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述职报告篇1
在社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紧密围绕中心运营制定的工作目标，既做到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又做到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根据社领导的安排和要求，就自己一年来的履行职责情况向领导和同志们做如下汇报，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一、党性建设
要做好新媒体中心工作，特别是面对中心存在的业务较新，相对比较独立的实际情况，当好一名工作负责人，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虽然目前我还不是一名党员，但一直以来，我坚持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特别是学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党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真诚服务的思想，做到无私奉献。
(一)坚持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紧紧围绕中心年初提出的发展目标，认真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学习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理论修养，促使自己不断进步。
(二)改进工作作风，真正做到“能干事”。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作的，自己决不越雷池半步。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以热爱本职、勤业敬业、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断在网站建设、业务发展、对外合作等工作过程中总结经验并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方式，拓展工作领域，按照社里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中心运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三)加强政治修养，坚持勤政廉洁。在平时的工作学习生活中，自觉遵守社廉政规定，自觉坚持廉洁奉公，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严格贯彻社领导的要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决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行政，既干事，又干净，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增强自律意识，规范工作行为，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进一步增强了防腐拒变的能力，坚决做到“常在河边走，保证不湿鞋”。
(四)做好调和剂，认真履行职责。在建设中心领导职工队伍上下功夫。首先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时时超前干，事事干正确，事事干透明，努力搞好中心班子成员间、与同志间的团结，主动同班子成员和员工相互沟通，促进了解，增进友谊，积极为社领导当好参谋和助手，全力支持社领导班子工作，做到主动不越位、辅佐不离位、服从不屈从、周密不空位，切实维护班子形象。
二、工作成果
（一）网保持了快速稳定的运营发展速度。我们知道pR值是Google用来衡量一个网站的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其级别从1到10级，10级为满分，pR值为7到10就表明这个网站非常受欢迎。在中心的严格管理维护下，网在上线不到一年的时间内pR值就达到了7级，成为了被受广大网民喜爱的、中国最具影响力时政新闻评论专业网。
（二）积极开拓了合作伙伴。年我们与中广联和明月基金合作，设立了明月基金，开启了明月关爱之旅。明月行动长期行动将着力于环保教育、资助环保行动等各个方面，杂志社参与其中，不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维护我社良好的社会形象，更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出了贡献。
（三）继续在关注民生的传统宗旨上发挥积极作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积极响应国家三农政策，利用我社各种阵地、载体深入有效地开展了“贷帮”宣传，为这种新型的借贷方式的推广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树立了我社有责任、有担当的主流形象。
（四）与时俱进，推进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我们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在科技创新下功夫，以“集触媒”为核心技术支持的“集智”、“开门”、“云媒”等系列平台网站即将上线，为我社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层。
（五）在经营规模上不断扩大，在技术水平上不断提高。年月建立了新媒体中心西南架构中心（成都），并正式开始运行。
三、工作计划
以上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杂志社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离不开社领导的指导支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中心将主要抓好一下两面的工作。
（一）继续推进城市原动力论坛建设。希望通过论坛的形式持续打造关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外交的平台，通过沟通交流，总结城市发展实践经验、勾勒未来图景，深入探讨城市发展的趋势、机遇和挑战。发掘每个城市的发展原动力，帮助城市进一步发展。
（二）继续开发政务云计算工程。打造网络舆情监控云平台、地方新闻云隧道、政务网络视频会议云平台、城市之窗新媒体建设云平台。以新媒体为中心，研究解决地方政府政务需求为工程方向，为“推进国家信息化，电子政务应先行”做出贡献。
四、个人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本人在工作学习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社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方面做的不到位、不严谨、不扎实、不精细，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主要表现在：
(一)学习理论不够。由于工作忙，有时便产生了以干代学的思想，放松了学习，没有学深学透。在平时的学习中，满足于已有的行业书籍资料，较少主动去看科学发展观理论方面的书籍。围绕科学发展观虽然学习了一些知识，但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缺乏，对思想和灵魂的触动不够。在学习的方法和效果上有所欠缺，没有创新学习方法和学习形式，通过学习来指导实践不够。致使自己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对发生在身边许多工作问题未及时作出应有反应，容易造成不良影响。
(二)管理技能需要加强。由于缺乏过硬的党性锻炼，也由于受生活阅历，处事经验、性格特点等因素的制约，容易在处理一些问题和事情上产生一些偏差，导致有时在处理和考虑某些问题上过于急躁、领导艺术不够、工作方式方法欠妥，反应在工作中表现为有时无法很好凝聚人心，不能完全发挥所带领团队应有的战斗力。还存在着对职工群众布置工作多，要求完成任务多，就事论事多的问题。
(三)思想不够集中，有松懈的时候。整天面对复杂的工作，容易使人疲倦，有时候见到一些细节上的小问题，也就疏于解决，后来在才发现正是这些小问题造成了整体的缺陷瑕疵，才后悔当初忽略细节，松于戒备，反过来还是误自己事，误中心事。
五、整改措施
1、加强学习。结合中心实际，不断提高管理质量和自身的管理能力，狠抓党性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加强个人修养，勤政务实，埋头苦干，实践自己“先做人、再做事”的人生准则。
2、解放思想。作为分管中心运营工作的副主任，我将根据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课题和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方面，认清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变化，看到有利条件和挑战及希望和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提供大局意识。我要认真学习掌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思想，构建和谐稳定部门，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与时俱进，拓宽视野，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推动工作发展。我还要紧抓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要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坚持每月定期抽出时间学习，力争取得比较好的学习效果和良好的成绩。在学习中，要把学习实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放在特别重要地位，通过勤奋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好，以获得领导的肯定与职工群众的满意。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2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回顾和梳理期间的十个重大事件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和升华。这十大事件都有着独特的创新点，分别是：1979年广告恢复（功能创新）、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管理创新）、1986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服务创新）、1988年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政策创新）、1991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理念创新）、1994年央视广告招标（技术创新）、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资本创新）、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体制创新）、1998年中国媒介经营管理学诞生（理论创新）、2006年首张数字多媒体报“播报”问世（融合创新）。文章评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媒介经营管理事件的实践价值，发掘了十大事件的共同点——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从无到有，从一般到复杂，从肤浅到深刻，从学习到学科，从事业管理到经济管理的过程，回溯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历程，提炼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具有深远影响、最值得反复研习的十大事件，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与升华，从中发现规律性的、经验性的、尤其是创造性的闪光点，这些光芒跨越了三十年的时空，不仅在当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且为我们照亮了未来的天空。
一、广告恢复，媒介经营管理由此发轫
1979年元旦后的第四天，晨起读报的天津人翻开《天津日报》的第三版，在新闻之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奇事物——天津牙膏厂生产的蓝天牙膏。这一天，“蓝天”成为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的第一个商业广告。随即，与报纸上其他新闻显得格格不入的这则广告，本身作为最抢眼的新闻事件，引来了媒体的热烈讨论。据陈培爱教授介绍，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指出“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来对待”，“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文的发表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广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年代广告大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王立纲，2007）
上海电视台于1979年1月28日下午15点30分播出了为上海药材公司制作的名为“参桂养容酒”的广告，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的第一条电视广告，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影视广告。（陈培爱，1997：80）同时，上海电视台还制定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份广告管理收费办法。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春蕾药性发乳”广告，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条广播广告。同年春天，北京西单出现了广告墙，第一则户外广告出现。3月15日，上海电视台又播出了第一条外商电视广告“瑞士雷达表”。（陈培爱，1997：80）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商业信息》节目，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
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报刊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0月上海举行了全国部分地区广告业务第一次交流会，会议制订的《广告价目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统一的《广告价目表》。
1982年2月国务院正式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87年10月国务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广告管理条例》，1988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我国的广告业走上法制化建设的道路。
事件评述：正是由于广告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与繁荣，才为媒介管理提供了可能与发展条件。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管理在广告为媒介带来切实的市场利益之后，显得捉襟见肘。广告为媒介经营管理插上翅膀是典型的“功能创新”，媒介通过广告行为才具有了收入和盈利的经济“功能”，才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和运作空间，才有了“经营管理”的资源和可能。媒介在广告的助推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众多行业一样，步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而媒介经营管理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市场化，成为真正的“经营”和“管理”。广告对媒介经营管理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告可以被称为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火车头，没有广告就很难开展媒介的“经营和管理”。所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广告业全面复苏的1979年，可以被看作是媒介管理元年、媒介经营管理的发轫之年。
二、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发行改革延续至今
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自办发行”，两年之后全国有《太原日报》、《桂林日报》、《柳州日报》、《南宁日报》、《大连晚报》、《郑州晚报》等26家报刊自办发行。“这一举动减轻了邮局负担，缩短了投递时间，提高了投递质量，增加了发行份数，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强了报社自我发展的活力。”（贾培信，1988：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人民邮政会议”决议，中央决定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体制，报纸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发行，“邮政合一”初期，杂志发行沿袭书店的发行方式，读者可以随时直接向报刊出版地邮局订阅各种杂志，然后由出版地邮局在杂志出版后按期向订户直接寄发。1953年报刊发行方式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1）将大批报刊直接订户从发报刊局转移到当地邮局；（2）将订销局与发报刊局之间直接要数结算关系，改为省邮电管理局汇总后向发报刊局要数并统一结算。报刊发行由邮局“包办”的局面由此形成。在建国初，“邮政合一”的报刊发行模式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统一的邮发模式严重制约了报刊的发展。
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报社，但只有邮政发行一个渠道，可谓“万人抢渡独木桥”，“邮老大”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报社跟邮局打交道有很多麻烦，有学者归纳为“五难”：一是“入门难”，新创办的报纸要找邮局办理各种繁琐的审批手续，确定邮发代号；二是“起步难”，报纸刚创办时发行量肯定有限，可邮局曾规定：2万份以上才能交邮发行，不足2万份，发行费按2万份计算；三是“砍价难”，商品交换中本来可以讨价还价，可邮局单方面确定的发行费率最低25%，最高45%，报社想砍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四是“收款难”，读者订阅报纸是先交钱再看报，但订报款到了邮局手中，报社却迟迟拿不到；五是“保质难”，虽然邮局也向报社许诺及时、准确投递，但发行中的迟、漏、错等现象层出不穷，发行服务不到位，而报社却无可奈何。（吴锋，2005）在这种痛苦的局面下，自办发行降生了。
1984年，洛阳日报社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论证，决定组建报社自己的发行体系，以“报社自办”代替“邮局包办”，经过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洛阳市委批准后，1985年正式开始自办发行实验。报社内部成立发行领导小组，建立自己的销售网：在9县6区1市建立发行所，斥资建立运输车队，实行信息化管理，给各发行所配备了微机。自办发行管理严格，灵活多样，费用节省：它强调投递及时，确保市区早7点、县区上午10点，农村在当天下午也可看到报纸；快速处理订户投诉，确保“上午投诉不过午，下午投诉不隔天”；报纸发行的服务水平大大提高，费用却逐步降低，在报纸不断扩版的情况下，费率仅为20%。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后，发行量不降反升，扩大了报纸影响力，党委政府满意；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读者满意；发行成本大幅降低，报社领导满意。这一事件经过中央有关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6年，《太原日报》等6家报纸开始自办发行，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自办发行改革的风潮。天津日报在1988年率先突破邮发体制，成为全国首家自办发行的省级机关党报。1991年全国报刊自办发行协会成立，为隶属于中国记协的国家一级法人社团，截至2007年已有会员200多家，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800家，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可这些报社创造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其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明显好于邮发模式。（吴锋，2005）
事件评述：报刊自办发行，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管理的一次重大创新和改革。改革的理由看似简单，由于当时旧的邮政发行体制不再适合报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革的结果却发人深省，报刊不仅能通过内容产生影响力，在被长期忽略和禁锢的传媒经营中也能“管理出效益”，激发了传媒人的创新动力与改革激情。洛阳日报带头创新，引发了全国报刊发行的改革浪潮，这一创举可以被归入“管理创新”，即媒介经营管理在遇到阻碍时，通过管理创新实现自身发展。报刊自办发行的改革到今天还在继续，整合营销传播、物流管理等新兴的经营管理理念正在积极充实到这一媒介经营改革与创新之中。从报刊自办发行的历程中，可以深深体会到，对于媒介经营管理而言，创新是一种常态。
三、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广播走上多元化经营管理道路
1986年12月15日凌晨5点钟，随着激荡人心的音乐和呼号“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的出现，中国内地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了！这是一个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广播的频道，她一反传统的“录播”方式和“分割式”节目编排，采用“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板块主持人节目为肌体”的形式，每逢半点播出新闻，每逢正点播出经济信息，其余时间根据“广播节目以时间为轴纵向延伸”的特点，按听众的收听习惯和需要安排内容，通过主持人灵活地将新闻、资讯、服务、娱乐等各种话题熔于一炉，开通热线电话与听众即时交流，多姿多彩地直播。（余统浩，2006）为听众提供最新最快的信息服务。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广播改革，在广播形式和内容安排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但更重要的是，为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服务”的理念，媒介不仅是新闻单位，也是受众的服务机构。珠江台的成功和后来系列台的建设，使广东电台焕发了青春，也引领中国的广播改革进入“珠江模式”时代。
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取让更多的听众直接参与办节目的办法，缩短了电台与听众的距离。开播一年来，听众直接进入播音室发表评论意见，或参与各种活动的超过1000人次，听众来信则超过100万封，每天打来的电话也超过300次。听众普遍认为“经济台丰富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具有时代感的节目安排，使人耳目一新。”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广东、上海、天津、辽宁、浙江等省、直辖市相继成立了经济台。（陈玉清，1988：7）
而广东电台在开创了经济广播电台之后，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丰收。又于1989年开办了新闻台，1990年开办了音乐台，1992年开办了英语台，1994年又开办了收费的交通台、股市台等。（曾广星，1996）一时间开风气之先，形成“珠江模式”。
2006年12月15—16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广播改革20年高端论坛”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会长李丹在开幕词中指出，20年前开播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以“珠江模式”揭开了中国广播改革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广播划时代的发展历程。
事件评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是广播经营管理趋势的体现，是“由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由全国媒介向地方媒介转变”、“由‘广’播向‘窄’播转变”。（邵培仁，2002：339）把为受众“服务”做到了实处，在当时这是“服务创新”。广播发挥自身应有的社会功能，而这一功能是广播最基础的功能。（paddyScannell，1996：23）由于这一改革顺应了历史和媒介管理的改革潮流，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经济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了广播产业。直到今天，交通台、文艺台、音乐台等专门化的“窄播”电台依然是广播电台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受众更加细分，更加“小众”，服务对象的针对性也更强。而这些现象更加验证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1986年改革的成功与意义深远。
四、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媒介管理政策规章日臻完善
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此后新闻出版署征得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意，就这个《暂行办法》作了几点说明。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文件还规定了报社开展多种经营的范围及有关政策，其中第三条规定报社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结合本身业务和社会的需要举办经济实体（如造纸厂、印刷厂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这就给报社的经营活动放宽了政策，使报社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报社过去办的企业也合法化了。文件还指出报社的经营活动应由经营部门负责，其所办的公司、企业，均不得从事与本身业务无关的纯商业经营。《暂行办法》公布之后，全国许多报社纷纷举办多种经营项目，有的办企业、公司，有的搞服务、交流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北京各中央级及国家各部委所属报纸办的公司、企业就有80多家。各地报社也纷纷搞起多种经营。这对增加报社经济活力，促进报社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贾培信，1989：3）
媒介经营管理法规是“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宏观控制和直接管理”（邵培仁，2002：102），是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媒介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媒介经营管理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这些规章制度是媒介经营管理他律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包括：《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88）、《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刊登、经营广告的几项规定》（1990）、《有线电视管理规定》（1994）、《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199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2005）、《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5）等。
事件评述：媒介多元化经营一直是媒介经营管理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反复实践、反复思考的内容，从政策层面上看，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无疑是有着划时代积极意义的，是重大的“政策创新”。虽然这个《办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甚至存在着并非仅仅小范围的反驳之声，但正如任何的改革都会带来争议一样，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媒介多元化经营的确可以给媒介带来活力，只不过同时带来的还有对媒介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魄力的挑战。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办法》保障了改革开放初期媒介经营管理改革的成果，用政策规章的形式保证了“有偿经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后一阶段的改革做好了政策的准备与理念的铺垫，也为媒介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五、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媒介经营管理结合他律与自律
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媒介经营管理的自律条件进一步完善，媒介经营管理走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道路。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1981年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的《记者守则》，有1987年中央的《关于纠正当前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几点意见（草稿）》等，但作为全国性的第一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却是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后还有1993年中央明确禁止“有偿新闻”的“七三一通知”，1994年4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稿）等等，都是对职业道德准则的维护与完善。
职业道德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生活制约下形成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职业道德是处在不断建设之中的，新闻行业也必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声誉，对于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对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件评述：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供需调节和价格变化影响媒介，那么行政管理就是“看得见的手”，通过规章制度来直接调控媒介，实现对媒介的经营管理。但在这两只手之间还有“第三只手”，既有形又无形，既不像市场那样完全通过自发的、滞后的调整，也不像行政管理那样是刚性的、先验的。这就是以道德约束为主要手段的媒介自律，这也是媒介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创新”，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职业道德”、“伦理”等自律理念。对道德与伦理的重视，是全球媒介变革共同的必经之路。（nickStevenson，1999：1）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在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媒介经营管理必须是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不能有“短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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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述职报告篇3
媒体：为社区制造
迈克尔・迈耶
“本地传媒”可能是美国最好的盈利性地方新闻媒体的先驱，他们彻底改造了媒体生产的流程工艺。“本地传媒”所在的这座建筑是明红色的，室内铺着人造草坪式的地毯，11位全职编辑散坐在各个房间的桌前，他们负责报道所处社区的新闻。正像“本地传媒”创办者和总编辑迈克尔・梅森所说，如果这听起来没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那是因为新闻业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变得过于复杂了。
在“本地传媒”创办以来的短暂期间里――该公司作为个人创业项目创办1年后，成为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多媒体公司，至今已经又经历了18个月。“本地传媒”已经连续生产了各种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在业内大多被认为是无持续盈利模式的报道。在获得风险投资之前，“本地传媒”曾了被互联网广泛转载的有关陆军一等兵曼宁向维基百科泄密的报道，这条报道成了爆炸性新闻。2011年9月，“本地传媒”还做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调查性报道，揭露了塔尔萨教会的创立人曾是一名三K党徒，同时还是本城1921年种族主义骚乱的策划者。最近，“本地传媒”了一个调查性报道，报道了本地大教堂运营的一家中学发生的学生待事件。
“本地传媒”正在向2013年春天实现财务正现金流迈进――这意味着，成为一家功能齐全的商业实体的第2年，这家媒体就能够找到一条盈利的路径了。如果它此后能够继续这一进程，其将继续扩张新闻采编力量，同时为其股东获取利润。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是按照这家媒体的发展趋势看，实现这一点是有希望的。很少有这样的媒体，能够如此快速地接近于财务自给。最值得注目的是，如果“本地传媒”开始盈利，则其盈利不是因为放弃了本地新闻，放弃了文字新闻，而是因为其关注这些内容。与那些希望市场有一天能发现主流新闻媒体生存方法的人们不同，“本地传媒”已经确认它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媒体还不够好”
对于外来者来说，塔尔萨的媒体市场看起来并不迫切需要新入者。至少，在保留市场份额方面，本城的记者比很多在其他城市的同行们面临着更好的市场环境。
下午报《塔尔萨论坛报》早于1992年寿终正寝了，但是早报《塔尔萨世界》发行仍旧相对稳定，并且深入塔尔萨的家家户户。塔尔萨还有一家名为《城市塔尔萨》的比较保守的周报，也是私人所有。塔尔萨还有电视台、新闻广播电台、一家商业杂志、一家综合类生活杂志以及其他一些媒体。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的媒体就像其他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样，媒体的数量足够，只是对于迈克尔・梅森来说，这些媒体还不够好。
挑战本地媒体
2010年春天，梅森38岁，是塔尔萨布鲁克海文医院的脑外伤项目经理。他是一个不多见的媒体业内业外的跨界人士，他多年来苦恼于写作者在他的家乡缺少机会。在做了20余年的广告文案撰写人和热心的小说家之后，他决定，一位作家需要一个值得为之书写的职业，他选择了从事项目经理的工作，后来出版了广受好评的关于外伤性脑创伤的名为《头的故事》的文集。他开始了作为科学作家的事业，并为他赢得了另一本书的约稿。虽然他自己的写作事业前途一片光明，但本地媒体困扰他的方面没有任何改观。
梅森从一家本地商人那儿获得了5000美元的资助，开始出版他所认为的塔尔萨应当有的那种报纸。他通过在“本地传媒”网站上发表的宣言作为创刊号。该文号召全国各地的作者，起来反对不称职的本地报纸，要求重现他们本地社区的报道。特别对于塔尔萨的早报《塔尔萨世界》，梅森写道：
上一个十年，你可以看到《塔尔萨世界》完全放弃了对我们社区的报道。绝大多数显示在该报网站上“最受欢迎”板块的所谓报道都很单薄，都是以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报道陈腐内容，比如“校董事会的提议可能获得通过”、“35位警官恢复工作岗位”等。很少有报道能超过千字，同时很少有报道能够横跨不同的事件。各条报道都按照一个模式，上个月的报道跟本月的报道没有任何联系。连贯性――这个叙述的根本性元素不复存在。在《塔尔萨世界》的报道下，塔尔萨的社区报道读起来好像是一本各章节毫无联系的书。
换句话说，当梅森感觉报纸缺失了什么的时候，他本人对报纸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长文、提供背景资料；对社区提供深度高质量的报道，而不是仅仅日常信息――这活互联网已经在做了。
2010年5月第一期纸版报纸《本地》出版了，5个月之后才出版第二期，其中就包括了曼宁向维基百科泄密的报道。到10月份，梅森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每月出版。他也尝试了一些很聪明的商业策略，包括拍卖掉网站的广告版面，但是仍然很难建立起那种能够维系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已婚父亲的那种收入。达不到这一目标，他便无法全职投入这一尝试。如果不是塔尔萨当地一家名为“文森特・洛维”的风险投资基金，梅森的这次创业就夭折了。
我头一次与梅森面谈是在2011年3月。我那时认为他是一个充满煽动性的媒体理论家和一位货真价实的编辑，值得获得投资支持。但是，我想不出他如何能够将其所说的“俄克拉荷马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成一家盈利的企业。我认为他的计划是在多媒体平台上生产很棒的内容，然后拼命地说服本地商家来做广告。我就像行业内的其他人一样，没能理解这种腐朽的旧模式能够被改造到何种程度。
梅森笑称“本地传媒”是在挫败中出生的。对其起源更精确的描述包含两种思维的交会：一是采编方面，二是财务方面，而这两者都受困于梅森对家乡的复杂的爱。
市场跟着品质走
洛维55岁，留着短的灰胡子，在塔尔萨长大。他在其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离开了塔尔萨，成为一名国会职员，后来成为一家法律公司的合伙人。2004年，他搬回塔尔萨，抚养他的4个孩子，并且继续其在美国和欧洲的风险投资事业。后来，他和合伙人决定集中精力于塔尔萨社区的风险投资生意。他们开始将资金和专家力量投入塔尔萨本地的技术公司、餐饮业和其他没有引起本地商家关注的投资机遇，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项目。他们将“有益于社会”写入公司使命，但是洛维还是非常明确地将自己定义为资本家。“我们不是慈善家，”他对我说，“我们是投资人。”
在洛维决定投资于“本地传媒”并成为其发行人之前，他和梅森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他们聚在一家本地日本餐馆吃猪排，讨论媒体。洛维鼓励梅森拿出三套不同的方案，以使“本地传媒”能够成为一家盈利的实体，一种是做小，一种是做中，一种是做大。他们最终决定选择做大，这意味着“本地传媒”每两周要同时做这些事：填满和发行一张对开的报纸；雇用摄像队伍，设计和填满网站。梅森需要雇用销售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员工，雇用音视频制作人，在三年内，在俄克拉荷马城的市场范围开拓业务。“我们判断，当获得了各媒体平台的协同优势之后，梅森设想的企业发展有巨大的潜力”，洛维告诉我，“这些平台要一起推出才有意义。你不能循序渐进地做，那不管用。”
他们估算，要想推出“本地传媒”并且形成足够的收入现金流，需要花费200万美元。到2012年7月份为止，投资达到了130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尚未完成的购买房地产的价格。洛维说如果需要的话，仍有进一步的投资空间。按照最初的计划，“本地传媒”需要两年的时间来获取正现金流，在4年内收回最初的投资。
为了达到这个增长幅度，他们实行了一种高度流动性的商业模式，以更多样化的目标和时间轴，依靠所投资的每个媒体平台的市场逐渐成熟，来使媒体内容货币化。他们预计，收入应主要来自于印刷版的广告，这个市场在塔尔萨仍旧相对稳定。“本地传媒”来自其他媒体平台（网络和视频、音频）的收入将非常保守。然而整个大的计划的关键部分，是全力投资于各个媒体平台，即使不能清晰、确切地知道这个媒体平台最终能够对保本有多大贡献。使得每一个媒体平台盈利是目标，但是在短期内他们满意于仅仅获得受众，然后才是利润。
“本地传媒”聚焦于讲述故事和提供事件背景，而非提供信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使新闻由任意使用的日用品，变为对受众有长久利益的东西。换句话说，大多数传统新闻的价值在后很快就会消失了，消失之前的能够让人们为之付费的窗口期，是非常短暂的。通过打破传统的新闻周期，聚焦于更永恒的，但是发生在俄克拉荷马的单个事件，使这种报道成为品牌，使得“本地传媒”能够首先把报道在报纸上售卖，然后寻找途径在网站上或是集结成书进行第二次售卖。那种缺乏更清晰的盈利途径的媒体平台――比如视频，可能不能实现第一次售卖，但是仍旧有另外的机会卖掉它。总之，制作精良的、针对本地社区的故事，有更长的保质期。
正像塔尔萨――或者俄克拉荷马此前的音乐和文学作品对美国产生的持久的、巨大的影响一样，高质量的内容能够在任何市场中胜出。“很多商业会基于好卖的商品进行市场分析，然后他们生产符合这种分析的产品，”洛维说，“在这里，事情反过来了。我们先制造优良的产品，这种产品总有市场。市场跟着品质走，而不是品质跟着市场走。”
“本地传媒”的品牌影响力
洛维的投资进行了18个月，但是很多正在进行的想法已经开始成功了。洛维加入不久，“本地传媒”就聘请了塔尔萨当地的制片人马特・利迟和斯特林・海约作为全职雇员，为“本地传媒”拍摄纪录短片。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系列关于塔尔萨的强大的视频短片，比如一部名为《好一个餐叉》的关于餐馆的片子。这些片子拍摄、剪辑精美，有紧凑的美感，远胜过很多顶尖的全国性杂志提供的视频，更别说本地报纸的了。
“本地传媒”开始时纠结于如何让这些高质量的片子变成钱。像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能够大大提升一个视频的浏览量，但是这些网站不允许第三方添加贴片广告；将视频放在“本地传媒”网站上，倒是能够售卖广告，但是浏览量相对降低了。在拍摄了18部短片之后，梅森和公司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将所有这些很棒的内容打包，点缀以新的内容，然后制作成半小时一集的节目，成为供有线电视台每周播放的电视片，这一系列电视片如今在全州每月已经有8万观众，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在节目播放后一周在“本地传媒”网站上观看视频的观众，也不包括“本地传媒”对视频进行进一步裁切后，在其ipad版上被点击观看的量。
现在，根据梅森的说法，“本地传媒”的视频项目正在接近盈亏平衡，已经非常接近投资方的暂时不追求盈利的目标。“我们不拘泥于一种广告收入模式，”梅森解释，“所以我们能够采取变化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这种机动性，是一种鼓舞整个公司运营的原则，是“本地传媒”通行其各个传播平台的经营模式的关键原则。“本地传媒”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小环境，这个环境允许立足本地新闻的组织创造一个本地广告客户可持续广告的基地――并且提供了一个可能解决新闻业面对的关键问题的方案。
按照“本地传媒”的经营模式，商家付费广告是为了与高质量的媒体产品建立联系，比如定位于高端的日用消费品商家彼此之间竞争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品牌形象的胜出。那些拥有恒久品牌影响力的出版物在地方广告市场上有巨大的影响力。
“本地传媒”正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多通道的多媒体品牌。“本地传媒”的一部分观众是通过电视节目认识到这家媒体的，梅森和洛维对于这种形势非常满意。当“本地传媒”仅仅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时，别人会认为这档栏目是俄克拉荷马公共频道的周五早节目的一部分――一档每周一小时长的“本地传媒”秀将于今年秋天在同一频道播出。目前，每个月有5.5万独立访客通过“本地传媒”的网站认识这个品牌；3.4万人通过“本地传媒”的Facebook社区认识这个品牌。（当然这些数字里面有重叠的部分，这部分没被度量）在受众总数中有一小部分受众（每月1.6万人）额外订阅或是以每期2元的价格在本地的零售商那里购买纸质的《本地》。这份对开报纸，将会继续为“本地传媒”提供大部分收入，这份报纸充满了大幅摄影照片，同时本地的酒吧和自行车店在这份报纸上刊登了很多广告，以致广告也成了报纸设计美感的一部分。报纸的版面设计费用为每个版75美元。由同一个团队负责报纸版面、网站、4个将要实施的“本地传媒”书籍出版项目，以及“本地传媒”的ipad版的设计。“本地传媒”的报道焦点较少聚焦于所在社区的总的受众群体，更多的是关注建立一个品牌和一个持续性的媒体机构，以获得广告客户和所在社区的其他群体的支持。
把报道的速度放慢
“本地传媒”于6月份发行了《俄克拉荷马城》的印刷版。尽管塔尔萨与其西南方88英里更大的市场区域存在些许竞争，这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发展。每个单独的印刷版仅仅刊登那些想要在一个城市的广告，但是两个版本的报道内容是一样的。“本地传媒”早就视自己为讲述全州故事的媒体――而不是仅仅报道塔尔萨――其电视节目、网络以及广播节目为其印刷版在全州市场的开拓，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未来几年，随着“本地传媒”的成长和全国报纸市场的持续收缩，《俄克拉荷马城》的启动将会帮助回答新闻业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需要一个多大的市场，才能维持一个盈利性媒体提供这种质量水平的报道？“本地传媒”能够继续扩张其报道能力吗？或是其需要超越州界，成为大平原地区的一家地方性出版商吗？
梅森和洛维非常自信，认为在其他城市和州也可以培养像他们这样的运作模式，做像“本地传媒”在俄克拉荷马所做的事情。
值得指出的是，“本地传媒”并没有解决如何进行日常新闻报道的问题。人们可能不会再为最新的市政厅会议和犯罪报道内容付费了，这样的内容是最本地化的电视新闻和日报的面包、黄油。“本地传媒”要从事媒体作为城市“看家狗”的那部分职能，但是这种工作仅仅是其核心使命的补充。“我们所认为的新闻职业的作用，远不止发现并帮助矫正各种社会问题，或是通过负责任的报道促进社区进步。”梅森告诉我，“那样当然很好，但是比那些更本源、本质的，是讲故事的能力。那是我认为比仅有新闻从业者的心态更广阔的东西。”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4
这里以羊城晚报2010年4月9日a4版的报道《南平血案:凶手判死竟喊冤上诉》为例,再次谈谈这个老问题。
这一新闻的大标题中使用的“竟”字,表明编辑设计标题之时,认为一审认定的杀人犯郑民生不该上诉,这里无形中向社会传达了非法治的理念。关于上诉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83条第三款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更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地位,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对其具有切身利害关系;而切实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保障被告人行使其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法律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
一个“竟”字反映出编辑的思路,被告似乎不该有进一步辩护的权利,那么潜在意识便是:司法程序可有可无。编辑这样的标题设计,体现了某些愤怒公众的道德正义感,但报纸编辑是一种专业岗位,这个岗位要求把握报道的客观和公正,不能感情用事,做出的判断不能与诉讼公正背道而驰。
再从报道的准确角度衡量。大标题中叙说的事实是“喊冤上诉”,然而具体的文字报道中并没有出现与“喊冤”内涵相关的任何情节,只是说被告认为有些非关键的情节(例如杀人的部位、他与前女友的事情等等)要弄清楚,并没有否认杀人的事实本身;关于上诉,报道含糊地用“郑民生称将提起上诉”一带而过,信息不准确;即使他可能将“上诉”,标题变成完成时态显然也不对。
我国的刑诉法规定,行使上诉权的形式分为书面与口头两种。对书面形式,只要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办案机关或管教人员提交了上诉状,或表明其上诉要求的书面材料,办案机关就应尊重其上诉权。对于口头形式的上诉,办案机关应当立即制作笔录,以确保当事人行使正当的上诉权利,而不能随意地剥夺其上诉权。不论哪一种情形,具体报道中都没有清晰地给予交代,而标题却轻易地变成了“喊冤上诉”。根据该条消息的副标题“郑民生称上诉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不是指杀人这个事实),也与主标题的“喊冤”无法对应。这样简单的事实的叙述,报纸本应该做到准确,却没有做到。
我们看一下同日其他传媒的标题:
中国新闻网:《南平凶杀案犯郑民生一审死刑,凶犯称要上诉》
人民网:《福建南平“3・23”案凶手一审被判死刑要上诉》
齐鲁网:《南平血案凶犯郑民生被判死刑,郑民生或上诉》
这三个标题中,关于“上诉”都采用了将来时态;第三个标题使用“或”(可能之意)字,显然更准确些。
再看这篇报道的三个小标题:
《冷血发现用刀捅更快》
《偏执觉得自己很冤枉》
《臆想被“女友”陷害》
其核心概念“冷血”、“偏执”、“臆想”,都属于作者的主观判断,不该这样主观地叙述事实,特别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实。第二个小标题中“觉得自己很‘冤枉’”一句,可能是“误导”编辑设计“凶手判死竟喊冤上诉”的起因。这一节的描述,把郑民生在庭审中所说的话归结到“喊冤”(尽管加了引号),是对基本事实的错误概括。仅根据作者提供的郑所说的话,涉及的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对杀人的起因他有自己的说法。然而,法律是以事实而不是动机为判案准绳的。
这篇报道中,作者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描述事实较多,没有做到客观叙述庭审。这类情形也可以从羊城晚报关于这一案件的系列新闻标题中看到。例如3月24日a3版的标题《情场职场皆失意,心态扭曲举屠刀》和3月25日a3版标题《孤僻医生,冷血杀手》,仅依据嫌犯自说的话确定杀人是“心态扭曲举屠刀”,称嫌犯是“冷血杀手”,在庭审之前这样做新闻标题,是“媒介审判”。4月9日a5版标题《“屠夫医生”一审判死》、4月28日头版《冷血凶手郑民生今早被执行死刑》、4月29日a3版头条标题《屠杀数名小学生残暴医生被枪决》中,冷血杀手、屠夫医生、残暴医生等等的称谓,即使在经过审判确认其为杀人犯之后,也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不该使用的表述话语,这是非法治的表现,法庭的判决词中是不会有的。郑民生杀人,与他的医生职业无关,强调他是医生不知想做什么。
报道法庭的有罪判决,只能以定罪来称其为××犯,但不能因此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称谓,诸如杀人恶魔、冷血杀手、屠夫医生等等,这涉及到侮辱当事人的人格。然而,这类称谓在我们的报道中常见。而在法治国家,即使是大众化的小报,在称谓犯罪嫌疑人或罪犯时,亦是很小心的,以防成为被告。不能妖魔化被告,这是国际新闻业界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工作规范,我国的很多记者尚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职业规范。《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手册》关于报道犯罪的部分指出:“当我们处理犯罪新闻的时候,应慎重考虑我们的报道目的、方式和我们节目的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犯罪不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我们不得在报道中添油加醋。……仔细考虑报道犯罪时使用的语言的准确性和恰当程度。即使用平常语言来报道,犯罪也是很有震撼效果的,所以不得使用丰富的言语来夸大其辞。应避免陈词滥调和不必要修饰语。”最后的几句话,可谓发人深思。
传媒没有权利给当事人随意确定罪名,任何时候传媒都只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活动,遵循职业规范。而现在我们评论的,则是传媒报道庭审过程中的越位、有意无意地凌驾于司法之上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类不规范的报道语言和标题设计,除了法治观念淡漠外,还有就是记者和编辑在报道之时,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受到公众的人治情结影响。传媒竞争中,各报都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有意无意地在设计标题和行文中突出耸动的情节,这也是造成一些法警新闻没法治现象原因之一。对于丧失了许多生命的惨剧来说,我们不该再添加戏剧性的成分了。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5
掌握巨大财富的中国高端商精英
作为国际知名的市场调研机构，早在1979年益普索就开始进行Be（Businesselite）调查，以评估商业精英的规模以及商业类刊物对这个群体的覆盖率和影响力，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针对高端商务人群的调研。
而此次调查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国内最具代表的城市中工作的商务精英，包括国内大型企业、跨国公司、银行保险、国际会计事务所、法律500强机构、豪华酒店或酒店管理集团、商学院、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以及大型it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核心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其中，总裁级高管约占20%，其他高管约占30%，核心职能部门负责人占50%。符合条件的中国商业精英约为10万人，平均年龄38岁，平均年薪51万人民币，平均流动性资产（存款，股票或股份）338万人民币。
调查结果显示，这个群体每年掌握着约4000亿人民币的商务购买/租赁支出，人均近400万。其中，用于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的支出约666亿，占16.6%，用于电讯和办公室设备约500亿，占12.5%，用于公司车辆和房产（公司货车、轿车、飞机、办公室以及厂房）860亿，占21.5%，用于金融和法律服务500亿，占12.5%，用于零部件、原材料、设备购买支出1250亿，占31.2%。
广告依然影响高端商务精英的决策
通常人们总认为广告对于高端商务人士不起什么作用，也一直潜意识地认为“高端商务人士不受广告的影响”。但事实上，通过这次Be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商业精英认同“我经常从广告中得到灵感要购买什么产品”的比例高达54.8%，美国商业精英认同“广告对于我要买什么产品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比例达63%。由于商业精英工作的繁忙，很少有时间去逛街或发现商品，广告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更重要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媒体触达他们。
在看到广告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分别有24.5%和27.9%的商业精英说看到报纸广告和杂志广告后会“购买某个产品”。
财经媒体最受重视
在本次调查中，涉及了大约80个中国商业精英接触较多的商业类媒体，其中包括39份报刊，10个电视频道及28个互联网站。调查内容包括了阅读率、到达率、影响力、媒体效果等（在各种媒体上看过广告后采取的行动，保留备份以供日后参考、访问网站、购买某个产品、购买某个产品、在讨论/陈述中引用）。此外，还有10种以上新型媒体的接触，涉及“视频”、“播客”、“博客”、“itV”、“VoD”、“tiVo”等。
调查显示，91%的中国商业精英会阅读最新一期平面类商业媒体出版物，而美国商业精英在这方面的比例是88%。在阅读各类财经媒体的商业精英中，大约有30%-40%认为“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在所列举媒体中《中国企业家》杂志所获比例最高，为41%；大约20%-30%的认为“是一份我会特意抽时间阅读的报刊”，在这方面，《上海证券报》获最高比例，为40%；大约10%-20%认为“在此报刊刊登广告对产品/服务有帮助”，这里，《经济观察报》的该比例最高，达22%，其次是《财经》，为21.2%。
平均而言，在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后，有64%的商业精英会在“讨论/陈述中引用”，45%的会选用杂志上的新闻和信息；而在“使用一种想法，使商业决策/商业计划变得更有效率”时，报纸的比例为28%，杂志比例则为31%。
新媒体接触比例也非常高
在网络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它对高端商务精英的影响也是不无例外。这次调查也显示，在平均一个月内，55.3%的中国商业精英会“每天接受电子邮件的新闻或提醒”；50.9%的会“在线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节目”；31.9%的会“下载/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或剪辑”；50.3%的会“在线阅读博客（blog）”；22.4%的会“在线给某个博客留言或自己的博客”；31.7%的会“下载（观看）来自互联网的视频播客文件”；29.1%的会“下载（收听）来自互联网的音频播客文件”。
而美国商业精英上述行为的比例分别是，54%会“每天接受电子邮件的新闻/提醒”；51%会“在线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节目”；32%会“下载/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或剪辑”；32%会“在线阅读博客（blog）”；6%会“在线给某个博客留言或自己的博客”；18%会“下载（观看）来自互联网的视频播客文件”；17%会“下载（收听）来自互联网的音频播客文件”。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6
报社为什么要撤销调查部，我们不得而知，猜测也没有意义。说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对于“普通媒体人”来说，即使群众喜爱社会认可如王克勤这样的记者，他为群众服务的理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多数时候也并不取决于自己。不要说现在部门被撤销了，即使之前调查部存在的时候，做什么选题、做到什么程度、发还是不发，恐怕也都不是这些“普通媒体人”能决定的。
“普通媒体人”，这样的表述或许会让人不舒服。的确，从理论上说，社长、总编辑和“普通”编辑记者，只是分工不同，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共同实现为群众服务的职能。但从现实看，岗位不同、权限不同，最终导致为百姓服务的“能力”也不同，一部分人甚至决定另一部分人为百姓服务职能的实现程度。和“普通媒体人”对应，我将后一种人称作“媒体掌门人”。
同样是“普通媒体人”，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同，结果会大不相同。一旦媒体大政方针确定，那么，能否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就取决于这家媒体有一支怎样的“普通媒体人”队伍。“普通媒体人”能否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取决于所在媒体的“大环境”，取决于“媒体掌门人”能否更有担当。
第一个问题：“媒体掌门人”需要找到为群众服务和为领导服务的契合点
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新闻，群众也需要。报道它们，也是为群众服务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这类新闻占据媒体主阵地，恐怕就难说正常，群众也难以满意。这里面的责任，主要不在媒体，但这不意味着媒体可以无所作为。事实上，部分官员之所以对新闻媒体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新闻规律缺乏认识所致。对于一些“非分”要求，如果媒体不是言听计从，而是能做些说明和引导，多数官员是能听进去的。中央领导多次要求新闻媒体多把镜头对准普通百姓，所以，即使还有“一天电视不见影、报纸不见名就难受”的官员，估计也不会太多。怕就怕，官员还没说，媒体先猜测意图投其所好并无所不用其极。对一些媒体来说，这正是事实。
如何在为群众服务和为官员服务之间找到最恰当的契合点，不仅考验“媒体掌门人”的新闻业务水平，更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
第二个问题：“媒体掌门人”需要坚守新闻人的职业道德，抵制利益诱惑
按照定位，媒体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自负盈亏，媒体的商业属性日益显现。在各种利益诱惑下，媒体人能否坚守职业道德，至关重要。
前段时间，双汇火腿肠中有瘦肉精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央视是揭露此问题的主角。但即使在报道最集中的那几天，双汇集团在央视的广告仍雷打不动，一遍一遍地宣扬“让百姓吃放心肉”。一边报道它有问题，一边每天劝人“放心”，群众想必很纠结。双汇每天给央视的广告费，一定不少，但在肉的质量并不让人放心的情况下，即使广告费数额巨大，负责任的媒体也必须毫不犹豫地停播广告。为了广告费不惜误导百姓，这是媒体对自身职责的背离。
还有一些媒体用批评报道换取广告收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家报纸上期刚发了某公司的负面报道，下期就是这家公司的广告，美其名曰“挽回影响”。有的媒体甚至在巨额广告费的诱惑下干脆把负面报道压住不发。一旦媒体“为人民币服务”，那么，“为群众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个问题：“媒体掌门人”需要通过各种机制，创造一个鼓励“普通媒体人”为群众服务的“大环境”
比如有的媒体为了鼓励记者多做反映百姓疾苦的监督报道，规定这类报道一个字“折合”其他报道两个字；再比如，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上，为做这类报道的部门配备精兵强将。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7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
1.性别。在这次随机调查中，调查对象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分别为59.1％与40.9％，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所做的“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参见《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中所得到的数据相比，女性所占比例略低。但与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的结论（男性67.1％、女性32.9％）相比，女性比例要高。
2.年龄。本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从20岁至59岁，其中22岁到50岁的样本数占总数的96.4％。从调查对象年龄的分布来看，与实际状况较为符合。
3.工作单位类型及职称。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体中从事新闻报道与编辑工作的人员，他们在新闻的选择与方面处于较为主动的位置。因此根据他们回答所做的问卷分析描述和解释也更具说服力（见下表）。②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报社58755.355.5
电台898.48.4
电视台33431.531.6
通讯社60.60.6
节目制作公司、网络公司363.43.4
广告、公关、咨询公司40.40.4
其他20.20.2
总计105899.7100.0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尚未评定22921.621.8
初级职称33031.131.4
中级职称35233.233.5
副高级职称11811.111.2
正高级职称232.22.2
总计105299.2100.0
二、新闻从业人员对有偿新闻的态度
本次调查的主题之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有偿新闻”的态度和做法。根据1997年1月1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中的内容，我们在问卷上具体涉及了以下几项问题：
（1）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
（2）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
（3）记者是否应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
（4）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
（5）记者是否可以接受新闻源单位或个人安排的免费旅游；
（6）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
（7）记者是否可以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
对上述所列问题的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1.“记者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闻报道权与金钱的交换，是在搞变相的“有偿新闻”活动。但调查显示，仅有26.8％的调查对象不同意这种做法，有56.％受访者态度不明朗，可以认为他们对这种不良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为之，更有16.8％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1）。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副高职称及以下者，以及年龄在44岁以下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基本在24％～27％之间；正高职称和年龄45岁及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37％～39％。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24％、报社28％、电台30％。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26％、新闻大专28％、新闻本科25％、新闻硕士33％、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3％。也就是说，电视台记者和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此方面的意识更弱。
表1对记者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业务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28126.526.8
不置可否17816.817.0
看情况41539.139.5
同意17616.616.8
总计105099.0100.0
2.“记者为自已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这个问题和上一题的性质相同，都是一种应杜绝的交易行为，但对“记者可以为自已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回答表示不同意者仅占“19.8％”；而有26％的人同意这种做法（见表2）。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副高职称及以下者，以及年龄在44岁以下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基本在11.9％～22.7％之间，正高职称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26.1％。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16％、报社23.4％、电台15.9％；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17.3％、新闻大专24.3％、新闻本科19.1％、新闻硕士2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1.2％。也就是说，电台、电视台记者和边学边干者在此方面的意识更弱。
表2对记者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20319.119.8
不置可否14613.814.2
看情况40938.539.9
同意26725.226.0
总计102596.6100.0
3.“记者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业，更多地是依赖广告生存，因而一些广告主在有些媒体逐渐拥有了控制权，一些媒体背离了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的规律，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能完全履行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主要做法之一是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此次调查显示，有33.7％的调查对象不同意这种做法，有54.2％受访者态度不明朗，而有12.1％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3）。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正高职称和年龄45岁及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41.2％～42.9％。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30.8％、报社36.2％、电台37％；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35.4％、新闻大专31.8％、新闻本科30.6％、新闻硕士37.7％、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32.3％。
表3对记者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的态度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34432.433.7
不置可否20519.320.1
看情况34832.834.1
同意12311.612.1
总计102096.1100.0
4.“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和免费旅游”。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和免费旅游在新闻界并不少见，如此做法可能导致报道者偏离客观立场。此次调查显示，有15.7％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有6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而有21.5％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4）。从受访者的职称和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均与上述几个问题的数据基本吻合。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15.6％、报社14.5％、电台26.7％；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14.7％、新闻大专26.9％、新闻本科12.2％、新闻硕士9.4％、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4.6％。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
表4对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16215.315.7
不置可否17916.917.4
看情况46844.145.4
同意22120.821.5
总计103097.1100.0
表5对记者接受新闻源单位或个人安排的免费旅游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35333.334.2
不置可否24122.723.4
看情况32730.831.7
同意11010.410.7
总计103197.2100.0
对于是否可接受被采访对象安排的免费旅游，有34.2％的调查对象不同意，仅10.7％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5）。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37.6％、报社31.2％、电台43％；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36.5％、新闻大专40％、新闻本科27.4％、新闻硕士26.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45.3％。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律意识略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与上一个问题（免费用餐）调查结果基本相同。在这两个问题上，报社从业者及新闻本科及新闻硕士自律意识相对较差些。
5.“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如果说前面调查的问题当从业者为之时，还有一些说服自己的借口，如拉广告是为了单位利益，免费用餐是因为采访耽误了吃饭。但接受现金馈赠及在企业兼职则是完全在为自己谋取私利。新闻工作者在业务活动中利用工作之便收受现金馈赠，即收受贿赂，是新闻队伍中的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一种犯罪行为――收受贿赂罪。正因为这两个问题性质的严重性，人们相应的自觉意识也较高，如回答不同意的比率明显高于前面几个问题。有53.2％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接受被采访对象的现金馈赠；有6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仅有6.3％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6）。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54.2％、报社52.5％、电台59.7％；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53.9％、新闻大专68.1％、新闻本科45.4％、新闻硕士51.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56.4％。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学历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
表6对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54551.453.2
不置可否23322.022.7
看情况18217.217.8
同意656.16.3
总计102596.6100.0
在新闻从业者是否可以兼职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这个问题上，有47.3％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有4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仅有9.9％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7）。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与上述问题基本相同，只是有正高职称者表示不同意的仅占33.3％，远低于平均数；而年龄在45岁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又占61.9％，这样的结果看似存在着一些矛盾，因为一般来说，年龄大者职称高，但实际情况是，年龄和职称有关联，但并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职称现在往往跟学历等其他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本次调查对象具高级职称的人数较少。另外，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42.4％、报社50.1％、电台53.4％；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50.1％、新闻大专50％、新闻本科37.1％、新闻硕士26.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40％。也就是说，电台从业者和边学边干及有新闻大专学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表7对记者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的态度
频数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48645.847.3
不置可否19718.619.2
看情况24322.923.6
同意1029.69.9
总计102896.9100.0
三、总结与建议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强调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尊重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并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劳动成果、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得人人尽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这种情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能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效益与利润；但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则可能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的酵母，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催化剂。
从上述数据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闻队伍的新闻工作道德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职业道德行为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几个调查问题中，回答“看情况”的比率都较高，这些人可能在思想上对是与非、对与错的认识非常清楚，但一旦有条件或涉及自身利益时则往往会放弃道德原则，也就是说，这些人道德自律的自觉意识较差，对他们来说，有处罚分明的纪律、规定，营造一个廉洁清正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的经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必然地会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而其消极后果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便是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乃至混乱，由此导致道德行为的失范以及腐败现象在新闻界的滋生蔓延。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曾有人惊呼：新闻队伍再不抓新闻工作道德建设，数年之后将无有用之兵。这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上述的调查数据又一次为我们敲响的警钟。因此，我们一定要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办法，不能再让今日之“错”酿成明日之“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8
[关键词]媒介伦理；大众传播；媒介责任；伦理道德
■课题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现代传媒教育的伦理责任研究”（项目编号：ZC11078）。
一、有关媒介伦理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概述
美国罗伯特·拉罗斯教授等认为，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的规则。自我调控属于监视与控制媒体表现的传播业规范和准则。他认为，传播媒介中主要的伦理问题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窦炎国认为，从一般的学理上讲，媒体伦理是指传播媒体在契入社会生活、服务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伦理意识、伦理活动、伦理关系。如同一切社会伦理现象一样，媒体伦理的核心内容通常也集中表现为媒体所特有的伦理价值取向。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但是由上述两种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媒介伦理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媒介伦理对大众传播媒介起着一种规范、引导作用，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道德指南针”。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媒介全球化的冲击，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愈发面临着伦理选择的困境。媒体的伦理困境，也是价值选择的困境，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善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在多种善之间、多重义务或责任之间的抉择。
二、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影响方面的伦理道德缺失
（一）大众传播媒介重视新闻价值的挖掘，从而导致漠视新闻伦理的存在
媒介经济是“眼球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达到传播致效，大众传播媒介会不遗余力地发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通过一系列新闻策划，深挖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且为了适应“丛林法则”，各个媒体会使出浑身解数做出独家报道，以此换取利润。在“受众即市场”这种功利主义观念的驱使下，大众传播媒介做出了种种有悖于新闻伦理的新闻报道。例如，从默多克所创建的新闻集团“窃听门”事件的披露，人们可以看到“生意往来”和“利益交换”。“窃听丑闻”不仅使默多克沦为全民公敌，《世界新闻报》沦为众矢之的，更使一向标榜“新闻自由”、声称报道“客观公正”的某些西方媒体的道德责任和职业伦理受到拷问。
大众传播媒介重视新闻价值的挖掘，这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得到新闻，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侵犯公民权利，这种猎奇癖的做法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作为“第四权利”的媒体，悖理新闻伦理，失信于受众，从而导致自身公信力下降，陷入媒体信任危机，这又谈何成为公民的耳目喉舌，社会利益的瞭望塔。
每一种传统职业都坚持拥有一条哲学的中心原则。在理想的状态下，人们将法律工作等同于公正，将医务工作等同于救死扶伤的责任。新闻事业也有一个崇高理想，那就是公布真相。但对于暴力事件而言，却不仅仅是告知受众那么简单。报道凶杀案及杀人动机并不等同于“媒介暴力”。信息是对称公开的，公众不会因为被蒙蔽就变得安全，相反也许会变得无知，也许会因为不知情而疏于防范，从而让更多的犯罪手段得逞。而且“当信息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时，在报刊上或广播电视中隐瞒信息有意义吗？或者，主流媒体依然通过设定一套约束标准来维持其崇高地位吗？”①因此无论是从公众的知情权不容侵犯的新闻自由底线还是从媒体报道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来看，都找不到任何禁止报道暴力事件的理由，核心问题在于采用何种方式去报道。例如，有些媒体将犯罪细节公之于众，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示范效应，这很有可能会诱发受众的攻击倾向，而且有些媒体的报道基调明显存在失误，煽情主义和民粹倾向较为明显，大有为犯罪者立传之意味。
（二）大众传播媒介对利益的追逐导致媒介内容有失水准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1922年出版的theimmigrantpressanditsControl中写道：“要衡量报纸在选择广告时所显示的良知和责任心，一个实际指标就是它们刊登的医药广告的相对数量。”但是广告商通过广告来控制媒体内容，类似问题似乎愈演愈烈。例如，有些报纸在广告版刊登“每天16元男人疯狂女人欢呼”之类的庸俗的广告；立邦漆《龙篇》这样的广告不恰当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有特定文化含义的事物作为广告形象，侮辱或丑化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形象；儿童广告中存在着误导消费行为，甚至在广告中出现或暴力的现象。美国的一位杂志撰稿人说：“政治或宗教操纵儿童思想的企图会掀起一场父母抗议的风暴，会招致国会的调查干涉。但是在商业界里，对儿童思想的操纵是‘公平’的游戏，儿童成了合法的牺牲品。”②纵然广告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不能见利忘义。在刊播广告时应该合理地控制广告的流量与流向，严格把关广告的内容水准，时刻以广告伦理为准则。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9
很快，上传的现场录像在网上显现，这是从高处拍摄的。细看录像，虽然人数上千，但十字街头的街区狭小，里三层外三层的，真正看到里层具体冲突情景的人并不多。外层的大多数人有说有笑，很多举着手机拍照，外层的人甚至不知道最内层发生了打砸车辆和对城管雇佣的搬运工的殴打。在最内圈，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手舞棍棒和砖头进行打砸，后来他们喊叫着把前来救护伤员的救护车，视频中传出整齐的“1、2、3”口号声，说明至少这件事情上是有人指挥的。
无数不相识的人聚集到一起了，多数人并不了解真相，但各大网站的新闻随即造就一种媒介“真相”，因为大标题告知网民：“城管打人遭群众千人围攻”。
一、各门户网站采用“城管打人遭群众千人围攻”的标题，对基本事实叙述不准确
根据前面提到的录像显示，事发当日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城管打人遭群众千人围攻”，没有客观、平衡地展现事实。这个标题按照以往城管打人的传媒报道老套模式设计，将这一冲突简单描述为一场官民对立事件，误导网民，没有准确地表达事件的基本情况。
事情远比标题叙述的复杂。从标题表达看，城管打人在先，群众围攻当然属于正当防卫。苍南县的城管确实打人了，但“遭群众千人围攻”就不对了。“群众千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围观而不是围攻；打人的城管雇佣的搬运工（后面暂且把他们称作“城管”）后来遭到一小群不明身份人的群殴，其被打程度不亚于他们此前围殴拍照的过客黄某。各大门户网站承担着在向公众告知真实新闻的职责，在这次报道上，网站没有真实地再现事实。
冲突性事件中，至少有两方，有时还是多方参与冲突。冲突是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具有冲突因素的事实一般具有报道的新闻价值。但因为冲突有多方参与并形成，传媒报道冲突事件，从标题到行文，都要十分谨慎，一定要多方采访，相互印证，平衡地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做到公平、公正。新闻标题是窥见新闻整体的窗口，叙述文字要摆平各方，因果关系一时难以确定的，不要抢先报道，重报事实，慎报因果，这些都是冲突事件新闻标题设计的要领。关于苍南事件，可以使用这样的文字：浙江苍南县城管打人后又被打，上千群众围观。“又被打”回避了主语，因为打人者是什么人不清楚；不宜先入为主地说“群众”打了城管。
二、没有派出记者到现场的传媒，如何报道真相难辨的黄某伤势
我查看了4月21日前后关于这一事件的传统媒体的报道，关于黄某伤势的描述，分寸的把握上差异较大。新华社转发苍南新闻网的消息说，城管执法粗暴，“黄某刚好路过此地，并用手机进行拍照，在执法人员要求其停止拍照行为无果后，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黄某受伤，引发附近群众的围观。”县里的110警察及时赶往现场进行处置，120第一时间将黄某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医生诊断，黄某身体无大碍，情绪稳定，继续留院观察。”
《温州商报》关于黄某的伤情，是这样报道的：医生披露，被城管殴打的民众黄某肺部有挫伤，颅骨可能有骨折，下肢活动较差，神志较刚送到时略有好转，但仍不清醒。
新华社转发苍南新闻网的消息，是一种客观转述，不能担保转述的是真相。没有派出记者到场的传媒，采用这类新华社转发某地新闻网的消息时要小心，尽可能再搜索一下关于这一细节的说法。如果发现明显不同，应该两面报道，不宜只采信一种说法，以防备可能造成的报道失实。
这次报道苍南事件，很多传统媒体关于被打城管的伤势描述得很惨很详尽，而对被城管打伤的黄某的伤势，多数单方面转述苍南新闻网的说法，不仅“身体无大碍”，而且“情绪稳定”。苍南官方网站强调黄某“情绪稳定”令人质疑其潜在的导向。如果传媒习惯于平衡报道冲突性事件，就不会满足于苍南网的这种说法，会追寻细节真实。简单照发新华社转述苍南网的报道，报道失衡了。
三、在事实不清楚但有录像为证的情况下，如何恰当使用“群众”、“歹徒”、“暴徒”等名词表达社会行为
关于被群众围堵的几个没有跑掉的“城管”，有的传媒这样报道：“他们跑上一辆大巴，想要开车离开，但是人群将他们围住，群众把车胎的气放掉，打人者无法离开现场。将打人者堵在车里后，群众持砖块、木棍等砸破了车窗、车门，导致车内几人受伤。‘城管’被群众打伤后不能动弹，救护车来了之后，在救护人员将伤者抬出时，群众开始踢救护车，把救护车了。”
“群众”在中国现代汉语的语境里是正面概念，把这些打人和毁坏公物的人称为“群众”，显然概念使用不当。在不清楚这些人的情况下，使用“暴徒”、“歹徒”这些明显贬义的词汇也不够谨慎，可以使用诸如“不明身份的人”、“救护车的人”这类中性的表达。后来查明，这些人均不是有正当职业的市民，而是社会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打人和毁坏公物，根本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借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四、传媒的职责在于追问事实、怀疑“价值”
新媒体述职报告篇10
关键词：电视广告媒介；社会责任；缺失；对策
广告媒体是广告活动中信息传播的载体，是接连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广告活动的三大主体之一，广告媒体在广告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尤其是电视广告媒体，它是集声、像、色、字等于一体的大众传播媒介。我国电视广告中时常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电视媒体中盈利性广告所占比例远远大于非盈利性广告；各种问题广告尤其是虚假广告的数量不断增加；低俗广告以及各种炫富广告不断出现；歧视广告和误导广告屡禁不止等等，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并非是偶然，电视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广告传播媒体过分追求商业利益，社会责任意识和广告意识比较淡薄，媒体自身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问题广告的层出不穷。上述这些都是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缺失所导致的。
电视广告媒体社会责任是指“作为电视传播载体的电视媒体企业在创造利润时，所承担的对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从内涵上看，这一责任包括经济、道德、法律等三方面：法律责任是遵守所有法律和法规；道德责任是遵循利益关系人评判的可接受行为标准；以及回报社会的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最大化利益关系人的财富和价值。”电视广告媒体社会责任缺失而导致问题广告出现，必然会对社会、广告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损坏广告客户、消费者及其电视媒体的利益，最终造成电视媒体公信力的下降甚至是消失。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为社会公众所信赖的程度，是媒体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用以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媒体公信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的真实性、高尚性和权威性三个方面。”所以电视广告媒体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广告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杜绝问题广告的传播。“广告传播中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于媒介为促进媒体公信力，依据法律准绳，以社会效益为主，刊播让受众愉悦的广告信息。”不仅要完善广告管理法规，进一步细化传媒权责，作为电视广告媒体应从自身出发，在传媒有效监管基础上，应增强传媒人的社会责任和广告意识，规范信息行为，加强媒体自律等。
一、完善广告管理法规，细化传媒权责
目前，针对广告市场我国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如1982年2月的《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4月的《实施细则》；1987年10月26日的《广告管理条例》；1995年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7年12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告活动道德规范》；2015年9月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等，虽然有了上述这些广告法律法规，但广告管理法规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才能更好的保障和规范广告行政执法职权的管理和实施，以此来加大对问题广告的惩治力度，从而对我国广告行业及其市场的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立法者和执法者在关注广告客户、广告公司的职权的同时，要重视广告传媒在广告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所以在广告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加大对广告传媒在广告活动中的职权的细化，如对大众传播媒体应当履行法定的广告审查义务细化；对广告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在适时、适量、适度上细化；对传媒人在广告活动中的职能的进一步细化等等。将传媒的义务和权利更加细化，目的就是更大限度地发挥广告传媒在广告中的作用，并能对广告传媒的健康发展提供更为细化的法律依据。
二、建立广告监管网络，加大监管力度
电视广告是电视广告媒体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现代电视广告媒体环境中，电视广告媒体所面对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而各电视广告媒体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电视广告上。所以广告监督的重要性就得以体现。建立广告监管网络，应该分四步走，第一步，加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完善其监管职能，从而体现推进广告监管的整体性；第二步，建立和健全全方位、更加细化的广告审查制度，对广告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第三步，设立专门的广告监管机构或部门，并派专人负责；第四步，要针对监管者进行系统培训，提高认识，加强监管队伍的建设。
如果电视广告媒体建立了广告监管网络，而监督力度不够，那监管的作用就没有更好的发挥。所以首先，电视广告媒体在广告监管网络环境中，要进一步细化媒体的广告监管制度及要求，使得媒体人在广告监管中更有依据。其次，电视广告媒体及媒体人要加强对电视广告媒体的监管力度，在监管中做到提高媒体负责人及执行者的思想认识，对监管将以重视；责任明确，落实到人；并且能采取责任制，发挥各自的优势。第三，执行者工作要认真、负责，秉公办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制止等。
三、加强媒体自身的建设，提高电视广告媒体的社会责任
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电视广告媒体市场，电视广告媒体为了发展，太热衷于经济利益的追逐，就会出现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所以电视广告媒体要加强自身建设，媒体管理者要为媒体制定长远的目标和规划；媒体内部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要建立电视广告媒体在信息过程中的广告经营约束标准；加强媒体人的法律意识，提升电视媒体人职业道德意识；加强对广告公司的约束和限制，提高广告作品质量；积极提高电视广告媒体的公信力，从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美誉度以及知名度等角度积极树立电视广告媒体的良好品牌形象等，使电视广告媒体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能力，积极应对来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挑战，并准确及时地抓住市场机遇。
电视广告媒体及其媒体人，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正确的认识到电视广告媒体的社会责任，并努力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既为媒体赢得利润的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树立电视媒体在市场中健康品牌形象，也要促进电视广告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所以，电视广告媒体及媒体人在广告活动中，一是要真正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二是要提升媒体的公信力，扩大电视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三是电视媒体要做好信息职能，使广告成为电视广告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从而实现媒体的经济效益；四是加强电视媒体对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审美能力以及时尚流行的引导，重视电视广告媒体的文化传播功能；五是要接受来自广告行政、广告行业自律及社会等多方面的监督，受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从而体现电视广告媒体的广告法律责任。
四、提升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建立自律规约
加强媒体建设，增强媒体的社会责任等要积极提升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建立媒体自律。媒体人职业道德的提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重视高等教育学校新闻传媒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教育，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二是电视媒体组织应加强员工职业道德培训，提高道德意识；三是在实践工作中要勤于调研，实事求是，力戒浮躁，拒绝诱惑，做到言行一致。
目前，我国也有一些新闻传播媒体的自律规约，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建立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中国报业自律公约》。”但还不够，要更加的具体和有针对性，并且加强自律公约的可操作性。电视媒体可以建立自律组织并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媒体人可以在自律组织的引导下，真正实现自我的管理，自我的协调和自我约束，并在自我管理和约束过程中建立起媒体人应该具备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五、建立健全媒体审查管理制度，加大追责力度
建立健全媒体对电视广告的审查管理制度，强化广告审查功能。如在传媒内部专门设立的电视广告审查部门或机构，对要的电视广告信息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资格的审查，到广告信息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并配备相应的审查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坚守岗位，实事求是，为电视广告的传播营造一个更加健康、有序、和谐的媒体传播环境。
在电视广告媒体出现社会责任的缺失过程中，作为电视广告媒体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往往会存在侥幸心理，甚至因惩罚力度不大，进而会铤而走险。所以，电视广告媒体应在积极建立广告监管网络，建立健全媒体的审查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还需加大追责力度。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对出现问题广告现象或事件，对责任人及相关人员要做到决不手软，决不姑息，要及时进行教育改正，并加大力度严厉打击问题广告；如果损坏了广告客户的利益，造成消费者利益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那么加大惩罚的力度；如果电视广告媒体在信息过程中已经违法，那应及时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使其相关人员接受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1]胡洪彬.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1）：17-22.
[2]戴烽，王学发.增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制度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06（3）：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