，工作时间减少37%，而收入却增长34%；1920年～1940年，工作时间减少20%，而收入却增长35%；1940年～1970年，工作时间减少了17%，而实际收入增长了37%。从1900年至1909年期间，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约占55%，而在1970年则占了75%。与此相反，财产所有者收入从24%降至8%，租金收入从9%降至3%，净利息从5.5%降至4%。当然可以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让步这种政治原因来加以解释，但除此以外，还有没有纯经济原因在起作用？
（4）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缩短之谜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当然可以用累进税制和公共转移支付等第二次分配来加以解释，但是否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和必然性呢？舒尔茨等人认为，以上这些谜团，绝不能仅仅用资金的投入，也不能用就业人数和劳动工时的增加来解释，而只能用“人力资源质量的改进”来解释。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劳动力“、知识、技术、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以及移民方面的投资”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舒尔茨等人将这种新型劳动力称之为“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为什么要把高质量的劳动力称为“人力资本”，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呢？原因如下：第一，同物质资本一样，人的知识、技能等质量因素的形成和维持都要花费成本，这一成本要高于形成和维持普通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费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简单劳动力只需很少的费用就能维持，但高质量的劳动力则需要接受长期的教育和培训，而教育和培训需要较多的投资。自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和劳动者本人花费在教育上的投资在不断增长。美国劳工教育资本存量，按1956年美元价值计算，在1930～1957年间由1800亿美元上升到5350亿美元。第二，同物质资本一样，人们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费用支出，是为了获得将来更大的收益而放弃了眼前消费和眼前收入，这种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机会成本比较高，比如为了完成大学教育，就必须放弃不上大学而马上就业获得的收入。相对而言，简单的劳动力则不具备这种特征。第三，与物质资本一样，知识、技能、智慧、创造力等等具有稀缺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求大于供，可以获得较好的价格。与此相反，简单劳动力则不具有稀缺性，且供大于求，在价格谈判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第四，与物质资本一样，高质量劳动力具有较大的生产效率，能够创造较多的财富，因而理所当然也应得到较高的收入。与此相反，简单劳动力则只有较低的生产效率，因此收入也较少。由于有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上述经济之谜都能得到较为合理的理解：从1929年～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中有20%来自教育，而工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国外有关专家曾研究过教育对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认为相对于未受教育的人来说，小学教育能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43%，中学教育能提高108%，大学教育能提高300%。换句话说，大学毕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是未受过教育者的4倍，是受过小学教育者的2.8倍，是受过中学教育者的2倍。
3．人力资本的定义
人力资本，由于它主要通过教育途径而形成和获得，因而又可以称之为教育资本；由于它的主要内容是信息、知识，因而又可称之为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由于它的非物质性，因而又可称之为精神资本、无形资本；由于它与体力、简单劳动力的区别，因而又可以称之为智力资本。在所有这些称号中，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最为贴近，在全世界也叫得最响，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育资本、精神资本、无形资本、信息资本、智力资本等概念都只是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式和外部特征，知识资本则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内容；第二，信息经济、信息时代、信息文明等概念，作为工业经济、工业时代、工业文明之后的过渡阶段，被知识经济、知识时代、知识文明所取代，知识、知识经济又把信息、信息经济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和财富，整个经济都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使用、交换和分配的基础上。现在可以正式对人力资本或知识资本加以定义了。
（1）人力资本是指“个人的生产技术、才能和知识”（萨洛，1970），是“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的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他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m.m.麦塔，1976）。我国学者李建民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上述定义突出了人力资本两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人的“知识、技术及能力”等质量因素，而不是体力等简单劳动力；第二，它不是泛指一切知识、技术和能力，而特指“具有经济价值”的、“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2）狭义的、直接的人力资本是指具有直接市场价值和经济意义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广义的、间接的人力资本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现实或潜在地具有市场价值和经济意义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具体而言，狭义的、直接的人力资本是指已进入市场或者马上能够进行市场运作的、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和才能。一般来说，这些知识、技术和才能或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经济可行性，能够取得直接的产出、增值和利润，或者拥有相当的市场需求和顾客群。这是它们成为人力资本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仅仅具有客观条件还不够——由于人力资本直接存在于人身上，与它的主体、所有者有直接的同一性，是直接为它的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因此如果所有者本人没有关于人力资本的自我意识、没有把它投入运营并获取利润的市场观念、没有基本的运营能力，那么这些知识、技术和才能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就不具有资本的意义。可见，知识、技术和才能的所有者本身的产权意识、市场意识、经营意识，是构成人力资本的主观条件。否则，这些知识、技术和才能就会被他人（比如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当做简单劳动力加以廉价使用，并因此而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这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剥削。广义的、潜在的人力资本，指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具备，很难或暂时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不具备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和才能。或者说，在这种知识、技术和才能与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之间，有太多中间环节，以至它们只具有间接经济价值，因此又可以叫做间接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固然肯定是人的知识、技术和才能，但并非一切知识、技术和才能都直接具有人力资本的意义。比如许多哲学、宗教、道德、艺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并不能带来直接的产出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些知识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也往往是赔本的。但不能说它们就不重要或根本不具有人力资本的意义，因为第一，这些知识是那些实用型知识的理论基础或精神背景，从历史上看，后者大都是从前者中分化出来的；第二，这些知识、智慧从整体上提高了人的基本素质、扩展了人的视野和精神境界、熏陶了人的气质和情操，从而间接地提高了人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第三，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这些知识作为商品也会赢得越来越多的顾客和消费者，从而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利润——实际上，凡是成了经典的哲学、宗教、艺术和理论科学作品，都是畅销书、常销书，只不过他们的作者已经享受不到其带来的经济利益罢了。
对人力资本作这种区分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意义：人们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运营时，要进行深刻的市场分析，选择那些在现阶段具有市场需求并能够运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加以运营，以获取近期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要投资于那些对于未来发展具有重大价值的知识、技术和才能的生产，以获取远期的经济利益。不论对于一个国家，或是对于一个企业，还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必须确立这样一种人力资本的发展战略。
4．人力资本的构成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可以发现它们是由以下四个基本方面组成的：
（1）经营管理性人力资本。这一部分人力资本，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隐匿在物质资本概念中，后来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叫做“企业家才能”，也可以简称为“管理资本”、“结构资本”，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计划、决策、组织、沟通、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市场分析、价格谈判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和才能。无论是在传统工业经济中，还是在知识经济中，这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
（2）科技性人力资本。这是整个人力资本的内核部分，也即狭义的“知识资本”，是直接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及经济效益的科学知识、专利、生产技术和工艺、劳动技能等。在工业经济时代，这部分资本隐匿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概念中；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们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基础。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4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中传统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合,全球化市场正在形成.各国政府为了实现本国贸易收益的最大化,纷纷设立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保护本国贸易和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由于其复杂的双重性,隐蔽性和有针对性等特点,使得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新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之一.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企业要学会利用有益的一面,降低或杜绝有害的一面发挥作用;为了有效应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该协调合作,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和避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要通过信息化方式建立搭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联合应对平台,借助网络和计算机的帮助,设立相应的网站服务和俱乐部的服务,并协助企业提高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价格控制机制数量控制机制信息化联合应对平台1绪论2b1.1选题背景和意义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中国经济振兴和发展过程中不可低估动力,从量能方面考虑,出口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随着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增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对中国出口的各方面监管,标准越来越高.据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对我国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有36.1%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影响(20072006年为31.4%,2005年为25.1%)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505.42亿美元,(2007年为34.6%,年为494.59亿美元,2006年为359.2亿美元,2005年为288.13亿美元).如何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调整出口结构和数量,减小或回避对出口的影响,是政府和学者一直关注与研究的重点.随着中部崛起和湖北经济建设的进步,湖北省出口经济快速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但同时湖北省的出口经济亦受到了国际新型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作为中部重点发展城市,作为经济仍具有快速增长潜力和外贸经济刚刚启动并蒸蒸日上的区域,如何更好的适应和应对这种新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已成为政府,学者特别是湖北省学者研究的重点.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界定与理论分析3b2.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与分类2.1.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所赋予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理论:技术措施论,市场失灵论,贸易障碍论,体质差异论,福利效应论和差别待遇论[1].本文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国政府通过制定商品某些特性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以及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而制定的认证,审批和检验程序,在一国关境上达到限制商品的进出口,阻碍或削弱国外商品的竞争,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对国际贸易利益造成扭曲的一种非关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能够调整进出口方之间贸易利益的分配,是政府主导调控和规范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协助进口国企业确定和巩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是一种新式的高新技术产品竞争手段.2.1.2技术性贸易壁垒表现形式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大多是可量化或以具体的规则标准来实现的技术性措施,主要包括技术法规,商品验证,检疫制度和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绿色壁垒等.随着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有关劳工标准的措施也被认为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因此广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既包括狭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还包括以劳工标准等社会条款为主的贸易措施.2.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数量和价格作用机制技术法规和标准本身并不能对出口产生强烈的经济效应,而是通过对进口商品的数量,价格及贸易国之间的贸易顺利进行的条件等产生障碍,从而影响出口经济.(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数量控制机制如果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制定
,使得进口产品不能符合要求或出口国检验后认为其符合规定的要求,而在运达进口国后实行检验时却认为不符合规定,则达到了禁止或是阻碍进口的作用,与配额的作用机制相似,是典型的数量控制机制.如图2-1所示,d表示进口国对某商品的总需求函数;s表示进口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供给函数.在进口国没有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前,商品的市场价格为p0,国内供给量为oa,国内的需求量为ob,差额部分由进口产品提供,即图中的ab部分.随即,进口国以颁布新技术标准的方式对出口国设置技术要求.新的技术标准在实施初期,出口国必然有部分产品不能完全达到要求,从而不得不暂时退出进口国市场,假设进口国的需求和供给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则进口国国内的供给总量(进口商品与本国企业的供给之和)将减少,市场价格上涨为p1,国内供给量增加至oc,国内需求量减少为od,进口产品数量也减少至cd.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产品产生明显的数量控制作用.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劳动力
[abstract]manpowercapitalisaspecialshapeofcapitalconformation,differentfromthatintheformofproductivematerials(initsnarrowsense).thiskindofcapitalbelongstothecategoryofitinbroadsense,andtheshareofmanpowercapitaltowardstheproductionsurplus,innature,belongstothebroad-sensecategoryofthedistributionaccordingtolabor-forcefactor.andastheresult,thesurplusclaimofthemanpowercapitalagainstenterprisescomesintothebroad-sensecategoryofthesurplusclaimofthecapital.
[Keywords]SurplusClaimmanpowerCapitalLaborForce
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那么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笔者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藉以抛砖引玉。
一、人力资本：广义的资本范畴
人们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叫生产力。生产力表示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一方面消耗了一些已有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又生产出新的产品，即新的使用价值。通过生产过程，劳动物化了，凝结在新的产品中；而劳动对象却被加工了，变成了新的产品。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基础性的生产力要素可以分为“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资料”三大类，后两类合在一起又称为“生产资料”。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角度解析，根据生产资料中有无活劳动凝聚其中来划分，可以把生产资料分成“资本”和“土地”。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基础性的生产力要素又可以分为“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类。
也就是说，狭义的资本是相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而言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需要狭义的资本去交易，从而呈现出资本的内涵。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解析，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换了它存在的物质形式，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做“不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了自身的等价物和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变为可变量，马克思把它叫做“可变资本”。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①]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理论，把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拓展了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为人力资本范畴的提出与应用奠定了理论的根基。
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以为，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从这个意义讲，人力资本概念实质上是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因此，要准确地理解内生性的人力资本概念，就要在把握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同一性的基础上，将两者区分开来。从本质上讲，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根基是劳动力，但又有别于劳动力，就如同资本根源于货币，但又有别于货币一样。
笔者以为，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首先，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②]。“劳动力”概念更多地偏重于劳动力的同质性，反映一种较为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主要的是，在这一概念中劳动力被视为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把人与其他生产要素放在同一层次上。而人力资本则是指凝聚在人体内、由为提高人的能力而引起的资本化支出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信息、能力和健康等的综合。与“劳动力”概念相比，“人力资本”概念更多地反映劳动力的异质性，即个人之间生产能力或收入能力的差别，也就是偏重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或能力的差别，或者说劳动力质量的差别。因此，“人力资本”概念比“劳动力”概念可以更好地反映人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等质量要素的稀缺性，以及相应的市场供求关系。其次，劳动力仅仅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才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再次，劳动力主要体现为企业的成本性要素，而人力资本则强调了它是增殖性要素。复次，劳动力强调的是它的存在性，而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它的流动性，因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增殖。另外，从某些情况下，劳动力不仅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且有可能成为压迫生产力的要素，而人力资本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要素。最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不仅要靠其价值的补偿，而且要靠分享创造价值的剩余来实现。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剩余分享：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
马克思告诉我们，“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③]。生产成果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要素占有的格局，决定生产成果分配的格局。正面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背面就是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换言之，分配关系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④]在当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前期，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是按照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进行的。马克思指出：“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⑤]在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下，劳动者无权参与剩余分享，劳动者只得到了劳动力的价值，剩余被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剥削了。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分工的具体化，出现了专门负责生产的管理人员或为了防止工人偷懒而专业从事监督劳动的管理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进行了一些微调：在一切有许多个人进行分工协作的劳动场合，资本家不得不安排一个统一指挥者，用统一的意志来协调整个工厂的各种劳动，以使各部分的劳动成为全部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达到预期的劳动目的，进而使其资本增殖。同时，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对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为迫使劳动者生产而发生的监督劳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⑥]企业的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应运而生专门的管理者，以代替资本所有者来专门从事企业生产经营的监督和指挥工作。在这里，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发生了分离，这些管理者实质上开始以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形态或多或少地分享着企业剩余。
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股份公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⑦]。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大都不是所有者了；但股份公司的普通劳动者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剩余劳动仍然存在被他人无偿占有的事实。然而，作为经营管理者的那部分劳动者已经以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形态进行着企业剩余的实质性分配。不过，作为经营管理者身份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他们参与企业剩余分享的理由并不像资本家那样仅仅局限于凭借物质性资本对企业剩余的占有。因为，生产过程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就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在这一劳动过程中，过去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表现为现在与资本所有权无直接产权关系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这里，这些经营管理者成为一般劳动过程的具体承担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经营管理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⑧]。因此，他们参与企业剩余的分享本质上是他们作为经营管理者所从事的监督劳动所得。
无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⑨]。劳动只有与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劳动才有凝结的载体，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才能与其它的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出财富；同时只有生产出财富后才谈得上剩余的分配问题。由生产要素所有权衍生或派生而来的产权是由财富的生产与分享而形成的排他性权利，因此财富是产权的客体和基础。然而，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权制度和产权形式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不断演进、变迁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这与人类财富生产与分享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产权制度都是与该时期财富的出现和存在相适应的。因此，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具体产权制度的阐释，都离不开那个历史时期的财富。一种物要成为财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该物具有经济上的使用价值。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不但具有经济上的使用价值，而且其经济上的使用价值已经超过其它物的使用价值，这决定了人力资本确实是一种关键性的财富生产要素。尽管人力资本事实上早已是一种财富生产要素，但要在分享企业剩余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人类早期历史上，人们对财富剩余分享的认识是非常简单的，其财富剩余分享的范围仅局限于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有形物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生存对物质性财富的依赖程度很大。与以物质性财富为中心的财富观念相联系，产权制度保护的主要对象必然是物质性财富及其剩余索取权。
财富观念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的束缚和奴役，法庭开始把财富定义为对价值的权利而非对物的权利。这样就出现了新的财富，这种新的财富是非物质的，不是由支配物的权利所组成，而是由有价值的权利所组成。信息、技术、商标、商誉、商业秘密等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成为财富，这种保护价值而不是保护物的举措，不仅导致财富范围的扩展，而且大大拓展了产权的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证明，产权制度变迁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产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一定时期，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可能太高，从而使其变迁难以实现，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该产权制度才会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影响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的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然而，资源稀缺程度的增加也必然导致其价格的上升，由此对其进行产权安排的收益大于产权安排的成本，从而对其产权的界定是值得的。事实上，正是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价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才使得人类社会的产权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人力资本产权因此而成为劳动力要素获得企业剩余权利的基础和源泉之一。
既然财富生产是不同生产要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有分享要素产物——财富的权利。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狭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劳动力的所有者得到的只是劳动力商品的等价物；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劳动力的所有者得到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商品的等价物，而且还应作为资本形态或多或少地分享企业剩余。笔者以为，按要素分配是功能性收入分配，讨论的是企业产出如何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按其投入的比例和所发挥功能的大小进行分配，其分配所依
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中，由于劳动或人力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的比例和贡献可以用人力资本产权的大小来衡量，因而劳动或人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按要素分配中就是按劳动力要素的产权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生产要素价格能正确反映要素对企业收益的贡献大小和稀缺程度，市场就能迅速正确有效地配置各种要素，即体现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真实作用，从而不仅能促进稀缺程度大的要素增加供给，而且还能促使企业等要素使用者合理配置、节约使用各种要素，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如果不按生产要素分配，市场就难以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笔者以为，人力资本对企业剩余的分享本质上属于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范畴。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特别是管理型、技能型劳动力的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不仅仅得到的是相当于自身价值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企业剩余。
在工业化之初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物质性资本比劳动力稀缺，从而更多的是“资本雇佣劳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性资本的积累，物质性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主导地位开始降级，而比物质性资本更稀缺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却在日益凸现。李忠民称其为“人力资本主导非人力资本”[⑩]。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条件下，具有专业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养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有必要把人作为创造知识的“创造性主体”来看待。凡勃伦认为，技艺本能(即一种人力资本形式)是人们创造有用财富的本能，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拥有技艺本能的科技专家代表了新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应由资本所有权者转到技术所有权者，即从资本家转到科技专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权力应该倾斜于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他具体分析了土地，资本和知识等生产要素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变迁。在封建社会时期，土地是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就是掌权者；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取代土地成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由地主手中转到资本家那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和专门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昔日由资本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即凭借占有财产状况的差别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现在则是由受教育的状况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由此，企业剩余索取权势必发生“从资本到专门知识”的变迁，从资本家到“知识结构阶层”扩散。
三、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广义的剩余索取权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囿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性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剩余索取权基本上被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分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制度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由于在社会财富总量的极大增加，可供分配的“蛋糕”被做大的同时，通过一些制度上的改良型安排，如退休金计划、雇员持股计划等，使得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成为可能和现实。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也缓解了劳资矛盾。例如，美国一些州在80年代末期针对企业界的“恶意收购”行为对公司法进行了改革，强调不能将出资人视为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客户、员工等)负责，这一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物质资本原则”。可以预见，资本主义要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的调整，必将进一步促使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
事实上，企业剩余被资本家独占，不仅不能有效地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会扭曲财产关系。从合理性的层面上讲，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别是劳动力、物质性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基本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从而都有权参与剩余的分享。当代资本主义迫于其劳资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不得不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的制度上作出让步和制度改良。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剩余分享和经济决策。在分享制度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至198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度发展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在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在4:3:3左右[11]。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机构投资者。如美国的老虎基金、投资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公务员基金等，仅高校教师基金就有7000亿美元。各种劳动者把自己的货币收入存入各种机构，委托他们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在二战以后，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迅速。1983年美国股民仅4240万，到1999年底增加到7870万，十几年增加了85.6%；股市上筹资可观，1990年为筹资5000亿美元，2000年达2.7万亿，为前者的5倍多。一些大的上市公司，股东几十万，股票市值几千亿。例如，盖茨的微软公司，2001年6月底股东人数达11万2千，1999年12月股票市值高达6040.78亿美元，排名第一位；但2000年底，由于高科技股的不景气，市值已跌到2312.64亿美元，排名第七了。通用电气公司，2000年底股东人数高达61.6万，市值4749.29亿美元，排名升至第一位。我国股市建立时间不长，不过十几年，至今已有股民6000多万，一些大的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也很可观，如四川长虹股东人数达71.2万，宝钢股份为24.1万，浦发银行为30.9万。
笔者以为，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是广义的剩余索取权。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剩余索取权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与剩余索取权是有区别的。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可以说是狭义的剩余索取权，狭义的剩余索取权仅由物质性资本的所有者所享有。广义的剩余索取权则包括了作为非物质性资本的人力资本所拥有的对企业剩余分享的权利。在这里，关键是对企业剩余的科学理解。有的专家所指出的，企业剩余是指企业超过合约收入（工资、成本、利息等）以外的收入（张维迎，1996）。有的学者认为，“工资、奖金、福利等形式是人力资本保全的手段，而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所得，才可以视为人力资本的增值”(阎达五，1999)。然而，笔者以为，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否参与了企业的剩余分配，关键是看人力资本取得的实际报酬与价值消耗的数量关系，奖金、福利或分红只是不同的形式罢了。例如，企业高管人员或技术骨干的高额年薪、奖金和优厚的福利，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高管人员或技术骨干并没有参与企业分红，但实质上他们获得的高额年薪、奖金和优厚福利的相当部分，是来源于企业剩余。所以，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企业剩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即广义的剩余。也就是说，企业剩余较之于会计核算中的税后利润概念或可供分配利润概念要宽泛一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理论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等所阐明的若干基本原理，是不矛盾的。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企业的剩余来源于劳动者的活劳动。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人力资本就有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也明确规定，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在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便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无疑，这种劳动贡献分配所获得的个人收入势必包含企业剩余。最后，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外壳被炸毁，剥夺者被剥夺以后，应该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显然不再是“对生产资料而言”的个人所有制，而是对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而言的个人所有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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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杨继瑞．人力资源大省转变为人力资本大省的思考[J]．四川省情，2003，（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6）．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00）．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7）．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31）．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4）．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9）．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6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7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分工产业链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它影响着国际贸易地区分布、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国际贸易利益。研究国际分工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制定国家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分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万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2年）认为“信息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影响才刚刚被人们感觉到。而激起或助长这一影响的不是‘信息’，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计算机或数据处理对决策、政策或战略所发生的作用。它是电子商务，即互联网作为推销渠道的出现。这是10年前或15年前人们实际上始料不及的事情，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改变着消费才细分、消费者价值和消费者行为，岗位和劳动市场。”德鲁克指出，电子商务对信息革命的意义与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相似。徐正华和马智胜(2004年)认为电子商务是影响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廖玉麟(2000年)认为电子商务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流。本文拟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特点和我国的对策。
一、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产生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好处在于获得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得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部分原因，也首次论证了分工能给贸易双方带来好处。
分工的外在动力是科技进步。科技革命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工业发达国家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和建立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扩大了国际分工。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分工提供了物质条件。
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大小。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观点（即斯密定理），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扬格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提出了“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即扬格定理。这不是同义反复，因为首先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即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中间产品才可能被分离出来，这是斯密定理的内容。但同时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因为一方面市场很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又依赖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使生产链条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生产链条的环节之间也在相互促进，从而使市场规模扩大。在这种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最终导致经济进步。
劳动分工的水平还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一方面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产品价值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分工越发达，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越高。人们必须比较交易费用与分工的好处。如果交易费用超出分工的好处，人们不如自己生产而不分工。交易费用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交易的效率越高，费用越低，反之，交易费用就高。因此，交易效率越高，分工的水平也越高。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电子商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企业所讲电子商务是狭义的，一般是指人们利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商务活动，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主要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各类商务活动。从整个社会讲的电子商务是广义的，它是指各行各业种业务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分析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般从广义来分析。电子商务具有虚拟化、低成本、效率高和透明的特点。电子商务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深入到生产、交换、消费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经济。所谓电子商务经济，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生产方式。从经济特征和技术背景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网络经济”；从国民经济构成和主导产业的意义上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从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的知识的作用上来说，电子商务就是“知识经济”；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特征来看，电子商务经济就是“数字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形态。
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因为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范围扩大了，交易效率提高了。
首先，电子商务推动“无国界”全球大市场的形成。电子商务地出现，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格局，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以信息网络为纽带、以internet为载体的“无国界”全球化大市场。这种市场被称为虚拟市场。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客商可以汇集在这个虚拟市场中，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各国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到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虚拟市场的形成使得商品与服务等有关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充分、自由的流动。
其次，电子商务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费用。一笔交易包括三种流，即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流和资金流都可以通过网络瞬间完成。首先是文件处理成本的节约。通过调查表明，在传统的辅导贸易业务中，一笔进出口业务需要处理相关单据约200份～350份，业务流程可长达数月，而纸张打印及差错的总费用约用货值的7%。如果应用电子商务，不仅可以简化数据处理程序、缩短文件处理周期，而且可以消除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对称，大大降低成本。新加坡贸易网在运用之前每次报关需要3天，花费12新元～25新元，应用eDi以后，每次报关只需15分钟、1新元～2新元，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新加坡节省6亿美元文件处理费用。其次可节省传统业务中往返、住宿等许多交易中的人员费用。
再次，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科技进步速度更快。企业为了降低投资风险，规避市场不确定性，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纷纷开始通过外包和全球采购等方式剥离加工制造等非核心价值环节，甚至直接出售国内外的生产性分支机构，形成价值链模块化。所谓价值链模块化，即某一行业一体化的价值链结构逐渐裂变成若干独立的价值节点，通过各节点间的横向集中、整合以及功能的增强，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模块制造者以及若干规则设计与集成者的产业动态分化、整合过程。价值链模块化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
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分工的精细化和水平化。国际分工的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所谓垂直型国际分工就是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分工体系。水平型国际分工就是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而且是有层次的。产品内分工的特征是某个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过程的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区段、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空间区位完成，它是区别于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整个工序流程的一种生产方式。国际的产品内分工是把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展开到不同的国家，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要素。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产业内分工提供了条件。
三、结论和启示
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这种发民表现在产业内分工和水平型分工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也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在生产环节，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这就意味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果我国继续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外贸条件会不断恶化，外贸利益会不断减少。要争取有利的外贸条件就要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和装备制造能力。
参考文献:
[1]徐正华马智胜:《影响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当代经济》2004年第10期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8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推翻政府不会推翻国家，民众推翻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种妄图用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主权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主权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
3、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9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术语:
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劳动者、劳动力历史背景基本含义基本性质劳动权保障
序言: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和低贱劳动到给予人文关怀和宪法肯定予以保护的“新装”之劳动权,从一种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平衡,和谐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推进的伟大硕果。在各位学者前辈启迪下和在罗老师耐心教导下,笔者终于执笔开始写作思考已久的本文。
一: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即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第二种: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1—210页。
【2】:李炳安《劳动权的立宪思考》,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6期。
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
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这显然是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有社会歧视之嫌。而且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90页。
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其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笔者本文开始直截了当的从劳动谈及到劳动者以及劳动力,基本目地在于澄清与劳动权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同时也为劳动权的论述做一个前奏准备。
四:劳动权产生的历史背景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狭义的劳动力市场篇10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体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站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分配形式等方面展开了理论体系。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改变了过去批判的做法，淡化“主义”之争，试图客观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但是，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局限，又尽量避开了一些敏感而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社会现象缺乏科学的解释和说服力。
一、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存在的缺陷
1.缺少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理论的系统介绍
商品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商品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细胞，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时，商品也是一切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细胞。马克思表述的“社会主义”一般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走向衰亡、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还处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在经济形态这一社会属性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前谁都无法超越。因此，科学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
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经济形式是指经济存在的自然形式，表明社会经济存在的自然属性，不代表经济的社会性质。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社会经济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依托于商品经济形式而存在。经济形态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存在的社会属性，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从自然属性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二者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且在发展中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从社会属性看，二者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发展趋势、目的和体现的利益结构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体现和主导作用的发挥、商品生产的目的性、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计划体制的自觉性、企业经济组织制度的民主性、分配形式对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实现等方面的表现，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2.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不是站在分析商品经济的角度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混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应该由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经济行为，都认为应由市场调节，尤其是在微观经济管理层面，“市场调节”成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公务人员推诿塞责的挡箭牌，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如，商业暴利、乱涨价、无序竞争等现象。某些新开发的旅游县，宾馆、旅店平时100～200元1天的普通标准间“黄金周”竟然要价500～1000元。绝大多数酒店、饭店不执行规定的加价标准，酒水等服务严重超标准加价。这些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中所表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模式和特征，是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范畴，准确说应该是“市场体制”。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形式，从流程上看，包括：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或表现形式，是对商品经济概念的狭义理解，混淆了经济形式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市场体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基于客观条件而建立的一种管理体制，带有主观性，把它与客观的经济形式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必须尊重价值规律。但是，并不等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完全屈从于市场。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市场行为中的一些混乱、无序、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加强监管。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证明了单一的市场体制下的无政府状态或无序行为的危害，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完善计划体制、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但是，当前必须防止由计划调节不当、干预过多转向放弃计划调节、放任市场盲目发展的倾向。我们现阶段不应该探讨是实行计划体制还是实行市场体制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如何使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科学有效地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
二、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的理论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为基础，立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借鉴的角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体系框架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商品价值理论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1）商品；（2）货币；（3）价值规律。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表现、特征。主要包括：（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2）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主要包括：（1）商品生产及其组织形式；（2）商品交换与流通形式；（3）收入分配与支出；（4）商品消费。
4.金融与税收。主要包括：（1）银行和信贷；（2）股票和债券；（3）金融与保险；（4）征税和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