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2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联系，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劳工运动不断发展，这是劳动经济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劳工政策一词开始在经济学著作中出现。此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劳工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一定的劳工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
20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泰罗进行了劳动定额和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实验，并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等著作，这些对微观劳动管理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出版的美国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包括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
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劳工问题极端尖锐化。此后，劳动经济学有了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西方现代管理方法的研究，例如行为科学、工效学等学科的发展，出不断丰富着劳动经济管理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了初步传播。1928年，日本北泽新次郎的《劳动经济论》译本在中国出版。1929年出版的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论述了中国劳工问题的历史、现状和解决途径。1931年，朱通九的《劳动经济》一书出版。朱通九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还出版了一批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与法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
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
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
劳动力的微观管理，包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劳动组织与人员配备，劳动定额与劳动计量，劳动环境与人体保护；
工资，包括影响工资的因素，工资职能，工资形式，工资水平，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工资差别；
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包括疾病工伤、老年退休等社会保险中的经济问题；
劳动效率，包括影响劳动效率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微观劳动效率与宏观劳动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等等。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劳动经济学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具体经济科学，它应研究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部分，即研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形式、对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形式等主要内容。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3
一、劳动权的概念与特征
劳动权是社会权利的一种，以机会均等为基本特征与原则。这种机会平等首先可以归结为“职务和地位唯才德是举而向所有人开放”。这是形式的、表层的机会平等；其次，机会均等是指“发展潜能的机会平等”，它是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手段的机会平等，主要是受教育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可以归结为“每个人的才德都有平等的机会发挥”。它是实质的、深层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这种分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在确立机会平等原则时，不仅应该关注竞争职务和地位、权力和财富等非基本权利的目标的机会平等，更应该注重良好教育、发展潜能等竞争非基本权利手段的机会平等。
劳动是个人和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这样，现代各国宪法在将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同时，又都规定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属性而备受关注。劳动被视为一种人的积极权利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人的关怀紧密相关。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个人画地为牢的消极自由，而是转变为个人积极参与的积极自由。如果说消极自由强调个人对他人和政府的独立，那么积极自由则突出在参与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转向，劳动作为权利，才逐渐得到国家的承认。
劳动权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是指劳动者所享有的特定的角色权益。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狭义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我国宪法和劳动法没有直接使用劳动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劳动的权利或劳动权利的概念。
劳动权同时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权体系中诞生历史较短但发展较快，并且最为引人注目的权利类型。劳动权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利类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权是法定权利。劳动权是由宪法和劳动法所规定，但是由于各国宪法规定上的差异，劳动基本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劳动权都包含狭义的劳动权，即工作权。第二，劳动权涉及人权的各个层次，是一种综合权利。从劳动权的内容构成来看，劳动权涉及了人权的所有层次。第三，劳动权是生存权，也是发展权。“劳动不仅是公民获得财产的最基本途径，而且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因此，劳动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
劳动权是由一系列权利所构成的权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劳动权按照一定的分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权利系统的合力。从逻辑结构来看，工作权是基础和前提，报酬权和福利权是核心，其他权利是保障。“在劳动法学的范畴体系中，‘劳动权’应为核心范畴以劳动权为核心范畴构建劳动法学的理论体系符合劳动法的历史使命，也契合当前这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的精神底蕴。作为劳动法学核心范畴的劳动权，在广义上通常被阐释为与社会劳动紧密关联的一系列的劳动者的角色权益，在外延上含括就业权(工作权)、获得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职业教育权、团结权、民主参与权、社会保险权等。劳动权构造上的‘权利群’现象、主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权利实现上义务对应的多元化都决定了劳动权属性的多重性、复杂性。”
二、法律体系中的劳动权
劳动权引入法律体系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最早承认劳动权的是1848年2月法国政府的一项命令。虽然它不久被废除了，但是却开创了劳动权逐步发展的历史。后来，1919年德国宪法(魏玛宪法)明确规定德国人民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此后，工作权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20世纪大多数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劳动从一种必然的生存行为演变为一种权利需求，进而得到国家的确认并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劳动者法律角色逐渐确立的过程，也是人权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劳动权是经济权中重要的权利。劳动权是指公民依法参加劳动及享受与之相关待遇的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福利待遇权、就业训练权、受职业教育权、休息权、休养权、休假权、退休权、社会保障权、企业民主管理权、男女同工同酬权、创造性工作受鼓励和帮助权。宪法第6、16、17、19、42-44、4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劳动合同法》(2007)第2条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等相关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在劳动权中，平等就业权和取得报酬权居于重要地位，是其他劳动权利存在的前提，一旦这两项权利缺损，其他权利便无从谈起。没有就业权，公民不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继而享有其他一系列的劳动权。就业是公民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在社会中生存的主要途径，保证就业是提供公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取得报酬权是公民劳动的所得，是体现其劳动价值、维持劳动、生命和健康及家人生活的前提。现代民主制国家在保障公民劳动权方面大都在拓宽公民就业渠道和保证劳动报酬上施以重力。
可以看出，劳动权是与宪法价值――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重要权利。经济的发展必然包括公民劳动权利的保障，就业机会的增加，“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来说，意味着经济增长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经济增长伴随通货膨胀的话，这种经济增长对他们甚至有一种负面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劳动权的改善与提高相适应。一个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就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的变化。经济转型阶段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密切关系。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均在经济外延型增长阶段发生。因为，外延型经济增长是以工业中的劳动力增加为基础的。而到内涵型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出现下降或停滞，即出现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国家对劳动权的保障体现在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上，根据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选择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特定阶段，一个国家侧重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公民劳动权的保障程度会迥然不同，
社会失业率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失业率过高，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加剧，社会有效需求下降，治安情况恶化，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宪法要保障社会发展就必须保障和改善公民的劳动权。
三、劳动权保护的核心：加强反就业歧视的立法
按什么标准分配的问题，无论从亚当・斯密认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还是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以及我们深化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模式，都是把劳动作为分配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公民广泛地享有劳动权，是其融入社会分配体系的重要而基本的途径，是防止社会产生断裂阶层的有效手段。所以，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国家分配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劳动权“分配给谁”的问题，由劳动权的平等性决定，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成年公民应该都有权利请求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就业帮助和失业保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权是一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首要公民宪法权利。
要切实加强劳动权立法，首要目标是加强反就业歧视立法。就业歧视带来的危害是非常恶劣的，它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公平就业权，影响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导致和强化了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也受到影响，造成人的才能和人力资源的浪费，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合力和团结遭受侵蚀，从而影响社会安定，妨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应该加强立法，避免就业歧视。
(一)反就业歧视的国际立法。
平等原则和禁止歧视原则作为国际人权法上的基本原则，在国际立法上早就得到了确认。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中。联合国的立法主要反映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则体现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同酬公约》(第100号)、《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就业政策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等国际公约中。
(二)国内法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
1．美国
美国是世界禁止就业歧视立法较完善、救济措施较得力的国家之一。在其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中，《1964年民权法》是联邦立法层面上具有中心地位的成文法。它禁止就业中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和国籍而实施歧视；也有许多其他的联邦成文法，禁止其他形式的身份歧视，如年龄歧视或残疾人歧视，如《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就业年龄歧视法》，《1963年同酬法》。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上百个州和地方立法，规定了自己的程序和救济手段。
2．英国
英国有关歧视的法律主要有：1975年《性别歧视法》，1976年《种族关系法》，1995年《残疾人歧视法》和欧共体第76／207号指令一平等待遇指令(仅涉及性别歧视)。这些法律分别禁止因性别、残疾或不同种族而实施歧视。
3．加拿大
加拿大在反就业歧视方面的法律更为全面系统，且有详细的解释。加拿大《1981年人权法》第一部分第4条禁止在就业过程中以下列理由歧视应聘者：种族、民族、出生地、肤色、出身、国籍、信仰、性别、性倾向、年龄、犯罪记录、婚姻状况、家庭和残疾。
4．中国
中国关于反歧视的立法主要由《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工会法》和《劳动法》规定。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斯密；一般劳动；分工与交换；马克思
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对劳动的理解只是到古典经济学中才真正体现出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斯密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认为是劳动创造财富。斯密的这一概括，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业过渡时期产业资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这个社会本质的直接表述。所以当马克思从劳动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人本学的解读时，他以异化劳动概念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确实切中了问题的根本。
一、一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斯密形成的一般性劳动的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这部著作的“序论”开篇就指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取决于获得这一物品实际上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劳动这种代价；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用货币或货物购买或交换到的物品，实际上就是用劳动去购买或交换的，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的一样。因此，“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实际上这也就表明了作者的理论主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时间。这就牢固地确立了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任何劳动或劳动的产品，都可以表现为相应的价值关系进行交换，因此，一般劳动的概念才能在国民经济学中历史性地出场，这就为马克思哲学的劳动范畴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和认识的条件。只有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创造一切财富、决定商品的价值，以及转化为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问题，才首次得到科学地、实证地研究，除一般劳动的概念以外，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与财富、劳动与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基于谋生的劳动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阐释，对产生于谋生劳动的市民社会的理性基础，也就是经济人的利己主义的特点的分析和描述，都被马克思批判地吸纳于劳动范畴对谋生的、异化的劳动的规定性中。
二、经济人视域下的分工与交换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经济人的思想，阐发了经济人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即试图以最小的牺牲或代价获取更大的收益。他认为，在实行分工的商品经济社会，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性中的彼此交换的倾向源于人性利己的动机，在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工作所取得的好处，要比自己包揽一切工作取得的好处多，于是就专门从事某一工作，从而形成了分工。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随时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他分析了分工、交换和分配等经济范畴的形成，“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由此，他进而分析了分工及其原因。分工的好处是“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原因是“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免除了因工作转换所损失的时间，有利于简化劳动和劳动的机械的发明。所以，分工虽然使劳动者“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失去劳动感受的丰富性，但大大增加了他的收益，按经济人的理性或逻辑，劳动者选择了分工。这种由劳动者谋生的目的或利己心驱使的分工，就是异化劳动的表现。马克思评论说：“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斯密认为分工的结果是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劳动者个人发展了某方面的技能。
按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经济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是一定社会物质利益的承担者。无论个人动机好坏，无论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历史，实际上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总之，“经济人”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可见，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属性出发来说明人性及人的本质，同时认为人是“经济人”、“社会人”和“道德人”三位一体的综合体。
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斯密把劳动仅看作谋生的活动，也就必然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视为永恒的现象；既然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只要让人们以他们的劳动或资本去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自由地永远发展下去，而且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所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所谓的自由，仅是扬弃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定在的自由，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肯定，本身不具有对这种关系的否定性。但是，它对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帮助马克思从劳动中发现了对这种关系的否定力量。
三、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思路的批判与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般劳动的概念，这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基础的劳动范畴得以形成的基本的认识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一般劳动概念的形成和在认识上的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足以看出这一概念对马克思学说的意义。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马克思接着论述说，货币主义把仅把财富的来源与货币联系起来，视为在主体活动之外的客观的东西；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都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劳动来加以探究，但它们所说的劳动，并未摆脱劳动的具体形态，如商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等。“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古典经济学家们尽管各自的思路不同，在当他们在讲“实践”时，其实只是在讲市民的实践，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的内涵在其理论中是缺失的，当他们在讲“主体”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讲市民主体，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主体，即处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的类似于工人、资本家这样的现实主体却被他们遗忘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完全立足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线索，一种内在历史性的批判线索。在其他思想家只看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只看到抽象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内容，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内在矛盾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实践不是市民的实践，也不是单方面的工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实践，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实践，它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真实社会关系角色的主体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进着社会关系的发展的整体过程。在私有制社会阶段，现实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作为主体性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性的劳动力商品而存在的；资本家也不是作为主体性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资本的化身而存在。而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到顶点时，社会实践过程就不再表现为这种物质性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是表现为自主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能动实践过程，此时，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不但不表现为物化的社会关系性，而且还是对这种物化关系的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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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异化劳动；劳动产品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弄清楚异化劳动之前，要先搞清楚马克思著作中所指的异化是什么？“异化”，举一个例子：“a”和“B”两个东西，“B”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与“a”相对立的一面，这一过程就叫异化。劳动异化，就是指劳动者与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与劳动者相对立，成为一种敌对的关系。劳动者生产出劳动产品，然而，大量的劳动产品却几乎不归劳动者所有，相反它成为剥削劳动者尊严的变异物。那么这样的一个劳动异化是怎么发生，它又经过哪些环节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后简称《手稿》）中指出，异化的劳动需要经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四个环节。
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通俗说来，就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是一种敌对性关系，它成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外部力量，与劳动者相敌对。要知道，工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付出汗水和心血，耗费大量的脑力和身体精力，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却成为劳动者受剥削、压迫的来自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异化呢？它不是物与物的关系，真实的根源在与，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
其次，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马克思对劳动的设定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以及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新的自由自觉劳动。劳动原本是人不同且高于动物最自豪的一种特性，作为人，应为劳动而感到光荣与自豪。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却变成了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压榨成一种类似动物生存的活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明和细化，工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机械式地重复同一动作，才能换得最起码的生存资料。在这种来自外界强迫力量，非自我愿意的情况下的劳动，不能称之为真正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再次，人的类本质异化。“人的类本质”是指什么呢？《手稿》中是这样定义的：所谓“人的类本质”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即社会性和群体性。社会性和群体性的内在要求，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该是敌对性的，相反它需要与社会群体、社会他人构建一种和谐美好的关系。所谓“类本质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强调极端主义的私有制，于是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纠缠不断”，人与社会群体不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是靠一种利益扭曲的间接联系在一起，个人之间成为彼此孤立存在的岛屿。
最后一个环节，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劳动异化追到根本不就是先从人与人之间开始的异化吗？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家，甚至资本家之间都存在着零和博弈般的竞争。同时，这种恶性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的趋势。人们为了利益，变得不择手段、丧失道德，把除自身以外的他人当成敌人。人变得漠然、自利，人与人之间失去最起码的关心、爱护。
综上，异化劳动有什么危害、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劳动，本是使人真正成为“人”。然，劳动的异化却把人打回和动物无异，肉体的生存几乎成了劳动者生活的唯一目的，那些通过劳动体现出来的个人自主性、创造性都一一丧失，那些劳动产生的优越感、自豪感、成就感荡然无存。通过异化劳动，人与社会的联系，人与他人的联系，变得利己而扭曲。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劳动属性问题
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观中，异化劳动无疑是一种罪不可赦的行为，消极的概念，是资本家如何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钱、精气神的实证。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历史的主体――现实的人。然而，事物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的，经过革命洗礼，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更加成熟地马克思把握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真正作用，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加客观的评价了异化劳动，肯定了它相应于不同历史条件存在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相应于私有制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探讨马克思异化劳动，那必然会引出一个疑问：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劳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搞清楚下面的几个概念。
（一）“三形态”与“五形态”之辨
社会演进中，有“三形态”和“五形态”之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三形态”历史观：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全面发展的个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三形态”社会历史的划分依据是人的能力、对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个性的发展。“五行态”说怎么来的呢？是斯大林根据财产所有制关系去重新划分的，他把亚细亚时期划分在原始社会，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在奴隶社会，再加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社会组合，就构建出了所谓的社会发展形态的“五形态”说。
（二）“五形态”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及劳动：以前苏联为例
斯大林的“五形态”划分跳过了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实质是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度集权的强权政治。这个社会理论的结果是什么呢：否认市场、否认商品。于是，国家资本高积聚政策与人民的福祉形成张力，也即人生活在一种异化劳动的情景中，国富民弱、国进民退。具体说来，就是国家能够生产导弹、坦克、飞机，却生产不了人民代步的小汽车，不管人民的面包、鸡蛋，管制市场，与民争利。最后，苏联瓦解。从今天的实情看，社主义社会仍然处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仍然有资本和市场的存在。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对人劳动价值的肯认
苏联的瓦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新中国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社会主义怎么走？在这条道路上，曲折而艰难，历经“”“”的创伤，在1978年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道路。回首过去，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那些个耳熟能详的话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仍旧回荡在耳边。中国，不回避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用事实雄壮地证明，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从此中国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承认了私有财产，也就是承认了人的劳动产品归属问题，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与社会不和谐因素困扰
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我们不否认现在处于社会初级阶段出现的各种矛盾，但它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它只是目前这个阶段困扰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
（一）权贵经济的存在与劳动异化
所谓权贵经济，只是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和利用，它不但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秩序，也否定了诚实经营与劳动，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描述的“人愉悦的劳动”。有的人称“权贵经济”也为“官办经济”，事实上，这些特权阶级每天捣鼓政治、权谋，怎么会去创办经济呢，“官控经济”更为贴切。此种经济表现为：事关暴力机构的如武器、坦克、枪支等重工业高度发达，而关乎民生的鸡蛋、服装等农、轻工业却萎靡不振。贫富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奢侈经济和山寨经济横生，以前苏联最为典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人民收入增加，甚至开始出现权贵经济的苗头。改革成果的分配，与每一位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不成正比。现如今，如何让先富带动后富，让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成为燃眉之急。
（二）唯GDp主义论与社会和谐的背反
什么是GDp？地方政府纷纷以GDp换取政治业绩的同时，却毁坏了环境和资源生态，不但使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状态，而且不断枯竭和毁坏的资源，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但剥夺了人劳动场所，甚至剥夺了人生存权和居住权。在“十”报告中，生态建设已经被提到了“五位一体”的建设高度，从此“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我们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那种，一味以GDp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腐败：导致异化的另一种变异基因
无论是来自经济领域，还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腐败，都将导致异化：政府异化、劳动异化，它们存在也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为了抑制政治腐败，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党的群众教育活动”“两学一做”等，无不是在警示广大的党员干部，不要在声色犬马、糖衣炮弹中迷失自我，同时，中央对老虎苍蝇一起打，也决不懈怠。中国共产党防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党的决心、行为，人民有目共睹。
四、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防范和克服权贵经济异化，让人民共享劳动成果
劳动产品、劳动与劳动者相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性。马克思在这里研究阶级对立，实际是希望通过消除异化来实现社会和谐。防止和克服权贵经济异化，就是要防止不劳而获的现象产生。让全体人民认识到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目标，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分配格局。改变在社会主义阶段，部分改革成果的不均分配，现象权贵经济苗头的现象，高度重视资源的初分配、再分配是当务之急。释放市场活力，政府放权，鼓励民间企业的创新发展，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经济改革中政府需要忍受镇痛的一个过程。人民强，则国强；人民富，则国富。只有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上得到更高的丰富和发展，各个阶层利益得到协调、均衡，各个成员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这样社会结构才会更加稳固与安定。
（二）防范和克服唯GDp主义论，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在马克思异化劳动中的第三环节：“人的类本质异化”，反映的就是人与社会群体的异化。唯GDp主义论，只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发展与自然、发展与人、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在GDp论中，走粗放经济、破坏环境，透支后代子孙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人与自然、社会的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要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次，不创新、不改变，还是靠卖资源、卖地建房的发展模式，是不能长久的。企业拥有企业文化，树立企业道德，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精神层面得到更高的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创新为主，倡导个性自由发展的氛围，实现人的转型，走以知识经济替代粗放型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和谐社会中，不仅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防范和克服腐败问题，建设廉洁政党
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第四个环节。往前看，现今的腐败现象，不正是人与人异化的一个变异体吗？百姓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用一种功利、权色交往代替了人之间心与心的交流，爱与爱的沟通，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最简单的人类交往正在异化。防止和克服腐败问题，是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异化。腐败问题，腐蚀党的脊梁骨。依法治国，建立一个监督管理机制是防止腐败滋生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培养正常、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道德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要调和剂，更是维系人与人和谐关系的纽带。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对社会形成凝聚力量，国家实现繁荣昌盛，人民实现心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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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峰.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唯一内容吗？――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体系阐释[J].人文杂志，2014（04）.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服务经济人力资本心力要素
一、社会发展阶段：不断凸显的人力资本
人或者劳动一直都是创造财富的核心要素，对于人的劳动或人力资本研究也是与经济研究一起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对之的要求不同，其表现出的要素也呈现出不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的价值或者人的要素或者人力资本是不断被发现、发掘和深化。
农业社会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缺乏专业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以天生的体能为主要方式，部分会利用其智力。劳动者通常并不会有意识地积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使用处于原始状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本要素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人的体力和部分的智力成分，人力资本远非核心的要素。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熟练运用机器，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化和提升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目标。由此劳动者需要投入大量的体力与智力，使机器发挥最大的作用，进而劳动者开始有意识地积累与使用人力资本，并具有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意识，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范围也日益拓展，更重视各种要素：资本、土地、劳动、企业家才能、信息、技术进步等。在这个工业社会中人力资本以智力为核心要素，但是资本依然支配着劳动，人力资本依然只是被当成是一种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工具或者投入。
服务经济时代或者是后工业社会中，“人”的价值更进一步的得到回归，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服务经济时代本质上是以人力资本为基本生产要素形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劳动者在创造社会生产力过程中进一步摆脱对自然的束缚以及对象物的依赖，而更多地依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尤其依靠自身的智力去为自身、为他人、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服务型的社会，劳动的过程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生产过程本身成为了这个社会生产过程。因此，人力资本逐渐超越了物质资本逐渐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通过知识生产与用心服务作用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成为服务经济时代的第一要素。
二、经济增长：人力资本视角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从经济增长来看，人力资本要素也日益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是引致更高生产率，创造更好就业，提高收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来看，人力资本这一要素也已被纳入到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函数之中，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源泉
实际上，早在古典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要素便已经进入到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观察之中。对于人力资本的关注早在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亚当斯密也曾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这国国民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源泉”，劳动要素已然被看做是财富创造的重要因素。
进入到20世纪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创造出来并被人们所观察到。然而，对于如何理解或解释经济的飞速增长，人们希望寻求到是什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以求在未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由此，各类的经济的增长模式被用来解释和分析。早期以Solo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的要素，这一外生的要素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技术进步这一外生的变量之中却隐含着人力资本的影子，技术的背后潜藏着人力资本的因素。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增加技术进步，其本身也能改变生产函数和增长路径。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观察美国经济增长现象之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包含在个体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和工作经验等要素，这些人力资本的要素是超越物质资本的，是更为广义的资本概念和生产要素，人力资本要素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之谜”。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人力资本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的规律，其持续的投资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1962年丹尼森在其关于增长核算中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美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4%，其中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为0.4%，占12%。
随后的“新增长理论”则走得更远，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内生化，将之放置为经济内生增长模型的重要要素。人力资本的积累日益专业化，从知识走向研究与开发，专业性的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在现代经济中作用日益凸显，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卢卡斯的分析框架中，人力资本也已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整个社会有物质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个体从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从中获得效益并通过对外部的外溢性，提高人力资本自身和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的增长。而在Romer的模型中，人力资本走向更为专业化的积累，社会的生产部门分为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更具体指出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成为内生的变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杨立岩、潘慧峰（2003）则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知识两类，整个经济的长远增长率赖于基础科学知识的增长率，而基础科学知识的增长又是由经济体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的，经济长远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力资本。
因此，在解释、观察和寻求经济长期增长的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引入到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被发现。一方面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外部的外溢性特征。由此，人力资本自身的积累，能够使得生产函数本身获得改变和获得增长。
虽然对于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经济理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和变量，但无论是哪个，以及无论理论如何发展，人力资本都已经牢牢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的进步，这又依赖于人力资本供给等系列因素，人力资本及其组织方式已经成为作为生产率增长和竞争优势的来源。
（二）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实证测算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我们往往不满足于此，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对于人力资本内部更深入的认识。各种各样的实证测算也为我们认识人力资本的内部要素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如孙超、谭伟（2004）利用ai（生产函数，将生产者分为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R&D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并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所带来的技术和知识的提高是非排他的、具有外部性的，技术和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具体到人力资本的内部要素方面，教育和健康这两个要素是核心的要素，也是经常被引用和研究的。杨建芳、龚六堂等（2006）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D生产技术组合生成，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边际影响远远大于物质资本，这意味人力资本在推动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潜力巨大的。
许多的理论也都以教育来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教育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Kyriacou，1991）。甚至更具体一些，Barro和Lee（1993）将平均受教育年限、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识字率、全社会文盲率、技术（职称）等级等指标来计算和测量人力资本的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世界银行的研究也显示增加教育投资，能使“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胡永远，刘智勇（2004）选取初中教育总年限和总小学教育年限、成人高等教育总年限和总中等教育年限、普通高等教育总年限分别作为一般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性指标。王小鲁（2000）用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总和衡量人力资本，推算了1952年以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并用生产函数模型计算1953-1999年问的各生产要素、体制和结构变动因素在改革前和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健康投人包括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居民户或个人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投资者，健康正是投资的结果（贝克尔，1987）。每个人通过遗传都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渐长而折旧，但也能由于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通常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率、成年人的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营养状况、医院床位数等是反映这一要素的主要指标。Bloom（2004）也以预期寿命为指标核算了美国的健康人力资本，并指出其产出贡献率为4%。
三、服务经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本要素的新转变：心力资本要素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也已经成为了基本的共识。人力资本是包含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素质等依附于个体之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特别是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新的经济模式和形态之下，人力资本的要素呈现出新的特征，人力资本的要素逐渐从传统的智力资本向心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本的心理化特征以及相关的心理要素，这些心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一）人力资本中“人”的相关要素的凸显：心力资本
随着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的人员越来越多，逐渐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范畴大幅度增加：文明、科学、知识、道德品质、合作与敬业精神等都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智力资本之外，心力资本也成为核心。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将人力资本的要素理解为智力，而健康和教育成为了两种主要的代表性指标。早期舒尔茨也将人力资本投资列举为：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训练，学校教育，企业以外的组织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之后，一些非正规的知识和教育业被纳入到其中，人力资本也体现在“干中学”过程中，因为知识会在实际生活中逐渐积累，个体通过职业训练、学徒的方式也可以积累工作经验，形成人力资本（K.J.arrow）。
服务经济时代下，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及部门，生产与消费、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服务为理念、以服务为手段、以服务为目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服务不仅普遍性地存在于服务行业，而且也存在于生产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使得服务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标准。而与此相关的是，服务处理的实际是人与人关系，因为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总是处于一定的服务与被服务地位（孙希有，2010）。
当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的真正核心，当服务产品成为满足人需要的最重要的产品，而与人相关的各种心理要素则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如此，在服务经济时代下，心力产品也更多需要用心投入、情感体验等心力资本要素的投入。
由此，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相关的心力资本要素也自然成为了这个时代被关注的要素，因为，这些已不再是传统的智力和知识能够应对。不仅如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理性人的假设也不断受到挑战，经济人的心理特征日益受到关注，个体人力资本的心理特性也受到考量，因为在服务过程中，或者在经济行为过程中，是个体的智力和心力共同决定的，因此，个体的智力、脑力、心力等要素共同作用。
服务经济时代是心力要素，是心力、情绪、努力，是人与人之际的关系，这些心力资本的要素不是简单的正规教育能够获得，而是一种内生于个体成长之中的，是“干中学”，其强调是个体在服务过程中的生长而获得的，是一种同步的知识和资本。
因此，个体的心力资本要素的投入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社会的就业率、工资、就业的稳定、工作满意程度或工作岗位、跨工作岗位或跨产业的就业能力方面，而所有这些心力要素的投入对于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力资本中“劳动”因素的转变
在服务经济时代下，服务的生产过程需要的是一种知识和心智服务结合的人力资本。因为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提供者以愉悦的心态、接受者以合作与共享的精神，共同完成服务过程，是服务的最高境界，这个过程需要的是“用心服务”。由此，在这个服务过程的完成中，需要劳动者投入其体力、智力与心力，而且需要服务接受者的配合，双方通过共同完成服务过程，达到快乐传递、幸福共享的目的。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被异化的对象，而真正成为了劳动的主人。甚至可以说，服务经济阶段是一种需要劳动者用心提供服务的经济形态。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要素中与“人”的内心相关的要素不断得到彰显，这不仅包括智力，也包括心力资本，包括那些能够体现出劳动者个体内心价值、个体尊严以及自我存在的感情因素和感性因素。所有能够体现出这些的因素，都是服务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心力资本要素。
（三）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的新变化
现代工业社会中，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工业社会的核心范式，而那个时代的人力资本也正是通过推动知识、技术的积累和创新，进而带动个体生产技能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由此，那些能够推动技术进步，提升生产效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如智力、知识、教育等成为了核心的要素。
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社会之中，社会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生产效率和数量已经不再是这个经济的衡量标准。贝尔指出，如果工业社会是以商品数量来定义社会质量的话，后工业社会就是以服务和舒适――休闲和艺术――来定义社会质量。服务型社会里，服务质量的核心是服务产品的体验性过程及其所凝结的心力，通过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人员的心力和情感投入以创造顾客满意。由此服务经济时代所关注的核心是人力资本中的心力要素。
不仅如此，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是经济的主导，而对于服务业来说，其劳动生产率并不能实现更快的增长，甚至是“停滞”的。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服务业相对比重上升的同时实际增长率下降的现象。
富克斯（Fuchs）很早就发现，无论是以劳动力投入还是生产要素总投入的单位产值服务业的生产率的变化率都是最低的便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服务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鲍莫尔（1967）认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方面存在差异，服务业而成为了那个“非进步”的部门，但这是由其自身生产性质决定的。因为如同“乐队五重奏半个小时的表演要求2.5个小时的人工费用，而任何试图提高生产率的打算都会受到在场观众的批评”。
一方面，对于服务本身来说，服务是劳动过程，其要求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直接交往与接触，节约劳动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对于服务是没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类服务作为交易品就是人的劳动过程，其劳动本身就是最终的产品，因此无法如其他工业商品生产那样通过标准化和技术的进步和改进来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且服务经济时代更多的是定制化的服务。如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1967）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服务的定制化程度较高，“它们的生产难以利用先进技术，于是服务业的技术变革速度、规模经济水平均落后于工业”。
另一方面，服务产品本身直接通过劳动来体现，劳动力投入量本身是判断产品质量好坏的关键标准。如在医院，平均每个病人享受到的治疗时间是判断一次就医质量的指标，一个医生花在这个病人身上的时间越长，病人所能享受到的服务质量就越高，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医生所投入的劳动力越多，那么从生产效率角度看，这个医生的服务生产率当然就越低。
因此，服务经济时代，服务成为了社会的核心形态和要素，产品转向了服务，由此劳动性质和人力资本要素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服务业来说，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在于个体的智力和知识，并不在于科技和技术。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也不一定在于通过这一智力要素来提高技术和技能，来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生产率的发展。因为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来说，服务是主要的形态，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并不是判断经济的标准，也不是服务业所追求的关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劳动本身的投入都是一个质量的关键。
为此，服务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发生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联系、协助、互动传递和交流信息与知识始终是消费者和用户要求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决定我们需要转变劳动生产率的视角，将那些能够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有助于改善服务过程，以及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的人力资本要素，而不是传统的知识和技术这些能提高生产效率的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四）人力资本的新群体
服务经济时代下，心力资本要素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而这类与人的心力相关的资本要素有着自己的新的特性，其更多的是与个体的心理相关，有着更强的递增型和积累型。由此，使得新的服务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本的群体范围在扩大和延长。
首先，心力资本与个体的年龄是呈现正相关性。个体的心力资本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积累起来，不断丰富起来，进而发挥出更多的效用。其并不如现代工业时代一样，对于年轻劳动力的偏好，相反时间积累的经验以及心力资本却会在年龄增长过程中获得扩展。
其次，心力资本其并不像知识和智力的生产一样，需要天生高智商，需要正规的教育，相反，任何一个正常的个体，甚至是那些被称为“怪才”的个体都有着适宜的或者契合的个体心力资本，能够在服务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心力资本的拥有群体也呈现扩大特征。
再次，人力资本中心理化特征的增加，使得女性在服务经济时代中，在心力资本要素上呈现出更强的优势，其天生的性别特征，使其能够拥有更高的心力资本积累，也能够在服务过程中更好地运用和积累心力资本，女性将成为未来心力资本要素的重要的拥有者。
（五）人力资本回报的新机制
关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机制，在古典经济时代下按要素价格分配的方式以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将劳动力看做一种生产要素，将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看成是同质要素，实行同样的分配原则。即使是在工业时代下的人力资本观念下，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都是基于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将人力资本只是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一样的普通生产要素，是被动的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是作为一种工具参与贡献，而个体也是通过劳动来获得工资和报酬，进而实现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这一逻辑之下，人力资本的收益或者回报只是获得了基本的劳动力价格或者是工资，其是被动的参与进而获得一种回报。即使是这样人力资本的回报也没有得到正确评估。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2005）人力资本通过增强吸收能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间接效应则无法通过工资率变化来反映。总体上，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
更为重要的是，在服务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特别是其中的心力资本要素，就不再是简单地被动地参与到服务生产过程中。因为服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一个人与人交流的过程，人力资本中心力资本要素更多是一种主动性的资源和要素，参与到服务过程中，为服务的完成和实现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服务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的心力资本要素的地位是决定性的，那么其就不应仅仅获得单一的被动的劳动价格或工资，而应有着更多的“剩余利润索取权”，以真正体现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从另外一个组织的视角来看，服务经济时代下，心力资本相比于知识、智力资本更加地内生于个体之中，更加地依附于个体，其很难通过简单地外在的传播而剥离出来，不仅如此，人力资本中的心力资本要素更加的难以度量，难以获得一次性的定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的产权性质和或者是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更强了，其理应获得更多的风险回报。因为，既然劳动者与股东一样把自己的体力、智力、心力作为资本投入企业，那么就不仅应获得相对于要素价格的固定收入，还应有对投资风险的补偿及对自己人力资本产权权益的保护。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中的心力资本要素也不像其他的人力资本一样具有确定性的价格信号显示机制，其价值有着更多的不确定和波动性，这就决定其回报机制应该更多地与其特定的产出相一致，其理应获得更多的企业剩余权。对此，奈特（2006）指出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分配问题的存在，取决于新产品制作过程中实际起着不同作用的投入要素的协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在价值成果的贡献中，几种确定的服务量的等价。
换句话说，传统的人力资本报酬是工资这一直接的回报机制，而服务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本的回报应该转向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反馈形式，不仅仅是获得工资的报酬，而且还要有对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新的定价机制或回报方式。
四、心力资本要素的“星星之火”
毫无疑问，进入后工业社会，在一个服务型的社会中，面对新的消费特征和各种要求与挑战，仅仅强调人力资本明显是不够的，新的变化都要求“人”的参与，都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共享合作，而所有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人力资本，传统的技术，甚至是智力所能够支撑的，更多的需要深入挖掘“人”因素，更多的是需要有极高的心力资本和心智要素的参与。在服务经济时代，心力资本的元素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
Dalew.Jorgensonandmarcelp.timmer（2011）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组合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整体经济中，熟练劳动力与iCt资本的应用日益密集，提升了服务的需求。服务质量的核心是服务产品的体验性过程及其所凝结的心力，通过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人员的心力和情感投入以创造顾客满意。王述英（2002）认为服务经济时代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所关注的核心是人力资本中的智力和心力要素。
情绪资本日益凸显。情绪资本是指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实现价值增值并激发人积极行动的情感、情绪和信念等方面的价值存量，它是由感觉、信念、认知和价值观等隐性资源所构成。情绪资本可以激发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行为经济学家乔治・洛文斯顿说：“大脑中绝大部分的工作是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有意识地思考。大脑中的活动大都是由感性引导的”。英国管理学者凯文・汤姆森认为由感觉、信念、认知和价值观等隐性资源所构成的“情绪资本”（emotionalcapital）是未来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本。
努力成为新的人力资本要素。总体上看，人力资本的内部要素可以分为能力和努力。能力是人力资本的潜在形态一能力，而努力是人力资本的现实形态，是在良好的心态条件下，人力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自觉度。个人努力既决定于个人能力，也决定于个人能力之外的个人的态度、志向、兴趣、情绪、品格、觉悟等心理因素。努力成为了在智力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高校;学生资助;导向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121-02
切实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是教育公平的具体体现，是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资助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为数众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家庭。资助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受到广大学生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有限地资助经费是否公正合理分配，如何有效实现资助和育人目的？在资助工作的各个环节确立什么样的导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环节的导向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一定要准确认定，力求做到不遗漏，不错误认定。此外，我们还应该发挥资助工作的导向作用。
（一）兼顾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成员支出分配的均衡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费用支出情况是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个环节需要考查学生家庭的人员构成、经济收入来源，研究其经济来源有哪些，在此基础上考查学生家庭的年收入、人均收入情况，进而考查学生家庭的年支出构成。需要注意的是要综合考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支出的分配比例。比如，当甲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乙家庭的人均收入，而甲家庭每月提供给甲学生的经费却多于乙家庭提供给乙学生的经费。无疑，比较两个家庭而言，甲家庭在家庭支出的分配上对甲学生的倾斜超过了乙家庭对乙学生的经费分配倾斜力度。综合比较甲、乙两个家庭，甲家人均收入低于乙家，而甲学生支出高于乙学生。如果甲、乙两家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的条件，由于名额有限，二者只能确定一个，这个名额给谁比较恰当呢？
从考虑整个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而言，无疑应该是甲家庭比乙家庭困难，但是，就学校而言，直接面对的，直接关切的应该是在学校学习的学生本人，应该帮助解决的是学生本人的经济困难。因此，认定工作应该重点考查学生能够从家庭中直接得到多少资金支持，这样，应该把名额交给学生乙。也许有读者会问，如果甲家庭其他成员都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把家庭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提供给学生甲使用，而乙家庭成员会相对而言比较平均地分配家庭总收入，其他家庭成员会分配到比甲家庭成员更多的资金，这样提供给学生乙的资金会少于学生甲从家庭得到的资金，先前的认定方法是否对甲家庭的成员有失公允？的确是这样！因此，这一认定方法体现出这样的导向：不提倡家庭过度牺牲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而去过分倾斜关照在学校求学的大学生。为此，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这一环节的工作需要综合考察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支出、家庭成员经费分配以及学生在学校的日常消费状况等再做出评定。
（二）如何看待学生本人筹集资金的努力
以笔者工作单位成都学院为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要考查学生本人所能筹集的资金，这一设计给认定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甲、乙两个家庭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当，所不同的是两名学生自身筹集资金的能力不同，比如学生甲常常利用周末到社会上去从事一些兼职工作，获得一定的劳务报酬，而学生乙不愿意到社会上去谋求兼职工作，自然也就没有报酬获得。按照办法规定，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经济困难补助名额，那么按照实施办法规定应该给乙学生。但这种情况，是否对学生甲显得不公平？可否考虑，对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状况相当者，无论学生自身通过劳动能挣得多少资金，仅仅就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一视同仁。这样的导向在于鼓励学生积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报酬，不鼓励不劳而获的心态滋长，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体现资助工作的育人取向。
二、助学金分配环节的导向
（一）设法让家庭困难程度相似的学生都享受资助
当两名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状况十分接近，限于资助经费和名额限制，学校会把资助名额给予相比较而言家庭经济更困难的那名学生。如果这名学生在获得资助金以后，其经济状况就立刻较大程度地好于没有获得资助的那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种状况在当前高校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资助的学生中是存在的，资助金额逐渐提高而名额有限的背景下是会产生的（如果两家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获得2000元、3000元或4000元的资助后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之前两名学生的相对困难状况。）获得资助的学生固然高兴，因名额有限而未获得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会产生深深的挫折感。据此可以思考，首先对所有提交了家庭经济困难资助申请的学生准确审核，确定家庭经济困难人数，在此基础上，依据当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总经费额度和困难学生之间家庭收入的差距状况来确定当年的各个资助等级的不同资助额度。确保凡是经过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经费资助。这样利于在学生中形成受到公正对待的意识，利于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形成和谐氛围。
（二）以适当的劳动来培养受资助学生的感恩情怀，同时提高劳动的知识技术含量，达到助学的目的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提高措施
引言
劳动经济管理学，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劳动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劳动所引发的经济效益进行调查，并对其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其中如何通过最少的劳动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其就职的企业要求也不断提高，而很多国有企业的劳动经济管理水平较低，使得员工对应的待遇水平跟不上职工的需求。因此，必须研究如何提高劳动经济管理水平，以促进员工与企业的双重进步。
一、劳动经济管理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之后，人才逐步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不断变化，这给我国企业的发展期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催促其不断通过改革的途径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劳动经济管理概念的提出，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理论，在保持内部人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对企业效益的贡献值，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库，从而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由此可知，提高企业的劳动经济管理水平已成为国有企业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现状
2.1职工待遇水平较低
与职工所承担的工作相比，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志愿待遇水平普遍偏低，或者存在两级分化较为严重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待遇日益下滑的现象。从当前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方向来看，人们对工作待遇的要求在不断上升，职工对自己的薪资有了更高的展望，特别对于一些生活压力较大的一线二线城市，职员的基本经济需求要求较高，相应的对薪资待遇的要求也会比较高。与私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员工薪资都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而且发展较为稳定；部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薪资高出些许，而且对员工的福利待遇也更为优厚，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员工在工作上有所懈怠，这就使得国有企业不得不出台和调整现代化的薪酬管理体系，以便满足职工对待遇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其劳动经济管理水平。
2.2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难以保障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员工薪资收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与飞速上升的物价相比，工资的涨幅远低于物价的涨幅，甚至一些员工的信息涨幅还要低于当地物价指数的增长，相比较而言，公司中的管理层和股票持有者的收入更是远远高于公司内部的普通员工。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缺少合适的产业竞争力，使得企业的效益与员工的收入缺少必要关联，使得管理者忽视了对员工薪资待遇提升的关注导致的。
三、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建议
3.1科学配置岗位和岗位人数
在国有企业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便是人员配置不足，很多员工的工作量很大，但是某些部门的人员配置较多，存在工作分配不均的现象。在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人力资源部门对各部门的工作量进行科学的考核，并科学配置人员，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在笔者看来，科学定岗和定员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
（1）专业化定岗模式：将企业划分成若干个部门，将性质相同或者类似的工作任务合并为一个或多个相同岗位，弱势任务量过大，可以采用分组的形式，每个任务组从事类似的工作，但是其中的人员配置会根据任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变化。配置需要以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的业务流程、企业的技术条件以及企业员工的素养为基础。
（2）自上而下逐级分解的定员模式：首先确定企业的总体规模，再逐级分解，在确定各部门人员的同时确定一线员工的数量，并按照劳动效率以及员工的技术含量来进行分工，确定每个岗位的人数。人力资源部需要计算出企业的设计产量和人均劳动率，并结合人工成本计算出生产人员的合理总量。
3.2将薪酬管理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结合
当前，国际上通行的薪酬管理体系大约有三种：（1）岗位薪酬体系；（2）技能薪酬体系；（3）能力薪酬体系。企业对员工的薪酬进行合理分配，并对企业的成本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要想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引进和留住人才，进一步控制和降低离职率，首先必须科学进行薪酬分配，在薪酬分配上实行透明、公正的原则。在制定企业的薪酬分配方案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是企业外部的人才竞争性；第二是企业内部的公平性；第三是薪酬分配比例确定中员工的参与程度，即让员工一定程度参与薪酬体系的制定。
3.3建立科学长久的职工培训与成长机制
在各企i之间的竞争中，企业员工技能和素养之间的比拼也占了很大比例。对员工来说，一个能让其不断成长、进步的企业，一定是首选，因此，企业应当关注员工的自我成长，如定期为员工组织培训，或者为员工提供进修、外训的机会，让员工感悟到企业期望其不断成长的迫切希望。首先，建立健全的国有企业培训机制；其次，建立企业人才开发和培养的机制，重点培养核心骨干，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给予员工足够的激励，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多劳多得，且核心技术人员也要配以与之工作技术含量相对应的回报。
四、结语
人才，是新时代企业发展的需求，国有企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优质人才的支撑，而科学定岗、定员定薪、员工自我完善和提高机制等作为企业提高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重点，国有企业必须转变观念，立足长远，放眼未来，以人为本，才能从人才层面留住企业的再生力量，才能通过人才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也带给员工与之相对应的回报，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双重进步，并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让企业在长久的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靳辛.提高油田基层整体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石化油田企业“五项劳动竞赛”活动综述（上篇）[J].中国石油企业，2012-07-11.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9
关于教育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成人教育经济价值论文
[摘要]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之一，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文章在理论视角阐述了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又通过实践角度论述了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与实现。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训功能使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因此得到实现与提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价值提升
一、成人教育价值及其形成
1.成人教育价值释义。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关系的客体与主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性满足或积极作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吻合。客体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对主体的的满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畴内，成人教育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成人教育的客体是成人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的人有着接受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人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人们对于成人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为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自身有着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人的发展的需要得以实现。成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于成人教育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由此,成人教育价值可以表述为: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活动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一种满足关系。显而易见,成人教育价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
2.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已经走上社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以及作为人本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产生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创造价值活动的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的需求人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起主导作用，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体成人教育活动有着促进成人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功能，能使社会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客体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产生价值，成人教育客体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基础。
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统一，客体的功能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成人教育价值形成的过程。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运动的过程，表现为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方面。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人作为成人教育的主体，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体，使成人教育客体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主体的需要，与主体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动在主体社会的人的需求导向下，被主体所制约，并具备了主体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它影响、限制、改造着社会的人，进入主客体关系后，接受教育，被客体限制和改造，按客体所设置的教育目标，得到充实和发展，具备客体所规定的人才规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制约，以及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人教育价值的产生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双向运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总和，主体因客体而获得价值，客体价值因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体现。
二、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均取得收入的增长。
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成人教育过程始终是围绕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发展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于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训练。人们的科技水平、生产技能的提高有赖于教育和培训。
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训功能与劳动能力提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劳动者的能力增值，即劳动者增值有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成人教育可使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为复杂的、较高级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劳动者劳动能力形成并增值的过程。成人教育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提升。劳动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显现于个人收益增加，同时生产效率提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实践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在教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在价值的创造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教育经济价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现: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双重性。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同时都体现了经济价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精神上的效益、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人教育主体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客体经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益，教育的投资功效并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实现，而是必须在教育过程完成后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偿还。和其他类型教育投资一样，成人对教育投资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有一个知识能力转化的周期。事实上，由于成人的学习特点的业余性也使学习到的技能可以相对较快地应用于工作，与青少年学校教育经济价值相比，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相对于其他投资来说，间接性还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特点之一。
3.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显著性。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经济价值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近现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出美国从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质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高达17.5倍。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和闲置社会资源来进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对小的特点也决定了成人教育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学历教育的费用相对较低。基于此，成人教育投资的高收益特点也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显著性的具体表象。
4.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长效性。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显现性，它不会突然显现出来，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知识到技能和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经由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只要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就能长效地发挥效用，即使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由教育把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更长久，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更持久地显现于经济运行中。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教育将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对于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简单劳动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劳动部门获得熟练和技巧，变成发展和特殊的劳动力，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指出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
同时指出劳动力能创造新价值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延长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劳动力就会生产出更多的新价值，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不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
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升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
现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实践。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体现其经济功能。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体现其经济价值。现代经济、现代生产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种需求，其原因也是因为成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成人教育发挥持续进行劳动力开发功能、有效实现生产力转化功能和促进生产力全面发展功能，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无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够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通过劳动者的训练来改造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2)就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性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于训练了全体劳动者适应知识和技能持续演变的能力，并培养了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的习性与态度。这样的间接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在成人教育培训与生产劳动结合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开发不仅有效地实现了科技知识由物的载体到人的载体的转化过程，同时也加速科技知识由人的载体向物的载体的转化进程。有效发挥了其生产力转化功能。(4)成人教育通过对劳动者尤其是在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建设，不仅可以作用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同样也可以作用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各种非实体因素，而全面促进成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教育经济学论文范文二：中学教师教育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能否由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需求，这是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能否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关键。而这一转化的实现取决于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投资收益率等因素。因此，政府部门须确保并增加继续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教育这一行业切实引进市场机制，从推进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及探索多种继续教育模式等方面去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动因;需求;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在我国开展已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问题。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一些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不够及培训方所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问题是导致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动因有偏差的重要原因。
然而，笔者以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这一活动。我们知道，教育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它会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消费性产品，更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作为新的教育实践形式的继续教育，虽然行政属性浓厚，不能以市场行为视之。
但仍旧具有经济属性，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学教师则是这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经济主体，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是由他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程度决定的。需求程度越高，内在动因越明显;反之，则外在动因越明显。经济学中，需求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故本文拟运用一般消费需求规律和投资需求规律，对我国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动因做出经济学分析。
二、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消费需求的分析
经济学上，消费需求简称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愿意并能购买的某种商品或劳务。由此可见，需求是指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影响需求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1.消费者偏好(即购买愿望)。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就会增加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反之则相反。而消费者的偏好取决于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程度或商品对于消费者效用的大小。某种商品越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其效用就越大，则消费者偏好越强，对该商品需求就越旺。2.消费者支付能力。所谓消费者支付能力是指消费者收入水平与商品价格之差。一般来说，消费者收入越高，商品价格越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越强，对商品的需求越大，反之则相反。对中学教师而言，他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程度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与高等教育相比，继续教育是一种非学历教育，它虽然使受训者的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增强，但并不能给受训者带来高学历。在当前文凭主义还盛行的条件下，继续教育并不能给中学教师带来社会地位的明显提升，也不能给中学教师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
同时，由于平时工作紧张，压力大，对中学教师而言，参加继续教育不仅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反而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负担。正因为如此，有些教师才会发出继续教育是给教师增负的慨叹。而且，如果培训方所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不过硬，使中学教师参训后并无获益，还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当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是有差别的。来自于城市的大多数教师，由于他们面临的竞争更激烈，教育教学改革的压力也更大，危机意识浓厚，因此有着较为强烈的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
继续教育对他们而言，有着更大的效用，他们对继续教育的偏好也就强烈一些。相反，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农村地区，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相对较弱，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教师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也就弱一些。高级中学的教师和初级中学的教师相比，中级职称的教师和初级职称的教师相比，由于其处境、素质不同，前者比后者对继续教育的偏好更强烈一些。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是缺乏强烈偏好的。
第二，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支付能力有差异。继续教育的收费可能不算高，但加上食宿和交通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需要中学教师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继续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竞争性，即继续教育提供服务的增加所引起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每增加一个教师来培训，培训方就要多负担一笔费用，这说明它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它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即社会效益，表现为通过继续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学的师资水平，从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对于产生外部经济的产品提供者，须由政府部门付费予以补偿。但在实践中，绝大部分教师是自费或负担大部分费用的。如据对杭州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一次调查中得知，有40.5%的教师经费完全或基本自理，只有5.5%的教师全部报销，其余的报销一部分。杭州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支付能力就完全取决于教师的收入了。而不同地区教师收入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城市中学教师比农村中学教师的收入(包括工资和福利)一般高出三分之一;经济发达地区与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收入差距更悬殊，有些边远地区甚至还存在着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培训费用往往更有可能得到报销。因此，支付能力的差异就更加凸显出来，不同地区的教师对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也就大为不同了。
三、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投资需求的分析
众所周知，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需求，更是一种投资需求，即消费者不仅从这种消费中得到享受，同时也以此作为一种投资手段。投资是为了赢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预期收益率越高，投资需求就越旺，反之则相反。假定投资成本为c，投资收益为y，投资预期收益率为R，则R=(y-c)/c100%。
可见，投资预期收益率与投资收益成正相关，与投资成本成负相关，投资成本越小，投资收益越大，投资预期收益率就越高，投资需求就越旺。同样，继续教育是中学教师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中学教师对其投资需求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继续教育的收益率，或者说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考查一下中学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成本。其成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际成本，包括继续教育的学费、各种资料费、住宿费和交通费;
二是机会成本，即如果不来参加继续教育而能挣到的额外收入。虽然，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工资和基本福利照发，但是某些补贴可能会失去。同时，继续教育大都放在双休日或寒暑假，有些中学教师本来可能会在此期间挣一些额外收入，如给学生补习、兼课，甚至带学生;还有一些农村教师，平时要兼顾家里的农活现在也兼顾不上了。
三是心理成本，由于中学教师平时工作量大，心理压力重，一周工作下来，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一下。现在要去参加继续教育，就得以牺牲闲暇为代价。即使继续教育放在工作日，但学校里落下的工作，照样要在空余时间补上，所以这个代价无论如何都是要付出的。此外，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在实际成本的支付上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培训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后者在住宿费和交通费的支出上明显高于前者。因此，正如有些农村教师提出来的那样，在参加继续教育的经济负担上，二者是不平等的。这也是导致农村教师参加继续教育不如城市教师积极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来考查接受继续教育所获得的收益。按理说，中学教师参加了继续教育，其人力资本增值了，收益必然会提高。但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一个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下的问题。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庄教授等人的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城镇及农村地区各为3.29%和4.12%，总体教育收益率为3.34%，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78%和4.46%，低于台湾的8.4%和16.1%。同样，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也不可能很高。我们假设培训方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质量相当高，态度积极的中学教师明显地提高了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提高了教学效果，也可能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有了一定的创新。但是即使这样，教师最多早一点评上职称，比别的老师多一点工资收益。据笔者了解，同一所学校中学教师之间收入的差异并不是很大，即使有差异，也主要是由于教师所带的班级考入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不同，因而获得的奖金数额不同而导致。也就是说，对初中教师而言，所教的学生考取重点高中的越多，其所获得的奖励就越多;对于高中教师而言，谁教的学生考入大学的人数越多谁的收入就越多。
因此，在目前应试教育、整个教育教学评价体制未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衡量教师水平的标准仍旧是学生的分数，而学生的分数靠大量的辅导材料及教师和学生大量时间的投入也能获得。因此，那些态度消极的教师、甚至不参加继续教育的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强化训练、题海战术照样能提高学生的分数，照样能获取高额的奖励。因此，惟一迫使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理由就是行政压力、评职称。假若培训方提供的培训质量不尽如人意，则教师从中获得的收益就更小了。
综上所述，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总体上是低下的，有时甚至是负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投资需求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对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继续教育尚未由中学教师外在被动的需求转化为其内在自觉的需求，是由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继续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所决定的。要促进这一动因的转化，也须从这几个方面去努力。具体对策如下：
1.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确保并增加对继续教育经费的投入。据笔者了解，继续教育的经费原则上是由政府部门调拨一点，中学教师所在学校负担一点，教师自负一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政府部门负担的那一块经费不到位，更不用说增加了。然而，充足的培训经费是确保继续教育顺利开展并真正吸引教师自觉参加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培训经费充裕，才有可能降低中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成本，才有可能改善培训基地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从而增强中学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偏好程度。
2.在教师这一行业引入市场机制并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学教师评价体系。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虽然我国教师这一行业早已实行聘任制，但只是流于形式，很少有教师因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而遭解聘，除非其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要切实引入竞争机制，实施真正的聘任制，合格者留用，不合格者下岗。
同时，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学教师评价体系，定期对中学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进行考核，以此为据，不仅从精神上，更从物质上奖优罚劣，拉开不同水平教师的收入差距。只有这样，才会大大增加中学教师不参加继续教育的成本，从而增加参加继续教育的收益。为此，须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并全面推进教师资格证制度，让更多的人愿意并有机会参与教师岗位的竞争，迫使现任教师为全面提升自身素质而自觉地参加继续教育。
3.推进教育教学评价体制的改革，加快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设。应试教育评价仅指向学生及学生的学业水平，进而以分数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这种评价体系造成的后果便是教师和学生都围绕着分数转。校方和中学教师本人为了提高学生的分数，不惜挤占学生的自习时间和假期。据笔者了解，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在假期里几乎没有多少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被各种补习挤得满满当当的。
劳动经济学心得体会篇10
同志们：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委、市政府在这里隆重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彰大会，表彰五年一度新评选产生的99名劳动模范和12个劳模集体。在此，我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受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劳模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同时，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节日祝愿!
劳动创造财富，奋斗谱写辉煌。xx年劳模表彰大会以来的五年，是我市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尤其是去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对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依靠全市人民，迎难而上，扎实工作，狠抓落实，全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民生事业协调推进，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乡面貌显著变化，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明显提高。XX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580亿元，增长13%;人均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我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财政总收入57.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4.4亿元，分别增长17.1%和17.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6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843元，分别增长10.3%和12.7%。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奋力拼搏的结果，也与今天受表彰的各位劳动模范和劳模集体的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示范带动分不开的。
劳动模范是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臣，是我们全市人民学习的榜样。在今天受表彰的劳模当中，有的长年奋战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为深入推进工业经济新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坚持扎根农村，为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创下了不凡业绩;有的为xx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呕心沥血，立下了卓著功勋;有的着力创业创新，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劳模身上，集()中体现了“坚忍不拔，开放兼容，求真务实，自强争先”的xx精神，这是加快xx发展必需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实现当前“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目标的强大动力和保障。
劳动模范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希望今天受表彰的各位劳模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奋发进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xx加快发展再创新绩、再立新功。
当前是xx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蕴含着重大机遇的一年。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和刚刚结束的市“两会”，对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作了全面部署。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需要全市上下一心，共同拼搏。市委、市政府希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xx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要开拓进取，创业创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深入实施“创业创新、富民强市”总战略，必须充分激发全市人民的创业创新热情、凝聚创业创新力量、集中创业创新智慧。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励先行先试，敢于突破常规，大力推进体制机制、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创新。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激发各行各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让一切劳动、技术、管理活力充分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广大干部群众是创业创新的主体，要学习和弘扬劳模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坚持以加快xx发展为己任，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创新、敢于创业，努力为实现xx又好又快发展建功立业、多作贡献。
二要克难攻坚、知难而进。当前，xx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也前所未有。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经济运行总体上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下行态势，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将更为艰巨。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带来的重大机遇，我市经济运行同样也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表现出下行趋势减缓、发展态势向上。可以说，今年既是xx加快发展的机遇年，也是克难攻坚的闯关年。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紧紧围绕“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工作主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敢于迎接挑战，努力在战胜困难中抢抓机遇，在加快发展中赢得先机。
三要勤勉敬业、苦干实干。任何发展，任何事业都是干出来的，劳动模范就是实干的典型。尤其在当前严峻的发展形势面前，更加需要实干精神。全市干部群众要学习劳模求真务实、勤勉敬业的实干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本职岗位上恪尽职守，在各项工作中奋勇争先，积极争创一流工作、一流服务、一流业绩和一流团队。
四要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当前xx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很重，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尤其需要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共度难关。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劳模为榜样，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支持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共同努力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发展氛围。
劳模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劳模的工作、生活，充分发挥他们在各项事业中的模范和表率作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模、学习劳模、关心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风气。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劳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积极配合()党委和政府认真研究完善劳模工作的新机制，妥善落实劳模的各项政策待遇，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这些为全市改革发展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功臣们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