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1
关键词：动画短片；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随着商业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景点的商业化使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甚至濒临灭绝，一些非物质文化因被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而名存实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变得异常困难。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子孙后代的文化，这是全人类都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加丰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和生活环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商业化。那么，如何更好地对我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如何对面临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维护，以及如何让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国家需要重视的工作。当今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可谓丰富多彩，收到的成效不尽相同。据相关调查发现，动画短片作为青少年喜欢的娱乐影像，是一种不错的文化载体，作为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的载体，自然就担负起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广泛传播和保护传承的重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动画短片的创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肩负起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画短片的关系
1.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所总结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较为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各种口头表述，社会风俗、传统手工艺、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戏剧和自然界宇宙相关的实践知识。所谓口头表述，是指在民间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史诗、神话故事和民间各种传说等，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口头讲述世代相传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风俗、礼仪和节庆是指在民间传至现在的民俗民风、原始生活方式和有代表意义的婚丧嫁娶礼仪，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身份礼仪、季节或宗教仪式等，都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内。传统手工艺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传统冶炼、陶瓷技术、中医针灸刮痧拔罐、美术塑像雕刻艺术，还有缫丝、染色等纺织技术，以及文身、穿孔和彩绘等濒临失传的人体艺术。传统表演艺术主要是指传统的经典戏剧，如京剧、秦腔、昆剧、越剧等，当然传统的经典音乐、歌舞剧、民间杂技表演、皮影玩偶的表演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如某些民族对宇宙、时空、巫术和宗教的信仰，对各种图腾的崇拜、对自然气象和天文地理的预言，以及古代传下来的农耕知识等都是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1.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载体还是物质因素的，其传承是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的，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实就是依靠传承者一代代口传身教传承下来的。像戏剧、剪纸、泥塑、川剧中的变脸和木雕等精湛的技艺，都需要一代代传承人不断地创新和钻研。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和传承离不开每一代传承人，要想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永久保存，就必须加以传承。传统的传承方法就经过传承人口传心授，把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但这种单一的传承方法容易导致文化遗产失传，所以不再适用于现在社会的发展。因为传承人的老龄化以及青少年不感兴趣，所以一些手艺就很难传承下来。例如，变脸、泥塑、木雕等手艺的传承会存在一些传统的规则，一些手艺的组训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无疑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传。
1.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动画短片之间的相互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传与动画短片创作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动画短片创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为现代动画短片的立题提供了新的素材，为传统内容的重复利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这样就会使现代动画短片既具有现代文化气息，又具有传统的文化底蕴，这无疑提高了动画短片的艺术境界，其市场会更加开阔。另一方面，动画短片的创作如果融入我国内容和形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以另一种新的姿态与世人见面，从而不知不觉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备受人们欢迎的动画就会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中，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2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灵活地运用到动画短片创作中的策略
2.1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动画提供丰富的素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动画的创作提供相应的素材和话题。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洗礼以及世代传承人的保护和创新后沉淀下来的国家文化的瑰宝，其资源丰富，内容博大精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现代动画作品的创作提供新的素材，可以为动画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例如，《三打白骨精》里面就运用了剪纸这一文化元素，把剪纸作为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使这部动画片取得了成功，这样既有利于动画片的发展，丰富了动画片的取材范围，不再局限于纸上绘画，而是将各种形式的元素作为动画片的素材，拓宽了动画的领域，大力拓展了动画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再如，现代流行的动画短片《武松打虎》就创新性地加入了皮影这一艺术元素，动画片中人物的栩栩如生和动作的形象逼真都归于皮影的艺术性，这样大胆的尝试令观众耳目一新。
2.2在动画短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动画短片是集影像、音乐、声音、动作和艺术创作于一体的传播媒介。我们在动画短片的制作中适当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不仅可以为现代动画片提供话题，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提供沃土。根据相关的文献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早就应用到了动画短片中，主要动画作品有《金色的海螺》《人参娃娃》《猴子捞月》《纸人国》等。这些动画片融入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主要有剪纸、皮影、相声、小品、戏曲等。这些动画片的元素多种多样，比如皮影的动画片多以侧面为主，画面也会采用中国红为基础色调，从而呈现出皮影戏所特有的舞台效果，这样的动画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元素传播得更广。这样不仅为我们的青少年普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保证了动画事业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
3动画短片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
3.1动画短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需具备的条件和要求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提出了有关建议，认为现代动画短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传承的有利媒介载体，是因为动画短片自身具备作为传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要的条件和要求。总的来说，动画短片具有的特点：一是普及性和大众性；二是其是一种传媒工具，具有媒介特性；三是其本身就是文化载体，具有传播文化的作用。所谓动画短片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就是指动画短片的播放不受年龄和地域的限制，动画的教育意义浓厚、精神价值观正确，接受度高。动画片还可以跨越国界和民族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从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得更为广泛。提到动画片的要求，就是要对内容丰富、形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选择，也就是取其精华加以创新利用。
3.2动画短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载体的优势
动画短片是集影像、音乐、声音、动作和艺术创作为一体的传播媒介。其具备作为传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动画短片的优势主要为具有时空性、大众性、草根性、文化艺术性以及启蒙性。动画短片可以把历史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重拾起来进行整合，让其出现在动画片的荧幕上，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另一种姿态与世人见面，从而不知不觉地融入现代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
3.3动画短片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文化泛滥，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积极地探寻能够担负起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载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研究发现，动画短片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传承的媒介。动画短片具有的优势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动画短片有机结合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为现代动画短片的立题提供了新的素材，各自发挥优势，取长补短，使两者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从而使动画短片的发展更好地带动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4结语
在当今经济时代下，动画短片的创作要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元素，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借助具有民族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积极汲取日本和欧美的动画创作方法。只有我国动画行业实现蓬勃发展，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保护、传播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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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元素在网络动画中的应用［J］.四川戏曲学院，2015（3）：56-57.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2
关键词：非遗传统村落传承生产性互存
一、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内涵
（一）传统村落传承人的概念
传统村落传承人一般可以分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是整个传统村落传承人群体的总称。国家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十分重视，近些年来通过立法，普查，申报审批等工作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这其中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在不同地区也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抢救型保护”和“生产性保护”。抢救型保护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静态的温和的保护，层次比较低，局限于对一些濒临消失的传承人的保护，一般是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这种保护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对整个非遗保护的发展。
（二）生产性保护的模式
城镇化加快，传统村落“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原始的“抢救型”保护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生产性保护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模式并不是指把传统村落产业化，变成物质产品，或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对现有的传统村落进行可持续性的，可传承发扬的文化活动。这种模式下的保护，有利于解决当下越来越多传统村落传承人边缘化，消失化的状况。一方面生产性保护模式它在理念上和成果可预见性上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比如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就有规定：“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非遗传承人受到巨大冲击的不利形式下，这种保护模式可以弥补过去保护模式带来的问题。
二、对贵州非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贵州非遗保护和全国其他各地的非遗保护一样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贵州的省级非遗保护发展规划中可看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得到不断的重视和提高，表示在未来几年贵州的非遗保护活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保护过程中，尤其是在古村落的保护中存在着这三点问题。
（一）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专业队伍建设缺乏
贵州在非遗保护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法律健全上，在制度规范上缺乏有效的指导。贵州是个非遗大省，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传统村落较多，管理规范上更加的复杂和困难，所以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护。当下，贵州非遗保护中的有关部门和人民首先是观念上没有很重视，而且普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使得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没有及时，在时效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次，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队伍，尤其是贵州县级以下的地方，恰恰也是与传统村落最接近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管理秩序紊乱，部门之间缺乏有力的协调协作，也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人员不足，人员不稳定，人员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差等问题比较严重。这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有着很不利的影响。
（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力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相关部门之间，部门和社会之间应该要鼎力合作，才能让整个贵州地区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上加以重视。对民众而言，即使自身作为传承人，也不清楚传承人的含义，不知道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更不知道要如何去保护传统村落，以传承人的身份将传统村落的文化l扬与继承。但是贵州现今的相关部门并没有把这种知识，意识传播到群众中去，从省到市到各县、区，抢救保护工作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专家身上。要知道，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仅仅靠政府，靠专业人士是不够的，必须要政府和社会，社会和个人配合起来。
（三）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界限模糊，职责不清
贵州非遗保护，就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中，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保护人是指对传统村落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如政府部门，学术媒体界等，传承人是指对本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传承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叠加或者混乱，有些保护人甚至会干涉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这很可能产生伪遗产。就拿贵州榕江县的大利侗寨为例，大利侗寨作为第一批国家审批的传统村落，生态文化保护良好，非常具有侗族特色。那么保护人应该是榕江县及其以下的相关部门，如文化局，媒体部门，保护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制定规则制度，进行宣传报道等。而传承人则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对本村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保护人的帮助下，进行文化生产活动，可以和市场相结合，进行保护性的创造并弘扬传承下去。
三、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互存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生产性保护在传统村落传承人保护中，是一种高级层次的，而且有成效的模式。两者存在着互存的关系。
（一）传统村落传承人是生产性保护的重要对象
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现阶段，生产性保护是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人最有效的方式。传统村落传承人是传统村落传承的主体，要想传承传统村落的文化，就需要生产性保护的推动。生产性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第一，政府主导，进行公益性质的开发保护。比如政府有关部门保护人可以在了解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下，为了开发传统村落的价值，更是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对传承人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支持，以避免传承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认识不清而摒弃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能和文化。第二，需要市场的指导。虽然生产性保护不等同于市场开发，但是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也需要和市场相融合，比如再次以大利侗寨为例，传统村落中民俗文化丰富，如侗族的服饰，那就可以将侗族的服饰文化转变成可以发扬出去的服饰文化产品，也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感受到侗族服饰文化的魅力。第三，文化生态的主导，这方面需要媒体方面的保护人，在生产性保护中，媒体文化部门保护人需要保护的是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可以把开辟出文化示范区，不仅让传承人们觉得自豪，更愿意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给全国其他地区起到了提醒作用，对整体的非遗保护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传统村落传承人对生产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村落继承人，是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他的职责重大，首先是他需要是传统村落的土著居民，对本村落的文化历史非常得了解，其次他需要有清晰的意识，即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必须要得到传承，不管世界，社会如何变化，我需要把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民俗民风传承下去。在这种伟大的使命下，对于生产性保护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激励作用，传承人负责传承，生产性保护负责保护，各司其职，为本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性发扬合力前进。两者的互存关系在新时代环境下必须存在，而且肯定会存在，这种互存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传统村落传承人素养观念的改善，有利于对本村落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生产性保护这种模式越来越被全国各非遗地区采纳，引用，这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遗产中的传统村落是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其中的民俗民风，生态文化等都对整个非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传统村落传承人作为传承的主体，有荣誉，也有责任。生产性保护作为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模式，更是至关重要，不仅承担着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人的重要职责，而且还要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在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上，需要进行创造性的保护。本文以贵州非遗保护为例，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分别讨论的基础上，厘清了两者的关系，即互存p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两者的互存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贵州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村落传承人，如何进行生产性保护，这对于贵州各级部门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对于全国各项目的非遗工作也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唐芒果，孟涛.武术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生产性保护模式及其路径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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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中元.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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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8-02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明显存在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其探寻出路。
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cultural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关于“非遗”的内涵，国内学者白云驹做了广义和狭义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广义的“非遗”除特定的口头文化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文化。而狭义“非遗”则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文化范畴。张春丽和李星明将“非遗”的内涵界定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器具、工艺品等；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全面总结了“非遗”的研究领域与保护范围。而刘玉清在列举了“非遗”的各个具体实例后，认为“非遗”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以民俗形式出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和功能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遗”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概念和内涵不是很清晰，这不利于我们对“非遗”制定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所以对“非遗”的特征、价值及功能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非遗”。
王宁对保护“非遗”的难易度方面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他总结出：高度的个性化、浓缩的民族性、传承的经验性这三个特点。贺学君沿“生命”本性深入考察，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是他归纳出的特征，他强调，“非遗”只要还继续存在，就是生动鲜活的，“有灵魂的”是“非遗”的本质表现。而费安玲从法律性质将“非遗”的特征理解为：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利益性和传承性。
“非遗”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方面，同志在全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优良传统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而韩基灿则从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谐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八个方面研究“非遗”的价值，并将其意义总结为四个“有利于”。刘魁立从人类视角出发，认为“非遗”具有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从旅游者角度出发，“非遗”可以承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朱祥贵认为，“非遗”的价值不止是工具性价值，应该在保护深层次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人作为传承主体承担对“非遗”相应的生态义务和责任。
三、国内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内学者对于“非遗”的发展现状有持乐观态度的，同样也有否定批判的。
刘魁立在以分析的态度对待“非遗”时表示，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遗”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张晓雁则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存消极态度，她认为由于传承、利用措施不落实，以及人们对“非遗”的忽视，我国“非遗”名存实亡。乔晓光也认为，我国“非遗”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但也消失较快。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识不够，缺乏智能资源、法规措施和抢救保护资金，并且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
而李春霞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做出的成绩，又指出了“非遗”的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2）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短缺；（3）过度的建设和“保护”开发行为，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4）许多地方与企业表面上热衷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旅游开发之实，而以保护“非遗”为名。
时吉光和喻学才从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非遗”转化为物质化的东西，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行列，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做到实处，也是国内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理解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
1.保护主体
保护主体在有效、有序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占有不可缺的重要作用。王文章对保护主体的界定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保护任务，但是工作目标却是一致的，只有各级保护主体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王文章认为的保护主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当中则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商界、新闻媒体是保护主体，书中认为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主导，他们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直接关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与王文章不同的是，苑、顾二人将商界和新闻媒体也归为保护主体的范围，尤其是对商界的肯定，会牵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
2.传承主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实际上，创造行为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间断，“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所谓传承主体，王文章认为，是指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传承人，即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与群体。他同时认为，保护“非遗”就是要保护好传承主体，他分别从传承主体、政府、领导干部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保护好传承主体。
陈映婕、张虎生在《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中提出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主体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以民间类文学传承人为例阐述了传承问题正是现在“非遗”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现已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认定传承人，并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不断细化深化。
（三）我国学界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法概述
面对我国“非遗”消失和濒危的现状，2003年党中央要求文化部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保护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在对于如何保护的措施上，我国学界的观点难以一致，就以王文章为例，他提出七点，其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是立法保护，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序进行。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基本物质保障，应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此外，还应将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与之相对应的是苑利、顾军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方法也有七点：（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2）开展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登记制度；（4）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5）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6）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7）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同时，林秋朔以昆曲的保护为例，指出要积极推进民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适当鼓励以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产业开发。
四、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理论概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纯保护很难实现，单纯保护不但会缺乏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展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要引入商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明确指出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商业化经营，二是产业化开发。二者并不相同，“商业化经营”指的是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作为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所谓的“产业化开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现代化技术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规模化生产或整体性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能否进入市场，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作者认为决定于该遗产原有的生存方式。至于产业化开发，作者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元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的产业化开发，例如将民间传说改编成电影。作者表明保护与开发必须要“分别实施”和“同时并举”，只有这样，才可为今后的产业化开发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4
1.功能与价值
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洪洞通背拳作为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洪洞通背拳成为研究武术文化很好的载体。
2009年5月，洪洞通背拳走进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栏目，在“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平台上进行了自我展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世人感受洪洞通背拳技术精湛的同时，其背后谜一样的历史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洪洞通背拳的起源至今尚无确切定论，洪洞通背拳与陈式太极拳的渊源关系也众说不一，其中洪洞通背拳始祖郭永福与陈家沟陈氏家族第十四世陈有孚为同一人的说法.更是给洪洞通背拳的起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洪洞通背拳的技术特点来看，其技术特点之一就是高度重视“缠法”。另外，该拳以九排子、一百零八式为母拳套路，原始风貌完整，又因与陈式太极拳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成为武术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颇具“考古”价值。对于这一稀有拳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洪洞通背拳的传承与保护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太极拳的兴盛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洪洞通背拳逐渐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2008年12月，洪洞通背拳成功入选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5月，洪洞通背拳走进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栏目，在“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平台上进行了自我展示，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2011年，通背缠拳名列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行列。
虽然洪洞通背拳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其背后还隐藏着诸多问题。如，欠缺相关理论研究、缺少传承活力、缺乏保护力度、宣传开发不足等问题。这些都将会是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如何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其发展关键。
2.1系统的理论研究欠缺
洪洞通背拳的整理、研究工作还相对滞后。有关洪洞通背拳的论著少之又少、目前洪洞通背拳的相关论著有：洪洞通背拳第六代传人樊一魁编著的《忠义堂图文本》、《拳经总论》、洪洞县流传的成丰年间手抄本《通背缠拳》(菊轩主人：通背第四代拳师)、田原先生编著成《洪洞通背拳正式》、《洪洞子母鞭杆七十二路》。对于洪洞通背拳的理论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历史发展、传播以及如何传承等方面论证不够充分。
2.2缺少传承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传承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传承人的复述、表演、制作，人们才能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因此，保护、培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然而，目前洪洞通背拳推广普及的主体较为狭窄，参与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青少年人群的比例较小。传承人群日渐稀少，让人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一珍惜拳种会慢慢的走向消亡。而且，这一稀有拳种传承范围十分狭小，并隐秘存在于某一区域(长期以来其传承仅限于洪洞县周边地区)，不为外人所知，即便知道也多不明其详。该拳种还面临着传承的濒危性，传人很少，在开放化的现代社会极易面临断代失传的危险。
2.3缺乏保护力度。
在洪洞通背拳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像其他一些地方较为相似的问题。如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洪洞通背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缺少法律保护的意识，同时，对于如何开发和如何保护等管理问题还缺少监督管理力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文化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安全”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念，保护民族文化成为各国重要的课题，“国家文化安全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战略”。面对全球的一体化进程，如何很好的保存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是维持文化多样性，是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坚持名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建设文化大国成为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可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深厚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增强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是从而加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
2.4宣传开发不足
洪洞通背拳这一稀有拳种之所以濒临消亡，其问题还在于传承范围狭窄，传承人较少、、而洪洞通背拳在宣传开发方面的不足，是造成这问题的原因之一。山西洪洞县拥有较多的旅游资源，当地在对文化景观进行宣传开发、投资的同时，却忽略了洪洞通背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山西省洪洞县不但有中华民族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大槐树，而且有“明代监狱”(苏三监狱)、佛教名刹广胜寺等旅游胜地。但当人们醉心于问祖寻根之时，却忘记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技艺。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将人文、历史资源优势与体育文化旅游很好的结合起来的结果，只是我们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3.洪洞通背拳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2011年，通背缠拳名列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行列。洪洞通背拳成功申请成为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明其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已经被世人所认可，洪洞通背拳作为山西洪洞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着地方的文化生命与内涵，应该在国家大力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抓住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突破。在发展过程中，应做到克服自身缺点，加强宣传、加强管理力度，促进其文化价值的实现。
3.1强化相关的理论研究
科学的理论支撑是一个学科和领域发展的基础。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发展保护也应该从强化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做起，体育史学、武术史学和地方史学的专家应该全面开展对于洪洞通背拳的历史考证。目前，关于洪洞通背拳与陈式太极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说纷纭，另外，对于洪洞通背拳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未解之谜”。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科学研究，早日展现其真实的一面。在重视洪洞通背拳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在实践过程中的发掘工作，武术拳种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随着时代的不同、习练者的不同，武术拳种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于武术拳种的保护还应当从实践发掘的角度去研究。体育理论工作者应通力合作构建起洪洞通背
拳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3.2引入学校并活性传承。
针对目前洪洞通背拳缺少传承活力，传承基础薄弱的现实，需要将洪洞通背拳这一珍惜拳种引入学校扩大其传承面。学校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将洪洞通背拳这一文化资源引入学校，是对其进行有力的保护的重要手段。同时，将其引入学校以后可以很好的利用学校教育力量，通过培养学生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可以实现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的作用。在学校设立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和科研优势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更好的保护。如由安徽亳州市市委宣传部、市体育局、教育局文明办联合举办的将五禽戏引入亳州市的各个学校。在学校中开展“晨诵弟子规，午做广播操晚练五禽戏”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对于五禽戏这一文化资源保护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这种探索给其他地区做出了榜样，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青年学生充满了激情与活力，他们是民族进步的中流砥柱，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培养大批的人才，这对于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将洪洞通背拳引入学校的同时，也要注意洪洞通背拳生存环境的保护，“努力营造适合无形文化遗产生存的外部环境与加强人才培养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只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匹配才能做到无形文化遗产的‘活保护”’当前，洪洞通背拳面临着传承基础薄弱的问题，将其积极的引入学校，使学校成为传承和保护洪洞通背拳的稳定力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出路。
3.3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立法保护是国际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通常做法，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例如日本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韩国于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两国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我国也根据新形势加强了对于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如先后颁布了《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有关文化的法律法规，又于2003年，文化部主持起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次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委会的建议下，该草案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样通过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有了法律的权威性作为保障还不够，对于文化保护的执行力还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目前非物质遗产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尽管越来越多的传统体育和竞技项目正进入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多流于形式：“重申报、轻保护”，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因此，加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文化管理部门应合作协调，不能出现管理“脱节”的现象。
3.4结合人文、历史资源优势，开发体育文化旅游资源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5
在李永军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会客区方桌上摆放着一尊邓小平的雕像，正如李永军所说，商海沉浮30年，小有成就，要感谢这个时代。
出生于山东的李永军，在房地产淘得第一桶金，而后进入投资领域，皆有斩获。3年前，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李永军将目光转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上，可谓独辟蹊径。
3年来，为了考察中国的非遗项目，李永军跑了29个省市，看了1000多个项目，而在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前门传统文化体验园区，永新华韵已经引进了几百个非遗项目。工作都在低调而稳健地向前推进。
在前门大街上，记者来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传承人姚惠芬的刺绣艺术馆，花猫戏蝶双面屏风、绸缎衣料等作品摆在顾客面前。人们不禁赞叹着苏绣工艺的精妙绝伦。姚惠芬本人与永新华韵合作，前者出作品和手艺，后者出体验场地、展陈规划和运营落位，在北京前门大街建设了这座展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而与此同时，其他非遗项目也在陆续进驻前门。
不仅在线下，李永军的战略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探索实践“1+n”平台模式，一方面依托“e飞蚁”国际非遗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线下互动经营，建立超过200万个全球非遗项目的大数据库，另一方面将各类非遗资源引入其开发的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区中。他计划在5年内，将前门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上海、西安、成都、深圳甚至巴黎、悉尼等国内外城市，像迪士尼一样，建立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吸引民众参观游览和体验互动。
学习爱马仕产业化非遗
9月22日，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李永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这是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最高奖项，他也成为全球首位在非遗领域获此殊荣的代表。李永军坦言，荣誉是肯定，也是激励。他将带领团队砥砺前行，继续将非遗项目做出生命与活力。
凭借多年商海拼搏经验，李永军对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和品牌延伸很有信心。他举例说，爱马仕原是法国的非遗项目，100多年前家族做马鞍出身。但他们适时将产品转型为时尚手包和精品服饰，现在成为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品牌。他认为，很多非遗项目具有产业化和品牌延伸的潜质，因为那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瑰宝。“当然，非遗项目也要和商业和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创新，适合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消费习惯。我对非遗项目很有信心。”李永军说。
为了这个宏大计划，近期，永新华韵与华融金控签署协议，合作建立非遗产业基金。这些资金将用于非遗产业化和品牌延伸上。而具体到一个个与之合作的非遗传承人身上，李永军都报以“钦佩，向大师们学习”的态度。在他们的合作中，非遗传承人只负责专业技术、工艺进阶等“善其事”的工作，而拓展市场、产品营销等“利其器”的工作则由李永军及其团队承担，“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师们专注于文化创作，不受市场因素的过度干扰与冲击，才能创造出更优秀的艺术作品。”李永军极力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寻找恰到好处的平衡。
Q=《北京青年》周刊a=李永军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李永军的非遗保护传承之路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1月26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任命李永军为副会长，并颁给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而在采访中，他认为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引领大家勇于创新，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创新创造能力发挥力量。
Q：作为成功企业家，您认为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需要承担的责任在哪里？
a：我创业30年，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在这30年发展中，我认为企业家的首要责任是要让企业赢利，只有赢利了，企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去做更多的事。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企业家自身获得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企业家要实现社会责任，比如向国家缴纳税款，帮助解决就业等。除了使企业赢利的责任外，企业家还要勇于创新，引领企业向前发展。
Q：您如何理解企业家的使命和企业家社会责任？
a：对于我来说，当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提高后，为了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们将目光集中在非物质遗产传承保护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宝贵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仅被评为世界级的中国非遗项目就有38项，包括中医药、书法、京剧、昆曲等璀璨的人类文明。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受到挑战。难怪我的一位导演朋友说，“非”是不为人们认可的，而“遗”则是人们遗弃的、接近死亡的东西。这样理解也有道理，但以前我们做地产与投资，现在我们正在转型，致力于非遗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上，这像是第二次创业，有很大的挑战。
Q：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手中接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您的心情是怎样的？这个奖项于您的意义在哪里？
a：9月22日，在71届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10大奖项颁奖仪式，嘉宾包括各国元首、艺术界、企业界的精英人士。我得到的是全世界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对于我来说，有喜有忧。喜的是，我感觉很荣耀，通过3年多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忧的是，我们的初步阶段得到认可，但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的模式是“1+n”，“1”是我们正在建立的世界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平台。我们正在整合全世界的非遗大数据，这项工作很难，很多工作正要展开。而“n”是n个园区，我们在前门做传统文化体验区，上千位大师将入驻前门做展览展示，这不仅包括国内的非遗大师，还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大师。我们要与现代人的生活消费理念相结合，不断创新。这都有很长路要走。
Q：您认为，行政和市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如何各显身手？
a：2011年我国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同时，政府对部级非遗传承人有每年2万元的补贴。可见国家对非遗项目的重视。当然，国家可以给一些政策和资金，但非遗项目如果真正能够传承下去，还要靠市场和社会，靠传承人自身的研发创新，或和企业和大专院校合作的创新。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认识、认可非遗项目，这样非遗才有生命力。
Q：永新华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展开了哪些合作项目？
a：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领域官方合作伙伴，双方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文化多样性以及创意城市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今年11月，我们又达成三项具体非遗项目的合作。首先，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协议，打造非遗大数据平台。第二，是主办国际非遗论坛，就像达沃斯论坛那样，打造世界人类文化的论坛。我们已经举办两届，2015年到部长级，2016年到大使和秘书长级。论坛上，各界人士热烈讨论非遗和经济与市场的结合，使非遗项目受到全世界的重视。第三，我们还要承办世界非遗博览会，我们成立组委会，希望做成包括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非遗项目的世界人类文化的盛会。
Q：11月12日，永新华韵与华融金控共同发起300亿元的非遗产业基金，为非遗保护、传承、推广、全球化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该基金将如何运作？永新华韵将如何参与？与过去相比，资本的进入会带来哪些改变？
a：我们与华融金控签署300亿元的基金，用于对非遗项目进行线上线下的开发以及非遗项目的产业延伸。我们希望非遗项目能与时代相结合，和时尚结合，和品牌结合，打造高附加值项目，大家一说爱马仕都很熟悉，这其实是法国的一个非遗项目，品牌原是做马鞍的。如果爱马仕一直做马鞍，这家企业早倒闭了。现在，爱马仕做女人的手包、服饰等，就是和时尚结合、和现代消费理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发现，爱马仕的产品包括瓷器、漆器和竹编，这些很多都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大师代工的。然而大师拿到不到产品价值十分之一的工钱，而他们赚了大钱。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和文化的魅力。我们希望对非遗项目如陶瓷、漆器、茶叶、紫砂、苏秀等老祖宗留下的无数宝贵财富进行挖掘和运用，因此我们要全方面的投入，通过300亿元和将来更多的资金，用于对非遗项目进行品牌高附加值的开发。1.姚惠芬刺绣艺术馆――展示国家非遗苏绣经典2.前门华韵传统文化艺术中心非遗展示区3.李永军与铜雕技艺部级非遗传承人朱炳仁4.李永军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特别贡献奖5.永新华韵携手UneSCo举办国际非遗论坛
Q：请问目前工作进展如何？明年的计划是什么？五年后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a：非遗产业基金的建立，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资本的认可。我们3-5年的规划包括，线上，要在3年内建成非遗大数据平台，全面上线；线下，在3-5年内在国内外，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巴黎、悉尼等地建设非遗产业园区。就像迪士尼一样，园区包括展览展示、体验、演艺、艺术等。另外我们会进一步与资本结合，我们将与不少于5家上市公司合作，打造如爱马仕这样的高附加值品牌。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名词伴随着2001年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入人们的眼帘。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但是，随着“项目申报热”的逐渐降温，如何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本地区便于推向市场的项目（文中统称为传统工艺项目）为例，就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试做分析。
昌吉回族自治州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重要行政区之一，地域性强、民族特色鲜明。昌吉州传统工艺项目有借助政府扶持，形成规模的；有依托旅游资源，打开市场销路的。然而，统览我州全部传统工艺项目，多数还处于小作坊生产、后继乏人的境地。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水平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传统工艺，都面临着断代，甚至消亡的危险。在当今社会普遍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地继承保护这些传统文化，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使传统工艺走入现代生活，让这些传统工艺在这个新的时代以一种更加健康的姿态活下去，便成为目前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一、加大投入力度，提供资金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经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非遗项目的存续状况，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及早加以重视。一是保障项目保护经费的足额发放。可借鉴国家及自治区的做法，提高单一项目保护经费额度，将全部项目均等化发放改为试项目濒危情况、价值大小逐年轮换发放；二是传承人补助经费须不间断发放。传承人是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唯一载体，传承人补助经费是各级政府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的专项资金。三是发放宣传展示活动经费。可借助文化遗产日、各类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非遗知识宣传展示、非遗项目实物展、手工艺制作大赛等活动，让群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项目的魅力；四是划拨一定的组织管理、研究经费。目前我州五县两市，加上州非遗保护中心，均采取“一个中心、两块牌子”的形式挂靠在文化馆。文化馆工作人员在作着群文工作的同时兼职做非遗保护和研究，而线索搜集、项目申报、著书立说等非遗保护工作中所用资金不得不占用大量的群文事业经费，捉襟见肘。因此对各级非遗中心划拨一定的管理、研究经费将更好地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兴建展示传习场所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保护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品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指导意义。一是建立非遗展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已有几年时间了，但是多数群众对“什么是非遗”、“我们身边的非遗项目有哪些”还不甚了了。因此各地建立非遗展馆，并实现全面开放，让群众走进“非遗”势在必行；二是建立传习所。除了保护、传习非遗项目外，传习所同时承载了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打造特色的文化产品的功能，尤为传统工艺类项目的有效传承方式。
三、做好传承人培训，促使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目前，我州传统工艺制品，除了少数精品之外，多数缺乏设计，样式偏老旧，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加之这些从业者文化素质偏低阻碍了传承人的自我提升，也限制了传统工艺品种的长足发展。因此组织各类培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可以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提高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及衍生品开发水平，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促进传统工艺振兴。
四、扩大社会宣传，构筑新型营销平台
在商业日益繁荣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媒体机构要加大对本地区非遗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不仅要让群众了解非遗知识，更要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群众积极购买、收藏非遗产品的意识；二是，可与旅游业相结合，拓宽市场渠道。不仅可以让外地游客感受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魅力，而且还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三是，为了增加非遗产品销量，还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积极开展“互联网+传统工艺”的新方式，加强市场营销；四是，充分发挥数字报纸、手机短信、移动电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加大群众对非遗产品的知晓面。
五、注重传统文化在未成年人群中的普及
“少年强则国强”，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的财富，传承至今得益于老一辈艺人的辛勤付出，但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离不开少年儿童。为了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校本课程，让未成年人感受其价值和魅力，为青少年培养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情怀；二是在校本课程中以手工课的形式，教授手工艺制作的基本技巧，让未成年人产生深入学习的兴趣，从学生群体中寻觅潜在的传承人；三是定期举办青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竞答活动，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加深对“非遗”知识的了解；四是举办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少年传承教育成果交流展演展示活动，增强未成年人对“非遗”传承的自豪感；五是在条件成熟后可命名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少年传承实践基地”，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创作、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和文化宝库，我们必须珍惜现有成果，以非遗保护、利用和传承为基础，以市场为主要载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7
关键词：脉络；动态；本真转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及脉络分析
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徽号，更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朵曾经瑰丽异彩的活态生命的生存环境渐趋恶化，保护现状堪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使中华炎黄子孙能够一代代传承延续优秀的民族民间工艺与艺术，成为了我们亟待解决的先期问题。在此情境下，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究竟该如何“保护”与“传承”、切入路径的突破点在哪里、“保护”与“传承”的中核又是什么，往往成为鲜少涉及的片域，从而使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表象化的虚热假象之中。
二、突破传承瓶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高等艺术教育的课堂
针对云南独特与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及对非物质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笔者所在学院将教学体系依托并扎根在这片多元化的少数民族艺术的沃土之上。丰富的少数民族、多样性的活态民俗民间工艺形式、鲜活的多民族文化属性，成为学院教学与研究的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系统中传承人因素的子系统结构是由传承人与传承群体共同构成的二元主体结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形态中造型艺术形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传承一向因循严格的师徒口耳相授的传承方式，其形态的最后完成往往非一人能力所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直接的依附体应为传承群体。因此，传承人与传承群体的共向发展将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维保护的中核。
截止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设计课堂”活动已成功开展了十二期，这种定期有计划、有步骤地聘请云南特色民间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与师生进行实践交流，有时间保障的现场观摩、学习、实践，能更深层次的触及同学对民间工艺文化的认知能力。该系列活动成为我院专业特色化课程教学的一个亮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充分展示了云南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凸显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表现了部级、省级传承人传承传统文化的风采，实现艺术设计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有机结合。通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传承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非常有助于下一代共享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参与到民族艺术的学习和传承中，新一代创新型艺术人才亦可不断涌现，这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可起到积极地推导作用。
三、“传承”延伸，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续设计转换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活动本身始终是一个有时间节点的物象，传承人大都来自民间，往往存在着农忙务农农闲制艺的原生态景象，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原生属性的一种自然展现。如果脱离了这种原生环境，一味讲求民族民间艺术的产业化、经济模式化，其实是盲从地将民间艺术自然生长的土壤基质进行毁灭性地颠覆。民族民间艺术始终来源于民间，民间的艺术文化哺育了这一传统文化形态的内生性与延续性。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是民间艺术产生、发展和生存的背景，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础，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决定、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动机、样式和存在形态。”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始终要把握一种空间延续上的“层”与“度”。活动本质是让学生在无障碍的环境下与来自民间的传承艺人交流、沟通，感受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蓬勃的艺术向心力、了解不同工艺的制作流程、激发学生对民间艺术的关注度、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力，而非单纯的培养传承艺人。
每次活动结束后，学生将根据自己在课堂上所接触到民间工艺形式进行设计创意的后续教学拓展。通过学生的兴趣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与现代设计形式相结合，天马行空般发挥自己的创意思维，定稿后学生将选择性地进入实验室制作加工自己的作品。这样既使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民族文化艺术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无形中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物态形式，另一方面，使学生能够将传统艺术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增强了学生主题设计的实战经验。设计成品的完成仍旧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为使学生对自己所设计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使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现在社会的设计需求，我们开展了“创意集市”的学生作品市场售卖活动。使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入市场，切身感受设计成果如何与市场需求形成完美的对接，从而使学生反观自己的设计行为与设计理念，形成需求促进求知的良好教学预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符合新的精神诉求，面对对内的社会发展，对外的文化冲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民族性等基本特点决定了对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的探寻不能停留在一个点或是一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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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aturalConversionoftheDynamicofVenation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
Summary：Fortheinheritance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whatarementionedmostandmostin-depthare“protection”and“heritage”.However，astohowto“impart”and“inherit”totrulyrealizethegoalofextendingtraditionalfolkartsinalivelyandrealstateandmakethemadapttomanyarealconditionduringthedevelopmentofmodernsociety，thereremainsrepresentationandunidimensionality.thisarticletriestoputthenaturalformofart，namely，theinheritanceoftheintangiblecultureintoeducationalpractice，andexplorearoadforpromotingtheactive-stateextensionofarteducationinChinaandthenaturalinheritanceoftheethnicculturethroughthebreakthroughofinherentinheritancebottleneckandtheresetofteachingthinking.
Keywords：Venation；Dynamic；naturaltransformation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8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内涵
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从公法的角度界定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职责和义务，极大的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立法进程。但从根本上而言，这部法律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尤其是未能、也不可能将政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明确的划分，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学理上加强讨论，以期为下一步的立法工作发挥适当的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一种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尤以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有重要的比重，它们大多数还不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很多独特的具有其本民族文化特质、并表现出了其本民族独有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历史文化信息。从文化发展来看，特别是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之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空间正在日益萎缩，文化空间受到挤压，甚至濒临灭绝。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机制呢？笔者认为，当前，一方面，要加强对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执法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宽视野探讨非物质法律保护的合理机制。本文就是尝试运用文化权利的理论对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内涵进行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权利的保护，但是，纵观学术界，鲜有人对于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具体内涵、外延等进行具体的探索、思考。在此，结合文化权利的有关理论，姑且作一浅层次的讨论。
一、非物质文化权利的内涵
要使得非物质文化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文化认同权予以充分的法律保障。对民族文化传承人仅仅给予一个头衔是不够的，法律、政策要为他们进行文化传承、创造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对其在文化传承中的权利与义务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承认文化认同权并不意味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然固守，使之机械化，而实际上，文化认同权是承认文化具有变化性的。文化认同是对文化的本质特性的认同。因而，要鼓励文化传承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但前提是不改变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有的根本特性。
（三）文化自决权
在现代社会，自决权不仅仅只限于政治层面，还包含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决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2条规定：“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该条规定揭示的是经济自决权的内容。同经济自决权一样，文化自决权也是一项永久的权利，其权利的存续期限并未受到限制。同时，文化自决权主要是指一种集体人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自决权行使的主体一般就指的是群体，个人无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处分、转让等。另一方面，文化自决权也是少数者的权利是紧密相连的。在我国内部，强调文化自决权往往就是指强调各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文化的发展、传承等拥有的不受他人干预的权利。
正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样，一定要本着一种尊重的理念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集体意志。从权利的归属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最终的权利归属，因而，任何个人，即使是国家意志也不能随意地侵害其权利。
同时，文化自决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还应该包含了主体对具有非物质文化特征的思想、观点、理论进行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及进行传播的权利。这种权利的特征是权利所有者可以自由地持有、表达和传播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思想和观点。这就又和人权中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紧密联系了起来。
（四）文化经济权利
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任何人“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的文化经济权利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的中医中药、民族音乐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都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成果，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无论这种经济价值是显性的或潜在的，其权利主体都应该从中获取收益。
当然，基于中国当前民间组织极不发达、相关制度很不完备的实际情况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依靠民间自发而形成的力量来进行保护，似乎很不现实，也很不乐观，因而，在文化保护的起步阶段，是不能完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在初始阶段，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占最终主导地位的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主体自身。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到真正长效的保护，就必须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体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真正保证的条件之一就是其文化经济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因而，理所应当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成为利益分配的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从长远来看，只有在民间组织比较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自治，才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可持续的保存和发展下去。故而，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经济权利其实是最终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9
一、关于政府行政保护的必要性问题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主要依靠行政保护还是民事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是制定行政法还是制定有关民事法律，对此理论界、法学界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是自然生存的一种状态,耽心政府行政行为介入会破坏这种状态。在立法上有人主张强化行政保护，有人主张强化民事保护。所谓行政保护指的是政府、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政行为，如开展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所谓民事保护，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所行使的民事权利或行为。目前，对政府是否需要加强行政保护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已不容置疑，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上，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这两种保护手段或途径是并行不悖的，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加强。随着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出台，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强化政府行政保护的浪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世界发展背景看，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趋势日趋严重。这一趋势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冲突和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消亡速度，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濒危生存的严峻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产生于农耕文化，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也意味着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的中断。尤其是当前国际上出现了文化“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因此，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并付诸实施的重要战略问题。不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其次，从政府的职能看，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有义务、有职责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除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外，政府之职责必然要求其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各国政府采取行政、技术、财政、法律等措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际上看，强化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我国在强化行政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和各级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建国初期由文化部门主持的民歌整理高潮使一批民间文学得到抢救，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整理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各级文化部门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经完成。近年来，文化部、财政部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着手全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明确了现阶段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行政保护的目标、方针、基本制度和工作机制。
其三，从立法上看，法律上的民事保护并不能简单取代法律上的行政保护，或相反。这两种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现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提供的民事保护之实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著作权人权利的确认和对权利的主张；二是依赖于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因为缺乏市场价值的作品，往往就失去了保护其著作权的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实际中，仅仅通过民事手段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知识产权的归属难以确认，谁来主张权利、行使权利，保护期有无等等？这已超出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的范畴，对此法学界仍有不少争论；二是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事保护而没有行政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自生自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从国际上看，在对传统文化强调民事保护的同时，强调对其予以行政保护，这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积极推动对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事保护法律。该组织1982年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简称《示范法条》），希望各国参照制定。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各国立法参次不齐，效果不彰。其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逐渐认识到，仅仅通过民事保护手段，远远不能达到有效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此时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两个组织于是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动、鼓励各国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其直接结果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公约》所规定的“保护”的性质就是行政保护，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这些措施包括“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通过拟定清单、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机构、培养保护队伍、加强宣传、传播、教育等来确认、展示和传承这种遗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韩国，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措施来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
二、关于政府行政保护的本质、具体内容问题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当发挥那些作用，就是说，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的本质为何，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这也是需要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深入探讨的。行政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但行政保护行为区别于其他行政行为的最大特点，应当是通过这种行为达到有效保护或保存对象之目的。因此在根本上它应当是一种服务或保障。所谓行政保护决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审批或不当干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主要是依赖民族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一旦行政手段过分或粗预，从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从现实中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问题。例如，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人为毁坏其原生态环境，采取强制手段改变其原貌；或以经济效益、旅游发展为目的，任意利用或无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使之受到严重损害等。因此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行政保障，即行政部门对保护工作所提供的财政、政策、方式等各种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本出发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保护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保护”的首要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既有的物质形态保存下来，使之永续存在。这些措施包括考古发掘、整理归档、收藏修复、展示利用等。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基本特性，它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或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除了需要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现今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保护”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定义为：“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这些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整理建档（包括普查、研究），二是保存展示，三就是传承弘扬。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在明确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也大体从上述这些方面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为。显然，这些“保护”的行为和内容，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从根本上说，“保存”和“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存并保障或实现其传承，既是政府工作也是立法中都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保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它与物质遗产在实现“保存”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为使其物质形态化并有效保存，记录和保存记录是一个最为基础和主要的工作。同时，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而必须使保护行为具有可操作性，建立保护名录制度是从政策和法律上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有效和可行的一个办法。这一办法已为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在推进此项工作的时候，就将建立有关名录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推动。从我国情况看，除了积极推荐项目参加世界名录外，近些年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保护名录。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部级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各省市自治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名录。一些地方如云南等省通过地方条例也建立了本省的保护名录制度。保护名录制度是政府实施保护行为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开展普查、收集、整理工作的依据，也是保存、展示、研究的基础，更是传承、宣传、弘扬的前提。
有效保护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保障传承。传承的实现形式大体有两种：一是自然性传承，一是社会性传承。前者是指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的，最典型的就是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艺、民俗技能等等。但这种方式往往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体的变迁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后者是指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这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其中，通过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某种强制性干预力量尤为重要。这种社会性传承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通过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措施，建立传承人保障制度，促进特定遗产的传承；其二，通过教育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政府行为方能实施和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公约》所提出的一个积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既包括纳入国民教育规划的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这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学校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力量，其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国务院办公厅《意见》的上述规定为保障、规范传承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国家立法解决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例如文化部门、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所开展的有关保护传承人活动，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传承人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制定地方法规，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为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活动，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将其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活动，如福建泉州很早就将“南音“纳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一些文博机构将特殊传承活动作为某种”活“的展示，或为传承人提供传承活动的空间或场所；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不少大学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如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等。它们都以卓有成效的业绩证明，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采取适应这种特性的保护方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当然，从实践中看，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建立名录制度和传承保障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在保护对象和传承对象的认定、标准、方式以及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复杂情况。需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但从总体上说，通过上述政府行为来加强保护及传承，对缓解和改变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濒危状态，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三、关于政府保护行为的法律规范问题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行为规范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就是所谓法律制度建设的问题。这包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规章等。这其中，制定相关的国家法律，为政府行为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人保护行为提供法律保障，这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性文件更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自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先后赴许多省份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了大量调研，并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立法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据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在这过程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还积极促进和推动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如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区制定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目前新的草案文本正在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从立法上来说，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确立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决定的，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具体言之政府应发挥三大作用：一是保护作用，即政府要利用行政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二是帮助传承作用，政府不是传承的主体，并不直接干预传承，而是采取措施帮助支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三是引导作用，即对社会的保护行为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
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规范政府行为，对政府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作出明确规定。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繁杂，价值不一、良莠不齐，且又具有活态的传承性质，并非如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完全适用同一种保护措施。《公约》中提出的认定、立档、保存、研究、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八项措施，表明了这些措施之间的差异性。就是说，认定、普查、立档这类保护措施，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宣传、弘扬、振兴这类保护措施应当只适用于那些与当代社会基本准则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正是《公约》的基本要求。如公约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某种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
如何进行非遗的传承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活态展示
中图分类号：G26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博物馆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传承，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笔者尝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的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所参观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从其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思考博物馆对于古老文化记忆的留存与传承，以及这种展示方式与观众内心之间产生的互动，进而探讨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的认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正确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博物馆的概念内涵和特点，是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基础。
实物性是博物馆的主要特征，博物馆作为一种事物的运动形式，可以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物”进行的。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受物质载体的限制，并不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形态，也不以物质载体为主。其存在于人们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演之中，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之中，存在于传统工艺技能操作实践之中。它展示的是人或人群甚至一个民族对生产生活在认识上产生的情感或动机，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表达，并逐渐被人们共同体接受，形成固定模式，被后人继承且不断的创新发展，成为他们普遍接受的固定的表达内心情感或动机的最佳方式。②博物馆内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成博物馆基本职能的一个扩展，它改变了单纯以物为主的陈列，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其载体的实物性相结合，通过对其详细介绍，达到了宣传教育的目的。
二、如何与观众形成互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任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都必须考虑到“人”这一要素，具体到博物馆而言，就是要考虑观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所发生的互动关系――观众看到了什么？观众有什么收获？博物馆陈列展览只有和观众形成隐性及显性互动，使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技艺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并启发观众的文化自觉性，才能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从而达到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一）何谓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博物馆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生动的，是不断发展的，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必须考虑到其独特性，应区别于传统博物馆以物为主的陈列方式，发展出一套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展示方式，使其有一个生存传承的空间，在这方面我国的专家学者已经有很多论述和探讨；其二，非遗类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其具有鲜活性，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见解，产生文化自觉性，这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
（二）文化冲击力、感染力的营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博物馆对传统文化技艺的展示，应启发观众的思考，给观众内心带来冲击力，营造出一种文化冲击力和感染力。
以位于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为例进行详细介绍，作为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博物馆，其主要包括序厅、人类非遗名录厅、部级非遗名录厅及后记厅4个展馆。实际上在这座博物馆中并未展示很多的珍贵文物，整座馆以一种简洁、生动、有趣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强大的文化感染力：进入馆内的孩童面对新鲜有趣的文化游戏乐此不疲，同样也唤起成年人对于逐渐趋于消失的中国文化的深沉思索，整个场景展示富于思考性、趣味性、震撼性。综合来看，其给观众带来的文化冲击力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时光隧道带来的深沉思索
进入馆中，首先展示在观众眼前的是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拼成的世界地图，上书“世界的和声”，在这个地图上用图片、视频等合成了地球，蔚为大观。随后进入一个深长幽邃的时光隧道，简单的文字如“千童信子节活动的传承越来越困难”、“2008年汶川大地震，羌历农历新年陷入困境”、“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正濒临灭绝”……通过最简洁的文字告诉着观众一个最大的事实。在参观过程中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里冲击，或惋惜、或哀叹、或感伤，所有陈列的目的不过在于激起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愿望，在展览的开始就营造了对文化遗产的思索，可以说是为整个展陈做了一个铺垫。
2.视听等高科技的运用
该馆运用了大量的视听技术，高科技的运用拉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观众的距离，营造出传统文化的氛围，观众在动手参与的同时，用心和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在陈列民间传说如“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等时，将展板和听筒相结合，通过听筒传音的方式，分别用申请方方言、普通户、英语三种语言来讲述，拿起小小听筒选择你想听的语言，一段故事就会在你耳边娓娓道来，民间故事、山歌、戏剧、民族器乐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展示，生动而不死板，同时加大了观众的参与度。又如对川剧变脸艺术的展示，观众站在展示区，自动化感应技术就会对应观众的脸孔模拟川剧变脸，让观众体会到了川剧的魅力与乐趣。
这种化无行为有形的展示手法，生动有趣，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性，在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陈列开头的强大感染力，让人们在无形之中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真正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达到了对其的宣传教育的效果。
（三）传统陈列和现场展演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
区别于上述博物馆，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用清代花楼木质机现场手工制作蜀锦；集中陈列、展示古今蜀锦、蜀绣精品，并销售产品；除此之外，仍保留蜀锦半手工半机械传统生产和现代工艺织造。进入展厅，锦绣炫目、色彩纷呈，奇美精妙，让人叹为观止。该博物馆对于蜀锦、蜀绣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制作加工工艺结合到了一起，通过对手工技艺的现场参观，传承千年的民族技艺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欣赏，还有对民族智慧的自豪之情。这种“活态”的技艺传承，无疑是观众在传统博物馆中所不能见到的，也是非遗类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三、小结
2013年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的主题是“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这一主题的实现还很漫长。博物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者，不仅要考虑对其本身的保护，更应该考虑到“人”的传承和创新，思考如何使观众和展览发生互动，从而推动这一主题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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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