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特征篇1
【关键词】公共征信体系运作特征策略
一、公共征信体系的运作特征
在征信机构的模式选择上，欧盟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国家采用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主体的社会信用管理模式，该模式由中央银行建立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主要由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数据库，组成全国性的调查网络。如法国实施的是最严格的公共征信系统，唯一的征信机构是信用服务调查中心，该机构是1946年法兰西国家银行的组织下，建立的含企业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贷登记系统两个子系统的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欧洲的中央银行管理公共征信系统，只有被授权的中央银行工作人员才被允许进入公共征信系统。整个流程为：信息首先从参加机构流向公共征信系统；每家机构必须定期提供有关自己发放的每笔贷款的数据；公共征信系统汇总各家银行给同一借款人的贷款数据，得到该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情况。返回的信息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其报送贷款数据的借款人的总体负债情况；在提前申请的情况下也可获得新的信贷申请人的同类信息。
表1列出了欧洲公共征信系统的主要特点，包括强制参与、保密、隐私保护、报告贷款信息的最低贷款规模要求以及计算机密集型技术。以下七个欧洲国家具有典型的公共征信系统，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国家也设立了公共征信体系。
处于中央银行监管之下的所有金融机构参加公共征信系统是强制性的。在奥地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财务公司也可加入公共征信体系；在葡萄牙扩展到信用卡公司；在德国扩展到保险公司。与美国私营征信局的通过合同来管理的方式不同是，公共征信体系是通过法规严格的执行管理。强制性和全体参加，是公共征信系统与私营征信体系的关键差别。
公共征信系统始终根据为参加机构保密以及保护单个借款人隐私的原则运行。参加机构得到保证，他们提供的数据仅以加总的形式公布，只提供给其他信贷机构，而且只为批准信贷的目的而提供。隐私保护法使单个借款人有权检查并更正在公共征信系统的档案。
公共征信系统还便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功能。监管当局可以得到公共征信系统数据的全部细节。这些基础统计数据可以向监管当局提供有关借款人或银行风险暴露最新概览，通过这些可以察觉出借款人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这不仅能得到银行对一特定借款人的总风险暴露的信息，也能够监测单个银行对特定放款机构的风险暴露。在一些没有公共征信系统的国家，收集关于银行贷款的数据是仅用于监管当局的。公共征信系统的这种监督作用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报告的信息不仅限于信用数据。
二、公共征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以互利原则为基础，寻求征信机构与主要客户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征信行业在发展初期主要的难题是信息的全面采集，我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欧洲国家的经验得出：形成征信机构和银行、保险公司、租赁公司、电信公司等主要信息提供者合作的氛围至关重要，也可以互利原则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共同确定信息共享的方式与范围。目前想获得所有信息提供者的支持有一定难度，但可率先和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合作，通过征信市场规模的较快扩张吸引更多的信息提供者的加入。同时通过公共征信体系的建立反补信息使用者。
（二）应允许采集正面信息，但要对正面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做出明确限定
法国的公共征信系统只收集和共享个人的负面信息，包括个人信贷中的分期付款中的拖欠、信用卡的逾期和透支等信息。该系统也会收集合法的公告栏、法院和金融新闻等公布的个人信用负面信息作为参考。这种只收集负面信息而忽视正面信息不够科学和客观，个人信用的真实状况很难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反应。因此，应允许采集正面信息，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防范风险，消费者利益也会得到有利的保护，降低消费者因过度负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客观上也会推动征信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必须对正面信息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比如德国的经验，采取互利和共享的原则，即只有提供正面信息的机构才能从征信机构获取征信信息，并且只能获得与其向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类型相同的信息。这样规定可确保正面信息在合适的范围内使用，有效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三）在法律和程序方面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国际经验显示，从法律上对信息采集和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规范征信机构运营的基础。我国的征信行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信息采集和使用的方式以及范围是关键。同时也要构筑严格的失信机制来提高失信成本。在正式法律出台之前，征信机构应注重对消费者的保护，如可先自行制订隐私保护政策，在采集一些敏感信息时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从欧洲国家的经验看，加强对征信机构的日常监督也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在对征信机构的管理方面可以借鉴这种做法，但应明确这种监督主要是依据相关法律对征信机构业务程序的审查，而不是对征信机构的随意干涉。
三、结论
在政府组织下的由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设立的公共征信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国家各有关部门的合力。我国的个人征信系统需要为金融监管服务，也要为信贷决策服务，所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公共征信体系符合我国国情。我们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征信经验基础上，从个人征信机构组织模式、市场及监管、立法建设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确定我国个人征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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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特征篇2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
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
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宪政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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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特征篇3
[关键词]公共利益政府征地价值体系
“公共利益”是政府征地合法性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公共利益”是多元主体的价值判断，主体利益立场的不同，对其内涵和外延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从而引发征地各方在价值维度上的隔阂，诱发实践层面上的冲突。
我国的征地制度显得较为粗略和原则化，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方面，规定得不甚明确，严重损害了原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利益，滋生了行政腐败，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在法律中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通过构建公共利益价值体系辅之以对应的行政程序，指导政府征地的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黄老汉夫妇危旧房强制搬迁案、广州小谷围别墅的“大学城”征地纠纷案，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我国现有立法缺乏界定公共利益的标准和程序，大量的建设项目搭乘公共利益的“便车”——公共利益成箩筐，什么项目都能装。为避免“公共利益”被滥用，维护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权威和尊严，建立法治的社会环境，明确界定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的涵义刻不容缓。我国学者在公共利益界定的方法上作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如实体法上的使用主体法、用途效果法、直接目的配合行政和司法程序法等。但是，不同角度的实体方法交集使用，使得公共利益范围被缩小，可能限制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
笔者主张，从公共利益客观、共享、相对的属性出发，以单一的纵向利益为维度，以公共利益价值体系作为实体方法，预公告、说明理由、听证为程序方法，构建政府征地公共利益界定的方法体系。
二、政府征地之公共利益价值体系衡量
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恩指出，在诸多公共利益的冲突中，以“对生活影响重大”、“受益人范围广”（公共利益的量广质高学说）的利益为优。1但量广质高仍然存在弹性太大的弊端，必须以更明确的标准细化。
社会是由一定数量的成员组成的，但是究竟多少数量的成员才足以组成一个“社会”呢？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是公共利益，全省人民的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呢，继续细化到“全市”、“全区”、“全校”都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主体；但是，是否构成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标准予以衡量。
笔者认为，利益究其本质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利益主体如企业、工会、行业协会；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民同时又具有多种身份，是多种主体的利益归属人，如企业中的工人是企业利益的相关人，也是其居住社区的利益相关人，公共利益呈现出立体性和交叉性的特征。因此，公共利益的价值体系建构不能从横向入手，只能以纵向的研究进路建立公共利益的价值体系。本文把公共利益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1.最优层次——全球性的公共利益。如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对全球性犯罪如贪污、贿赂、走私、贩毒的国际性司法合作；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全球性传染病控制与治疗；建立统一、开放的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性市场。
2.次优层次——国家性的公共利益。如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法制体系；保卫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发展教育事业；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机场；维持国家货币稳定，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
3.基本层次——地方性的公共利益。如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修建、街道照明、地方社会治安；地方性的卫生和医疗建设；地方性支柱产业、支柱企业的发展，如海南省重点发展旅游业和热带农业。
4.一般层次——社区性的公共利益。如社区的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公共管理组织的管理行为等。
引用数学上的不等式关系，以上四者的关系表现为：最优层次>次优层次>基本层次>一般层次。公共利益价值体系对政府征地权约束的合法性源于“帕累托最优”定理。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使一部分人境况变好的情况下，而不会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差。如果政府的征地决策在使得一部分人生活变好的同时，令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更差，那么这个政府征地行为不是增进公共利益，而是损害公共利益，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政府滥用征地权通常都有各种冠冕堂皇的“公共利益”目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公共利益价值体系中衡量，我们就会发现，通常政府征地权在促进了低层次的公共利益的同时，损害了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因此，引入公共利益价值体系分析框架，将政府征地动因置于公共利益价值体系中考量，避免政府由于权力寻租或决策不当而造成“顾小家、损大家”的结局。
三、政府征地中公共利益价值体系的制度化
（一）解决问题的进路——以商品房开发征地为例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国家征地权的合法性根基。我们以征地实务中争议最大的征收农用地、开发商品房为例，分析这种征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层次要求：增进的利益有：（1）新入住者得以安居乐业，增进了一般层次的公共利益；（2）城市的范围得以扩展，城市的景观得到改善，增进了基本层次的公共利益。
减损的公共利益有：（1）被征地的农民被迫重新适应新环境、农民又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过低、补偿金被截留等因素）、农民重新就业的困难、失去了以土地所有权形式为表现的生活保障，导致一般层次的公共利益损害；（2）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后，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对国家就业率造成的巨大压力，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失衡；农民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后，对国家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耕地不断减少，对基本农作物产量带来的冲击，是对次优性公共利益的减损。
根据低层次公共利益服从高层次公共利益的原理，以国家动用征地权进行商品房建设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关于政府征地的公共利益目的。
（二）完善建议
公共利益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利益衡量与比较的方法必须具体化为实体与程序上的权利和义务，约束政府征地权力的行使，令其符合公共利益的内在要求。
1.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章的“建设用地”中增设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条款。用概括加列举的方法和分类法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政府征地的“公共利益需要”是指被征的土地将被公共使用或者具备公共的用途，能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包括但不限于：1军事用地；2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3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矿、道路、机场等；4公共设施用地，如水、电、气等管道、站场用地；5国家重点工程用地，如三峡工程、储备粮库等；6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如学校、医院、敬老院等；7水利、环境保护用地，如水库、防护林等；8其它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当不同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以下顺序服从：全球性公共利益高于国家性公共利益高于地方性社会公共利益高于社区性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说明的是，全球性公共利益通常体现为一国权力机关对国际条约、协定的批准。
2.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章的“建设用地”中，增设政府征地预先公告、说明理由、听证程序，具体包括：
（1）政府有预先公告并说明征地理由的义务。征地机关必须将征地的理由随同拟征地公告向社会公开，告知相对人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其中政府征地理由必须详细说明征地行为将会牺牲的利益及促进的利益，比较的标准是：其一，促进利益的层次高于牺牲利益的层次，如其牺牲的利益所属层次高于其促进的利益所属层次，其理由将不能成立；其二，若为同一层次的利益互换，则促进的利益必须具有公共利益相对性的特征（急需性和阶段性）。
（2）土地权利人的异议权。土地现有权利人认为征地理由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的，可向征地机关提出异议，征地机关必须在时限内对异议作出解释，未经解释不得实施征地；现有权利人对解释不满意可要求举行听证。该权利能保障政府与被征地者充分沟通，让被征地者发表意见，让各方参与听证程序，对有损个人利益的政府行为及时提出异议；同时政府对这些异议必须作出合理的回应，保护利益相关人权利的实现，利用群众的力量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
（3）土地权利人的诉权。当土地现有权利人经异议仍不服时，可直接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其中立的裁判者身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权利人提供最后的司法保障，使政府征地的听证程序更为有效、公平，使利益冲突各主体间的权利得到较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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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特征篇4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公共关系学特征篇5
摘要：文章以地方文献的概念及特点为索引，阐述其与高校、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之间的建设模式，并提出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的具体方案。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2-0022-02
地方文献是在地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地方文化为基石记录当地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涵括了各项领域，是一块生动、具体而全面的“活化石”，是特定区域社会历史沿革的凭证和原始记录。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文献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在各界高度重视的前提条件下，地方文献作为一种文化性资源已在图书馆的工作领域内得到了不断的融合与加工，为公共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建设提供了信息化状态下的衔接与整合。
1地方文献的特征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依赖地方文化而衍生的地方文献内容也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地域性特征。地方文献具有时空特点，因而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反映了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人文风貌、历史文化变迁等，不同地域的地方文献都呈现出不同的唯一性特点。②时代性特征。地方文献在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积累和沉淀是不同时期科学文化发展的“固化”产物。在时代的演变和推进中，地方文献以“活化石”的形象，推演出不同的时代印记和标志性特征。③内涵性特征。地方文献是一个大家族，是各种类型、多种形式的知识聚合体，涵盖了丰富的知识性学科内容，展现了其知识的凝聚性力量。
2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建设意义分析
地方文献犹如一个知识宝典，在记载了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尤为宝贵的知识财富，为人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时代的发展下，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下，图书馆地方文献呈现出其特有的重要意义。
2.1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数据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下，在创新的理念环境下，在图书馆资源服务模式正在更新和优化的情况下，通过对累积的地方文献资源进行资源对接与融合，地方文献在高校的教学研究领域可以被广泛地拓展和应用。
2.2为各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不同地域特征的地方文献包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资料和依据，人们可以使用现代化手段对图书馆地方文献进行搜索，从而获取相关参考资料，进行信息交流和互通。
2.3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意义
地方文献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查找和引用，可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弘扬当地的经济文化，有助于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政治战略调整，推动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
3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融合性建设的问题剖析
3.1地方文献资源收藏呈混乱、零散状
尽管地方文献的资源管理工作已经得到部分公共图书馆的关注，也在一些相应制度的支持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地方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地方文献与地方区域发展出现了脱节，其收藏的形式和内容都不足以应对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的需要。同时，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如：公共图书馆经费拮据等，使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建设工作滞后，显得混乱而零散。
3.2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资源片面化
在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文化宝库中，古往今来的政、史、经、文资源都应包含。但是，部分图书馆在收藏资源时，有古典热、现当代冷的倾向，并且重社会科学而轻自然科学，这与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的规划不相符。古代和现当代的地方文献资源都显现了不同地域的时展特征，片面炫耀古籍收藏而不关注现当代文献收藏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自然科学文献中涵盖的工农业生产等领域的技术及成果与不同区域的经济建设和行业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任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割裂的做法，都会降低地方文献的完整性，会阻碍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3.3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缺乏统筹规划
我国在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资源融合方面，还欠缺统筹规划和目标协调，在构建图书馆地方文献体系的模式时缺乏统一认知。地方文献由于宽泛性的特征，具有不同的载体与版本，因此仅仅依赖出版的书目编排来进行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收藏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全面的。此外，高校图书馆还未与地方建立协作关系，使公共图书馆体系缺失了高校图书馆这一重要组成部分。
3.4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信息检索系统迟滞
在网络信息发展的新时期下，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图书馆的网络建设水平呈现滞后的状态。同时，由于地方文献资源庞大、散乱而缺乏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建设难以推进。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与地方文献资源的共享与融合，使其无法对外在的政府、单位或部门提供优化服务，无法借助于先进、便捷的服务性检索化手段为地方提供专业化的资源信息服务，影响了地方文献使用价值的发挥，制约了社会的共同进步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4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共享的融合建设路径
4.1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与社会相融的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体系
地方文献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展现的是当地的历史形成与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层面。因而在这一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图书馆必然要与当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联系与沟通，以取得地方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与理解。同时，图书馆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开展与档案馆、博物馆之间的互通与合作，在资源优势互补的前提下，统筹规划，组建与社会相融的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4.2从专业性的文献收藏工作转为社会性的征集文献工作
传统的地方文献收藏工作都是由专职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独自承担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进行社会性的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应通过传统与新型网络相结合的征集渠道。
4.2.1传统的征集渠道。图书馆之间的馆际合作与互通是前提，要在加强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档案馆的横向联系的基础上，以截流的方式搜集地方文献。此外，还可以建立“呈缴本”制度，规定本地域的各类出版物都必须向图书馆呈缴规定数量的样本，供图书馆收藏。
4.2.2新型网络地方文献征集渠道。新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和路径。由于网络环境容量大、信息传递迅速、无时空地域限制，因此不同地域的地方网络信息以轰炸的状态，以海量的大数据资源，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提供了图文并茂、精彩纷呈的网络地方文献资源。
4.3加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当地文化的深度结合与开发利用
地方文献是在地方文化的沃土上衍生、发展出来的，它在为社会进行系统功能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其自身的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以动态、整合的姿态进行地方文献深度的开发和利用。伴随着时间的动态流逝进程和地域划分的不同规划下，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要进行同步的动态调整，进行再一次的重组和加工，使地方文献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同步。
4.4构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数字化资源服务体系
在网络信息的指引下，图书馆馆际之间的合作已是时代所趋、民心所愿，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模式化建构已经提上了地方各部门的议事日程，构建虚拟和实体相结合的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体系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利用信息数字化体系开发出具有馆藏特色的地方文献数据库，是达到资源共享与融合的最佳路径。
4.4.1开发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目录数据库。由于地方文献类型多样化、存储方式多元化，因此在数据库建设的过程中，要建立一个网络电子系统下的目录式引擎，以实现目录搜索引擎下的链接与共享。
4.4.2开发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主题数据库。由于网络时代下人们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网络必须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用户提供个性化、需求化的服务。因此，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要以不同的个性主题为突出点，进行即时、全方位的服务对接。
4.4.3开发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多媒体数据库。传统的书面和纸质资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为大众服务成为可能，所有的需求用户可以通过多媒体网络体验下载、阅读等服务。
4.5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育和建设
过去，图书馆人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不足，认为公共图书馆仅仅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借阅服务的公益性单位，而没有意识到其还具有对外的信息化服务功能，缺乏对复合型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因此，我们要加快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进一批热爱文献管理工作、熟知计算机操作技术、服务技能水平高的复合型人才，为需求用户提供及时、便捷、全程的信息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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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特征篇6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创新；行政管理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其在政府行政管理上的优势也不断显现出来。其中，结合市场经济的竞争管理方式、重视效率的战略管理方法、以结果为重的目标管理等构建了全新的公共管理体系，在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提升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对公共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深入探析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第一，工具理性特征。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经济学理论，比以往的公共行政的理论更加科学、严谨，但该方法论重视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将价值因素剔除在外，强调效率和结果，认为公共行政管理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此种方法论提倡规范性和客观性，关注行政管理的方法、程序及手段，具有显著的工具理性特征，能够较好地增强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第二，个人理性特征。有关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此种逻辑起点是一种鲜明的个人主义理性思维方法。理性经济人是对人性利己观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主张个体都是经济人，其活动的基本动机和最终目的都是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也具有鲜明的个人理性特征，提倡政府行政管理要符合市场导向，尊重个体层面的自利需求，尤其要满足顾客的合理需求和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第三，实证主义特征。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引入并融合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都是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的原则是有用即真理，重视实际操作方法和管理经验的积极作用。因此，借鉴了战略管理、目标管理、项目预算和绩效工资制等方法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具有较强的实证主义特征，可以较好地推进公共部门变革，促使其创新行政管理方法，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2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作用
2.1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经济学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武器，既可以用来批判以官僚体制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也有助于推进政府改革实践，同时还能够为公共管理和决策模式的创新、完善提供基础的方法论支持。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具有的确定性、经验性及精确性都更高，使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视角朝着经济学取向的竞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此种方法论不仅有助于丰富政府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使之更科学完善，也可以较好地推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使之更有序地实施。就理论层面来说，新公共管理方法论的理论范畴和视野都得到了较大扩展。在以往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理论基础主要为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理论提出者：威尔逊、古德诺）和官僚制理论（理论提出者：韦伯），这两种理论都在政治学理论范畴之内。而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当代工商管理学、西方经济学等均被纳入其理论基础中，从而打破了以往公共行政学方面存在的学科局限，公共组织也从过分关注效率转变为重视市场价值，这为开展公共管理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公共选择理论借助现代经济学领域的方法与逻辑，通过理性经济人理论中的供求分析、交换及效用最大化等要素，对那些和民众联系紧密的政治个体进行行为特征分析，同时也对典型的政治团体和政府所具有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总结。这使研究的侧重点和涉及范围都得到了拓展与延伸，关于如何有效执行、拟定政府公共政策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现实性课题。由此不难看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思考范围和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从实践角度分析，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公共组织的行政效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日趋低下，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经济学理论包含的方法论极为独特，学科基础也颇为成熟，尤其是其重产出结果比的绩效理念对公共行政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将其引入公共管理研究后有效地扭转了这种效率低下的局面，同时，在应用过程中逐渐被置于支配地位，促使公共管理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健康发展。有学者深入探讨了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新公共管理方法论的内在关联，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坚持市场取向是因为引入了经济学理论，受这种理论思想和方法论的影响，逐渐认可了市场价值的积极作用，当其被应用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之后，逐步取代了以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地位，也使公共官僚组织的思想观念得到改变。
2.2使公共管理方法的取向和范围不断拓宽
新公共管理方法既囊括了工商管理学、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同时也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政策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其核心主题是如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物品，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这有助于增强公共管理方法的综合性和广泛性。新公共管理方法认为，政府公共服务应当以市场化为导向，同时要充分考虑客户取向，在当代工商管理学理论的支持下，积极利用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技术、方法和原则，创新绩效管理方法和战略思维。同时，充分运用政策科学分析方面的技术、方法，以及有关公共政策结果和过程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建立起综合且广泛的管理方法，使公共管理研究更科学有效。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方法，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应用使行政主题和理念得到了创新、完善。基于管理行政理念的指导，以往的公共行政重视层级节制和制度约束，多采取官僚化的管理方法开展行政工作，非常重视对行政体制、机构及过程等行政组织内部事务进行研究，而没有对组织的发展趋势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因此，不难发现，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具有明显的内部取向特征。新公共管理方法认为，既要对组织内部进行研究，分析内部系统要素存在的关系，也要关注组织的未来发展形势和外部环境特征，厘清外部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做好组织内部管理的同时，要通过战略管理、结果控制及战略计划等方法，将组织置于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探讨组织行政管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析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以便公共组织机构可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在稳步管理中实现长足发展。基于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主张，公共行政管理要对公民和公共管理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行政管理活动要充分体现民主性和服务性。因此，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也被纳入新公共管理。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引入并融合了当代工商管理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模式、经验、技术、方法及原则，向新公共管理方法注入了包括组织发展、制度安排、信息管理、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业绩工资制、合同雇佣制、成本核算、绩效目标、交易成本与公共选择等在内的许多全新的内容和主题，给公共行政赋予了全新的概念与涵义，为其作出了更为全面的释义。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引入并使用这些管理方法，不仅能够彰显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特点，体现绩效评估和竞争机制的优势，较好地改善行政管理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拓宽新公共管理方法的研究主题和理论视野，使公共管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3用激励机制取代规制的公共管理方法
一般来说，对组织结构行为和设计进行研究分析时需要一个逻辑起点。基于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人性假设被当作基本的逻辑起点，这有助于政府转变公共管理方法的导向，即用激励取代规制。以往官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人性恶，所以，公共官僚组织在进行管理时非常重视规制，为了避免人出于恶的本性损害、破坏公共利益，往往会制定多种规章制度，以便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控制，防止出现滥用官僚权力的现象。韦伯在设计官僚制的有关制度时，非常看重规则的完整性和详实度，而且对权利体系的层级节制设计尤为关注，确保其能够达到较高的理性化水平。显然，这样的官僚体制是以规制为导向的，它能够起到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体制过于重视规则，可能会使行政工作陷入教条主义的危机，从而不利于行政效率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会对公共行政长期发展形成阻碍。新公共管理方法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认为可以通过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完善公共行政管理。该方法基于人性假设这个逻辑起点，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里面的个体视为理性经济人，其显著特征就是追求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在政府组织机构中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创建有效的竞争机制，将绩效管理纳入劳动报酬体系，并把绩效作为劳动报酬的重要指标，根据劳动和竞争形成的结果实施绩效管理。这样在竞争过程中就会出现差异和距离，为了不落后于他人，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机制中的理性经济人必然会主动增强工作积极性，做好本职工作。以往的官僚体制以规制为导向，重视层级节制，认为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在工作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这既不能够激发公务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会扼杀其创造性，还不利于充分实现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公务人员不仅会养成按章办事的习惯，也会形成墨守成规的固定工作模式，从而将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引发扯皮推诿等问题。基于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个人的合理利益得到承认，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被纳入政府内部，同时绩效管理也得以实现，这样可以较好地提高公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充分挖掘其潜在能力，有助于突破僵化的官僚体制模式的限制，使公务人员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对协调、改善组织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一定促进作用。
3结语
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引入了经济学理论，借鉴了工商企业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诸多方法论，对以往的公共行政管理作出了补充、完善，同时也提出了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概念，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使公共管理方法完善，将其运用到公共部门行政管理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改善行政管理的效果。
作者:吴晓芳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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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特征篇7
目前，随着社会、科技、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刻变化和飞速发展，安保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验证识别的安全性，生物识别技术以其独有的优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脸识别公共安全应用
1人脸识别概述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身份验证识别的安全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传统的持有物验证（如身份证）和信息验证（如密码）有所不同，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提取生理或行为特征进行身份鉴别。生物特征识别的对象是人本身，无需验证物与验证信息，这就直接决定了这种认证方式更安全、更方便。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包括：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手掌几何学识别、手掌静脉识别、Dna识别、语音识别、步态识别、笔记识别等等。生物特征是每个人所必备的特征，并且具有可以区分他人的唯一性和在一段时期内特征保持不变的稳定性。随着计算机、数学、生物、光学等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特征识别己经成为最快捷、安全的身份鉴别解决方案。
人脸识别技术是生物特征识别领域中基于人脸面部特征的识别技术，通过摄像头等采集设备提取人脸面部特征，并通过特征匹配进行身份验证识别。人脸识别与其它生物特征识别一样具有唯一性和不易被复制的良好特性，与此同时又有其独特的优势。
（1）自然性：生活中人类依靠相貌（人脸特征）、身形（步态特征）、语言（语音特征）等表性特征进行身份的识别，而并不是依靠虹膜、指纹等隐形特征。人脸识别技术符合人类视觉的识别方式，识别结果自然并且直观。
（2）性价比高：与指纹、虹膜识别相比，无需特殊的特征采集传感器设备（例如电子压力传感器、红外线采集传感器），仅使用摄像头就可以实现特征采集，这使得应用极为方便，应用范围广。
（3）非接触非配合性：与指纹、虹膜识别相比，不需要用户特意地接触传感器进行特征采集，只需出现在摄像头采集范围内即可采集人脸脸部特征。这种采集方式方便快捷，不易被察觉，具有良好的隐蔽性，尤其适用于信息安全、形事侦破等领域，是当今反恐、安防最受重视的科技手段。
人脸识别系统己经广泛应用于金融、司法、边检、教育、电子商务等领域，并在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应用。
（1）门禁系统：在住宅区、写字楼、工厂等地方安装人脸识别系统，通过对人脸进行鉴别来控制人员进出的权限，同时也可用于考勤记录、进出人员身份记录。对于保密级别较高的地方还可以结合其它生物识别模式（指纹、虹膜等）、iD卡以及密码信息等多重身份鉴别方式来提高门禁系统的安全性。
（2）证件检验：可用于证件检查（例如身份证、护照、驾照、工作证等）、机场安检口身份检查以及结合犯罪嫌疑人数据库的安检系统等，通过与数据库中的人脸数据信息进行比对确认身份信息，可有效地预防证件伪造、犯罪嫌疑人出入境等情况的发生。
（3）刑事侦缉：视频监控摄像头己经广泛地覆盖了银行、商场、海关、办公楼、地铁站等场所，一旦发生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借助人脸识别技术提取视频图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脸特征，通过比对人脸数据库快速地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4）金融商务：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辅助验证信用卡、银行卡、金融卡等持卡人的身份，防止非持卡人持卡并获取密码的情况。同时人脸识别还可结合数字密码实现网络支付、计算机客户端登陆、审批授权，从而大大提高了电子商务的安全性。
2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
最近几年，随着人脸识别算法技术的不断提高，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领域。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当地的安全管理水平，已经建立了一套人脸识别系统，下面就来具体说下人脸识e技术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
2.1情报领域应用
人脸信息是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情报分析主要是针对各种基础信息的碰撞，并对情报信息进行有效分析，然后把危险扼杀在源头，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相关部门通过对人脸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和对比，能够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有效防控，从而消除恶性案件的发生概率。
2.2户政应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户政管理业变得越来越严谨。在传统的户籍管理中，由于缺乏先进的管理技术，从而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骗领身份证、户籍重复性等问题。但是，目前在户籍管理中，逐渐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这样避免了骗领身份证等问题的发生。人脸识别技术不仅能够对身份证进行集中对比，而且还能够及时清理异常的户籍信息。与此同时，针对犯罪分子而言，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识别出犯罪分子的行踪，例如：当地公安部可以把犯罪分子的人脸图像输入到全国数据库中，然后对人脸数据库进行有效对比，最后排查出是否有网上在逃人员套用本地居民户口资料的情况。除此之外，目前各地的宾馆或者街道中都安装了人脸抓怕系统，如果有人员进入到了视频监控中，那么就会及时抓拍到每个人的图像，然后公安部就能够根据人员的活动轨迹和人脸截图输入到人脸识别库中，对其进行重点监控，从而使得公安部对人员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属于在逃人员。
2.3种族比对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共安防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那就是种族对比应用。种族比对应用主要也是采用人脸的抓拍形式，不同的种族人的面部特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各个地方应该建立种族识别分类器，以方便查找种族人脸的相关信息。种族识别分类器主要是针对大量的人脸特征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同时，要针对不同的种族特征信息进行分类，输入多个软分类器，然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最后由强分类器确定种族，从而实现种族比对应用效果，最终为公安防范体系智能化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3结语
当前公共安全业务中，人脸识别技术已涵盖包括出入境管理、户籍、人证核查等领域，但很依赖于图像质量的可靠稳定。为更好地适应公安应用场景，必须寻求综合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的业务需要。而公安领域对人脸识别技术迫切而广泛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推动人脸识别技术智能化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郝新华.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安全（综合版），2006，08：65-68.
[2]赵士伟，张如彩，王月明.人脸识别技术在公安领域的应用浅析[J].中国安防，2014，15：80-83.
[3]孟繁特.人脸识别关键技术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2.
公共关系学特征篇8
公共领域的特征
“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为市民不受国家干涉，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建立实际上为公众构筑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
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强调的是对话性。公共领域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公共的话语交流的互动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参与者通过沟通、商谈达成共识。为了构建这种理想的公共话语空间，哈贝马斯构想了自由、平等、开放的交往环境，被称之为“理想的话语环境”。
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理想的话语环境”理论，可以概括出公共领域的以下特征：
1.开放性。公共领域原则上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目的是使“不同等级的个人相互之间实现平等的交往”，无论任何阶级、地位的人都能够广泛地参与讨论，并且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和听到在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一切现象,因而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2.多样性。阿伦特指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这在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群之中,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一样。这一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割开来。”“作为一个共有的世界,公共领域可以说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也就是说要通过话语的多元流达成共识。
3.平等对话性。人与人交往中的对话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正是通过这种平等的对话商讨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平等的对话中排斥专制和特权。“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公共意见，是经由公共的讨论而来,即使参与者从未在同一时间地点聚会。”“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意见只有通过在公共领域内的公开讨论才能形成。
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公共领域的形成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表现为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随着公共领域参与者的扩大，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需要特殊的传播媒介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时代和网络时代。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影响着公共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形成了比过去任何一个传统公共领域都庞大的“虚拟空间”，并且更具多元化。
网络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
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已经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设想，已经成为公众自由进行话语交流的新型公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交往特征。
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把关人过滤、缺乏互动功能弱点不利于公共话语表达，而网络自身“去中心化”、开放性、交互性的传播特点，比传统媒体更符合公共领域要求。网络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1.开放性。网络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使大众自由地参与到公共空间中来。网络覆盖全球，这种跨地域的特点打破了空间限制，使参与者更加广泛。
2.多元化。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公共领域绝非单一、普同的公共概念，而是能够开放给弱势者表达不同意见，容纳多样的意见表达，丰富公共论述的多元性。”网络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非线性传播模式。网络点对点的传播特性，为大众多元化意见表达提供了空间。传统媒体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无法摆脱精英分子的话语垄断，而网络的信息传播方式分散了媒介的话语霸权，使话语表达呈现多元化特征。
3.交互性。网络的交互性特征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介的传受关系。交互性意味着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地位的重叠，在人际传播中，对话双方既是传者也是受者，网络传播的这种交互性使其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项特征。因此网络的传播方式模糊了传受之间的界限，真正实现了参与者的信息交流。与传统媒体单向的传播方式相比，网络传播的多元化让普通大众掌握了话语权，提供自由交流平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观点的自由市场”。
公众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形式主要有e-mail(电子邮件)、即时聊天工具、BBS(网络论坛)、BLoG(博客)4种网络形式，而BBS(网络论坛)、BLoG(博客)更具有公共性特征。
1.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向所有人开放，参与网络论坛的大众只需遵守论坛协议，便可以匿名的方式在论坛上发帖、回帖。这种匿名的形式使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背景的人都能广泛参与到论坛的交流中来，排除了影响交流有效性的外在因素，从而使网络论坛呈现一种多元化的交往特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强调两点，一是面对面交流；二是语言的口语化。网络论坛中不同身份、地位的大众的多元化特征使网络语言呈现一种口语化的形式，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既展现了参与者个人的独特风格又集聚大众智慧。这种话语表达的多元化和平民化正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鲜明特色。
2.博客
1998年，“博客”正式出现于美国，是一种新兴的网络信息表达方式，也称为“网络日记”。博客比网络公共论坛更具颠覆性。博客的诞生标志着个体媒体时代的到来。个人日记在网络的公开，使极具个人私密性的信息实现与他人分享，这种分享的意义在于交流。一种个性化的内容具有了公共性的形式，这也意味着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迈进。每一个博客用户都有固定的网址，所有人都能通过链接网址阅读博客，使个人信息最大限度地达到共享，这时个人空间变成了公共领域。没有互动和交流，博客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博客用户和读者之间通过留言保持着实时互动的关系，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交往方式的产生。
网络成为个人和社会的交流平台，人人都能在这个公共空间中自由地发表观点、进行平等对话。这种网络交往空间改变了传统的交往方式，使多元化的互动交流成为时代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3
②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③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1999,3
④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⑤汪晖等，《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2005
公共关系学特征篇9
摘要文章通过对市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现状分析，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一些思考。统一认识和规范，改变观念，整体规划，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的整合资源，充分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为地方文献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资源建设
地方文献是记载某一地域内自然、社会和历史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定文献，素有“一地之百科”的称誉，它对了解与研究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物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当地经济建设、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省(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搜集、整理、保存地方文献”；在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中地方文献作为专项指标被列其中，地方文献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各级公共图书馆十分重视并纷纷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图书馆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就市级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1．现状分析
地方文献工作一直受到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视，一般都有专人负责，而且有着良好的征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却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缺少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给用户带来了一些不便。
1．1对地方文献概念理解不一
虽说市级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都加以重视，但由于各馆对地方文献的概念认识不同，理解不一，在具体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差异。有的馆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而有的则依附于其他业务部门，职责范围不清。尤其是对地方文献概念理解的偏差，在地方文献征集中范围不确定，收集的重点不明确，简单地把收到的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一律处理为地方文献，甚至出现应属征集范围的未征集，而征集来的却不是地方文献。
1．2地方文献工作缺乏统一规划
由于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地方特征，是了解与研究地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越来越受到公共图书馆的重视。但是地方文献的收藏不只是图书馆一家，其他各系统如档案馆、博物馆、文保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也都在收藏，他们保存着很大一部分地方文献资源。如宁波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宁波市图书馆一直来都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有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并有专人负责。与此同时，宁波还有几家单位拥有大量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如天一阁、文保所、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古籍和实物；档案馆收藏的一部分地方文献，作为档案保存；地方志办公室所藏的地方文献，为修志或研究之用；宁波大学所征集的地方文献，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一些收藏家和个人也藏有一些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这些单位和个人没有隶属关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使地方文献工作处于群龙无首的无序状态。而他们收藏目的的不同，揭示的手段和保存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没有形成统的规范，给地方文献的用户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1．3地方文献收藏的品种载体单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化的进展，地方文献的载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单一的印刷型书刊发展到现在的音像、光盘、多媒体、网络等多种载体和形式并存。由于地方文献征集的范围广、工作量大，市级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基本上着眼于现代出版的和已经成为历史的纸本书刊和光盘，征集的对象大都是一些独立存在的单件，而很多有价值的散落于文集、报刊、网上、电视中的地方文献或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征集和保存。而事实上，现在一些学者对地方经济、文化、人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首先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网上和电视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地方文献信息。由于市级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征集停留在传统基础上，受观念、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限制，对分散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和散布在网上、电视中的有关地方文献资料信息基本无人涉及、无能为力，这使得市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的品种载体过于单一。
1．4地方文献资源利用率不高
地方文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其独特的使用价值毋庸置疑。市级公共图书馆大都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征集，但对地方文献的利用却重视不够。很多图书馆只重视征集的数量，而对质量却很少在意，对征集到的地方文献的使用情况则更少关注，出现了为征集而征集的现象。同时，由于公共图书馆高素质的地方文献研究人才的缺乏，地方文献中很多蕴藏着的有价值的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造成地方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偏低。
2．问题思考
基于上述对市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现状的分析，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笔者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2．1正确理解地方文献的定义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要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地方文献，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文献采访条例，从而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上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就明确提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它是反映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方面情况的文献资料的总称，既有一般文献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地方文献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地方性和资料性，这是广义的地方文献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地方文献工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概念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定义，以中山大学骆伟为代表：“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并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这一概念强调了“在内容上涉及该地区”的文献，从而排除了内容不涉及本地区的地方人士著述和本地出版物。这就是说，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只要具备以上二个特性，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应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属于我们征集的范围。国内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较出色的馆，如甘肃省馆、湖南省馆、首都图书馆均遵循这一原则。
2．2创新地方文献集藏观念
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过程中，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源共享成为现实。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仅是局部和零散的，与社会发展和读者要求相差甚远。由于地方文献的资料性和广博性及其出版发行的无规律性和收藏部门的分散性，图书馆不可能也没必要刻意追求“大而全”，追求占有多领域多专题的原始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转变传统狭隘的“占有”观念，向广博的“拥有”资源转变。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原来很难复制的文献变得可以复制了，市级公共图书馆可以“用”为出发点，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加强与其他文献收藏单位的横向联系，本着共建共享、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协作协调，有重点有目的地搜集获取占有单位的地方文献资源，避免重复交叉的收藏，实现从零散局部的占有到有重点、有特色的最大限度的合理拥有。建立网站或互联平台，为用户提供收藏线索或获取文献信息的路径。
2．3整合地方文献资源
传统的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不管是正式出版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大都以印刷型文献为主，网络化环境下文献的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反映在地方文献资源的征集上就是多种载体文献并存。作为市级公共图书馆应该有责任收集有关文字资源、图片拓印资料，以及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图册、历史照片、录音、电子文献等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源，注重网络上、电视节目中的有关地方文献信息等，为研究地方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依托网络技术对收藏的地方文献进行整合，让更广地域的更多人群可以最大量、最快捷地共享地方文献馆藏资源，以实现文献价值最大化。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统一的文献内容揭示格式来共建共享地方文献数据库，把散落在各收藏地的地方文献虚拟集中起来，提高地方文献利用率。
2．4成为当地地方文献中心
地方文献的出版发行往往是无规律和多渠道的，除公开出版物外，绝大部分的地方文献经常以内部形式出版，形式多样，载体各异，追溯与传承年代久远。地方文献中非正式出版物(非卖品)多的特点和部分以实物出现(如碑刻等)的情况，使大量地方文献基本是在本地区相关系统内散发，且多为一次性，不会再版，被相关部门收藏。这不仅突出了地方文献和地方人文资料的珍贵性，同时也增加了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难度。市级公共图书馆在整个地区的文献信息链中据有不可替代的集散中心地位，理所应当担负起本地区地方文献中心的重任，合理安排地方文献资源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形成自己的收藏体系。建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网络，密切与所辖县公共图书馆的关系，加强与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市政协、档案馆、博物馆、文保所等部门的协作、协调，使地方文献资源得到系统完整的收藏。
2．5揭示地方文献内容的形式亟待规范
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整合地方文献资源的目的，在于更快、更好地服务当地的社会和经济。但是从目前来看，地方文献的揭示方式、著录内容、揭示的深度等还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这无疑阻碍了地方文献的共建共享，也给书目数据库的标准化规范化带来了困难。由于地方文献中非正式出版物多，版式不同，载体类型也多，这就要求我们对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版式的文献进行规范整理。在国家还没有统一规则和标准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可由省公共图书馆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规范地方文献的整序、编排，以达到省内一个标准。市级公共图书馆作为纵向的基层单位接受省图书馆的业务培训，为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实现计算机联网做好必要的准备。
参考文献
1．王效良．构建当代地方文献体系的几点思考．津图学刊，2003(1)
2．胡长锋．地方文献保障系统建设构想．宁波大学学报，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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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水顺．论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3)
5．金沛霖主编．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11
(陈金菊，女，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馆员)
公共关系学特征篇10
关键字：行政征收公共利益补偿
行政机关致力于管理和服务社会就必然需要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主要是通过民法或行政法上契约的方式取得的，但是如果仅依靠这两种方式并不能满足行政上的需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承认行政主体在必要时根据单方面意志而不是契约强之区的公民财产权，这种在行政国家时代所经常使用的行政手段就叫做征收。由于征收主要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而该权力享有者主要是行政主体，所以征收又可称为行政征收。
受多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影响以及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征收行为，例如征收土地用于道路、房地产或开发区建设，城市旧房拆迁改造等。然而由于我国并没有有关征收的统一立法，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征收的研究和讨论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可以说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统一的行政征收制度。此外个地方政府大多通过规章甚至一般的红头文件来规定本区域内的征收规则，但因囿于地方利益、基层政府官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方有关行政征收的规范性文件对被征收者（公民或集体）利益的保护明显不足，最终导致社会上有关征收的问题频发，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综观各国宪法中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一般都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规定公民财产权由宪法保障，不容任意侵犯；紧接着就是公民的财产权要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对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征收）。表面上看来，把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征收规定在财产权保护保护条款里似乎是矛盾的，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入福利国家社会后，政府为了更好的为公众谋福利致使征收在所难免，所以在这一前提下，如何限制征收以及如何保障征收过程中的公民财产权就成了关键所在。宪法中的征收条款则恰恰规定了有关征收的条件、规则，是对征收这一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主要活动的规制，所以对征收的规定本质上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在2004年的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笔者认为，以此次修宪为契机，建立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也仅就有关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构建作简单构想，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用。
一、征收概念的厘定研究任何事物，必须首先弄清它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由此之上进行讨论才能有的放矢，令人信服。所以我们在讨论征收这一比较生疏而且模糊的制度前更应如此。
（一）与几个相近概念的比较1、征收与税收和收费。此前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征收与税收和收费是一致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人财产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包括税收和行政收费两种制度。”这种观点对我国学者的影响颇深，至今——在第四次宪法修改之后——仍受到部分学者的膜拜。笔者认为，认为征收即指行政税收和收费的观点如果说在修宪之前还有“在夹缝中偷生”的余地的话，那么在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改之后它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观点，原因有二：一是对征收的此种定义与传统大陆法系的观点向左。无论德国、法国还是台湾地区都把税收和收费排除在征收制度之外（至于原因将在下文介绍），因而我们若把征收仅仅定义为包括税收和收费，将不利于对西方发达征收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进而影响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构建（相当于另起炉灶）。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都把补偿作为征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与以无偿为特征的税收和收费是有本质区别的。
2、征收与征用。在新修改后的宪法的第10条和第13条中分别使用了“征收”和“征用”两个用语，这与先前的只使用“征用”是一个明显的区别。这既说明了二者存在某些共同之处，所以才会规定在统一法条之中；但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否则只用其中一个词就可以了。笔者认为，征收和征用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并在给予补偿的前提下，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它们的区别在于征收一般是指对公民财产所有权的限制或剥夺，而征用仅是指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暂时剥夺（用完之后还要归还），征用大多适用于紧急状态或者军事、战争等特殊紧急情况下。
（二）征收概念的演变1、传统征收。公民个人权利的真正享有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其中又以《人权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但即使在那个人权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制宪者们在强调“天赋人权”和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同时要求个人权利的行使要受到社会约束，符合公共利益。当国家基于公益要求，以对公民财产加以特别限制为必要时，就需要对该公民个人的特别牺牲给予补偿，此即为征收。传统的行政征收制度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主要是公用征收，即行政主体为了公用事业，按照法定的形式和给予补偿的前提下，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程序。传统征收的特点是：（1）征收对象主要是土地等不动产；（2）征收的形式是行政行为；（3）征收目的是为了公用事业，特别是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4）传统征收以完全补偿要件，而且大多是事先补偿。由上可知，早期公用征收制度还只是一种国家获取财产的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土地以满足民生设施建设的需要，此一时期的公用征收制度一般称为“古典征收”。
2、扩张的征收概念。一战之后，国家的任务开始不断扩张，与之相对应，征收——国家与公民直接对抗的主要形式——的概念也在发展，表现在：（1）征收对象由仅仅是财产所有权及其它物权扩展到具有财产价值的各种权利，包括债权、著作权等；（2）征收的形式除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外还可以直接通过法律实施征收；（3）征收目的不再限于特定、具体的公用事业，扩展为一般的公共利益；（4）征收的补偿范围变为适当补偿，而且必要时（国库亏空）可以不予补偿；（5）征收也不再以对私人财产全部或者部分的剥夺为限，只要对公民财产权有所限制而造成不公平的结果，都可以构成征收的侵害。
3、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形成了以基本法第14条为基础，辅以联邦法院判例、解释的比较完善的广泛意义的行政征收制度体系，该体系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狭义的行政征收，也即公益征收，是指“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通过法律行为，全部或者部分剥夺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规定范围（财产权和继承权）内的具有价值的法律地位
的行为。”（2）准征收，是指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给公民财产造成损失的情况。德国联邦法院之所以概括出“准征收行为”，就是为了弥补行政主体违法耽误则是受害公民如何取得救济的体系漏洞，因为德国的国家赔偿制度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3）征收害，指行政主体实施合法行政行为的附随效果对特定公民财产所造成难以忍受之侵害的行为。例如，修建公路对周边土地价值及居民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征收害是由行政主体合法行为引起的，但其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客观上确实给受害公民造成了特别牺牲，因而需要给予公正补偿。
二、构建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设想如前所述，行政征收制度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征收制度却很不完善，而且也不科学，导致现实中由征收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因而笔者认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必须重建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制定专门的“行政征收法”。因为首先，我国涉及行政征收的法律仅由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几部法律，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行政征收条件、程序和补偿范围的规定各不相同，所以有必要制定统一的行政征收法，以避免相同情况因适用法律不同而不同对待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其次，在法治国家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项制度的建立一般都是立法先行。所以在我国构建行政征收制度，必须有法可依，制定行政征收法。最后，这次修宪明确赋予了公民私有财产权，并把行政征收并补偿作为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内的一项内容，而宪法权利变为公民实有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宪法实现的过程就必须将纲领性、原则性的宪法具体化并付诸实施。所以，要切实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必须制定专门、统一的行政征收法。
笔者认为，行政征收法的制定应该借鉴德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行政征收对象。传统的行政征收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所有权。因为“动产一般可以买卖契约之方式而取得”，而“该土地之位置不能变移，不易觅其替代物”。然而福利国家时代的行政征收理论早已突破了上述限制，认为行政征收对象应该包括所有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债权、著作权等，甚至还包括特定条件下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但是，“就征收标的之财产权而言，应限于已具体存在之财产价值，而不包括单纯可以获取财产利益之机会或期待可能性……此外，并非一切现有以及可实现之财产价值，皆受宪法财产权保障……因此，另辟道路所至原地段之没落，以及财经政策之变更或废弃，其影响所及之利益，并非财产权”。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征收对象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增加，恰恰相反，扩大征收对象范围是将原来不属于征收的情况纳入“征收并赔偿”的权利保障制度之下，同时使以上行为受到行政征收法律的规制。
（二）行政征收目的。在很多国家行政征收又称作“公益征收”，也就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以“公益”为目的，我国宪法也明确把“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当作征收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但问题是“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宽泛和不确定的，对现实中何为公共利益以及某公共利益有多大会因不同主体的主观判断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笔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恣意认定，有必要在行政征收法中将其一定程度的具体化。同时，行政征收不仅必须具有具体的、可实现的公共利益需要，而且行政征收还必须符合比例。比例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征收是因为个人之财产权利，已无法满足公众福利之需求，故而，所谓公共福利，赐以抽象概念之具体化，就必须在征收的个案中显现出该征收计划所要达成的公益必须远超过目前该私有财产所保持的利益。”行政征收法应该规定只有在相对法定的征收目的是适当而且必要的情况下，行政征收才具有合法性。
（三）征收程序。遵守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对于行政征收这类严重影响公民权利的行政行为更易应该在程序上加以严格控制。行政征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实施，从而保证所有的，特别是有关公民的权益的重要法律和事实问题都得到充分的考虑和权衡。笔者初步设想我国的行政征收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申请。行政征收首先应该由征收主体就征收目的、征收对象和范围、征收方式以及补偿方式和额度等情况一并报法定主管机关核准。2、核准。行政征收主体提出申请后，法定的核准几个营救申请事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和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核准程序是对行政征收的一种事前审查。（3）执行。行政征收的执行应包括公告或通知与发放补偿费两个程序。其中补偿费的数额应该在申请前与被征收人协商并报核准机关核准。
（四）补偿。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征收一般都被认为属于财产赔偿或行政补偿制度的内容，因为有征收必有补偿，补偿是行政征收这一国家侵犯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和为人们所接受的基础。因而，笔者认为在这一意义上，行政征收理论可以说是有关如何补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