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趋势篇1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王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引言
用以刻划、描述生育水平时期状况的指标――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持续偏低，因而在判断、讨论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时，累计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屡屡被采用。郭志刚教授近年来连续著文，在估计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同时，多次指出“队列平均子女数（累计生育率）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郭志刚，2008）。受郭志刚教授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探讨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分析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并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化推断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水平。
2两个用来计算生育率的指标
按照人口统计学对统计指标的定义，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之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某个年龄（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超过49岁的妇女完全度过了育龄期，其累计生育率就是终身生育率。队列累计生育率是该队列妇女的实际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各种有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我国妇女35岁以后生育的孩子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常常用35岁（或35~39岁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当作这个年龄（组）的最终完成的生育率，这样把妇女育龄期“缩短”一些，即将年龄上限由49岁降低到35岁（35~39岁），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既然没有到49岁，就不是“终身”，所以本文使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少人口统计专业书把总和生育率比作汽车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内瞬时速度保持不变，则瞬时速度所表现的数据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瞬时速度不断变化，那就要根据不同的瞬时速度累计距离后再根据
时间跨度计算平均速度。总和生育率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妇女年度的生育状况，当某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妇女的生育旺盛年龄从20岁到34岁为参照，至少要15年）不变，这个总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释为，从这个年份开始，经历了相应年度和相应年龄段后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生育结果，某一年某一个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这一年以前的各个年份经历相应年龄生育率的综合反映。如同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是两个不同的用来计算生育率的统计指标，自然不应混为一谈。
3两个指标孰优孰劣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状态，直接比较二者的优劣似乎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这里笔者仅仅把这两个指标在统计调查时获取的方便程度和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做一比较。
根据指标定义，要得到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调查到该年份处于育龄期每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该年份生育孩子的数量，如果计算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就要调查15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即使按5岁组计算，也要获得20~24岁、25~29岁、30~34岁3个年龄组的妇女和她们生育的孩子一共6个数据。而要计算某个年龄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只需要获得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她们生育的孩子数，一共2个数据。显然，调查和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比调查和计算总和生育率要简单和容易。
注：①前5列数据引自郭志刚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数据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华（1996），第3、4列是郭志刚（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据相关的调查计算的。
②第6列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
③第7列数据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再比较一下两个指标的数据质量。进入1990年代，无论是由国家统计局还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调查，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历次调查所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学者、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总和生育率真正含义的关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质疑，而且是一致质疑――数据偏低！严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显，道理也不难解释：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不会坦白地说出自己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她们为了躲避处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调查的当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调查得到的孩子数量必定低于实际出生的孩子数量，由此计算的年龄别生育率必定偏低，总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仅“偏低”遭质疑，“偏高”也遭质疑。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公布200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4，比近些年调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学家分析了调查的原始数据，发现20~29岁年龄组未婚妇女缺失较多，估计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所致。有的专家通过典型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到户籍地生孩子并且养育孩子一段时间。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动造成户籍地未婚妇女缺失、“分母”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应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龄组的生育率“提高”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也相应“提高”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报则指出总和生育率升高的一个原因：由初婚堆积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积――总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1.23和1.16，一孩总和生育率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1.07和1.23。偏低不对，“偏高”也不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认可呢？也难怪，近20年来不同调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总是不“一致”（见表1）。在对调查数据“偏低”的质疑下，不同机构和各方专家利用各种调查的资料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各种修正、估算、推断，从1.3、1.4到1.8、1.9，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于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觉扑朔迷离了！官方的口径则多年未变――“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根据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其余的分别出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集。
与对总和生育率的普遍质疑相比，近些年几乎没有看到、听到对于队列累计生育率质疑。把近些年来各种调查有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列在一张表中，我们发现，这些来自不同调查的数据竟然惊人地一致（见表2）！不仅是不同部门（国家统计局、人口计生委）组织的不同调查（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一致，而且不同调查相关的年龄组，数据也都是一致的！比如，1995年35~3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28，2000年40~4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5，2005年45~4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9。数据一致就能确定数据准确吗？为了“证实”，我们不妨先“去伪”：第一，造成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对调查、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影响不大。因为计算35~39岁组队列累计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为90％以上发生在调查前5年（即被调查对象30~34岁以前），甚至更“久远”。在调查的时候，这些生育行为所涉及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很难再隐瞒下去；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已经接受了处罚，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如实地报告自己已经生育的孩子数。而且，因为计算累计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孩子的年龄无关，与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即使生育行为发生在距离调查时点比较近的年份，被调查对象也可以任意改变生育的时间，却并不影响生育总量的调查结果。如果是计划外生育，那么生育发生的时间越早，罚款的标准越低。因此，那些近年来有计划外生育行为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时间向前推的条件下，如实回答生育的数量。这样不会影响队列累计生育率的计算结果，但会造成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总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则几乎不会影响35~39岁组的人数，因为35岁以上的妇女未婚比例极低。即使3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部分因为外出没有接受调查，然而她们生育的孩子同时也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并不影响计算该队列的累计生育率。去“伪”存“真”。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些年调查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相当准确的。
4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
既然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而且多年来多次调查的数据质量都比较好，那么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普遍遭到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观察、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变化。
4.1确实反映了实际生育水平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根据2001年35~39岁组妇女的队列累计生育率（1.88），结合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认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即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对于郭教授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明确指出的“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笔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节所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并没有将“队列累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混为一谈，而是根据调查得到的35~39岁这一批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生育的妇女队列累计生育率强调实际生育水平是1.8。笔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分析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报告中这样解释实际生育水平既符合队列累计生育率原本的含义，也是为了回避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尴尬。
但经郭教授批评，笔者现在感到，报告中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导。
4.2主要反映了“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
35~39岁队列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所包含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直到调查时的全部生育子女数，是她们在进入育龄期后各个年龄的生育率之和，与她们在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计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岁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实际上，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队列累计生育率都表明，妇女的生育高峰年龄在20~29岁，因此，某一个队列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度过20~29岁时相应年份的生育状况。按照时间推算，2000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状况，2005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状况。
4.3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不是“保持稳定”
根据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35~39岁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从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现在看来，在2000年，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而不是当时的形势分析报告中所说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时做出“下降”判断把握还不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抽样调查（两个调查抽选不同人群），现在的结论应该是明确无误的了。
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怎样变化呢？
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前面已经讲明了），因此不能“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或替代”，郭志刚教授多次批评这种错误做法，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不过，笔者以为，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不能直接用来替代总和生育率，但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队列累计生育率的“特长”分析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并进而根据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间接判断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说过，总和生育率相当于“瞬时速度”，队列累计生育率相当于“平均速度”。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现的时间顺序看，“瞬时速度”即总和生育率发生在“前”，是过程；而“平均速度”即队列累计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结果。根据一辆车的“瞬时速度”，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它将行驶的“距离”，即使是“速度”不断变化，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相应调整、计算“距离”，也可以相应地计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辆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行驶的“距离”，我们可以计算经过这段的“平均速度”，却无法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比如一辆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航站楼，我们知道了汽车行驶的距离和所花费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判断这辆汽车在开往机场的路途中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是多少（我们只能根据常识推测：这辆车在市内道路上行驶速度较慢，开上机场高速路后速度较快，经过高速路收费站时速度极慢，以后又加快速度开到机场航站楼）。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但根据“平均速度”，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瞬时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对象是甲、乙、丙三辆车，已知它们在相同的时间行驶了不同的距离，每辆车的“平均速度”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速度”的快慢，相应地判断：行驶距离较长（比如从北京南郊开到首都机场）的甲车“平均速度”较快，其在这段时间内的“瞬时速度”也应当较快，而同样时间行驶距离较短（比如从东直门开到首都机场）的丙车“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时速度”也应该较慢（即使它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不排除在某个时刻丙车的“瞬时速度”可能比甲车快。至于乙车，其行驶距离介于甲车和丙车的行驶距离之间（比如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车和丙车的“平均速度”之间，其“瞬时速度”应该大致介于甲车和丙车的“瞬时速度”之间。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只是叙述要稍微复杂一点：已知三个队列（分别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妇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处于35~39年龄组，她们经历了相同的生育年龄段（从15~34岁，可视为“时间”），这三个队列妇女的35~39岁累计生育率（可视为“平均速度”）分别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瞬时速度”）应该比较高，第三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较低，而第二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介于中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任何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要涉及35个单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或7个5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所谓“某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绝不是由这个队列的妇女的生育率计算的，笔者只是考虑到处于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5岁组的生育率对于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较为方便地阐释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错误地”对应起来。
于是，根据这三个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弹”一点）。
4.4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以下
既然总和生育率在“前”，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样是显示生育水平长时间持续下降，两个指标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数值上要呈现出“时间差”，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值比总和生育率的相应数值要迟几年才出现。郭志刚教授利用多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二者变化的时差，发现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时间差就越大（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几年，二者大约相差7年。由此笔者推断，2005年队列累计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67左右。
根据表3，进一步分析2005年35~39岁组队列（即1965~1969年出生队列）的妇女过去5年的累计生育率（即计算2005年35~39岁组累计生育率1.672与其在2000年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设下一个队列（即1970~1974年出生队列）未来5年增加的累计生育率保持同样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这个队列在2010年达到35~39岁时，其累计生育率应该是1.51（1.4＋0.11＝1.51）左右。以这个未来的累计生育率水平为参照，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经下降到了1.6以下。
5小结
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两个不同的指标，不应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总和生育率的调查和计算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而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比较高。利用比较准确、一致性很好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既可以直接认定19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也可以判断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基本可以推断总和生育率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6以下。
鸣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郭志刚教授、张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荣教授给予指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齐嘉楠、韩枫协助汇总数据，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2
2郭志刚.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人口研究，2004；4
3郭志刚.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8；5
4王谦，郭震威.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3(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王谦，郭震威.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4(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7潘贵玉.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8张维庆.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9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0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analyzingChina’sFertilitytrendsUsingCohortCumulativeFertility
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andcomparestotalfertilityrateandcohortcumulativefertility,anddiscussestheutilityofcohortcumulativefertilityinanalyzingthedecliningfertilitytrendinChina.therelativelyaccurateandconsistentcohortcumulativefertilitydatashowsustaineddecliningfertilityinChinainthe1990s,onwhichestimatesaremadethatChina’stotalfertilityratesintherecentyearshavedroppedtobelow1.6birthsperwoman.
Keywords:totalfertilityrate;Cohortcumulativefertility;Dataquality
生育率趋势篇2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
1.问题重述与分析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选择合适的角度探讨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人口结构包括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及老年系数等。预测并分析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判断计划生育新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程度，然后确定二胎政策放开的时间。
2.影响因素的分析
由于社会稳定，卫生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长期缺乏对人口增长的适当控制，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8年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很好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令人堪忧的问题：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现对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生育率水平
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转变到低生育率。特别是近几年生育率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
性别选择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1985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超过了112，明显的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值，且从总的趋势上看男女性别比值仍呈增长趋势。
（3）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根据人口红利的定义，我们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在2015年之后，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我国人口红利将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4）老龄化问题
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联合国的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2]。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超出标准2.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已经在2000年达到了老龄社会。并预测出到2030年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
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快速提升。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3.差分方程模型预测
根据讨论过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可预测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值。所以可以预测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1：
图1：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1可知：少年儿童人口系数有平稳的下降，这可能由于人口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开的原因;青壮年人口系数持续下滑，2038年达到60%左右，之后直到2060年都维持在该水平;老年人口系数在2041年达到峰值后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内持续走高，2060年达到72.23%;人口性别比变化幅度较大，从2040-204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最低，在1的附近，在2050年之后逐渐回升，2060年达到1.02。
当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2：图2：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2可知：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青壮年人口系数下降较平缓;少年儿童人口系数有较小幅度的升高，2030-2040年是一个平稳期，变化较平缓，2040年之后则逐渐升高;老年人口系数不再一直上升，而是在2036年达到高峰后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系数变化趋势相似，在2037年达到顶峰后呈下降趋势;人口性别比变化较平缓，这与实行二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当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3：
图3：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2、图3可知，在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与2013年比较，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影响几乎相同，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差异极小。只是老年人系数与老年人抚养比的高峰分别前移，人口抚养比上移，说明实行二胎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平稳。接下来预测在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4：
图4：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将图4与图2、3对比知，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变化更平缓，更利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稳定。所以将2010-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在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稳定较有利。
4.模型的评价
人口的变化可以用阻滞增长模型来描述，人口主要由总量的固有增长率决定。但是不同年龄人群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为了更精确地预测人群的增长趋势，我们用按年龄分组的人群增长预测模型。该模型可预测出各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即可以预测出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老龄化程度、青壮年、少年、老年系数的趋势，最终预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生育率趋势篇3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第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第年龄组的生育率为，死亡率为，生存率为，有，假设和不随时段变化。的变化规律：时段第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第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第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③
则（1）、（2）可表为，④
其中，由生育率和生存率构成的矩阵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及死亡率，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生育率趋势篇4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607万元增加到952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310.12元增加到9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619万元增长到337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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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趋势篇5
[关键词]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差异；泰尔指数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068
1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教育保障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自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贫困地区的招生力度，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3年增加114%，圆满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0%以上的目标。
虽然我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与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分析来测算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度。
2基于泰尔指数测算方法的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现运用泰尔指数的测算方法，来研究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程度。设e、m、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ie、im、iw分别为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泰尔指数，代表三个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根据泰尔指数的定义及公式，得到：
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这三者总和即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SX（]i2[]it[SX）]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表明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根据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公式，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对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省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作为相对指标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合适一些。
地区内差异。2002―2013年中部地区内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整体趋于平稳。在东部地区内，2002年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泰尔指数为02263，说明东部地区内的地方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到2004年泰尔指数下降4182%，说明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不均衡有所缓解，2006年同2004年相比，上升了1478%，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有所扩大。2006―2008年，东部地区内差异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出现短暂的上升，2011―2013年，东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尽管2013年相对2012年差异稍微有所上升。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总体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02年的泰尔指数为02577，到2005年上升了2472%。2006年相比前一年下降了778%。2007―2009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小幅度的上升，2010―2013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分别上升了668%和下降了2556%。整体上分析，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西部地区内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内差异，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
总体差异及差异分解。2002―2013年，地区内差异与地区间差异二者的泰尔指数趋势变化基本一致。其中2002―2005年，地区内差异呈上升变化，上升了16054%。2006―2008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8年同2002年相比，上升了11026%。2009―2013年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9―2013年，地区间差异逐渐在缩小，2013年同2002年相比，增长幅度为48767%。整体上分析，地区内的差异明显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说明全国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总体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的差异，同时从差异贡献率来看，地区内明显大于地区间。
3结论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2002―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对总体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进行分解，得到了以下的基本结论：
第一，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内部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显然大于地区间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地区间差异只构成总体差异的小部分。在地区内差异中，西部地区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差异最小。
第二，在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中，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远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贡献率。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基本在90%以上，这也表明了全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中，东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与西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呈相反的态势。中部地区差异贡献率最小，基本处于10%以下。
参考文献：
生育率趋势篇6
【关键词】视力,低;沙眼;龋齿;患病率;学生
【中图分类号】R1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817(2010)0-0747-03
视力不良、沙眼和龋齿是中小学生最常见3种疾病,严重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为更好地掌握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研究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制定儿童常见病防治措施,笔者对兰州市2004-2008年中小学生3种常见病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根据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选择兰州市有代表性的学校作为监测点学校共50所,其中中学10所、小学40所,5a共监测7～15岁学生218975人,其中男生115557人,女生103418人。
1.2检测标准对监测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严格现场监测质量控制。视力检查使用SLD-ii型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视力不良的学生采用串镜检查,以确定其屈光的属性。视力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裸眼视力≥5.0为正常,5.0以下为视力不良。龋齿以《关于龋病、牙周病全国统一调查的规定》标准执行。沙眼以《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提出的沙眼临床分期分级标准》为依据。
1.3统计分析对监测数据按项目指标进行统计整理,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2004-2008年度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见表1。
总体上除视力不良外,学生沙眼和龋齿患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年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视力不良患病率各年度基本保持在30%上下,2006年最低,为24.75%。
2.22004-2008年不同学段学生患病情况见图1,2。小学生视力不良总体患病率为26.73%,各年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8.63,p>0.05)。沙眼和龋齿2004-2008年总体发病率分别为17.79%和20.49%,同时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年度之间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中学生视力不良患病率平均高达49.19%,与小学阶段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87.70,p
2.3不同性别学生患病情况兰州市中学和小学不同性别学生3种常见病患病情况见图4～6。男生和女生视力不良的患病率分别是27.27%和34.98%,女生明显高于男生(χ2=1486.66,p
从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兰州市中学和小学学生无论男生还是女生,3种常见病患病率都呈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
3讨论
视力不良、沙眼和龋齿是中小学生最为常见3种疾病,严重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卫生部全国第3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龋齿是我国国民最突出的口腔健康问题之一,儿童是龋齿发病和龋齿防治的高危人群,5岁儿童乳牙龋齿的患病率为66%,12岁儿童恒牙龋齿的患病率为28.9%,中年人龋齿患病率为88.1%,老年人龋齿患病率为98.4%。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是与贫穷、文盲、个人及环境卫生不良密切联系的“社会性疾病”。wHo专家估计,全球约1.46亿人因患活动性沙眼急需治疗,其中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我国致盲原因中,沙眼已列于第3位,我国政府已经将沙眼列为学生常见病。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小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20%～30%,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过去存在的城乡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与学龄增加、学习强度密度关联的视力不良、近视日益成为防治的难点和重点[1]。
从2004-2008年常见病监测资料来看,兰州市7～15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是患病率最高的常见病,为30.89%,低于其他大多数省市[2-5,9];沙眼患病率为16.89%,低于曲阜市[7],高于其他省市[2,4-6,9],处于较高水平。龋齿患病率为17.22%,处于中游水平,明显低于甘肃省2005年的平均水平[10]。
通过对2004-2008年兰州市中小学生3种常见病发病情况的分析发现,总体上除视力不良外,沙眼和龋齿2004年后患病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小学学生视力不良总体患病率为26.73%,各年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沙眼和龋齿发病率分别为17.79%和20.49%,同时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中学学生与小学阶段相比,在常见病发病上有不同的流行特征。中学阶段视力不良的患病率明显升高,平均高达49.19%,而且呈逐年升高趋势。表明初中阶段学生学习压力增大,是视力不良患病急剧增加的阶段,应该注意用眼卫生,同时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注意眼睛的休息和保护。中学阶段沙眼和龋齿的患病率明显降低,总体患病率分别是12.8%和2.72%,并呈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兰州市中小学学生3种常见病除龋齿外,沙眼和视力不良患病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从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兰州市中学和小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沙眼和龋齿患病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与文献报道[5-6,8]基本一致。
视力不良是兰州市中小学生患病率最高的常见病,其原因普遍认为可能与目前的教育体制有关,如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且随年级增长而增加)等,另外还可能与户外锻炼少(女生活动更少)、看电视和计算机时间过长、不注意读写姿势等有关。预防视力不良还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切实减轻课业负担,同时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管理,加大学生用眼卫生宣教力度。
2004-2008年学生沙眼和龋齿率出现明显下降,这与学校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学校卫生状况改善和推广氟化物使用有关。但总的来看,兰州市中小学生沙眼和龋齿患病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在龋齿的防治上,社会上“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还没有彻底改变。中小学生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口腔卫生习惯的建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重点是加强学校健康教育课程和提高家长对学生常见病防治和个人卫生习惯养成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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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趋势篇7
关键词：森林培育技术；发展趋势；措施
中图分类号：S75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60432144
1森林培育技术的发展趋势
1.1森林培育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森林培育技术是既重视市场需求又重视环境问题的，就是在保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基础上，来利用先进技术满足用料需求。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所要达成的目标，森林培育技术也在向着这一目标发展，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提供服务，还要为固结水土、改善气候作出努力。一些对环境有危害的技术，如化肥、农药等，随着森林培育技术的进步将逐渐退出舞台。
1.2森林培育技术的定向化发展趋势
森林不仅要满足生态需求还要满足生产需求，而生产需求又可以细分为很多种。为了尽快的培育出不同需求的森林资源，应该将不同用途的树分开来培育，使用不同的育种、育苗、整地技术，尽快满足社会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将森林划分为天然林和工业林，工业林又可以分为纸浆林、建材林、单板用材林等，突出不同用途林业的培育重点，更快、更准地生产出工业材料，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1.3森林培育技术的集约化发展趋势
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越来越遭，虽然可以利用森林来缓解，但是工业需求也是很庞大的。未来要既顾及环境又要满足社会需求，森林培育技术就要向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控制树木培育的密度、时间以及用料，以有效缩短培育周期，让树木增速增长。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成果，在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增加资源的使用价值，挖掘培育技术潜能。
2森林培育技术的管理措施
2.1加强育种阶段管理
育种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国外一些优异的育种技术是可以大大提高树木质量的。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我国也要加强育种技术的开展工作。以杉木子代测定技术为代表的育种技术在上世纪末已经得到推广，目前杨树、柳树等树种的培育技术是常用到的。育种技术可以使树木的成材率、密度、纤维素含量等相关指标有明显提升，优化森林资源基因库，提高了树木的质量和效率，以满足社会需求。
2.2加强育苗阶段管理
育苗阶段是森林培育技术中的重要一环。要规范育苗过程的程序，要重点注意基质制备、容器选择、催芽、播种等各个环节，要及时配合化学测定来选择合适的育苗环境，来提高存活率和质量；就是要提高育苗技术，从环保高效的角度出发去选择树种，在处理过程中要结合生物学特点和繁育特征来确定合适的处理方法，包括种子的采集、储存等，以保存优质种子，创造良好条件。
2.3加强整地阶段管理
树木生长的环境也就是土地的质量是树木快速生长的重要一点。土地的平整时间以及方式，还有施肥时间和用量都是十分重要的。要针对不同树种，结合当地土地检测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整体措施。要从整体出发，针对整体的各个环节来做好机械设备以及所需材料的准备；要规范整地技术，明确规定整地时间及方式，最大化优化土地，为森林资源的培育提供最好的土地环境。
2.4加强栽种阶段管理
栽种阶段最重要的是注意森林的密度，如果过密，会使得树木争抢养分，不能健康生长；如果过疏，又会浪费土地资源，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因此，为了保证树木在后续阶段有很好的存活率，要严格控制树木栽种的密度。另外，控制密度也将有利于机械化作业，提高培育效率。
2.5加强林地整体管理
林地管理主要包括养分管理、凋落物的处理以及树木修剪。养分管理要注意时时监控树木的养分，在合适的时候给树木施肥，在养分过盛的时候采取措施防止树木烧死。凋落物的处理要经过规划和研究来确定最佳的处理方式。修剪则是有利于树木的生长，控制分支争抢主干养分，帮助树木茁壮生长。林地的管理对于树木的再生长和资源的再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重视的环节。
总之，森林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下，既要满足社会需求，又要为环境优化做出贡献，就需要不断改进森林培育技术，提供不同用途的优质树木，为林木的可持续发展做好规划。
参考文献
[1]董广志，王洪武，唐琦.我国森林培育技术的发展趋势及管理措施[J].中国农业信息，2015（17）.
生育率趋势篇8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
（l ）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生育率趋势篇9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从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也有四个阶段：
（l）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2、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看人口转变的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3、从“制度一政策一发展”的综合角度看人口转变历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生育率趋势篇10
关键词冬小麦；积温；参考作物蒸散量；霜期；时空分布；河南周口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06-0199-04
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ClimateResourcesinwinterwheatSeasonUnderBackgroundof
ClimateChangeinZhoukouCity
tanYan-jing
（ZhoukoumeteorologicalBureauinHenanprovince，ZhoukouHenan466000）
abstractBasedonthe1961-2015dailymeteorologicaldataandfrostobservationdatafrom10meteorologicalstationsinZhoukouCity，thespatiotemporaltrendsandcharacteristicsofthemainagriculturalclimateresourcesinwinterwheatseasonwereanalyzedbyusinglineartrendestimatemethod，correlationanalysisandmann-Kendalltest.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accumulatedtemperaturehigherthan0℃duringthegrowingperiodofwinterwheatincreasedsignificantly，andithadanabruptchangeinthebeginningof1990s，withthe1993discontinuity.theprecipitationhadlittlechange，however，theinter-annualanddecadalfluctuationsweresignificant，withadecreasingtrendfromsouthtonorthinspace.thereferencecropevapotranspirationhadasignificantdecrease，andtheinter-annualanddecadalfluctuationsweresignificant，withadecreasingtrendfromeasttowestinspace.thesunshinesignificantlydecreasedduringthegrowingperiodofwinterwheat，andithadanabruptchangeinearlytwenty-firstcentury，withthe2005discontinuityandadecreasingtrendfromeasttowestinspace.thefirstfrostdatewasslightlydelayedandthelastfrostdatewasaheadoftime，whichcauseddecreaseofthefrostdays，andtheinter-annualfluctuationwassignificant.
Keywordswinterwheat；accumulatedtemperature；referencecropevapotranspiration；frostseason；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ZhoukouHenan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过去130年的气候变化史无前例，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85℃，21世纪后气温变化尤其显著[1]。以气候变暖、日照减少和降水时空变异为特征的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业气候资源[2]。农业气候资源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积温是影响冬小麦产量的因子之一[3]。全国范围内变化较明显的为≥0℃年积温，并且积温带有明显向北移动趋势[4]。参考作物蒸散会影响冬小麦需水量，降水不足地区则需灌溉以求高产[5]。华北平原年降水量下降趋势不显著[6]，年参考作物蒸散量呈下降趋势[7]，华北地区为喜凉作物生育期内日照时数减少最明显的地区[8]。受全球变暖影响，华北地区霜期缩短显著[9]，河南省初霜期呈推迟趋势，终霜期有提前趋势[10]。总之，极端天气的发生明显增加，导致农业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强度加大[2，11-12]。
周口市是河南省农业大市之一，冬小麦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在全省占重要比重。本文选取≥0℃积温、降水量、参考作物蒸散量、日照时数、初霜冻日、终霜冻日、霜期为指标，研究冬小麦生育期内农业气候资源时空变化特征，以期槎小麦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决策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域与材料
研究区域为河南省周口市，四季分明、温差较大、降水不均，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气象资料来源于周口市10个国家气象观测站1961―2015年共55年的逐日观测数据，其中，日照时数时间序列为1965―2015年。数据主要包括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平均风速和霜期天数。研究区内冬小麦自10月上旬开始播种，翌年6月上旬收获，文中统一选择10月至翌年5月作为冬小麦生育期。
1.2研究方法
1.2.1农业气象指标。选取的农业气象指标主要包括≥0℃积温、降水量、参考作物蒸散量、日照时数、初霜冻日、终霜冻日、霜期。参考作物蒸散量et0采用Fao1998年推荐的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13]。初霜冻日为每年下半年第1次霜冻出现日期，终霜冻日为次年上半年最后一次霜冻出现日期，终霜冻日和初霜冻日之间的日数为霜期。为方便计算，计算初、终霜冻日时采用儒略日的表示方法，如1月1日为1，12月31日为365（闰年为366）。
1.2.2分析方法。农业气候资源的趋势变化采用气候倾向率分析法[6]，显著性检验采用相关分析法，突变选用mann-Kendall方法进行检验[14]。利用matlab、origin等软件绘制某一指标的时间序列图，利用arcGiS10.0的反距离权重法（iDw）对某一指标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空间分布图。
2结果与分析
2.1≥0℃积温变化
由图1（a）可见，周口市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0℃积温有明显增加趋势，积温倾向率为66.4℃・d/10年（p
2.2降水量变化
由图2（a）可见，周口市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降水减少趋势不显著，平均降水量为279.8mm，降水倾向率为-2.6mm/10年。m-K突变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突变点，但年际变化明显，1963年和1998年为高值年，2011年为低值年；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波动较大，60年代降水最多，21世纪初期降水最少。从图2（b）可以看出，周口市降水量随纬度变化明显，降水量和纬度相关系数为0.70（p
2.3参考作物蒸散量变化
由图3（a）可见，周口市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参考作物蒸散量呈显著递减趋势，平均参考作物蒸散量为867.1mm，蒸散量倾向率为-33.68mm/10年（p
2.4日照时数变化
由图4（a）可见，周口市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日照时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日照时数倾向率为-60.9h/10年（p
2.5初、终霜日及霜期变化
由图5（a）、（b）、（c）可见，周口市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初霜冻日曲线呈明显上升趋势（p
3结论与讨论
研究区内近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所有站点≥0℃积温呈明显增加趋势，区域平均气候倾向率是66.4℃・d/10年（p
研究区内近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气候倾向率仅为-2.6mm/10年，不存在突变点，年际和年代际波动明显，降水量随纬度递减（p
研究区内近54年冬小麦生育期内所有站点日照时数均有明显的减少趋势，且平均每10年减少60.9h（p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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