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逻辑关系篇1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宁夏银川750001）
【摘要】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系统全面、科学、合理，要充分动员和组织全体人员，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力求以最少生产耗费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成本管理对于促进增产节支、加强经济核算，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目的在于对成本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推动成本管理理论研究更好的发展，进而指导成本管理实践，为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实践进行理论指导。
关键词经济管理；成本控制；逻辑关系；理论研究；经济核算；制度创新；科学合理
0引言
当前，成本管理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管理内容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很多企业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成本管理。但是成本管理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热情不高并且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差，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成本管理理论框架。
1成本管理环境是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起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成本管理理论逻辑起点问题的研究较少，并没有形成一致观点。笔者认为成本管理环境是成本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而成本管理本质、假设、目标等均不能成为逻辑起点。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先来分析为何成本管理本质、假设、目标均不能作为逻辑起点。成本管理本质虽然体现了成本管理的内在规律性，并具有稳定性和客观性，但是成本管理本质只能解决什么是成本、什么是成本管理这些纯理论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进行成本管理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成本管理实践。而一种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有效地指导实践，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那么理论的存在就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如果以成本管理的本质作为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会阻碍成本管理应用理论的发展，不利于成本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
第二，从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的沿革角度进行分析。每个发展阶段的开始时期以及每种具有影响的成本管理理论产生时期都是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革，从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等内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期。20世纪初，是成本管理理论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企业的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伴随着环境的变化，成本管理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并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40年代，成本管理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开始复苏，发展迅猛，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也日益激烈，全球化趋势明显。在这种环境下，对企业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种成本管理理论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适应经济发展形势以及企业内部成本管理的要求。并且，在这一时期，成本管理的目标、观念、假设、方法等与之前的成本管理理论有所不同。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加强，要求企业更加注重核心竞争力，争取长期竞争优势，加强战略管理意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战略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先进的成本管理理论。其成本管理的目标由追求短期利润转移为追求长期战略优势，成本管理的方法也更加先进，利于决策，成本管理观念随之更加科学、先进。从成本管理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成本管理目标、成本管理对象、成本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以成本环境为起点，是成本管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三，从不同国家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的差异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的成本管理理论研究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成本管理环境不同所致，不同的内外部成本管理环境使不同的国家对成本管理研究的时间长短不一，取得成果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谓是各具特色。
综上所述，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直接影响企业成本管理中其他基础性问题，任何一种成本管理思想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本管理思想，也就会产生相应的成本管理理论体系。在任何时候，成本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应以外部环境为立足点、内部环境为出发点，这样才有价值。脱离了环境来研究成本管理理论，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将成本管理环境作为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2成本管理目标是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导向
目标是系统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根据不同系统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不同的目标。成本管理的目标是企业成本管理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是评价成本管理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成本管理的目标规范着成本管理的思想体系，制约着其方法体系的建立，决定着整个成本管理过程和发展的方向，是成本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成本管理目标并不是单一的目标，而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系列目标所组成的目标体系。确立了成本管理环境为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成本管理目标就是根据逻辑起点而确定的，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成本管理目标，进而指导不同时期的成本管理实践。成本管理目标与成本管理理论其他方面问题的关系就是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逻辑关系。因此，确定了成本管理目标，才能提出成本管理假设、确定成本管理原则，而后进一步确定成本管理方法。
成本管理目标体系将成本管理目标分为基本目标、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确定基本目标提供了成本管理的基本方向，基本目标的确定就是在最本质、最基本的方向上指出了企业活动想要达到的结果，明确了这一点，企业在大的战略方向上才不会偏离，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体目标是企业成本管理通用的目标，每个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都是一致的。而具体目标的确立，是落实到企业应该达到的更细致的结果。
3成本管理各环节的实践活动是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线索
贯穿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的基本线索是成本管理各环节的实践活动。贯穿理论结构的基本线索是指将理论框架中各个元素有机贯通为一个紧密整体的主线。如果缺乏明晰的主线加以贯穿，各个元素之间就失去应有的联系，而是松散的拼凑在一起，无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无法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
企业成本管理各环节的实践活动不仅是建立企业成本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贯穿理论框架的基本线索。这是因为:首先，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具有“依赖性”，实践活动促使人们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从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成本管理实践活动早于成本管理理论研究。其次，成本管理实践活动实际运用着所有的要素，只有运用这一线索才能将这些要素有机联系起来，并在这一主线的引导下，对每一个要素进行较为全面而又透彻的分析。
4结束语
总之，成本管理一直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之一，其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费用的高低和经济效益，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变革加速、制造模式的革新、企业成本结构的变化，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已不能产生足够准确可靠的信息，在成本核算、成本控制等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进行企业成本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晓倩.浅谈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优势[J].知识经济,2011(13).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2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逻辑起点；构建
[Doi]10.13939/ki.zgsc.2015.01.100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以财务管理实践为基础，并对所有组成该理论系统的要素、要素的组合方式进行界定。其中涉及范围主要为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特殊业务和通用业务理论以及所有关于财务管理的理论。而逻辑起点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对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起点是研究该理论的最基本范畴和构成过程。只有确定财务管理的逻辑起点，才能确定该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1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回顾和评价
（1）本质起点论。本质起点论将财务管理的本质定义为财务管理相关实践，并将其作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分析的基础。本质起点论满足了日常思维习惯，有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对于本质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2）假设起点论。将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假设起点论具有可行性。假设起点论的提出意味着财务管理假设起点论初见端倪。当然，假设起点论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对客观实际进行调研。并且要求家和理论随环境发生变化。假设理论是将财务管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手段。
（3）环境起点论。环境起点论是在假设起点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财务管理理论。环境起点论尊重环境对财务管理实践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环境只是外在影响因素，并且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无法将其定义为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而仅仅可以作为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
（4）目标起点论。目标起点论将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义为综合企业运行风险和投资报酬获得两种目标的平衡。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但从逻辑起点角度出发，目标起点论则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因此目标起点论不能作为财务逻辑起点确定的条件。
（5）本金起点论。本金起点论认为，以本金为起点便于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并且能够按照从小到大、层层展开的方式进行展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但这一理论取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对财务管理的内容和作用发挥具有制约作用。
（6）产权结构起点论。产权结构起点论则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甚至决定财务管理模式，因此研究财务管理要从产权结构入手。但通过分析和实践，产权结构对财务管理具有较深的影响，但应将其划分到经济学范畴，也就是该理论并非属于财务管理范畴，因此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显然是不合适的。
2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应满足的标准
基于逻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原则和上述理论，我们将其应满足的标准分析如下：
（1）逻辑起点从属于财务管理范畴，并且能够作为该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要素。也就是说，逻辑起点的确立要基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并与其组成有机的整体。其起点不能偏离本学科而将其他学科作为主导。
（2）逻辑起点要具有统领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功能。作为基本出发点，逻辑起点应说明理论体系的研究流程和研究方案。实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的层层递进。根据逻辑起点来推导其他理论要素，确保其内在逻辑性，从而有利于整个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3）逻辑起点要有稳定性与唯一性。一个持久受用理论体系的构建，要具有稳定性。基于此要求逻辑起点的构建尽量少发生变化，即降低环境对逻辑起点确定的影响。当然，逻辑起点必须是唯一的，以确保整个管理体系的清晰、明了，确保逻辑起点的积极作用发挥。
3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立
通过对我国目前财务管理逻辑体系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可以得出其逻辑起点的确立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现将其具体分析如下：
（1）本质是事物的本源。本质即事物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在财务管理范畴内，其本质就是关于财务管理工作实践具有根本规定性的范畴，也就是财务管理问题如何解决。遵循本质是事物的本源这一理论，逻辑起点的研究和确立就变得简单明了。
（2）本质所特有的属性。本质也可以理解为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属性。对于财务管理领域，其本质是将其与其他学科进行分离，从而确立专业研究财务管理范畴。从这个角度看，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构建应以财务管理的本质为逻辑起点，从而确保其独特性和专业性。
（3）本质的稳定性。本质具有稳定性，不易改变等特点。并且本质的作用贯穿始终，一旦事物的本质发生变化，则说明该事物或理论体系发生了质变。也就是由原来的事物转化为另一个事物，这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影响在于，基于本质理论，财务管理体系的目标、操作流程都应在该理论范畴下进行。
（4）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上，要把握事物的正确发展方向，就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本质对事物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正确认识财务管理的本质则是把握财务管理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
4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起点之最终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综合得出结论，在财务管理中，应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其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观念的确立具有针对性，能够发挥理论的实际意义。首先，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逻辑起点可以实现财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满足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分析的目标。财务管理对象即财务管理活动对象，因此只有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才能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实践证明，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财务管理对象是基于财务管理实践的规定性的理论认识，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要素。基于此，我们不仅要将财务管理逻辑起点定位财务管理对象，并不断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5结论
财务管理理论机构逻辑起点的确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构建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构建经历了本质起点论、本金起点论等基本理论。本文根据专家总结和财务管理实践需求提出了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起点这一观点。事实证明，这一观点的确定具有合理性，只有将财务管理对象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才能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指导财务管理实践。但无论如何，财务管理理论机构逻辑起点在确立过程中必须遵守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确定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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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逻辑关系篇3
一、逻辑起点之标准
科学的认识论认为，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均有着统驭的作用。根据这一原理，笔者认为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研究所揭示的最终成果。它之所以能成为逻辑起点，是因为它是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定性的理性认识，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这样，以它为出发点，并沿着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再现抽象进程的路径，就能把该学科的其他理论要素再现出来，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理论体系。
基于上述对逻辑起点的一般认识，笔者认为能够充当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理论要素，应当具备下列主要标准：
(一)它是关于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规定性的理论认识，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
(二)它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点，从此开始，通过逻辑推演，层层递进，再现其他理论要素，就能构建起前后一贯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三)它在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能起到统驭的作用，即它不仅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且对其他理论要素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相互协调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各种观点之评价
充当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理论要素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观点：
(一)环境起点论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财务管理实践中产生的，而财务管理实践又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应根据环境的需要确定出财务管理目标，进而确定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比如有人认为，“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是以企业为中心，随着企业生产条件、经营条件的变化，先后经历了筹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和投资财务管理等几个阶段”(张传明等，1994年)。诚然，财务管理环境对推动财务管理发展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把它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它是极为复杂且不确定的，因此以它为逻辑起点，就很难建立起相对稳定、成型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第二，它只是财务管理及其理论发展的外因或条件，而且对其他任何活动及学科研究都有影响，因此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管理及其理论联系起来，更不能演绎推论出财务管理其他理论范畴。
(二)假设起点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然而在财务学的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它对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或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年)。财务管理假设作为对财务管理环境的高度抽象与提炼，反映了财务管理同其环境之间的联系，是开展财务管理活动及其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自然也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财务管理假设作为对财务管理环境的高度抽象和提炼，总是与特定的财务管理环境相联系，因此当财务管理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之后，原来的假设就可能失去其效应；第二，财务管理假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要素，既包括对财务管理有全面性影响的假设，也包括对财务管理有局部性影响的假设，还包括对某种财务管理活动或事项有影响的假设；第三，财务管理假设只是对财务管理活动的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而不是对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可能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起到统驭作用，更不可能由此再现其他理论要素。
(三)产权结构起点论认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必然受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年)。产权结构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企业财务管理确实有着较大的影响。如资本结构、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等内容均会受到产权结构的影响，因此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中考虑到产权结构的影响，对于完善财务管理，理顺财务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尽管如此，但仍不能把产权结构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实际工作中，在产权结构与财务管理的联系中财务管理可能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这是因为通过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活动，包括优化资本结构、有效配置资产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等内容，就可使产权结构得以调整或重新安排，变得更加合理。所以，如果以产权结构为逻辑起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便势必会限制财务管理的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第二，产权结构是产权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虽与财务结构有一定的联系，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务范畴；第三，产权结构实际上属于影响财务管理的环境因素，因此它同上述的环境起点论一样，也不能成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四)目标起点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年)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对于规范和指导财务管理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把它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有其片面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目标达一实践要素的理论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第二，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此它必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成分；第三，由上述逻辑起点的一般涵义可见，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财务管理活动的起点是不同的，如果把它们等同起来，就违背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五)对象起点论认为，财务管理对象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针对性较强，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关于财务管理对象的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对象这一实践要素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第二，财务管理对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范围及深度要受到财务管理的环境、目标、方法、主体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而它在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不可能起到统驭的作用；第三，财务管理对象的内容是复杂多样的，因而这种具有复杂性的理论要素，是不可能成为逻辑起点的。
(六)本金起点论认为，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财务应用理论无不与本金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财务基础理论也蕴含着“本金”这一基本概念，因此现代财务理论的研究，应从分析本金及其运动规律开始(郭复初，1997年)。的确，本金是企业十分重要的财务资源，加强对本金的管理与研究，对于保证本金的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把本金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缺乏科学性的。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本金属于财务管理的对象，因此它和上述的财务管理对象一样，也不能作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第二，尽管本金是财务管理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不是财务管理对象的全部，因此如果以它为出发点来从事财务管理及其理论研究，就势必会限制财务管理的作用范围，很难构建起内容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第三，财务管理的对象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显然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正如森林不是造林学的研究对象一样。本金属于前者，而这里所研究的逻辑起点则属于后者。可见，把本金作为逻辑起点就违背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上述各种观点虽有见地，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所以有必要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加以重新选择。
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逻辑起点之我见
根据上述选择逻辑起点的标准，在对上述各种观点评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是财务管理的本质。其理由主要如下：
(一)在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中，必须从反映事物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规定性出发，才能把事物各个方面的规定性统一起来，达到多样性的统一认识。财务管理本质作为关于财务管理实践的一般规定性的范畴，是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最终结果，是造财务管理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所以从此出发，并沿着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再现抽象过程的路径，就能把其他财务管理理论要素再现出来，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理论体系。相比之下，其他每个财务管理理论要素包括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对象、财务管理环境等在内，都是关于财务管理实践某个要素的具有多样性规定性的具体范畴，所以均不能成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4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26-07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动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5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6
论文关键词：档案管理,物理管理,逻辑管理
一、档案物理管理及逻辑管理的概念
物理管理，由形见意，指事物的表象。就是说按照手工管理的方式，以档案的物质介质为管理对象，制造和使用实际可触碰到的物质性工具的管理活动，比如消毒柜、计算机、档案柜等一系列的物质工具。
逻辑，体现的是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是人类思维的规律。人们在对的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化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推理判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不同的是，它是用科学的抽象化的概念，试图去揭示事物的本质，认识现实的结果，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展示。而逻辑管理，就是在物理管理的基础上，按照人类抽象的思维方式，主要以档案的内容性的东西对对象或者为着手点，来进行对档案的管理工作。
二、档案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特点的区别比较
（一）管理对象
在管理对象上，档案物理管理的对象是档案的物质载体本身，而逻辑管理的对象则是档案的内容即承载的信息。虽然管理的对象不一样，但是档案的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却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个部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因素。
在物理管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的档案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主要是围绕着档案载体展开的，比较典型的是《档案管理学》与《档案保护技术学》等。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档案文件制成材料及其耐久性、档案文件损坏的理化因素及防护方法、档案文件损坏的生物因素及防护方法、档案文件的修复技术、档案文件的照相复制、档案馆的建筑和设备、技术图纸的保管等等，它们都属于档案物理管理的范畴。而《档案管理学》则以“实体管理”为主要线索展开。
电子档案产生之后，逻辑管理就占据了档案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虽然档案的物质介质还是存在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继续存在，但地位却明显的不如物理管理时期了。逻辑档案管理时期，档案管理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来源于档案的内容和它的内部信息。
（二）劳动特征
不论是档案的物理管理还是逻辑管理，作为人类的管理活动，它们都主要属于脑力劳动的范畴。但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
由于管理对象是实际的物质介质，所以档案的物理管理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脑力劳动外，管理人员也不得不进行一些与体力劳动有关的活动。也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时代，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固化，使这时期的人们更多的注重的是档案管理工作中的体力劳动部门，而忽略了在脑力劳动在管理活动中的支配地位，甚至想当然的把档案管理工作归结为简单的仓库管理类工作。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进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物理管理也应该是一种科学化的管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脑力劳动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突出地位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可。由于管理对象是档案的内容与信息，论文的格式在电子档案的逻辑管理时代，人们在档案管理活动中的脑力劳动，慢慢地转换成了计算机系统的劳动。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劳动，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是人类脑力劳动的发展与延伸。
（三）方法特征
在电子档案产生之前，档案管理——无论是物理管理还是逻辑管理，都以手工管理为主要的方法特征。虽然我们有了一些档案管理工具，如密集架、提档机等等，但传统档案管理的手工管理特征仍十分明显，其工作的基本模式是：人→档案。在电子档案产生之后，电子档案的物理管理仍主要表现为手工管理方式，而电子档案的逻辑管理则改变为完全自动化的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程序管理方式，其工作的基本模式是：人→计算机→档案。
（四）思维特征
物理管理与逻辑管理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物理管理具有形象思维的思维特点，逻辑管理具有抽象思维的思维特点。形象思维解决的是管理过程中的三维空间问题，抽象思维解决的是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内涵及时间问题。
在物理管理中，人们在管理过程当中更多的想到的是有形的东西，比如纸张、案卷等；而在逻辑管理中，人们反应的则是概念化的东西，比如文件名或者某方面的信息内容等。
在物理管理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管理理念在各方面都不得不受物理层次的制约，难以脱离形象思维的影响。在逻辑管理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时期，人们在想到某些信息内容时，不会像在物理管理中那样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库房号或者案卷号等，而跳过了载体这一环节，脑袋中直接浮现出某某文件名或者具体的信息内容。管理人员只要使用检索工具，在虚拟化状态中查找并调阅想到的东西。
（五）哲学特征
档案物理管理针对的是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档案的逻辑管理针对的是一个由概念组成的信息内容世界。虚拟档案管理哲学对传统实态档案管理哲学的超越，是建立在档案的虚拟逻辑管理对现实物理管理的超越的基础上的。
三、结束语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载体与档案信息是管理工作内容的两个基本方面，或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的这两个方面谁具有主导地位，谁就规定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时代特征。档案载体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占有主导地位时，这一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就表现出一逻辑管理为主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物理管理时代；而当档案信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占有主导地位时，这一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就表现出以逻辑管理为主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逻辑管理时代。
在以往的档案形式中，无论是从石刻档案到甲骨档案，从简策档案到纸张档案，乃至缩微档案，档案的物质载体和信息内容都是“二位一体”的。在这种情形下，本质性的信息被非本质的载体所束缚、所约束，目的性存在被工具性存在所决定，信息难以获得独立与自由，在物质载体与信息内容的矛盾关系统一体中，物质载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决定了当时物理管理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档案管理首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物理管理时代。
参考文献
[1]丁海斌.论档案的逻辑管理[J].档案管理.2013（03）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7
一、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存在的缺陷
“逻辑模型”作为“绩效管理”技术方法的一种，与“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技术手段，共同构成绩效管理的方法体系。“逻辑模型”不仅可以为“绩效管理”本身在管理方法、技术手段的选择上提供思路，也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起到过程控制作用。高校专项资金具有政策性强、目标明确的特点，现有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模式，主要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政策“任务”为绩效管理核心的一种管理模式。从其蕴含的项目管理“逻辑模型”看，存在以下缺陷，如图1所示：
其一，从“逻辑模型”看，“逻辑模型”具有结构性的缺陷，由于高校专项资金是一种“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其绩效目标是一种政府预设的指定目标，使绩效管理仅对项目的产出结果进行达标性验收的行为，而一项资金的投入，不仅是任务的终结，而应该发挥持续的效果。如果缺乏项目的后期影响的评价，势必难以对专项资金的投入的全部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以致影响政策的科学性。
其二，从“逻辑模型”看，资源配置政策是一种“单向”政策，即只考虑政府一方面的宏观效益目标，未照顾到高校的实际需求、绩效成果及其他影响效益因素等，因此，其资源配置政策也必然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作为提高专项资金效益的主要手段的“绩效评价”工具与资源配置事实脱节，绩效评价变成一种过场，起不到实质作用，从而难以提高专项资金的效益。
其三，从“逻辑模型”看，管理系统缺乏中间协调环节，导致信息反馈线路不畅，系统灵活应变能力差。表现在高校执行项目过程中，经常会因为环境变化、项目设计变更等情况的发生，需要及时对计划进行变更。但由于专项资金的用途及预算规模固定，计划很难迅速作出响应，从而导致有些项目无法按原计划设施，这是目前专项资金执行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逻辑模型很容易发现现有绩效管理模式固有的缺陷，因此，在进行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仅注重技术手段的选择，不解决结构的问题，不但不能提高管理效益，反而耗费更多的成本。构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可以为诊断管理系统关键环节的缺失，完善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提供有效工具。
二、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构建意义
为了改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现状，实现高校的绩效管理目标，只有从构建合理的逻辑模型入手，理清专项资金系统逻辑结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源投入、产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发现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矛盾的手段，提高专项资金配置效益。“逻辑模型”是关于组织如何进行工作的理论和基本假设的一副地图。它形象地展示了项目的结果（既有短期又有长期）、项目活动的过程，以及项目的理论假设、原理等，构成了一幅由起点、路线、路标和终极目的组成的地图。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注重项目产生的最终结果，其活动核心是围绕系统已经产生的绩效结果为起点，从中找到绩效管理依据，来构建事物层次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从而达到最终实现最佳绩效为目标。即通过模型的设计可以形象地了解系统的控制过程，清楚地把握通向结果的各个关键点，从而在实践中运用各种手段达到预期的结果。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有助于系统进行目标分层管理，即在确定资源投入目标后，按照产出、产效、影响等目标进行分层评价确定各层次的目标。从而，解决了高校专项资金多种类、多目标评价的困难。以便对高校专项资金进行动态绩效评价，促进各环节在关键时点、关键环节紧密围绕绩效目标进行动态的衔接，达成系统自主反馈、自主协调、自主控制的有机整体。
三、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设计
针对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的逻辑模型蕴含的缺陷，重新设计了新的逻辑模型（如图2所示）。与原有逻辑模型相比，改进后的逻辑模型的设计，重在强调结果对预算及过程的反馈作用，强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增加了产效和影响两个层次以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同时，建立了信息整合、协调平台，完善了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了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
与图1相比，图2所示的逻辑模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一，完善系统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原来的资源投入环节，只考虑了专项资金单个项目的立项论证，客观上否定了专项资金的系统联系性。新逻辑模型，把握专项资金运行的特点，将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作为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分配依据。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不仅包括单个专项执行直接结果，还全面反映了专项资金在高校的利用资金的综合能力，更得到保障资源投入的安全性、效益性。
根据信息平台将全国高校财政专项总体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信息整合，然后以此为依据研究拟定年度专项资源配置宏观政策、目标，确定全国高校专项资金资源的总体规模与结构。各个高校根据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要求并结合高校发展的需要申报项目，政府对该高校以往年度专项执行的结果、效益、高校的实际发展水平及需求，结合本年项目申报的可行性评价数据，进行专项资金综合利用效益评价，形成综合绩效指数，进而参与系统年度预算分配，确定该校本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的总量及结构。从逻辑模型看，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利用的绩效结果为政府专项资金预算分配基础。一方面，保证了专项资金投放到最需要的高校；另一方面，高校只有凭借专项资金的管理绩效结果才能获得最大资源，减少了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从而化解了资源配置的矛盾，确保国家资源的宏观效益目标的实现。
其二，完善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活动层面指高校接到专项任务后，按照政府下达的专项计划组织实施的组织活动。根据原逻辑模型的缺陷，新逻辑模型增加了系统实施全过程监督、控制环节，并将监督到的情况通过信息平台反馈到政策制定中心，从而可以随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的风险及关键控制点，理顺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问题并迅速作出反映，确保实施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与政府预算分配目标一致，进而促进高校专项资金的实施。
实施内部全过程监督与控制，不仅能够督促高校按制度、按计划实施，防止违规、违法、违制的事项发生；同时，由于建立了信息平台，系统能及时反映各项目的实施进度与预算执行情况，对项目实施过程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事项，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因此，有利于提高各项目的实施效率。
资源共享、信息共通的平台，不仅为各高校之间建立横向、纵向联系提供了竞争的平台，也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提供依据，为实现的最佳宏观效益创造基础。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不仅充当了系统的信息处理、调节器的作用，通过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缩短了绩效管理目标与过程、结果之间的时空距离，从而有助于把握好绩效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与过程的关键点，实现一种动态的、系统的、自主的管理过程。
其三，增加产效、影响环节，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产效”指由专项目投入等一系列活动产生的直接结果转化的间接收益，反映高校对专项资金管理的效能，主要考核项目投入对高校教育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等产生的影响，包括生产、管理成本下降，生产、管理效率、高校整体效益提高等。“影响”指该专项资金的投入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成果对学校长远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驱动力，反映高校自身利用资源的综合能力。项目经过一个建设规划期后，在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就业、科研水平等自身条件提高的基础上，最终目标是能够产生对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的贡献。这个指标有利于促进专项资金投入形成长效机制，防止短期争夺资源的投机行为，弥补目前财政专项拨款仅以直接产出成果作为项目评价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上逻辑模型直观而全面地描绘了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绩效结果为始点，紧密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最优绩效为目标进行管理的系统过程。通过逻辑模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专项资金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结合项目的直接产出成果，还应全面地考虑项目的产效、影响以及系统其他环节，才能实现资源的科学与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著，肖鸣政译：《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财政部预算司：《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8
关键词：“是”；逻辑本体；形而上学；语言规则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14-07
收稿日期：2011-09-08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义研究的认知转向”（tJZX80-020）阶段性成果；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意义研究的方法论探索”（aS1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左立（1957-），男，河北任丘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程仲棠先生在《无“是”即无逻辑：语言主义的逻辑迷误——答王左立先生》（以下简称“程文”）一文中，对拙文《也谈无“是”即无逻辑》提出了批评。程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三段论是由于语言以外的原因，与古汉语中有没有系词“是”无关。其理由是，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逻辑本体是唯一的；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表现相同的逻辑本体。程先生认为，无“是”即无三段论的主张把逻辑载体当做了逻辑本体，是语言主义的迷误。笔者不同意程先生的观点，下文将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做进一步地澄清，并对程先生的批评做简要的回答。程仲棠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态度认真、治学严谨，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我与程先生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不会影Ⅱ向我对程先生的敬重。
一、问题的澄清
我的主张是，由无“是”的古汉语无法产生类似于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的理论，而不是，无“是”是古汉语无法表述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理论的原因。程先生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清楚。程文说，“用无‘是’的语言包括无‘是’的古汉语能否建立三段论？这不单是一个中国语言中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不少民族的语言，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语言没有或不用系词‘是’。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三段论究竟是西方独有的逻辑，还是可以为人类共享的逻辑？”程先生所提的问题似有不妥。只有当“用无‘是’的语言无法表述西方的传统词项逻辑理论”这个命题成立时，程先生提的问题才能成为问题。然而，这个命题却不是我的主张。只要一种语言能够表述三段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就能使用三段论。别人发明了飞机，我拿过来用，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会开飞机，并不意味着我能发明飞机。我不会开飞机，也不意味着飞机不具有全人类性。所以，在讨论由无“是”的古汉语是否能够产生类似于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的理论时，根本牵涉不到三段论是否可以为人类共享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从程先生所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没有在这两个不同的命题之间做出区分。其实，程先生并非看不出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只不过他认为这两个命题是等值的。
基于这样的原因，程先生看不出，为什么他给出的论据不能构成对我的论点的反驳。程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曾经用不含“是”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严复曾经把直言命题翻译成不含“是”的文言文。程先生以此作为“是”在三段论中是可有可无的证据。实际上，程先生的证据只能证明，三段论可以用不含“是”的语言表述，但却不能证明，三段论可以产生于没有“是”的语言。笔者曾经指出：“由‘是’对于传统词项逻辑理论不是必需的不能推出，‘是’对于发明传统词项逻辑理论不是必需的”。程先生对此颇为不解。他问道：“何以‘不能推出’？何以非逻辑所必需的‘是’成了发明逻辑的必需品？王先生没有吐露半句玄机。”笔者以为，二者之间的“推不出”关系是明显的。既然程先生看不出来，我在这里不妨吐露一下“玄机”。
一种语言能说什么决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就一定能发明什么。如果前者能够推出后者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中国人发明不了的，因为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中国人也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四大发明感到骄傲了，因为这些东西别人也都能说。表述三段论是说，创建三段论是做。程先生指责我陷入了“语言主义的迷误”，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比我迷误得还要厉害，以至于他看不出来，由能说推不出能做。传统词项逻辑产生于对带有系词的自然语言的抽象。它可以用不含“是”的语言形式表示，但这不能推出它可以由不含“是”的语言产生。就如同三段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发明三段论可以不用自然语言。
程先生要反驳我的观点可以用两种方法：第一，举出一个其语言中没有系词的民族发明了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的例子。第二，说明为什么用没有系词的语言也可以发明三段论的原因。反复强调亚里士多德、严复用不含“是”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这没有用，起不到证明自己观点的作用。
程仲棠先生强调亚里士多德曾经用不含“是”的句式表示直言命题，但对亚里士多德曾经用含“是”的句式表示直言命题却不置一词。亚里士多德对于三段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分析篇》中，而对命题形式及命题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解释篇》中。在《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用“属于”作连结词来表示a，e，i，o四种命题，即a：p属于每一个S；e：p不属于任何S；i：p属于某些S；o：p不属于某些S。而在《解释篇》中，他用“是”作为连结词来表示a，e，i，o四种命题，其表述方式与传统词项逻辑的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a：每一个S是p；e：没有S是p；i：有S是p；o：有s不是p。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解释篇》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前分析篇》之前。从学理上分析，也应如此。亚里士多德应该以他关于命题的研究为基础来建立三段论理论。“p属于S”这样的表述方式在古希腊语中很少见。关于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采用这样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们曾经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亚里士多德用“是”作为连结词在先，用“属于”作为连结词在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前分析篇》中给出的命题形式是由《解释篇》中的命题形式改造而来的，即无“是”的形式是由有“是”的形式而来。这恰恰说明了，“是”在亚里士多德创建他的逻辑学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类逻辑
程先生认为，三段论是类逻辑。程先生的论证策略是，三段论是类逻辑，因而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逻辑本体是唯一的、普遍的，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不管其有没有系词，都能够建立三段论。程先生把“三段论是类逻辑”看做他整个论证中的重要环节，故此在论证“三段论是类逻辑”时下了不少工夫。其实，程先生大可不必如此。即使三段论不是类逻辑，但只要能证明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唯一的、普遍的，他的论证就可以进行下去。程先生做了一些不必要的论证，因而也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程先生认为：“传统词项逻辑不是关于‘是’的理论，而是关于类的理论……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才是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如果把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解释成类的话，i命题和。命题不能表现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使用i命题和o命题的三段论式Darii和eerio就不能表现类的基本关系和规律。程先生对我的看法进行了批驳。程文指出：“王先生关于i命题和o命题及三段论式Darii和eerio（第1格aii和eio）的断言是错误的，错误出于对现代逻辑的无知……直言命题在描述类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种方式：（1）只表示一种基本关系，e命题就是如此，它只表示全异关系；（2）表示由几种基本关系组成的并类，a、i、o就是如此。并类是类的一种运算，在类演算中有三种最基本的运算，就是并、交、补。王先生断言i命题和o命题‘不能表示类之间的确定关系’，就等于断言并类‘不能表示类之间的确定关系’，这与类演算相悖。不错，当i、o为真时，类之间的关系有几种可能的情形，这正是并类的逻辑特征，不能与‘歧义’混为一谈。”不知程先生根据什么断定我“对现代逻辑无知”？也许，在程先生看来，一个不把塔尔斯基的看法当回事，而对“空头逻辑学家”推崇备至的人是不会懂得现代逻辑的。我可能不比程先生更懂现代逻辑，但我还看得出来程先生论证中的不当之处。概念的外延之间有五种可能的关系，如果把S和p解释成类的话，当Sip成立时，S和p可以具有除全异关系之外的四种基本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人们可以发明一个符号，比如说“#”，表示两个集合具有四种关系中的某一种关系。设a、B为二集合，R1、R2、R3、R4为四种不同的关系，可以用“a#B”表示"aR1B或aR2B或aR3B或aR4B”。由“a#B”成立不能推出a与B具有哪一种基本关系。如果把关系解释为有序对的集合，#=R1UR2UR3UR4用程先生的话说，“#”是几种基本关系的并类，请问，基本关系的并还是基本关系吗？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能称为基本关系的话，那么类之间还有什么关系不是基本关系？如果它不是基本关系，Darii又是如何表现基本关系的规律的？
程先生认为，传统词项逻辑理论根据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推理，所以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关系，传统词项逻辑是类逻辑。据此，他批评我说：“他一再说‘传统逻辑中的换位推理、三段论推理都是根据句子中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传统词项逻辑理论根据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推理’。这次说得不错，但与他的断言‘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不是类之间的关系’构成矛盾”。我们可以把程先生的论证方式概括为：理论a根据B研究C，理论a的研究对象是B，则理论a是关于B的理论；如果有人认为理论a根据B研究C，但不承认理论a的研究对象是B，那么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证方式。按照这样的方式，如果有人认为物理学根据数学原理研究物理量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就必须承认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学原理，否则他就是自相矛盾。如果有人认为经济学根据统计学原理研究市场，那么，他就必须承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统计学原理，否则他就是自相矛盾。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三段论是类逻辑能让人信服吗？
对于“类的逻辑”一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类之间的关系为依据研究有效推理的理论；另一种是，以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妨称后者为“类的理论”。程先生认为，三段论是类的理论，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程先生列举了塔尔斯基、希尔伯脱、布尔和文恩等人对三段论的评价或解释，并作为“三段论是类的理论”的佐证。其实，程先生所引的塔尔斯基的话并没有说三段论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基本规律及其关系。我可以按程先生指责我的方式说程先生没拿塔尔斯基的看法当回事。欧拉和文恩用两个圆的相互位置表示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直观地看出，传统词项逻辑所给出的三段论式都是有效的。他们这样做是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三段论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段论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
现代的逻辑史学家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使用量词和个体词，或者不用；或者把三段论构造成公理系统，或者构造成自然推演系统。现代逻辑史家们根据类之间的关系研究三段论，因此，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现代解释基本上都是类的逻辑，但却不是程先生所说的“类的理论”（包括类演算的解释）。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构造的系统能否很好地刻画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而不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现代的逻辑史家们不仅要求他们的系统能够推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而且还希望他们的解释能够忠实于亚氏的理论，即在证明方法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方法保持一致。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始终不能尽如人意。现代逻辑使用的是人工语言，而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是自然语言，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很可能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与其现代解释之间的差异不无关系。逻辑载体与逻辑本体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比程先生想象得要更加复杂。
三、关于逻辑本体
我和程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三段论是否类的理论，而在于对“逻辑本体”的不同理解。对“逻辑本体”看法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我与程先生对“是”与逻辑之间关系看法的不同。我认为程先生对逻辑本体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程先生则认为我误解或曲解了他的观点。究竟笔者是否误解，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了程先生？下文将根据程先生的文本对我的看法做出说明。
程仲棠先生为了不使读者产生误解，特别对“逻辑本体”做出了说明。程文认为：“鉴于‘本体’一词在哲学上充满歧义，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逻辑本体’的概念。在本文中，‘逻辑本体’是与‘逻辑载体’（指语言）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逻辑本身’。追问‘什么是逻辑本体’，就等于追问‘逻辑是什么’，或‘逻辑研究什么’，所以，‘逻辑本体’、‘逻辑本身’与‘逻辑的研究对象’，实质上是同一概念。”原来，程先生说的“逻辑本体”是逻辑本身，也是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本身？这是什么样的逻辑？什么逻辑以其自身为研究对象？笔者愚钝，难以从程先生这“进一步”的说明中了解“逻辑本体”的真谛。也许，程先生是想说，逻辑本体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即使如此，笔者仍然不知道程先生的“逻辑本体”是什么。“x本体是X本身，是x学的研究对象”，有谁能从这样的叙述中得知“x本体”是什么？既然从这样的说明中找不到答案，笔者只好从程先生关于逻辑本体的其他叙述中寻找理解逻辑本体的线索了。
程先生认为：“语言只是逻辑的载体，而非逻辑的本体（即逻辑本身），逻辑的本体是唯一的，逻辑的载体是多样的，逻辑的本体与载体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所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述同一的逻辑本体。”显然，程先生的逻辑本体不会因为载体的变化而变化。一堆石头可以用货车承载，也可以用船承载，还可以用飞机承载。载体的不同不会影响它们所承载的是同一堆石头。程先生是否认为，逻辑本体与逻辑载体的关系和这堆石头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类似？石头是时空中的存在，而逻辑本体却不是。虽然程先生避而不谈逻辑本体的存在问题，但是他大概不会认为这“唯一”的逻辑本体是不存在的，否则逻辑载体将无所承载。这种“同一的”，可以为不同语言所承载的逻辑本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程先生对三段论逻辑本体的看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程先生认为，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三段论的“每一个词项变项S、p、m都解释为一个任意的类，每一个类都可以代表任何一个特殊事物的类，例如，生物学中的类，物理学中的类，它们是一切特殊事物的类的最高抽象，这种抽象的类概括了一切特殊事物的类所共有的普遍属性，而舍弃了它们的全部特殊属性。可见，词项逻辑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三段论的类是对“一切特殊事物的类的最高抽象”。显然，这种抽象只能由人来做。既然程先生否认了逻辑本体存在于柏拉图世界或其他的神秘地方，那么，作为抽象结果的逻辑本体只能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承认存在于思想中的抽象实体并不意味着程先生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然而，程先生不仅认为传统词项逻辑的逻辑本体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而且还认为它就是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程先生说：“显然，事物的类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不是语言中的‘理法’，而是客观世界中的‘理法’，没有西方语言依旧有这种‘理法’，任何语言都可表示这种‘理法’。这种‘理法’就是传统词项逻辑的本体。”
从程先生关于逻辑本体的叙述中我们得知，逻辑本体：（1）是唯一的，独立于语言载体的；（2）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3）是客观世界的“理法”。程先生的逻辑本体是一种客观的思想，其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理法”；第二，它对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使用不同语言的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其实，这两方面的客观性都值得怀疑。
逻辑本体既是思想中的存在，又是客观世界的“理法”，按照符合论的标准，这样的东西是绝对的真理。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与客观规律本身不是一回事。思想是如何成为绝对真理的？程先生对此应该做出一点认识论的说明。如果除了三段论之外的其他逻辑理论也有逻辑本体的话，程先生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为演绎逻辑提供一个辩护。
思想是个人的，逻辑本体是公共的。作为逻辑本体的思想是如何获得公共性的？且不说古希腊人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人思想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程先生能保证两个孪生兄弟的思想是同一的吗？
三段论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放之古今而皆准，这里的关键在于“放”。如果不“放”的话，会怎么样？说得具体一点，三段论的逻辑本体对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人来说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程先生对张东荪把逻辑载体当做逻辑本体的批评就不能成立，因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逻辑本体。如果存在，如何证明中国古人抽象出了与古希腊人相同的逻辑本体？相同的客观规律不能保证这一点。程先生似乎不认为中国古人抽象出了三段论的逻辑本体。“孟子的推理与命题逻辑的推理规则和词项逻辑的对当关系不谋而合，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发现了命题逻辑或词项逻辑的什么规律规则”。如果中国古人没有抽象出三段论的逻辑本体，那么，尽管是一种客观的思想，说它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存在的，这是毫无意义的。
程先生的逻辑本体不依赖于语言。程先生是否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外壳，人们的思维可以不依赖于语言进行，他们在头脑中形成与语言无关的思想，说话只不过是用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脑科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壳，而且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如果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断言思想可以不依赖语言，不能断言中国古代没能产生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与语言载体无关。
这种既客观又独立于语言的逻辑本体难道不是形而上学的？程先生要想说明逻辑本体与形而上学无关，就应该对其客观性做出说明。指责对手望文生义，是后现代主义的迎合者，是空头逻辑学家的“粉丝”，这恐怕不够，程先生还需要给出一点论证。不给出论证，要想甩掉“形而上学”的帽子恐怕没那么容易。
现代逻辑早已放弃为思想立法的企图。逻辑学家们不再要求公理的自明性，他们可以采用直观上不成立的公式作为公理来构造逻辑系统。构造逻辑系统的原则是一致性。逻辑系统的有效性在于，系统中的定理在某种语义解释下是有效的，而这些语义解释只是一些数学模型，逻辑学家们不需要假定它们是客观世界的“理法”。对于现代逻辑来说，逻辑本体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
四、关于语言规则
程仲棠先生认为：“无‘是’即无三段论，来源于语言主义的逻辑迷误，即把逻辑的载体当做逻辑的本体。”如果没有逻辑本体，语言也就算不上逻辑载体了。三段论规定的是语言的使用方式，没有逻辑本体作基础，三段论的客观性就失去了依托。所以，程先生认为，将三段论看成语言的规则会导致逻辑观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只是一种看法。我们也可以说，三段论反映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无论是一种看法，还是一种认识都不能与客观规律本身画等号。我（或某名人，或大多数人）认为X是客观世界的“理法”，X就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样的做法才是主观主义的。程先生大可不必为了三段论的客观性而给它找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作为基础。
程先生对语言规则的客观性提出了一些问题。程文认为：“除了后现代主义者，无人否认逻辑是科学的基础，如果逻辑只是‘语言的规则’，那么科学岂不也只是‘语言的规则’，而与语言之外的客观事物或人类的认识过程完全无关？如果逻辑的普遍性与下棋的规则相似，那么科学的普遍性岂不是也与下棋的规则相似？但是，不同的民族或文化就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或下棋规则，如此推论下去，岂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或文化就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科学，而人类则没有共同的逻辑和科学？”对这些问题可做如下回答：
第一，逻辑是科学研究的工具。笔者孤陋寡闻，对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不知道哪位后现代主义者否认逻辑是科学的基础。我知道的是，亚里士多德有一本书叫《工具论》；培根有一本关于归纳的书叫《新工具》；现在的许多逻辑学教材都说，逻辑是认识自然和正确思维的工具。把逻辑看做工具一直都是人们的共识。工具是可以换的，当一种工具不合用时，我们可以对工具进行修改，必要时还可以换用其他的工具。当经典逻辑不合用时，人们可以对经典逻辑进行修改；在研究量子力学时，人们可以用与其他逻辑理论有很大差别的量子逻辑。科学的作用是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我们可以将逻辑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却不必给科学预设一个基础。
第二，传统词项逻辑的语言规则不是随意制定的。逻辑与下棋有相似之处，但却不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下棋是娱乐的手段，而逻辑则是推理的工具。这样的不同也导致了逻辑规则与下棋规则的不同。人们在制定下棋规则的时候，除了公平、输赢等与下棋本身有关的因素外，不必考虑其他的因素，而人们在制定逻辑规则的时候考虑的则是，这些规则能否保证推理的有效性。逻辑规则的制定要受语言的制约，特别是传统词项逻辑的规则要受自然语言用法的制约。它们直接来源于自然语言的用法，是人们从推理的角度对自然语言的用法所做出的概括。自然语言的用法不是由哪个人规定的，而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传统词项逻辑规定的只是语言的用法而就断定其与语言之外的客观事物或人类的认识过程完全无关。
第三，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寓于语言的结构之中。逻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理法”也不会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程先生所谓的“逻辑本体”，其实不过是对逻辑系统的语义解释。一个逻辑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语义解释。例如，一个模态逻辑系统可以同时有代数语义学的解释和关系语义学的解释。程先生是否认为，一个逻辑系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逻辑本体呢？传统词项逻辑的有效性是由其规则保证的。从亚里士多德建立三段论到欧拉用类之间的关系对三段论做出解释，中间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一事实说明，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寄托于语言的结构之中；即使对“逻辑本体”一无所知，仅凭三段论的规则，人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推理。欧拉、文恩不仅需要把词项解释成类，而且还需要分析传统词项逻辑的命题形式和推理规则才能得到三段论的语义解释。没有三段论，就没有三段论的语义解释；没有语言规则，人们就无从发现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的“理法”是随着语言的构造而生的。
第四，人类共同的逻辑不以逻辑本体为基础。逻辑之学起于西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古代文明都没有产生出仅仅依赖于语言形式的推理理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逻辑学也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有共同的逻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逻辑要以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为基础。人们在接受一种逻辑理论时，除了接受这种理论的语言规则外，也接受了它的语义解释。人们之所以会接受一种逻辑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推理的工具。使用逻辑工具进行推理是人们的一种策略，是理性的选择。至于该理论的语义解释是不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样的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争论好了，逻辑学家可以不予考虑。这如同，物理学家假设电子、中子、质子存在，这样的假设可以使物理学家建立起更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的理论，至于这些基本粒子是否真实地存在，这样的问题留给科学哲学家们去争论好了，物理学家可以不予考虑。我们可以用几何学的发展来说明为什么逻辑本体是不必要的假设。非欧几何出现之前，人们坚信欧几里得几何所刻画的空间就是现实空间。借用程先生的术语，现实空间的性质是几何本体。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出现后乏人问津，因为人们觉得这样的几何学所刻画的空间不是现实的空间。在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以后，非欧几何才在数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爱因斯坦在建立广义相对论时应用了黎曼几何，这才使得非欧几何的影响超出了数学界。非欧几何改变了人们对几何与现实空间关系的看法，几何学不必建基于几何本体之上。同样的道理，逻辑学也不必建基于逻辑本体之上。
五、关于古汉语的特点及其对逻辑研究的影响
用没有系词的文言文可以表述三段论，但是，中国古代先贤却没能建立类似于传统词项逻辑的推理理论。其原因是否与古汉语的特点有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与程仲棠先生有不同的看法。程先生认为：“一个文化何以能够用某种语言表述或转述三段论，而不能用同一语言创作三段论，原因显然在语言之外。”程先生所说的语言之外的原因，是指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注重政治、伦理的倾向。“在中国古代，何以逻辑萌芽不能发展为逻辑学？根本原因在于：与希腊文化的认知主义取向相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政治和伦理价值主宰一切，压倒一切，一切以‘内圣外王’为依归，使得价值中立的逻辑根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笔者以为，古汉语的特点对中国古代的推理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政治、伦理问题固然是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但却不是全部问题。战国后期，许多与政治、伦理无关的问题也成了人们讨论的对象。例如，公孙龙的白马、坚白之论，惠施的“历物十事”，以及后期墨家关于语言、论辩的讨论都与政治伦理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游说、养士之风的兴起，论辩技巧成了当时士人的晋身阶梯。虽然与古希腊的社会环境不同，但仅就论辩之成为风气而言，其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程先生所说的“逻辑萌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先秦诸子，特别是名家和后期墨家对许多与论辩有关的问题都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学术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国并非没有产生逻辑理论的可能。程先生把中国古代没能产生形式逻辑理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古代文化“使得价值中立的逻辑根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理由并不充分。
用没有系词的文言文可以表述三段论是一回事，用没有系词的古代汉语建立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是另一回事。要建立形式的推理理论，首先应该给出命题的表示形式。传统词项逻辑的命题形式是从自然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尽管有的命题形式的用法与自然语言的日常用法稍有不同，但它们都是自然语言的合法句式。从带有系词的古希腊语中抽象出这样的命题形式比较容易，而从没有系词的古汉语中抽象出这些命题形式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S是p”和“S者p也”这两个句式的用法来说明这一点。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9
一、引言
《韦氏国际词典》（webster’s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第三版将“理论”定义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假设，概念和实用原则所构成的系统。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而结构是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构成物质的基本要素或元素，二是这些元素或要素在整体中的作用及排列组合，即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财务管理理论结构，这一从财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度概括性质及指导意义的概念体系，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否则就会导致财务管理理论的贫乏和层次低下。
二、现有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主要观点
财务本质起点论。该观点认为“财务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财务的独立性，财务的种种独特形态，乃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从完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财务质的界定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理论性的范畴,会与实践环节相脱节,并使一些争论难以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财务本质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发展的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的理论结构也必然不稳定;另外，在财务教学中,教授以财务本质为起点的财务管理知识,既不利于学生掌握财务理论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逻辑规律,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财务实际问题的能力。
1.假设起点论。该观点主张以从财务环境及其内在规律概括出来的假设为逻辑起点，并认为“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环境决定假设。并且，现实的财务管理的实践必假设复杂的多，因此该观点不适宜作为逻辑起点。
2.本金起点论。著名财务故管理学家郭复初教授认为：“本金是指为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然而，本金的界定本身就是个问题，过分的强调本金的界定又会变成纯理性的探讨，这就和财务本质论相似，无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问题。
3.目标起点论。该观点认为财务管理活动是有目的行为，只有合理的确定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该观点有效的解决了实践与理论的接口问题，并且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地位，有利于更好的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然而该理论只是对财务管理目标这一实践要素的理论性认识，而不是揭示财务管理实践一般规定性的基本概念，因而它不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要素。 三、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著名财务学家王化成认为：应当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来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他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理财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说财务管理活动决定了其对象，进而决定了其职能，进而决定了原则，程序。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脱离了环境来研究财务管理理论，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此来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笔者认为该观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完善。首先，逻辑起点不一定局限于只有一个，另外，财务管理环境受政治，经济，法律，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会使整个理论体系不稳固，但不能抹杀其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此提出财务管理理论逻辑起点的双重起点论。即财务管理环境和财务本质的双重起点论。
管理的逻辑关系篇10
关键词:呼叫中心;J2ee;排班管理;erlangC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0)01-235-03
排班管理是一个优化决策系统,它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客服代表绩效为目的,即根据客服中心制定的服务指标、排班规则、人力资源等条件,利用决策优化理论合理安排客服代表的排班、休假,以使客服中心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目前流行的排班管理方式主要是基于手工排班方式,这种排班方式受约束多,困难多,如:1)计算繁琐、耗时;2)获取数据困难;3)难以实时观察到话务量的变化趋势;4)难以安排处理多技能的座席;5)难以满足员工的愿望;6)难以分析员工的选择等。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都会导致预计员工座席数量与实际需求数量的偏差,如果预计的员工数量少于需求,就会降低呼叫中心的服务水平,反之,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增加,降低运营效率。可见,这种排班管理已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了,然而,采用自动排班的算法如基于优先级自动排班算法pCSa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基于多目标优化的遗传算法、基于erlangC函数的数学模型、回溯算法等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本文通过制定erlangC参数和利用历史话务数据来进行坐席数预测、话务预测,进而生成坐席和话务的预测曲线,最终实现安排不同时间段和技能组的工作班以及在突发事件中调整工作班等功能。
1erlangC算法介绍
1.1erlangC算法的基本思想
erlangC的计算方法通过计算静态的等式来预测排队时长、员工工作量和最佳的员工排班水平,并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满足服务水平目标所需要的人员数量以及中继线数量。当给出设定的员工人数以及确定的来电数量时,该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电延误接听的数量。基于erlangC可以计算出多个不同服务水平状态下所需要的不同的员工人数,排班管理人员只需要挑选一个最接近于或者等同于所设定的服务水平指标的一组数值,就可以确定在一定量的来话次数情况下,要满足设定的服务水平指标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并可以了解任何一个时段在排定不同的人员服务水平时的队列情况及员工负荷情况。
1.2关于erlangC函数及其应用说明
erlangC公式基于泊松分布模型、计算话务量、服务水准与所需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
erlangC公式假定:在一个呼入型呼叫中心内,当顾客来话时,如果话务员不能立即接听电话,该电话将进入等待队列。
erlangC公式还假定:所有的话务员在当班期间可以一直接听电话,不会休息,也不会处理与电话无关的业务。这一假定与实际情况不同。
erlangC公式再假定:当顾客电话进入等待队列,顾客将一直等待,从不挂断,直到该电话被接听。这一假定也与实际情况不同。
总之,基于erlangC函数的数学模型,在计算呼入型呼叫中心的人力资源需求时,并不能反映实际工作的全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对数学计算结果做进一步的人力资源调整。
本系统在计算时采用的erlangC公式如下:
1)函数计算需要的三个输入参数:
呼入电话数量(个/小时),即对于特定的时段,呼入电话的平均数量。
平均处理时长(秒),即从话务员振铃,到完成呼叫并准备接听下一通电话,话务员处理一通电话的平均时长。
服务目标(秒),即可以容忍顾客(平均)等待的时间。这是一个服务目标,通常根据呼叫中心的经营要求设定。
2)基于服务目标,函数计算给出一个重要的输出参数:
最少人员需求,即所需要的当班话务员的最少人数。
3)基于特定的话务员数量,函数计算给出一组输出参数:
话务员,即当班且能够全力接听电话的话务员人数。
延迟率,即有多少顾客进入等待队列。
平均应答速度,即无论顾客是否需要等待,其在等待队列中的平均时间。
占有率,即话务员用于接听电话的时间占其全部工作时长的比例。特别注意:我们假定话务员不休息,也不会处理其它非话务事务。
服务水准:顾客电话在服务目标时限内被接听的比例。特别注意:我们假定所有电话均不会被放弃。
2系统设计
2.1系统功能模块划分
排班是指在对服务历史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预测模型对未来业务量进行预测,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合理安排服务人员值勤班表,以满足实现服务目标的过程。
排班管理包括对排班提供业务量预测、人力需求预测、排班生成、班务调整、结果监控等方面的管理。
1)业务量预测包括预测数据源、预测模型、模型参数、统计粒度、拟合度、预测周期、预测结果的展示、业务类型统计以及客户类型与技能预测结果的关系。
2)人力需求预测是指根据业务量预测的结果及期望的服务水平(满意度)、员工的工时利用率参数对各时段需要的人力进行预测,为自动排班作参考。
3)班表生成是指基于人力预测的结果,根据系统中实际人力资源及排班条件,为预定时段内自动合理安排人力资源的过程。
4)班务调整是指在自动排班结果的基础上,根据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如请假、换班、加班等班务调整申请,对排班结果进行人工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5)班务监控是指对某一时段现场业务量产生的实际人员需求和当前班表设定的人员数量进行实时监控和比较的管理过程,班务监控的结果可以作为班表实时调整的依据。
2.2基于J2ee实现方式
下面通过分析设计排班管理功能的实现过程来说明该系统基于J2ee的实现方式。该系统是在J2ee平台上设计开发的,其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为了充分满足排班管理在安全性、稳定性、实用性、可移植性、易扩展性、易维护性等方面的要求,排班管理采用基于Java平台的J2ee技术体系,采用JSp、Servlet、eJB、XmL等编程技术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将复杂的业务逻辑、流程控制逻辑和数据存取逻辑通过在不同的技术层面上实现,并通过应用服务器实现业务逻辑的快速部署和灵活调整,以充分保证数据库系统能被安全可靠访问。
2.2.1数据访问层的设计与实现
数据访问层在整个系统中的逻辑位置如图2所示。
数据访问层位于业务逻辑层与数据层之间,封装了所有的数据访问操作,也是业务逻辑层与数据层交互的唯一接口。数据访问层的实现策略对排班管理的性能与伸缩性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业务逻辑层不以高效的方式与数据层(oracle)交互,则系统将是低性能的且不可伸缩的,由此,数据访问层采用了以下的实现策略:
1)oracle对标准SQL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扩展,使用这些扩展对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与提高系统的性能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数据访问层不引入支持数据库平立的第三方持久性框架(比如:Hibernate),以避免第三方框架带来的对SQL的限制、性能代价和配置复杂性。
2)数据访问层对JDBC进行轻量级的封装,隐藏JDBC使用的复杂性,为业务逻辑层提供简单一致的接口。
3)数据访问层使用J2ee应用服务器的连接池与数据库进行连接,系统使用连接池管理类统一管理数据库连接。连接池管理类在系统第一次获取数据库连接时,使用JnDi查找数据源,然后缓存查找到的数据源,便于以后获取连接时不需再进行数据源的查找,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获取连接的性能。
4)数据访问层提供给业务逻辑层的接口不需要业务逻辑层获取与关闭连接。数据库连接的获取与关闭封装在数据访问层,由数据访问层确保可靠的关闭连接,避免数据库连接泄漏。
5)数据访问层不进行事务(transaction)管理,事务是业务逻辑的一部分,由业务逻辑层的eJB容器管理事务。这降低了数据访问层的代码复杂性,增加了事务管理的灵活性。
6)数据访问层支持通过绑定变量的方式与oracle交互。使用绑定变量的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①可以减少SQL语句的硬分析,节省CpU时间;
②可以优化SQL共享区的使用;
③可以减少拴锁(Latch)的数量。
④事务处理型应用通过绑定变量的方式与oracle交互是构建一个可伸缩与高性能系统的关键,如果系统不使用绑定变量的方式则肯定是不可伸缩的。
2.2.2业务逻辑层的设计与实现
业务逻辑层定义统一的业务api(业务接口)且实现业务接口。业务逻辑层的功能示意图如下:
从图3可以看出,业务逻辑层的实现必需满足以下要求:
1)能满足各种客户端(J2ee客户端与非J2ee客户端)调用的要求,业务逻辑层是呼叫中心排班管理的统一业务api,任何业务操作都通过调用统一的业务api完成,从而确保业务口径的一致性以及业务逻辑变更时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2)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客户端的本地(Local)调用与远程(Remote)调用。
3)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客户端的同步(Synchronization)调用与异步(asynchronization)调用。
4)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可配置的声明性事务管理,事务逻辑是业务逻辑的一部分。
5)业务逻辑层能支持集群的部署,以提高性能、可靠性与可伸缩性。
6)根据业务逻辑层的实现要求,排班管理的业务逻辑层采用了以下技术:
①无状态会话eJB(Statelesssessionbean);
②webService,把eJB实现封装成webService服务,这样,同一个业务逻辑的eJB实现既可支持eJB的调用,也可支持基于webService的调用。
2.2.3表示层的设计与实现
表示层的主要功能包括:生成用户界面、显示用户界面、响应用户的操作、采集用户的输入、调用业务逻辑层提供的接口(业务代表)完成业务操作等。表示层的逻辑位置示意图如图4。
2.3数据对象设计
排班管理应用涉及的数据对象包括班表、排班规则、服务人员、班务调整申请、预测模型和历史数据等,如图5所示。
排班管理应用涉及的数据对象的实体关系如下:
1)班表制定依赖于历史数据和预测模型。
2)一个班表必须包括一个或多个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应该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班表。
3)排班规则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班表,班表不一定限定排班规则,因此一个班表对应零个或多个排班规则。
4)服务人员可以提交班务调整申请,一个服务人员对应零到多个班务调整申请。
5)班务调整申请必须由服务人员提交,因此,班务调整申请可以对应一个或多个服务人员。
6)班务调整申请的批准结果会影响到班表的调整,因此,班表依赖于班务调整申请。
3结束语
该系统采用了三层结构的设计方案,给出了此次开发的呼叫中心排班管理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排班算法的模型以及基于J2ee的实现方式。由于此设计方案是在J2ee平台上开发的,所以该系统可以很好地与其他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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