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1
1、显性的情景化语言环境。既然是情景化的语言教学，就要创设一定的学习情景，我觉得为大班幼儿创设情景应重点将营造的教学环境尽量接近孩子的真实生活，它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情景再现，它不同于小孩子的语言化情境，应重点体现出氛围上的情景。这样让孩子在真实地情景中展开学习任务，从而使孩子们体验多种学习情景，保证他们能获得与真实生活相类似的经验，如：辩论会、讲故事大赛、采访、筹划剧目演出等。在自然的生活情景中，儿童往往能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语言实际水平，以及对语言表达的态度和行为习惯。根据这一认识，我在语言活动中为幼儿创设的模拟的情景，就是较快地帮助幼儿投入到一种氛围中，要给孩子确立一定的身份，如：小记者、报幕员等，特别是那些个性内向、腼腆、不爱讲话的孩子，在集体中，给她留有一定的任务，自然得和别人交流，渐渐地也就敢说了、爱说了。由此可见，幼儿在自然生活情景中的交往不仅有利于教师了解每个幼儿的语言发展中的真实情况，也有益于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为幼儿提供更多地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与表达的机会。
2、隐性的沟通共同体氛围。另外，我认为在情景语言活动中合作也很重要，对大班幼儿来说，合作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从他们个人经验来说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不同的，也存在着局限性，而通过有意义的共享和协调，则能使理解更加准确、丰富和全面。在情景中孩子运用语言交流合作，在协商中、在运用中语言得到提升，应有效地把握大班幼儿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教师在日常生活和语言活动中应注意观察和倾听幼儿的语言，对幼儿语言发展的有关信息表现出高度的敏感，这不仅是教师创设良好支持性语言教育环境的基础，也是幼儿获得更合适的语言学习条件的重要保证，在具有支持性的语言环境中教师和幼儿构成了愉快学习和相互沟通交流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教师允许幼儿通过各种方式探索如何使用语言，并在幼儿有需求时给予帮助，适当的教师也要在幼儿中营造一个非竞争的学习共同体，如设置一定的障碍或矛盾，这样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相互分享和协作的学习共同体。
二、关注新旧语言经验之间的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与周围生活的接触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丰富的经验，在以往的学习中，孩子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感受事物，因此作为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前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先前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使幼儿在有经验的前提下充分地进行语言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幼儿有意义的吸收新的经验。让语言教育的内容作为新知的生长点，也就是说让孩子在有经验的前提下成为语言学习的主动者，打破传统的教与学，让孩子在自然流露中感受、接受、内化。和孩子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孩子经历过的，有一定印象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化幼儿的记忆，帮助幼儿提炼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新年的压岁钱》这个话题，孩子们本身对压岁钱的概念就是过年了大人给的钱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成人也没有对幼儿进行指导，所以孩子对此比较模糊，在这里，我先了解幼儿的想法与看法，家长的想法，找出问题的症结，引导幼儿理清概念。另外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把支持幼儿挖掘问题作为活动的刺激物，使语言学习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如孩子在进行成语故事表演的语言活动中，孩子们自由结合，自由选材进行一系列的准备表演中遇到对个别成语不理解或找不到合适的代替品的时候，教师及时地出现，没有直接提供答案，而是提供启发、示范和咨询，引导幼儿带着问题去寻找和表演，在小组的反复推敲及协商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三、鼓励幼儿主动反省和思考
我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教师不应是知识的提供者，而是一个“协助者”帮助幼儿澄清心中的疑惑，因此，教师应适时地提供给幼儿机会，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进行辩论赛的时候，辩论题目《该不该买高级文具》孩子自己提出的，在活动过程中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组合，在相互的辩驳中去澄清概念，孩子们辩论得很激烈，甚至要吵起来，教师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引导幼儿的论点要清楚，并且引导幼儿去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里教师只是尊重者、支持者，并没有代替孩子去讲，或者把成人的意见强加给孩子，我认为在语言活动中教师的倾听要多于讲话。教师要重视孩子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孩子的想法，洞察孩子想法的由来，并依此对教学过程做出某些调整，制造一些认知上的冲突，以引起幼儿的反省和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2
[关键词]外语教师教师教育素质反思型模式
[作者简介]莫国芳（1976-），女，广西柳州人，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及英语语言文化。（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082-02
如今，探讨外语教育的研究很多，但研究大多集中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方面。谈外语教学问题的很多，谈外语教师教育问题的少；谈职前教师教育的多，谈教师在职发展的少。国内外语界在外语教师教育问题和外语专业教师的教育发展问题上的研究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事情。尽管说外语教师首先是教师，职业的本性决定了它与其他教师同行的共性，但外语教师的专业是语言，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流，这就决定了外语教师和其他教师相比有其独特性。本文针对外语教师的语言专业特点入手，针对外语教师教育区别于一般教师教育的特点，对国内外语教师的专业素质进行研究。
一、外语专业知识与相关文化素养
1.专业知识。任何教师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外语教师需要具备外语专业知识和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素养。福瑞曼（Freeman）认为，优秀的语言教师有六个主要因素：一是正确的语音和地道的语调；二是熟练的口语；三是能掌握所教语言的语法和句法；四使掌握大量的词汇，系统学习词源学；五是对他国文明、文学作品的透彻领会；六是语言教师的人格特征。国内束定芳的外语老师素质内容主要是以下三项：（1）外语教师首先是教师，外语教师应当具备教师职业的基本素质。（2）外语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包括作为语言教师的专业知识，即词汇和语法知识。还应包括丰富的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更应该包括对人类语言本质特征和特殊使用规律的知识（即语言学知识）。（3）外语教师应该具备有关跨文化交际学和外语习得理论方面的知识，及相关个人品质。
另外，外语老师优美准确的语音、语调、流畅的板书、丰富的词汇、渊博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语言学习的学生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促使学生学习外语和模仿的动力源之一。语言专业知识是外语教师的立足之本，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是合格外语教师的专业技能要求，语言专业知识能帮助教师提高自身语言素养和语言运用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能帮助他选择符合语言规律的教学方法来组织课堂。除此之外，教师还需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同时还需要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
2.文化素养。外语教师的文化素养不仅指对外语国家文化传统、历史、风俗的了解，外语教师还要具备洞察本族文化与目标语言国家文化的差别的能力，避免语言使用所导致的文化冲突，避免学生在文化方面的语言误用与语言歧义。此外，外语教师的文化知识还应与时俱进，应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把现实的文化内容融合到语言的习得与运用中去，让学生能够在更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体会外语全球化的进程。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学习的目的正是为了培养语言与文化兼修的人才。作为语言的教育者，教师的文化素养是对社会、历史、环境、知识的各种认知内化的沉淀。文化素养是语言教师的必备素质。在日新月异的信息传媒时代，外语教师要行使“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育引导者作用，没有跟进的文化素质修养就很难有立足之地。由此可见，外语教育的要求不仅仅限于语言，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整个文化体系，跨学科的文化知识也是当今外语教师的发展需求和素质要求。
二、外语习得理论知识与教学法知识的素养
语言习得的研究近年发展迅速，对外语教学实践有一定影响和作用，外语教师了解语言习得过程的特殊性规律，既是自我发展的素养要求，也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前提。因此，外语教师必须具备相关跨文化交际和外语习得理论方面的知识。外语学习学生所身处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外语教师是外语课堂以及外语输入质量的控制者，即使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外语教师仍然对教学活动起关键作用。由于母语对外语习得有正负两方面的迁移作用，外语教师应当具备相关的语言学知识，对外语习得起到监控作用；外语教师的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密不可分，没有不具备文化含义的语言，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外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跨文化的意识和跨文化学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对本族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较深了解。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才能在语言教学中成为跨文化交际的监督者。
教师的专业知识素质的培养，与教学法、教育学、语言习得理论的修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理论的培养不是决然分离的。教师知识范围应该包括至少以下范畴，即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师德。因此教师需努力提高自身外语语言技能、丰富外语语言及文化知识、加强外语教育教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知识、提高课堂教学能力。通过具体学习我们知道，外语教师的教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的修养可以与教学能力相辅相成，又与教师的科研能力和职业发展相生相长，因此，可以同时提升进步。
三、教师自我教育与发展方面的素质
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教学方法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外语教师在教学课堂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无可替代。如果只对教学法进行研究，没有对外语教师自我发展进行研究，那么外语教学的改革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教师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外语学习包含学生作为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还应该包括教师作为学习者的教师教育过程。教师的自我发展过程需要培养教师的自我学习意识、自我完善意识和反思意识，这些是教师发展的可行途径。对教师的培养应该从“培训”到“教育”进行转变。教师除了教学理论的学习，对自我批判性的反思和评价也应该是教师发展的组成部分，教师的培养是整体素质的教育，专业技术只是其中之一。国外学者定义的教师发展注重教师职业的发展以及教师素质的提高，认为教师职业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六个领域：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识、自我意识、了解学习者、熟悉课程与教材、职业发展。除了教师的专业知识的发展，与教师教育相关的自我意识建构和教师职业发展意识也被单独提出和强调。
有责任心和有自觉发展意识的教师更具发展前景。教师的自主性（teacherautonomy）被看作教师的一种专业特质（professionalatrtribute），涉及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方面，它与教师对教学过程的控制能力有关，也与教师对自我发展的把握能力相关。教师要对教学富有强烈责任感，不断反思教学过程，以便于对教学的改进和把握。教师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个体，教师有意识地自觉自主的发展自我，也是教师发展职业和提高素质并从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之一。
反思型教师教育的模式是被诸多学者论证和提倡的教师教育模式。顾佩娅教授调查了20多位优秀教师的成长过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优秀教师热爱教育工作，善用反思方式，在与各自周围的环境互动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他们对环境因素的积极回应与成功应对，持续的反思-实践的循环发展模式是他们从新手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的关键因素。反思式研究模式可以帮助教师总结教学实践经验、结合理论学习和借鉴他人教学，不断总结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国内外语教学法，不论是传统的饱受批判的语法教学，还是适应潮流趋势的交际法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也好，学生为中心也好；任务型教学也好，自主学习也罢，各种方法好坏裨益各有所长。反思型教师教育研究模式可以兼容并蓄，帮助教师调整教学与适应教师教育的长期变化过程。用反思型的研究模式研究教师教育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儒家思想中“温故而知新”的道理，它能给教师提供一个能结合教学课堂环境、不同班级学生学习和性格特点、教师本人个性风格、课文内容、社会现实背景以及人文历史文化侧面等方面因素的平台，帮助教师进行综合考量，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学理论方法，帮助教师观察课堂效果、总结课堂经验、完善教师教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教师的专业知识包括学科知识和教学实践知识，这个知识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外语专业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另一方面是教师的内省、境界、追求、发展的意识。这些知识都是发展成优秀外语教师的基础。由此可见，教学法的知识和组织课堂的能力只是教师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教师作为鲜活的个人，其自身对社会文化知识发展的追求，是其发展的动力。外语教师通过对教学经验的内省式反思和批判，有助于促进他们自身提高与成长。
外语教师教育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话题，外语教师的素质因素关系到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关系到学校教学质量和外语教育改革的动因，也是教师教育和培训可以考量的内容。外语教师的素质含义尽管抽象，但是可以用描述式方法从以上三个方面加以总结：一是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二是外语习得理论知识与教学法知识的素养；三是外语教师的教育与发展方面的素质。外语教师身为教师，与其他教师有共性――都要具备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和品行素质，也有和语言教育相关的外语教师的个性。其中，外语教师的文化素养方面，鉴于语言和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文化内涵的模糊性，文化素质概念在文中只是做了描述性的勾勒。文中另一方面在于强调外语教师反思式的自我教育和发展能力，它既是教师自我成长的可行方法，也是教师教育的研究模式。总之，外语教师需要培养自身在外语教学、语言习得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熟悉自身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反思式批判方法，并有意识地学习和运用上述能力与方法，积极主动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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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3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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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4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互相支撑、比翼齐飞的特色型大学。建校50年来，学校从一所“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逐步发展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国际型大学，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北语人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科研活动与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学校坚持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高规格的国际化学科平台推动中华文化的弘扬，以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汇通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学校以对外汉语教学、国际化的学生结构为学术土壤，在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领域，开展了融汇中外语言、文化的学术研究。
科学研究的鲜明特色
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学校的科学研究走出了一条立足特色、教研互动、绩效为先的发展道路。建校50年来，学校始终以努力为汉语国际教育“出理论、出标准、出模式、出教材、出人才、出技术”为目标，整合各个方面的教学、科研力量，巩固和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对外汉语基础理论研究出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应用研究推出了系列教学法、教学模式和教材。学校还成立了“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集中精力研究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应用问题，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建校50来，学校通过对外汉语教学这个窗口，打开了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传播技术研发等丰富广泛的科研领域。《中国教育报》2009年刊发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显示，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2009年整体绩效评价得分在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排序中位居第七，在北京地区部属高校排序中名列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学校富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了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盛成，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王还、钟锓、吕必松、方立、赵金铭，著名翻译家袁树仁、傅惟慈、李振中、王得杏等。先后有50多位教师入选部级、北京市级优秀人才库，有40多位教师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文学、文化等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富有特色的科研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学校先后设立了语言研究所、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国家百所人文社科基地）、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近年来，学校与国家语委合作建立研究中心1个（国家语言资源与监测研究中心）、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国家汉办研究基地1个（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北京市语委研究中心1个（北京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跨境合作研究中心1个（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1个（阿拉伯研究中心）、国家公务员局认证中心1个（考试安全研究中心）。学校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和跨文化研究、语言测试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语言信息处理和语料库建设等相关领域取得了深受学界认可的学术研究成绩。
科学研究内涵发展、成果丰硕
随着科研投入和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近年来，学校的科研项目、成果和学术交流等发展均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教育部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学校语言学在“2010年我国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统计”中数排名第2，论文被引次数排名第5。
1.科研立项稳步提升，学校整体科研意识增强
学校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强化校级研究项目发展，使之成为由博士启动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团队项目、规划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等构成的适合不同研究水平、不同职称结构、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研究方式的项目资助体系，呈现出目标明确、层次分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特点。“十一五”期间，学校共批准校级项目147项，批准经费427.83万元，立项数比“十五”期间增加71项。经过校级项目的“孵化”，学校近年来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160项，项目类别达到30种，立项总数比“十五”期间增加了85项，其中纵向项目增加33项，横向项目增加52项。
2.科研成果丰硕，科研影响力显著提升
“十一五”期间，学校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2，293项。其中，学术专著97部、编著或教材257部、工具书或参考书21部、译著（文）70部（篇）、论文1,840篇（其中1,392篇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音像或软件7项、古籍整理著作1部、研究或咨询报告20篇，取得专利1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这些获奖成果有原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如《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汉语方言地图集》等；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如《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等；有服务于科学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如《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等。获奖类别多，中青年学者生力军作用凸显，50岁以下获奖学者占到65%。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5
一、英美文化教学对素质教育影响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1、研究现状
在“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探讨中，有以下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详细的探讨。首先，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探讨“英美文化”的教学内涵，然后再在详细探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其次，结合具体的大学教学实践，探讨英美文化教学是如何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产生影响的。即探讨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最后，结合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过程，还可以探讨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影响的表现和作用。
2、影响分析
在上述三类研究中，因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它们对英语素质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一类的研究有利于读者在明确“英美文化”的教学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其对英语教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但这样的研究，不利于探讨具体的影响途径。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的研究不利于为目前的英语教学提供可以参考的教学方法。因为这样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文化教学的具体途径。既然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有影响，我们在具体的英语实践中就应该利于这种影响并促进英语教学的发展。第二类研究有利于结合具体的英语教学探讨进行英美文化教学的途径和方式，但这类研究只强调对教学途径和方式的探讨，不具备说服力。这也就是说，这类研究能够提供具体的英美文化的教学方法，但对于不了解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影响的人而言，它不具备说服力。因此，这类研究也有欠缺。第三类研究虽然强调了英美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但它缺少对英美文化教学具体途径的探讨。即，这类研究虽然可以让其读者明确英美文化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缺少对英美文化在素质教育中具体实现方法的探索。
二、研究思路
根据上边的分析，研究英美文化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首先，结合素质教育的具体过程，探讨每一个环节中英美文化的影响，然后再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探究英美文化具体的教学途径。因为这样的思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上述各类研究的弊端。
三、英美文化教学对素质教育影响的详细分析
英美文化教学对素质教育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析：即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语言实践的影响、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文化交流的影响。
1、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
英美文化教学会对英语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分析这些具体的影响应该从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始，所谓英美文化教学对英语学生学习的影响是指通过英美文化的教学，我们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相关的学习兴趣，学生就不可能对这门学科进行自主的探究，没有学生自主的探究过程，老师的教学效果也达不到事先的预想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具体的英美文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我们在翻译“残疾人”这个单词的时候，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它可以译为“disabled”又可以译为“deformedman”、“disabledpeople”以及“disadvantaged”等等。然而，在这些翻译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单词作为自己的译词呢？根据英美文化的教学内容，我们最好的选择应该是“disadvantaged”。因为这个单词具有“弱势群体”之意。用“弱势群体”指称“残疾人”既能使人理解其具体含义，又能使词语的使用者表现出对“残疾人”的尊重。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事理：首先，利用翻译过程中“一词对多词”的现象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过翻译实践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汉语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在英语译成汉语的过程里，只要是存在翻译，那么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不同的用词，不仅是其英美文化学习的结果，也是其享受学习乐趣的过程。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每认识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就证明其在具体的学习中有了进步。试想一下，除了学习进步，还有什么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其次，用“弱势群体”来指代“残疾人”，这不仅体现着翻译者用词上的选择能力，而且，它还体现着翻译者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和掌握。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不仅会给翻译者带来学习上的乐趣，而且也会激发翻译者对两种语言学习的兴趣。
所以，我们说，英美文化教学可以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语言实践的影响
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语言实践的影响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英美文化对语言交际实践的影响表现在对具体单词的选择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边的论述中也有所涉及，只是论述的角度略有不同罢了。学生对恰当翻译词汇选择的过程，既可以激发学生的乐趣，又可以为其具体的语言交际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选择了错误的词汇或者触犯到了语言交际另一方的语言禁忌，那么，他们之间的语言交际如何能够完成？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深有体会。其次，英美文化的教学还影响到语言交际双方谈论的具体话题。这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交际的双方不应该询问各自的禁忌问题。否则，我们的语言交际无法完成。
3、英美文化教学对学生文化交流的影响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6
关键词：日语教学观思想训练高素质人才文化建设
我们的日语教育,一直以来都被理解为单纯的语言教育,以教会学生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为最终目的。这种外语教学观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忽视或无视了更重要的另一面――思想能力的训练。
在这种片面的外语教育观的指导下,无论是我们广大的外语教师,还是其培养出来的外语专门人才或是其他专业受过外语教育的,基本都把外语简单地当做一个工具;对目的语国家民族文化,或者了解肤浅,或者全盘接受,或者全面排斥,从未注意过其中更深层的东西,从未想去探究其中优秀而不朽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成因,也没有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真正意义上的自知之明,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对两个民族之间的不同的务实的比较,等等。这种忽略与无视,大大降低了外语教学的效率,造成了教育资料上的巨大浪费,不仅使外语教育走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辩音语法上下了过多的功夫,有的语法问题连外国的语言学家都无法解答),时间与效果不成正比,严重阻碍了广大外语教师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与创造力的发挥,而且造成了学业专业素养单一,文化底蕴浅薄,思想能力欠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因此,迅速更新外语教学观念,提高外语教学效率与教学研究水平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有什么样的教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观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日语教学实际,对外语教学观问题谈一点想法,以求引起广大同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深入讨论。
高职学生的日语教学,不仅体现在教学对象上,而且体现在教学目标、要求与内容上,更体现在教师的观念与方法上。我认为,在日语教学中,一定要突出语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要树立“教有思想的日语”的教育观念并将其贯彻在整个日语教学中。
那么,怎样理解“教有思想的日语”呢?所谓教有思想的日语,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语言还是教文化,都要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一个教育家,而不是一个翻译官或教书匠,也就是既要正确地教授语言知识,各种语言能力,熟知本民族与日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客观地介绍与课文相关的日本文化,同时还要有教师自己对日本语言与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独特理解与评价。
二是教师同时要把学生看做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而不是只会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要给研究生的质疑精神以广大的施展空间,使他们自觉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学会发现、尊重、理解日本民族的特点,欣赏、学习蕴藏在日本文化中的为日本民族所特有的优秀的精神品质,最终达到把日语真正学深学透学活,并推进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没有思想的教学,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教学,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教学,就会造成浪费。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是语言与文化是一个互依互动、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真正理解或研究一种文化,必须掌握作为该文化符号的语言;而要学习和运用一种目的语,必须同时学习该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对目的语文化了解得越多,越有利于各种语言能力的提高。忽视对目的语文化内容的教学,是目的语教学的损失。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坚持语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不仅可以丰富或加强研究生的日语素养,而且可以有效提高其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当然,同时还要做到从了解进入到对目的语文化的批判层面,以独立的姿态面对日语与日本文化。通常来说,对待英美文化,持全盘接受态度的较多,而对待日本文化则持排斥态度的较多。我以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与健康,都应当通过个性化的教学加以纠正。
总之,教有思想的日语是高职日语教学也是研究中一种全新观念,在实践这一观念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还需要更多同行的关注与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在此,我们应当学习日本民族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精益求精的精神品质,不断开辟日语教学研究的新天地,自觉把培养真正有思想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整个日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使教与学两方面同时成长,并且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更多有益可借鉴的精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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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7
一、学科性质:语文学科教学近十年来的研究重心
1.“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学术关注度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近十年来语文学科教学领域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核心范畴。这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时有研究文章见诸报端。统计中国知网(CnKi)1996至2008年间以“人文性”为主题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语文”主题的文章数量(见下图),自2001起,“人文性”成为整个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其中,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文性”的关注又尤为突出。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源于当时语文教学问题的集中爆发。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涉及到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考试评价、课堂教学、教材编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个层面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厘清语文学科性质来解决语文学科教学的所有难题,带领语文教学步出“误尽苍生”的困境,学科性质之争因而受到空前的学术关注。
2.“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表述与实质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结果首先出现在2000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其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则进一步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新课标”中的表述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层面,“新课标”明确指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并不能带给语文课堂教学以切实细致的指导,广大一线语文教师陷入了迷茫与试误之中。在理论层面,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表述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①。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用不科学的含混的概念来为语文课程定性,以致引起种种误解和歧义”②。
近十年来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的“文”与“道”之争。“文”与“道”的说法最早是由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来的,“文”为形式,“道”为内容,“文”和“道”说的是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形式与内容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存在形态。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语言形式为表,思想内容为里。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纪之交的语文学科性质之争,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换“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纪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临环境极端恶化、生态遭到破坏、能源逐步匮乏的人类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对策是:复兴人文主义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学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张,这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语文教育。然而,“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仍然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且历史上已达成过“文道统一”的共识。
二、方法论反思:“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与视角考察
1.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谬误
分析众多研究者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概念分析,具体研究形态为对“语文”二字进行拆分解析,“语文”二字被拆解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多种情况,基于拆分的基础再进行解释说明,从而得出语文学科的性质;一为历史梳理,1949年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讨论旧有的“国语”“国文”两门课程时,提议一律更名为“语文”,叶圣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这两种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维模式:语文学科是一个既已存在的事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质,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据语文学科的性质,再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从而带动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梳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属于上述思维逻辑的具体表现。
谬误发生于思维之链的起端。将语文学科教学的系列问题寄希望于学科内部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论问题是否是“语文学科性质”,则大可值得深究。语文学科是业已存在的客观实体,还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为了学生的语言发展而作的主观设置?早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就撰文提出要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认为“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④。语文学科教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其教育价值观和学生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一个灵魂问题。学生的发展和教育的机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纯“科学”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人的身心发展的要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语文教学有一种价值的预设,有一种预期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是在主观上预先建立起来的教与学的形象。价值预设决定了语文学科教学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提供给我们今天的研究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在讨论语文学科的性质之前,我们首要应考虑的是: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这是一个关于语文教学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学科性质的事实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倒置,实然对应然的替换,是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论证过程中表现出的逻辑谬误。
2.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视角局限
所谓研究视角就是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层次的途径和哲学观。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的话语。研究者以“语文学科性质”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种从客体的角度去解释分析的“实体思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怎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⑤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述了两点:一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仅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囿于机械唯物论及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视角,将文与道、内容与形式放在二元对立的两极,往往强调一面而忽视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语文学科教学中主体的实践与活动。语文教学内在地蕴涵着教育中的价值、关系、过程和多元活动,语文教学不是一种“作为事实”的存在,而是一种“作为关系、过程和价值”的实践样式!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语文”,更有学生、教师与社会生活,是一个人与语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互动过程。关注于“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转化,即以“语文”替换了“语文教学”。我们无法以一个静态的“语文”概念来代替一个动态的“语文教学”过程。一切的教育价值理念与课程设计,只有进入具体的教学场域,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才能真实地达成。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必须是“基础的”理论,换言之,基础理论是相对于“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理论,是能解释、说明这门学科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的理论及其体系。把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脱离语文学科教学与学生、与教师、与社会生活等多重复杂的关系来进行理解与研究,漠视了语文教学的过程属性与过程价值。“我们过去总纠缠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这是没有意义的。”⑥我们必须要从对于“语文是什么”“语文应是什么”的思考转型为“语文教学是什么”“语文教学应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学生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多种语言活动形态对主体的发展效应。后者则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立体的分析研究,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二者的研究视角、思维方式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回到原点”: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论域转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践平台。随着学校层面的深刻变革,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一个学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对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无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外在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唤着语文学科教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论域的转换。
“回到‘原点’的思考是重建体系的出发点。”⑦“‘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一个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⑧
“回到原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主题、研究的起点。教育与教学,使一个人从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因此,教育教学,就是对人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把握。语文学科教学只有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才能无限接近其本意,实现学生真正、真实的语言发展。活动是主体发展的基本方式,学生的语言发展是在言语活动中生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在言语活动中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学科教学就是科学、合理地为学生组织、设计和展开多种形态的语言教学活动的过程,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形成与情意发展都是在言语活动中,通过言语活动而实现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主战场,回到课堂教学,探索学生通过言语活动,如何实现语言及其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回到了语文教学的“原点”。重视学生主体,抓住“活动”这一重要范畴,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改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的论域,从“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语文课堂教学中现存的问题。言语活动既是学生语言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研究学生语言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语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指向不同的发展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思路,对言语活动的形态、机制等命题进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进一步的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语文学科教学研究同样面临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静态的、单纯的逻辑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分析。视角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不同的视角会使我们对语文教学产生更多崭新的认识。
总之,“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语文学科教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关系”“过程”与“价值”的思维方式。回到课堂教学的“学生言语活动”研究,便是主体意识、价值意识、过程意识和实践意识在具体研究论域中的实现。我们呼吁语文学科教学领域通过研究论域的转换,用本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立场,通过对语文教学这一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础理论与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①倪文锦著《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语文建设》2007年7至8期
②钱梦龙著《训练――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叶圣陶著《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节著《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访谈》,《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
⑦[美]马・J・阿德勒著《哲学的误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8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翻译教育；需求分析；语言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079-02
一、国内外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教育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教育学、语言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语言经济学最初用来指导国家宏观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的制定和评估，其研究内容主要为从事经济学角度评价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Jacobmarschak(1965)最早提出语言经济学研究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本质：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成本(cost)和效益(benefit)。他认为，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关系紧密，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也是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内容。Vaillancout(1989)系统概述了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该学科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各国政府制定了官方语言政策，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需求。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研究，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外语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不多，仍以评介国外研究居多，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1、研究方法单一，多采用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
2、语言经济学与英语教育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落后于我国现阶段英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3、未实现语言经济学与翻译教育创新研究的双向互动。总而言之，完备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系统研究也比较少。
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技能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的使用体现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诸多因素。语言的经济价值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够有效地表达和能被理解的互换性特征。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仅表现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Grin2003）还表现为微观和宏观语言经济价值。微观语言经济价值指语言的表意功能或手段等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某种信仰和在其驱使下人们为满足其预期需要做出相应的经济付出行为，宏观语言经济价值主要是指“语言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使用地位、频率、语言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政策”（Coulmas1992）。某一特定语言的经济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各部门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其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规律的支配。语言的经济价值表现在，人们在人才市场中满足社会需求，使用特定的语言工具从事某项职业或参与某项活动，从而获得经济效益。F.Grin等人2000年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掌握英语对收入影响的数据。在研究中，英语被分为听、说、读、写四种不同的技巧，根据掌握情况的不同，每种技巧又分为四个等级：熟练、良好、一般、无。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英语水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语水平低收入相对也低。第二语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是来自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比如经验也都会影响收入的高低。
二、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翻译教育
（一）我国翻译教育现状
翻译的存在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翻译教育相对来说却非常年轻，这是因为翻译长期以来被融入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学中，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削弱了翻译人才的专门培养和训练。但是跨文化交际的深入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翻译需求与日俱增。因此，专门的翻译人才培养在当前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在2007年举办的第五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以Lee-Jahnke为代表的与会者传递出来的呼声与中国译协近年来为纠正“懂外语就能做翻译”的错误认识而发出的强烈呼声一致。根据中国译协的资料，我国现有的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6万余人，数以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由各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翻译服务单位有3000余家，年经营额约130亿元。2003年国家人事部正式推出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该考试由中国外文局负责实施和管理。截止2006年年底，参加考试人员已累计35000人次，考试语种从最初的英语扩大到了英、法、日、俄、德、西、阿语7个语种。一些大学还设立了翻译院系，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和山东大学等8所高校设有高级翻译学院。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部分高校试点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和研究生教育司决定设立翻译硕士（mit）专业学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口笔译人才，以适应我国对外文化、经济交流合作迅速发展的需要。
作为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翻译工作直接决定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近十年来，我国外文图书版权贸易增长迅速，仅2003年一年的外文版权贸易额就高达1.94亿美元。翻译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这对翻译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翻译工作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还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没有认识到翻译工作是一个专业高度化的职业，是一项高度创造性的劳动。当前我国翻译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责任心强弱不等，从而造成翻译质量下降，不仅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还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沟通与合作。因此，从语言经济价值理论、市场需求理论、成本效益理论的角度对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等教育教改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基于语言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都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二）关于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翻译教育研究的基本假设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翻译教育研究旨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翻译人才的动态需求，翻译工作的经济价值与翻译人才培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存在的客观原因与本质特征，进而将这种相关性用于探讨翻译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因此，应运用人才的动态需求属性、语言经济价值论和成本效益理论，从宏观和微观、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对翻译教育和教改所涉及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等进行基于语言经济学理论的网络式的系统研究，利用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剖析在翻译教育中语言经济价值理论和动态需求对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构建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相应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翻译教育的对策建议来指导翻译教育与教改。
翻译人才培养热的深层次原因是语言使用的微观经济价值，即翻译教育的预期投资收益。这种微观经济价值导致翻译教育在我国的宏观语言经济价值的提高，这一方面势必驱使人们为满足其预期需要（提高职场价值）而采取经济付出行动（翻译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也对翻译教育与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1、需求调查与分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求调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连续的、重复的、随着课程的进展而不断进行适时的、反复的调查与分析（Hutchinson&waters1993）。动态需求分析有三个阶段：课程开设前所进行的用于课程设置的需求分析，课程中途所进行的用于教学内容和方法调试的需求分析，用于设置更加合理的专业课程的毕业生反馈需求分析。通过进行翻译人才的市场需求调查与分析、各地高校现有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现状调查分析以及各地英语教育政策与发展规划的调查，获得完备的基础数据和第一手资料，建立并不断充实数据库。
2、基于语言经济学“学习第二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的理论以及调查数据，研究翻译在我国现实和潜在的宏观语言经济价值，即翻译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使用地位、频率以及对翻译工作的评价。基于语言经济学中宏观语言经济价值理论和各地翻译教育政策和发展规划，从宏观层面研究我国的翻译教育。考察我国翻译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评价国家和地区的翻译教育政策与规划，使翻译教育投资的外部教育外部效益最大化，对翻译教育评价和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3、社会需求、语言经济价值与我国翻译教育的发展呈正相关性。这种正相关性客观上要求设计符合市场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确立翻译教育独立的学科地位，以提高翻译教育的内部效益（如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材监视、教学内容与方法等），确保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个性化。根据市场对翻译人才需求特性及各校的具体条件，并参照其他高校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计符合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从而不断形成具有特色的翻译人才培养品牌，不断扩大自己在人才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进而根据市场的需求量和需求特性，确定翻译教育师资规模和结构，实现翻译教育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培训、教材监视、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最优化。
4、评价体系的创新研究是探索翻译教育发展方向与模式的重要环节。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相关评价体系应有合理的构建。
三、结语
如何在对我国翻译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过程、翻译人才的市场动态需求、高校翻译教育现状、国家及各地翻译教育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充分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充分体现市场导向性、具有成本效益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以及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成为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翻译教育研究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翻译专业的特色，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关系到社会对翻译学科和翻译人才的评价与翻译教育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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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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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留学“赤字”70万中国教育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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